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岗珠江皇冠假日酒店中心城友和国际大酒董事长我是湖北的张女士 有件事情我想讨个说法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随着越来越多的日本官员和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军刀下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中国要是还幼稚地幻想,未来会比甲午战争败得还惨!
这个世界是看谁比谁狠、谁比谁强的世界,是肌肉和力量说了算的世界。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回归俄国,靠的是俄国的实力。中国要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也要靠军事实力。
军事专家的文章道出了当今世界的本质。 这期文集还需关注的是汉心先生的文章,一个一味主张人权、私权的国家是可怕的,这个国家今日的许多堕落从官到民就是在这种理论主张下发生的。像群狼似地个人主义国家是没有出路的。请仔细阅读汉心的文章。本期文集从22日上网开始,一周内将不断充实新内容,望读者注意观看。】中国的和平发展与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仲大军:资本狂欢的时代在中国已经结束
《财经》:东莞深陷大规模劳资矛盾
汉心:“个人主权”并非促人向善的政治选择
秦晖:怎样才算是儒家
彭培根:中俄建筑大师电视巅峰对话
彭培根:理性建筑的呐喊者
卢映西:十日谈,无字碑
军事专家:中国的和平发展与
军方将领:奥巴马已出格
解放军将不按常理出牌
中国人已经闻到战争的气味?
吴必康: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逻辑
恩格尔 那小兵:解读刘亚洲《甲午国殇》
怡安路透:2014年全球10大政治风险
包华清: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本质
马立诚:坚持对日新思维提出的和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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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庆义:我国一季度外贸形势分析与展望
管清友:不要期待政府抱薪救火――第一季度宏观数据与局部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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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不动产登记制2016年全面实施
或将冲击中长期房价
黄卫东:导致我国亿万财富流失的四大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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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士:张维迎在博鳌论坛图未穷匕首见
霍默静:中国学者对中国信心的“倒挂”
吴敬琏:中国改革不能回避7个问题
彭真怀:大道至简 纲举目张----中国的农村和城镇改革
徐景安: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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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宇:思考未来十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创新
爱龄:上届十年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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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中国是否革命取决于社会分化程度
颜元叔:中国的前途不在台湾在大陆
王绍光: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汤因比: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人类的出路在中国文明
欧阳君山:为什么是一元天下而非多党争局
俞可平:民主还是民粹――中国的民意政治
快报:汉族是一个高度混血的民族
单平:无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濒临消亡不可避免,也不可怕
单平:搞好民族团结 稳步推进民族融合
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
夏剑钦:《心仪集》自序
一殷:电影《天注定》在法国被喝彩----被禁映的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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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壳网:破碎的地狱----2.5亿年前是什么造就了大灭绝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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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狂欢的时代在中国已经结束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中国未来(已经发生了)的劳工问题,将是习李政府面对的可能比经济问题还要棘手的重大社会问题。经济一下滑,效益一受影响,工资待遇马上出问题,接着就是劳工的问题。经济问题将直接引起社会问题。所以,在一个经济下滑的历史时期,工会问题将成为一个社会新焦点。
中国工人阶级不再沉默!最近广东等地连连出现工厂罢工事件。从格兰仕两千多工人砸工厂宿舍食堂,到东莞鞋业几万工人罢工,到深圳公交车司机罢工,到东莞电子企业工人罢工。
&&& 工人抗议的浪潮接连不断,似有星火燎原之势。
中国的新一代产业工人一旦觉醒起来就必然产生报复性的行为。三十年的老帐新帐攒到今天一起算,这将是新政府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大问题。中国是一个有工人运动传统的国家,长期压抑工会,为虎作伥,必将遭到劳动群体的爆发性抵抗。
工人阶级的觉醒,意味着新一轮改革的开始,这是对本届政府的一大考验,是回归劳工立场还是继续偏向资方?
&&& 如果中国的发展出现的结果是穷人造反,那就说明这场改革出了问题。
人民日报也发文说话了:“工人维权意识的增长,导致了维权行动的屡屡发生。不只是“格兰仕打砸”和“耐克鞋厂罢工”这样的激烈形式,就连每年一度的“用工荒”,也不过是工人在权益荒芜的境遇下选择“用脚投票”的结果,这是工人维权意识觉醒和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如果劳动部门,再不对相关企业进行劳动权益的督促检查,则对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加工大国而言,必然面临严峻的考验,甚至关乎社会稳定这样的大事。”
&&& 格兰仕工人打砸工厂最新消息
  4月14日,广东中山,格兰仕工人打砸工厂,抗议工资低于公司招工时承诺的标准。约2000工人从凌晨零点开始,将宿舍、饭堂、超市、大门、电动叉车、警车以及办公室电脑设备等悉数砸毁,工厂所有保安跑光。一直持续到凌晨6点,有大批特警进厂戒备,公司总裁亲自到厂道歉。
&&& 新浪微博消息
4月19至20日,广东省深圳市,东部公交公司329、839、353、359等7条公交线上千工人罢工。因薪酬太低、伙食差、住宿差、乱扣乱罚等原因,东部公交353线工人于16日发起罢工,聚集龙岗区政府示威,持续至19日,罢工线路增至7条,20日,工人被数百警察强行驱散,多人被抓捕。。
格兰仕员工打砸工厂并非酒后闹事 300人已辞职
  4月15日,广东中山格兰仕工厂被员工砸了,参与者有上百人。因为微波炉扩产,这个工厂今年年初才刚刚投产。格兰仕曾经是叱咤中国小家电行业的“价格屠夫”,如今被指因低薪而遭员工打砸。业内分析认为,事件背后凸显的是以“价格战”为纲的格兰仕正遭遇低成本模式带来的困境。
  与此同时,美的工厂也出现“工人主动停工”,格力则被曝克扣员工数千万奖金,被扣上“血汗工厂”的帽子。中国家电制造业在内销不畅、“人口红利”逐渐流失的大背景下,进入了严峻的调整期,类似现象未来可能会再度上演。
  格兰仕刚刚投产的工厂被员工砸了。
4月15日,一条图文并茂的帖子被广泛转发。帖子爆料称,4月14日,格兰仕(中山)电器有限公司约2000名工人从凌晨零点开始,将宿舍、饭堂、车间流水线、超市、大门、电动叉车、警车以及办公室电脑设备等悉数砸毁,工厂所有保安跑光,一直持续到凌晨6点,有大批特警进厂戒备,公司总裁亲自到厂道歉。
  打砸事件在网上传开。格兰仕官方随即发出一份声明,称此次是“200多名员工聚集事件”,并将原因归咎于新员工酒后闹事。“闹事员工极少,真正打砸的仅有几名员工。闹事员工仅对厂区内的自动贩卖机、小卖部设施等进行打砸。事件中无任何人员损伤。企业采取理解、关心、爱护的柔性处理办法,通过与员工恳谈对话的方式在大约凌晨5点平息事态。”
  “并不是因为酒后闹事,参与的也远远不止200人。”事发后,已经辞工回家的小黄对新京报记者说。小黄回忆,那天打砸持续了整个晚上,一开始有一个宿舍的人起哄说“这个厂太黑了,坑我们”,然后两三个宿舍的人都加入进来。
  “其实,事发的主要原因是格兰仕给的工资很低,只给原来招工时承诺的三分之二,招工时说元,每个星期都有休息,包吃包住,可是进来后根本不是这样。”至今,小黄依然愤愤不平,“一个月才元,白班夜班轮倒,星期天也要上班,每天工作10个小时,吃宵夜也要自己掏钱。”
  小黄说,事发第二天,他和很多朋友都辞职了。据了解,此次事发地点――格兰仕中山厂区因为微波炉的扩产,2014年刚刚正式投产,到目前为止仅有数月。
东莞深陷大规模劳资矛盾
《财经》新媒体记者 高笑楠
  上月底,反服贸反大陆的标语,还挂满台湾立法院;这月底,位处大陆东莞的全球最大鞋厂裕元厂区内,却打出“打倒台湾人”的标语--两岸民间你来我往的呼声,吊诡而讽刺。
  如果你这几天有幸去裕元厂区内围观的话,会看到这样一副祥和景象:工人们早上悠闲的溜达到车间打卡,之后,有些人驻足闲聊,有些人结伴出游,有些人干脆返回宿舍睡个甜美的回笼觉。
  时至今日,裕元工厂内的工人怠工已进入第19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怠工,因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被学界称为现代“五卅运动”。
  裕元工业系台湾宝成集团旗下一家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公司,在东莞p中山p珠海p黄江等地,有182条生产线,雇佣近16万员工。是NIKE、ADIDAS
、REEBOK等知名运动品牌的制造商,堪称该产业内的“富士康”。本次怠工,就发生在裕元位于东莞的厂区内。
  刚刚历经扫黄风波、GDP增幅下跌的东莞,这个两岸三地富商眼中的欲望之都、利润之源,也因此迅速变身为他们的烫手山芋。
  在职员工以“临时工”身份参保的记录表
  事情源于一批即将退休的工人,发现自己明明已缴满15年社保,退休后却只能领取400-600元的养老保险。细查后发现,原来这15年来,工厂一直按最低工资(临时工标准)为自己缴纳社保基金。
  4月5日,裕元厂方的大陆负责人在某公园内与工人开会,允诺与台方沟通后,14日给出答复。但14日当天却并未如约给说法,大批工人由此正式怠工。
  每天早上,上万工人聚集在厂区大门,打出激烈的标语,高喊口号,诸如“打倒台湾人”,赶走台商。参与怠工的人数一度高达5-6万。期间,事情似乎一度出现转机:厂方于21日妥协,贴出告示称,愿从5月1日起全额缴纳社保,也愿意在工人同意的情况下,补交之前的社保金。然而,这一承诺却并未将工人们召回生产线。
  要知道,裕元工厂从去年底相继将几条生产线迁往东南亚;同时,工厂在罢工事件发生后,传出谣言:要在短期内补齐十几年的社保金,工厂面临倒闭。
  在“撤资”和“倒闭”的双重风险下,工人们十分担心工厂给出的这些承诺还能否兑现。大家要求:“把赔偿款直接打到工资卡上。”不过,他们的口号虽然颇为激烈,情绪愤怒,但行动却相对平和理性。
  在长达近20天、约6万人参与的怠工运动中,没有破坏工厂里任何财产,没有打砸生产线,不可谓不是奇迹。这些相对平和、理性、非暴力的怠工行动,与这些工人的平均年龄有直接关联。
  据观察,参与本次怠工的工人,大部分年龄在40岁以上。一个有着2000人规模的车间中,有一半人是40-50岁之间、退休在即的中年人--这也是为何,社保问题会更让他们紧张,而非几年前富士康厂区内怠工的那些年轻工人。
  “我认为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里程碑。”曾主持过两岸三地大规模工厂调查的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潘毅,对《财经》新媒体这样解读本次怠工事件。
  以前大部分怠工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加工资或加班问题,而这次怠工的要求则比较特别,“第一次要求赔偿社保”。
  需要从这一怠工诉求转变看到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诉求,已从原先的“赚钱返乡”,变为“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社保直接事关在所在城市领取养老保险。
  当耕地被侵占、城乡矛盾激化等多重问题叠加时,越来越多外出打工者,会在退无可退、又无法留在城市养老这个夹缝间挣扎,罢工几乎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潘毅将此称为“整个社会亏欠农民工20年的后果”。
  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这场延续至今仍无消停之势的怠工,已逐步沉淀在两个矛盾焦点:一个指向资方和厂方,另一个则直指地方政府。
  裕元作为上世纪80年代即进驻广东的台商工厂,要说漏缴工人社保这样的违法举动,在长达二十余年间,完全不被东莞有关部门知晓,实在难以信服。
  “这个劳资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转化为政治矛盾。”潘毅说。
发件人:hanxin69911&&收件人:仲大军&&时
间:日 11:08 (星期四)附 件:1个(个人主1.doc ) 查看附件
“个人主权”并非促人向善的政治选择
当下中国,源于市场经济催生的个人主义“进步”想象,不少人认为,社会生活不需要脱离实际的上层建筑,也不在乎国家立场和集体精神,甚至以为,只要健全法制、弘扬民主,即使没有社会道德和公共责任,也能保障社会正义和人生幸福。
然而,社会实践表明,个人权利和价值观的确立,不应是一种低度的个人需求,其有效性并不都出自于文义周全的政治和法律教条,而更多是经验性的人事交往和生活感受,其遵循的是彼时彼地公序良俗和民心归向。
所以,中国历代制度设计皆不支持个人主义和社会“结党”营私,而是着力强化讲信修睦,不废一元家国道统。其合法性讲求的是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和文化上的性善论,再辅之以对前代治乱经验的策略性借鉴和扬弃。
&&& 是故,社会大众在总体上都重视家国互利、齐心协力,反对忘恩负义,
不支持个体单干和市场化的唯利势图。
基于中国文化属性和古老的依存关系,我们仍然需有一种超越市场,无涉帐面计价的信赖与合作,并由此重建塑照应人心,眷顾人伦情感的统领性观念。它不仅有赖于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协力、同舟共济,还能援此协调社会系统和谐均衡。
&&& 在当今时代,国家并不是一个虚设的政治学概念, 事实上也没有人能置身于国家之外孤立地存在,
所以,无论是否认可其派发的身份和观念,甚至爱国与否,都很难先入为主预设立场,
因为很少有人能游离于国家之外单独解决社会事务,确立自己的自由和政治主权。所以,除非文艺化的任性逍遥,或是出于学理偏好而故意远离国家政治,显示一下“公民不服从”,否则,任谁都得有明确的国家归属并受制于相应的政治文化规训。所以,无论如何特立独行,或强调个人拥有自由和主权,却仍然需要关注来自外部的肯定和评价,并据此认领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尤其在中国,市场化虽然催生了个人维权的正当性,但仍然需要一种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直抵精神深度并主导着大众理想的无私品质和集体观念,它有益于共同体间相互认同,彼此依附,并由一系列温情而颇富人伦的语词和互助方式来完成对社会成员的调度和统辖。
殊知,这种远离利害冲撞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不仅有助于发现人情物理之本质,并由此开启人与自然休戚相关的共生原则,还因其通人情而体物理,敦化人人向好的“风尚”,可以最大限度促成社会重视团结互助精神,礼赞美德善举,让效率优先与国家公道理想兼容同步,
从而在遏止权力和资本弱肉强食,切割人伦的同时,确保市场差序格局中扶贫济困、普惠众生的正义性。倘如此,则除了强调主体内修以提升个人品质,于现代公共生活而言,
不仅是一种有意味、有高度而且和谐自洽的文化生态,也是一种可以穿越名利局限,走进历史并获得意义感的心理期待。
特定社会文化,就其广义而言,乃是一种有效的结合方式,一种可以安身立命,消解个体孤悬的稳定性互助家园。所以,其不仅有自足的内生机制和经受历史选择的韧性,还承载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因子和交流语码,它取决于共同体累积的经验、命运感及其可通约的价值体认,并由此归纳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观念形态,是故,凡人皆必然对应于其中,没有人能拒绝特定文化对自身的塑造,大而言之即国家意识形态,小则事关饮食男女、伦常待人处世。因此,一种文明能在相当长的时期有效并构成了义涵丰富的历史,就其发生学而言,都是为了确保国家族群优越的知识系统,没有任何人会逆向选择对自身不利的文明装置,更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属性而被他者所定义,其存在本身不仅有意义,能够自证高尚和光荣,还能据此建构一套普遍而有效的生活原则,其预设的公共愿景和政治峰值,至少表达了与所处环境中人们性情相适应的广泛诉求。
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个人主义及其权利这一命题,不是源于观念的产物而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结果,是伴随着再生产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体系,人们只有在具备了充分的社会条件,才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所以,那种只诉之政治立法,或仅凭“市场调节”即可确认自由主权的想象,无非是制度和法律偏爱者一厢情愿的教条。在多数情况下,
人的行为动机并不单纯取决于制度设计,而是缘起个人处境感受和人情关系,是活学活用,以人弘道,而非道弘人的经验阐发和实践领悟。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抽象的法则并不能勘定人的属性和价值范畴,也不必然导出顺天理、合人情的正确结论,
相反,在纷繁的人事I格和利益纠缠之中,
多数人并不都是基于法律的“公正”而自愿承担后果,更多的服从仍然是:古老的道德训示和良心不安;是构成人们社会关系的条件和交往伦理,如彼时的处境态势、社会风气、面子、人情和羞耻感等。
或许,这种纠结于个人低度空间的权利观念,的确有助于抵制老套的政治专横,但于个人精神和社会正义的塑造,以及共同体求真向善的伦理建设则意义不大。一般而言,过于紧张的功利主义不仅有悖于心平气和的德行养成,还会因政治“打包配送”导致公众只关心个人权利,不能对生活本身应有的多样性进行价值排序。不仅如此,还可能因法律人的圆通,“关系网”的多重寻租而迫使当事人担心成本飚升而宁愿耍赖、犯横甚至公开违法。其结果是,我们对社会价值和政治正当性的理解就会剑走偏锋,从而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有了精致的权力硬器和经济装备,就能让社会变好,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人生难题。
所以,市场化、民主和个人主义之可能,不单是取决于我们都能主导自己的选择,它还是一种心灵结构和生活方式,并贯穿于特定社会的文化与交往历史之中。是故,仅在政治经济上强调个人主权,或局限于市场决定,以个人为终端的社群关系并不不理想,也很难由此安顿人心,确立持久而稳定的有机同盟。或许,我们可以基于“政治进步”而有理由珍视个人自由和主权,也不刻意寻求国家或组织依附,但却仍然需要有一种不受市场侵扰的“法外”伦理加以调剂,这当中不仅仅流于亲疏关系而互相体贴,
还应当有“无缘大慈”的同情与人文观照,
并立足于不计得失、助人为乐的古老原则,让每一个与自己相关人都能得到抚慰和救济,觉得做一个好人很体面,而且有价值,
从而才能保证多数人都可以作出向善的选择。
有鉴于此,一切基于为社会立法,为世道立心的理论和主张,如果忽视了平常生活的真实细节,缺少对历史因缘和人情世故的尊重与顺从,则所有看似“文明正确”的倡议都很难获得广泛的支持。殊知,社会生活依次第而言,既有物理维度的方法和功利性科仪之举,也存在着社群交往而形成的强弱、主从和统领性的价值形态等,一系列相互交错的地方风格和人文品质,它不单主导着政治发展的基本向度,也规定着人们日常行为。所以说,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仅取决于法理之下的公正,
还必须有能与之匹配的社会伦理、大众性情,以及文化上的积极鼓励与支持。否则,就算有志存高远的淑世情怀和完备的“市场设计”,也会受制于缺德文化鼓动的利己主义多吃多占,其结果势必造成市场交易扭曲,社会人心败坏,最终引发公众对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的抵制和厌恶。所以,无论是基于什么样的观念和立场,大公无私和集体精神仍是发扬人道的基本原则,
它不仅可以确保社会有足够的向心力,还能给人以依靠,让人有安全感。
怎样才算是儒家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 秦晖
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都生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发生最剧烈变化的“周秦之际”,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都觉得是礼坏乐崩、山谷陵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他们感时伤怀,积郁难平,愤世嫉俗,疾首痛心。
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抨击和对他所想象的“三代”黄金时代的憧憬,并表达了他要“兴灭继绝”、“克己复礼”、挽狂澜于既倒、复兴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然而这些希望不断破灭,满腔悲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叹中,怀着“吾道穷矣”、“哲人其萎”的愤懑,赍志以终。
显然,孔子不是个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社会和统治者,夸奖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对活着的统治者几乎没好话――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没少对之歌功颂德,然而他们已经死了,不能给孔子以恩宠,而活着的统治者对这样的“哭庙骂殿”则是很不待见的。
对孔子,不管是褒还是贬,都得从这点出发。过去反孔批孔的,说孔子对现实不满是“历史倒退论”、“今不如昔论”,是“九斤老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狂”。
几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状就是这个。而褒孔扬孔的,则说孔子的这种不满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是“独立人格”与“社会良知”的体现。总之,复古倒退也罢,批判精神也罢,相反的评价针对的是同一个事实:就是孔子对现实不满。
那么孔子对什么样的现实不满?当然就是对“周秦之变”不满。在当时的剧变中,孔子是维护周制,主张复古,宣传“王道”,反对最终导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则是推动秦制的。周秦之变背后的思想冲突,主要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
今天人们一方面知道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另一方面也知道所谓的“封建”即封邦建国诸侯林,这样一种西周宗法贵族政治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帝国“专制主义”是差异很大的两回事。在这个意义上,孔孟时代的古儒确对秦政式“专制主义”十分拒斥。
当然这并非像一些以现代观念拔高儒家的人讲的那样是因为古儒中有什么“自由民主”因素,而就是因为孔孟弘扬的是以宗族认同、小共同体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于封主、封主保护封臣为基础的周制,他们是以“封建”反“专制”、以贵族政治抵制皇权-官僚政治的。
正是在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才应运而生。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得意的,因为在那时的大潮中儒门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化。
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
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
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而这也导致了儒门分化加剧。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V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暴政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最后孔V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V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
于是孔V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V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V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
然而在不断碰壁之后,还是叔孙通的道路显得越来越有优势。到了汉景帝时代,一些儒家还宣传推翻暴君有理,宣传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结果在如今可以被称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次“辕黄之争”中,碰了一鼻子灰,汉景帝宣布革命理论不能再讲,“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
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尽管董先生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
这样,儒者便完成了从“丧家狗”到“看家狗”的演变。“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
今天理学家讲滥了的“内圣外王”其实本来源于《庄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传。孔子那时只讲“远圣”(尧舜等远古圣王)而从不言今圣。所谓“远圣”也只是通过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过修身养性体现出来的。那时的儒学只讲“外王”,而不讲什么“内圣”。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
有种自由主义,我把它叫做日本式自由主义,它的特点是强调个性,强调个人的权利,但是它针对小共同体、针对家庭、针对周边的人。日本在明治时代特别提倡这些,就是六亲不认只认天皇,福泽谕吉就是这么主张的,他一方面认为自由是人最可贵的品质,同时又认为自由是要效忠天皇的。
这个自由只是从你周围那个熟人社会摆脱出来,你要敢于反抗爹妈,反抗家族,敢于六亲不认。但你必须知道“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你必须歌唱“我把党来比母亲”。这种人虽然是从大家庭中叛逆出来的,但他身上已经不具有儒家文化了,什么孝啊,基本上抛开了,等于传统的叛逆者。
还有一种,简单点说就是不满现实,追求一种理想,当然这种理想可能是近代理想和儒家理想兼而有之的,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一种和家庭、和传统决裂的自觉。
中国自秦制代替了周制以来,儒家士大夫中就潜藏着很大的不满,有一种“从周仇秦”的情绪,这是毛泽东最不满意儒家的一点。“文革”中他一直讲“儒法斗争”就是这个意思,以为儒家喜欢贵族制不喜欢官僚制,喜欢分邦建国,不喜欢中央极权的大一统。
讲得简单点,喜欢那种道德社会所谓的“三代之治”,不喜欢秦以后的那一套东西,实际上西方进来的思潮在中国受到欢迎就是这一帮人,他们是基于对秦制的仇恨来欢迎西方的,他们认为西方的那套就是仁义道德。
中国是礼仪之邦,三代本来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秦以后就堕落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中国堕落是西方的原因,要恢复三代的理想只有学习那些新的东西,才能颠覆家天下,才能恢复天下为公。在他们看来,民主选举就是天下为公,就是推举制,“几欲天下为公,亲亲不得三代之遗也”,一开始这个东西就是和民主共和接轨的。
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很多声称是儒家的人实际上是伪儒,因为他们都赞扬秦制,今天你衡量什么人是儒家很难说,但是什么人不是儒家还是比较容易说的。
什么人不是儒家呢?第一,欣赏秦始皇的人肯定不是;第二,欣赏毛泽东的人也不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把孔子的祖坟都刨了,一个就是直接焚书坑儒的。孔子的九世孙孔鲋就是投奔陈胜吴广造反的,他投奔陈胜吴广是为了抵抗秦制,伐无道、诛暴秦。
传统儒家精神怎么适应近代以来的潮流?总体上我有一个看法,近代西学东渐早先就是受到反法之儒的欢迎,认为西方的那套就像三代的推举之法,“己欲以天下为公”,而从秦以后就不行了。那么我们之所以搞民主共和就是因为这和我们以前的理想是一样的。
晚清最早引进西学的时候,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民主共和,对个人主义、个人权利这些东西很长时间是没有人注意的,真正注意到个人主义是从日本传来的。
现在的我们,仍然是要为一百多年前的理想奋斗。在这个奋斗过程中有人认为儒家的传统资源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从传统以及近代历史看,的确是这样。
今天有人提倡新儒家,如果这个新儒家是和秦制妥协的,那我只能说这不是新儒家,是伪儒家。因为不管新儒家还是老儒家,儒家的特点就是和秦制不妥协。
&&& 怎样算是儒家?对现实不满,对秦制不妥协。
&& &(本文据当代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先生两份讲稿整理而成,有所删减)
发件人:PKAP&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收件人:zdjun2011&&时
间:日 09:22 (星期六)附 件:5个(2013年彭培根院士在中非工业合作论坛拍的发言稿.docx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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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建筑大师电视巅峰对话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彭培根
俄罗斯建筑大师 Levon Ayrapetov (上海世博会俄罗斯馆设计人)
&&& 俄罗斯建筑大师 Levon Ayrapetov 中文名字叫翁培韬,生于 1960
年。他与另一位俄罗斯女建筑师在 2006 年创建了PAPER
建筑设计局。这个设计公司成立后,数年内在各种设计大赛中崭露头角。参加上海世博会的俄罗斯馆设计竞赛的有 23 家设计单位。PAPER
一举夺魁。
财经节目之一,一位才高艺大的编导爱新觉罗?w阳格格负责制作这一档中外行业大师之间的智慧碰撞的节目。计
划大约累积够半年的播放量时就会陆续播出。现在(2012 年 8月)已经存有二十一集了,再等三、四个月就可以“上视”了。
翁培韬与我见面之前,在上海已经与一两位建筑大师谈过话,但是他觉得他们与中国文化的修养没有太多的关系;因此,提出了更换对话人的协商请求,因为翁自己读了二十多年的儒家和道家的书,尤其是《老子》(]一)。所以w阳向她的老战友-歌唱艺术家王丹(台湾同学会的一位会员傅盘铭博士的夫人)推荐一位可以与翁大师对话的人。于是我就这样上了巅o对话。我对俄罗斯的文学和音乐很钦佩和欣赏,因此对这位熟读中国书籍的翁大师当然倍加感兴趣。
在上节目时,我将自己设计的清A校园上海裁缝手工做的现代唐装带到了电视台。这是用西方人用来做燕尾服的、不会起皱的重磅\丝布当衣料;用缅甸进口的大粒菩提子做扣子(因为男装不能用布扣,以区别女装)。没想到翁培韬试穿后很喜欢,就穿着上了节目。我自己则穿一件\色橘皮皱纹的皮西服上衣上阵(]二)。这样电视画面的效果就很戏剧性。洋大师穿着现代唐装;而代表中国的对话人,则穿着\皮西装上衣来对话。形成一个戏剧性的对比画面!(图片)
&&& 对话中翁大师主要内容之一是谈了些他对上海世博会俄罗斯国家馆的设计理念。俄罗斯馆占地面积
6000 平方米,是规模最大的一类自建馆。展馆由 12 个塔楼和“悬浮于空中”的立方体组成,“象征着生命之花、太阳以及世界之根” 12
个“花瓣”形成塔楼群,顶部的镂空图案则表现了俄罗斯各民族的多元文化的特色,其外部装饰组件可以自由排列,形成巨幅“活动画面”的墙面。
翁谈到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还有从读中国书籍中,给他带来的俄中文化结合出来的创意灵感。他也谈到俄中两国的一些相似的国情和社会现象,以及它们如何对建筑设计a生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他还对一些中国大型公共建筑,是由西方国家的
建筑师来设计的。但是这类的建筑在西方国家(包括俄罗斯)是不可能被允许建成的。他因而感到不解。因为这些建筑物的设计违反了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建f(UIA)一系列的原则。我插一句:“那是因为这些西方所谓的建筑大师,缺乏职业道德,把中国当成新武器实验场;设计了一些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可能建成的建筑”。翁说他同意我的观点。
我还告诉他因为中国政府有很好的开放的态度,在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上对外国建筑师提供了公平的机会。但是有一些外国建筑师中的害群之马浑水摸鱼地分得了一大杯美羹。这些建筑师(略低于
5%的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建筑师)所做的卑劣可笑的设计使中国建筑界、知识分子以及人民代表们极为愤怒。于是,很多专家和民意代表,不断地上书给国务院的领导反映,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这些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于是签署文件出台规定来防止大型公共建筑出现一些恶劣的设计。在2006
年国务院办公会,温总理批评说:“我国有些重大的公共建筑物有贪大、求洋和没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 因此,依据这个精神,国务院《建质 1
号文件》(五部委联合颁布),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拨乱反正的文件。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务院的【1
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方面的政策。我在对话中的发言内容主要在于:
(一)俄罗斯这个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对他们的文学作品非常钦佩和喜郏纭犊R佐夫兄弟》、《安娜卡列妮娜》、《战争与和平》,还有我最喜爱的小提琴家
David Oistrakh
等伟大的音乐家和艺术家,他们的音乐都富有诗意和哲理。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人半年都生活在冰天雪地里,所以才能有坚强的生命力和意志力,同时沉思再沉思,才能有持续的艺术创作力。持续地a生世界一流的文学、音乐和音乐家、哲学家。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思想家,在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实践上有带头羊地位,那就更是不在话下。
(二)针对翁设计的俄罗斯馆,我是非常钦佩的,它是我最欣赏的五个馆(包括中国馆)之一。十二个自立的雕塑意义的方形结构是统一中有协调和变化,有点像清代国画大师黄宾虹的
“乱中有序”的艺术效果。
在这一个大长方形基座上,冒出十二个像大烟囱似的雕塑体,看来是象征着俄罗斯民族,跨越于欧亚两洲之上的,和中国一样的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
从这十二个“烟囱”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欧洲的、亚美尼亚的(翁是亚美尼亚人)、哈_克的、俄罗斯正教的、穆斯林的、犹太的等中亚的和高加索的、还有和中国文化的
MOTIF(神韵);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是因为翁培韬读了二十多年老庄哲学的书,因此他在俄罗斯馆上每一种文化的神韵
都是点到为止。因此达到了“和而不同”并且没有相互争奇斗艳的感觉。
我用老子第二章(])的观念来赞扬翁的设计,他很高兴地说我是他的知音。他自己也引用了一些《老子》书中的话。好在两位(在同声传译室内)一男一女的翻译都有很高的水平,对《老子》书中的中翻俄(我听不懂)或俄翻中(我从这个水平可以推论中翻俄一定也不错)都比较到位,肯定是事先做足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 & 三个附]:
&&& 《老子》第二章是老子对宇宙、人生和美学的《人文相对论》。
&&& 我在清A大学教了 24 年的理性建筑(Rational Architecture),2008
年被评选为“精品课”之一,虽然是用英语开课,但是我自己写的讲义,开宗明义第一页前就是老子第二章:
& & [原文]
天下皆知美之槊浪阂眩唤灾浦樯扑共簧埔印9视o相生,y易相成,L短相形,高下相A,音相和,前後相S。恒也!是以}人居o橹拢胁谎灾蹋f物作而弗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
&&& 彭培根对【原文】所作的现代中文的演绎:
天下人都知道一种美之所以为美,于是就有a生了丑陋感。大家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例如满街都是“雷锋”,那就L不清哪些事实善事;哪些是本来就该做的事了)。于是就分不清善与恶了。所以有和无互相赋予生命,难和易相辅相成的,长和短是对比才能显现的,高和下形成了倾斜,音与声是相互谐和的,前和后互相接随(]三)
这个道理是永恒的。因此}人用无为的人生观来对待世事,用行为而不是言语的方式来施行教化:宇宙万物自然地周转而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开始的。不断地有新的创作或生a但不拥有;有所作为但不去持有,功名有所成就而不自居。正由于不居功名,对于得失就无所谓。
&&& 其实有些中文古文用英文来演绎,反而比现代中文用字少。
&&& “Everyone recognizes that which makes beauty
-beautiful and thus the concept of ugliness arises.Everyone
understands that which makes goodnessgood and thus the concepts of
badness arises. Hence,being and none being give
dificult and easy long and short are form each
high and lo sound and echo are
harmonious with each other and before and after follow each other………
&&& ]二:我校前任校长顾秉林院士,在 2010
年清A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时,也穿着我设计的这种现代唐装,与国学研究院的文化主题相得益彰;体现了中国科学家和中国大学者的儒雅的L度(图片)。在一片西装通吃天下的社会现象中,看到中国文化再生的苗头。本人倍感鼓舞!谢谢顾校长!有好多网友发帖,诸如:“这服装真有特色!在哪里可以买到?”
&&& 2012 年 CCTV4
台《文明之旅》节目,我校历史系著名教授彭林先生主谈“礼仪与服装”。我当嘉宾,也展示了我的现代唐装系列;中外嘉宾都试穿了我的服装当模特走秀。(图片)
]三:翁培韬几次提到《老子》的哲理。我就顺着他的兴趣,谈到《老子》第二章中的两段内容。用现代的语汇来印证一下蛮有意思的。原文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不美矣;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用现代的话说是:我班的女生穿了一件很漂亮的粉红色连衣裙;其他同学很羡慕,结果两周后,班上好几位女同学都穿了这个样式的连衣裙。于是先这种穿连衣裙的几个女生,要不把裙子送人,要不就把裙子剪了;不再穿来上课了;呵呵!翁大师也乐了。
另外一段原文:“……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前后相随……”,我就拿“前后相随”来演绎,这就和垡蛩固沟南喽月凼且烨さ恼芾恚槐确剿担好拦投砺匏沟淖羁斓恼蕉坊频厍蛉Ρ热由虾F痫w到太平洋,因为俄罗斯最新战斗机速度太快,远远在美机之前,到达伦敦上空时,俄机已经绕行了地球一圈以上,w到了美机的后面,这时伦敦的市民拍了一张照片,看起来美机领先了俄机。这就是时间和空间的相对论。
彭培根:理性建筑的呐喊者
----用现代化的科技与方法让传统文化在建筑中重生
建筑畅言网记者
&&& 清华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建筑大师和建筑评论家、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董事长―彭培根
他,是一个既有强烈民族情感又处处用西方观念看问题的人。他因强烈反对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以及CCTV新大楼等外国建筑师设计方案,以至于建筑界或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仗义耿直的、以理服人的建筑评论家。
他,虽然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但是,他的多项有关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呼吁或建议,获得了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有些甚至被当作相关政策条款予以落实。
他,和蔼可亲,既不愿意别人称呼他为彭董,也不愿意别人称呼他为老师(他说幼儿园到高中才是“老师”)或教授,只想别人淡雅如菊地称呼他为老彭!
他,就是清华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建筑大师和建筑评论家,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董事长,中国第一位获得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的外籍建筑师――彭培根。他还是联合国-生态安全科学院的院士,2009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评选为“建国六十周年对城乡建设有贡献人物”之一。1992年,他还荣获“优秀外国专家奖章”。
素有“建筑界的彭大将军”之称的彭培根,虽然已经70多岁高龄了,却仍然活跃在建筑设计与评论的第一线,用他那古道热肠与执着,为中国的国家大事以及建筑行业献言献计。他认为,中国的建筑应该是在传承文化的同时,通过现代化的科技与方法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力。难怪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理由(陶斯亮的先生),写过一篇有关彭培根的报导,标题就是“彭吉歌德”。
&&& 什么是建筑,什么是建筑设计师?
作为一名资深的学者,彭培根是一位非常重视科学、哲学与艺术在建筑设计中得以综合落实与应用的人。他不赞成用“专家”来称呼啊他或其他绝大多数的“专家”们。他赞成用“专业工作者”(PROFESSIOANL).他认为,建筑应该是反映当代人类文明进程、创造明日更好(或者破坏现有)生活环境的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综合结晶。如果用老子的思想观点来看建筑,那建筑就是一把“双刃剑”:优秀的建筑能在反映当代人类文明进程中起到正面的作用;而形式主义的丑陋和俗不可耐的建筑,则在反映当代人类文明进程中,起到负面的效果。而建筑设计师就是一个能够综合了科学、哲学和艺术去设计的建筑,反映当代人类文化进程的、创造明日更好的(或破坏现有)生活环境的城乡建设工作者。
&&& 重庆朝天门CBD城市设计及建筑概念设计图
&&& 广州新白云机场办公区设计效果图 2004年竣工
与时俱进地培养我们的民族建筑师
近年来,我们的邻国日本涌现出了很多获得国际认可的建筑设计师。近日,日本建筑师坂茂成为了第7位摘得普利茨建筑奖桂冠的日本人,这也开创了日本建筑师蝉联两届普利茨建筑奖的先河。纵观当今中外的建筑设计师,不难发现,中国的本土设计师能获得国外认可的仅是沧海一粟。目前,在我们国内,其实不乏一些高水平的建筑设计师,缺的只是给这些设计师展现自己能力和水平的一个大环境。彭培根认为,王澍能获得2012年的普利茨建筑奖,其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给了王澍展现自己设计水平的一个很好的平台。这在中国大陆是万分之一的难能可贵的机会。如果再有100个杭州的书记,肯定还有中国建筑师能够获大奖。因为中国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巨大的素材,可以消化后在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中,重生(REBIRTH)出来啊!.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方针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很多领域的研究和实践都达到了可以与外国平起平坐,甚至是超越了国外的水平。为什么我们在民族建筑设计师的培养方面不下定决心,给予他们展现自己设计能力的更宽广的环境,多培养出几个马国馨、王小东、程泰宁、崔彤和崔恺等这样的建筑设计大师?为了让我们国家不再成为洋设计师的“试验田”,彭培根表示,现在真的已经到了要多培养一些我们自己优秀的民族建筑师的紧要关头了。
引入外来建筑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近年来,国内很多地方城市都喜欢追求“奢靡崇洋”建筑。200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在针对城市建设工作时,强调要从管理和制度上,解决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城市建设中贪大求洋、浪费资源、缺乏特色等问题。然而,如今一些大城市,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洋建筑师的一些“狂草建筑”仍然有着很大的市场。彭培根对目前国内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首先注重美观,然后才在可能的条件下做到经济、适用”的建筑设计趋势,把整个社会的建筑带到一条争奇斗艳的歪路上感到痛心疾首。
彭先生表示,他本人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并不反对国外的建筑师在中国设计一些精品建筑;95%的外国建筑师,所做的设计都还不错,但是,不幸的是,其余5%的外国建筑师,他们设计的那些重要的公共建筑物,绝大部分都违反了建筑法规,或者可持续性的原则。为了形式主义而违反基本结构原理,浪费能源,甚至违反基本常识!但是彭培根认为在培养民族优秀建筑师的同时,也绝不反对交一些学费,引进国外的优秀建筑设计。但是,他非常反感那些在中国建筑市场里,违反国际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违法基本结构原理或者国际通用安全规范的、在自己国家绝不允许实施的洋设计师设计的建筑。他认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和城市的建筑设计所寻求的突破方向,必须要建立在国际性的原则、结构常识内和这个国家的政策、经济条件的基础之上。如果那种丑陋的、新奇怪诞的洋建筑继续充斥在我们的城市空间里,试问,若干年后,我们拿什么样的城市空间去熏陶自己的国民?
& & 广州新白云机场总体规划以及CAAC中南局总部办公楼设计 2004年竣工
&&& 山东博物馆竞标方案效果图
法国出不了好的建筑设计师
彭先生笑言,上帝造物很有意思,给了法国人很多好的画家、雕塑家、服装设计师、葡萄酒酿造家以及化妆品制造家,但就是不给他们好的建筑大师,这也是和他们这个民族的性质有关。有不少人都认为设计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法国人保罗?安德鲁是一位“建筑大师”,但彭先生确不这样认为。他说安德鲁是学道路桥梁的工程师。他的公司叫“Airport
Design” .
是设计飞机场的(有几个都部分坍塌了)。“公关”能力非常厉害!加上法国政府还帮他们的建筑师们“加强法语文化的影响力”。如虎添翼!
2000年6月上旬,两院140名院士及114名知名建筑师、规划师及工程师分别联名上书中央要求撤销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彭先生就是114名建筑界专家中积极响应人之一。他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以及设计安全的角度,通过若干个例证,强烈批判保罗•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方案是有如“外太空掉下来的杂种和臭蛋”。它除了存在安全隐患外,更为明显的是这个建筑完全破坏了它周边的文化和视觉环境,与古都北京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他甚至认为安德鲁有关“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机的边沿”的话,是蛮横无理的语言,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工程师”。
彭培根说:“我在清A大学是教《理性建筑》精品课的。因此,我评论或批判一个建筑设计都是以建筑法规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等理性和法律为主;国家大剧院最要命的就是,当有紧急情况需要逃生时,它的逃生通道要跑250米才能逃出到室外;其中有150米左右在五万吨的玻璃水池下;一旦出事,就会是全世界媒体的头版头条!”。彭培根还认为,城市风貌需要民族的灵魂,北京的城市文脉正在消失之中,原有的城市格局和城市文脉所剩无几,这个“未来派”外星建筑将给古城雪上加霜。
&&& 另外,彭培根对于CCTV大楼以及奥运会主体育馆等这些由外国建筑设计师设计的、形状怪异的建筑物也表示强烈的反对。他认为,中国的建筑市场不能刮起一窝蜂地追求“视觉刺激”和“另类”新颖的怪风,国内的建筑师也应努力研究提高素质和文化。朴实大方、功能合理、符合中国实际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才是中国国内所真正需要的建筑。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就是批判这些妖魔鬼怪建筑物,但是彭培根也说到95%的德、加、美、英等外国建筑师,在中国都做了很好的建筑设计!他演讲完后,得到了180多位哈佛的和美国东海岸赶来听讲的师生们的起立鼓掌。英国的权威建筑专业杂志ARCHITECTURAL
REVIEW(建筑评论)的总编辑Paul Finch写了社论来支持彭培根院士的演讲观点。
本土化的设计需要与时俱进
本土化设计是近年来我国建筑设计界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彭先生认为,本土特色是与我们国家的文化传承一脉相传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的,要想落实有中国特设的建筑设计,那么所有的建筑师就必须要对中国的文化有一个通盘的了解,还要吃透它、消化它。然后再通过现代化的科技与手段,让这些文化特色重新焕发现代化的生机。他拿他办公室里的桌子举例:看起来像中国的八卦图像,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九边形。当人在这个桌子上开会的时候,眼睛所注视的正前方是没有对立面的。开会时,那种尖锐的心理气氛会有所缓和。再比如,大地建筑与台湾HSIC事务所合作的代表作――庄严大气和古朴圆融,同时又体现了与现代文明世界相结合的山东博物馆设计方案,尽管最终因为某些原因没能中标,但它那在依山就势与借景(借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的宏观构思下,结合西方设计手法与现代文明理念,采用代表星宿的28根觚状的大立柱与六角形建筑主体平行交织而成。720度的可视面,极大增强了博物馆建筑在视觉上的可视性与雄伟气势,依旧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 山东博物馆竞标方案效果图
&&& 中旅大厦
中国设计师带出国门的应该是传统文化
近年来,中国的一些本土设计师开始走出国门,到国外去竞争设计项目。作为走出国门的一名中国本土设计师,是为国外的建筑设计市场带去一个中国符号化的建筑作品,还是一个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彭先生表示,如果设计师带去的设计只是一些符号化的东西,他认为只适合在唐人街这些地方,如果换到了别的地方,老外就很难接受了。但是,如果设计师把中国禅宗的宁静、非常简谱的、符合现代建筑、形式随功能而生的这种有文化内涵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摆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很容易被接受。比如说中国台湾东海大学的规划和设计,它就没有任何中国的类似楼台亭阁的符号,但是,彭先生却认为,就文化内涵和校园的“静”和“净”而言,东海大学是他到过的近四十个国家与地区中最能达到禅宗境界的大学校园。
建筑师应该具有更多的人文关怀
彭培根与日本建筑师坂茂、中国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一样,都是具有人文关怀的建筑师。“大地建筑”一贯强调“理性
建筑”的核心是源于人民,自1986年以来,就一直热心于农村建设和农房设计。通过创办“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捐献资金、聘请农村建筑专家、利用杂志的专栏连载刊登农村房屋建筑方面的知识、发行电视录影带帮助农村建筑师安全兴建公共性建筑等方式。大地建筑对该基金会捐献了两百多万元,因此“大地l村建筑发展基金会”在全国边缘穷地区贡献了七十六个村镇的规划,和培训“赤脚建筑师”,默默地为国内的乡村建筑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彭培根和他的合伙人们,也关注城市住宅的设计,他们表示,在一个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不要好高骛远,一心想当“大师”;做住宅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对一般市民和低收入的群众有发自内心的关心和爱心。
采访结束后,彭培根那敏锐而富有逻辑性和理性的批判性言论让笔者充分体会到了一位大学教师的话:“中国现今社会需要彭培根这样的勇于直面人生的真正爱国和敬业的读书人。”
&&& (注: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学术观点)
发件人:x8b8x8&&(由
帮助)收件人:北京 大军&&时 间:日 19:19 (星期六)
十日谈:无字碑
去年美国共执行了39例死刑,位居世界第五。近年来正规的医药公司已经不愿为当局提供执行死刑的注射药剂,美国执法机关只好从不太正规的药房配药,这居然引发了几起奇葩官司:一些死囚起诉当局,说这些来路不正的药物可能会造成巨大痛苦,简直惨无人道!当然,官司输了,该痛的还得痛,该死的还得死。去年实际执行了死刑的国家共22个,中国据说排第一,但具体数据属国家机密。
  清明节快到了,在网上看到作家舒云的文章《江青死后究竟葬于何处?》。原来江青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东南隅,墓碑正面刻着“一九一四年――一九九一年,先母李云鹤之墓,女儿女婿、外孙敬立,二零零二年三月”。文章最后说:“碑文名号并没有用其一生最响亮的名字‘江青’,而在她的石碑之后,空无一字。”
美银美林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反腐扫黄运动已经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政府存款异常高增长,商品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报告建议中国当局把闲置的财政资金花费在社会福利项目上,努力逆转这种趋势。换句大白话来说就是,“打土豪”和“分田地”必须同时进行。只打土豪不分田地,那是与梁山好汉同一档次的行径,不可能有前途。这点道理早年的共产党人是懂的,现在却要外人来教,而且很可能教都教不会。
&& &如果市场经济是可持续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就全错了。现在已经看到的是,市场经济到最后只能靠不断投入货币这种“打鸡血”的方式来苟延残喘,比如西方正在进行的量化宽松、中国前些年的“四万亿”。张维迎、陈志武两位教授昨天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痛批“四万亿”,到现在还在贩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货色,大概他们以为背后有总理撑腰吧。
网友评论:“四万亿”的投放,表面上看似缓解了危急,但从长远看却是加重了危急。极不可取!博主回复:看出“四万亿”是“鸩”不难,看出市场经济必有无解之“渴”不易。
前几天,一位年青的主持人在电视节目中因痛斥腐败搂不住火而被当场换下。放眼望去,同样搂不住火的,还有目前的反腐形势。随着“大老虎”一个接一个被揪出来,下一步似乎就要剑指“老老虎”了!眼看剧情渐近高潮,大家都热切地期待着充满悬念的“下回分解”――如此精彩的表演会不会又被镜头之外的力量叫停?有道是:谜底周一见,且行且珍惜。
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自然有人担心国有资产流失。但也有人担心民营企业吃亏,例如冯立果先生撰文说,自晚清以来,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中就一直“命运多舛”。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混合所有制不过是老佛爷用剩的裹脚布,不但不是什么新东西,而且于国于民都未必是好东西。也不知这块破布如今沾了哪路仙气,又抖起来了。
有消息说多家比特币交易网站被银行停止服务,又有消息说中国首台比特币ATM登陆上海。实际上,比特币的设计思想只是简单地模拟黄金的开采过程:总量有限,越挖越少,终至枯竭。黄金早已被现代经济实践赶下了“世界货币”的宝座,山寨黄金又怎么可能有前途?道理虽简单,然而迷者自迷,批者又不得要领,致使闹剧绵绵,一地泡沫。
雷颐先生撰文指出,当年无所不在的“票证”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此说不无道理,却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意思。看看眼前吧,市场经济失败的证据早已俯拾即是,就算按邓小平“两极分化”、“新的资产阶级”的标准,那也是上了邪路,可是整个国家却仍在邪路上“决定性”地狂奔。难道还要等下一个事后诸葛亮给我们讲故事吗?
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哪?李总理的诊断指向企业的投资自主权是否得到落实。这种本事放到三十多年前,堪称神医。在市场经济幼年期,盈利机会比比皆是,只需简政放权一招,就能让整个市场繁荣起来。然而世上哪有“一招鲜,吃遍天”的好事?到了市场经济老年期,盈利机会越来越少,这时只能靠政府的货币刺激人为地制造盈利机会。激一下,市场就多活一阵,同时离那头也更近了一步。把老年病误诊为儿科病,那是要出医疗事故的。
  扫黄扫到我头上了。由于工作需要,我常到新浪的“爱问”搜寻学术资料。因为扫黄,已经很长时间搜不到了。但愿像我一样的广大非黄良民的不便,能够变成扫黄官员加官进爵的政绩。有时候想不明白,难道黄不黄是姓“社”姓“资”的本质区别,要劳当局如此兴师动众?禁果都已经吃了,有没有那片树叶真的很重要吗?
发件人:三军&&收件人:大军&&时
间:日 08:25 (星期二)
&& &大军网编者按:日,约150名日本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执政以来,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议员官员越来越多,这说明当今世界仍然没有脱离丛林法则,中国的现代化越来越需要军力护航。下面的文章提出“军刀下的现代化”值得注意。 这是一篇网上
流传已久的文章,不知出自何人之手,打着梁光烈的旗号。之前很多人看后一笑置之,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文中观点日益显示出它的深刻性。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道路选择
同志们,写下这个题目的心情很沉重,因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屡次遭到外部势力的打击和直接侵略而中断,最典型的就是1927-37年的所谓黄金十年,这十年以现代的眼光看一点也不黄金,这中间有1931年的9.18东北的沦陷,有冀东伪政权的成立,但相对来说,1927-37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基础设施建设有相当进展,军队建设也有起色,中国有了一点希望。
但这是日本所不能容忍的,侵吞了东三省还不满足,便迫不急待的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被迫以焦土抗战政策苦撑8年,中国虽然惨胜,但失去了外蒙,元气大伤,财产
损失在6000亿美元以上。经过8年战火的摧残,本以贫弱的中国更加一穷二白,可以说日本的侵略特别是全面侵华战争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不允许中国发展,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一直是列强特别是日本始终不变的国策,我们对此应该有着最痛切的历史教训。
国与国之间有合作,但更本质的是竞争、冲突和冲突的极端形式――战争。合作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竞争和冲突是绝对的,是历史的主轴。因此,所谓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题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最多也只能做为权宜之计),这种说法既没有什么经得起推敲的理论依据,更不符合事实和历史经验。
不要说中日两国这样的地理上、历史上的死对头,即使是60年代的中苏分裂也足以说明任何国家都以追求国家利益为唯一的行动准则,而没有给道德留下任何空间。
当年中苏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面对共同的敌人,而且中国低下的科技水平使中国不可能对苏联形成威胁,中苏还是分裂了,并进而走向了尖锐的对抗。个中缘由头绪很多,但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苏联不愿看到一个日益发展、日益强大的中国和它比肩而立,哪怕仅仅有这种趋势还远未成为现实也不行。
如果有着共同意识形态、共同敌人、一强一弱的中苏都可以分裂,那么所谓和平与发展是当代试题的咒语主导下的中国政略、战略及外交的虚幻性、脆弱性、危险性就十分的明显了。之所以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题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是一厢情愿,起着有害的作用,原因如下:
&&& 第一,列强打击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其一贯的国策。
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教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历史规律∶列强打击(包括用全面战争手段)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其一贯的国策。在过
去的160年是这样,在今后的160年仍然是这样。
&&& 其二,发展就意味着危险和威胁,没有战争权就没有发展权。
发展就意味着危险、威胁,这是世界历史的通则,只有在中国历史上才有特例,如大汉王朝在当时的地理极限内打败所有对手之后,就可以“关起门”发展了,并进而产生了“天下主义”。因为不论从人口、军事、经济、文化任何一方而衡量,没有任何族群和大汉族比肩,甚至看不到任何族群有这种比肩的潜质。
在战国时代,一国的发展就意味着对另一国的威胁,这才是世界历史上的通则,也是西方外交的核心和基石。西方外交的鼻祖是法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正是他第一个在外交领域走出了中世纪的“蒙味”,开创了现代外交,抛弃任何道德与宗教的束缚,一切以国家利益为轴心旋转。他制定的外交政策使法国受惠200余年,主宰欧洲,而他策划的30年战争则使德国生灵涂炭,分裂为诸邦小国,永远处于动荡之中,直到卑斯麦统一德国。而德国统一进程表明,没有卑斯麦的“战争权”,就没有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发展权。
&&& 第三、军刀下的现代化是中国唯一的选择。
中国威胁论是完全正确的,这正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我关起门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招谁惹谁了?这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和国际接轨的。在战国时代,在国家利益这一残忍的领域,容不得任何温情,谁要看抱着一丝一毫的幻想,谁就会遭到大历史残酷的惩罚,中国的发展对日本等当然是威胁,中国自己可以不这么看,但中国几乎不可能改变日本等列强这种已经和国际接轨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所以我们的思维基点应该是也必须是∶中国的发展就是对日本等的威胁。
按“理”说,每个国家,民族都有生存权、发展权,比如中国经济发展了,就要进口石油,为了保护生态,中国封山育林,就要进口木材等原材料,这是再自然不过再有“理”不过的事情了,但列强有列强的“理”。象中国这样的大块头,要是2010年石油采购达到1亿吨,2020年采购达到3亿吨,列强会容忍吗?
争夺基础性生存资源(包括土地、海洋)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会有变化,但不会有本质的变化。发达、先进、文明如以色列,不是为了屁大的地方
(包括争夺水源)和阿、巴打了50年,还在一天不停的打吗?为了争取再正当不过的发展权(除非中国人永远安于贫困、连发展仅也放弃),中国就要准备战争,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更不是由我们中的一些善良人士的善良愿望决定的,事实上这是由“国际惯例”和列强决定的。
中国20年来的和平与发展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列强已经准备再一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要发展,要维护自己的发展权,就要准备战争,只有准备打仗才能蠃得发展有空间和时间。20年来和平牧歌式的发展已经终曲,下一个上演的节目是也只能是∶军刀下的现代化。
&&& 第四、(大)外交决定内政
即使中国目前最鹰的鹰派也不一定主张现在就打仗,虽然我们有足够的充足理由,比如国家统一之战,比如维护南海权益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权,珍惜中国160年来少有,因而极为珍贵的发展权,但是,当这种发展权也日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捍卫中国人发展权的时候。
内政决定外交,这没错,但不要忘记在这个战国时代,(大)外交也决定内政。这不仅是理论上的表述,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经验的表述,70
年代中国的国防支出超过了科、教、文、卫支出的总和(因而人民生活比较贫困)。我当然
不希望今天中国的军事支出超过科、教、文、卫支出的总和。事实上,中国最需要投资的是教育。但列强允许吗?难道毛泽东就不想把更多的钱投到科、教、文、卫上吗?
有人说,根据所谓苏联解密文件,证明六七十年代苏联并没有全面入侵中国的计划,即使这些解密文件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明“历史的真实”,棋局都是互动的,没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的中国做了最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极大的增加了苏联全面侵华的风险和成本,历史也完全向另一个方向转折,软弱者只会招引侵略,从这一角度讲,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和平捍卫者。
&&& 第五、求善得恶,中国未来10年能和平吗?
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剥夺中国人的发展权,列强有许多牌可打,最明显的三张牌是“三岛”,其中又以台湾牌最有效。台海之战何时爆发,决定权既不在我们手里,也不在台独分子手中,而是在美日手中。如果爆发台海之战,那就不仅仅是统一之战,更深层的是美日决心剥夺中国人的发展权,再一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如历史上的甲午之战,日本全面侵华,不仅仅是割地赔款,更为本质的是日本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剥夺中国人的发展权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以战略决战高度看待台海战争。而以我们现在的武力水平,对美日而言还谈不上战略决战,特别是对美国更够不上战略决战,因为中国只有不多的洲际导弹,而且美国已经铁了心要发展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要阻止延缓台海之战爆发的时间,首先就必须把台海之战上升到“对称的战略决战”的水准,即鱼死网破的程序,如果我们不能赢得台海之战,后果将比甲午战败还惨。
因此,不战则已,战则要全面毁灭日本,把美国打成残废,这只有核战才能胜任。求善得恶,这是我们目前政策的最终结局,求恶得善,只有拥有全面摧灭日本,把美国打成残废的能力才能赢得和平,否则台湾问题拖不过10年,10年内必有大战!
&&& 第六、霸权是大国存在的本质特征。
什么是大国?有霸权就是大国,没有霸权就是任人宰割,命运(包括发展权)被别人操控的木偶。霸权在这个战国时代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只是你意识到没有,是主动追求,还是被动*近。中国的一切问题,包括三岛问题,战略产业发展问题,
国内各阶层利益调整问题,最终都是为中华民族争夺霸权的问题。
要争霸权就不能内斗不已,内部要安定团结,英国由于海外殖民的巨大利益,早早地实现了“工人阶级贵族化”,日本从中国撮取的巨额赔偿和市场不仅有利于上层,也使日本下层获得巨大利益。
时代不同了,国情也不一样,但实质没有变,我们不仅要以霸权的视角看待军事、外交问题,更要以霸权的视角看待内部的阶层,阶级利益的调整问题。
只靠压榨剥削本国下层的上层精英阶级,在这处战国时代是不能代表民族利益的,它们是腐朽的,没落的,没出息的,应该被消灭的。
成熟的,智慧的上层才能代表民族利益――即对内实行“让步政策”,领导下层共同获取海外利益,(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以后再详谈,中国是有巨大的海外利益的,只是我们还没有积极主动的去开发)。
&&& 编者按:不久前,有人曾以为乌克兰事件会让美国重新和俄国敌对,这样中国可以处于相对宽松的环境。现在看,这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美国包围中国的大战略一点没变。奥巴马访日前表态: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此话一出,中国军方将领马上做出以下反映。
奥巴马已出格 解放军将不按常理出牌
  奥巴马昨天表态,称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几乎可以想象安倍听到这些话欣喜若狂的样子。奥巴马这番表态出格了。靠口水无济于事,反而更能激发中国人民和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我们有多种手段、多种能力控制钓鱼岛,不按常理出牌。
  用美日同盟唬人,中国不吃这套
  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表态,称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结合美国驻冲绳基地司令威斯勒之前就钓鱼岛的狂言,几乎可以想象安倍听到这些话欣喜若狂的样子。全世界大概只有日本最在乎美国官员的表态,中国对钓鱼岛的既定战略决不会因为美国谁说了句什么话,而有任何改变。
  但奥巴马这番表态出格了!难道他不知道,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本无争议,争端起因是美国非法私相授受。难道他不知道,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长期默契,因日本政府的挑衅被打破。难道他没看见,安倍一再就钓鱼岛,以及历史问题口放狂言,刺激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安倍做了种种坏事,大概自己也很心虚,否则不会如此迫不及待地想寻求华盛顿的一点点安慰。就算是奥巴马出于地缘战略的需要,想安抚一下焦虑不安的安倍政权,但也不能不顾历史和现实,乱说话。要知道,这样的话会严重误导安倍的。
  在日本非法“国有化”之前,钓鱼岛在中国舆论场上不是热点话题。在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后,用武力夺回钓鱼岛也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认真讨论的选项。中国一直强调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但日本人和美国人一再提醒我们“非和平”的解决方式,这是在渲染中国政策的“进攻性”,为“中国威胁论”制造素材。 无论是和平解决,还是武力夺回,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上有自己的原则和节奏,节奏可能会因为日本或美国的一些动作而调整,但原则和目标不会变,更不会因为美国人说了句话而变,不会因为有个日美同盟而变。中国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力随着国力的增长不断提高,中国人对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收回钓鱼岛充满信心。
  奥巴马和安倍显然把美国想得太“举足轻重”了,忘了美国早已今非昔比。美国现在未走出经济低谷,恐怖主义的梦魇依旧缠身,中东、中亚硝烟未消,乌克兰又风云再起,美国纵有三头六臂,无奈十指摊开,岂能全力帮携它的日本小伙计。在美国林肯纪念墙旁竖立了两座纪念墙,一座是“韩战纪念墙”,一座是“越战纪念墙”,美国人自我解嘲说,这是美国建国以来,唯一没有打赢的两场战争。'其实,他们心知肚明,这两场战争他们真正的对手都是中国军队。当年一贫如洗百废待兴的中国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着比八国联军多出一倍的十七国联军,都毫无畏惧,现在岂能被一个比十七国联军缩水八倍的美日军事同盟所吓倒?
  靠口水无济于事,反而更能激发中国人民和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唬人的把戏只对意志薄弱的人有效,但中国人民不可能吃这一套。我们绝对不会按照你们的思路被动接招,跟你们打什么宋襄公式的堂堂之阵,在我火力射程之内,凭什么我们要按照你们的设计,在一个面积不足五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搞什么“岛礁攻防战”、“拉锯战”?我们有多种手段、多种能力控制钓鱼岛,我们一贯的战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按常理出牌。你们本应该是懂的。
  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但绝对不惧怕威胁。我们不用你们提醒,就知道战争的残酷性。上战场流血牺牲的首先是我们军人,因此,我们比谁都酷爱和平,但我们更知道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其价值甚于个人的生命。
中国人已经闻到战争的气味?
&&& 我已经听到了战争正在走来的脚步---斯诺登“叛逃”是美国给世界设的弥天大局&。
2013年6月,中国按照俄罗斯提出的高于国际市场的价码(按照常理是不可思议的交易),向俄罗斯签订了27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8090亿)的石油供应合同,向俄罗斯采购了100架S-35飞机和大批S-400系统,动作如此之急促,数量如此之巨大,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领导人已经闻到了战争的气息。
  高价进口俄罗斯石油,就是为了拓宽石油供应渠道和加快储备量破解马六甲困局,防止战争来临被战略封锁,保证战争机器的运转;向俄罗斯以每架8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亿3千万元)的天价采购那么多S-35飞机,就是为了加快构筑战时制空权。
&  今后十年中国进于战争高危期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今后十年持续的经济危机几成定局,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冒险的可能性就会变高,现在国际问题非常严峻。
现在美国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在逼迫他们,必须来一场战争,而这个战场首选是亚洲,矛头必然是中国。主要原因如下:
1、美国的经济大头,是军火出口,大家知道,当今世界,科技最强的就是美国,其中尤以其军事科技最为发达,美国向外出口的大头都是军事装备,技术,系统,还有无数的软件配套,美国的真正发家历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让美国卖军火发了大财。只要世界乱,美国的军火出口将开足马力,创造极强大的经济活力!世界各地的银子源源不断的流入美国。
2、俄罗斯人核武库太过宠大,美国心里害怕,而中国核武库相对来说要小,又主动宣布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所以,发动大规模常规战争,中国是非常理想的对象,中国须警惕。
  二、台湾回归中国的时机日趋成熟,美、日必会武力干涉中国的统一,所以中国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
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经济上已经完成了整合,只有军事与政治方面还未完成整合,完成中国的彻底统一,今后十年必将是中国的一项重点,但美、日为首的反动势力必定不愿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必会干涉,军事干涉中国的统一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中国必须做好相关的准备。
  三、南海局势已经失控,南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猛然增高。
说实话,中国的政策一直都是想和平方式解决与南海各国的领海争端,都由于美、日、印黑手的插入,和平方式解决与南海各国的领海争端的可能性正在逐渐降低,军事摊牌的可能性几乎不可避免,越南、菲律宾都在积极备战,如果他们有和平解决南海领海的诚意,越南、菲律宾为何又要积极备战?要知道越、菲都是穷国,不把钱用与国家的民生,而去买武器,其动机不言而喻。
越南、菲律宾与中国海上进行战争,他们那来的底气?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美、日给的,所以中国必须做好相关的准备。美、日的优势就是海洋霸权,中国的能源目前只能从海上运输,这是中国的命脉之一,海洋出口被美国堵住那是灭顶之灾。
  越南、菲律宾两国判断,南海对中国如果发生战争,美、日必会掺和进来,这也是越、菲两国不惧怕中国动武的底气所在,从目前美国的军事布局来看,美、日军事干涉几成定局。
  美国立国已经200多年了,美国成为世界霸权也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美国注定要衰落了,美国在一个一个台阶的往下走,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招数,这都是必然的趋势,而中国在沉寂往复去百年之后,在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这也都是必然的趋势。
  美国盛极而衰,这是历史的规律。谁也挡不住。不管美国这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高兴还是不高兴。
都会在几十年后逐渐的衰弱下去。从历史的角度看,帝国衰落是通常会用战争来挽救其衰落的命运,所以,美国有战争来换救自己的衰落的命运可能性徒然增大,中国须警惕。
  大力发展国防,主要是大力海军,这样就可以防止美国主动对华战争。今后十年中国进于战争高危期,中国要做好准备!
  当今的中国与西方力量对比发生的一个显着的变化是,中国不再象100年前那样,在外国侵略时战场只能局限在中国,中国也有能力将战争引向侵略者的本土。
  而西方屡屡对外战争得利的原因在于战场局限在被战争的国家,即使输了战争都不会对自己的国力构成威胁。所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对于被抢劫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提高是很担忧的。被抢劫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提高,对抢劫者来说,就是威胁。所以有“伊拉克威胁论”、“朝鲜威胁论”、“伊朗威胁论”、“中国威胁论”。总之,能够保护自己,就是对强盗的威胁。
  正因为有这样显着的变化,美国已经不可能自己对中国下手,他需要通过代理人来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削弱中国分裂中国,实现自己的最终的侵略目的。
  美国在侵略伊拉克前,不是挑拨伊拉克与伊朗进行“两伊战争”了吗?英国美国在上世纪不是教唆德国侵略苏联吗?但是他们自己最后必然卷入战争。
&&& 普京将要执政的12年让中国躲过了一场战争,中国需要自己的生存空间。俄国也一样。
  美国的生存空间是全世界,他们把全世界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
  任何一个美利坚之外的国家想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就是动了美国人的奶酪。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里,全世界的奶酪都是美国的。结果中国在南海都不敢说话,别说动手了。美国说了,那里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没错,任何海洋,都是他们的内湖。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海军,看看那航母就知道了。
  普京连任,是俄国人之福,也是中国人之福。起码,十二年之内,美国想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多了一个大大的忌惮。对中国的战争,是美国朝思暮想的事。只是条件还未成熟。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对自身坚持不懈的壮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俄罗斯了。
  经济危机日益加深,而且看不到尽头。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100个量化宽松也解决不了问题,只会使问题越积累越大。
  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接下来的事,自然就是战争了。资本主义要生存,战争是必然的选择,否则它只能自己灭亡。帝国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更高一级的形态,不是什么慈善家,会选择避免战争而自己消亡。它的本质就是战争。
  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窟窿,没有人能够填补,只有战争。我们已经处于战争前夜。货币战争正在进行。这是一种看起来不那么野蛮的战争形式。货币战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会留给真刀真枪的战争了。
如果普京将要执政的12年让中国躲过了这一场已经毫无疑问的战争,中华民族将迎来真正的复兴。普京的十二年,这是老天留给中国民族的一个历史性机会。
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逻辑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和强国相争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争霸惨烈。英国在19世纪确立世界霸权时,面对着多重挑战。英国与法、俄、德是传统的争霸国,曾发生战争乃至引发世界大战。但是,英国不得不对美国“另辟蹊径”,从早期的打压走向妥协,继而在二战后被迫和平让位于美国。美国则是经历劣势、均势、优势三种战略态势。两国经过打压与抗衡、妥协和竞争、合作又遏制的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渐进式霸权转移,展示了除争霸战争以外的“迫不得已的和平转移”方式及其博弈之道。这对中国思考全局战略,少走弯路,以较小代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提供历史参考。
& & “春秋无义战”: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
强国争霸,连绵不绝,既是永恒的历史主题,又是难解的历史之谜。其中,霸权问题首当其冲,矛盾复杂,争夺惨烈。核心问题是重大利益冲突,包括动荡的利益格局变化、激烈的利益争夺和不同的争夺方式,有关的思想理论也随之产生。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雅典迅速崛起,与斯巴达发生争霸战争,史学家修昔底德总结道,“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①后世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专指新兴大国挑战既有的霸主国,霸主国必然应战,战争不可避免,这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也是西方第一个揭示战争因果关系和经济因素的史学家。他注意到商业贸易和利润争夺,还提出,“在战争中,金钱比军备更重要,因为只有金钱才能使军备发生效力:特别是在一个陆地强国和一个海上强国作战的时候,尤其是这样的”。他还分析出新兴雅典败于内部斗争、政策紊乱、对外扩张、外敌、同盟者背叛等原因,②迄今使人深省。不过,修昔底德虽批评战争的惨烈,可能由于其书未完成,难见对争霸战争的批判性认识与和平思想。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互相征伐,形成长期的争霸战争,实为夺取更多的财产、土地和人口的利益之争,反映了周室衰微后的利益格局大变革和社会动荡。对此,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实际上,这是以复古形式要求在天下大变中保持稳定和秩序。孟子疾呼“春秋无义战”,谴责争霸战争。儒家将“仁”作为政治伦理和国家间关系的最高境界。“仁”原指人人相亲爱,儒家将其提炼升华,赋予其丰富内涵,期望把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调整到中庸和谐的良好境界。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相比之下,修昔底德的思想中难见“春秋无义战”那样有思想高度的历史批判与和平境界。“修昔底德陷阱”和“春秋无义战”显示出,自古以来中国和西方对争霸战争有不同的主流观念,也预示了二者国际关系、外交哲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崇尚实利、变革、武力,中国重视义理、稳定、和谐。这一差异对当代中国复兴形象的塑造,可以作出历史文化说明。
中世纪以来,“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打出来的”,其封建制度“不仅为政治所必需,也是经济所必需”。③近现代欧洲争霸战争有英法“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普奥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大国莫不为利而争,为霸而战,也出现众多理论。
均势理论是最具西方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既古老又时尚。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19世纪英国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再到冷战中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的继承发扬和亲历实践,均势理论可谓常见又常新。该理论认为,在大国力量对比中,均势不可少,要形成制衡霸权的稳定性国际体系,防止一国独大;制衡方法有制造两极或多极抗衡、通过第三国对抗或缓冲、扶弱抑强、多国结盟、军备竞赛、分而治之等。1936年,丘吉尔指出,“英国四百年来的外交政策一直就是反对大陆上最强大、最咄咄逼人和最霸道的强国”,为此,“英国总是不避艰难,加入较弱一方,将它们联合起来,打垮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无论它是谁”。④此言是英国均势外交的经典表述。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英美不仅是均势战略高手,也先后是两个霸权国家。由此来看,均势理论在实践中首先是强者理论,为强者所用。
权力转移理论在二战后兴起,它质疑传统的均势理论,认为大国实力接近才是引起大国权力关系变化和战争的最重要原因。简言之,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是大国发展的必然逻辑。该理论不仅用于解释美苏冷战等,也是美国维持霸权的思想基础之一,近些年又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主要理论依据,认为中国也将依此必然逻辑扩张。⑤实际上,该理论可认为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现代翻版。随后,霸权转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罗伯特?吉尔平注重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以及霸权兴衰周期。他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争夺财富和权力――没有变化;兴衰周期有两个要素:新兴大国要求改变国际体系,财富和权力分配结构发生变化。⑥他认为霸主防止霸权转移有三种选择:发动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大国,绥靖退让,更多扩张;还认为帝国衰落原因是过度扩张和成本太高、入不敷出及腐败等。1996年出版的《世界经济霸权年》一书提出,国家有从幼年、青年到老年的生命周期,必有兴衰的变化。其序言认为超级大国美国力不从心,日、德、欧盟无法承担“大任”,“没有人能够确切说出,15年或20年之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将处于何种地位”。⑦18年过去了,中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热议话题。
早在1904年,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以全球战略观念分析世界政治,提出了与马汉“海权论”齐名的“陆权论”以及欧亚大陆中心为“心脏地带”的理论;还提出中国可能成为“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⑧1919年,他又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⑨英国为什么进行战争?麦金德坦言,英国是“为市场而战”,⑩道出西方争霸战争的本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虽流派众多,但都包含了两个基本内容:一是权力和利益,二是权益的分配方式。它们提出种种学说,主流理论多认为凡强必霸,争霸必战,零和博弈,有关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专题解说不多。另外,这些理论往往有意无意地避重就轻,回避资本主义国家争霸及其外交哲学的本质: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众所周知,资本追求利润至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近现代历史才产生了一次次“为市场而战”的争霸战争。另一方面,资本追求利润,需要成本―效益核算,计算得失,并由此决策。西方政界学界关于外交和经济等政策的大量辩论,就是一种成本―效益核算活动,计算国内外经济账和政治账等。实际上,西方大国外交是资本外交,霸权争夺就是资本争夺。
资本精于成本―效益核算。其中,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为此,资本外交具有明显的商业思维和行动逻辑:以各种方式手段不断探查成本―效益关系,不断冲击对方底线,查明成本代价,取得成本―效益的比例,索要最大利益,并由此决策。反之,成本平于或高于效益水平则不可取。这意味着,争霸政策要接近到自己的成本底线才开始清醒和妥协,直到成本底线可能被击破才停止,资本才会转向“吃不掉对手就握手(妥协合作)”的图利准则。英美之间渐进式霸权转移的核心原因就在于此。
& & “取之有道”:霸权转移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美国从1783年独立到二战后全面取代英国霸权地位,历时160余年。年是第一阶段,历时82年,基本态势是英强美弱。第二阶段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1918年一战结束,美国迅速崛起,形成美英“均势”状态,历时53年。第三阶段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后完全取代英国,历时30年。从美国角度看,这是从劣势到均势,再到优势的历程,而且“取之有道”;对英国而言,这是从打压到妥协,再到退让的历程,不得不“让之有利”。一取一让之间,虽激烈博弈,但避免了生死之争,渐进式霸权转移完成。
第一阶段:英国打压与美国抗衡。这一阶段从1783年美国独立到1865年南北内战。独立战争结束了英国殖民统治,但英国虎视眈眈,伺机卷土重来,而年轻的美国野心勃勃,急于扩张。英国凭借强大的工业、经济和军事力量确立霸权地位,多方面打压美国,甚至企图分裂美国。美国经济、科技和教育落后,政治松散,内部矛盾多,不得不长期处于弱势,不过,国力虽弱,为求生存发展,必须敢于抗衡英国。两国矛盾尖锐,常有冲突。
第一次大冲突是年第二次美英战争。美国向英国宣战,直接原因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任意劫持美国商船和水手,深层原因是双方互相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底线,激烈争夺美洲霸权。美国企图借机“解放”加拿大,扩张领土,控制北美,将英国彻底逐出美洲;英国要捍卫加拿大和帝国“海权”,企图借机武力“粉碎”美国,于是攻占其首都,焚烧总统官邸。由于美国顽强抵抗,双方停战,以“平局”结束,恢复战前状态。这意味着美英相互冲击对方底线,查明了成本―效益关系,由此,美英关系发生三个重大转变:第一,战争表明美国国力不足,阻止了美国与英国争霸的冒进势头。第二,美国转变扩张方向,避强击弱,避开北部强大的英属加拿大,转向力量空虚的西部和南方进行扩张。第三,两国都认识到武力成本太高,无法战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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