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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土十条”东风
永清环保承接国内外多个土壤修复项目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中国资本证券网&&更新时间：
& & 本报记者 何文英&&&&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也是&土十条&发布后的首个土地日。作为湖南省首家环保上市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清环保&）6月以来，围绕用地安全在海内外市场频频发力，承接了国内外多个场地调查及土壤治理项目，土壤修复市场一片看好。&场地环境调查能够帮助业主识别场地环境污染的潜在可能，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必要依据。&永清上海分公司首席专家斯克诚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6月初，永清环保上海分公司先后承接了深圳、上海等两起场地环境调查项目。公司将依据国际及中国的场地环境调查标准，对场地进行采样检测分析，了解此块场地的水文地质概况，是否存在污染。永清环保于去年在上海成立分公司，主要从事场地及耕地的土壤污染治理业务，拥有一批来自美国、韩国等地的国际知名专家组成的专业土壤修复技术和工程团队。&目前，上海分公司在谈的有关场地调查和土壤修复项目不少。&斯克诚说。&&&&6月20日，永清环保江苏分公司凭借优秀的治理方案，中标徐州环宇焦化厂原厂址污染场地修复项目（第一标段），对标的危险废物、重污染土壤进行异位修复，使土壤恢复生产力、保证场地的再利用、确保土壤环境与安全。&&&&6月24日，永清环保再传喜讯，承接大连某农药厂场地修复项目。该项目是东北首例复合型污染土壤修复项目，永清环保综合考虑项目的建设要求及污染特点，将对场地进行&分区、分级、分类&综合修复，将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综合风险控制在人体健康安全限度以内。这一项目，为永清环保进军东北土壤治理市场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在耕地治理领域，永清继承接长沙望城区全国首个耕地整区服务项目后，6月又在四川绵阳承接了一个耕地修复试验示范项目。&&&&在国内市场订单速增的同时，永清环保在海外市场也持续发力。&&&&日前，永清环保IST公司在美国中标通用汽车（GM）公司印第安纳厂区的无人机场地调查项目，标志着IST公司最新研发的无人机修复现场调查技术正式开展市场应用。2015年7月，永清环保并购全球领先的土壤及地下水修复企业美国IST公司，成为首个海外收购土壤修复企业的中国公司，奠定了在土壤修复技术领域的领军地位。&&&&作为最早涉及土壤修复领域的上市公司，永清环保在中国的土壤修复领域，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第一个具有土壤修复成功工程经验的上市公司，其自主研发的&重金属污染土壤离子矿化稳定化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先后承担数十项各种类型的土壤修复工程；第一个拥有自主研发、设计、建设的土壤修复药剂生产线，可以针对具体的项目特点，生产&定制式&修复药剂；第一批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重点推广示范单位；第一个承包耕地重金属污染整区服务的企业；第一家海外并购土壤修复企业的单位，具备了承担国际范围修复项目的实力，从而奠定了永清在土壤修复技术领域的领军地位。2015年12月，公司历经两年、投入2000万多元自主研发的耕地镉污染修复技术，取得了稻米降镉60%的修复效果。201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永清自主研发的耕地治理稻米降镉技术给予了高度关注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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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grey16年5月以来，恒丰银行高管私分公款一事闹得沸沸扬扬，至今未有定论&土壤修复箭在弦上 农化行业大有可为-中国农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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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修复箭在弦上 农化行业大有可为
发布时间：
来源：《农药市场信息》传媒
作者：汪建沃
5月31日，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十条”），备受关注的环保“土十条”正式出台。此次发布的“土十条”中，从开展土壤污染调查、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强化未污染土壤保护、开展污染治理与修复、推动环境保护产业发展、构建土壤环境治理体系、加强建立问责机制等十个方面，形成从土壤环境调查到预防、污染、修复，再到监管体系的行动计划。“土十条”提出的防治目标包括，到2020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到2030年，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到本世纪中叶，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土壤修复前景诱人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土地整治蓝皮书：中国土地整治发展研究报告No.2》指出，我国土壤污染形势严峻，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工作刚刚起步，发展较慢，还远未形成规模和产业化，与先行国家和地区比总体差距很大，耕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需海量资金作为支撑。土壤污染这一公众话题再一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随着耕地土壤问题的逐渐显现，土壤酸化、有机质短缺和重金属污染等都在阻碍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全国共18亿亩的农田，约19.4%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即3.492亿亩。预计每年土壤修复消费将达千亿元，总体市场超过万亿元，与土壤修复相关产业及延伸产业市场更是高达数十万亿元。据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透漏，2006年，我国启动土地污染立法工作，目前“土十条”已由环保部提交至国务院审核。近日，有参与编制“土十条”的专家指出，已经提交国务院审核的“土十条”，包括划定重金属严重污染的区域、投入治理资金的数量、治理的具体措施等多项内容。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便会下发。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指出，我国目前耕地土壤质量正逐步下降，工矿业废弃地的土壤问题也逐渐凸显，土壤恶化速度加快，土壤修复迫在眉睫。“土十条”提出，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到203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面积达到1000万亩。“土十条”的出台为土壤修复行业带来多重利好，未来我国的土壤修复潜在市场将高达数万亿元，其中利润空间比较大的城市污染场地修复和耕地修复将成为投资者的首选，土壤修复业将成为炙手可热的富矿。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副书记王怀根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粗放式经济发展，不少地区矿区、农田因经济活动而遭受巨大污染。但土壤污染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使其并未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实际上，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到了必须治理的地步。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无法根本解决我国的环保问题，必须实施大气、水、土综合治理的措施。“大气十条”和“水十条”出台后均带动了相关企业的迅速成长，“土十条”的出台也将引发土壤修复领域的投资热潮。去年，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和《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用“三大、三低、三多”描述了目前我国耕地存在的质量问题与污染现状。具体来讲，“三大”是指，中低产田比例大、耕地质量退化面积大、污染耕地面积大；“三低”指耕地有机质含量低、补充耕地等级低、基础地力低；“三多”是指，重金属累积多、农药残留多、污染来源多。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黄道友指出，我国耕地面积不足全世界一成，却使用了全世界近四成的化肥；我国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此外，尽管近年我国淘汰、禁用了剧毒高残农药品种，新品种农药不断推出上市，使人畜中毒事件大幅下降，粮菜农残合格率上升，但目前我国农药用量仍是世界平均水平2倍。除了化肥和农药滥用留下的污染，重金属污染也不容易轻视。2011年，农业部对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重点污染区的88个县237.2万亩水稻田调查，超标面积160.8万亩，超标率67.8%。根据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数据，全国仅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面积就在5000万亩。全国耕地土壤面积10%以上受重金属污染，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不断出现的土壤环境污染问题，不仅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更已开始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阻力点。提到造成土壤污染的原因，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农业部华南耕地保育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永涛教授透露，首先是工矿业生产经营活动。工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等，是造成周边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农业生产活动造成的面源污染对土壤污染更大。包括污水灌溉和化肥、农药、农膜等不合理使用和养殖污水不经处理随意排放等等。尤其是养殖污水对土壤的破坏性很强，污水中的COD含量可能有上万个，超出一般工业废水中COD含量的几十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重金属污染防治与土壤修复专业专委会秘书长、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刘阳生教授表示，目前并不担心城市工业场地修复，因为标准日趋规范，技术较为成熟，在土地再开发价值驱动下，工业场地修复市场已经形成。相比之下，他更加关注的是农田土壤的修复问题。黄道友表示：“农田土壤的污染与工业三废的排放，农药、化肥、农地膜等农用化学品的过量投入有直接的关系。一方面，要减少工业三废的排放和农用化学品的投入，科学普及农药、化肥使用常识；另一方面，必须举全社会之力，加快农田土壤的修复。”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表示，石油化工行业是麻烦的制造者，也应该成为麻烦的解决者。很多污染、排放、土壤修复的解决，化工行业有独特的办法和优势，所以石油化工企业在这方面应该能发挥作用，应该主动担当起我们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到农田土壤的治理修复之中。&土壤修复面临三座大山黄道友指出，虽然巨大的土壤修复市场令人艳羡，但面对这个毫无经验的全新市场，尚未解决的重重问题，令多数机构感觉束手无策。其中资金、法律法规和技术，无疑是最难跨越的门槛。目前，我国土壤修复业面临“屋里的人想出去，屋外的人想进来”的窘境。黄道友强调，土壤修复的重点在于将土壤污染物转化为毒性较低或无毒的物质，并阻断其在土壤地下水系统中的转移性。按修复位置分，可将土壤修复分为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原位修复指对污染物就地处置，使之得以降解和减毒。异位修复需将受污染的土壤全部挖出处理，远程运输的过程存在二次污染的风险，但异位修复的结果可预测性要高于原位修复。从国外的情况看，随着处理技术的可靠性的不断提升，由于异位修复的工程造价相对较高，原位修复技术所占的比例明显上升，占到一半以上。目前，我国还缺乏技术成熟、性价比高、可广泛推广的解决方案。其次，我国在土壤修复领域还存在一定缺陷，立法技术方面我国法律侧重点不明确，法律内容方面我国目前多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责任主体；土壤修复责任主体确定仍存在一定纠纷；盈利模式尚待进一步完善。最后，土壤修复的资金由谁买单，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美国的土壤修复项目的出资方主要来自于责任主体，而在责任主体不能确定，或者无力承担治理费用时，超级基金可被用来支付治理费用。湖南大乘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伯适指出：“我们与高校、科研院所紧密合作，通过几年的技术攻关，研发出一种植物源土壤消毒剂，经广西蕉农试用，效果显著，用这种消毒剂处理香蕉田，香蕉癌症可控可治。但是，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这种产品应该办什么证才能进入市场，归哪个部门管理等，企业不得而知。再领先的技术，再好的产品，无法转化为生产力。”据湖南省化肥农药质量监督检验授权站主任聂思桥透露，新的土壤调理剂行业标准或将于今年末或明年初出台，现在还在进行论证。他表示，污染土壤的修复、相关产品修复效果评估、调理剂的相关含量等都将会有一系列标准出台。截至2015年4月，土壤调理剂登记产品数量共有75个，其中境内69个，境外6个。此外，土壤调理剂产业发展迅速，矿物源、有机源和化学源三种土壤调理剂，在2013年产能只有101万吨，而目前已达274万吨，不到两年时间内增长近两倍。聂思桥建议，国家应该出台相关规定，明确土壤修复剂、土壤消毒剂等应该办什么证，并明确谁主管、谁审批等。专家指点土壤修复路线图黄道友指出，与换土、翻耕等工程大、耗资多的物理方法相比，在受到污染的耕地中添加化学药剂，有效稳定重金属，并通过化学反应使其转变为不易被植物吸收的形态，以减少重金属积累。通过运用种植水稻、蓖麻、玉米等一般植物和东南景天、麻疯树、籽粒苋等超富集植物的方式，广东省清远市龙塘镇已完成共计60亩重金属污染农田的修复示范工程，使土壤中镉、铜含量下降了10%以上。此外，用生石灰调理土壤、海泡石吸附等办法，虽然有一定效果、成本低，但不能常年使用，关键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更有效的办法是化学修复和生物修复相结合。黄道友表示，在运作上采用PPP模式，可以推进土壤修复，这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方法。2014年9月，湘潭市岳塘区政府与永清环保公司按照PPP模式，合资组建了湘潭竹埠港生态治理投资有限公司，作为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项目的投资和实施平台。污染较严重的金环颜料及周边30多亩土地作为土壤修复示范项目，已通过招投标确定永清环保为治理单位，6月已进场施工，年底要完成治理任务。易家坪片区、竹埠片区、双埠片区均已编制完成可行性研究、场地调查、风险评估等报告。其中，易家坪片区的土壤污染综合治理方案近日通过了国家发改委现场评审。黄道友强调，对不同区域、土壤受到污染的不同程度，应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修复方法。20世纪我国科学家在湖南石门县发现蜈蚣草，这种植物对砷、镉等重金属具有极强的吸收能力，尤其对砷而言，其吸收能力是普通植物的20万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响塘乡柴塘村蚕桑基地是国家农业部产业结构调整示范片，是由湖南省桑蚕科研所、湖南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管理站、湘潭市农业局、湖南富农蚕桑发展有限公司合作，依靠种植桑树吸附、转移土壤里重金属的试验基地。近几年来，他们一直在筛选重金属吸纳低的作物和吸附能力强的作物。经过研究发现，每棵桑树每年大约可从轻度污染土壤中吸附0.8毫克左右的重金属。湖南土壤修复领军者、湖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柏连阳教授指出，虽然“十二五”期间我国在土壤修复技术上下了很大力量，目前中国的土壤修复技术，总体上正逐渐趋于成熟，但农田修复尽管攻关多年，业内却未形成公认的成熟技术，许多试点处于探索阶段，修复费用高，有效性也待考察。目前，中国土壤修复的最大瓶颈，就在于技术。柏连阳说：“虽然换土、换耕等方法简单，但这种看似简单实施困难的方法并不适合作为主流技术在全国大范围推广应用。目前，亟待开发和推广低成本的依托综合集成和先进设备的原位修复技术、环境友好的植物修复技术、快捷的化学修复技术等。”柏连阳建议，农化企业要勇于创新，积极研发生产土壤化学修复剂，特别是要积极与科研院所合作，承接科技成果的转化。湖南微生物研究院院长张德元也指出，微生物修复技术是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新技术，利用土著菌、外来菌、基因工程菌等，通过对污染物的代谢作用而转化、降解污染物，主要用于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降解以达到治理目的。张德元强调，微生物修复技术主要利用原土壤中的土著微生物，或向污染环境补充经过驯化的高效微生物，在优化的操作条件下，加速分解污染物，修复被污染土壤。微生物修复是治理污染土壤较为有效的方法。其成本低于热修复及化学修复；不破坏植物生长所需的土壤环境；污染物降解比较完全，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对低分子量的污染物去除率可达99%以上；可原地处理，操作简单。土壤修复给农化行业带来机遇位于竹埠港的湖南湘大比德化工有限公司已进入验收程序，厂内生产设备基本拆除，残余危险废渣在上周已全部处理干净，现在只剩几间实验室还在清理中。据总经理黄良芥教授介绍，这些被污染土壤先要经过浓度检测，确定重金属成分和污染程度；再将离子矿化稳定剂，以最合适的配比加入土中。土壤中重金属成分与化学药剂发生反应，固化成矿物晶体，遇到水不会被浸出，也就不会对水体造成污染。待多次试验数据保持稳定，开始进行规模化治理。修复完成后的土壤，根据不同环保标准，可作为该区域道路路基用料填埋，也可用于绿化用地、居住用地等。黄良芥指出，常用的土壤修复剂主要为氧化剂和还原剂，但这些物质在土壤中的渗透速度和分散速度比较缓慢。如果采用微爆炸法土壤修复方法，就可大大提高化学品在土壤中分散的充分性和分散速度，使化学品能够快速充分分散到污染土壤中、分散程度高。这种修复方法尤其适用于有条件的原位土壤修复工程。湖南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熊素勤表示，土壤修复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投资门槛高、技术难度大等特点，必须产学研联合。公司通过收购美国IST，进一步巩固了技术优势。2015年，公司在湖南开展了总计6000亩的晚稻季农田修复示范，试验区稻米降镉率63.9%，管控区稻米降镉率最高达68.5%，积累了成功的修复经验。目前，公司在土壤修复领域全产业链布局也已经基本完成，从前期的场地调研检测，到设计修复药剂专用配方、再到药剂生产和修复治理的实施，均可全链条依靠自主核心技术独立完成。公司可以根据土壤和场地的特性，配备专用的修复药剂配方，能有效的控制修复成本和确保修复效果，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在业内拥有技术领先优势。据了解，永清环保是国内少数具有土壤修复成功案例经验的公司，能够采用药剂固定稳定化、蒸汽浸提等技术修复重金属、有机物污染。早在几年前，公司就成立了土壤修复药剂研发团队，经过数百次的配方筛选和上千次的田间试验，终于掌握了土壤修复药剂的核心配方技术和生产技术。目前，公司已投资建成年产8万吨产能土壤修复药剂生产线，该药剂不仅能够用于土壤修复，在对配方进行微调之后还能用于垃圾焚烧厂飞灰固化，每吨飞灰固化添加比例2%～3%，即可满足固化效果。经试验表明，这种药剂处理飞灰成本优势明显，飞灰螯合剂的市场价格在1.3～1.6万元/吨，日处理1000吨垃圾发电厂每年药剂成本在257～316万元，如果采用永清公司生产的药剂，固化成本可下降30%以上。柏连阳建议，土壤修复箭在弦上，农化行业要快速分享土壤修复大蛋糕，必须勇于创新，积极研发生产土壤化学修复剂，特别是要积极与科研院所合作，承接科技成果的转化。
编辑人员：顾倩倩,刘琴联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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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评论仅代表会员个人观点，不代表中国农药网观点！上海“土壤医生”谈土壤修复：最“难啃”的是工厂-罗启仕
药剂-上海频道-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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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土壤医生”谈土壤修复：最“难啃”的是工厂
人会生病，土壤也会生病。2004年，国内某地的地铁站工地，当工人们挖到地下5米时，3人急性中毒，紧急送医院。后来才知道，原址是一家农药厂，虽然好多年前搬走了，可土壤依旧有毒。2006年，汉江边上的一个三江地产项目，开工后几名建筑工人中毒，人们随后发现土壤中含有大量残余杀虫剂。工地停工，一大块地空置了至少4年。此后，各地一些矿山工厂砷中毒事件常见诸报端。
生病的土壤，不仅将污染物渗入了地下水。2008年南京农业大学潘根兴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在全国多个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样品，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环保部发布的《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水和大气的污染物均会陆续转移到土壤中。此外，区别于空气和水，土壤污染不易转移，无法通过自然流动进行大规模降解……而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曾说:“大气和水污染治理已经走了近40年，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几乎还没有动。”
近期，“大动作”频频。上月，环保部制定并发布了《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和《污染场地术语》等“五项标准”，将于7月1日起实施。环保部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修改后将上报国务院审议；今年“两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表示，《土壤环境保护法》已有初稿，并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
生病的土壤，将有法可“医”。而上海，已经出现走在前面的“土壤医生”。
【什么是“土壤修复”】
上海的土壤修复，2005年就起步了。那年，现任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的罗启仕，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刚到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工作不久，却接到了一个听起来很“新鲜”的任务――给上海世博园区场地的土壤做“风险评估”，有了评估结果之后，再进行“修复”。
之所以说“新鲜”，是因为当时国内所有环保局及环科院，几乎没接手过“土壤修复”。他们和土壤打交道，大多数时间是常规性取样检测，在全市选几个检测点，定期取来土样、水样，做个数据报告。
不久后，上海成立了土壤修复中心，还组织了以上海世博会土壤修复为主要议题的国际会议。
原来，上海世博会涉及数十个国家自建场馆，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场馆建设有土壤方面的法律规定――简言之，开工前建设方要求所建地块是“干净”的，土壤重金属、有机物含量，甚至是地下水都应是达标的；日后所建的楼房场馆拆除搬离时，土壤必须“原样返还”，若污染数据超标，则需承担治理修复费用，甚至可能还有巨额罚款。这次，他们要在浦东建场馆，就把自己国家的规矩带了过来。
可是，数十个国家法律规定细则不同；更重要的是，毕竟场馆建在我国领土，事关主权和尊严。
于是，关于土壤的事，就到了罗启仕他们手里。
【一切从零开始】
关于土壤修复的一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虽然上海在理念上，已经是全国领先:早在2002年，上海市政府正式宣布对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出台了《黄浦江两岸滨江公共环境建设标准》，其中规定“如发现土壤污染超过国家相应标准时，应采取措施修复污染的土壤”。另外，还规定“土地使用权转移时，受让人有权要求转让人提供土壤中污染物检测及土地污染治理的相关资料，以避免今后的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国家也有规定。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出《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污染场地调查评估的主要内容和责任主体。
可问题是，评估、制定方案、修复、监理、验收，具体怎么做？没人做过！
而土壤质量的标准，还主要是1995年，由原国家环保总局和技监局颁布的，主要针对农林用地和自然保护区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仅涉及8种重金属，3种有机物；但世博园地块，超过7成是工业用地，所涉及的污染物，也远比“标准”复杂。
当时，刚成立的上海土壤修复团队和一家位于南汇、即将搬迁的日资化工企业商量，在原厂土地进行试验，费用由该化工企业支付。让人有些意外的是，这家日资化工企业非常积极主动，急切地希望能尽快将土地恢复。
细细问才知，原来在日本，对环境污染的追责期是永久的，企业终有一天要为自己的污染买单。
立法和理念上的现实差距，不容忽视――日本、德国多年前已有明确法规；美国专设了土壤修复基金；荷兰每年花费数亿欧元修复土壤……
【污染土壤的“黑匣子”】
罗启仕回忆，当时为了满足各国要求，在世博园区的土壤评估和修复上，启用了“最高标准”。但是，另一个难题来了，按计划，上海世博会展馆要在2007年动工，留给土壤评估和修复的时间，最多2年。
硬着头皮，罗启仕和同事拿着相关部门的批文和一纸介绍信，赶紧去评估土壤。
原先的世博园板块，上海人都知道，有不少大工厂，有生产重型机械、溶剂的，有钢铁厂和码头；另外，还有好多个居民小区。
最“难啃”的是工厂。
罗启仕和同事们刚开始连大门都进不去，他们只能隔着铁门，向保安挥舞手上的介绍信，不敢说是来“评估土壤风险”，只说是“来调查水文地质结构的”。之后，他们被请到厂里的办公室，绝大多数负责人都不理解他们，工厂搬迁前为啥还要“调查土壤”，没听说过，也怕担责任。还有人问，是不是来暗中检查“工厂排污”的。
反复解释了好多遍，工厂才同意，让罗启仕团队在工厂内取样，但每次都安排人“全程陪着”。
在土壤修复过程中，前期的评估尤为重要。据专家介绍，被污染的土壤，就像是个“黑匣子”，在真正“打开”这块土壤之前，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分布范围永远是个谜；前期调查得越彻底，修复时的不确定性越小。
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为了土壤修复的大规模正规调查；没有“调查规范”和“分析方法”，就主要参考美国的。
后来他们发现，这只是国内土壤修复领域众多“第一次”之一。
【先做拆迁的监工】
调查的结果，是世博会规划区域内部分地块土壤污染较明显。罗启仕团队详细标注了污染类型、分布和浓度，只待搬迁。
可工厂拆迁的第一天，新问题就来了。
对搞环保的人来说，很少亲眼见识过工厂拆迁――拆迁工人不管那么多，值钱的金属废料拉走卖钱，没用的炸了铲了就地掩埋；更让罗启仕大跌眼镜的是，拆迁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默认规则”，是拆迁工人用挖土机“掘地三尺”，把全场翻个遍，要把地底下的钢筋挖出来。
罗启仕看了猛拍头:“这不就白调查了！”不止白调查了，污染还扩散加重了。
怎么办？赶紧打报告立规范，又是第一次，他们制定了国内第一份《工业企业拆迁过程污染防治工作规范》；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做到了“一厂一立”，对应钢铁厂、造船厂、助剂厂不同的污染种类和形式，制定了不同的“拆迁方案”。
说是“拆迁方案”，可重点不在怎么拆，而在于怎么“防污染”；方案中包含了监理制度，之后每次拆迁，土壤修复团队的专家就盯着。
可是工人们不爽了――地下的钢筋没法挖出来卖钱了；贮藏罐和围墙不能大咧咧地随它轰然倒地，而是要等技术人员处理完上面的污染物才行；在“重污染区域”，工人们被告知不能随意挥舞挖掘机机械臂了，他们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拆迁，不是以往的“拆干净就好”，而是“分步骤”、“可控”，而且土壤“不混”。
【上海有了“正规军”】
那时候，土壤修复这项活，拆迁工人不懂，管理者也一知半解。
只有技术人员心中明白，要在短时间内将这么大一片污染区域完全复原，几乎不可能；即便做到，费用也是天价。
在土壤修复行业，已有的技术达到数十种，常用的也有十多种，大致可分为物理、化学和生物三种方式。通常情况下，修复时间越短，能用的技术越少，花费越大。比如相对省钱的方法，在污染地块上种植蜈蚣草等“吸附性强”的植物，要彻底清洁一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可能要近10年；而采用化学药剂，或是干脆在地下建一个水泥盒子来控制污染物，“工期”就快得多，可费用很高。
在罗启仕团队介入之前，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化生态过程与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曾经对世博规划区域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程度进行调查。他们建议，直接更换表层土壤；对于居住用地内污染程度较轻的土壤，建议采用植物修复和化学修复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改良。
“换土”，虽然快，但显然治标不治本。罗启仕坦言，最初确实尝试过“换土”，可他们很快发现，被污染的土壤即便运出来，也没地方掩埋处理。
只能埋头干，罗启仕回忆，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土壤修复的药剂和设备；有时候只能“现做”，把污染土壤样本带到实验室，当场试验配制，做完就送到现场去用。
可土壤修复是个综合性的技术活，理论上行得通的事，到了现场应用时又让人抓耳挠腮。就比如化学药剂，实验室里得出的结果，某药剂和某种污染土壤1:20混合，就能发生反应“净化”土壤，但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端着药剂跑到“工地”就又傻眼了，脚下这一大片地，怎么加药剂呢，又该怎么让药剂和土壤充分接触呢？就用挖土机搅拌搅拌？这还是需要专业设备和技术。
即便已经加班加点“当场解决”，可要短时间内将整块世博规划区域“搞干净”，也来不及。
但或许，没必要都“搞干净”呢？以后要建停车场的场地，和以后要建幼儿园的场地，土壤修复标准肯定不同吧！于是，罗启仕团队第一次引入了“风险评估”的概念，从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角度，调整土壤修复的标准；降低了诸如停车场等低风险场地的土壤修复标准。“风险评估”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在土壤修复行业中，已是公认必不可缺的做法，既省时间，又省钱。可要说服世博会建设管理者，罗启仕团队颇费了一番口舌，毕竟，又是“第一次”。
在诸多第一次之后，世博区域的土壤按期修复达标了。
基于世博土壤修复的经验，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和质检总局颁布《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而上海土壤修复中心，成了国内第一支有重大工程经验的“正规军”。而且，上海的土质普遍高粘性、含水量高，是最难进行修复的土质之一。因此，罗启仕团队在上海世博会所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几乎能应用于国内绝大多数的土壤治理。
【神秘的大市场】
可是，“世博项目”之后，土壤修复依旧是个鲜为人知的行业。2007年，北京市工商局不同意“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名字――因为“环境类”的公司，当时还没有叫“修复”的。上海土壤修复中心在完成世博项目之后的数年内，接触的项目并不多，仅处理了一些外资企业的工厂搬迁。
但“市场”很快就打开了。
环保部生态司司长庄国泰表示，土壤修复所需资金，“远远超过大气和水的污染治理，最少需要几十万亿元才能解决土地污染问题”。也有专家估计，若按照土壤修复产业占中国环保产业的10％推算，“十二五”期间土壤修复的市场，将是千亿规模。
罗启仕也感觉到，到2011年之后，各类“土壤修复公司”层出不穷，每年都至少有20多家土壤修复公司成立。土壤修复行业内的“中国环境修复发展战略论坛”，从那年起，突然从“请不来人”到“不得不拒绝一些人”。
随之而来的，便是土壤修复“水太深”的乱象。
土壤修复是“神秘”的，它和其他环保产业不同，修复公司一旦接手，一般就和出资方签订协议，污染数据不对外透露。毕竟，不少修复的场地位于城市中心，其中一些未来将是居民小区，数据可能直接影响修复出资方、开发商或者业主的利益。而且，一些房地产商选择土壤修复多是出于被逼无奈，尤其在资金链紧张、“每天贷款利息几十万元”的压力下，土壤修复的“工期”往往压缩到两三个月。
因此，一些污染数据未必是真实的。曾有一位环境修复工程师在博客上吐槽:“你相信一个20年的老化工厂，调查结果是只有50平方米污染土壤吗？你相信现场五颜六色，结果只有两种重金属超标吗？”
另外，土壤修复的“暴利”也被人质疑，国内不少土壤修复项目要价数千万元，上亿元的也不在少数。几乎没有企业愿意公开其项目的成本构成，现实是，一些土壤修复的过程依旧粗糙，南方某城市的钢厂搬迁，之后要在重金属严重超标的地块上建保障房，可媒体报道其土壤修复的过程，仅仅是“一挖了之”。
业内人士透露，挖干净拉走，把污染土壤在别处填埋、焚烧；或者用水泥将污染土地隔断，这类“简单化”的土壤修复方式并不少见。即便是一些初具规模的公司，在“风险评估”环节，也常常依赖电脑软件，缺少专业化的土壤修复技术人才。
【依旧“刚刚起步”】
要规范土壤修复行业，确实才刚开始。全国各地不仅土质不同，污染的类型也有所不同，矿山、油田、农田和城市工业用地所采取修复方法和标准，也必然有所不同。更麻烦的，是实施过程中诸多难点，比如拆迁污染如何防治，各厂各行业都不同；又比如污染责任人如何界定，一些既有的土壤污染是由几代企业累积形成，其中一些企业早已改制，或不复存在，该如何追责，谁来付费？还有，土壤下的流动地下水，在土壤受污染和修复的过程中，必将受到影响，该怎样综合考虑？
问题尚未解决，但事情向着好处发展。
近年来，环保部联合各部委，国务院办公厅多次发布关于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的通知。尤其今年，土壤修复的“五项标准”，土壤污染的“防治行动计划”即将实施，《土壤环境保护法》呼之欲出。
上海在土壤修复管理和技术上，依旧走在全国前列。去年，首家“国字头”的土壤修复单位――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工程技术中心落户上海，其核心技术团队，还是上海土壤修复中心。
得益于世博经验，及科研院所的背景，他们更擅长“把关”，为污染地块做前期调查评估、提供修复方案，以及结果验收。几乎每月，都有各地的环保部门来取经――在不少城市，土壤修复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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