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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返乡创业中地方政府责任与研究——以重庆市K县为例.pdf 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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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福林 主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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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支持研究 6045字 投稿：梁鮍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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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１ 年 第 １ 期　 ０１ Ｏ （ 第 ３４ ） 总 ８期 　商　 业　 经　 济　 Ｓ ＨＡＮ Ｅ ＪＮＧ Ｉ ＧＹ 　Ｉ Ｊ　Ｎ ． ，０　 ｏ ０２ １　 １ １Ｔｏａ Ｎｏ３ ４ ｔｌ 。８ 　【 文章编号】 １０— ０３２１） —ｏ６ ０　 ０９ ６４（０１１ ０ｏ— ２ ０黑 龙 江省 农 民工 返 乡创 业政 策 支 持研 究　刘　 刚　（ 北农 业 大学 东【 摘资 源与 环境学 院 ， 黑龙 江哈 尔滨１０３ ） ５０ ０　要 】 现 阶段 ， 黑龙 江省 已经 面临返 乡农民工转移就业的严 峻形 势。 在这 些返 乡的农 民工群体 中不乏一些具备 一　定技 术和管理 经验 的人 才， 想凭借 自己的一技之 长开创一番事业 。 在创业过程 中遇到 了许 多 自身难 以克服 的困难。为促　 但 进农 民工返 乡创业 ， 黑龙 江省应提供创 业教 育培 训、 创业融资 支持和创业环境优 化等政策 支持 。 　【 关键词】 黑龙江省； 农民工； 乡 返 创业； 策支持　 ｉ ｔ 【 中图分类号】 Ｆ０． ３ ６ ４ 　 【 文献标识码】 Ａ 　Ｓ ｕｄ 　 ｆｔ 　 ｌｃ 　 ｕ ｐｏ ｔ ｆ ｒ ｔ ｅ Ｒｅ ｒ ｉ 　 ｉ ｒ ｎ 　 ｏ ｋ ｒ 　 ｔ ｙｏ 　 ｈｅ Ｐｏ ｉ ｙ Ｓ ｐ ｒ 　ｏ 　 　 ｔ ｎ ｎｇ Ｍ ｇ ａ ｔＷ ｒ ｅ ｓ ｈ ｕｏ 　 ｉ ｎ ｊ ｎ 　 ｒ ｖｎ ｅｔ 　 ｓ ｂｉｈ ａＢｕｉ ｅｓ ｆ Ｈｅｌ ｇｉ ｇＰ ｏ ｉ ｃ　ｏＥ ｔ ｌ 　　 ｓ ｓ　 ｏ ａ ａ ｓ ｎＬ Ｕ Ｇａ ｇ Ｉ　 ｎ　Ａｂｔａｔ Ｎ ｗｄ ｙ， ｅｏｇｉ ｇ ｒ ｉｃ　ａ　ｅｎ ａｅ　ｉ 　 ｅ ｅｅ 　ｔａ ｏ　 　 ｅ ｔ ｎｎ 　ｉｒ ｔ ｏｋｒ’ｈ ｔ ｍ ｌ ｍｅｔ ｓ ｃ： ｏ ａａｓ Ｈ ｉｎｊ ｎ　 ｏ ｎｅ ｓｂｅ 　ｃｄｗｔ ｔ 　 ｖｒ ｓｕｔｎｏ ｔ 　 ｕ ｉｇ ｇａ 　 ｒｅｓｓｉ ｅ ｐｏ ｎ． ｒ ｌ ａ ｐｖ ｈ ｆ ｈ ｈ ｓ ｅ ｉ ｉ ｆｈ ｒ ｒ ｅ ｍ ｎｗ ｆ 　 ｙ 　Ｉ　 ｅｅｒｔｒｉｇｍｉ ａ ｔ ｏｋ ｒ， ｎ 　ａｅｃ ｒ ｉ　 ｃ ｎ ｌｇ 　 ｄｍａ ａ ｅ ｎ　ｘ ｅｉｎ ｅａ ｄｗａ ｔｏｐ ｒｕ 　 ｅｒｏ 　ｕｉｅｓｓｂ 　 ｎｔ ｓ　 ｕ 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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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达 到　 ３４ ７ ，占省 外 转 移 农 村 劳 动 力 总 量 １２ ０８ 人 ３ ． 人 的　 ９万 ２ ％； １ 月 ｌ ． 到 ２ ３ ０日， 省返 乡 的农 民工 达 到 ４６ ５ ， 全 ８３ 人 　 占向省外 转移总 量 的的 ３ ％，０ １ ３ 初 ，黑龙 江 省　 ． ２１ 年 月 ６１ ． 政府要建立培训保障机制。各级政府要把“ 培育创　 业型农民” 作为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策略， 　 将提升农民工创业能力纳入黑龙江省的农业政策体系。 　一是组织保障。 加强政府组织领导， 成立以政府领导为组　因金融危机返乡的农民工已经达到 １．万人 ，占全部返　 ５ ６ 乡农 民工的 １％， ２ 黑龙江省已经面临返乡农民工转移就　业的严峻 形势。 了解决这 一问题 ， 要鼓励农 民工返 乡 为 就 　长， 农业部门牵头 。 相关部门参与的培训领导小组。加大　政府 目 标考核力度 ， 一级抓一级 ， 层层抓落实。二是制度　保障。借鉴国外的做法， 加快农 民工教育培训立法步伐 ， 　尽快 出台有关农 民工 培训 方面 的法律 、 规 ， 农 民工 教　 法 使 育培训工 作依法 有序 、 有效 地开展 。 是经费保 障。 民　 三 农 工教育培 训是公 益性 事业 ， 费用 应 由公共财政 承担 。 培训 　创业， 创造一批新的就业载体 ， 以创业促就业 ， 带动当地　农村 富余 劳动力 的就地就 近转 移 ，为农 民的就业 和增 收　开辟 新 的道 路。 　现 阶段 农 民工返 乡创 业存 在一 些优 势 ，在 这些返 乡 　把农民工培训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 ，同时鼓励社会培　 训机构、 社团组织、 公司渔 业） 投资农 民工教育培训， 多渠　的农民工群体中不乏一些具备一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　 才。 他们在发达地区企业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掌握　 了实用的生产技术 ， 开阔了眼界 ， 而且也熟悉市场信息和　 渠道，返回家乡后想凭借 自己的一技之长开创 自己的事　业 。但是 ， 由于资金 、 场地 、 策等 诸 多方面 的制约 ， 民　 政 农道筹措农民工培训资金。逐步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 社　会、 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和保障机制。 　 ２ ． 建立有序的培训监管机制。农民工创业培训的内　容、 方式和过程 要符 合市 场运行 规律 ， 分发挥 市场机 制　 充工在创业过程中遇到了许多 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他们　迫切 需要社会 各方面 的支持和 帮助 。 　 【 收稿 日期】 ０ ｌＯ一５ ２１—９ｏ　的调控作用。 一是培训内容菜单化。 要根据市场需求确定　培训 内容 ， 列出培训菜单 ， 农民工可根据 自身需要来 自 行　【 作者简介】刘刚（￣３ ）吉林榆树人 。 １ －， 东北农业大学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研 究生， 司职于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 员会 办公 室。研 究方 向 ： 农村与 区域发展 。 　一６ 一 　刘刚： 黑龙 江省 农 民工返 乡创业政策支持研究　选择培训内容。 二是培训主体多元化。 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确定 培训机构 ， 发挥农 业职业 院校 、 广校 以及 农业　 充分 农 龙 头企业 、 民经济 合作组 织 、 农 各类农 业协 会和合 作社等　 培训 资源 的作用 。 三是 培训过程 公开 化。建立公示 制度 ，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抵押的贷款业务。在有条件的地区　 探 索开设农 民工创 业基 金 ， 发展 种植 、 养殖 、 运输 、 农产 品　 加 工等 创业项 目以及 能带 动农 户增 收 的生 产经 营项 目， 　为农 民工创业 服务 。 　严格执行检查验收制度 ， 利用网络信息平 台， 公开项 目的　实施 过程 ， 受社会 的评 价和监督 。 接 　 ３ 立有效 的培训 绩效 评价 机制 。农 民工创 业 培训　 ． 建５ ． 建立农民工创业融资的信用体系。农民工创业不　仅需要 金融支持 ， 需要 良好 的社 会信用环境 。 而且在建立　 农民工创业融资的信用体系方面，一是建立面向农民工　评价机制在培训过程 中起质量控制和绩效评价的作用。 　一的信用信息征集体系；二是建立农村创业者信用评价体　 系。 按照信息库所列各项 目的贷款风险指数， 对创业者的 　 资本信用 、还款信用和个人信用等方面进行评价并将评　 价结果及 时提供 给金融 、 工商等 有关单 位和部 门 ； 建　 三是立融资信 用监管体 系 。 过信用信 息系统 、 闻媒体 和公　 通 新直 以来 ，由于缺 乏一个 对农 民工培 训项 目实施效 果进　行客观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价办法，导致定性评价　 有余 ， 量评价不 足 。为衡 量培 训工作 是否 取得应 有成　 定效 ， 键要建立 一个科 学规范 、 农 民工培 训发展 需要　 关 适应 的质量控 制与评价 机制 ， 从而对 农 民工培 训有个 客观 、 科　学的评价标准。 一要确定 目标。 研究确立创业培训目标， 　多少 比例 的学员要实现 创业 。 加强培训 的学分 制建设 ， 坚　 持一定 的培训课时 ， 受训 人员达 到相 应等级 的职业 资　 使 格。二要完善机 制。 立一个科 学规 范、 建 适应 农 民工创业　 培训需要 的质量控 制体 系 ，构建 以行业 需求 为核 心 内容　 的职业质量链 。三是 建立考 核体 系 。重 点建立 和完善公　众网络向社会公布具有不 良信用行为的创业者 ， 使农民　 工创业者接 受社会监 督 。 　（ ） 环境优 化政策　 － 创业１ ． 优化农 民工创业 的体制性因素。虽然一些地方近　来纷 纷 出台户籍 改革制 度 ， 了 “ 门槛 ”但“ 门槛 ” 拆除 硬 ， 软 　 依 然存 在 ， 依附在 户籍 上 的劳动用 工 、 住房 、 教育 、 社会福　 利 和就业体 制等制 度并 没有 实行相应 的彻底 改革 ，进城　示、 台账、 检查验收和信息反馈等项制度 ， 依靠制度约束　 和规范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 ，将农 民工满意度和参加培　 训后产生的效益、 创业实现率作为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 　 并且依照考核结果对培训负责机构实施奖惩措施。 　 ㈢ 创业融资支持政策　 １ ． 完善融资贷款政策。涉农金融部门通过发放贴息、 低　 息贷款提供优惠信贷支持， 农行和农村信用社要创新金融工　 作， 改进服务方式、 服务手段， 对合乎要求的农民 工创业者应　 在贷款额度 、 还款时 间上放宽 限制 ， 并主动面 向广大农村 中 　农民工要想与城市居 民真正享受 同等待遇要有个过程 ； 　 为此， 需要解决 目前城乡居民两种身份、 就业和待遇不平　 等的问题，取消那些限制农 民工 自由流动就业的许多歧　视性政策 ， 降低农 民工劳动力转移成本 ， 建立城乡统一 、 　 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　 地位平等，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开方便之门。 　２ 定和 落实农 民工创业 的优惠政 策 。农 民工创 业　 ． 制面临诸多困难 ， 各级政府要针对他们创业活动的实际， 提　 供更 多有利 于农 民工 因地 制宜 创业 致 富 的优惠政 策 ， 用　 政策来保护和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 ， 努力创造一种有利　 于农民工创业的宽松环境。政府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农民　 工创业的扶持政策 ， 特别是在贷款 、 担保、 贴息、 土地流　 转、 建设用地 、 工商登记 、 税收等方面给予创业农民工政　策支持 ， 而 吸引更多 的潜在创 业者积极 创业 。 从 　 ３ 障创 业农 民工 的合法 权益 。严厉 整治 和规范 周　 保小企业和农民经济实体提供抵押或担保贷款 ， 降低融资门　 槛。 全面推广小额贷款， 为自主创业农户发放贷款， 设专项资　 金帮农民工回乡创业。 推出针对青年农民工‘ Ｊ 伧Ｉ 业信用卡” 制　 度， 优先放贷， 使更多农民工投身创业行列。 　 ２ ． 建立农 民工创业资本筹集体系。政府必须加大对　 农民工创业的资金扶持力度 。地方政府每年都有一定的　 开发资金用于开发性生产经营项 目， 在开发性资金的使　 用方面， 应注意向创业农民工倾斜。同时 ， 各级政府还应　 建立农民工创业基金 ， 实行有偿滚动使用 ， 扶持广大农民　 工投身到创业致富的人潮中来。 　３ 导创业 农 民工寻 找 民间融 资途径 。当前各 地农　 引边社会治安环境 ， 对危害创业环境的行为， 不论涉及哪个　 部门、 个人 ， 都要一查到底， 决不手软。 对干扰创业者正常　 生产秩序或欺诈创业者的行为，政法部门要加大整治力　 度， 重拳打击抢劫、 绑架、 勒索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以及　 以侵财为 目的的犯罪行为， 并有针对性地打击村霸乡霸， 　 地痞流氓， 依法保障返乡创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严禁乱收　费、 乱摊派 ， 挂牌 营业者 ， 凡 由物价 、 政部 门制 订并 向其　 财村中都有一些先富起来的农民工，他们手中有一些节余　 暂时不用的资金，政府可以给予引导，以求双方互惠互　 利。但必须指明的是， 政府在这种融资过程中， 仅起中介　 作用和监督合同执行作用， 不负实质性责任， 必须按照市　场规律 办事 。 　下发税费限额负担卡 ， 并实行“ 四公开”即公开项 目、 ， 公　 开标准、 公开收费部门和单位、 公开批准文号。有关部门 　 收费 必须按此卡 收取 。 明确收 费项 目和收 费金额 ， 开具　 并财政统一 收据 。对 负担卡 以外 的税费 ， 业主可 以拒 付。 　４ ． 建立健全农 民工创业融资体系。一要保证农民工　 创业者在有资金需求时能借得到， 还得起 ； 二要保证债权　４ ． 提供创业信息咨询服务。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活动　 对于信息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可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有　 限， 所以政府部门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 服务型政府， 建设 为　 创业者搭建—个信息咨询平台， 搜集对农民工创业者有用的　人将款项放得出， 回， 收得 从而保证农村信贷资金的良性　 循环 ， 达到绩效双赢的目的。 因此， 政策要倾斜， 增加农村　 资金供给； 改革内部经营机制 ， 改进服务方式和手段 ， 采　 用客户经理联系农户制度 ，真正做到政策倾斜 、措施落　 实、 服务到位。 同时， 改革现行的贷款制度 ， 民工开办　 为农信息， 设立信息服务热线， 随时为创业者提供信息支持。 　【 责任编辑 ： 王风娟】 　一７ 一 　
第 ２ １ 年 第 １ 期 ０１ Ｏ （ 第 ３４ ） 总 ８期 商 业 经 济 Ｓ ＨＡＮ Ｅ ＪＮＧ Ｉ ＧＹ Ｉ Ｊ　Ｎ ． ，０ ｏ ０２ １ １ １Ｔｏａ Ｎｏ３ ４ ｔｌ 。８ 【 文章编号】 １０— ０３２１） —ｏ６ ０ ０９ ６４（…都昌县发改委 二0一0年工作总结及明年工作打算2010年是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关之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市发改委的关心、支持下，在相关单位的紧密配合下，我委紧紧围绕“生态立县、招…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地市级)真题标准化解析180分钟 100分【考查话题】社会类(幸福感、心理压力)【总体分析】2014年国考已经过去，在之前的公告中已经有了考试时间增加到三个小时的变化。对于这个变化，各家众说纷纭。总体而言，今年考试材料字数…一学年来，按照《xx区学校目标管理考核办法》的总体要求，按照学年初校长签订的《xx区学校目标责任书》的目标任务，我校在xx—xx学年教育教学工作中，突出了“以谋划学校科学发展为关键，以增强科学规范管理为支撑，以提高教师专业发展为关键，以创建‘五园’学…就爱阅读www.92to.com网友整理上传,为您提供最全的知识大全,期待您的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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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往往是小微经营主体,就像毛细血管一样能够深入到最偏僻的角落,对就业增收、脱贫致富有着极强的带动性。“以前地方招商引资是‘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现在是‘燕归来’‘凤还巢’‘归去来兮’的农民工回到故乡创业。”日前,第二届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发展高层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向人们展示出流动时代的新特征,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回到故乡发展。据相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480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在这批人创办的企业中,有80%以上都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产业融合项目,54%都运用了网络等现代手段。应该说,这一波农民工返乡热潮出现具有相当合理性,既有农民工群体结构的变化,也有时代大趋势的影响。从农民工自身来说,多年在城市打工积累的人力、技术和资金优势,可以与家乡的资源进行对接,同时在家门口创业就业,也可以缓解两地分居带来的家庭分离之苦。从时代发展大势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整体上进入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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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属于劳动密集行业,建筑施工企业需要大量的一线施工人员。目前,建筑业施工作业人员主要以农民工为主。建筑施工劳务人员的工资在逐年增加,但劳务资源“老龄化”及季节性“用工荒”现象越来越严重。劳务人员流动性强,不利于建筑业劳务市场的人才储备。本文从建筑业农民工的发展现状分析建筑业劳务市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一、建筑业农民工发展现状1.建筑业农民工总量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可以看出,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总量庞大,从2009年的15.2%上升到2013年的22.2%,2013年总人数达到5 970万人。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建筑业农民工在2013年后比重增速减缓,至2015年的首次出现负增长现象,详见表1。2.建筑业农民工来源分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目前东部地区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为主;中部地区的农民工从事建筑业与制造业并重;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就业以从事建筑业为主。3.建筑业农民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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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平县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现状和特点黄平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国土面积1668平方公里,辖9镇2乡,142个行政村,8个社区,1个居委会,总人口38.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6.2万人,常年外出务工14.5万人。近年来,由于收到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我国东部沿海一带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当前环境下,就业压力大。截止2016年10月底,全县返乡农民2.58万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18.9%,返乡农民工创业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89.3%。从对我县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进行调研,我县返乡农民工创业有以下几个特点:1.1返乡农民工创业主要是中青年男性。从调研结果来看,20岁至30岁占28%,30至40岁占59%,50岁以上占13。返乡农民工多年在外打拼,具有丰富的企业工作实践经历和磨练,对创业有强烈的愿望。1.2返乡农民工创业企业乡土化。通过调研发现,返乡农民工选择在本乡镇创业的占95%以上,他们依托本地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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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　　导语：“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是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为鼓励、传播和推广地方教育制度创新而创办的活动，自 2008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三届，被称为"民间评价教育的有益尝试"。
　　2014 年，“第四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评选活动启动。此活动围绕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等重点领域，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关键环节，发现、总结、宣传和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改革探索和制度创新案例，促进整体性的教育制度改革。搜狐教育将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此次活动。
　　以下为专家学者对地方教育创新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的轨迹是由中央向地方分权和基层实践创新塑造出来的，这种治理模式在调动地方积极性造就中国发展成就的同时，使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正在受到更多更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教育作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中央和地方交叉性事务，发展和管理教育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地方分权和地方政府对教育的广泛影响，同样是理解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这里，结合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案例特点，重点讨论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省级―地级―县级政府的教育职能和改革表现，分析价值引领、利益诱致、地方竞争等因素在改善教育服务提供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及其教育行政体制改革
　　教育行政体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1985年开始的以教育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教育改革，伴随国家行政、财政体制改革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基本形成了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
　　中央集权化和地方分权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轨迹。20世纪70年代末，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成为改革前期推行的一项主要策略，即在经济管理上进行放权让利，中央与地方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被国外学者评论为开始导致"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1]在行政体制上对省和较大城市赋予地方立法权，明确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的级别和权限。从土地分配、商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财税到立法和执法，地方政府在所有地方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财政分配的重心开始向中央集中。但在此后几轮的体制改革中，地方政府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自主权和财政分配权，负责发起和协调地方改革，拥有的资源远比财政收入雄厚，但中央政府仍然具有高度集中的地方首脑任命和协调官员的权力。这种特征使中国的地方分权本质上不同于联邦制。[2]
　　[1]周天勇等主编：《攻坚： 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2]许成钢："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与中国改革"，参见青木昌彦、吴敬琏主编《从权威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20世纪80年代初的行政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拉开了教育行政管理和财政投入分权化的序幕。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的"简政放权"，初步确立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在后来的实践中，基础教育的管理权和举办责任基本上采用的是"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做法。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199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开始具体规定和立法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由地方政府在中央大政方针的指导下，实行统筹和管理。20世纪90年代末，伴随农村"税费改革"、国家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基础教育开始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地方经济分权使我国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模式一直是高度分权且市场化的，[①]地方政府作为整体在基础教育事务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在制定改革策略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进入21世纪，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教育服务职责，同时加大省级人民政府发展和管理本地区教育的权力和统筹力度。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提出"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大省级政府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中央和省级政府教育管理权责进一步明确，但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教育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确定。同时分税制改革以来，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划分也由各省地市独立进行，没有统一的规范，各地存在较大的差异。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财权配置和绩效评价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推动教育制度创新的动力、空间和行动的能力。
　　二、省级―地级―县级政府的教育职能和改革表现
　　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却又高度分权，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央政府通过复杂的层级把权力和责任授予各级地方政府。在执行全国性政策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强调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允许且有时要求地方政府为了在当地执行而进行进一步的设计，使地方政府更轻松地以实验方式引进体制改革；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也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开展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活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事后追认"，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制度创新在全国的出现和推广。我国地方政府分为四个层级，即省级、地市级、县级和乡级。一般情况下，省级政府统筹辖区内各级各类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社区型高等教育的举办责任主要由地市或省等较高级别的政府承担；县级政府在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九年义务教育）管理中承担主要责任；乡级教育部门的行政职能已基本上取消。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政府能力（即领导和政府能够使事情完成的程度）和响应力（即公共政策和机构是否满足了民众的需求并维护了他们的权利）不同，各级政府推进教育改革和教育制度创新的动力、能力和策略也不同。下面结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2012年三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评选活动，分析省级、地市级和县级政府的教育职能和创新表现。
　　（一）省级政府
　　省（自治区、直辖市）是我国地方行政建制和区划的最高层次，是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单位，既要传达中央政府的政策，也要对其进行调整，以便适合在当地执行。省域教育体系相对完整，在国民教育发展的法规和政策框架范围内，省级政府拥有较大的自主决策权，同时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税制并辅之以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省级政府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资源调配能力和管理能力。一些省市在中央和国家宏观教育政策地方化和具体化的过程中，从本地区实际出发，提出适应区域特点的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路径和政策举措：
　　（1）按照国家统一的法律政策和基本标准或地方立法权，制定地区性政策、标准和法规。近些年来，国家层面通过和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义务教育法》等作为全国通用的、旨在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重大原则问题和共性问题的法律，为地方立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具有地方立法权的省级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出台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富有创新意义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创新奖入围案例中，如湖南省2008年出台《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决定》（首届）、云南省2012年出台《云南省民办教育条例》（第三届），均创造性地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在法律和政策的含混处作出突破。福建省2005年颁布《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首届），山东省2012年出台《山东省公办幼儿园编制标准》（第三届），均是在全国率先通过立法或出台地方标准，为全国改革提供必要的经验和支撑。
　　（2）统筹城乡、区域教育协调发展。基于省域内各子区域（地市或区县）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通过完善省对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如重庆市自2004年开始加大投入化解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难题和统筹城乡教育发展（首届、二届），湖北省自2012年建立省级统筹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补充机制（三届），均是在探索省级政府统筹和管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政策和制度安排。
　　（3）领导和组织省域内教育教学改革工作。省级政府是地方课程开发的重要行政主体，统一领导本地区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工作，制度也是以省为单元，实行分省命题和分省定额招生，因而省域范围在基础教育领域实施素质教育的条件相对完备。山东省2008年通过规范办学行为强力推进素质教育（首届），浙江省2012年实行高中学业水平、高考、高校"三位一体"的高校招生制度改革试点（三届），均形成了省域整体性的改革环境和氛围。
　　（4）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制度和机制。省级政府具有检查、指导、监督和评价所辖区内各市、区、县教育工作的责任，许多省级政府健全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制度和教育督导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和制度创新。湖南省委组织部2004年建立"两项督导评估考核"制度考核县市干部政绩（首届），山东省2010年实施素质教育行政问责制度（二届），上海市构建"绿色指标"评价体系促进素质教育（三届），江苏省从2007年起开展县（市、区）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评估（三届），天津市完善教育督导管理、评价、检查、队伍建设四项体制机制（三届），这些改革均是省级政府在探索建立对地方政府改进教育公共服务并让它们对结果负责的激励约束机制。
　　中央政府将教育公共服务的提供授权给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同时依靠省级政府作为关键的一级代为监管，但现在还没有通过法律或法规来明确规定省级政府的作用，省级官员们在决定如何传达中央政策和资源方面依然有很大的空间，一些省在确保国家政策执行方面表现得比其他省积极得多，包括对财政资源的再分配，这造成地方之间在责任分配和财政差距上有很大的差异，省级政府政策的差异导致区域教育发展明显的"省级影响"。
　　（二）地市政府
　　地市行政区划的形式比较复杂，包括不管县的单一的市、管县的市、管县和市（县级市）的市，以及行政公署、自治州、盟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上享有省级政府权限的副省级城市与其他地级市或地级行政区一起作为省级政府直接管理的行政区划。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单位，也是一级财政经济核算单位，可以结合本地实际执行中央和省的法规、政策，制定地方性的政策，发放来自上级的财政资源。虽然全国范围内情况差异很大，但市级政府的职能总体上仍然非常重要。
　　地市和县级政府均是基础教育管理和发展责任主体，但"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体制导致地市级政府并没有统管县级教育的职能，甚至在教师和校长培训方面也是各自承担责任。一般来说，副省级城市和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的地级市统筹管理和发展教育的能力较强，在国家和省的法规、政策框架内制定促进教育发展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拥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重点开展与国家法律相配套的实施性立法，或积极探索创新实践的先行先试性立法。如浙江省宁波市分别在2006年和2008年出台《宁波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首届）和全国首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条例》（二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的副省级财政和在省级财权分配方面比较占优势的地级市，依法监管教育行为并调配各种资源投入教育的能力也比较强。如辽宁省沈阳市自2006年全面实施中小学干部教师流动制度（首届），吉林长春市2008年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行大学区管理模式（二届），等均是在市域范围内采取激进措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案例。
　　但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例，从安徽铜陵到辽宁盘锦、山西晋中，主要是在地级市层面取得突破。以山东潍坊和山西晋中为例，一个没有实权的地级市教育局成为非常强势的行政管理，其中的原因是值得分析的。
　　（三）县级政府
　　县域是中国一个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和经济单位，县域的行政管理直接面对广大农村、社区和居民，接触并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中央和省的宏观决策都要靠县来贯彻执行。目前一些省进行的试点改革将县政府置于省级政府的预算管理之下，县政府获得的权力和责任在增大，越来越多地被给予追求自身经济发展战略的余地和制度创新的空间。县域教育担负着发展大部分基础教育、相当一部分中等职业教育的职责，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和酌处权来决定如何执行国家和省级的政策和标准，开展地方政府教育制度创新的程度最为活跃。
　　（1）承担着发展基础教育和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责任。2001年"以县为主"的改革，使发展基础教育的权力和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县一级，率先在县域内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推进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目标。县域内政府通过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均衡和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规范招生办法等举措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历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案例主体。
　　（2）因地制宜进行教育行政管理改革和制度创新。县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组织起着承上启下、连接城市和乡村的作用，是各级政府中协调处理解决国家同学校以及教职工、学生切身利益关系的直接责任者，具有较强的进行教育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意识和内驱力。这包括建设服务型政府，改变教育治理方式和教育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对地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程度。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学校教育实行"管评办"分离的制度（首届），湖南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政府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机构（二届），宁波市海曙区"教育议事会"制度、成都市青羊区"学校民主管理委员会"制度（首届），南京市和郑州市实行普惠性"幼儿助学券"或"学前教育券"（三届），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教育领域中的"管办分离"、"放权"和社会参与的理念。
　　三、中央―地方关系中不同层级政府教育制度创新的特征与机制
　　在我国，教育公共服务的提供并没有被明确地分配给某一级政府，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市级政府和县级政府都是教育发展和管理者、教育资源的配置者。在高度分权的行政管理和财政管理体制及其条块分割的教育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教育改革追求的目标利益并不总是一致，权力和政策实施能力并不相同。具体来说：
　　1．从制度创新的活跃程度来看，县级政府最为活跃，地市级政府其次，省级政府再次。
　　在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分工上各国有不少差异，但一般都是把能够最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原则作为最重要的原则。对于中央与地方共管的事务，亦明确各自不同的职责范围，然后根据各自的权责确定相应的财权。为执行全国性政策，中国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权力和职责的授权制度。中央政府为教育公共服务的提供制定了政策框架，向省级政府授权并布置任务，依靠各省来完成全国性目标，各省则继续向地市分配任务，依靠他们在辖区内执行政策，而市再向县授权。尽管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转移支付和补偿性资助提供间接支持，但主要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来要求地方政府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而地方政府遵守中央政府指示的能力主要是由它们可支配的财政资源决定的。教育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是由地方出资的，2010年中央和地方本级财政收入比例分别为51.1%和48.9%，而财政教育支出比例分别为5.7%和94.3%。[②]因此，地方政府并不能确保按国家的标准执行，而且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执行情况也不尽相同。省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距离，在确保国家政策执行方面制定的政策框架影响着地方政府工作的动力和能力。如广东省和江苏省在落实国家"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战略，推进区域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省的过程中，从地市、县区、乡镇乃至学校逐级评估，倡导驱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逼迫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教育投入，显示了省级政府在促进和指导基层地方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财政分权理论表明，越是基层政府，离它们的服务对象越近，越了解其需求，也就越容易有效地提供那些层次较低、受益范围较小的公共产品，并促进了辖区间的竞争和创新。[③]县级政府对基础教育服务供给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央和省的宏观决策都要靠县来贯彻执行，省级政府乃至地市级政府目前仅仅是发挥中央政策的传递作用，县级政府面临着既要完成上级政府布置的各项任务指标为中心的行政压力，又必须对辖区内民众的需求和期望作出反应，还面临着赶超较先进地区发展水平的区域竞争压力。对顾客导向和上级政府基于结果的责任的关注，激励着县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创新和试验加快地方教育发展。在公共财政薄弱、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育资源不足的地区，如浙江省的温州市、台州市、江山市，江苏省的宿迁市，云南省的昆明市、会泽县，吸引民间资金，发展民办教育，解决教育资源总量短缺和优质教育资源短缺问题，便成为这些地区教育制度创新的共同思路。一度县穷民困的陕西省吴起县利用该县的石油收入补充教育投入，2010年开始实施免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扩大农民技能教育，使辖区内全民共享资源收益，显示了地方政府创造性执行政策的意愿和能力。
　　2．从制度创新的价值和标准来看，较高层级的地方政府如省级政府更偏重"教育"标准，较低层级的地方政府如县级政府往往偏重"行政"标准。
　　教育行政改革既是行政改革的一部分，也是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因此教育行政改革既要有一个教育标准，又要有一个行政标准，是教育标准和行政标准的叠加与复合。好的教育行政不仅要符合现代行政管理的要求，也要符合现代教育的要求，即必须同时符合现代教育和现代行政管理的要求。现代教育或者说"好的教育"信奉这样一些理念：教育是为儿童发展服务的；教育应该面向所有的儿童；教育应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等等。"好行政"的标准是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比如，行政管理应以事实为依据，尊重研究部门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转变政府职能，将决策权下移，给学校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体更多的自主权、发言权和参与权；依法行政，以规则为依据，尊重程序，信守承诺，避免长官意志带来的随意性。因为教育行政中的"行政"是为"教育"服务的，教育标准是首要的、第一位的标准，对教育行政进行评估，必须体现"教育"的行业性和特殊性。[④]"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⑤]为评价教育行政改革提供了"教育的维度"；"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⑥]同样为我国教育行政改革在"行政"维度上提供了标准。
　　以"素质教育观"统率我国教育行政改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关键是要让政府的公共权力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而不是为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服务。在素质教育进入国家重大政策和法律范畴后，国家要求各级政府都要按教育规律管教育，"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得下达升学指标，不得以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工作的标准"；[⑦]"不得以升学率对地区和学校进行排名，不得下达升学率指标"。[⑧]按照现行高考招生体制，县与县、市与市之间均是竞争关系，素质教育推进迟迟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片面用升学率作为评价教育工作的标准。2007年以来，山东省坚持政府主导，以省为单位整体推进素质教育，以依法治教为切入点、高中教育为突破口、督导监管为重要保障，确立省政府统一领导、教育厅具体组织、省直有关方面协同配合、省、市、县三级层层建立素质教育督导责任区的组织推进机制，从根本上扭转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省级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与支持，地方领导确立新的教育政绩观，包括省厅、地市教育部门领导在内一批拥有教育家精神的创新团队，使山东省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⑨]
　　通常来说，较高层级政府的决定是高度原则性的，基层的决定则要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基层政府拥有和处理本地信息的能力以及对地方居民群体特定需求的回应程度较强，但较高层级的政府按宏观目标要求却拥有全局信息和专业管理资源的优势。在全国大致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中，一些地方政府以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管理思想为指导，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探索和改进地方政府运行方式和教育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推行教育领域"管、办、评"联动机制，山东省潍坊市建立惠民教育服务中心，湖南省麻阳县建立相对独立、职能完善的教育督导体系，四川省南江县推进中小学学校校长职业专业化和科学化选拔制度改革等，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和改进教育管理方面的创新受到全国广泛关注。在全国基础教育管理责任已从乡镇一级转移到县一级的情况下，广东省佛山市新近在大部制改革背景下实施"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由区向镇（街）下放部分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成立镇（街）教育局，教育局局长由副镇长或镇党委委员担任。在基层政府财政不平衡和教育行政专业化不足的情况下，推进区教育部门进一步向镇街教育部门下放行政权力，虽有利于做好教育面向基层、社区和群众的服务与管理，但因此而建立更多的政府管理层级，是否有利于提高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学校真正获得办学的自主权（至于给了学校自主权，又如何保证自主权用到正地方去那是另一回事），以及是否有利于推进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都是值得关注和慎重对待的问题。
　　基层政府的科学决策与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干部的专业化程度有着一定的联系。我国地市县教育局长没有明确的任职条件、职业门槛，不少局长没有任何教育工作的经历。根据国家教育行政学院2006年对来自28个省份的140名地市县教育局长的调查，分别有28%的地级和45%的县级教育局长是从其他政府部门和乡镇领导岗位提拔上来的。[⑩]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教育局长的素质特征、教育局的行政模式都带着地方政府的色彩，进而采取的发展教育的举措不一定是符合教育规律和国家政策所需要的配置结构。近些年来，上级教育政策的价值被地方财政压力和政绩观所改变，基层教育改革实践中出现种种与教育基本理念相背离的现象。如在教育服务市场化和发展民办教育问题上，许多地方改革源于政府财政拮据的大背景，因而具有政府"卸载"和甩"包袱"的味道（如江苏宿迁的"卖公办学校"）；而与政府责任市场化同时存在的，是服务提供机制市场化方面着力不足，管理体制和服务提供机制却相当地具有"计划"性，特别是在当前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和恢复教育公益性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政府掌握了更多的教育资源、承担起更多公共财政责任的同时，大力扩大行政权力和强化行政控制，牢牢掌握学校经费支出、教师聘用、调配和晋升的权力等等。显然，这些行为背离了教育现代化的方向，责任与自主权不匹配，在权力和问责间保持平衡是管理财政和使用部门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挑战。经验表明，政府在承担财政责任和健全监管框架的前提下，政府融资和提供职能进行分离，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可以提高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
　　3．从地方教育制度变迁的模式看，很多地方教育制度变迁都是兼具诱致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但总体上还是以强制性为主。
　　我国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在集中统一、垂直管理的格局上总体上保持稳定，而社会发展权力在统一价值目标和发展路径下，则采取权力和责任下放，让地方承担更大的义务，而且这种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设定没有法定化，权限变动的非理性因素和遗留空间较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推行的基础教育管理地方化改革，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地方政府负责统筹，而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以系统内部为主，更多的是教育业务上的指导，导致教育系统内部的事业主导权与地方政府资源配置主导权之间时常发生矛盾。中央政府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来要求地方政府增加教育投入，甚至通过考核、一票否决等程序将本级责任分解成了下级的责任，上级请客下级买单的状况屡见不鲜，而较少采用财务激励以保证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既定的标准或目标，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也很少与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表现挂钩。例如，一项全国性公共产品具有明显外溢性的义务教育，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发展义务教育方面的支出较少，县级政府在落实中央政府制定的"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解决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时，常常会根据本区域利益和需要加以选择或过渡，存在执行滞后或过滤政策的行为。武汉市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上的探索，由区政府统一安排入学并将教育经费全部列入预算，市级财政设立农民工子女教育专项基金予以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补偿了区级政府履行不断增加的支出责任，解决了区级政府按规定水平提供义务教育面临的资源不足和激励不足的问题，奠定了武汉"无差别"教育的基础。
　　合理解决教育管理体制中的"条块"矛盾，原则上"条"应以监督为主，"块"以执行为主。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中，条和块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不同的资源项、配置资源的力量不同，并且表现出一定的交叉。尽管地方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和教育事业的内容主要是按照教育系统内部的要求自上而下进行的，但地方教育组织运转和政策执行所需要的主要财力资源、全部以及工作绩效的评价则是由地方政府决定的，教育局包括局长、组织成员的职位任命和工作评价取决于本地政府，教育工作成为"政绩"评估的一个重要方面影响着官员的职务升迁，这种个人责任系统在地方选定执行目标时有时非常有效。在各级地方政府中，省级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如山东省实施素质教育行政问责制度，借助自上而下的督导问责机制和对政府官员的考评，"强力"推行各种素质教育政策，显现出强烈的震慑效应。据统计，2007年以来，仅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就检查学校1万多所次，600余所学校、１个县级政府被曝光和查处，50多名中小学校长、4名县教育局长受到行政处分。[11]强大的行政力量对于强制组织和具体个人在短期内扭转与变革意向相悖的实践方式，对于有效地克服变革启动阶段可能遭遇的诸多阻碍，其效果可谓"立竿见影"，但依靠行政命令和个人责任制只能管"一时"，下一步山东省打算通过地方立法，更加注重制度、规章等长效机制建设，用体制机制"管一世"。
　　四、新阶段我国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思考与展望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的颁布以及随后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确定了先行先试、鼓励首创、由点及面、逐步推广"的落实思路，形成了从三个层面系统推进教育改革的总体思路：少数重大、关键、敏感的改革事项，由国家层面组织实施；凡是应由各地各校自主探索的改革事项，由地方和学校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基本精神大胆试验；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由各省市各部门在国家统一设计和领导下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开。随着在全国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的425个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的启动和推进，我国迎来了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活跃期。
　　（一）明晰中央政府的教育管理权限和责任范围，加强中央政府的监管能力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中央政府要加强对教育事务的宏观管理，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教育事业，制定发展规划、方针政策和基本标准，整体部署教育改革试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在教育事务管理方面，中央政府面对的两个重大挑战是保证地方政府（尤其是县）有能力（包括资源）制定教育公共服务的全国性目标，并且建立让它们对结果负责的机制。中央政府已经增加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偿性资助，不断启动很多新项目以提高服务内容和范围。但基于地方政府负责执行这一事实，中央制定的目标应该采用绩效成果的形式，通过制定标准和设立监督和评估程序来界定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和灵活度。比如，为确保2012年实现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的目标，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年财政教育投入状况进行评价，对综合评价结果优异的省份给予奖励；截至2012年9月，教育部与31个省（市、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提出各省基本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和督导评估办法。中央层面成立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地方层面的教育督导机构要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独立行使督导职能。强有力的监督和评估机制能够为中央政府提供关于地方政策执行和效果的及时而准确的信息，在需要调整政策时发出预警，并要求地方政府对结果负责。
　　（二）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并将其规范化，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的责任
　　创立一个有效执行职责机制并加强各级政府间的问责制的前提是对每一级政府的具体职责和支出责任进行明确的、正式的界定。完善分税制改革，要求各省对省以下各级政府合理分配收入和改进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省政府承担起支持基层财政和实现平衡的责任。目前省级及以下各级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具体由省（市、区）确定，一些省进行的"省直管县"改革，县政府从地市、乡镇转移过来的职责范围在扩大。年，全国省、市、县三级一般预算支出占地方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分别由22.9%、27%、50.1%调整为21.5%、26.9%和51.6%，[12]县级政府履行职责的保障能力正在不断增强。合理划分省和地市、县政府发展教育的职责，加强省级政府对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实施素质教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地方教育投入保障机制等重点领域的综合改革都需要在省域内统筹协调。支持和督促市、县政府履行发展教育的职责，特别是要增强县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管理能力和财政能力，通过完善省对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
　　（三）加快各级政府职能转变，积极鼓励各地大胆探索和创新
　　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统筹规划、政策引导、监督管理和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中央政府要加强对全国教育事业的宏观管理和指导监督职责，地方政府要强化财政、执行和监管职责。政府管理教育的方式由直接干预和微观管理转变为综合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简政放权也要由更多地注重各级政府之间和政府部门之间的管理职能调整和权力转让逐步向社会、学校合理分权转移，把原先由政府对学校的单一行政控制变为政府、学校、市场、第三部门以及教师、社区、家长、学生等共同参与的多方共同治理。由于全国地理、社会、经济和政策执行情况差异很大，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充分尊重和鼓励地方的首创精神，积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大胆探索和创新，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设计管理工具、增加管理知识和培训、技术和财政支持来发挥积极作用，对改革效果明显的地方给予支持和奖励，积极宣传和推广各地好的改革经验，在全国营造一种鼓励改革、支持改革和推进改革的良好氛围。基层教育改革的成功实践，地方制度创新的显著成效，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启动机制。
　　[①]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编著：《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②]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提供的数据测算。
　　[③][美]安瓦?沙主编，周映华等译：《工业国家德地方治理》，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④]褚宏启："中国地方教育的治道变革"，载《望》（中文版），2007年第1期（总第141期）。
　　[⑤]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⑥]"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日。
　　[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日发布，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8.html
　　[⑧]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研究报告》，2010年12月，内部研究报告。
　　[⑩]刘亚荣邓："我国地(市)、县级教育行政体制条块分割现状研究"，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
　　[11]"山东素质教育改革5年：孩子们的笑声多了"，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c_.htm
　　[12]王仁贵："县级基本财力保障三年答卷"，载《t望新闻周刊》，日第36期。
(责任编辑：UL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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