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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土改又成时髦话题，新土改再成迷人诱惑，农民都已醉眼迷离。改来改去，本报以为，现在的土改都是在还债，还六十年前的债。其实，倒退六十年，全国掀起土改热潮时，曾有独立知识分子上书毛，力阻土改，并做出了惊人的预言，不幸的是，预言成真!本报带您来一起回忆这段惊人的预言，这个人就是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这是一个先知者的悲哀，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1949年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他六十年前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分析，神奇地概括几十年的折腾之后，终于被政府和学者认识了的问题。董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他认为，当时共产党的文件和政要的讲话，都引用莫须有的调查，认定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经过多次重复而被误认为事实的虚言，令董愤愤不已。他指出，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数据，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了董的观点。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董时进主张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中国的优秀人才，许多来自地富家庭。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数，这对海外读者，不过是常识;然而在国内，地主就是黄世仁那样的大坏蛋，至今仍然是从小学开始灌输的观念。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之后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出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并曾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职。1938年，他在成都创办《现代农民》，在发刊辞中称，一是要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一是要作农民的喉舌。月刊内容分政论、农业科技、农人之声和通俗文艺三部分。从农民的角度和需求来办一份刊物，看来自然而简单，在中国大陆却忽略了数十载，直到今天，在数千份社科和人文类杂志中，针对农村人口的，也仅有 1980年代中创刊的《乡镇论坛》、《农家女》等极少数。《现代农民》月刊也抨击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董写过&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文章，还针对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写了&请政府禁呼万岁&一文，其中写道：&万岁原系君主时代对皇帝的称呼&，&万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组织政府雇用官吏，而结果好似找来了一些老祖宗&。《现代农民》月刊遭国民党当局压制，他于是发表文章说：&批评政府是农民的权力，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评& 。1945年10月，董时进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民盟政纲之一。董时进则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退出民盟。日，董时进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他在成立宣言中说道：&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六十年后，也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提出给农民与公民权利的主张。董的见解，似乎更为深刻。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所以一方面它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民党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大'，董时进著文指责&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这800人的小党也不为共产党所容。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董时进曾经赞扬中国共产党&有朝气，精神振作，办事务实，政治廉洁，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恶习&，尤其是赞扬陕甘宁边区的& 三三制&政权。到1950年初，他对共产党的希望破灭，他也知道自己给毛上书不可能被接纳，此时，应付他的大新农场公粮缴纳，令他焦头烂额，最后幻想破灭，决定远走香港。他对今后中国的去向十分悲观，对农民的前景尤为绝望，说：&将来生产出来的东西，可是要尽量缴归政府，自家能够保留的，最多只够养活性命，再多是不成的。换句话说，土改政策，不外是要将富人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夺过来交给农民，叫他们利用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产。这和给牛一个犁和几块地，叫它去耕，是没有分别的。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处呢?贫民为了报答政府的赐赏，除了为政府生产外，遇必要时还要去为政府打战。总而言之，共产党是要用富人的钱和物，用贫民的力和命，去帮他们打天下& 。作为农业经济学家，董的思考的角度不囿于经济。&组识贫农和一些无产无业的分子，告诉他们说：'地主和富农都是封建的，他们残酷地剥削了你们，所有使得你们贫穷。现在我们要帮助你们去吧他们的土地房屋占过来，把各种农具，家具，粮食，等等都拿过来。''那些贫民明明知道所谓地主富农并不是什么封建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贫穷并不是由于地主富农剥削，然而政府的委员既然对他们这么说，叫他们这么做，而且他们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又何乐不为呢。于是他们只好硬把自己的良心窒杀掉，随着政府的委员(工作组)一齐去打抢。这一些贫民即使暂时得到了一点儿物质的好处，可是他们的天良完全被毁灭了。&他对土改的批判，和数十年后研究思想文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等得出一致的结论：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颠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他对随土改而来的乡村悲观预言，包括土改以后就会收回土地搞&社会主义化&，几乎都不幸言中。他祖母曾经是个贫穷的寡妇，善持家，到父亲辈，薄有田产，又极重教育，故而供他外出求学。且看他如果预言未来的农村教育：&在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所以农村中尚能产知识分子和各项人才。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种十亩八亩的小贫农，他们的糊口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进学校。如果学校都改成公立吧，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在过去有富人负担，贫寒人家可以豁免，现在要大家平均负担，他们负担得起吗?何况孩子们要捡柴拾粪，帮助杂活，即使有免费的学校，也没有去受教育的时间。农家子弟不能受教育，农人永远不能翻身了&。他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其实，他如此建言时，知道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再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最后，(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说：)&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如《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著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 1950年到香港后，写了《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我认识了共产党》，《共区回忆录》等三本小册子，后又在台湾出版了小说《两户人家》。也出过两本英文著作。他于1950年赴美定居，1984年在美辞世。风起云涌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富民之道忧心忡忡，不少理想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靠某种主义得救。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读几本小册子，听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就可以迷上某种主义，将之奉为真理;而研究问题则须具备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还需要付诸社会实践。遍地哀鸿的年代，知识分子没有那个耐心。在当年的农业大国中，董时进是极少有学识和经验，了解农村，兼备中国文化和国际潮流视野，又格守理性常识的人才。他的真知灼见，淹没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看到土改横祸不能制止，董痛心疾首，却并不气馁。&追求了这许多年的民主自由，最后乃不免扑一个空，而且发觉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比历来更专制，更恶劣的景象&。&民主自由本是难得而可贵的宝贝，不是俯拾即是的芥末。为它而奋斗，是很值得的。一生追求不到，还有下一代，最后总是可以获得的& 。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景均判若天渊。”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共产党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云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曾经，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历史所能赋予他的荣耀，恰恰是我们透骨的哀伤。
回到地主时代了
看到节制生育就懒得往下看了，继续意淫反人类去吧。
这个学者不光是对农业研究很深，经济学原理看的也很透啊
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当年大陆搞的土改，充满了血腥恐怖，死了许多人。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善良的人民不禁要问了，土改不搞得这么血腥恐怖就不行吗？还是让我们看看蒋介石在台湾是怎么进行土改的吧。　　蒋介石退到台湾之初，占台湾农村人口11%的地主拥有土地56%，88%的农民只占耕地22%，近40%的佃农和雇农无地。他们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一般都在收获总量的50%以上，有的高达70%。为了解决农民问题，蒋介石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由陈诚负责操作，于年在台湾开展土改运动。　　台湾土改是把孙中山的主张“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变为事实。蒋介石研究了太平天国的《□□田亩制度》和大陆的土改政策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以 绝对平均主义均田，是农民小私有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大陆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侵犯地主利益是不可取的。陈诚决定“不以暴力手段夺富人 之田为己有”，“不抢富济贫”，“不实行激烈农民革命”，“实行温和的改良”。　　台湾的农村改革（“土 改”是中国大陆的特有说法）没有斗一个人，也没有死一个人，而是用和平的经济手段完成的。政府先出钱，把土地买过来，再根据当地农民的实际需要和能力，用 分期付款的方式，把土地卖给贫苦农民。农户们先种地，如启动生产的资金有困难，政府还给予贷款支持。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产品，从每年的获利中逐年还给国 家，经过若干年还清本利后，农民就变成了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农民非常拥护这一改革，他们按资本经营方式，努力发展生产，这些农民实际上已转变为农业工 人，每个农民向社会提供的农产品，远远高于大陆农民。对出卖土地者包括大陆所谓的地主，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帮助他们用卖地获得的资金，开发企业、工商业和 服务业等现代产业。由于从事现代产业的收入比地租收入要多的多，因此他们非常乐意将土地卖给政府，将卖地的钱转为资本发展现代企业。　　台湾土改最值得称道的是“阶级合作”式的办法。“地主、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子，叫农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损失。”地主的土地虽 被征收，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工商巨头。农村改革使台湾的经济全面发展起来了，通过十几年的努力，进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70 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的基础，实得益于50年代初之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台湾土改，地主农民各得其利，皆大欢喜；敌 对阶级握手言欢，实现共赢。　　1994年在新加坡时，一位留美的华人博士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苏联、中国都是“消灭”了地主，致使两国的农业发展缓慢，至今没有完成从农业经济转轨 到工业经济；欧美各国以及“亚洲四小龙”则是“消灭”了贫农，农民成了工人，地主成了资本家，农业经济过渡到了工业经济。“你们是越干越穷，人家是越干越 富。”　　现在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大陆要高的多。农村改革前台湾农民跟大陆农民一样穷，三四十年前台湾农民就富裕起来了，现在台农家里有一两部汽车以及各种现代化农机，已是很普通的事了。这段历史尽管让我们汗颜，但却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想当初，我们的“土改”进行的轰轰烈烈气壮山河，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大部分农民还很贫穷，有些地方的农民连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为什么 呀？为什么当初就非得进行“红色恐怖”的土地革命，无情没收土地，把地主斗倒斗臭还要踏上一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呢？为什么就不能实行一种让农民、地主和 政府双赢的政策呢？
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于1949年12月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土地改革的看法。这封信全文如下：查中共土改政策的基本理由，不外乎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剥削性的，所以应该废除。我们固不能否认若干大地主，例如军阀官僚恶霸等的封建性，但若说一切的或多数的地主富农，以及整个土地制度都是封建性的，则未免言之过当。何以故，请申说之。甲、为何不能说整个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这些条件并不足以构成封建性。因为在有财产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机器牛马等，无一不是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呢？有一些人说，土地与其他物品不同，土地是天然物，房屋等是人造物，故不应同一看待。这种说法也纯然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农业土地决不应视为天然物，而实在是人造物。土地不但必须开垦，才能变成耕地，而且开垦仅是使天然的土地变成农业生产的土地的很小一部分工作。至于大部分的工作乃是斩荆棘，凿井挖塘，开渠筑堤，平整地面，砌筑梯田，作埂掘沟，排除积水，培养肥性，开辟道路，修建桥梁等许多事项。这些设施即是土地生产及支持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没有这些设施，土地或者完全不能生产，或者只能很短暂而且微少的生产。所谓农地，乃是天然的土地加上这许多改良工作后的总称，兴都市的房产是地皮加上砖瓦泥木等的构成品的总称，其理相同。举几个特别显著的例子说：譬如长江及各大河流两岸防水的堤坝，如洞庭及各湖泽周围的圩堤，如江南罗网似的水道，如华北密布的水井，如四川及西南各省特多的梯田，如海边防潮的大坝，如南方遍地所见的池塘，诸如此类的人造成的成绩，都是与土地的生产力不能分离的，也可以说即是农业土地的一部分，而且是较重要的一部分。农地的价值，主要的是在这些人工改良物上面，而不是在一些天然生成的碎石粉上面。所以在完全未经开发过的边远地方，土地几乎一文不值，而已经开发及改良的农业土地，则价值非常高贵。不多年前，察哈尔绥远诸省放荒招垦，每亩定价一角，而承购者寥寥，然而内地熟田则每亩至少值十元，超过数百倍之多，这超过的价值即是人工开发改良的结果。固然这些开发改良的成绩乃是累代无数人力所积留的，而不是现在的土地所有者所亲手做成的，但是他们曾经付出过相当的代价。城市的房屋也并非房主自己的劳力所造成，他们也不过是付出了代价。过去一般经济学家不仅当土地是天然物，而且以为它有不可破坏性，现在的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知道那种学说是错误的。在一些农牧方法不良好的国土，耕地和牧场被毁而放弃的，动辄以千百万亩计，所以才产生空前的水土保持及土壤保肥的伟大运动。中国的水旱灾之严重，和农业生产之低劣，其最基本及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农业方法不良，致使土壤瘠薄，及江湖池塘溪流等淤塞之故，若再不纠正这种错误观念，仍当土地是天然物，不可毁坏，以为可以听其自然，毋须继续不断地维持改良，培养肥力，则充其极非使全国变成沙漠与泽国，并使整个民族灭亡不止。乙、为何不能说一切地主都是封建性的？在乡下买田地，乃是一种比较守旧的，小规模的保存钱财的方法，大有钱的军阀官僚买办等并不喜欢多买田地，即使买一些，也仅仅是为安置他们的钱财的很小一部分。所以各大家族和豪门，并非以乡下的大地主著称。这些大富豪的财产，最大部分是放在城市或外国。在城市买一亩土地或一座房屋，要当在乡下买几百几千或几万亩田地。钱很多的人嫌在乡下买田地太烦琐，只有二三流的有钱人才喜欢在乡下买田地。至于乡下土生土长的地主富农，概是一些所谓土财主，他们绝对够不上封建的资格。他们中间虽不免有少数土豪恶霸之类，然而究以驯良的人民占多数。他们大都是一些勤俭的，安分守己的分子，他们的财产多半是由辛苦经营和节省积蓄而来。虽然他们也放账(乡下间凡有积蓄的都放账，固不限于地主富农。特如雇农赚得的工资，农妇卖鸡蛋的存款，为数不多，不好做别的用途，便只好放账，而这些小额放账常常是利率最高的。)但若说他们起家，主要的是由于放高利贷剥削贫民，则殊不足信。因为贫民的身上根本榨不出很多油来，即使他们想借账，也不容易找到借主，即使借得到钱，也只能借到很少数目。乡下不怕出高利大宗借债的，多属一些染上嗜好的懒惰浪费的地主，他们有的是田地作抵押，也才有人肯放账。至于勤俭的农民，谁都知道高利贷的危险，决不肯轻易借债。凡是有能力有信用的人，如果遭了意外的损失，或有紧急的需要，常常是可以找到亲友帮忙挪借，并不一定要走高利贷的路子。所以即使说有一部分的地主或富农是由于放高利贷起家，然而他们所剥削也多半是一些堕落的地主，而不是勤苦的贫雇农。
让我举几个关于地主和富农的实例给你听，这些都是我所直接接触到的事实：一个五十多岁的三轮车夫同我谈起他的家事，他原是贫农出身，三十年来用他的血汗钱陆续买进了共有一百廿多亩地，现在他的地都被分给当地的游惰分子了，自己分到的不满十亩，不愿在乡下种田，所以到城里来踏三轮车。他很感觉愤恨不平，他说出这样一句伤心话：“我们年年日日冒风雨暑热在地里做活的时候，那些人却在茶馆进酒馆出。他们游手好闲，吃穷用穷了，还说是被我们剥削了，要分我们的地。”我家有一个老奶妈，做了二十多年的奶妈和佣工，随时将她的工资积蓄寄回家去，零零星星的共买了二十多亩地，连原先所有的合计有三十余亩。她以为辛苦半身，可以回家养老，但是她的地大部分都分给别人了。她只有一个丈夫在家，仅仅分得三亩，后来丈夫死了，家乡已经久无消息，她的地就算是完全没有了。她做二十多年苦工的积蓄，全部化为乌有，她的伤心和怨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有一家不甚远的亲戚，弟兄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亩。老大是一个守本分的老实人，在乡下务农兼做小买卖，生活极其俭朴，历年积下钱来，添买了五六十亩田地。老二嗜赌兼吃鸦片，分家后不多年已将田地卖光。老三早将全部田产卖去，将钱拿在城里做买卖，发了财，已经买了几处房产，并有不少的现款和货物。现在老大的田要分出去，老二可以分田进来，老三最有钱，但他的全部财产在城市，不致遭受损失。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为老大叫屈。这些不过是随意举出的几个例子，类此的事例太多。实际上这些所代表的乃是普通一般的情形，而不是特殊的例外。中国自古就产生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哲学，历代政府都鼓励人民买地，称为落业，一般人又向以为土地是最安全的财产，以故安分守己的分子都欢喜把积蓄变成土地，从没有人把买田购地当作是有封建意味的，或有害他人的事体，也没有人把出租田地当为是一种封建剥削的行为。在以前帝俄和许多欧洲的国家，土地大多为贵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买卖，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像一个一个的小国家一样，将它一代一代地传袭下去。地上面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须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随同土地被出卖给另一个贵族。那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中国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我曾经费过很长久的时间，并竭力排除任何可能存在于我脑子里面的成见偏见，去仔细地考察思索，始终找不出中国的土地制度和一般的地主富农的封建性在什么地方。除了这些关于是否封建性的基本理论而外，我还另有几点意见和事实，要提醒您：一、新民主主义规定要联络小资产阶级；中国小资产阶级无疑的是以乡间的中小地主及富农为主要部分，除去了他们以外，殆无所谓小资产阶级。现在对于城市的大资产阶级尚不没收其财产，反而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主和富农要没收其土地及财产，这是把他们当作敌人，与新民主主义的宗旨完全违背。二、大战以后，开国之初，最急之务莫如安定秩序，医治疮痍，使人民休养生息，不宜再有摇动人心之举。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本此宗旨行事，而独在乡间，为推行土地改革政策，正在从事调查及组织工作，准备分掉地主富农的土地。这不啻磨刀霍霍对他们表示：“磨快了就要将你们开刀”，使得凡有土地者(在界线尚未确定之前，凡有土地者均不知其土地是否将被分掉)均惶惶不安。他们不但不能庆太平日子的到来，反而感觉还有大难在后头，这决不是开国时所应有的现象。三、国家并未废除财产私有及土地私有制度，中共且屡次声明保护私有财产。土地是乡下人的最主要的财产，也是正当的财产，现在政府对于城市富人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和工商业的生产工具都加保护，乃单独没收乡下的土地，而且没收分配之后，依旧准许私有及出租，这样无故夺去一部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四、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是以耕者有其田为范畴。平分土地的办法，则是无论自耕与非自耕，都一律平分，又不但自耕的田地也要分，而且分出去仍可以不必自耕。这种办法与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两端都不符合。五、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虽有不少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然而自身由贫农起家者亦很多。即使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亦必须其自身健全，否则必然衰败。这即是说，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但这绝不是说，贫农都是低劣的分子，因为在战祸绵亘，百业不振的情况之下，多数人都没有改善他们的境遇的机会。但是，无论哪一个贫农都没有不愿意成为地主或富农的，若说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地主或富农，乃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特别高尚，不愿意剥削他人，则决不足信。国家当然应该帮助这些贫农去改善他们的境遇，但帮助他们的正当办法，是在和平恢复之后，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多创造就业的机会，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够赚到丰富的进款，而不是分给很少几亩土地，把他们羁縻在小块的土地上面，使他们继续留在农人已嫌太多的农村里面讨生活。他们耕种那样小的一块土地，终年劳苦的结果除去了粮税及各项开支以后，根本还是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
在另一方面，这平分土地的办法，不论人的勤惰及能力的大小同样分给面积相等的土地，因而勤快的及能力强的，或许嫌不够做，懒惰的及能力弱的，或许还做不好。这种情形显然是不会使生产增加的。不特如此，待和平完全恢复之后，许多人都会嫌他们的土地太少，不够耕种，也不够维持生活，因而他们会纷纷出外做生意，或别谋职业。他们的田地不是出租，便只好留给不能外出的老弱妇女耕种。到那一天，农业生产更非减少不可。
上面是第八条里面的内容，必须单列出来 因为我就面临着这样的困扰，老家已经无人了，几年不回去一趟，但还在牵挂着自己那几亩薄田，想卖掉用来在城里买房也不允许。相信未来农村出来的年轻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竟有此事？深感意外，深表震惊，深度震撼！我们都一直以为66年来做的都是天经地义的！没想到还有不这样想的，不这样做的，还可以不这样做！
我一直认为粮价低是农民不开窍，太爱种粮了，不知道转变，因为过去饿死过人，所以农民更热爱种粮了，怕再饿死了。所以拼命种粮，恨不得把所有的土地都种上粮食，把地种的到边到沿儿，立斗立斗的地都种上粮食，看着都吓人
哎……悲剧又能怎样，每个人就像被囚禁这不平等的笼子里，卑微的活着
说的再多，有个毛用？你也改变不了什么，还是好好的种你那二亩三分地去吧，
楼主思考的太沉重，确实是现实农村的状况，小时候总是看到父母为了多一分少一厘的的粮价发愁不解，难道那么多人不用吃饭。后来去了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打工才知道原来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有经济规律的，规模化机械化分工化的大农场必将取代包产到户，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美国的（非转基因）粮食交了那么高的关税运到国内的价格竟然还比我们自己的保护价还要低。父辈们深入血液的土地情节，让我无言以对……
目前农民该何去何从呢？
中国现在不是粮价低，而是高，跟国际市场一比就知道，给农民补贴只是一个阶段。农业产业粗放附加值低，从业人口只能越来越少。以后得发展只能是价格越来越低，农民越来越少。农民固有观念会随着一代人的长大得到彻底的扭转。
那双不算转，嘿嘿一笑黄良听着，道：“没事瞎晃荡，赵大的眼睛，滴溜溜的急哥有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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