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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瀛八日：一个普通职员的日本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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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瀛 八 日一个普通职员的日本游记阿Q将军本人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去日本八天，一路所见所闻，感慨良多，回来后迅即写下观感，以后进行多次整理和润色，形成现在的文字。本人写作时以真实细致为第一要求，其次是尽可能追求可读性，真诚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能够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日本和日本人。第一天（11/21）上海------东京星期日 晴转阴，小雨人员介绍本次出访日本共七个人，有的职务高一点，有个经理副经理头衔，有的什么也没有，比如我就是。但总体说来，我们这些人大致上平起平坐，都属于打工仔阶层，我们的工资收入比我们的老板们，比如副总经理（日本人），只有十分之一至十五分之一。介绍一下各人情况。徐，我们的领队。男，三十六岁，朝鲜族人，皮肤很白，圆滚滚的身材像一头小牛，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徐毕业于东北师大日语系，原在MB公司（世界五百强企业）大连办事处工作，98年调入我们公司，负责联体别墅和多层公寓的现场销售。徐去过日本两次，最长的一次一个月。虽只有短暂的留日经验，但日语水平可用“出类拔萃”来评价，甚至令那些留日十几年的人都甘拜下风，和日本人在一起也几可乱真。徐自认基督教徒，经常去朝鲜语教堂做礼拜，每次进餐前会低头闭眼叽哩咕噜几句。徐的业余爱好之一是跆拳道，自称有低级段位。齐，也是领队，男，三十九岁，肥胖程度不输于徐，只是远没有徐结实，性格平和，说话不温不火，走路不急不慢。华东师大政教系毕业，九十年代初期，曾在日本打工四年。齐的日语与徐相比有天壤之别，但一般交际没有问题------正因为日语不如徐，虽同为领队，出头露面的事都由徐来做。齐现负责办公楼销售，其个人爱好是炒股，深谙其道，时有斩获。除了徐齐，其余人均首次赴日本。马，男，二十八岁，瘦小白皙，沉稳精明。华东师大房地产学院毕业，当过销售员，现担任经理助理，从事市场调研工作。一年前开始学习日语，能说一些简单的语句。何，女，四十六岁，身材保持良好，看上去不到四十。何负责个人按揭业务，不会日语。王，女，二十四岁，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平时言语不多，较之同龄人稳重。旅游大专毕业，销售经理，负责公寓现场销售。她会简单日语。瞿，男，四十二岁，烟瘾奇大无比，据其自我介绍，一生别无爱好，连酒也很少沾，但香烟得一天三包（净抽），他的脸色总是灰黑灰黑的，很像农宅里被烟熏火烤过的炉灶。瞿房地产中专毕业，施工现场经理，负责与施工单位的协调。我，男，四十六岁，秃顶，颇为见老，看上去有五十五岁以上。本人文学硕士，曾从事过企画广告和市场调研工作。日语水平大致与齐相当，口语稍弱阅读能力稍强。本人爱好围棋，在新浪网拥有十来个低级段位，其中有一个ID就是“阿Q将军”，另对古典音乐也很喜欢。按理说，如此低级别人员是去不了日本的，但我们偏偏去了，而且不光去了我们这几个人，我们这个只有五十来名成员的中不溜秋的公司，居然前前后后去了十七八人，这在上海的日资公司也很少见。要找理由的话，是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在这一年猛赚了一笔，上司们善心大发，决定让大家出国开开洋荤。因此，很多人是头一次去日本，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去的名义是研修，为此也安排了一些参观装点门面，但实际上是游玩散心，这一点上上下下都心知肚明，所以对每个去的人而言，绝对是美差。总之，天上掉下一个不大不小的馅饼，不偏不倚地砸中了我们。相约浦东机场九点半飞机。我们约好七点半在候机大厅十二号入口处会合。我第一个到，才七点多一点，以后是徐、马、王三人，他们搭同一辆出租，再后是何与瞿。只有齐迟迟没有露面。有点滑稽的装束打扮我们互相打量着彼此的形象，开着轻松的玩笑。徐身着蓝西装，和平时并没有大的不同，球状般的肥硕之躯被西装裹得严严实实，与他能量无限、风风火火的举动很是般配。何有所改变，是缕花羊毛衫加一袭长裙，有中年知识妇女之派头。王平时都是深蓝色工作制服，现着褐色便装，体态挺拔，雅如淑女。马瘦小的身子套着一件厚厚的灰色灯芯绒茄克衫，最显眼的是腰上绑了个厚厚的小包，大有襄阳路服装市场小老板风采。瞿衣着较朴素，是质地很厚的土黄色休闲西装，但那油彩照人的大背头让人联想到乡村企业家。看来我的变化比较大，我是一身新：崭新的咖啡色西装，崭新的黑皮鞋、崭新的行李包，不敢说光彩照人，也很有拉回岁月的感觉。自豪的是，这些全是淮海中路一带的廉价商店里买来的，统统加起来不过四百八十元。更能说明我们旅游身份的是大大小小的行李包。几乎每个人都带了拉杆式行李箱，何的最大，几乎相当于半个办公桌，其次是徐的，看上去也牛逼得很，这两个体态庞大的家伙拖拉不便，于是早早地被放到了行李车上。其他人的则相形见绌，王的包最小巧，她的拉杆包连徐何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好在她一口气带了三个包，所以也没输到哪儿去。我们所有的行李包都腹中空空，滑行在大理石地面上显得轻飘飘的。它们一个个像嗷嗷待哺的小鸡，期待着日本货把它们填满。佐藤副总经理前来送行佐藤事前没打过招呼，谁也不知道他会来，所以他突然出现时我们还以为大白天撞见了鬼。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送行，第一批访日小组出发时他也来了。在日资企业工作多年，我们知道日本人喜欢送往迎来，不过，这通常是对上司或平级人员的做法，对下级十分少见，所以佐藤的行为有些古怪。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日本人送送也不坏（当然最好能送到日本），但不送也没什么损失。但对佐藤而言，代价真的不小：机场来回至少一个半小时，加上逗留时间，至少得花两个小时吧。为此他得早起床（最晚也得六点半），要知道，今天可是无比珍贵的双休日啊。值得一提的是，佐藤的第三个孩子出生还不到一个月，他居然能脱身而走，实属不易。我们开玩笑说：你这是逃避家务还是逃避孩子的啼哭？既然来了，就得聊天。我们聊着他的新孩子。这是可以挖掘许多内容的趣味话题，因为他的中国太太不到两年便生一个孩子，已一口气生了三个，肚子忙得不亦乐乎。我们问，佐藤先生你准备生几个孩子才肯罢休啊？这个有着硕大脑袋、长长头发、平时有点傲慢的家伙突然变得非常害羞，一味傻笑着不接我们的话。一番说笑之后，佐藤把话题转移到我们的出行上，他认真关照徐：所携带的费用要好好使用，“用途不明的费用”将不能报销。“用途不明”语意暧昧，想必指色情？闻之者报之一笑。佐藤的中文有点结巴，要想完全地表情达意最好是说日语，但要说日语的话，一点不打折扣听下来的只有徐一人，所以尽管吃力他还是说中文更多一些；此外，从性格上说，佐藤并不是一个十分健谈和爱开玩笑之人，因此看到他有一茬没一茬地用中文和我们说话，我想有点难为他了。佐藤陪我们领登记牌，然后把我们带到出境大厅的进口处。机场大厅人来人往，有了佐藤作向导，我们踏实了许多。到了出境大厅入口，佐藤进不去了，便挥手向我们告别。此时，多多少少有一阵暖意流过我们心头。齐迟到与整个欢快情调不太和谐的是齐的迟到。齐是谨慎细致之人，怎么也会迟到？总不会搞错时间地点吧？第一批访日成员中有一位女马大哈搞错了时间，大家都到达机场了，她居然还呆在家里。但齐决不是马大哈啊。徐给齐打了电话，齐的回答十分镇定自若：“这么早去机场干吗？”闻之者大惊，继而大觉不爽：是啊？这么早干吗？有必要提前两小时到机场吗？这句话怎么看都是准确无比啊，我们一个个都像傻瓜呆呆的。但是，为什么当初约定时你为不反对？七点半是早了点，但既然约定了，大家就得遵守，否则岂不是显得你太聪明？齐晚到了二十分钟，换句话说，他节省了二十分钟。和所有人相比，齐更像一个旅游者，粗厚毛衣外套着茄克衫，肥肥的腰间也挂着一个厚厚的小包，可能因为体态肥胖，这只小包挂在齐的腰间要比马气派多了。俏皮的是，齐还戴了一顶蓝色长舌帽，倍显悠闲。齐有四年日本生活经验，又是个细心之人，他的准备工作想必胜出大家一筹。果然，当我们后来在飞机上觉得无聊时，便享受到了他小包里的口香糖。齐一出现，我们对齐的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不管怎么说，齐没有拖累任何人，而且，我们谁又能保证不迟到呢？齐也很快融入了七人团队之中，有说有笑起来。艰难出境在登记牌处排过十几米长的队，以为该排的队已排过了，可到了出境大厅吓了一跳。黑压压一片人头，像一片黑压压的海洋。几十列队伍紧紧相挨，每列足有二三十米长，乌云压顶般地伸向出境办理柜台。因为每个人都是站立的，大厅里的密度可比足球场高得多了。我暗暗猜想，如果发生紧急情况，会不会有人被踩踏致死？离起飞还有一个多小时，以为时间还绰绰有余，排就排吧，但哪想到脚步的挪动比时钟的指针慢多了。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们越来越不自信，甚至恐慌起来：该不会误点吧？我和齐、马在一个队列，另外四位同事在旁边的队列。本来两条队伍前行的速度差不多，但后来他们越行越远，让我们大为丧气。齐沉不住气了，离开我们挤进了他们的队伍。我和马鼓不起这番勇气，只得祈祷自己的队伍快点挪动，不要太丢脸。二三十分钟后，徐向我们招手，要我们过去，我和马撑不住了，互望一眼便涎着脸挤了过去。做犯规之事有点鬼鬼祟祟，不知道背后沉默的人群是不是有一丝愤怒？可笑的是，我们作了弊却没占到便宜。我们离开的那条队伍前面是一大帮旅游观光的韩国老妈子，她们的出境手续办得很快，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呆在原来位置上，还会早一点出关哪，根本用不着插队嘛。但插队的并不只是我们几个。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台湾人，哭丧着脸要求挤到我们队列中来，他说他到香港的飞机九点零五分起飞，现在只剩下十几分钟了。我们同意了，但我们怀疑，这管用吗？还上得了吗？我们建议他去入境柜台前和警察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立即放行。他去了，然后带着更加可怜无奈的神情回来。我们只好宽慰他：飞机会等你的。排队时间越长，火气越大。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不多设几个通道？不就是多设几个柜台多配几台电脑多配几个人的事吗？又不是要把候机大厅拆了重建，难也难不到哪儿去吧？难道就让我们像蜗牛爬似地爬出国境吗？出境处的工作人员按部就班地做着各自的事情，没有丝毫的紧张。看来，他们已见怪不怪了。为什么不采取一些措施？我们只好胡乱猜想：出境登记属于机场和公安局两家管，但在机场看来，这是公安局的事务应该由公安局想办法解决，而在公安局看来，受影响的是机场并不是公安局，应该由机场投入设备。谁都认为这是对方的工作，谁都没有解决的动力，乘客的抱怨又怎么样？听多了也就习惯了------。有几个别着航空公司标志牌的先生小姐在队伍间穿梭，寻找着自己的乘客，一旦发现便将其直接领到出境柜台前，可能飞机就等着这些人起飞吧。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佩戴西北航空标志的，那个可怜的台湾人没人招呼，我们也没有人招呼（我们乘的是国航）。当我们终于挨到出境办理柜台时，离起飞只有二十分钟了。出境办理很简单，把护照什么的往柜台小窗一塞，然后等着警官在电脑键盘上敲击一阵，在他抬头打量我的瞬间，我很主动地把脸盘向前一挪，期待他的火眼金睛立即给我认可。接着他又在电脑键盘上敲击几下，护照被扔还给我，我便沿着通道出境了。可就是为了这个简单的手续，我们在大厅里足足站了一个多小时。登机口过了出境柜台，快步疾行至安检处。安全检查和国内航班没什么两样，就是卸下可能发出怪声的手表手机和小金属然后穿过检测门。过了安检，环顾四周没见到我的同事，我一阵紧张，便按照指示牌标记朝着登机口撒腿狂奔。一路上也见到了其他奔走者，那付样子真的很不可爱，所以我可以想像自己的形象。不管可爱不可爱，我总算顺利到达登记口。满以为登机口会一派忙乱，却想不到门还没开，候机厅里只有寥寥二十几个人。有四五个工作人员，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一问才知，我们的航班还没放行呢！登记口右侧排着队伍，乘客们神态从容，丝毫不见大厅里的那种焦灼之态。我稍稍感到骄傲的是，我是我们七个人中第一个赶到这儿的。不一会儿，那些伙伴也赶到了，一看那架势，就知道是一路奔跑过来的。登机门左侧挤着七八个人，是其他航班的，从那满脸的惊惶焦急可以断定他们迟到了。那个倒霉的台湾人也在其中。登机口的门开了，我们不慌不忙验票出门，那七八个晚点的乘客伸长脖子，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一个一个走向机场大巴。登上车，每个人都吁了一口气，仿佛结束了一场战斗。咳，这是一场完全没有料想到的窝囊战斗。早上出门时，每个人都是山青水秀气度从容，经过两个小时的折腾，显示了狼狈之相。巴士车厢里泛起阵阵指责抱怨之声。乘上飞机当我们安安稳稳地坐上波音757的座位时，已晚点了二十来分钟。但机舱广播告诉我们，我们得原地等候，因为有几位乘客未到。这一等又等掉了二十来分钟。所有乘客都到齐后，又磨蹭了一会，差不多十一点，终于听到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这时恍然大悟：当初的紧张慌乱实在大可不必，完全可以慢悠悠地来嘛！只要拿到登记牌，你的信息就进入了电脑系统，你就不用着急，人们得老老实实地等着你的大架光临嘛。我们是初出茅庐，自然不太拎得清，可那个台湾人该是久经沙场的吧，竟也会急成那副熊样？他怕什么呀，他实际上够威风的，飞机上所有的人都坐得端端正正地恭候着他呢！我突然觉得，齐还不够精明，来得再晚一点又有何妨？人们总是把准时登机看得太重要，一定要提前多少多少时间到达机场，今天这番经历让我懂得：飞机晚点是正常的，准点倒不正常。由于积压飞机太多，当我们的飞机驶向滑行跑道时，我们看到了一幅壮观图画：排在我们前面有两架飞机，排在我们后面的，居然有五架飞机！也就是说，此时有八架飞机正在列队起飞！它们排成纵队缓缓前行，双翼轻轻颠动，依次拐入起飞点，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庞大的身躯冲向蓝天。抵达成田机场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我们的航班抵达东京成田机场，晚点一小时。可能是多云的缘故，当飞机在跑道滑行时，机舱外面的天空是灰蒙蒙的。往下望去，大块大块的水泥地，有一种生硬冰凉的感觉，令人稍稍振作的是，水泥板块缝隙中生长着的绿草带来几许生机。窗外不断掠过庞大飞机的机身机翼，而各种运输车辆（它们此刻看上去很小）静静地排列着。这一切都和浦东机场没什么区别。沿着通道走向候机大楼时，我们对成田机场产生了几分失望。这里最大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候机大楼，但它的造型显得笨拙简单，咖啡色的墙面也给人以陈旧落伍之感，和浦东机场极富现代气息的姿态无法相提并论。机场大楼内部的装潢考究多了，有进入星级宾馆的感觉。通道的灯光很亮，浅黄色的大理石墙面一尘不染，静静地反射着光线。通道中央是电动走道，正无声地转动着。有意思的是，电动走道的扶手边相隔十来米就有一盆植物，写有名称和介绍。这似乎显示出日本人的细致之处。一路走着，奇怪的是看不到多少人，整个通道显得空荡安静。不知是客流少还是机场有着强大的分流能力？人们行走的声音都很轻，回想起在浦东机场奔跑时的噼里啪啦声响，这里像另一个世界。通道尽头是转乘处，乘客们要在这里坐有轨电车行驶两百米才能到候机大厅。等车的时候，看到两位日本航空小姐拖着滑轮行李箱款款走来。看来是下班了，她们一边走一边交谈着什么，神情轻松。她们一样的身高，一样的红色制服制帽，一样的滑轮行李箱，一样的走路姿态，真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她们的行走方式给我们留下了印象：不是走在通道中间，而是靠边走，且路线很直，好像有一条直线引导似的。临近转乘处时要拐一个弯，我们都是斜对着登车口走过去，因为这样距离最短，而两位小姐却是规规矩矩转了几个九十度的弯才到登车门前。从这种自我约束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高贵气质。成田机场入境处入境处人不多，在我们之前，有十几个和我们肤色相同的亚洲人正排着队伍，我们排上去之后，又来了十来个欧美人，他们大人带着小孩，很像举家外出旅行。这里一簪排都是入境柜台，其中十来个专为外国人办理，现在开了四五个。日本人在大厅另一头办理，柜台更多些。按理说，日本人比我们多，办理速度应该比我们慢一点，但那里只剩下寥寥数人。我们猜想这是不是有点歧视外国人？但终究是个猜想而已，也许是日本人办理手续简单。有位五十来岁的日本人在我们队列前维持秩序。他的头发花白，戴着眼镜，仪态有点高贵，看起很像一位知识分子。我要在其他场合看见这位日本人，以为他不是董事长、总经理就应该是教授，或者是其他有头有脸的人物，想不到只是维持秩序的，因而不免有点惊讶。这位日本人很尽责，他的眼光不时扫视着柜台，一旦哪个柜台有空就示意列队者上前办理；与此同时，他来来回回地检查着我们手上的入境单，提醒我们什么地方得填上什么地方可不填。他就这样不停地走动，不停地说话，不停地扫视。他的嗓音已有点干燥嘶哑，看来这活儿不轻松。我有点无聊，便胡乱想像：他能否让自己轻松一点呢？应该是可以的。比如他不要走来走去，站在队列前看着队伍检查检查入境单就行了（反正填错了让他们改就是了）。柜台空了也用不着提示，反正办理者自己会上去的。这样可以减少一半工作量吧？继续想下去，就觉得他的样子滑稽可笑了：他会非常的懒散无聊，度时如年，对入境单上的错误要么鄙夷地一笑，要么冷眼相对，要么埋怨唠叨------，这样的场面我在国内见得多了。但这位日本人不可能这样，理由很简单，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不可能在这儿工作了。女入境官我排到了队伍前列。我有点紧张，这毕竟是第一次。当我来到柜台前，我惊讶地发现入境官是一位年轻女性，她穿着蓝色制服，但好像没有戴帽子。她笑吟吟的，与我心目中的冷峻形象大相径庭。她坐的位置较高，可以居高临下打量我，可因为她是微笑着的，我一点也不怵。我此刻好像不是站在日本国的入境窗台前，而是上海火车站的售票窗口。相比之下，上海出境处的办理人员虽然谈不上威严，但至少是不苟言笑的吧，虽然坐得低，但抬起眼睛扫视的一霎那，多少有点阴森森的感觉。女入境官看了我的护照和入境单，指出我没有填日本联系单位（我还是犯了小错，有点对不起维持秩序的老头了！），我马上填上了“日本MB株式会社”，她笑着说：你和刚才那位一样，也是MB公司的（刚才在这里办理的是马）？我点点头。她在签证页上盖了章，粘贴上一个小邮票似的印花，再用揿书机把出入境单和护照订在一起，交给了我，点了点头示意OK。于是我穿过一条窄窄的栏杆通道踏进了日本国。乘坐JR线出了机场大厅，来到了JR线地铁站。我们要从这里坐轻轨到东京，然后转山手线到新桥，我们的饭店在那里。徐有详细的路线指引图和一口流利的日语，我们跟着他大可放心。徐边走边张望，很快找到了JR线售票处。排了三四分钟队伍，买到了车票，每张三千多日元（两百多元人民币），大概相当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票价吧。一看时间，徐吓了一大跳，说列车一分钟就要进站了。我们急急忙忙找到进口，只见列车已经停靠在站台，而且乘客也上得差不多了。冲进车站，面对着一长排洞开的车门，我们奔向最近的一个，一窝蜂挤了进去，还没站定，车就开了。据徐讲，如果赶不上这一班，下一班得二十分钟以后。我们靠近车尾巴，好像是三号车厢，而我们的实际座位在八号车厢，我们便拖着行李找过去，途中发现有许多空座位，就擅自坐了下来。座位太多了，万一有人来我们让座也不迟。从车厢内部来看，JR线和国内的软座列车差不多，只是色彩格调上稍有差异。这里以黑红两色为基调，给人宁静之感。六位同事坐在一起，我一个人背靠着他们坐一个两人座。刚坐下不久，就来了一位拉着行李箱的中年男子，他用日语和我打招呼：可以坐吗？我说请，他便坐了下来。接着，他有点心神不定地问我：不对号没关系吧？我回答：大概没关系吧。我想，看来我的日文发音还经得住考验，他把我看成是日本人了？但我和他的交谈也就到此为止，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们没说过一句话。我的日语水平可以和熟悉的日本人进行有限的攀谈，和陌生人不行。坐在日本人身边感觉有点怪怪的。如果和六位同事在一起，尽管外面是日本人的大世界，但我们可以构成一个中国人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会让你有一种安定感。而此时，我稍稍偏离了自己熟悉的世界，和一个不熟悉的世界紧挨着，尽管我们之间没有说话，心里却总有几分不踏实。平时在上海也接触了不少日本人，但不是上司就是客户，地位比我们高出许多，我们得小心翼翼地侍候。可能是初来乍到吧，恍惚之间以为身边这位也是我侍候的对象，若说他是和我完全平等的乘客与乘客的关系，还真有点不适应哪。一路上，我一直望着窗外，边上的日本人则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闭目养神。窗外风景窗外不断掠过东京郊外的风景。这一段路大致相当于上海浦东机场到市区，只是更长，到东京市区大概要半小时。浦东到市区，公路两旁是层次丰富的宽阔绿化带，透过绿化带则依稀可见村庄若隐若现。这里有所不同，没有像模像样的绿化带，起伏的丘陵上，多是建筑、车辆、河流、桥梁。铁道边有许多类似小别墅的独幢建筑，叫一户建。它们一簇一簇地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个村庄。我想，它们处于远郊，可能是农民的住宅。单个来看，这些一户建未必比江浙一带的豪华小洋楼富丽气派，它们基本上都是些两层楼建筑（而在浙江温州，四五层楼的独幢小楼决非鲜见），私家庭院很狭小，有的只有一个停车位，但都造得比较精巧。由于铁道沿线满眼都是这样的小别墅似的房屋，你不能不感受到日本的富足。小别墅里停靠着各种小轿车，除了常见的丰田、尼桑车外，很多车都很小巧，类似于上海的赛欧、波罗。颜色有绿的、蓝的、黄的等等，看上去十分鲜艳。这样的小车差不多占了一半，远远超过了上海。看到这些小车在乡间小道慢悠悠行驶着，我有一种进入童话世界的感觉。后来我在东京大街上也看到许多这样的车，这让我觉得日本人非常憨厚逗趣。上海人一般不屑于开这样的小车，开得最多的是桑塔那2000或帕萨特，其次大概是别克和奥迪了。我想，日本人之所以如此，是这样的车更适合自己。日本小道多，庭院小，这样的车型更为方便。东京的郊外十分干净，一路上看不到垃圾和杂物，大小河流荡漾着清澈的浅绿色波纹。在我看来，这可是了不起的成绩。十几年前我在浦东郊区住过一段日子，对其肮脏深有印象：村口是五六只化粪池，泛着陈腐的臭味；附近的蔬菜地因为经常浇粪，到处散布着白花花的卫生巾；宅前小溪混浊不堪，生活垃圾则堆成了小山。近几年我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这块富庶之地的铁路线两旁，河流总是泛着浑黄之色，村庄周围垃圾四散。看到眼前情景，真不知道东京人是怎么做到的。郊外的小道路齐整，弯道处，连边沿的弧线也切割得很整齐。随着东京越来越近，公寓和办公楼多了起来。它们大多十来层高，陈旧，外观平平，上海任何一幢新建公寓都要比它们漂亮。此外，这里建筑物的景观协调性较差，看起来有点乱乱的，与上海成片开发区无法相提并论。设计上也乏善可陈：设计师们只是笨拙地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切割，过于刚劲稳重的直线条导致了呆板僵硬。有一幢立面宽大的板式公寓，每一层阳台像走道似地连成一条线（上面搭晒着被褥），这让我想起中学校舍一条条长长的走廊。东京站JR线进入了东京站。这里是东京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可以转乘轨道交通前往东京各个角落。我们要在此坐山手线，它围着中心城区绕一圈，类似我们上海的内环线，是东京最重要的交通线。从JR线转山手线不用出站，但得走一段不短的路程。上海目前只有两条地铁线和一条轻轨线，其枢纽站人民广场和徐家汇拥挤不堪。特别是人民广场站，有一二号线相交，人流如潮，喧声如雷，浩大的人流滚来滚去，你想看道路指示牌都很困难。东京站更可观了。东京总共有十三条地铁和轻轨，大概有半数（？）要在这里相交，我们也总算在此领教到日本人的拥挤和热闹了。在人民广场好歹跟着人流走就是了，不会错到哪儿；这里却是各个方向的人流，上上下下的，直线斜线的，交汇在一起。大厅里虽无人高声喧哗，但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行李的拖曳声，广播喇叭的报站声，车辆进出车站时发出的哐啷哐啷的铁轨撞击声，使你仿佛陷入了声音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这帮人像一只只孤立无援的小船，除了紧紧跟着船老大徐外别无他法。徐领着我们上了山手线站台，刚想喘口气，却发现上错了方向。一位说流利中文的年青人（估计是中国人）告诉我们应该到对面站台乘车。一番感激之后，我们拖拉着行李再次进行艰难的跋涉。对东京地铁站的印象是：站台很陈旧，地面没有地砖装饰，直接就是水泥地，由于无数人群的踩踏，很多地方又光又亮，和上海地铁站比明显差了一个档次（但后来我看到过新车站，感觉比上海的更漂亮）。来来往往的地铁车辆大部分陈旧而笨重，毫无现代感。但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些车辆但还没到更新年限，当然得继续使用，没有必要大手大脚换成新的。反过来看，上海的新车辆也没多少可以骄傲的资本，都是从德国进口的，而日本呢，我想应该是自己造的。车很快就来了，我们只在站台上呆了一两分钟。山手线的地铁车厢山手线地铁车厢与JR线截然不同，格调上很世俗。这种印象主要来自于车厢里密密匝匝的小彩旗广告，它们在车厢顶部，每隔数米就有一排，一眼望去，但见五彩缤纷，煞是热闹。上海地铁车厢广告都做在两旁门窗之上，拥挤的时候很少看到广告，而这里，只要你有一定的高度，前前后后都可以看到。和JR线另一个不同是，山手线上上下下人很多，很拥挤。我们很快就发现：东京人乘地铁的方式很文明。比如，上车乘客都是在车门两边列队等候，决不会有人在门中间挡道。如果不小心挡了别人，立刻会报以“对不起”的致谦声。上下车者都是依次而行，决没有急吼吼的争先恐后者。车厢里，无座位的人都站得比较直，没有在上海常见的斜倚栏杆的景象------这样做可以尽量减少自己占用的空间。很多人取出文库本小说和漫画杂志来看，这些书籍开面较小不会影响别人。相比之下，上海人喜欢在地铁车厢看报，最多的是免费的《时代风》，其次是《新闻晨报》。有时车厢很拥挤，人们肩靠肩背顶背，寸步难移，但也依然有人展开报纸阅读。我的脸部、耳朵就时不时地被报纸边角刮擦。有时我想打开袖珍本《庄子》阅读，但视线已被别人的报纸所挡，只得放弃。这里也有熟人交谈，但都轻声细语的。日本人本质上不喜欢大声喧嚷，不管男人女人都是如此。上海的几个日本上司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甚至连说批评的话也是如此（不过有时笑起来无所顾忌，声音响得很）。国人喜欢大嗓门，地铁上两个男人在这一扇门说话，另一扇门的乘客也可以听得见，如果是一帮熟人乘车，特别是一帮小青年的话，那周围的人就惨了。中国人似乎没有小声说话的意识，我母亲病重住院，无论是探视者还是病人，只要有可能，都是大嗓门，叽哩哇啦的一片混响，以至于你怀疑这儿不是病房而是茶馆。出新桥站，问路我们在新桥站下了车。新桥站也是一个大站，其闹哄哄的程度和东京站差不多。地铁出口好像很多，到底该选哪一个考验着徐的智力。还好，徐没费什么周折就找到了准确的出口处。但由于算错了站点数，在成田机场买的JR联票还需在此补票。这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错误，反正询问、交涉、补票事宜都由徐和王（管钱）办理，我们只是站着一边休息而已。办完集体补票，我们从特别通道出了站。一出站，看到的是高架（轻轨线）和亮着各色招牌的街道，有一个大招牌上写着“BIGECHO”，这让我们大感亲切和兴奋。这是一家大型卡拉OK店，我们公司所在办公楼的一二层就是“BIGECHO”（必爱歌）。徐说，饭店很近，走去即可。众人齐表赞同。总算能在东京的地面上走走逛逛了，打的而过岂非可惜？虽说上午的一番折腾让大家深感疲惫，但此时由于亢奋又激发了巨大的能量，走到饭店是小菜一碟之事。我们贴着新桥站前行。这一带有很多商店，其中有料理店、服装店（从摆放出来的衣服来看，应该比较廉价），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旅行社，门口有好几排书报架，上面花花绿绿地摆放着数百种国内外旅游点资料，任人索取。走着走着，喧闹离我们而去，街道也失去了五颜六色，变得平淡起来。有的路段没什么绿化，看上去都是钢筋水泥的堆积。当我们穿过一个七八米长的阴暗肮脏的小门洞时，墙边的几只纸板箱十分刺眼，它们搭成的形状很像一个小屋，难道这里面也可以住人吗？难道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乞讨者？我匆匆张望了一下，里面没人，但有毛巾、杂志之类的物品，后面的王观察得更仔细，还看到碗盆什么的，她的结论是纸箱住人，我无法否认，但又难以置信。来到一条大马路，徐吃不准怎么走了，便开始问路。他也真有眼力，随便一拦就拦住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徐的日语完全没有问题，女孩也完全能理解徐要找的地方。但遗憾的是，女孩没听说过我们要找的饭店，她歪着脑袋在徐的路线图上指指画画，最后给出一个大致的方向。看她很不自信的样子，我们也自信不起来，徐也有同感，所以一边走一边又在物色询问对象。来到一个路口，徐看上了指挥交通的老头。老头六十开外，十分矮小，黑黑壮壮的，看上去老实憨厚，若不是他穿着制服，我认为他更像一位农民。徐问他话时，他一边仄着脑袋微笑着倾听，一边仍举着小旗指挥行人车辆。如此敬职敬业，两不相误，我怀疑他是不是今天第一天穿上制服。可能是掉了牙的关系，他发出的声音含混不清，我怀疑徐是否听得清。两人来来往往说了好一通话，最后的结果是，老头也不知道怎么走，他难为情地指着马路对面的小屋子，让我们去问那里的警察。治安相谈所马路对面的小木屋，开面比上海襄阳路服装市场的摊位大不了多少，有里外两间，加起来可能不超过二十平方米。小木屋的门口挂着牌子，上面是一行工工整整的楷书，说这儿是某某地段的“治安相谈所”，按我们的理解，它就是一个警察岗亭吧，只是它不是用来指挥交通而是管理治安的。屋里有两个三十来岁的警察，听了徐的问话又查看了示意图，满脸狐疑地议论起来。议论了几句没结果，其中一位从里屋搬出一份大图纸来。这好像是测绘机构的勘测图，两人指着地图上一大块空白处说：要找的地方应该在这里。我觉得有点搞笑，但经解释算是明白了：这是一块再改造地区，新的地图还没有出来，徐所问的饭店也是新建的，但方位应该在这里，不会错。至于具体走法，可沿附近的一条小道往回走，过天桥便是。显然，我们走了冤枉路了。徐看到我们失望的表情，很想将功补过，便打起了出租车的主意。但两位警察都表示反对，说走过去也不远，打的的话，要是碰上坏司机绕远道，反而吃亏。有趣，看来东京也有宰客司机哪。在徐和警察交涉时，我们打量起“相谈所”的尊容来。这是个十分简陋的小木板房，外间除了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一个小柜外，似乎就没有什么东西了，里面一间看不见，可能会好一点，或许有什么电脑之类的吧？不得而知。外间最吸引眼球的是贴在木板墙上的通缉令，有四五张，全都是彩色的。有的是单个人的，有的是几个人放在一起的，似乎以中年人居多，从彩色肖像照来看，个个相貌堂堂的，没有什么贼眉鼠眼或者杀气腾腾的样子，若不知道这是通缉令，或许会以为这是什么歌星、影星或者政治选举人的照片呢！其中有一张是六个通缉犯放在一起的，第一排第三个竟然是个中国人！好像姓陈吧？照片不够清晰，但五官还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他戴着眼镜，笑着------好像中了某个大奖似地非常开心地笑着。我大感惭愧，天哪，坏事做到别人家里去了！这让日本人如何看中国人！（尽管此前也知道中国人在日本犯罪比较多，好像还发生过灭门惨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还讲过一些歧视亚洲人的话，但在活生生的通缉令面前，纵使你觉得石原说得不对，也感到没了底气。）我有点担心这两个日本警察对中国人的态度（徐起先自我介绍时已说过我们是中国人了），但两位警察自始至终未见异样，倒是一直为不能说出饭店的准确位置而不好意思呢。施工与交通弄清行走路线后，我们向两位警察致谢告别。我们正准备转入一条只有四五米宽的小马路时，被一位身着制服的干瘪老头拦住了。他正扬着小旗指挥交通呢。他满脸严肃地阻挡住我们，因为红灯已经亮了。马路对面也有一个日本老头在维持交通。我们有点奇怪：大马路上也没看到警察和交通协管员，这条不起眼的小马路怎么会有两个老头指挥交通？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我们并不是要过马路而只是想拐进小马路，这也不行吗？但既然被拦住了，我们只能服从指挥。在我们等候的时候，一辆白色小轿车从小马路慢慢驶了出来。哦，看来这条路还是有车辆经过的，尽管凭它这种文雅的速度不可能造成什么事故。信号灯转成绿色，我们拐进了小马路，前行几十米后又左转拐进另一条小马路。没走多远，前面又有一个中年人指挥交通。这个人不是穿交警制服，而是戴着桔黄色安全帽穿着白色工作服，估计是某个施工企业的职员吧。前行几十米，我们看见了施工隔离栏、脚手架以及铺垫在地上的钢板等等。这时我们才明白，这个人不是在工地现场，而是提前了几十米指挥交通，是可以让行人事先做准备。这可想得真周到。这时路灯已经亮了，工地的隔离栏上的灯光很亮，来往车辆不多，都是些小轿车，行驶得非常缓慢，我们通过这段道路并不难，只要贴着脚手架走便是，根本用不着东张西望。现在也明白小路口为什么会有老头指挥交通了，不过这也是我的猜想：由于施工，这一带的车辆进出不正常了，工地现场有交通指挥还不够，于是在相关拐角处也设了交通指挥。那两个老头，应该是临时的，工程完成就会撤走。我想这样的猜想是有道理的，否则长年累月在小道上设交警，成本太高了，而且也无法解释很多路段为什么没有交通管理人员（后来参观MB开发的公寓时也遇见了类似情况）。小插曲：何徐的皮箱大出风头穿过小路，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楼林立的地方。天已完全黑了，路灯闪着幽静的光。这里的马路和建筑物都很新，而且豪华高档，但一路上没什么人，走在这里很像走在上海虹桥开发区。我想起了佐藤说的“再开发地区”，估计我们这次走对了。看着面前矗立的又高又漂亮的玻璃幕墙大楼，徐说，其中一幢可能就是我们的饭店。也许是安静的缘故，我们的行李箱发出了十分清晰的声响，其中最为出彩的是何的大箱子。不知那些轮子哪儿来的那么大力量，发出了隆隆声响颇为骇人，就是一辆卡车驶过也不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来吧，我估计这声音可以传出百米以外。其次是徐的箱子，也是轧轧轧地的怪声。其他人的也有声音，但相比之下就微不足道了，甚至因此而显得温柔。显然，那两只身身躯庞大的滑轮箱是低劣粗糙之物，如果事先知道它们表现如此糟糕的话，主人们肯定会把它们扔在一边。我为这种大大咧咧的声响感到几分难为情，因为它彰显着我们的身份，就像上海火车站民工背着大蛇皮袋而彰显自己的身份一样。或者换一种说法，某位家庭主妇神气地牵着家犬在马路上散步，突然发现自己所牵的是一条不值钱的草狗，大感惶恐。何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她时不时地把大箱子提起来走上一段路，于是，就像电视机的音响被突然调低一样，声音顿时轻了下来，只留下徐的箱子唱独角戏。但接下来不知是力气不够还是对自己的宝贝箱子又有了信任感，何又放在人行道上拖了起来，于是，它又一次发出不可饶恕的巨大声响来。徐是自信满满之人，此时反正有何垫底，总觉得自己的宝贝表现不算很差，所以也就一直神情自然无拘无束地拖曳着。但他的箱子也实在不争气，在他大摇大摆过马路的时候居然掉了一个轮子！总算气得过的是，虽然少一个轮子，倒并不妨碍拖拉，徐也就一直拖着箱子，拖向饭店，拖进富丽堂皇的接待大厅。红绿灯前说到那条让徐丢脸的马路，还得再记一笔。那是条窄窄的马路，也并无车辆来往，按照国内的习惯是想也不用想就跨过去了。但是，这里有红绿灯，而且存心要阻拦似地闪啊闪地闪成了红灯，我们互相打量了一眼，觉得还是不过去为好。因为我们边上有两个二十岁左右的日本女孩，几分钟前一直和我们同路，她们看到红灯很自然地停下来了，我们总不好意思违规吧。徐正边走边打电话，没留意红灯，也没留意我们停下来，自管自地拖着行李箱堂而皇之地过了马路。到了马路对面才发现我们没过来，只得老老实实地等着。我们都笑了，边上两个日本女孩也笑了。我们第一次在没有监督的环境下自我约束自己，体验着日本人遵章守纪的感觉，这很有一种新鲜感，也有一种文明修养提高时的自我满足。徐在马路另一端不知怎么想？要是我的话，我会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哪怕我并非有意。到达饭店历经四十分钟的跋涉寻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芳汀饭店。我们早就意识到徐带错了路，只是七人中只有他最可靠，也只能咬牙忍受。一看到饭店，巨大困顿疲倦之感席卷而来。后来我们知道，如果徐走对路的话，从新桥站到饭店只要五分钟。话说回来，这五分钟的路也实在不好找，先要穿过汐留（SHIODOME）车站，然后沿着长长的天桥拐来拐去拐到饭店，十个人中恐怕会有九个人出错吧。我们的饭店是很新的玻璃幕墙建筑。整幢楼分两部分，高的一部分是办公区域，矮的部分是饭店。这幢楼的天井大概有十来层楼高，极为气派。在寸土寸金的东京营造如此巨大的室内空间，算是极有气魄的大手笔吧（这也让我感到：所谓气派，所谓高档和现代，就是看你敢不敢挥霍）。这幢建筑好像是住友商事投资的，因为办公楼写有住友的字样。通往办公楼的门小而普通，和高大的天井相比显得简单寒酸，但进入饭店的门则大不一样了，这是两扇差不多有三层楼高的深褐色的木质门，它们紧闭着，看上去厚实沉重、神秘威严，使人心生敬畏。但实际上这是自动感应门，我们一走近，它便轻巧地开启了。映入眼帘的是饭店大堂，虽然整个空间比外面的天井小多了，但别具番风味。几盏壁灯散发着宁静幽暗的光线，这些光线被锃亮的大理石地面和柜台泛化后，显得十分温柔。这种幽暗的风格与我在上海所见的宾馆似有不同，例如公司附近的花园饭店和新锦江饭店的大堂都很明亮。大堂里只有六七个人，其中三个是饭店工作人员。饭店是公司预约的，入店手续办得比较快，不一会便拿到了房卡和磁卡钥匙。经过一道需要插卡才能通过的玻璃门后，我们进入了电梯间，然后来到住宿的六楼。客房和国内的五星级宾馆没什么差别，有的陈设还高档些，比如液晶电视和依奈克斯冲洗式坐便器，只是房间略微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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