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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中的信任与专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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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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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险社会的公共治理之道
　　〔摘要〕现代性的发展引起了社会风险性的扩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在正视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在实践中致力于拯救现代性的历史宏任，在理论层面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新视角。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特征及其对中国公共治理的消解，客观上要求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治理：建构协商型民主政治；建构新的公共政策机制和多元文化网络治理结构；改进官僚制，构建民主、公平、开放的政府管理体制。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5828415.htm　　〔关键词〕风险；风险社会；社会建构；官僚制；公共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9-07 　　一、风险与风险社会 　　1.风险与风险社会的概念 　　长期以来，风险问题一直是工程学和自然科学关注的话题，人文社会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一问题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贝克和一批研究者，比如吉登斯、拉什（ScottLash）、卢曼（Niklas Luhmann）、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等对风险问题的研究，在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中终于为人文社会科学挽回了一点颜面。 　　“风险”（risks）一词并不是中国的本土化词汇，它来自西方世界。现代英语将风险界定为：发生伤害、毁损和损失的可能性。从词源学上讲，这一词汇由希腊文山崖（cliff）派生出来，意思为“在山崖中航行”，随着西方近代航海业的发展，这一词汇逐渐用于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领域，意指遇到危险或触礁。目前，在商业和金融领域中，风险投资、商业风险等概念已经广为人们熟悉。而贝克、吉登斯等学者在反思现代社会诸种问题的时候引用了这一词汇，并且大大扩展了这一词汇的内涵与外延。风险理论创始人贝克认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1〕风险不同于危险，危险是发生灾害或损失的一种必然性，而风险只表明一种可能性。在贝克的意义上，风险还特指跟工业社会不同的一种社会总体状态。危险与风险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有决断的参与：“风险取决于人的决断，它引致的损害亦是由人的决断决定的；危险则是先于人的行为决断而给定的，引致的损害亦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主要危险来自自然的灾变，故而危险性是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要素；在现代社会中，危害直接源于人或社会群体的观念或行为”，这便是风险。〔2〕 　　在工业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中占主导地位的风险主要是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外部风险”，即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然而随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随着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由人类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进步所造成的“人造风险”开始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形式，包括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等。 由“外部风险”转向“人造风险”，是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进入到风险社会的重要标志。乌尔里希?贝克把“风险社会”定义为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具有普遍的人为不确定性原则的特征，它们承担着现存社会结构、体制和社会关系向着更加复杂、更加偶然和更易分裂的社团组织转型的重任。并进一步指出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形态发展的延续性和风险社会的历史坐标。即，风险社会是与工业社会不同的一种社会形态：“正如现代化消解了十九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在形成之中。”〔3〕 　　2.风险社会的形成 　　吉登斯认为由“外部风险”转向“人造风险”，是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进入到风险社会的重要标志。而“人造风险”的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风险的主要形式，则源于人类工业理性狂妄野心的无限膨胀和驾驭这种野心的社会制度的日渐衰落。即，风险社会的形成从总体上说是人类工业理性滥觞以及社会在组织制度架构上无力阻止、挽救这种滥觞的合力结果。 　　现代化在消解传统封建社会结构的同时，更是把人类带入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和科技日趋先进的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在物质和精神领域，甚至在人类社会一切方面所带来的较之于传统社会的巨大变化和成就进一步鼓舞了人类理性的张扬。人由被动接受自然物质馈赠的奴仆翻身成为改造自然、甚至在越来越宽广的领域里驾驭自然的无上之王。个人为了满足个体的物质生活欲望，民族国家为了追求GDP的不断增长和综合国力的相对优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把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达致上述目标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段时间里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的累积，最终带来困扰全人类的生态危机。当单纯依靠资源因素的经济发展模式达到了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科技进步作用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因。同样，人力资源的无限挖掘带来人本身的异化，科技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也日渐显现，这一切都带来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危机。而人类在工业社会中构建的社会组织制度架构，由于历史积攒的陈旧和自身运行的惯性，在快速变化的现实世界中却无法做出快速有效的回应。在这自然和社会危机面前，人在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胜利成果的历史档口，突然在价值层面失去了精神的追求和对意义的追寻。人类不仅外受自然和社会危机的困扰，内心还饱受价值意义的困惑。双重的煎熬加剧了工业理性的非理性运用，从而也加剧了社会的危机程度，风险社会在工业理性的狂妄野心中和深层迷茫中诞生。即贝克所说的：“由于工业社会的自信（众人一心赞同进步或生态影响和危险的抽象化）主导着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和制度的思想和行动。风险社会不是政治争论中的可以选择或拒斥的选项。它出现在对其自身的影响和威胁视而不见、充而不闻的自主性现代化过程的延续中。最后暗中累积并产生威胁，对现代社会的根基产生异议并最终破坏现代社会的根基。”〔4〕
　　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和最优化配置，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和大碰撞，与此同时，它还携带着风险跃出一国范围而向世界扩散，由此引领了世界风险社会的来临。因此风险社会就意味着全球风险社会。在全球风险社会中，各种新的风险不断涌现，它们影响的范围更大，带有更强的不确定性，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类整体的生存。在全球风险社会，没有“他人”而言，“我们全都不由分说地卷入一场宏大的实验，这场实验由我们自己进行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我们的控制”。〔5〕这意味着，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已经演化成一种超越个人的、针对全人类的、系统化的、不可逆的危险；所有国家民族和个人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对这种危险的分配。 　　3.风险社会的特点 　　与工业社会相比，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是：“风险取决于决策；它们以工业方式被生产，并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政治上的反思性。所有早先的文化和社会发展阶段以各种方式面对着危险，今天的社会则通过它处置风险的方式而面对它自身。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6〕具体来说，风险社会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人造风险”是人类面临的主要风险形式。“人造风险”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主观人为风险，即人们在主观上已经预知某种行为可能导致的潜在危机而不自制所引发的风险，比如环境污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二是客观人为风险，即由人类活动而导致的自然风险，如“沙尘暴”、“温室效应”等；三是介于主客观之间的制度化风险，即由社会制度自身的不完善、不合理而导致的风险或由于社会制度的过于完善，从而产生一种超稳定结构，由这种超稳定结构所掩藏或导致的风险。 　　第二，风险愈发不可见和无法预测。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科技的精尖端发展，使高科技武装下的人类行为的负面效应也愈发隐蔽，从而导致风险的隐蔽性和无法预测性。比如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各类辐射、农副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或添加剂问题以及空气中悬浮的颗粒微尘和弥漫的有毒气体。对它们的精确测量、特别是它们对人们所造成的实际损害还无法精确测算。 　　第三，社会各领域的风险相互关联。在全球风险社会，风险广泛散布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但是社会各领域的风险并不是孤立产生和存在的，相互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最常见的比如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风险往往引发企业与社会的矛盾冲突、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风险或政治风险。 　　第四，社会风险非均衡分布。虽然在全球风险社会，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于风险之外，但是在或大或小的一个时空范围内，在一个或宽或窄的人际圈中，风险的分布却呈现出鲜明的非均衡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分布逻辑与工业社会的财富分布逻辑具有强相关性。这就是贝克所说的，极端的贫困和极端的风险间存在系统的“吸引”。〔7〕从全球范围来看，“风险的全球性并不意味着风险在全球是平均分布的。恰恰相反，环境风险的第一定律是：污染与贫困形影相随”。〔8〕 　　第五，风险的全球性和高危性。在世界风险社会中，全球化让整个世界联系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使得即使是局部性的风险也很容易迅速蔓延至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从而造成更大的影响。比如SARS和诞生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不仅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风险越来越具有一种高危性，这种高危性根源于我们对那些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所知甚少。“高危性的风险具有一种独特属性。它们所包含的灾难危险越多，我们对于所冒风险的任何真实经验就越少，因为如果事情‘出错’的话，那就已经太晚了。”〔9〕 　　二、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与特点 　　1.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 　　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曾做出这样论断：“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10〕在遭遇SARS的伤痛还没抚平，备受社会转型之痛的中国人又接二连三地遭遇了2008年暴风雪、汶川地震、3?14拉萨事件、7?5新疆事件、食品安全危机，当还有一些人在质疑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能否借用西方理论的概念和框架的时候，风险中国的观念似乎也被更多的人接受。 　　中国风险社会的产生，既有与西方经验的相通性，又具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是中国在近代社会转型以来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概而言之，中国风险社会的来临受到以下因素的激发。 　　第一，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对生产力的狂热崇拜。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使中国与世界现代文明的发端曾经失之交臂，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延续性的古老帝国在世界现代化早期所遭受的创伤成为帝国昨天和今天永远的伤痛和警诫。从此，追赶西方现代化就成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最有号召力的旗帜。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决定了对生产力的盲目崇拜；而对生产力的盲目崇拜必然带来盲目的资源开采和利用，带来过分的消费积累和生产扩大化；政府产生了对GDP的盲目崇拜。生态环境危机、积累与消费的矛盾、政府与社会发展目标的错位所带来的一系列危机，带来了中国最基本的社会风险。 　　第二，经济社会体制转型。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中国经历了上百年革命的血雨腥风；现代化的根基还没有夯实，却又遭遇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不二选择。而今，双重转变都在进行中，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和后现代因素并存，三种时代的风险成为当下风险中国的时代奏鸣。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制度转型。或者是缺乏新的制度应对新的风险，或者是现有的制度能力不足无法解决风险”。〔11〕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和不确定性，使得这种“人为的不可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意味着风险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每个人都面临着未知的几乎不能预测的风险”。社会陷入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12〕的公共安全治理困境之中。
　　第三，社会转型中各类问题的聚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的时代，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西方世界两百年的发展道路，这也使得西方世界在两百年的时间中遭遇的问题一下子聚集到当下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加，不仅彻底地解构着城乡社会结构，而且也在严峻地考验着城乡现有社会结构及其承载力，结构性风险潜伏其中；日渐扩大的社会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距离没有产生美，反而产生了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与误解，人际风险悄然出现。除此之外，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就业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群体间信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中聚集，必然会对社会结构的容纳度和人们心理的承受力以及政府的应对能力提出挑战，从而成为当下直接困扰中国的风险所在。 　　促成风险中国形成的因素很多，相互之间的建构性也都远远超出以上分析；中国进入风险社会也没有明确的时间界点，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与其说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不如说具有空间上的标示性，是对中国当下新的时代形势和社会特征的总体把握。“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社会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处在风险社会时代，但不能讲某个国家是风险社会，尽管那个国家的国内情况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安全。但是，风险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认知概念，还是一种正在出现的秩序和公共空间。”〔13〕 　　3.中国风险社会的特点 　　在世界风险社会时代，风险中国既具有风险社会的一般性，也有中国风险社会的特殊性。中国风险社会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风险共时性。这是众多学者都阐述的问题。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现代化报告二○○六》显示：中国目前是一个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并存的三栖型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传统的危险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危机并没有完全消除，与工业社会的发展逻辑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一起共同遭遇知识社会的解构。所以，三种社会形态中所存在的风险在中国齐聚登场。中国社会面临着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巨大的风险挑战。历时性风险共时态存在，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风险喷发期。 　　第二，风险叠加性。风险叠加性不仅仅指历时性风险的多样性，也不仅仅指历时性风险共时态存在性；〔14〕更突出历时性风险共时态存在情况下相互之间的激荡，后浪推前浪，从而进一步抬高了风险的强度，增加了风险的复杂性和风险影响的广度。同样是企业污染的风险，在中国和在西方发达国家所造成的风险影响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国家的处理思维是比较简洁明了：关闭污染企业或增加企业成本治理污染。而在中国，这一污染风险就比较复杂：关闭或治污与企业发展之间的深刻矛盾、关闭或治污与地方政府利益之间的矛盾、群众对企业和政府的信任度、群众和企业职工与企业发展之间的理解与信任等。企业污染的风险一旦遭遇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其他相关风险，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污染风险的强度及处理的难度。 　　第三，风险感知的多样性。风险不仅是客观存在，也是社会和文化的建构，不同文化和社会情境下民众的风险感知、选择不完全一样。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认为，不同社会组织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和价值取向，“组织之间的巨大分化对应于它们所规定的期望和价值的巨大分化”〔15〕，不同组织的风险感知各不相同，习惯于选择对他们所倾心的制度秩序构成最大威胁的风险类型。就当下中国而言，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组、社会群体的阶层分化和利益群体的产生，使得同一风险在不同阶层或利益群体中的感知完全不同；也使得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对社会风险的主观选择认知存在巨大差异。 　　第四，风险和财富分配中的阶级因素。 　　风险和财富的分配都少不了阶级因素的参与。但是风险分配的逻辑与财富分配的逻辑又不尽然相同，“风险总是以层级的或依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在这种意义上，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的相互重叠。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16〕在转型中国，传统阶级因素的影响对财富和风险的分配支配作用会更大，凭借财富力量可以使富者愈富，同时控制风险的分配；而穷人会穷者愈穷，被迫承担或吸纳更多的风险。 　　三、风险社会对中国公共管理的消解作用 　　风险是对未来社会危险的关系界定，具有潜在的社会损害；而一旦风险真正出现，就会造成实际的社会损失与损害。在物质层面之上，风险对社会结构与社会管理具有非常明显的消解作用，从而给社会公共管理带来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1.风险社会对公共管理的组织基础――官僚制的消解作用 　　从20世纪官僚制的建立和运行的情况来看，在现代理性的绝对支配下，它依据严密的组织程序和固定的工作流程重整社会秩序。无论对于被重整的社会，还是对于官僚制自身所属的职员和制度，都具有一种确定性。然而风险社会的来临，官僚制刻板的组织流程、单向度的理性思维、既定的信息传输通道、囿于职守的职员都不能有效处理风险社会的信息爆炸和各种突发性的危机事件。虽然许多风险不是由于官僚制直接引发的，但是却是由于它的无能与无力促成的。风险社会建构的非确定性深刻地瓦解着官僚制的根基，其对现代理性的反思直接冲击着官僚制建立与运行的理性基础。遥想当年SARS的爆发，仿佛一记闷棍彻底打晕了政府本不敏感的神经，相关政府部门仓促应对这种突发的社会公共危机。世界舆论和全国民众都在关注和期待着中国政府的应对良策。经过这次前所未有的现代公共危机事件的洗礼，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应对后来的雪灾、震灾等危机事件时，反应和行动均敏捷许多。 　　2.对民主制的消解作用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过程；与此相对应，风险社会中的政治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在工业社会民主政治中被认为是非政治的经济和科学发展在风险社会中获得了深刻的政治内容，即科学发展所带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提高导致了限制民主的要求，并对现代民主制构成了潜在的危险。“在风险社会中产生了完全新型的对民主的挑战。它包含了一种使预防危险的极权主义合法化的倾向。”〔17〕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民主制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保持民主，有可能降低应对系统风险的能力；而如果通过极权或压迫性的力量去解决风险，又会动摇根本的民主原则。突破这种两难选择将是风险社会中民主制的中心任务之一。
　　3.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消解 　　政治本身随着风险社会的纵深发展而逐步沦落和消解，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风险本身的去政治性与政治系统的功能丧失。因为“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到最后，将没有任何一种社会机制能够用来处理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糕的事故，而且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秩序能够用来在各种可能性中浮现最坏可能性的情况下确保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不被摧毁。”〔18〕也就是说，从工业社会进入到风险社会后，现有的政治体制就难以保全，从而陷入最终被消解的难以摆脱的命运。二是在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本来属于非政治范畴的技术和经济逐步获得了政治的内涵，并出现了问鼎权力宝座的趋向，这种“外在于并超越国家――政府政治体制的代表性制度的政治”〔19〕，即亚政治崛起了，政治和非政治的界限变得模糊；所有工业社会中的制度垄断――包括科学对理性、男性对工作、婚姻对性行为和政治对政策的制度垄断――都被打破了，政治变成了分化的、没有中心的政治。 　　四、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 　　风险是潜在的危机，也具有两面性：风险的发生既可能造成灾难和痛苦，也可能带来发展和创新。如果积极应对并应对得当，则存在风险的社会薄弱领域将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领域。对于政府而言，在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强势侵袭下，传统的和现有的政治模式、组织基础和政治力量日渐衰微，从而不能起到自身应有的社会治理与整合的作用，给社会公共治理带来了一定的困境。那么，立足风险社会的视阈，对风险社会的政治和公共管理进行重建和反思，改进政府管理、改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风险存在的正功能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此，构建新的公共治理框架成为应对风险社会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国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创新的一次契机。 　　风险社会对传统的官僚制、民主制和社会结构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消解作用，导致了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失效。这种失效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结构性失效、制度性失效和政策性失效。重建风险中国的公共治理，应致力于解决上述三种失效。 　　1.构建协商型民主政治 　　与早期工业社会相比，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于灾害的外在分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为了应对风险，政策合法性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平等自由公民的广泛参与基础之上。“政府政策必须对那些受此政策制约的公民意愿负责，如果它们想成为合法的话。”〔20〕代议制民主已经难以承载这样多元化的政治参与，协商型民主政治应运而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风险社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拓宽和加强民主政治的机会。〔21〕荷兰的沃特?阿赫特贝格说：“实践的结果只有一种类型的民主，那就是沿着协商民主的方向拓展和加强自由民主，只有它才能使风险社会从容应对生态灾难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22〕相比于被风险社会消解的代议制民主来说，协商型民主的优势在于：“协商过程的政治合法性不仅仅出于多数的意愿，而且还基于集体的理性反思结果，这种反思是通过在政治上平等参与尊重所有公民道德和实践关怀的政策确定活动而完成的。”〔23〕具体来说，首先，协商型民主政治的程序正义和平等价值不仅仅赋予所有政治参与人平等参与的机会，还赋予他们平等地施加政治影响的权利；其次，决策是在公民及其代表的公共讨论和争论过程中形成的，理性的讨论具有超越个体自我利益与局限的优势；最后，形成决策的过程是将说服而非强制看作是政治的核心，参与者可以在获得最具说服力信息的基础上修改自己的建议，并接受对其建议的批判性审视，通过相互理解和妥协达到协商结果的一致。 　　2.构建新的公共政策架构 　　“风险取决于决策……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得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24〕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为了规避风险、积极应对风险，公平合理地分配风险，需要建构一个新的公共政策架构。这种新的公共政策架构以风险分配机制为核心，以社会建构论作为其哲学基础。社会建构论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由处于权力结构或权力场域中的地位和旨趣不尽相同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通过权利和利益的博弈而建构、发展和变迁，换言之，社会是由利害相关者的行动（创造）建构的产物。按照这一规范要求，在一个由利害相关者组成的社会系统里，公共政策的架构首先必须建立在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基础上，所有跟风险分配相关的人，无论是风险的制造者还是承受者、有权者或无权者，都应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传统政策哲学中的排他性在这里将不会得到任何认同；其次，公共政策应突出实践的可行性与审慎性，强调政策的深远效用和技术精湛性，而不能仅仅关注于非此即彼的政策伦理信念；再次，在公共政策决策与执行的过程中，始终正视权力结构的存在，在接受不同个人与群体的权力、权利和利益现实差别的前提下构建公共政策；最后，在广泛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权利与责任相联系的风险分配机制。 　　3.构建多元网状治理结构 　　立足于风险社会的特点以及它对公共治理的消解作用，风险社会的公共治理结构依然遵循利害相关者路径。这意味着公共治理的主体不仅仅是国家、市场或公民社会的任何一方，更不应该仅仅是政府，而是一个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专家、公民个人等等所有涉及公共事务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和风险分担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状结构。在其中，所有利益相关者共享公共权力，他们各自的利益都能得到充分展开和主张，在复合博弈中明确权利和责任，以及风险的分配和承担。多元网状治理结构也许不是应对风险社会公共治理结构性失效的最佳方法，但是却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4.改进官僚制，构建民主、公平、开放的政府管理体系。 　　工业社会的官僚制有其理性、程序的优势所在，但是无法应对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挑战。而且，以此为组织基础建立的政府管理体系呈现出集中控制的特征，无法适应风险社会公共管理的要求，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的制度失效和制度风险。杨雪冬曾深刻指出：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制度风险。〔25〕吉登斯在指出制度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重建的解决途径，“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固定安全的，而是充满了焦虑，并被深深的分化所影响。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我们所体验到的那种无能为力并不是个人失败的标志，而是反映出我们的制度无能为力。我们需要重构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些制度，或者建立全新的制度”。〔26〕而官僚制度的改进，则是所有制度重建和政府管理体系创新的基础。官僚制的改进，首先在于培育官僚制职员的风险意识、协商民主理念和现代权利责任意识；其次是对官僚制赖以存在的工业理性做整体性自我反思；再次是改变传统官僚制刻板的工作流程，以弹性组织架构提高其应对社会风险不确定性的能力；最后，建立官僚制与社会组织友好协作的平台和工作机制，共同应对社会风险。
　　小结 　　现代性的历史战车曾经带领人类战胜中世纪的愚昧和无知，打破神权统治，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新伦理秩序，带给人们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现代性自身发展的两歧性〔27〕也带来了一个戏谑性的结果：现代性的发展引起了社会风险性的扩散。风险社会理论在正视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在实践中致力于拯救现代性的历史宏任，在理论层面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新视角。这一认知概念是对一种“正在出现的秩序和公共空间”〔28〕的深刻描述，是“一个历史―系统的结构模式”〔29〕。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不能也不应该自外于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在世界风险社会时代，中国也无法自外于国内外的风险，所以，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话语体系中解说中国风险社会面临的“危”与“机”，从而重建中国公共治理之道，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不二选择。因为，在全球风险时代，没有“他者”。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29〕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3〕〔6〕〔7〕〔16〕〔17〕〔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5，45，36，97. 　　〔4〕〔5〕〔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8〕〔19〕〔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50. 　　〔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 　　〔10〕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 （1）. 　　〔11〕〔13〕〔25〕〔28〕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64-269，39. 　　〔12〕〔20〕〔21〕〔22〕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9-260，329，317. 　　〔14〕刘岩.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中的和谐社会议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 　　〔15〕Douglas，M、A.Wildavsky. Risk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转引自肖瑛.风险社会与中国〔J〕.探索与争鸣，2012，（4）. 　　〔18〕〔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 　　〔23〕Jorge M. Valadez，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Legitimacy，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USAWestview Press， 2001， p.32. 　　〔24〕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183. 　　〔26〕〔德〕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4. 　　〔27〕邴正.当代人与文化〔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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