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与历练（连载）1【徐江燕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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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与历练（连载）1
历程与历练炙烤（引言）2013年夏天，杭州。七月流火，赤地千里。60年来罕见的酷暑炙烤着万物，也炙烤着我的心灵。在为高温灾害焦虑的同时，也为自己未完成的使命而焦虑。朋友曾建议，以我的经历写个回忆录，会别有一番情趣。我却感到，一旦动笔就是平添了一份责任和义务。我的人生旅途与芸芸众生一样，波澜不惊，碌碌无为，平淡无奇，索然无味，但在经历了那个时代所独有的、再也无法重复的坎坷和磨砺中，确实有些人所未闻之事和令人诧异之处，自己想想也觉得挺独特，有声色，值得回味和思考。斗转星移，岁月如梭，人生旅途看似漫漫，一路走来却是眨眼之间。通过文字，把已经积累成为个人财富的那些往事和趣事，回忆、整理、提炼、升华一下，可能会有别样的效果和特殊的意义。此念头使我心痒难熬。我不是作家，自知绝对写不出《梦开始的地方》、《血色浪漫》那样的精品佳作，也没有资格跻身于大院文学的潮流。虽然知晓时不我待，久拖无益，但毕竟不具功底，文笔拙劣，真怕写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污人眼球，误人子弟，丢人现眼，遭人唾弃，所以一直犹豫不决，迟迟未动。但获悉几个战友已相继英年早逝的消息，使我极为震惊，自觉愧对朋友，也愧对自己，身心如火炙烤，毅然动笔。这不是创作，谈不上作品，只是记录下自己大半生各个时段的历程和与之紧紧相随的种种历练，或有些许感受。但我很认真，很严肃，很投入，要求源于生活，忠于生活，没有夸张，绝不虚构，不受拘束，任意泼洒，先求自我感觉之良好，再求任人评说之教益。谨以此文找寻和思念儿时的伙伴、插队的知青和五湖四海的战友。（待续）
历程与历练2第一章 空军大院16号楼在网上注册贴吧、博客，填写昵称的时候，我鬼使神差的写了个16号楼，完成之后才发现与“楼主”等网络语言打了混仗，却又不想更改，一方面打混仗可能有奇效，另一方面，16号楼是我儿时在北京复兴路公主坟空军大院的住所，居住期间经历了人生太多的变故和遭遇，是我人生的重要历程，按照已经过时了最近又时兴起来的话来说，是我《梦开始的地方》。1 东交民巷住进16号楼之前，先住在北京前门附近东交民巷的空军宿舍。说来话就长了，那还是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时候的事情了。建国不久朝鲜战争就爆发了，为支援配合志愿军作战，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在辽宁丹东组建混成第四旅，父母亲为此奉调从福州军区（三野十兵团）进京报到，然后直奔丹东。福州军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准备解放台湾，因此他们是福州军区唯一抽调到空军的干部。夫妇俩带着警卫员一路北上，途径河南信阳时，回到父亲阔别十多年的确山老家探望，当地政府为确保安全，从地方武装县大队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去警卫，而他们只住了一夜便匆匆离去。在丹东他们日夜工作，给空军的领导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还与王海、焦景文空军战斗英雄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刚刚组建的空军太年轻，只飞了几十个小时的年轻飞行员初生牛犊不怕虎，长空比翼，与参加过二次大战、飞了上千小时的美军飞行员拼死搏杀，丹东驻地的大礼堂经常停放着牺牲飞行员的遗体，入殓，开追悼会。十四五岁就入党参军，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残酷，见惯了鲜血和死亡的母亲却一反常态，一看到礼堂里的这些场面就呕吐不止，经医生检查确定，她怀上了我。从丹东回到北京，父母亲就住进了东交民巷。不久，我降临人间。幼儿时期的事全然不记得，如果谁记得，那他肯定是神童。可我偏偏记住了一件事，那就是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很难睡着觉，因为我家墙外就是天安门广场，参加节日游行集会的队伍半夜就开始入场，口令声和脚步声就在耳边，打江山坐天下的父母也很兴奋。第二天的晚上就更睡不着了，狂欢的焰火在我家头顶上炸响绽放，焰火弹炸开后，指甲般大小的燃尽的和未燃尽的火焰火药粒坠落在院子里和屋顶上，劈啪作响，有的还在喷着绚丽的火焰，吱吱的叫着，欢快的跳着，溜溜的窜着。住在这里的人们，谁都无法入睡，所以我在幼儿就知道“今夜不眠”这个词。在东交民巷最难忘也是一辈子最不可能忘的事，是我有了一个别扭终生的名字。那时出生的孩子很多叫“建国”、“援朝”什么的，有时代或纪念意义。我的名字也很有意义和讲究，前一个字不提，只说后一个字。因为我出生在北京，北京也称燕京，父母亲就给我选定了个“燕”，后来两个弟弟出生后也照此办理，一个叫“都”，首都；一个叫“平”，北平，都挺好。偏偏我这个当大哥的是个地地道道、真真切切的女孩儿名，在后面的人生路上时常闹笑话，虽然别扭却也有趣。记得上中学时，学校组织学生体检，由校医按照花名册填写体检表，交给各科医生后，男女生分开检查。轮到我们班，医生迟迟没点我的名，却跑来一个女生，告诉我说那边的医生在喊我。我一头雾水赶紧跑过去，果真有个医生在喊“谁谁谁！谁谁谁来了没有？”我说“来了!来了！”医生一脸错愕的盯住我，然后问了一句任谁也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你怎么是个男的？”我想了半天才回答：“我也不知道。”还有一次，工商银行总行在杭州召开全国保卫工作会议，通知文件上的会务联系人是我的名字，不久就有电话过来联系会议接待事宜，其中有好几个电话对方开口就找“某某某小姐”。我不尴尬也不懊恼，很坦然的回答说我就是“某某某小姐”，对方搞不清了，有的还想“难道是个女中音？”他们还以为会务联系人是个杭州美女呢，哪成想是个北方的纯爷们！想象着对方失望的样子，我高唱老歌唱家马国光的名曲-《真是乐死人》！（待续）
历程与历练3第一章空军大院16号楼2、宝钞胡同14号空军大院开始兴建了。作为过渡，我家又搬到北京东城区鼓楼附近南锣鼓巷的宝钞胡同14号。空军司令部就在不远处的北锣鼓巷，据说那里解放前是国民党的北平警备司令部。14号是个典型的四合院，院门朝北，进门是通道和门房，左边是一排三间的普通平房，房前是一个长方形的院落，估计原来是佣人住的。从右侧通道进入后院，是这个四合院的主体，方方正正，高台青砖，房子远比前院规整高档，一看就知道是这个院落原来主人住的。我家住在前院，虽然房子比后院简陋许多，却是独院独户，不跟别家搭界，清净自在。门房也归我家，作为仓库储藏室，没有家当可储，开始堆煤球，后来改堆蜂窝煤，后来到了杭州又改叫叫煤饼。院落可种菜栽花，养鸡喂鸭，别有一番农趣，农民出身的父母亲很是喜爱。我们有了玩耍游戏的空间，很少到后院去，在自家的小天地里岂不优哉游哉。最宝贵的是，我家门前有一棵高大的枣树，一个大人都无法合抱，一到秋天，枣儿挂满枝头，又大又脆又甜，比现在的枣子好吃多了。枣子初熟时节，一刮风就有枣子往下掉，有时砸在头上还挺疼。枣子全熟了，父亲就用竹竿打，高处的打不到，就用绳子拴上重物甩上去缠住枝头，然后拉动绳子摇啊摇，枣子就像下冰雹一样掉啊掉，我们就蹲在地上捡啊捡。打枣的时候，院子外边站着很多地方上的孩子，部分枣子从树上掉到屋顶，顺着瓦片咕噜噜滚到了院外，可把他们乐坏了。这些孩子跟我们很友好，经常带我们去家中串门，绝对不会跑到院子里面来捡枣子。住在后院的也都是空军的家属，虽然进出院子都从枣树下面经过，但从来不去捡枣，而母亲每次都会把收获的枣子挨家挨户的分送给他们。院子里养了几只鸡。有漂亮的芦花鸡，黑灰色的羽毛白色的斑点，小巧玲珑，活泼可爱。还有两只高大硕壮的鸡，爪子上方的小腿也长了很长的毛，浑身上下清一色深黄色羽毛，下的蛋很大，颜色也是深黄色的，油光光的，母亲说这种鸡叫做“油鸡”。下蛋的鸡很温顺，手一摸它就卧下，抱在怀中也不动，还“咕咕咕”的小声嘀咕。可是生了蛋就不一样了，它会“咯咯咯咯哒！”的使劲叫，好像在喊“我骄傲!”我们就喂它一把米，以示奖励，同时在它旁边守着，不让别的鸡来抢。鸡们平常的伙食是剁碎了的菜拌棒子面（玉米粉），只有下了蛋的才有米吃，它们好像也懂，下蛋鸡吃米的时候，没下蛋的鸡就在旁边转着看。我喜欢坐在院门口的石头敦子上，等着父母亲下班回来，远远的看见了就冲过去，扑在怀中抱我回家。有段时间却不是等父母，手拿着破旧的铜盆和木棍，跟胡同内所有院子的老人小孩一起使劲的敲，不停的敲。那是在“除四害”，针对的是“四害”中的麻雀，全北京城都在同一时间敲，一连敲了好几个白天，让麻雀惊飞不停，没有地方落下歇息，直至累死。我不知道那几天北京城累死了多少麻雀，只知道自己累了个半死。在这个院子里，我们经历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在学校吃窝窝头和地瓜干，回到家里却能吃到黄羊肉。这是部队开着卡车和摩托车，架着机枪和步枪，到内蒙草原上大规模围猎来的，说是黄羊太多了，把草原上大片大片好的牧草都吃光了，牧民的牛马羊没有新鲜的草吃。围猎黄羊的场景还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了彩色纪录片，其中有一个镜头很刺激，黄羊群在飞奔的时候，战士通过枪上的瞄准镜发现了一只狼混在其中，便一枪把这只狼打死了，枪法那叫个准！黄羊打回来后，由战士们分送到部队家属各家各户。这黄羊以前很少有人吃，又腥又膻，烧熟后稍微一凉，就凝成厚厚一层白色的油脂。母亲宁可再饿也不吃，闻到就想吐，因为怀了我的小弟。我和大弟却全然不顾，狼吞虎咽，饿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东西到现在可能算是野味，也许挺珍贵的。当时实行配给制，买什么都要凭票，钱再多没用，买不到东西。父亲跟着刘亚楼司令员在杭州编写空军的军事条令，夏天移到青岛，一连几年很少回家，院子里的菜地就荒废了。为了给母亲增加营养，只好忍痛把几只芦花鸡先后杀了，因为没有食为它，鸡已经不下蛋了，还有两只老油鸡留着，等母亲分娩后派用场。小弟弟出生后，母亲饿的没有奶水，只好杀那两只老油鸡进补，可怜的老油鸡已经饿的走路直打晃。我和大弟弟舍不得老油鸡，一人一只抱在怀里，感觉就像抱了一捧鸡毛，轻飘飘的，凉冰冰的，也听不到它的“嘀咕声”了。兄弟俩赌咒发誓，谁也不许吃老油鸡。把鸡交给保姆后，不忍听到杀鸡时的惨叫声，我们就跑到院门外，可过了很长时间也没听到声响，却闻到了阵阵炖鸡的香味。兄弟俩身不由己的寻味而去，回到院子里，坐在炉火旁，静静地，呆呆的，望着那炖着老油鸡的砂锅，一次一次咽着口水，赌咒发誓的事情早已忘到九霄云外。鸡炖好了，汤给母亲喝，肉给我们吃。哪有肉啊，除了骨头只有皮和筋。几十年后提起这件事，母亲说那时你们哥俩拿着鸡骨头不肯扔，一遍又一遍使劲的唆。后来情况稍好些，有了不要粮票的高价糕点卖。父亲那时属于高干高薪，虽然跟着毛主席和所有高级干部一连减了四次薪，但同普通百姓比，家里条件还是算好的。母亲只买桃酥饼，说它油多耐饥，而且教给我们吃的姿势和方法：一手捏住饼，一手成碗状托在饼的下面，吃时贴紧嘴，吃完把手舔干净，一点都不糟践。习惯成自然，后来只要吃容易掉渣的东西，我就会非常自然的摆出这种姿势，使用这种方法，至今仍如此。刘亚楼司令员非常体恤关爱下属。那一年夏天，条令编写小组移到青岛后，刘司令员指示小组成员每人家里来一个孩子到青岛度暑假，来回都搭乘空军飞行训练的运输机。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兴奋的夜不能寐，把该带的换洗衣服和暑假作业等准备好，等着车子来接，时不时跑到院子门口去看，有时干脆坐在那等。可是一连几天都下雨，不见动静，渐渐有点疲了。那天还下雨，我坐在院门口等着等着就打起瞌睡，朦胧中听到汽车马达声，睁眼一看，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到院门前，父亲单位的一个参谋下车叫我：“小宝（我的小名），坐飞机找爸爸去喽。”我“嗷”的一声窜起多老高，一溜烟跑回屋，抱起背包就上了车，等参谋叔叔和母亲走出院门，我在车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到了西郊机场，飞机已经在等了。一共有七八个孩子，人到齐后上了飞机，其中好几个都是认识的同学。那是一架苏联的伊尔14运输机，里面沿着机身两侧各有一排金属的折叠凳子，发动起飞声音很响，震得耳朵嗡嗡的。飞行员叫我们嘴巴张开，尤其是降落时嘴巴要张大，以减轻气压对耳膜的压力，减轻耳朵的疼痛。起飞后平飞了一段时间，突然钻进了厚厚的云层，飞机开始剧烈的抖动，一会儿拉上去，一会儿又滑下来，虽然身体有些难受，可是挺刺激。飞行员说这是气流的影响，当空军就要适应，就像当海军就要适应大海的浪涛一样。又飞了一会儿，飞机降低高度，说是青岛那边下雷雨，飞机要备降济南。开始降落了，我们张大了嘴巴，可耳朵还是疼，一直等到下了飞机好长时间才好了，我想可能是嘴巴张的不够大。后来一直没再乘飞机，几十年后妻子首次乘飞机旅游，我还叮嘱她降落时尽量把嘴巴张大。最近我又乘飞机，降落时机上乘客只有我一个人大张着嘴，旁边的乘客问我：“大哥你是不是牙疼？”原来现在的飞机科技程度高了，密封效果好了，用不着张嘴了，管不得妻子旅游回来说我忽悠她。这是济南附近的一个野战机场。下飞机后坐一辆支着篷布的卡车，来到一座很大的房子，里面住着很多的地勤战士，跟他们一起吃饭，伙食很好，比我们在北京强多了，原来机场空地多，搞些生产养殖，可以自我改善。第二天上午飞到青岛，来了一辆巴士接我们去空军疗养院。本想看看青岛市区的街景，可车子开了半天也不见城市的影子，却在一个哨卡前停了下来。全副武装的哨兵检查了证件才放行，这时看见哨兵的背后竖着一块很大的白色牌子，上面用红颜色写着大大的四个字——“军事禁区”。小伙伴们瞪大了眼睛互相看了看，眼神里充满了惊异、神秘和兴奋。新奇的暑期生活就这么开始了。（待续）
历程与历练43、育鹏小学母亲从部队转业时已经是副营级了。她到西城区的马相胡同小学当校长，一当就是十几年。学校离西直门很近，原来是一座庙，条件很差，与我和弟弟们就读的空军子弟学校根本就无法相比。但我经常去，无论是幼小时家中无人照看被母亲带去，还是长大后有事情自己主动去。对那里我是路熟、地熟、人更熟，好像那个学校是自己家的一部分，老师们是家中的成员。自己小学老师的名字我一点记忆都没有，可马相胡同小学大部分老师的名字我都记忆犹新。老师们与母亲太要好了，共事十几年，感情极深，时至今日，无论母亲到北京，还是他们到杭州，都一定要和母亲聚聚，一口一个校长的叫着。母亲转业后工作一直很忙，天天早出晚归还要经常加班，碰到星期天幼儿园放假，就只好把我带在身边，无论是学习还是开会。因为那时候我年纪还很小，又很乖巧，只要给我一张纸和一支笔，外加一点吃的，我就会不声不响、不吭不哈的坐在那里，仔仔细细的画那些无论谁都看不懂的画，绝不调皮捣蛋。学校去的多了，情况就熟悉了，胆子也就大了。一次在家无聊，就向弟弟提议去学校找母亲，他不敢，说是碰到“拍花子”怎么办。“拍花子”是老北京人对拐卖小孩儿的罪犯的称谓，大人怕孩子调皮乱跑，也用“拍花子”来吓唬。我说不怕，带上武器就行，小哥俩就拿着玩具刀枪气势汹汹的出发了，两个学龄前儿童就这么从东城区的宝钞胡同，一路步行，走到了西城区西直门边的马相胡同。到了学校，把传达室的老满大叔下了一大跳，赶紧给已经下班回到家中的母亲打电话，说是您的两个宝贝儿子在学校呐，走着来的，还挎着刀扛着枪呐。母亲闻讯大吃一惊，下班回到家不见我们，还以为又跑到附近老百姓家找小朋友玩去了，做好饭站在胡同口喊一声就行了，附近的邻居听到会告诉我们的：快回家吧，你娘喊你们呢。母亲急忙赶到学校把我们接回去，而且非常的惊诧：带我去学校都是坐公共汽车，步行到学校这么远，一个大人都难免走错，两个孩子对路线怎么会这么清楚呢？只能说明我记性好，类似的事情我以后干过很多回。年幼无知，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心，都要尝试一下，这是孩童们的共性。一开始我拆卸、安装家里所有发条带动的玩具，搞坏之后母亲说我不爱惜东西，不肯买新的，在商店里躺在地上大哭大闹打滚也没用。我后来发展到拆卸家里的闹钟，全部拆散了却装不回去，母亲只好捧着一堆零部件去钟表店，花钱重新装好。到后来我却一发不可收，越来越甚，越来越不靠谱，上了小学后甚至开始越来越不着调了。空军大院的兴建工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建筑项目，就是育鸿小学，建成之前，所有的孩子都在东郊的育鹏学校上学。每个周日的下午，去学校的和去花椒树幼儿园的孩子都在司令部大院的操场集中乘车回校，而每个周六的下午，从学校和幼儿园乘车送到这里解散回家，年龄小的要各自被家里人接回家。每次的出发和归来，我和大弟弟都要等着、牵着小弟弟，哥仨一起过马路，始终一同行动。不着调的事情就发生在刚刚到育鹏学校就学后不久。那天生病发烧，生活老师让我留在宿舍楼睡觉休息，没去上课，同班还有一个孩子也休息没上课。感觉稍微好些，我起身去盥洗室洗漱。空军子弟学校的管理跟部队一样，每个人的洗漱用具全都集中摆放在盥洗室的架子上，整齐划一。洗完脸后，我旧病复发，开始琢磨起牙膏是怎么灌到牙膏筒子里的，心想肯定是靠压力压进去的。突发奇想，牙膏如果受到极大的压力会不会把拧紧的牙膏盖子给顶开呢？试试就知道了。看见旁边有一块洗衣服的搓板，就把牙膏放在水池的一端，拿起搓板朝着牙膏筒子使劲一拍，只听啪的一声，拧紧的牙膏盖子连同牙膏一起喷到几米远的水池另一端，就像打枪一样，真神奇，太好玩了！我把喷溅到水池和瓷砖上的牙膏擦干净，然后回到床上又睡下了。未曾料想这一幕被另一个生病的孩子看在眼里，我离开盥洗室后，他进去也开始模仿，而且玩得兴起，忘乎所以，把别人的牙膏也一个接一个拿出来拍，同学们放在盥洗室里的牙膏几乎都给他拍光。盥洗室内噼啪声响，牙膏横飞，喷溅的到处都是，“弹痕”累累。激战正酣、意犹未尽之时，正好生活老师回来看望我们的病情，他就被抓了个“现行”。学校把那个孩子的家长找来，先作检讨，后赔牙膏。可他不服气，说是跟我学的，应该也处理我。老师说我拍的是自己的牙膏，而他拍的是别人的牙膏，性质完全不同。嘿！老师就是老师，绝对的公平、公正。育鹏学校的教学区离生活区较远。上体育课的大操场和上音乐课的音乐教室都在生活区这边，上体育课、音乐课时不会影响到教学区其它的教室。教学区另有一个小操场，安装了很多健身器械，孩子们课间休息时就在小操场玩，离教室近，上课不会迟到。我喜欢体育，练习单杠、双杠、爬杆、爬绳，年纪虽小，身体虽小，却练得一手好臂力，不用脚盘，双手干拔就能攀爬到杆子或绳子的顶部。小操场的一隅有一个变压器，安装在两个水泥电线杆子之间，用四根拇指粗的钢丝绳斜拉加固，为保安全还砌了一个1米多高的围墙，不让学生接近触碰。健身器械玩腻了，我就爬变压器的围墙玩，墙高上不去，就攀爬斜拉的钢丝绳上到围墙顶上。很多孩子臂力不行上不去，很是羡慕。有一天听同学议论说，变压器的钢丝绳一到打铃就麻人，好像有电。我不相信，经常爬，从来没发现。那天课间休息就爬到墙上等着，打第一遍上课铃时，先用手背碰了碰，立刻麻了一下并给弹了回来，还真有这么回事，挺好玩。再试试，就用了手心，结果一下子就给吸住了，怎么也脱离不开。另一只手乱舞，两只脚乱蹬，没用，掉不下来，而且四肢酸麻，恶心想吐，喊救命却发不出声音。脑子倒是很清醒，眼睛四下张望，这个操场上空无一人，只有我孤零零的悬挂在半空中。正在百般难受、千分难捱之时，铃声停了，我噗通一声摔了下来，拔腿撒丫子就跑，回到教室坐下，看看没什么反应，心中暗自庆幸没被人看见，第二遍铃声响了，老师进来开始上课。这节课没上好，精力不集中。下课了也没出去活动，一直傻傻的坐在那里，怎么也想不明白，那钢丝绳为什么打铃才有电，不打铃就没电。这时上课铃再次响起，我下意识的从教室窗户向变压器望了一眼，却惊奇的发现那上边又吊了一个人，只见他单手悬停，一手乱舞，两脚乱蹬。距离较远，太阳逆光，看不清是谁。我想难道我的事情被人发现了？怎么这种事情还会有人跟着学？被老师知道怎么办？正在胡思乱想、担惊受怕之际，耳听铃止，眼见人掉，只见那孩子连滚带爬直奔我们班教室而来，转眼之间就窜进了门。但见他脸色发青，两眼发直，嘴唇发抖，摇摇晃晃走到座位坐下。我定睛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可乐死我喽，你当此人是谁，还真不是外人，就是跟我学拍牙膏的那位！（待续）
历程与历练第1章空军大院16号楼-44、空军大院16号楼搬家了。告别了带给我幼小情趣的小院落，告别了送给我甜蜜并伴我度过困难时光的大枣树，告别了育鹏学校和吸引我的变压器，也告别了人生历程中因天真无邪而格外宝贵的童年时代。难舍和眷恋很快就被新鲜和兴奋替代。生平第一次住楼房，而且是四层高的顶楼，厨房厕所储物间，前后阳台和壁柜。站在朝北阳台举目四望，我家所住的南片宿舍楼群16号楼，对孩子们来说是块难得的宝地，无论是上学还是玩耍，在整个空军大院都是独一无二，得天独厚。楼前是个广场，白天骑车踢球做游戏，晚上散步聊天放电影，文革时空直机关开大会，驻外部门在这里停车上下整队集合，很是热闹。广场的北面就是育鸿小学，东西两栋三层的教学楼，中间是两层的办公楼，楼前操场与16号楼前的广场相连，用围墙隔着，开有校门。广场的西面是营建大队礼堂，周日的白天放电影，平常开会、看演出都在这里。16号楼的南面是15号楼，再南面就是大院的铁丝网，钻过铁丝网，越过铁路，是一座很大的沙场，常年堆放着很高的沙山，很好玩的地方。育鸿小学的北面是两个宿舍楼群和生活保障区，体育设施、食堂（军官、士兵、职工分开）以及浴室、车队、管理部门都在那里，学生食堂在育鸿小学的西面，孩子们吃饭很方便。生活区的北面就是办公区了，之间又隔着很大一大块空地，冬天用席子圈一部分，浇上水，就是一个滑冰场。空地的东西两边的绿树丛中是将军楼群，空军的将领们就住在那里。再往北就是空军的办公大楼，当时也称飞机楼，东面与京西宾馆、军事博物馆相邻，西面与海军大院相邻。空军和海军大院之间与复兴路交接处就是公主坟，占地较大，规格较高，绿茵遮掩，围墙隔绝，好像一直有人看守，具体是哪朝哪代的什么公主就不清楚了。每次从边上经过向里张望，总觉得阴森森、慌兮兮的，后来造地铁的时候进行了挖掘拆除，周边的人们都去看。随着空军大院各项工程的完工和机关、部队以及家属的入驻，原来在育鹏学校读书的适龄孩子都转到了育鸿小学，我和大弟弟也转来了，开学前父亲还给我们哥俩在学校门前照了张相，至今保留着。机关、部队和家属集中在一个大院子里，管理也就更加正规，更加严格了。当时在全军各个军兵种的机关大院，空军大院的管理是最严的，也是最好的，是全军的样板。子弟学校也一样，育鸿小学的校长就是个校官，很多老师都是军人，音乐老师是空政文工团的，体育老师是空军体工大队的，除了吃饭和住宿不再集中，其它比起育鹏学校要严格的多。例如上音乐课，学生要先在音乐教室外的走廊上站好队，随着老师用钢琴弹奏的进行曲的节奏依次进入教室，站在各自的椅子前，随着进行曲最后一个音符的嘎然而止，全班四十多名学生就像长了一个屁股，整齐的坐下。放学不是放羊，也要排队，全校学生按照家里所住的楼房号分成若干个“路队”，每个路队分别有一个“路长”，我就是16号楼路队的路长。放学前，路长先在教学楼前的操场边上拉开距离站成一排，属于这个路队的学生，不管是哪个班级的，也不管是什么班干部还是少先队干部，更不管他爸爸是大校还是上校，到了我这一律“无效”，都要听路长的招呼，很是神气。可我是所有路长中神气时间最短的，因为我的路队离家最近，出了校门穿过广场就到16号楼了。路队等到放学铃声响起，开始依次向校门进发，路长喊着“一二一”，齐步走，来到校门前时，路长要向门前的执勤老师敬少先队礼，并提高嗓门按照步子的节奏，一字一顿的喊一句“老师再见！”同学们跟着喊“再见！”执勤老师也不能闲着，等到学生喊完再见，他要还一句“同学们再见！”并向路队行注目礼。等出了校门离开老师的视线了，路队就自动变齐步走为便步走了，走到广场的一半时，随着我一声“解散”的口令，顷刻之间路长就成了光杆司令。回到家中，放下书包，拿起足球，赶紧下楼，刚刚解散的路队中有十几个男孩已经在楼下等着我和我家的足球了，下去晚了他们就会不耐烦的死命的喊。育鸿小学的体育老师对足球教学很精通，对学校足球队的训练抓的很紧也很有章法，从个人技术开始教，从接传球、各部位停球、盘带过人、射门、定位球等开始，待个人技术都可以了再练配合和战术，时间不长，学校足球队就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在与附近小学的足球比赛中屡屡获胜。我是16号楼唯一入选校队的，踢前卫兼守门员，放学后就把老师教的再转教给16号楼的小伙伴们，场地条件得天独厚嘛，大家练得很起劲，也很有成效，已经到了一天不踢球脚就发痒的程度，尽管累的腿疼，仍旧坚持，还真像老师说的那样，过了这个阶段腿就不疼了，体力见长。按照母亲的话说，父亲是个文体活跃分子，见我们练得有模有样，就“纠集”了军务部的年轻参谋们来跟我们比赛。比赛在育鸿小学的足球场进行，体育老师当裁判，来观战、助威、看热闹的人很多，大人孩子都有，母亲也在其中。比赛中我和父亲为争抢球进行合理冲撞，结果把父亲撞了个大跟头，母亲冲进场内搀扶，还责怪了我几句。大人队的守门员个子高大，原来是个飞行员，小学足球的球门比正规球门小很多，他往那一站就堵住了半个球门。我们就想办法，在禁区边上盘带，把他引出来几米，我抓住战机用右脚外侧踢了一个“香蕉球”射门，只见皮球划了一个漂亮的弧线，绕过守门员的手指尖，从上方“拐进”了球门的远角，这是我这辈子最漂亮的射门，当然，20多岁以后就再也没踢过。这场比赛小孩队以2比1获胜，消息传开，别的楼群的孩子不服气，各遣高手，组成了一个联队来较量。联队的个人技术都很好，平均年纪比我们大，身体也比我们壮，但相互不熟悉，个人盘带过多，没什么配合，也就组织不起有效战术，被我们打了一个3比0，铩羽而归。从此后，16号楼的小伙伴们更加抱团，更加齐心，冬天跟别的楼群的孩子在广场上打雪仗打急了眼，变成了肉搏战，抱在一起摔跤，按在雪地上往衣服领子里面灌雪球，眼见要吃亏，16 号楼的女孩们呐喊一声扑上来助战，不用雪球也不用拳头，用指甲直接往对方脸上挠，吓得对方孩子赶紧跑，说是好男不跟女斗，还说16号楼的男孩没本事，要靠娘子军帮忙。（待续）
历程与历练-第1章-55、江南行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与军衔制密切相关，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其子弟学校，虽然学生没有等级和级别之分，但在具体事务的细节上，却理所当然的有所反应，而且是应该的。例如当时的空军司令员是刘亚楼，政委是吴法宪，而育鸿小学少先队的大队长就是刘亚楼的女儿刘洪洪，副大队长是吴法宪的大女儿吴仲秋，我的同班同学。但又不完全是这样，空军很多将领的子女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并没有把少先队和班干部全都担任起来，我同桌的和前桌的两个女生就是空军副司令、开过中将谭家述的女儿谭米粒，空军副司令、开国中将曹里怀的女儿曹小怀，张廷发等将军的孩子也在我们班，大家同学相处很是和谐，并无因大人职务级别而有什么上下大小之分。我倒是当了个少先队的小队长，但有自知之明，并不是我表现有多好，能力有多强，而是瞎猫碰了个死耗子，遇到很偶然的机会露了一小手，给班级和学校争了光。一次是为了庆祝六一儿童节，学校举行文艺演出，各班出节目，我们班选了几个男生，出了一个男生小合唱《我是一个兵》，因为我是校合唱团的，理所当然有我一个。排练好了之后，为了体验一下上台的感觉，班主任和音乐老师就组织了模拟演出，让全班同学当观众。我有点人来疯，人越多越兴奋，在唱到歌曲最后一句“敌人胆敢侵犯，坚决打他不留情！”的时候，不由自主的从一排人里面跑到前边，做了一个大院警卫连刺杀训练时看来的突刺动作，博得同学们的大声喝彩和热烈掌声，两个老师非常惊喜的像发现了新大陆，立刻把男生小合唱改成了男生表演唱，加了几个自己根据歌词设计的动作，其他同学配合，我在前排表演。全校演出时，正巧当时全国唯一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到学校采集庆祝六一活动的素材，把我们班的节目当做重点给摄录下来，并且拍了我很大画面、很长时间的特写镜头，编辑后在六一那天播出，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非常高兴。第二次是为了一篇作文，说来话就长了。那一年冬天，父亲结束了在杭州的空军条令编写工作，开始休假，但没有回北京，而是与母亲商量好，回江苏南通母亲的老家探亲。要去南方了，我开心死了，还没去呢就烧包一样到处去炫耀显摆，结果被老师知道了，教导我要借机会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回来后向班里汇报一下所见所闻和心得体会。出发的那天晚上，父亲单位的参谋们把我们娘儿四个送上火车，“轰隆隆隆隆-轰隆隆隆隆-门儿”，火车向南方疾驰，哥仨趴着车窗拼命向外看，尽管黑夜中什么也看不见。列车到浦口后，车厢一节一节拆开上轮渡过长江，可以看到正在建设中的南京长江大桥，江面上有好几个很大很高的桥墩。车进上海站之前，看到铁路沿线有很多废旧的钢筋混凝土碉堡，母亲说他们部队解放上海的时候，为了尽量减少对城市的破坏，把敌人主力消灭在外围，在吴淞口与敌人打的很激烈、很残酷，这些碉堡就是那时留下来的。到了上海，父亲已经在站台上等着了，空四军的车子把我们送到了巨鹿路空军招待所，住进了一栋三层的小楼，一楼是会客室和会议室，二楼我与大弟弟住，父母亲和小弟弟住在三楼。欧式的建筑，漂亮的花园，高档的家具以及所见到的一切新鲜玩意儿，把我们哥儿俩全看呆了。母亲说，解放上海的战役结束后，他们军没进上海，直接到苏州，然后进军福建。陈毅司令员要求参战部队团以上干部全部到上海国际饭店住一个晚上，体验一下资产阶级生活，你爸爸是正团，也去了。父亲说，当晚躺在弹簧床上睡不着觉，只好躺在地板上睡了一夜。有的人没见过自来水，一动水龙头，自来水哗的一下冒出来，吓得赶紧跑。第二天，父亲领着我们游玩了外滩、南京路和大世界，哥仨站在哈哈镜前面笑的肚子疼，好长时间不愿离开。晚上全家坐上到南通的轮船又动身了。我们倚在船舷旁，看着浩瀚的江水滚滚东流，静静的听父母亲讲他们过去的事情。淮海战役结束后，部队在长江边集结，准备发起渡江战役，此时，父亲从其他部队调到母亲所在部队，成了母亲的领导和战友。渡江战役发起时，父亲带领所在部门的主要人员随前指行动，跟着作战部队先行渡江，母亲随军部行动后续跟进。母亲晕船，上船后就下到船的底仓休息，结果很快就睡着了，尽管江面上炮声隆隆，炮弹呼啸，炸起的水柱此起彼伏，母亲却全然不知，一点没听到。后来战友们下来喊她上岸，她却说“啊?靠岸啦？怎么没打呀？”战友们说“还没打？船都差点给炸翻了！”母亲从船上往下一跳，马上陷进江滩上齐膝深的烂泥中，腿拔不出来，无法动弹，这是最危险的，很容易被子弹击中。母亲的两个警卫员一边一个把母亲架起来，连拖带拽把她弄到岸上。我说你又不是大首长，怎么会有两个警卫员?父亲说，母亲是军部的译电员，负责携带和保护电台的密码，这可是最最重要的绝密文件，必须严密保护，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徒步行军时，母亲的行李背包全由民夫挑着，自己只背一个密码包，被两个警卫员夹在中间走。我说那多轻松啊。轻松？万一遇到危险就完了，母亲说，到了最后危机关头，必须把密码本彻底销毁，译电员也绝不能被敌人抓活的，必须做最后的处置，这是警卫员的最终任务，译电员也要用配枪结束自己的生命，自己不动手，警卫员就动手。我说这种可能性极小。母亲说不一定，进军福建时就很艰苦也很危险，再苦再累也不敢掉队，那时国民党的溃军、散兵游勇和当地的土匪，经常袭击我军的小部队和掉队人员。几十年后，当我阅读小说《亮剑》中李文龙出院归队，在福建的大山中被敌人溃军和土匪截击时，就想起了这次在轮船上的讲述。到南通下船，又坐长途汽车到了海安县的如皋，就没有去母亲老家雅周庄的交通工具了，只有“二轮车”（自行车）和独轮车，就是电影里老百姓支前给解放军送物资的那种。父亲租了一架独轮车，把所有的行装捆在车架的一边，把小弟弟用大衣裹好，捆在了车架的另一边，然后手一挥说，其他人徒步行军，出发!小弟弟开始在车架上杀猪般的嚎叫，那个车夫不管不顾的，小车不倒直管推，借着惯性越跑越快。后来小弟弟发现挺舒服、挺好玩的也就不叫了，睡着了，只听见车轴吱吱吖吖响着。一干人马进了庄，消息马上传开，亲戚、相邻还有母亲小时同学纷纷赶来，姥爷家的院子霎时就像开了锅，那叫个热闹。母亲十五六岁就入党参军离开了家，二十年了没回过家，如今带着未曾谋面的女婿和三个虎头虎脑的外孙回来了，姥爷和姥姥高兴的直抹眼泪，笑的合不上嘴。我们哥仨也没闲着，趁着大人们在应酬寒暄，院里院外、屋里屋外的乱串乱翻，等到大人们反应过来时，我们已经从床下、桌下等低处，翻出来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来，有盖子上扎满了窟窿眼的“饭锅”，有阔口大嘴又扁又圆的“茶壶”，还有放在木柜里带盖子的“水桶”。姥爷耐心又开心的告诉我们，那个不是“饭锅”是暖炉，那个不是“茶壶”是夜壶，那个不是“水桶”是马桶。听母亲和庄子里的人讲，姥爷很早参加革命，是位老党员，抗日战争时担任村里的治安员，专门负责打击处置汉奸特务、保护乡亲们安全的工作，一旦日本鬼子和伪军清乡扫荡，还要组织乡亲们“跑清乡”避难，先后送两个女儿参加了新四军。解放战争时，还乡团把他当做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次偷偷的、悄悄的摸到家门口时被姥爷发现，情急之中抓起一个什么沉重的东西砸过去，趁着敌人躲避的时机跳窗逃脱。解放后，他又把另外三个孩子送去参军或参加工作，都在很远的地方，身边没留一个子女。
望着这位平凡普通、亲切慈祥的老人，我心中肃然起敬。（待续）
历程与历练（连载）第1章-66、歌剧《江姐》回北京之前，全家先去了杭州。杭州用最美的景色迎接了我们——雪西湖。华灯初上之时，住进了西湖边上的一家旅馆，是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房间窗外是湖滨路，借着路灯的照明，可以看到淅淅沥沥的冬雨中夹带着小小的雪花，还可以看到树丛那边石桩之间拉着铁链的栏杆，湖水却看不清，隐没在夜暗中。早晨醒来，惊异的发现昨夜的小雨雪变成飘飘洒洒的大雪，积雪已经很厚。好一个雪西湖，远处的群山被漫天飞舞的雪花遮掩，近处的树叶在白雪的衬托下苍翠欲滴，雪片落在湖水中悄无声息，也无涟漪。坐上空军疗养院来接我们的华沙牌小轿车，先去看看父亲在杭州编写空军条令工作了几年的地方，再去游览几处古迹名胜。与青岛相比，虽无海的壮阔，却独领湖的秀丽。没有想到的是，此次江南行尤其是杭州的短短游历，使我与西湖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搞好江南行的班级汇报，作为学校校长的母亲和班主任老师分别与我研究商量了汇报的具体内容和介绍方法，事先打好了腹稿，烂记于心，汇报时借着“人来疯”的兴奋型特点，大讲江南行中所见之祖国的大好河山如何壮美，大讲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欣欣向荣，大讲姥爷的革命传奇，只字未提玩乐之事，也未提及父母亲的战斗经历，因为班里同学的父辈都有着同样而且更加壮丽辉煌的光辉历程，不可关公面前耍大刀，鲁班门前弄斧头。汇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又按照老师的要求写了几篇作文，其中一篇以姥爷的事迹为创作素材，中心思想为继承革命传统的《爷爷的铜尺》，经过学校、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的层层选拔，在全北京近千所小学中脱颖而出，入选并编入了《北京市小学生优秀作文选》。老师和学校领导那个高兴啊，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终于把不着调的顽劣分子浇灌成一朵“奇葩”。其实，演出露脸也好，作文入选也罢，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春蚕到死丝不断，留作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近年来，经常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闫肃老师，看到他，我就想起空军大院16号楼旁边的营建大队礼堂，就想起空政文工团创作演出的歌剧《江姐》，就想起当年每次演员与乐队合练、彩排时我们场场必到的那一幕一幕。那时空军大院没有正规的礼堂，营建大队礼堂原来是食堂，地面是平的，我是全程看着它改造的，压路机开到礼堂里面，把改成斜坡的地面压实，再把砖墙用石灰刷白就完了，舞台倒是下了点功夫，否则灯光、舞美、背景、帷幕等设备设施跟不上，就会直接影响演出效果。歌剧《江姐》可是刘亚楼司令员亲自抓的，当时海军创作了歌剧《红珊瑚》，总政创作了歌剧《柯山红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创作了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还有其他文艺团体创作的歌剧《红霞》、《洪湖赤卫队》、《小二黑结婚》等一大批作品，最有名的就是大型革命历史史诗《东方红》，那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放了学，踢了球，再到犹如“欢乐的海洋”一样的学生食堂吃完晚饭，抓紧时间做家庭作业，然后到营建大队礼堂看《江姐》的排练，有时作业还没做好，礼堂里的音乐声已经传来，心里就想长了草，作业也做不下去。到了礼堂就跑到前排的两边，中间都是文工团的领导和创作、工作人员，估计闫肃老师当时肯定在，他是《江姐》的主创。有时也会有首长来，但从来没有人来赶我们，我们也从来不会影响排练。我每次都坐在乐队旁边，看各种乐器的演奏，看演员在乐队后面伴唱，特别是看指挥的动作，可惜那时《江姐》的伴奏主要是民乐队。一开始看热闹，后来看门道，再后来看内容和表演，最终就把自己融进去了，开始琢磨歌词进行思考，影响了一生，受益匪浅，全剧的唱段至今仍旧会唱，就连特务头子沈养斋在朝天门码头上望着江面的两句唱词“我怀疑江上的每一条船，我怀疑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对我后来的工作有所助益。“相对无言难开口，各有话儿在心头；她满怀欢喜初到此，怎能把这噩耗来经受；老妈妈对我情意重，不愿把伤心事说出口；一定要为江姐分担悲与愁；万不能给战友增添苦和忧。”这是江姐与双枪老太婆为了游击队政委、江姐的丈夫彭松涛牺牲消息的一段对唱。使我深深感受到战友之间的真情实意，做朋友就要重情重义。尤其是扮演江姐的蒋祖慧阿姨，在狱中与孙明霞等难友告别时那眼含热泪的一段唱，让我对如今的腐败现象切齿痛恨，对共和国的红色江山充满忧虑，对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开展的反腐斗争大声叫好，大力支持！“到明天全国解放红日高照，请帮我把孩子来照料；诉他胜利得来不容易，莫把这战斗的年月轻忘掉；告诉他当好革命的接班人，莫辜负人民的期望党的教导。”在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我和育鸿小学其他数十名挑选出来的同学，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观礼活动和组字拼图。由于身高相对矮些却因祸得福，我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两排，再前面就是高擎少年先锋队队旗的旗手和两名护旗手，右边是庞大的军乐团，总指挥站在指挥台上，手持指挥杖的副指挥分立两侧，拉开一定距离。整个天安门广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天安门城楼西南角的一个军人身上，只见他举起一面红旗，军乐队总指挥抬起带着雪白手套的双手，副指挥端起指挥杖，乐手举起号角，我们知道毛主席就要到了。城楼上的军人把红旗一挥，随着军乐团高奏《东方红》的乐声响起，广场上喊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天。那时北京的空气质量很好，能见度很高，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位身材魁伟，穿着灰色服装的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那肯定是毛主席，因为过了一会儿才又出现很多人。这次国庆没有阅兵，十年大庆的时候，父亲带着我在西长安街靠近西单的地方观看过阅兵。后来游行时，有一个方队的解放军系着红绸，打着腰鼓通过广场。游行队伍的最后一个方队按规定是少年儿童方队，队伍行进到正对天安门时停止前进，放飞气球还有和平鸽，全体向右转，面对天安门，然后涌到金水桥上。我们按照规定和事先的反复演练，与军乐团一起朝着天安门前进，到金水桥边停下。这时离得更近了，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来回走着，向广场上的人民群众和我们挥手致意。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二十周年前夕的一天，父亲回来的很晚。我惊讶的发现，父亲穿着只有在参加特别重大活动时，才按照条令规定着装的将校呢军装，佩戴者肩章，以前在参加国防部举行的欢迎外军代表团的宴会时穿过，但是这次竟还在左臂上戴了一块黑纱，我惊愕极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父亲悲痛万分的告诉我：刘亚楼司令员因病逝世了。空军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三天。向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创建了英勇的人民空军并全力以赴歼灭来犯之敌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致哀。那一年，我从育鸿小学毕业，考入了北京师范学院附中，开始了充满坎坷曲折和各种磨难的新的历程。（待续）
历程与历练（连载）第2章-77、首都红卫兵纠察队
北京师院附中在阜成门外八里庄。从空军大院西大门出去，经公主坟到翠微路，但我们总是喜欢从海军大院斜穿过去到翠微路，一路向北，经过京密运河。京密运河是在我上中学后不久开始挖掘的，放学回家的路上，同学们经常参加义务劳动，主动帮助民工推运送泥土的小推车。运河修的很快，很短时间就通水了。由于很多学生都来自空军大院以西的各个军队大院，所以校园里穿着陆海空军军装的同学特别多，这是我对这所中学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最深刻的印象之二，是冬天上学太辛苦，带上口罩、风镜，再扣好棉帽，把全身裹紧了、封严了出门，骑上自行车顶着4、5级的西北风和沙尘，要半个小时才能到校，刚出发时很冷，到学校时已然浑身是汗。不过放学就很舒服了，顺风溜，有时还下到运河里，在一尺厚的冰上骑车，一不留神摔倒了，连人带车在冰上能刺溜刺溜滑出去很远，而且一点都不疼。但是说到学习就头疼了。我开始不喜欢代数，可是班主任普诚兴老师是教代数的，还让我担任代数课代表；我也不喜欢俄语，可是同桌的她偏偏是俄语课代表，那俄语说得嘀了嘟噜的。但是语文老师喜欢我，除了挺能白话侃大山还能写两笔，上语文课做作文我动作特别快，写完了就在语文课本上画画，被老师发现了把书拿过去，看到上面画的都是老八路打小鬼子，不仅绘画的水平还可以，而且构思也不错，还有点情节和故事性，不但没有批评我，还把我推荐给美术老师，进了学校美术班，利用课余的时间正规、系统的学美术。体育老师就更喜欢我了，在我们班组织了足球队以代表年级队，有个姓高名兴的同学球踢得挺好也挺能组织，在他的建议下球队统一购买了球衣，丈青色的运动短裤白背心，背面印上号数，正面按照我的意见印上了“红鹰”两个字，穿上去挺神气也挺扎眼。足球场可比育鸿小学的大多了，球门也大多了，连足球也大多了，完全是正规的，标准的。师院附中高中的篮球打得特别好，每次比赛都吸引了很多同学观看，因此到学校后面足球场来的人就比较少，没有什么人跟我们争场地，其实半个球场足够练习进攻和防守了。
突破了育鸿小学的围墙和空军大院的铁丝网，天地宽了，视线广了，心就有点野了。学校的大门对面是农村生产队的马厩，高头大马拉着胶皮轱辘大车进进出出，把我眼馋的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那混杂着马粪、豆饼饲料的气息挺特别，为了看看如何赶马车，很多次放了学先骑着自行车跟着马车走一程再回家，有时还与赶车的车把式贫上两句，想体会体会，没有得逞。可也是，如果马惊了，拉着大车在京城马路上狂奔那还了得。在小学时演出骑兵舞，我们穿着高筒雨鞋当马靴，手拿玩具刀当马刀，在《骑兵进行曲》的伴奏下跳得可欢了，现在天天看着马，真想骑它一骑，可惜当时只是个梦想。
小学到中学的磨合期过的很快，我适应的也很快，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担心也就来了，学习成绩上不去，只好收心恶补。代数好说，搞懂了公式会解题并不难，可俄语就不行了，虽然不口试，但笔试全靠死记硬背，我看到那些字母就眼晕。正犯愁呢，苍天有眼呐，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考试了，停课闹革命了！工作组进驻了学校来指导运动，没多长时间又撤走了；校长被批斗了，老师们都靠边站了，学们成立了什么红卫兵，带上红袖标上街破四旧去了。这回不是眼晕是头晕了，脑子里一片茫然，因为母亲也是学校的校长，我开始担心了。运动刚开始时，小学没有受影响，母亲还在认真学习文件，努力跟上形势，我看看没事也就放宽了心。但是我每天到了学校也不参加运动，人家又没惹你，干嘛去给人家戴高帽子、挂牌子、坐“喷气式”还游街，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吗，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敌人呢？还是躲个清净吧，每天到了学校转一圈，就跑到学校后面运河的铁路桥上，跟同学们玩跳水。那桥面距离水面有4、5米高，水有2、3米深，河边有台阶，桥墩上有拉手梯子，上上下下很方便。这帮小子还挺能设计，立正一样笔直的往水里跳，称作跳“冰棍”，一手叉腰一手向外屈伸，称作“跳茶壶”，跳的时候手舞脚蹬称作“乱腿蹬”。大家站成一排，一个一个依次往下跳的称作“轮射”，一起往下跳的称作“齐射”。玩得那叫个开心，革什么命啊，谁愿革谁革去。直到有一天，在空军大院里碰到一个女同学。
原来，空军大院里有一批高年级的中学生，在大院里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叫做“空军红鹰红卫兵”，这个女同学的哥哥原来在成都的空军技校读书，运动开始后回到了空军大院家中，参加了这个组织，动员她也参加，正好碰到了我，便拉着我也去。本来也没什么兴趣，可一听说叫“空军红鹰”，跟我们班足球队的名字一样，也就参欣然加了。红鹰有好几十个人，年纪都比我俩大，也都比我俩懂事，我俩就像个跟屁虫似得，整天屁颠屁颠跟着他们跑，不过穿着不戴领章帽徽的军装，扎着皮带，带着红袖标，倒也煞有介事挺有趣。组织成立后，跟空军有关部门的领导开过一次会，正儿八经的进行谈判，怎么谈的没记住，最后结果是，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空军红鹰红卫兵”的旗号可以打，但应该到社会上去闹革命，军事机关必须保证正常的运转和秩序。我真佩服这些哥哥姐姐，很快就把队伍拉到了位于西四附近的九三学社，那里是新成立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的总部，简称“西纠”，空军红鹰红卫兵作为总部的机动队常驻。我们就在九三学社扎下了，吃住都在那里。西纠的头领导据说是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前两天还在网上看到他向在文革中受侵害的学校领导道歉）和一批国家高级领导的孩子，平常穿一件破旧的军棉袄，腰间扎一根麻绳。66年国庆节，红卫兵纠察队在天安门前执勤时，是看到有这么一个打扮人在队伍外边转，旁边的同学告诉我那就是陈小鲁。反正西纠的后面有背景，毛主席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身边的林彪左臂上戴的红袖标就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跟我们戴的一样，编号是0001号，报纸照片上看的很清楚。
红卫兵纠察队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北京卫戍区的部队维护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的会场秩序和安全，我参加了两次这样的活动，而且两次都在非常近的距离看到了毛主席。一次是刚才讲的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当时我们执勤的位置在天安门广场的中间通道两侧，先是解放军组成的人墙把人群挡住，然后是我们纠察队站在最前面。毛主席乘吉普车在天安门广场上行进，车速有点快的，刚好行进到我们执勤的位置时，通道被人群从两侧拥挤的变窄了，车速明显的减慢，甚至快停下来了，我就在吉普车近前，看毛主席看的非常清楚。但时间不长，因为迅速上来一队身高马大、着装明显有别于其他部队的战士，马上把通道两侧的人群往回推，很快恢复了通道，吉普车立刻开了过去。同学对我说，那是中央警卫团8341的部队，你没看都穿着高帮黑皮鞋呢。
第二次就是在1966年的国庆节，红卫兵纠察队与解放军警卫部队一起，参加整个白天和晚上庆祝活动的执勤。国庆前一天的半夜就进场了，队伍先到中山公园休息，发了军用棉被躺在地上睡觉，凌晨时分起来吃饭，然后列队进入执勤位置。这次执勤的位置可太好了，空军红鹰红卫兵作为纠察队总部的机动队，被部署在了天安门金水桥的西华表前，但安插进来一批女同学混搭，一男一女排开，说是怕女同学力气小被人群冲散，我旁边的两位好像是师大女附中的。上午游行时倒还好，我们身后解放军的三排人墙没事，看着我们在前面催促外地进京串联的红卫兵不要停留，迅速通过，发现摔倒的赶紧冲进队伍拉他们起来，以防踩踏，游行结束后，捡的鞋子都堆成了山。上午活动结束后，我们或拉手或抱腰连成串，从人群中挤出来，回到中山公园吃饭休息，直到吃完晚饭后再次出发，又回到白天的原来位置，而且更靠近金水桥。绝对没有想到的是，晚上活动开始后，毛主席竟然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我们执勤的那座金水桥上，面对广场席地而坐，与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共同观看焰火。我们简直惊呆了，两侧的两位女同学反应真快，完全不管不顾执勤纪律，一人一只手，拉住我扎在军装外面的皮带就往解放军人墙里面钻，那些战士面对两个姑娘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已经钻过人墙，却又被毛主席的贴身警卫组成的人墙死死地挡住。这时，我们离毛主席的距离又近了好几米，看得更清楚了。（待续）
历程与历练第2章-88、要革我的命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有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招考队员在纠察队的总部九三学社进行，当时我在一边看热闹。宣传队只配一架手风琴，琴手是一名纤弱的小女孩，背着偌大的手风琴，但演奏起来却毫不费力，水平极高。红鹰红卫兵是纠察队总部的机动队，经常陪宣传队外出演出，一来维护演出现场秩序，确保安全；二来担任合唱，以壮声势。我那个跟屁虫同伴的哥哥是个文艺骨干，能歌善舞，也参加了宣传队。红鹰红卫兵到外地串联回来后，纠察队总部已经从九三学社搬到丰盛胡同小学。宣传队坚持了很长时间，直到唱“空城计”的总部被对立的造反派组织“三司”给抄了。当时我和跟屁虫同伴与宣传队从外边演出回来，正好与来抄家的队伍遭遇，宣传队从对方的“夹道欢迎”中穿过，回到总部。对方来了很多人，结果扑了一个空，只碰到我们这帮人，又是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敢造次，更不敢放肆，把抄没的东西清点造册用车拉走，两个跟屁虫的自行车也给拉走了，让我们到体育学院去领。两个跟屁虫第二天就把自行车给领回来了，没难为我们。西纠宣传队的人我只记住了那个手风琴手的名字，她的父母亲好像都是总政文工团的，她本人到后来很有出息和造诣，也很有名气，在电视上见过几次。她叫黄小曼。
纠察队总部机动队还真干了一件挺惹火的事。红鹰进驻总部不久，那天晚上突然接到命令，我们立刻赶到国家地质部机关大楼，挡住造反派对地质部机关的冲击，保护地质部部长何长工，防止被造反派揪出去批斗，何长工部长在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主席，坚定的支持毛主席。那次行动双方冲突的很激烈，开始纠察队用人墙挡住机关大楼的门和通道，不让造反派进入，后来用桌椅板凳构筑障碍物，直至发展到肢体冲突，僵持了很长时间，始终没让造反派进入大楼，后来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代表周总理出面制止，才结束了这次事件。此后，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被骂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看门狗、保皇派，成了造反派组织尤其是“三司”的眼中钉，但又不能怎么样，因为当时作为副统帅、曾红极一时的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戴过纠察队的袖标，外界谁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三司”来抄家的时候，西纠早已风头尽过，都外出串联去了，总部只留下了宣传队。
66年国庆节之后，红鹰红卫兵离开纠察队总部到外地串联，我们两个跟屁虫步步紧跟。队伍从北京直奔广州，再经桂林到成都，就住在女跟屁虫哥哥读书的空军技校。到重庆后，重点参观了歌剧《江姐》中的相关场景，朝天门码头，白公馆，渣滓洞等地方，那些地方以前只在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中见过，身临其境，心灵震撼，眼睛静静在看，心中静静在唱《红梅赞》、《绣红旗》。从重庆乘轮船沿长江顺水而下到武汉，当时乘的是一条捆绑在客轮上的运货的驳船，住在货仓里，条件极差，但却因祸得福，因为驳船的舱面是平的，坐在舱面上，四周的景物尽收眼底，船经过三峡的时候观看的真舒服。从武汉再乘船到上海，与北京军区空军的红鹰红卫兵相遇，离开上海去青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也是活了十几年首次碰到的最浪漫的事和最痛苦事。因为船票的缘故，大部队与北空的多数人员早上乘船先走，偏偏留下我们两个跟屁虫和北空的两个女同学乘晚上的船后走。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一个男的有她们三个女的保护，绝对没问题，因为我发现那个时期的女孩真的很强悍。晚上登船，又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我们被安排住在轮船的餐厅里，打地铺，睡在地板上铺好的草席上面，而且两个人发一条棉被，三女一男怎么睡？。先不管那么多，船出吴淞口的时候正好月亮升起来，江面平静如镜，天上一轮明月，水中一串明月，我们四个倚在船舷旁，在船儿切开水面轻轻的涛声伴奏下，听北空的一个女孩低声吟唱着听不懂的歌曲，但我知道那是一首“苏修”的歌曲，因为她是用俄语唱的，就跟我的同桌一样，滴里嘟噜的。回到餐厅休息，那个女孩跟我挨着，继续唱着，她的嗓音真好，浑厚低沉，问她歌曲的名字，她说叫“大熊与小熊”。不久之后，时兴学唱《外国民歌二百首》时，我才知道她当时唱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山楂树》。第二天到甲板上看日出，蔚蓝海面的天际处，先绽放出五彩缤纷的朝霞，然后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在即将离开海面时猛然一跳，跃然而起，霎时，海面上的波浪闪现出一片金光的光芒，真美！吃完早饭可就惨了，轮船遇到了风浪，船员说有九级。开始时觉得挺刺激，站在船舷边抓紧栏杆看风浪，蔚蓝的海水顷刻间变成了黑色，船只顺着浪涛颠簸起伏，船在浪底时，躺在地板上可以看到窗外掀起的黑色冒着白沫的浪涛，船在浪尖上时就像站在山顶上，还可以感觉到推进器螺旋桨露出水面空转造成的剧烈颤抖。全船的人都在不停的吐，我们四个开始还没事，还在笑话别人呕吐的狼狈相，后来不行了，吐得比别人更狼狈，浑身像散了架，别说唱歌谈笑看景色了，能站起来就不错了。风浪过后，船已近青岛，三个女孩梳妆整理，慢慢恢复。船靠青岛码头后，上岸走路都不稳，摇摇晃晃，感觉还在船上。我记住了北空唱歌女孩的名字，因为她起了一个跟我相反的男孩的名字。
复课闹革命了，我回到一年没去的师院附中，回到了班级里，班级里马上就炸开了锅，因为有些人要革我的命，我不让那些人革我的命，那些人偏要革我的命，以显示她们革命。当时军宣队进校已经有段时间了，我们班级也派驻了一名战士，但感觉得出与同学们关系不是很融洽，原因分析是有几个女生在兴风作浪。果然，回校没几天，那几个女生就撺掇那个战士在班里组织召开批判会，一是让我交代在“西纠”的问题，二是让班主任老师交代走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犯下的“罪行”。开会前，那个战士找我谈，让我端正态度，正确对待。我说讲讲过去一年的事情没问题，因为没做什么错事，但有人想要拿我做文章来抬高自己，我是没那么好惹的。那个战士听了，有点悻悻然的走了。会上，我大谈特谈在西纠时两次执勤看到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经过，那几个女生不耐烦了，领头喊口号不许我为西纠“涂脂抹粉”，可是跟着她们喊口号的同学却为数寥寥，场面很冷清也很尴尬，都是我的哥们姐们嘛。那个战士还算聪明，马上开始第二项内容。可是那几个女生就不聪明了，把在我这受到的挫折发泄到老师身上，恶言恶语，十分过分。刚上中学的时候，普诚兴老师就让我做他的代数课代表，以前关系不错，而且我知道那几个女生是指桑骂槐冲我来的。我立刻挺身而出，说毛主席说要团结革命的大多数，老师也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受害者，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去。其他同学大声附和，表示支持。这个批判会就这么给我搅合黄了。会后，普老师悄悄的对我表示感谢，我说，应该的，因为你是我的老师！那个战士是真的很聪明，第二天感冒发烧请病假，那几个女生想进宿舍看望又不方便，急得团团转。真恶心！
军宣队什么时候撤走的我没什么印象，但新一轮的热闹又来了。“八一八”是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一周年纪念日，高年级的同学与外校联系好，准备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师院附中红卫兵的任务是排练演出数百人参加的大合唱，《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解放军进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等等，都是军歌。由北京邮电学院的管乐队伴奏，先分开练，差不多了再合练。一切顺利，劲头十足。可是到了“八一八”那天出了变故，首都工人体育馆被“三司”的人提前抢占了，真是下作，就像台湾的绿营那样无赖。纪念大会马上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演出也很成功。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五七干校”也到处开花了。已经到了毕业时间的哥哥姐姐们开始奔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16号楼的部分伙伴们也随着自己的家庭迁到外地的干校去了。分别时唱着《江姐》的唱段《巴山蜀水要解放》：“今日告别雾重庆，乌云沉沉夜未央；待到明朝归来时，迎回一轮红太阳。”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命运，也不想知道，因为自己的命运自己无法把握，要由那个时代来把握。我只知道没有学上了，没有书读了，因为这些都没用了，要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趁着还没轮到我们这一届，抓紧时间玩吧。（待续）
历程与历练（连载）第2章9、将军故居
母亲在学校终于受到了冲击。造反派说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挂牌批斗，还往她身上泼粪便。母亲回到家中对我什么也不说，只跟父亲小声谈，但还是被我偷听到了。我哪能眼看着母亲挨整受欺负，便准备带人到马相小学去收拾那帮造反派，但被大家劝住了，因为这么做只能给母亲带来更大的麻烦，还很可能引火烧身，把自己卷进去，大院也不太平。幸亏母亲在学校有一帮铁杆保皇派，与造反派对着干，直到后来军宣队进驻学校，把母亲“解放”出来。记得那天晚上母亲下班后已经回到家中，接到学校的电话，要她马上回校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母亲知道这个会议对她、对学校的老师和学校的运动意味着什么，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当时已经很晚了，没有公共汽车了，母亲决定骑自行车去学校。母亲骑车的技术很差，从来没有骑自行车上过街，现在要从公主坟骑到西直门，很危险。我便护送母亲前往，好在那时北京半夜里街上几乎没有什么汽车，母亲在大马路上横七竖八的骑车也没遇到什么事，顶多有时把握不住龙头骑到树丛里去，终于曲里拐弯的骑到了学校。
母亲学校的造反派不甘心形势被逆转，竟把攻击母亲的大字报贴到空军大院里面来了，而且贴在了16号楼的墙上。这还了得，我听说后立刻带人从玩的地方赶回来，把已经贴完大字报的造反派给轰出了大院，但是大字报却不敢马上去撕掉，因为怕被扣上破坏“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帽子，不弄个现行反革命也弄你个坏分子，不值得。我就想了一个招，召集几个哥们，说是大扫除，搞卫生，打扫地面，清理墙面。大家装模作样的干了一会儿，就把消防水龙带给拉了出来，接上消防栓，打开阀门，把16号楼的墙上喷了个干干净净。过后觉得这事挺蹊跷，原来空军大院从不让外边的人进来贴大字报，当初部队院校的造反派冲击大院时，还动员家属孩子到营门口去阻拦。后来只有极个别的进院贴大字报的，那也是空军内部已经被打倒的人的家属所在单位来贴的。这次怎么这么轻易的放他们进来了呢？难道他们与大院内部的造反派有联系？这可得小心一点儿了。
空军大院内部早已经乱了，也有了造反派，很多部局的领导被打成“三反分子”，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就连当时的空军政委余立金也因为“杨（杨成武，总参谋长）余（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事件说抓就抓了。按照传统，大院经常组织孩子们到南苑机场的农场劳动，而这段时间以来，在南苑机场劳动时，却看到被打倒的叔叔伯伯们，穿着不戴领章帽徽的旧军装，在造反派或警卫战士的看管下，排队去劳动或到食堂吃饭。他们的孩子就在我们中间，有的低头不语，有的眼含泪水。有一次劳动休息时，我看到几个孩子追打着食堂的一只狗，那狗夹着尾巴逃，迎面遇到了挑着水桶的炊事员，对着孩子们喊了一声，那狗立刻返过身来吠叫着朝孩子们扑过去，现在轮到孩子们逃了。此景挺可乐的，但我却笑不出来，而是在想，狗仗人势是狗的本性，现在有些人连狗都不如。父亲没有被打倒，因为他官太小，被派去参加“三支两军”，到空军在陕西的一个工厂搞军管，当了军管会的领导，因此也使我家免却了去五七干校之虞。为了整老干部的黑材料，造反派竟在他们的孩子身上打主意，也该着那些顽劣的孩子倒霉，找个茬就给关进了“学习班”，还遭受了皮肉之苦。大字报的事情之后，我想到外地避避风头，正好和一个孩子不期而遇。这个孩子名叫魏衡阳，估计出生在衡阳，他父亲当时是空军的工程部部长，少将。他本人与我既是小学同学也是中学同学，但都不在一个班。他家住将军楼，一个人孤零零，冷清清，没有玩伴，就经常跑到16号楼来找我，我们这多热闹啊。魏的父亲当时还没有被揪斗，但估计是早晚的事，所以他也很想出去避避。这个孩子见多识广，胆子也大，他父亲的关系也多。如果说我不靠谱、不着调，那他就根本没谱、没调，我跟他比，绝对的小巫见大巫。俩人一拍即合，也没跟家里打招呼就出发了，幸亏没跟家里打招呼，否则家里在造反派面前就说不清了。再说那时我们经常在外面同学家“刷夜”不回家住，大人也不当回事，再说大人连自己都顾不上，不是挨批就是挨斗，孩子根本无法管，没跟着大人蹲牛棚就不错了。
我们到了很多地方，到广州找他父亲的战友，安排我们住在广空招待所。他白天不知去向，我还以为去找熟人了，就在招待所里听一个学说地方方言特别好的参谋，跟两个四川籍女兵服务员讲四川话，挺好听，跟歌剧《江姐》里的方言一样。晚上他回来了，说夜里我们开车出去兜风，我知道他从小有个毛病，一犯病就脸色惨白，浑身抽搐，但是只要一闻汽油的气味病就好了，所以他对汽油和汽车比较熟悉。到了夜里，他领着我来到招待所远处的一个树林里，林地上停了三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我吓了一跳，说我们开着十轮大卡车去兜风？抽疯吧，你开的动吗？他不声不响、熟门熟路的从车里拿出一根手指粗、一米长的橡皮管，又拿出一个汽油桶，俩人先到另外两辆车边，打开油箱盖子，他把管子插进去，用嘴一吸管子的另一头，然后迅速插进油桶里，就把汽油箱里的油给抽到油桶里了，再把抽出来的汽油灌进他事先选好的那辆车的油箱里。准备工作完成了，我俩钻进驾驶室，他把手伸进仪表盘的下面鼓捣了一会儿，拉出来两根电线，啪啪的对接打了几次火，车子居然发动了。四下看看没有动静，就挂上档起步往树林外面开。毕竟是个14、5岁的孩子，那么大的车子方向盘很重，加之停放已久轮胎气不足，又在软软的土地上，他打不动方向盘，车子开出去几米就撞到了树上，熄火了，再怎么发动就是发动不起来。这时有一道手电筒的灯光朝车子照过来，并听到有人喊什么，我俩吓得跳车就跑，一溜烟跑回招待所，躺在床上装睡，结果到天亮也没什么动静。后来我们又到了武汉、宜昌和荆州，玩的挺开心，我也长了见识。但最终俩人都难逃一劫，回京后都遭了难。魏衡阳后来的境遇不得而知，据说关了一段时间就给送去当兵了，再也没有见过面。我可是倒了霉，出了北京火车站就被车子带走，直接进了学习班，但没跟其他孩子关在一起，关在一个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
我被关在一座很高级、面积也很大的小楼里，比魏衡阳家的小楼好多了。晚上被车子直接送到楼门口，具体在空军大院的哪个位置也没搞清。我关在一楼的一个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睡在地板上，行李铺盖是他们从我家拿来的，吃饭由负责看管的战士送，伙食还可以。开始几天有人来找我谈话，就像审讯一样，可总问些魏衡阳在广州、武汉等地与什么人接触，我到他家去看到和听到过什么等等，我想会不会是他当部长的爸爸被揪斗了？整材料整到我头上来了。不过我除了玩的事什么也不知道。看问不出什么名堂，以后也不来“打搅”我了，我的心也就放宽了，觉得自己没什么事，但就是奇怪怎么没跟其他孩子关在一起呢？时间长了，负责看管的两个战士也不来理我了，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在一楼的各个房间门口转转看看，清光光没什么好看的，二楼不敢上去，也没机会。只有一楼的一个房间里面没看过，而且从来没看到有人进去过，挺神秘的。那天我鼓起勇气，把那个房间的门把手转了一下，居然没锁，开了一道缝朝里面看去，里面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我揉了揉眼睛，适应了一下光线，再把门缝开大些。只见屋里挂满了黑色的布幔，墙的正中间悬挂着一个很大的镜框，镜框的四周披着黑纱，镜框下方的台子上安放着一个覆盖着红旗的方方正正的盒子。我再次揉揉眼睛，仔细朝镜框看去，镜框里的照片竟是身穿上将礼服的刘亚楼司令员！我惊呆了，也吓傻了，这个房间是刘亚楼司令员的灵堂！我朝着镜框深深的鞠了一躬，赶紧关好门，回到自己的房间，心里噗通噗通的跳了好久好久，脑子里也乱七八糟的想了好久好久。想到后来便坐卧不安了，为什么把我关在将军的故居里？这可是空军大院最神圣的地方。文革开始不久，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女儿刘洪洪和俄罗斯岳母，就被迁到14号楼，经常去军人服务社买酸奶，从16号楼前的广场经过。我们看在眼里，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
不用再想了。几天后他们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与学习班的其他孩子关在一起了。记得那个顽劣分子潘勇和李强，在关我的房间门口贼头贼脑的叫我：“喂喂！你怎么也来了？”看着他们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开心极了，又有伴儿了嘿！又过了几天，叫我们打理行装，说是送我们去劳动锻炼。这下可好了，南苑机场太好玩了，哥几个在一起又有的开心了！等下了汽车发现不对劲了，怎么到了北京火车站，上了西去的列车。这是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啊？很远很远的劳改农场吗？哥几个彻底懵了！（待续）
历程与历练第2章-1111、朝邑古镇的黄鼠狼
“二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黄河滩的春天快到了，农场就要忙起来了。跟我们一起来的张干事回北京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姓崔的职工。此人在空军直属机关工作已久，我家与他也比较熟，但文革中他成了大院内的造反派，听说干的事不怎么样。此人一来就把脸拉得很长，跟笑眯眯的张干事完全相反，潘勇和李强试着跟他套套近乎，根本没戏。也是，大院把他发配到穷乡僻壤的黄河滩来出苦差，还不是因为你们这帮鬼。哥儿几个离他远点就是了，我是离他最远的，因为我离开了场部。
农场开始做春耕春种的准备，按传统先派一个班，前出到黄河滩腹地的支撑点，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大队人马进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班。能够离开憋了两个来月的场部，到黄河滩腹地走走，我很是兴奋，对那里充满了新奇和神秘，那几个鬼很是羡慕。吃完午饭全班出发，到达时已经四点钟左右。只见茫茫滩涂中有一个4、5米高的小山包赫然矗立，山顶地势平缓，建有房屋，面积还很大。里面床板叠放的整整齐齐，垫床板的砖头也垒的方方正正，是去年农闲撤离时收拾过的。立刻打扫清理许久无人住过的房子，搭床铺，理锅台，准备做饭。我拿了一把扫帚扫地，猛然间发现墙角处有一个小动物，一尺来长，尖尖的嘴巴，又长又大的尾巴，黄褐色的皮毛，不知何物。我喊了一声，拿着扫帚正要驱赶，河南老兵立刻制止：“别动它！”但为时已晚，只感觉从墙角传过来一股恶臭，顷刻间弥漫整个房间，老兵赶紧拉着我同所有人逃出房间，嘴里还喊着“糟了！糟了！”原来那是一只黄鼠狼，为防我侵害它便使出杀手锏——放屁逃脱。它逃跑了，我们也逃跑了，因为黄鼠狼的屁实在是太臭了。老兵说：完了，晚饭吃不成了，房子里不通风，臭味一时半会儿散不掉，根本进不去人。后面的工作只好停下，等屁臭消散了再说。因为自己的缘故影响了全班的工作，弄不好饭都吃不上，我有点内疚，悻悻的说：“这黄鼠狼真够坏的，你跑掉就是了，放的什么屁嘛。而且这屁腥臭腥臭的，那么大点的东西会把整个屋子熏的呆不住人。”陪我玩的新兵讲，可不敢说黄鼠狼的坏话，那东西通人性，有灵性，我们这的老百姓管它叫黄大仙。班长说新兵又在宣传封资修的东西，叫我不要相信迷信，还说放屁是黄鼠狼逃生的本能和方法，而且也是它猎食的武器。原来，这黄河滩上的刺猬特别多，一般食肉动物却动它不得，因为刺猬一发现威胁临近，就会缩成一团，变成一个刺儿球，想吃它没地方下嘴。只有黄鼠狼和狐狸可以对付它，黄鼠狼对着刺猬放个屁，把它熏得晕过去，肚皮就露出来了。狐狸的尿非常腥臊，对着刺猬撒泡尿，刺猬也会熏得晕过去。还有，这屋子里有黄鼠狼进出，就不会有毒虫鼠害，它是益兽，是人类的朋友。听了真是长见识，原来只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没想到对人有好处；也知道黄鼠狼的屁特别臭，但是没想到会这么臭。等了一会儿，天已经暗下来了，老兵抱着一捆芦柴捂着口鼻进去，点燃了火，撒上一把辣椒再出来，不一会儿，臭味变成了辣味，几个不怕辣的战士脱下军装进去，挥舞着军装使劲扇风，气味减轻后，才勉勉强强的进屋继续干活，天黑前终于可以做饭了。
一个班出来执勤没有炊事员跟着，要吃饭什么都得自己干。我的任务是帮厨切菜，要把萝卜土豆切成丝。这还不容易，我操起菜刀和萝卜就咔嚓咔嚓切将起来，老兵一见赶紧制止：要切丝，不是切块。我切的既不是丝，也不是块，而是条，因为我根本不会切丝。老兵只好耐心的教我：左手指弯曲，指尖朝里，按住萝卜；指关节朝外，顶住菜刀；刀刃与指尖形成夹角，只能切到菜却切不到手指。先把萝卜切成片，再把片切成丝。我到底聪明，一教就会，不一会儿就很熟练了，而且觉得很好玩，上瘾了。切完萝卜切土豆，切完土豆就没什么要切的了，我拿着刀不肯放下，踅摸着再切点什么。老兵见我拿把菜刀到处转，怕我再惹出什么祸来，就说你去拉风箱吧。好的！我高高兴兴的直奔风箱而去。“哎哎，慢着慢着。”老兵吸取教训，先教给我拉风箱的要领：推拉时要慢，推拉转换时要迅速，手腕要用巧劲，这样可以确保风箱向灶里送风，否则变成从灶里往外抽风，火就灭了。我很快就掌握了要领，以后切完菜就去拉风箱。风箱也拉腻了就开始学炒菜、烙饼、蒸馒头。
在场部时，晚上站岗是几个班轮流，几天轮到自己站一次，开始老兵带岗，后来就自己站了。到了朝邑镇，就我们一个班，只好天天晚上站岗。刚到朝邑镇的时候，正赶上月圆之时，到了晚上，站在小山包上放眼望去，银色的月光洒满黄河滩，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向东望，黄河滩的尽头是黄河，黄河的那边是黑压压的中条山。夜间，山脚下不时可以看到一串亮晶晶闪闪烁烁的灯光水银似的来往流动，那是铁路上的列车在奔驰。向南望，只见一座陡峭的山峰突兀的耸立在一马平川上，朝向中条山的那一面就像刀切似的那般笔直。夜间，不时有一颗颗红星冉冉升起，到了半空中变成一个个火球再熄灭掉，然后隐隐传来隆隆的炮声。那就是西岳华山，华山脚下有一个部队的靶场，上升的火球是高射炮部队在对天实弹射击打空靶。华山与朝邑镇之间，还隔着也是经常泛滥成灾的洛河与渭河，此处便是所谓的三河两山的交汇之处。两山之间的黄河边有一个火车站，叫做“风陵渡”。我不大敢看小山包的近处，说是朝邑古镇，却没有看到镇子的影子，除了我们所在的小山包上的房子，四周只看到零零星星的盖着瓦片的屋顶，屋顶以下的部分全部被淤泥覆盖了。我望着那些几十年前甚或几百年前的屋顶，心里想着这都是有钱人家高大的砖瓦房屋，那些穷人家的土房早就被洪水冲垮了。阴森森的屋檐下，被黄河的洪水泥沙淹埋的不仅是房舍家园和农田沃土，还有那些芸芸众生和孤魂野鬼。多么神秘的黄河滩，多么刺激的朝邑镇。我现在时常在想，如果当地把朝邑古镇从黄河滩的淤泥中挖掘、开发出来，那可是一个很好的旅游项目啊。
在朝邑镇的舒心日子过了没几天，场部通讯员来了。这个小子同我们哥儿几个一样也是个倒霉鬼。据说他原来在兰空的哪个部队当文书，连队开会的时候经常站在台上领着喊口号，表现积极上进。那天一不小心把口号喊错了，把某某某万岁、打倒某某某给喊颠倒了，立刻成了现行反革命，站在原地没动窝就直接变成了批斗对象，后来被贬到农场来劳动改造。场部还有一个倒霉鬼，就是那个广东兵卫生员，找他看个病、疗个伤什么的，老是听他啰啰嗦嗦的，“怎么这么不小心的啦？”、“怎么这么不注意的啦？”他原来在部队也当卫生员，特别讲卫生，广东那边多雨潮湿灰尘少，哪里都可以随便坐。到了西北就不行了，少雨干燥灰尘多，不能随便坐，要坐就要拿张报纸垫屁股，防止把裤子搞脏了。谁知那天一不留神坐的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相片，被人举报了，也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贬到农场来劳动改造。我们都是难兄难弟啊。我也被人举报过。那还是在育鸿小学时，一天老师把我和一个女同学叫到办公室，莫名其妙的批评了一顿，但我发现那天老师的心情不好，可能是失恋了吧。离开办公室后我小声发了句牢骚，说自己心情不好拿我们撒气。结果上了一堂课后又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这次是叫我一个人去的，被老师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说我竟敢说老师的坏话，说老师心情不好拿学生撒气。完了，肯定是那个该死的小女生告的密，这个叛徒！以前还拿她当红颜知己呢，真是瞎了眼。从此后，我就特别的恨叛徒，恨那些出卖朋友的人。2013年的“七一”前后，央视播放电视连续剧《寻路》，看到顾顺章、向忠发等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捕叛变，带着国民党特务到处疯狂的抓捕地下党员和原来的同事时，我在电视机前就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的骂将起来，老婆见状很是奇怪，说你怎么这么恨叛徒啊？我说你不知道，我从小就被“叛徒”出卖过啊！
通讯员带来一个让我惊喜又叫我惴惴不安的消息：带上行李马上回场部。大家都猜测是不是让你回北京啊？通讯员说，有可能，听说场部接到了北京来的电话，具体内容不清。我立刻捆好背包，告别了这些可爱的战士和大哥哥，跟通讯员回到场部。那个姓崔的面无表情的告诉我，家里来电话，让你“立刻回京，上山下乡”。正好兰空有支宣传队在场部演出完了要回西安，你就搭他们的车走，马上出发。我来不及多想，也来不及向哥儿几个告别，匆匆爬上宣传队的解放牌卡车。车子发动了，潘勇和李强闻讯奔跑过来送我，没说几句话，车子就开了。只看见他们挥舞着手臂，眼中噙着泪水，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视野中。（待续）
历程与历练（连载）第2章-1212、闷罐子军列
临潼，华清池。
文革初期红卫兵破四旧好像没有对华清池造成太大的破坏，唐韵犹存，古味甚浓。
身子在温泉中惬意的泡着，脑子在热气中飞速的转着。几个小时内发生了太多的事，来不及思索，只有本能的反应。变化在瞬间完成，上午还在朝邑镇的小山包上数着黄河滩上的屋顶废墟，现在却泡在华清池的温泉中。需要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好好的捋一捋，还要想想后面即将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事情如何应对。
上车前，我分明看见潘勇和李强眼睛里那不舍、妒忌和希望混杂的神情，只能“安慰”他们一句：“我是去广阔天地安家落户的。”数年后，我在杭州见到了潘勇，他当时在浙江衢州航空兵29师当兵，已经提干。我们在空五军军部我的家里谈了整整一下午，得知他们自我走后就开始了繁重、艰苦的农业劳动，那个姓崔的非常坏，总是刁难他们，跟他们过不去，农场的人又不方便帮他们说话，直到那年的年底，部队内部征兵时才得以回北京，随后就到部队当兵去了。又过了数年，李强的父母亲来杭州疗养，打电话联系我父亲，说是老战友聚聚，并且一定要我也参加，原来是李强托他们看望我。患难弟兄，情义颇深啊。
上了兰空宣传队的车子后，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回北京，因为我身无分文，走哪算哪吧。在宣传队的车上跟队长侃大山，说看空政文工团如何排练歌剧《江姐》的，说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宣传队是如何演出的，等等。所谓宣传队其实也是兰空大院的孩子们组织的，我吹得云山雾罩的，那个队长听得云里雾里的，说宣传队到了临潼后，要在周边部队演出三天后再回西安，你就跟我们一起演出吧。我哪有这个心思啊，就说到了临潼再说吧。到临潼华清池后，先跟着他们去了西安事变时的“捉蒋亭”等地方参观，出来后看见停车场上有一辆空军牌照的北京吉普，一位老师傅正在擦拭车辆，就过去搭讪。车子正是兰空副司令的车，首长泡完温泉后就回西安，那时兰州空军的机关还在西安，之后不久就搬到兰州去了。老师傅听说我是北京空军大院来的，以为是空军哪个大首长的孩子来这里泡温泉，一口答应帮我跟首长说说，让我搭车回西安。我赶紧去跟宣传队队长打招呼，他也挺高兴，说我们一起泡温泉，首长泡澡不会很快的。我泡好温泉，同队长告了别，来到停车场，不一会儿首长也来了，老师傅一讲，马上爽快的答应了。路上，首长问我北京空军大院的事情，我山南海北的吹了一通，都是实话，听得首长和老师傅连连点头称是，但他们就是没问我父亲是谁，不知道为什么。快到西安时，首长问我到西安找谁。这我在泡温泉时就想好了，听父亲跟母亲说过几次，兰空司令部军务处的刘处长是父亲的战友，工作上又是同行，都是做军务工作的，比较熟，父亲管他叫刘瘸子。只要能到西安，找到刘叔叔就行了，就同首长说找司令部军务处的刘处长，首长说找刘瘸子啊？正好，这两天他正忙着征兵，肯定在家。
车到西安进了兰空大院，先把首长送到家，再把我送到刘处长家。刘叔叔看见副司令的车子停在他家门口，不知什么事，赶紧迎出来，一看是我，没等我开口就说：“长得真像你爸爸啊！简直一模一样啊!”在他家吃过晚饭，安排我到招待所住下，告诉我吃饭就自己去招待所食堂。说已经同沈阳军区空军来西安征兵的王团长说好了，坐他们的军列回北京。临走时刘叔叔问我身上有没有钱和粮票？我也不知是怎么了，大概是以为第二天马上就能走，还是要面子，竟然连说“有有有，有有有。”刘叔叔说有什么事就直说，我跟你爸爸可是老战友，千万不要客气。我又连说“不客气，不客气。”刘叔叔就走了，那几天他很忙。结果到了第二天等了一整天，谁也没有来，我整整饿了一天。到了晚上，房间里的人都出去了，我却不敢出去玩，饿着肚皮没力气走路，还是节省点体力等着继续挨饿吧。闲着没事，拉开桌子抽屉看看，竟然发现有一个大馒头！我抓起来送到嘴边使劲一咬，嗬！差点把牙给崩了，怎么这么硬啊。原来是一个丢弃已久、彻底风干的馒头，那也是个宝，对付它我有经验。真是巧啊，文章写到这，已是中秋将近，不得不提起几十年前年中秋的事了。那一年过中秋，母亲把父亲最爱吃的北京传统月饼“状元红”给留下来，不给我们吃，说等父亲从杭州回北京后全家一起吃，结果时间一长把这事就给忘了。那天父亲找东西，无意间发现了这十来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月饼，北方气候干燥，虽然会硬却不会坏，那时还是国家经济恢复时期，吃的东西还是很宝贵的。父亲把月饼交给我和弟弟，说交给你们一个任务，想办法把这些月饼全部吃掉，不许浪费。我和弟弟十分高兴，一边用舌头舔着月饼一边想办法，结果办法没想出来，倒是发现月饼被舌头一舔，遇到口水变软了，能吃了，十来个月饼很快被消灭。干硬的月饼能吃掉，干硬的馒头同样能吃掉，趁着房间里的人还没回来，赶紧找了一个水杯，倒上开水，把馒头一个角一个角的放进去泡，泡软了一个角就啃掉一个角，最后把个大馒头啃成了小馒头，肚子已经饱了。把小馒头藏好，留着第二天泡着吃，然后兴高采烈、连蹦带跳的出去玩了，招待所的外边就是西安的古城门，我昨天就看好了。
第二天早上，我等着房间里的人都出去后准备泡馒头了，后来想想，万一今天再不走怎么办，还是等着最饿的时候泡吧，有备无患嘛。结果不一会儿，刘叔叔领着沈空的王团长来接我了，乘车直接去了火车站，刘叔叔把我送上了去东北的军列才回去。军列是闷罐子车皮，团部的车厢里人不多，车厢里面还生着煤炉，烧着开水。军列开出后，当兵的解开背包打地铺，我也把自己的铺盖卷解开铺好，然后就跟王团长喝茶聊大天。王团长是东北人，说话一口苞米碴子味，尽说些白山黑水二人转，猪肉粉条炖酸菜，把我馋的够呛，还叫我一定要去东北玩玩。军列一路走走停停，停车时王团长要照管部队，前前后后的跑，上上下下的忙，我不能给他添乱，除了下车方便，就老老实实的呆在车上。军列到达北京附近的丰台站时已是半夜，王团长就说你在丰台下车，军列不进北京，我想这下完了，大半夜的我怎么从丰台去北京呢？从闷罐子车厢里跳下来，我发现有一个熟悉的身影矗立在夜暗中的站台上，旁边停着一辆吉普车。王团长拉着我小跑过去，一个立正敬礼：报告首长，我把您的儿子带来了，现在交给您！
到家了。离开了四个多月，今天终于回来了。可是马上又要离开了。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换衣服，母亲叫我洗个澡，我说刚在华清池泡过温泉。我在厨房吃着面条，听着父母在卧室里的对话。“一个16岁的孩子，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他怎么从陕西黄河滩上回来的啊？”“我叫你放心是吧，你儿子不是回来了吗？这小子能耐大着呢！”过了一会儿，母亲拿着我换下来的衣服走过来，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问我：“这是什么？”我定睛一看，是那块啃剩下、留着下顿吃的干硬馒头。（待续）
洮南香13、出关
从黄河滩上扛回来的铺盖卷，被母亲拆洗后又被我扛上了肩头。
列车再次驶出北京站，这次迎着阳光向东，直奔山海关而去。当火车徐徐开动时，站台上顿时哭喊声一片，盖住了大喇叭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声。我还在想，火车拉我们去安家落户，又不是去屠宰场，至于吗？身子却下意识的伸出车窗外探望，而没有看到自己想看又不忍心看到的。几十年后，病中的父亲躺在床上拉着我的手说，当年你去插队，我和你母亲到车站送你，人太多了找不到你，火车开了，你母亲一边用手拍着腿跳着，一边哭喊着：“我没看到他！我没看到他！他连早饭都没吃啊！”是的，那天早上离家去学校集中前，母亲做了我最喜欢吃的油煎荷包蛋，我坐在那里，呆呆的望着那还在冒着油花的黄橙橙的荷包蛋，手却沉重的像是灌了铅，拿不起筷子，因为我听到了卧室中传来的母亲的哭声，起身走了。平生第一次有了对家的眷恋，有了对亲人的不舍。
有点奇怪，我的座位周围的人都没有亲属前来送别，火车开出后，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惊奇，也有些尴尬。这几个人今后就是一家人了。从黄河滩回来后，我到师院附中办完了所有的手续，只上了一年初中的我，就作为68届的毕业生光荣的毕了业，还给起了个别名——“老三届”。从此我算是正式的踏上了社会，而且这第一脚就踏出了很远，从北京直接踏到了东北，为她奉献出了我大部分的青春年华。我们那一批一起去东北插队安家落户的弟兄在师院附中被编了组，称作“集体户”。我们户一共七个人，其中师院附中的只有我和另一个班的徐亮，也是部队大院的孩子，其他有两个是别的学校的，其余三人是街道里的青年，所有人相互之间都不认识。所有的“户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