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憾人生--何宝通访谈录
艺术简历：
何宝通，男，1938年3月生，天津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国电影协会会员，中国电影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建筑协会史学分会学术委员。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美术系书记、副系主任、副院长。
曾拍摄电影《午恋》、《我们的田野》、《一代妖后》和电视剧《被遗弃的小丰田》、《带星的马》、《一亩三分地》、《火烧阿房宫》、《戊戌风云》、《末代皇帝》、《三国演义》等。其中，《末代皇帝》于88年度“飞天奖”评选中，获优秀美术等三个大奖；在《三国演义》中任总美术师，
1994、1995年“飞天奖”评选中，获最佳美术等五项大奖。1995年设计“仿汉楼船”外观，获五项国家专利。书法作品曾多次参加北京市及广电部等单位举办的书法展览，部分作品被有关单位收藏。速写、水彩、散文、游记等曾多次发表在报刊杂志上。
                               ——摘自何宝通回忆录《幸憾人生》
心里有一种报恩思想
您是怎么跟电影学院结缘的，后来又是怎么留校电影学院的？
我原籍天津，自父辈上推数代，都是农民，没有一个人读过书。我父亲仅读了两个冬三月。而我能够上大学，并成为影视工作者，是我人生中第一大幸事。如果没有党，不要说大学，连小学也难。因此党在我心中的位置至高无上。
1959年，我于天津十三中毕业，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成为美术系第一届学生，有几分偶然。我虽喜欢美术，但底子薄，入学前仅画过几张石膏和水彩。水粉、油画都没见过，至于艺术修养，就更谈不上。与现今考生相比，差距是很多的。至于电影专业，连想不敢想。当年文化部艺术院校联合招生，我报中央美术学院，却被分到北京电影学院，可能是我报名所交的作品，达不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要求，而电影学院美术系首次招生，知名度稍逊，报考人数少，因此，我才得到报考的机会，纯属机遇。记得口试时，李居山老师、钟敬之院长问了几个问题，我茫茫然，一问三不知。问我某某影片看过没有，我一一摇头，后来问：“到底你看过什么影片？”我说：“只看过《翠岗红旗》”。那时电影尚不普及，农村人没有看电影的福气。当时的电影艺术，鲜为人知，电影美术对于我来说就更加陌生了。
我们班上的24名同学从舞台美术专业而言都是从零开始起步的，处同一起跑线上，但绘画水平的差距比较大。其中一位同学是广州美院附中毕业，当时画的相当不错，我既羡慕，又崇拜，心里想什么时候我才能赶上人家？！心里非常着急，就努力学习，加劲追赶。当时学费国家全包，每月家里仅供我15元生活费，画具、颜料都是国家供应。心里有一种报恩思想，觉得如果学不好，既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国家。我还有很强烈的上进心，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就觉得自己脸上挂不住，抬不起头来。当时全班同学人人如此，心里都拱着一股暗劲，谁也不想落在别人后面。早晚自习没人迟到，吃完饭大家都往画室、教室、图书馆里一扎，只一个心思学习，节假日也是加班加点。
当时教育战线上，提倡“又红又专”，但实际上，谁若埋头学习，便被扣上“白专”帽子。记得有一次，是个星期六，画人体。之前画了两张，到这张同学们刚开窍，有了新的认识，而人体课即将结束。有的同学建议，星期天同学自己出钱，请这位模特来接着画。当时我是团支部书记，一征求意见，全班同意这一建议。于是与模特约好。不料晚上传下通知，星期天到军事博物馆参观“雷锋展览”。同学们不置可否，问我怎么办。我琢磨一下，既没模特电话，又不知其家住址，无法通知更改，明天如果不画，人家远路而来，也无法交待。就和同学们商量，明日照计划进行，等到下周日再去参观，仅晚一周时间。结果我挨了批，说是走“白专道路”，要写书面检查。在那个年代，学也不好，不学也不好。什么叫“红专”，什么叫“白专”，谁也说不清楚。
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和劳动锻炼年年不断，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成为学生在校中重要内容，占去很多时间，使同学不能专心学习。尽管如此，在老师们的精心培育下，同学们经五年刻苦研读，毕业时都取得较优异的成绩。在电影战线上都站住了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那时同学的心理，毕业多愿到外地新厂工作，在北京老厂，老人多，大师多，怕被窝在那，无出头之日。我第一志愿是八一厂，第二志愿长春电影制片厂，第三志愿服从组织分配，从未想过留校任教。那时对八一厂十分仰慕、崇拜。但那年，八一厂没美术名额。当分配方案公布时，我意外地被告知留校。那时经过五年专业学习，一心想到厂里拍电影，对一位只有书本知识，案头上搞过电影美术设计，而无一次生产实践的学生而言，拍电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吸引力。理想不能实现，只有服从分配，那时的青年人，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是天经地义的，总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单纯得很，没一位同学对分配有异议，分配一公布，各奔前程。
能给我们谈谈留校后的经历吗？
留校报到后，立即被派往山西阳高，搞一年“四清”，转年又劳动一年，紧接下来，就是十年之久的“文革”。正是青春年华，干事业的时候，我像一棵小草，被卷入政治急流漩涡，时浮时沉，不知东西南北，辨别不出方向，随波逐流，磕磕撞撞。
1966年5月，我和刘维汉、郑国恩老师被学院派往沈阳招生。考场设在鲁迅美术学院，鲁艺白大方院长原为我院前身北京电影学校校长，其爱人孙莲清曾任我院校长办公室秘书，故对我们工作十分支持。报名、考场、考试各项准备工作很快完成。刘、郑两位老师与他夫妻俩很熟，晚上无事，我们常到白院长家做客，老院长待人亲热诚挚，健谈，是位可敬的革命前辈，有经验的领导，可亲的长者。
考试前一天，突然接到文化部电话，“因故，艺术院校招生考试推迟，何时考试，待通知。”我们只好原地待命。没过几天，鲁艺“批判文艺黑线”、“打倒走资本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教务处长、白院长遭批斗，整个鲁艺乌云密布，一片恐怖气氛。我们不知内情，呆在那，成天慌恐不安。鲁艺的运动越演越烈，我们在那无着无落，等了半月之久，招生考试杳无音信，与学院也失去联系。无奈，我们只得将招生材料寄存在那里，然后返回了北京。
回来一看，学院已处于无政府状态，据说前不久，学院领导压制革命群众批判“反动文艺黑线”，因此党委书记、院长等主要领导已被造反派赶下台。那段日子，我像个流浪回来没娘的孩，没了领导，没了组织，无依无靠，有话无处说，招生情况无处汇报。解放以来，一直是党在领导，经过反右，党的地位至高无上。在我心中，那些领导人就代表着党，代表着组织。我不能理觧，那些老革命、老领导、老干部，怎会一夜之间成为反党份子？！成为批斗对象？！我跟不上形势，我保守，故人送绰号“老保”。
过了一段时间，北京市派来了“解放军工作队”，不久，依照中央文件精神，成立“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因我出身好，又是刚毕业的学生，与“黑线”牵连不大，被选为“筹委会”副主任。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被稀里糊涂推上领导岗位，怎么领导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没有办法，只有按当时的中央精神，在“工作队”领导下去工作。可没多久，造反派说“工作队”和“筹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运动绊脚石，成为他们造反的新目标，也成为两派斗争的焦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派斗得不可开交。我怎么也想不通，“工作队”为上级所派，“工作队”是解放军组成，组长少将军衔，队员最低为营级，他们完全按中央指示办事，怎会犯路线错误？！后来，工作队按上级指示撤出学院，“筹委会”成员也出现了分歧，无法继续下去。待毛主席的“革命大串联”的指示下来后，我便宣布“自我罢官”，外出串联去了。
直至1968年8月，“军工宣队”进驻，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领导小组”和“革命委员会”，阴差阳错，我又被选为其领导成员。可能因我派性不足，两派都能容纳的缘故。这期间，我做了一件令我终身遗憾的事，想来十分内疚。1969年，在“军工宣队”领导下，“清理阶级队伍”。我分工抓行政，清理阶级队伍本与我无关。可有一天，我从“文化组”开会回来，刚到校门，某“工宣队”领导一见面便说：“老何，就等你了，礼堂正在开‘落实政策’大会，等你去主持会；钟文艺是隐藏很深的历史特务，你上台先讲党的对敌政策……”我听了很惊讶，没等他说完，我说：“这哪行？我不是专案组的，什么情况也不了觧，也没任何准备，主持不了这个会！”他说：“你不用准备，讲稿都给你写好了，你照念就是了。”我说：“那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说：“老何，别推托了，满礼堂的人就等你了。”他拉着我匆匆往礼堂走。我心里很不安，清理阶级队伍，内查外调，我一概不知，说钟文艺是隐藏的特务，我没见过材料，叫我宣布，心里无底，实怕出事。可工宣队讲的如此肯定，他是你的领导，你得相信毛主席派来的“军工宣队”，我不想去，但又不好断然拒绝，怕影响关系，只好跟他走，边走边看他给的发言稿。当我走上后台，剧场已座无虚席，群众鸦雀无声，望着台上。我只得硬着头皮演这出戏。我振作一下精神，走向话筒，在大声宣读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讲稿后，我注意观察台下的钟文艺同志，她毫无反映，我心里发虚。用眼看了一下“工宣队”领导，请示下步如何进行，他示意我亮底点名。我壮了壮胆，大声喊“特务分子钟文艺站起来！”，这一声犹如晴天霹雳，整个礼堂炸了锅，全场目光射向钟文艺同志：“揪出大特务钟文艺！”“打倒钟文艺！”“钟文艺必须老实交待，钟文艺不投降就叫她灭亡！”钟文艺同志被揪上台，吓得脸色发白，战战兢兢只说“我不是特务，我不是特务！”。
不要说女同志，就是男子汉也经不住那种阵势的恐吓。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让她交待，她都说“我不是特务！”。双方僵持不下，工宣队领导只好示意我让人把她带走，宣布散会。给钟文艺同志办了很长时间“学习班”，最后以查无实据告终。对她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件事主要责任在工宣队，但我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使我良心备受谴责。那年月，类似冤假错案，不仅我院，全国数不胜数。这件事对我的教训很深，人要敢于面对真理，要是非分明，实事求是，不能人云亦云，作思想上的奴隶。
1973年，中央五七艺术学校改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连改为电影学校，我又被任命为领导小组成员。电影学院体制上，起初大学降为中专，到1974年8月29日，“四人帮”安插在文化组的某成员，根据江青旨意，宣布“电影学校停办，留少数教师，改由北影办训练班。”并让我们领导小组，拿出物质、器材、人员处理方案，尽快落实。
那段日子，愁坏了我们领导小组成员。江青当时被奉为文艺旗手，她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不执行吧，你就是反党，执行吧，砍掉创办了二十多年电影教育，于心不忍。领导小组开过多次会研究对策，找过有关领导申述，求援，都没有办法。
我预感到，电影教育有可能断送于我们手中，那将成为千古罪人。我不甘心，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寄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阐明电影学校不能停办的理由。自此，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没再督办此事。那信起了作用，使学校保存下来。直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才又杀了个回马枪。
1975年10月24日，有人在文化组领导干部会上说：“这是上书言事，破坏艺术教育革命（指我给小平同志的信）。”并责令学校点名批判，追查组织关系。学校领导小组并未执行，我只是待在办公室里“闭门思过”。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9月毛主席去世，“四人帮”无暇顾及此事，10月，“四人帮”跨台，我躲过了这一劫。
“四人帮”垮台后，我回到了美术系，从事我的专业教学工作，直至1987年，这段时间是我最美好的日子，边教学边创作。1980年5月，文化部电影局组织了青年摄制组，文化部投资，算峨嵋厂的任务，主创人员全由学院青年教员承当，导演是苟文伦、江世雄，摄影是曹作宾、甘泉，美术是我和邢正，女主角是程晓英。片名《舞恋》。这部影片虽然当时在社会上影响不大，但它是我的处女作，使我懂得美术设计的真正含义。紧接着1982年与谢飞导演合作拍摄了电影《我们的田野》，1985年、1986年我拍了大型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这是我第一部历史戏，它为我后来几部历史题材创作打下了基础，也为我教学积累了素材，明确了方向。
终生感激沈嵩生院长
您最初从事的是教学工作，但后来又当上了电影学院的副院长，您是怎么完成教学到从政的转变的。另外，您在做副院长的时候，与时任院长的沈嵩生共事过一段时间，在您心目中，这位电影学院历史上非常知名的老院长是怎样的形象？
正当我全身心投入教学和创作时，1988年院领导换届，孙月枝书记和沈嵩生院长找我谈话，让我出任下届行政副院长。我尝过先前从政的苦头，又尝到了教学和创作的甜头，一百个不愿干。但他俩都是我的老领导，实不好推辞，只好走马上任。这一任期间，遇到太多的难题，院址搬迁、与农学院房产关系问题、分房遗留问题、体制改革问题、用电问题、经费问题……困难重重。我虽百般努力，不想辜负领导和群众厚望，但深感力不从心，难以胜任。沈院长、孙书记给我极大的关怀与帮助，是我永生难以忘怀的。
1990年，中央电视台拟拍电影剧《三国演义》。一天，王枫部长、戴临风台长来我院请我出任《三国演义》总美术师，孙书记和沈院长深知我的意愿，他们承担了我的工作，为我提供了这次创作的机会，成全了我，我终生感激他们。沈院长逝世一周年之际，我满怀哀思写了一篇《缅怀沈院长》的祭文：“沈院长去世近周年，长辞我辈，然其领导之气度，学者之风范，师者之博识，长者之慈祥，行为举止，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不离心田。”沈院长一片丹心，浑身正气，行得直，坐得正。对上尊而不谀，对下严而不霸，对友真诚至善，待人宽厚谦和，治学勤奋严紧，治校身心全呈。他淡泊名利，少私寡欲，为人多，顾己少。职称评定，对每位执教者名利攸关，为此，争吵屡见不鲜。沈院长论资历、成就、论著、贡献，评教授无可厚非，然而他不申报，几次将指标让给别人。他说：“我是院长，把指标让给教学第一线老师。”其实，他从来站在教学第一线。这种精神、境界、胸怀是非常难得的。沈院长少说教，多垂范，所以深得人心，受人尊敬。沈院长是上司，是同仁，是师长，是朋友。与沈院长共事，舒畅愉快，他从不以长者自居，平等待人，谦虚大度，善纳他人意见，凝聚同仁。
沈院长洁身自律，不搞特殊化，从不以权谋私。一般情况，不坐小车，上下班与教工同行。偶尔家中有事，用校车，也会向交通科交费。因公陪客用餐，也会交粮票饭费。在他的带动下，学校的党政领导都能廉洁自律。
沈院长治校高瞻远瞩。上任不久，他便提出把电影学院办成电影电视综合大学的主张，并提出对外招留学生的设想，不仅着眼于国内，而且放眼世界。留学生楼在学校的规划中有，但不知国家何时拨款，远水不解近渴，沈院长提出改造办公搂的方案。这是一项没条件创造条件，舍局部图全局的举措。当时，学院由朱辛庄迁来，各办公室刚在办公楼落户不久，再迁往教学搂，调房问题、搬迁问题，困难阻力不言而喻。但招留学生意义深远，办公会议决定，此事由我分管，柳成同志具体落实。通过调研、筹备，在人手少，资金紧的情况下，用很短时间，便把办公楼改造成留学生搂，并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留学生。使这一工作向前提了若干年，至今我校的留学生已遍及很多各国。
能参加大型历史题材创作，是我人生一大幸事
您刚才说到您被选为了《三国演义》的总美术师，您能谈谈拍摄《三国演义》的经历以及其他的创作经历吗？
1990年8月15日，我是最先进入《三国演义》的主创人员之一。能参加84集大型历史题材创作，是我人生一大幸事。作为《三国演义》总美术师，我必须首先拿出《三国演义》的美术设计阐述，确定其总体造型风格。王扶林总导演在写总导演阐述时说：“老何，我得抓剧本，事情较多，那个时代的建筑、服装等我也不清楚，我的导演阐述里，关于总体造型，就以你的美术阐述为主。”这是我面临的首要难题。历史戏，必须尊重历史，历史戏的美术设计必须有历史依据。然而，东汉末年距今一千七八百年，当时的一切物质文化，早已烟消云散，无论建筑、家具什物、器物、衣物，剧中所需的一切可供参考的原物，都难以看到事物。我只得求助于文史资料，考古资料。为此，我先后跑过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军事博物馆、北京图书馆、河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馆、西安博物馆、南阳画像砖画像石馆等十几个文史博物单位，从古书上、出土的汉文物上、画像砖画像石上寻求当时的物质文化形象。它能提供我一些依据，参考，但真正要完成每一堂景的设计与制作，还需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需要古建、服饰、家具、民俗等多方面历史知识加以辅佐。《三国演义》剧组，起初建制有总队和三个分队，每一个分队就是一个大的摄制组，美术部门由一名美术师、副美术师、美术助理等组成，三个组同时拍摄。美术案头设计和制作任务十分繁重，作为总美术师，既要把握全剧总体造型，又要发挥每一位美术师的才能。筹备期，在我主持下，绘制一大批道具、服装的造型图，我亲手设计两个汉城（康西草原汉城、涿州影视城汉城）的各类型建筑的平面图、施工图，并领导其工程建设。以上工作基本在一年的筹备期内完成，为各队的拍摄打下基础，同时也成为以后各队美术师设计的依据，成为统一全剧造型风格的尺度。一般情况我不干预各美术师的工作，只有他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问题时，我才去协助解决。
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看来，《三国演义》的美术设计还能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和我的同仁所设计的“涿州影视城”、“无锡影视基地”等影视景点，为历史戏影视拍摄已发挥和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三国演义》设计取得一定成就，花了我四年心血，但它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没有王枫部长、戴临风老台长的鼎力支持，没有各位导演和各位美术师及全体美术部门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1996年我和李翰祥导演第二次合作，拍大型历史题材戏《火烧阿房宫》。第一次合作是十年前拍电影《一代妖后》，那次合作得很顺利，很愉快，所以才有第二次合作。李导演在电影行当里，什么都干过，用他的话说，他是电影界里的“老古董”。他的画画的很好，美术很在行，和这样的导演合作是美术师的荣幸，他能给你提出很内行的意见，提高你的设计水平，反之，和这样的导演合作也着实不易。李导演在艺术和艺术创作上，有很多令人敬佩的地方。他博学广识，特别是历史知识，这对导演和美术来说尤为重要；李导演创作思维很活跃，很敏捷，一个构思出来，紧接又一个新的构思，他不断否定别人，也不断否定自己，令人佩服。但导演的一个闪念，美术师就要把虚的东西变为实的东西，就需要画图与制作，需要时间、人力和物力，加大了美术师应对的难度。拍摄现场，他是名符其实的导演，他的精力不在监视器上，而在演员的戏上，他对演员表演要求很严，一丝不苟，演员表演不到位，他便自己作示范。拍摄现场，哪个部门跟不上，他都会亲自帮忙，桌椅板凳他会去搬，灯不到位，他会去扛，那么大的导演，能作到这一点难能可贵。人无完人，李导演爱发脾气，但对我很友好，没红过脸。他一直在拍电影，《火烧阿房宫》是他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时年七十二岁。那样的高龄，那样的重担，使他身不重负，终于为艺术而殉职在工作现场。
李导演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实为可贵，但也提醒我，人老了，应“量力而行”。1997年与许同均导演合拍电影剧《戊戌风云》后，就没有再接创作任务，只是在民营院校任教，发挥余热，为影视美术教育尽些微薄之力。
              电影美术设计师的修养
您认为作一个合格的或者说优秀的电影美术设计师，需具备哪些方面素质?
电影美术----在美术两个字前冠以电影两字，美术便已经被异化了。美术与电影融为一体，起了质的变化，它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美术，已失去独立的美术意义，美术已成为电影艺术的一个有机成份。但它仍然保存了美术的重要性质，否则就不会称之为美术。
    作为电影美术师，他首先应是位画家，应具有一般美术家的造型艺术修养和绘画技能。他要用造型艺术美的理念去指导他的电影美术创作；他应具有娴熟的速写技能，去收集所需的形象素材；他应具有绘制内、外景各种气氛图的能力；他应具有快速绘制各种镜头画面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术的性质没有改变。但从创作的内容上，他己失去独立性，他的创作再不是一种独立的造型艺术品，他的创作是用场景造型设计和人物造型设计同其他艺术部门共同去塑造电影中的人物形象。
 由于电影美术师在影片中所承担的是环境造型和人物造型任务，所以电影美术师必须具备以下方面的素质修养：
    电影美术师应是某种意义上的建筑师，他应对中国建筑和世界建筑，中国建筑史和世界建筑史有所了解，特别是中国建筑，他应是位行家，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个地域的建筑风格样式，建筑结构及建筑部件都应掌握。他能绘制出场景所需的平面图、建筑图、剖面图、细部图，来领导置景部门完成对场景的制作。场景设计的主体是建筑物，不懂建筑的美术师不可能创作出成功的场景设计。
    电影美术师应对家具、服饰及民俗诸方面有所研究，这是影视美术创作中不可避免的课题。民俗不仅体现出风土人情，地域风貌，时代特点，它还往往是创作者从民俗的一个侧面揭示创作意图的有力手段。
       电影美术师还应研读中国古典文学。它不仅能提高美术师的文学修养，更重要的是一些历史题材剧目的创作，往往美术师需要去查阅古籍文献。中国的历史，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故事就蕴藏在古籍文献中。很多古籍没有简化字本，所以电影美术师应识繁体字，懂古文学，如果面对古藉是文盲或半文盲，那将困难重重，寸步难行。
          电影美术师是某种程度的导演，他的工作本来是导演工作的一部份，他是导演的左膀右臂，香港称美术师为“美术导演”，是一有定道理的。所以美术师应懂得戏，懂得导演，懂得蒙太奇，懂得场面调度。美术师在设计每一个场景时，不仅要从人物身份，人物性格，时代气息，地方特点去考虑，还要从剧情，矛盾冲突，人物动作，从场面调度去考虑，去结构场景的平面和立面及道具的陈设。不懂戏，不懂导演场面调度不是好的美术师，不懂场面调度的美术师，是设计不出能够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展现矛盾冲突，适于镜头拍摄的好场景来的。
       我们班李前宽、张今标等同学都改行作了导演，我院美术系七八届同学，绝大部份改为导演，且都在导演的位置上作出了成绩。这么多美术改导演好像是个怪现象，其实很自然，顺理成章。其一，电影本身就是一声画艺术，它是由声音和画面组成，画面是一种造型艺术，造型是美术师的强项；其二，美术与导演有很多共同点，如前所说，戏、蒙太奇和场面调度，美术师也懂，所以美术改导演也不为奇了。我不是说美术师一定要改行当导演，但美术师要想完成好场景设计，就必须懂得导演业务，用导演的意识指导你的场景设计。
美术师不但在要在艺术上提高自己的素质，技术上也应是个内行。电影美术集艺术与技术为一体，两者不可分开，技术体现艺术，艺术里有技术，艺术技术相辅相承。特别是在场景制作时，有很多技术问题你需要懂，不懂就没办法与置景组长沟通，协商，更无法领导置景部门工作。总之，从知识结构上讲，美术师的知识面要广，涉猎的领域要宽，老一辈美术师韩尚义说，美术师应是一位“杂家"。
此外，美术师要善于与人合作，善于与不同的人合作，要善于与不同性格的人合作，与不同创作风格的人合作，要善于表述自己的设计意图，也要善于虚心听取他人意见，采纳合理意见，修正，充实，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不能作孤家寡人。在摄制组，无论纵向上还是横向上，纵向上，上与导演、制片主任，下与副美术、美术助理、服、化、道、置景等；横向上与摄影、照明、录音、演员等，都要搞好关系，协同作战。电影创作就是一个交响乐队，你是其中的一件乐器，你要听指挥的指挥，还要与其他乐器紧密配合，才能完成好整个乐曲的演奏。
       美术师还应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工作能力。电影美术本身就是一个工种杂，人员多的部门，美术师也是一个部门的领导者，你要能善于安排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完成创作任务，这不能不是对美术师工作能力的考验。美术师选景，采景，收集资料等工作往往要与社会各界发生联系，打交道，社会活动能力强，工作能力强的美术师，工作起来便会得心应手，驾驭自如。同学在校学习，应兼作一些社会工作，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总之，美术师应是以美术为基础，具有多学科，多领域知识，具有广泛的艺术修养和较强工作能力的人。
您能给电影学院现在的在校学生提些建议吗?
现在的年轻人都很聪明，他们接触的、听的、见的，以及他们的知识信息都比起我们那个时代不知高出多少，他们现在的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也比我们那时好多了。一代应比一代强，后来者居上，这是历史规律。只是到了我这个年龄，有的经验和感受是他们现在没有的，可供他们参考。
青年人对时间往往不那么珍惜，或还不懂得珍惜。人说时间如水，光阴似箭，我年轻的时候也没真正理解它。转眼我已步入古稀之年，时间那么短暂，岁月那么无情，觉得自己没学得什么，还没来及学什么，没干什么，还没来及干什么，就已退休近十年之久，似乎学生时代就在眼前。很羡慕他们的年龄，时间如能倒流该多好啊!总觉得年轻时时间利用得还不够。“黑发不知勤学早，自首方悔读书迟。”、“莫倚儿童轻岁月，丈人曾共尔同年。”前人的这两句格言常使我感慨，也以这两句格言赠送给同学们。望同学们珍惜光阴，奋发学习，充实自己，武装自己，修炼自已，成为未来有成就的电影美术人材。
       我上大学时，有太多的干扰学习浪费了很多青春时光。但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也有它的好处，它  使人接触社会，深入到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向他们学习，充实自己，作为文艺工作者，作为电影工作者，这是非常需要的。同时，通过劳动也使身体得到了锻炼，由于我平素喜欢劳动和锻练，现在唯一可引以自豪的本钱，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能胜任常人的工作。人到老了，好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都珍贵。我感觉现在的大学生太脱离社会，太脱离劳动，适当的深入社会和劳动对青年人是有好处的，关键在于安排得科学，合理，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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