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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身管的制造技术.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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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身管的制造技术【摘自(坦克装甲车辆)】
火炮身管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在一定的速度下将弹丸发射到指定的地点,因此身管是包含有弹丸和发射药的火炮o弹药系统的一部分。
身管内部由膛线部分和药室两部分组成。火炮根据身管有无膛线可分为两种,一种内有膛线,可以使弹丸旋转以稳定弹丸飞行姿势,即线膛炮;另一种没有膛线,即滑膛炮。另外,承受发射时产生的高压的主体构造有以下几种:单纯的单层身管构造、为了增大炮管强度而进行自紧处理的单层身管构造、多层身管构造
身管的主要制作技术和制作工序
身管制作,从材料制造(钢铁制造、锻造、热处理等),到自紧前加工、内外径加工、自紧处理、内膛研磨、药室加工、膛线加工、外壁精加工、螺丝和沟槽的加工、内部的表面处理、完成时的检查、射击试验、射击后检查,需要经过数十道工序。而且,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各个工序中都必须进行严格的试验、检查。
早期火炮身管是将细铁棒束成圆筒形,并在外圈套上铁箍而成。经历了青铜、铸铁、黄铜等铸成的单层炮管时代后,随着 19世纪后半期转炉炼钢法的发明,火炮开始采用大型铸钢炮身。不久之后,又制造出高强度的合金钢铸造身管,用于代替铸钢身管。此外,在不增加重量的前提下采用高强度的身管材料制造出多层身管、自紧身管。但是,在简单使用高强度材料的时候,射击会使产生的裂缝迅速增大,只发射少数炮弹就能使身管报废,火炮寿命相当短。因为钢铁强度增大的同时,延展性和韧性降低,使火炮身管变脆。为了防止延展性和韧性降低,增大其强度,不但要改进合金成分,还要减少不纯物质和非金属杂质的含量,人们开始采用真空冶炼和电渣重熔技术来改良炼钢法。同时,改进热处理工艺,制造出强度高而且延展性、韧性极佳的身管材料。
回复:千年的宿命,矛与盾的较量之长矛篇(火炮)
身管的加工包括深孔加工、膛线加工、药室加工,加工时必须注意要确保身管的垂直度。
对锻造身管毛坯件进行的深孔加工,需使用深孔钻等特殊的钻头和钻孔***。使用钻孔***时,可以一次性加工直径60mm以上的孔,然后再对剩余部分继续进行加工。这样可以加快钻孔速度。无论是采用深孔钻还是采用钻孔***,都必须将身管表面进行仔细的切削,使身管壁表面光滑,如果加工不好的话,切削碎片会在加工表面形成划痕, 炮管也会因此报废。因此,在切削条件的设置和切削油的选用上要十分注意。
为了确保钻出的孔的尺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研削等精细加工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要有适合各种类型炮管的研削工具。
膛线的加工是一种独特的加工方式,所使用的是钻头和***。要使用钻头反复加工数十次,才能达到所规定的膛线深度。使用***时,用机械调节***的进刀量, 进刀量每增加一次,就对膛线进行一次加工,直到达到所规定的膛线深度。目前采用数控机床,使切削工具边旋转边往前切削,从而切削出合格的膛线。膛线的加工是整个身管制造中最重要的工序之一,不仅需要高品质、高精度的特殊机器和工具,还要求作业者有高超的技能。随着材料的强度越来越高,对这些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身管的自紧,即身管内表面受到超出材料屈服强度的压力,引起部分截面塑性变形,压力解除后,变形不能恢复原状。此时身管内层有一个压缩预应力,而身管外层有一个拉伸预应力。
由于自紧,内层的压缩预应力可以阻止疲劳裂缝的扩大,增大疲劳寿命。
自紧处理中施加压力的方法包括:水压法、棒压法、气压法。对于口径较大的炮管一般使用水压法。利用超高水压机,甚至可以制成耐一万个标准大气压的超高压身管。
经过自紧处理的身管,其内外径再受到机械加工时,一部分应力被消除,随之产生膨胀、收缩。因此,在加工工序和加工方法上要下一番功夫。
几十年来,坦克身管制造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半个世纪前的火炮如果采用现代技术生产,身管重量可以大大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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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管主要制造技术简介
1. 粉末冶金技术
粉末冶金技术是指采用金属或其它粉末材料,经过混粉、压坯、烧结、成型和后处理等工艺过程制造各种多孔、半致密或全致密兵器零件与制品的技术。兵器粉末冶金技术是反坦克动能穿甲弹弹芯、导弹发动机喷管、陶瓷装甲元件、坦克动力传动系统摩擦片等元件的关键制造技术
在火炮的应用上,奥地利用粉末冶金技术制造了耐烧烧蚀镍基或钴基合金内衬置于炮管
内膛提高性能,具有耐烧蚀、耐磨损、耐磨蚀等特性,且制造技术比较成熟。美国用热等
静压技术制造形状复杂的M113型175mm炮断隔螺纹炮闩,每件可节省材料34kg(公斤),工时15个,质量减轻近25%。另外,美国还利用钒改性4600钢粉和天然石墨混合料,通过粉末锻造方法制造近成形的环形件,用于大口径火炮炮尾组合件中的闭气环。
2. 锻造技术
锻造作为一种金属压力成形技术,具有提高金属机械性能,节约金属材料,生产效率高等特点,因而在兵器生产中,锻造技术占有重要地位。
炮管旋转精锻
美国沃特弗利特兵工厂70年代中期从奥地利引进了大型精密旋转精锻机,建成了大口径厚壁炮管的联动生产线。炮管生产的工艺流程是:电炉冶炼-真空除气-电渣重熔-感应快速加热-旋转精锻。
3. 火炮和机械的焊接: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和钨极氩弧焊工艺和用激光焊接和切割火炮铸件。
4. 热处理技术
①炮管热处理
炮管热处理可采用井式炉垂直热处理也可采用卧式炉水平热处理。美国沃特弗利特兵工厂是采用卧式炉水平热处理大口径炮管的。卧式炉水平热处理可以使间歇式作业变为连续使得自动化操作,缩短热处理周期,减小热处理变形。热处理发展趋势是采用计算机控制,以提高炮管性能,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节约能源。美国萨柯国防公司率先建立了一条计算机控制的全自动吊链输送式炮管热处理生产线。为了提高炮管的热处理性能,美国陆军贝内研究所研究了形变热处理工艺、马氏体等温淬火工艺以及在热处理中采用有机聚合物淬火介质等。实践证明,在炮管热处理中采用有机聚合物淬火介质,不仅可以减少热处理的各种缺陷、火灾和污染,而且由于不用油,还节约了费用。为了提高炮管的抗烧蚀性能,美国还研究了在炮管内膛采用气相沉积钽-钨高温合金以及等离子喷涂高温合金等新工艺。为了降低成本、节约能源、提高生产率,美国还研究了快速热处理、缩短奥式体化时间和采用感应加热等工艺。
②炮尾等零件的热处理
美国对炮尾等零件的热处理均采用真空热处理,同时研究使用离子氮化工艺和先进的激光加工技术。
身管采用激光淬火工艺(军械工程学院陈,王等)
从激光器发出的高能密度(104~105W/cm2)的激光束经过外光路系统处理后,快速照射到火炮身管内表面,从而使其被照射处瞬间(104~106e/s)吸收光能并立即转化成热能,温度急剧上升到相变以上熔点以下,从而发生加热相变,材料组织变为奥氏体;激光离开后,该处温度急剧下降(106~108e/s),从而发生冷却相变&淬火后材料组织主要为细化马氏体M,它不仅提高了材料的硬度,而且对延缓材料裂纹的扩展也极有好处。
5. 炮管材料
现代战争要求火炮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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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时代的战争1839 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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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怡爽 文/引弓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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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战、山地战等战术需要，水平明显高于清军火炮。火炮技术包括形制、种类、材质、制作、弹药技术等，火炮技术不同，必然导致火炮性能各异，火炮性能包括射程、射速、机动性、射击精度和炮弹的杀伤力等。射速是火炮性能中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当时的中英火炮都是前膛装滑膛炮和使用着刚性炮架的承载装置，射程不远和射击精度很差，在海战中，双方舰队往往在100─200米的距离内以水平射角发射，这时射速比射程和射击精度要重要得多。中英铁炮射速迥异是导致清军失败的重要原因，铁炮射速的差距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往的研究者限于一些客观条件，缺乏从技术方面的深入探讨,这影响了我们对鸦片战争时期中英火炮整体技术水平的了解。笔者希望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对中英铁炮射速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影响中英铁炮射速差异的技术与社会因素，为深入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的火器史、军事史以及技术社会史打下坚实的基础（注：此时期的中英火炮压倒优势都为铁炮，铜炮比例不大，所起的作用有限，故本文仅谈及铁炮）。一、影响铁炮射速的技术因素分析火炮射速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在不损坏火炮、不影响射击精度和保证安全条件下发射炮弹的能力。火炮发射炮弹的快慢，反映着火炮威力的大小。影响因素之一：装填弹药的方式迟滞射速的提高。前膛装滑膛炮因装弹程序复杂而使射速缓慢。如欧洲16世纪以来迄至19世纪中期以前，陆上用加农炮的装药、填弹、发射过程：《美国海军》中说：“首先将火药（装在一个帆布袋中）装填到药膛中，用软布包裹起来的炮弹填放在火药上面的弹膛中，之后将一枚长钉插入到火炮后上部的‘撞击孔（装填烘药和点火用的小孔）’中并刺穿药袋，将少许火药（也是黑火药，唯硫磺比例稍高）倒入撞击孔中，然后便点火了。火炮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并且出现很大的后坐力，而系在船体上的炮索则对火炮起到固定的作用。用水将炮管湿以消灭可能存在的残余火星，然后重新开始上述周期”〔2〕。至于海上用舰炮发射炮弹的办法:《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中说：自17世纪初叶起，“英国海军的基本战术是以五艘舰为一组，每次只有一艘战船用舷侧炮向敌舰射击，其余各舰忙着装填弹药。一艘舰射击完毕第二艘射击，一艘接一艘依次射击”〔3〕。《海上实力》中说：19世纪中期以前的英军“‘舷炮齐射’一般并不是一艘舰上一侧所有的火炮同时发射，那样会严重损伤船骨。通常是先发射前炮，然后按顺序依次发射，除非敌舰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4〕。欧洲许多著作附有18世纪末以来的火炮发射程序图〔5〕，依次为发射炮弹的专用工具、刷膛、装填弹药、捣实、支好炮架、瞄准、点燃火门将炮弹发射出去。承载在四轮炮架上的舰炮与双轮支撑的陆地用火炮相比，主要是后坐靠绳索控制，其余完全相同。鸦片战争时期，英军舰炮除燧发机（它产生火花进入火门引起点火，代替了过去松散的火绳点火）的点火装置和定装弹药的采用发生变化外，其余程序依然如故。以上看出,前膛装滑膛炮由于装填弹药速度缓慢，故射速不会很快。因素之二：火炮发射后调回原位费时费力。鸦片战争时期中英炮架皆为前装架退式的刚性炮架，至于后装架退炮和管退炮的出现，那已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了。刚性炮架通过耳轴与炮架直接刚性连接，炮身只能绕耳轴俯仰转动，与炮架间无相对运动，发射时整炮后坐。因此，火炮通常造得很重，以便稳定炮位，但在人工搬运或用牛马拖运时，均很困难。火炮恢复到发射位置、重新瞄准需延误时间，射速受到影响。因素之三：火炮发射炮弹后，炮膛发热，需要冷却，才能重新装填火药，冷却越慢需要等待的时间越长。因素之四：每次火炮发射后，都要花费时间清理炮膛。因为黑色有烟火药中的硫磺是一种粘固剂，它能使炭和硝石结合在一起。这种火药在爆发时有很大一部分变成坚硬的微粒，留在膛面上并且象一股烟似地被喷射到空气中。残渣需反复檫拭，才能使炮膛恢复光洁，否则就会使之受损而缩短使用寿命，甚至会发生严重的后果。因素之五：黑火药质量影响燃烧完全程度，质量不好的火药产生大量黑色烟雾，影响视线，耽搁再一次的发射时间。因素之六：点火装置的优劣与炮手操炮的熟练程度影响射速。二、中英铁炮的射速清军铁质岸炮的射速。鸦片战争前后，清军装备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主导型加农炮技术大致处于欧洲17世纪系列的水平上。尽管在战争前后，经过众多火器家们的努力，火炮总体水平已和英军缩小了一些差距。广东佛山铸造的生铁炮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沿海炮台所用海岸炮的状况，也是清军最佳火炮的缩影。战船是火炮的载体，清军战船性能由于和英军战列舰差距太大，火炮性能不佳，故战争始终，除了十几次的海陆炮战外，清军没有一次海上大规模的抗英激战。即清军抗敌的火炮主要是岸炮。清朝主导型火炮属于西方的加农炮型,发射的炮弹为斤两偏小的球形实心铅铁弹,霰弹、链弹、爆炸弹比例极小。而加农炮型从16-19世纪的三百年间,技术上的改进都是围绕炮车和减轻炮筒重量而发生,射速变化不大。在此期间的中国对内对外的战争中,以重型加农炮为代表的西式火器的应用和制造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方式、战斗编成和具体战术,火炮的装备数量、先进程度以及火器的配套设施,越来越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是,西式火器最大的缺点就是长于攻城，拙于野战，装填发射速率不高。且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在野战时，各敌对方每役所能动员的火炮数尚不足以构成有效的火网,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当敌我情势发生逆转，则往往无法机动反应,因此,此时的兵士只有靠冷兵器贴身肉搏。这也解释了从15世纪迄至19世纪70年代以前,为什么中国在对内对外的战争中,冷兵器始终退不出战争舞台、以火炮为代表的火器为什么不能完全主宰战场的根本原因。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火炮射速与英军相比，差距明显。因为清军传统型火炮─红夷大炮技术大致处于欧洲17世纪加农炮的水平上，而欧洲火炮在16-17世纪的射速,大量史书有明确的记载。《年之间的英国武器或战争》中云:17世纪,“英国野战炮在一天内发射60或70次,通常需要2个炮手和10个助手,小炮诸如鹰炮能在一天之内发射140次,所需的人更少”〔6〕。即大炮每小时8发左右,小炮是其的2倍。《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武器和战争》中云：“在19世纪，火炮每小时发射多于12次，此和火器家威廉?爱尔顿1646年设计的每小时19次差不多，火炮家格兰斯建议所有火炮在发射40次后至少应冷却一小时，为还原射击效果，平均每炮每小时发射8次，……每天每炮仅发射100次，等于每小时8次，每天射击12或13个小时。……另一个须考虑的是铜炮和铁炮易于损坏，铜炮在发射600次，铁炮在发射1000次后，就已不太堪用”〔7〕。即8-12次\/小时,平均为1次\/6分钟。鸦片战争时期，清军重型前膛装滑膛炮因机动性不强和装填弹药程序复杂，发射炮弹频率不高。在《海国图志》（卷87）中有清军火炮发射过程的记载：“将炮门掩闭，用湿透炮刷子扫净炮膛，然后下药，用木棍送入炮膛，次下弹子，又用扎就麻球，如膛口大小塞入膛内使药不四泄，弹出有力。装毕再放，放毕如前法挽回，再装连发。四五炮后，须少停片刻，以防炮身透热”〔8〕。清军火炮射速,应和欧洲17、18世纪的火炮射速差不多，即1次\/6分钟，它们通常带的火药大约能维持这样的射速一小时，但炮管无法承受持续射击，隔一段时间就需休息以冷却。如《演炮图说辑要》（卷3）中说：“我发一炮，彼可三炮，一船抵挡一炮台”〔9〕。清军炮台里的重型火炮射速与英军小炮相比射速要慢得多，再加上有不常操练的通病，射速更慢。当然，清军也在模仿着英军火炮的发火装置，也在逐渐提高着射速。《对华作战记》中载，日的中英上海之战，“清军铜铸大炮完全仿照英军发射18磅弹炮的大口内径短炮的式样铸造，舰炮上浇铸了瞄准器，还有火门，钻了孔，和火石制成的枪机密切配合，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使用的战争武器中，这些是最最合用的了”〔10〕。此处说清朝铜炮采取了燧发机点火装置，推断仿造的铁炮与此应是一样。鸦片战争时期英军铁质舰炮的射速。英军舰炮的尾纽设计与同名陆军火炮有一定差别，因为在甲板上移动不必考虑越野问题，船上的炮车没有采用野战炮车的两个大径木轮。它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尾部有一个圆孔，其作用是栓放绳子和穿插螺旋十字铁架，使火炮固定在船体上。英国铁炮除了还在使用斤两偏大的球形实心生铁或熟铁弹之外，已大量地使用链弹、杠弹、霰弹、葡萄弹、榴霰弹、新式爆炸弹和燃烧弹等。至于爆炸弹所占的比例，如此时的英军三层甲板战舰均配置了60%的实心弹加农炮和40%的空心爆炸弹火炮。据欧洲史料记载，英军舰炮射速有1发\/分钟、1.5-2发\/分钟、3发\/2分钟的数据。《400—2001年间英国和爱尔兰的海军史》中云：“英国17和18世纪海军战术急剧地提高，前装和由四轮驱动的标准舰炮的设计却变化很小，但是，舰炮射速大约提高了6倍，在它的高峰阶段达到了1发\/分钟”〔11〕。《1815年英法滑铁卢之战》中云：“欧洲加农舰炮允许发射1或1.5小时，（大约每门炮发射180次炮弹，包括霰弹）。在滑铁卢战争中，英军火炮平均发射了129次炮弹”。这里，英军火炮射速为1.5—2\/分钟〔12〕。《英法海战》云：18世纪末以来，英国“军舰驶往战场时，舰长按战备的规定，严酷地训练水兵。炮手们的射击速度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大骄傲。后来在尼罗河战役中成为纳尔逊忠实的‘兄弟团’成员的科林伍德舰长，将他的炮手的射击速度训练到惊人的程度，平均每3发炮弹\/2分钟”〔13〕。《动乱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中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英国舰炮的射速约为3发\/2分钟〔14〕。清朝史料有对英国重型舰炮射速记载的数据。1832年江苏清河人萧令裕著的《英吉利记》中说，其国“有大铳，能于两刻间连发四十余次，恐涉于夸，然亦可见其概矣”〔15〕。即约3发\/2分钟。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一场海盗劫掠式的冒险行动，其士兵是从本土或印度等地临时征集的雇佣兵，这些训练欠佳的士兵发射舰炮自然要慢一些。故萧令裕的记载应是可信的。史料有英国小型火炮射速记载的数据。《停滞的帝国》中说:如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此时，英军小型火炮射速很快，使团携带了8门小型铜质野战炮。日的野战炮射击表演中，这几门炮每分钟能发射7颗炮弹（当时清军火炮每分钟只能发射1发，而欧洲火炮也只能做到每分钟发射1-2发），开炮迅速、准确、灵活，大大优于清军中装备的火炮〔16〕。综合上述东西方史料，可见鸦片战争时期，英军重型舰炮的射速为3发\/2分钟，6分钟可打9发,小型火炮射速比之要快一些,重型炮射速是清军重型铁质岸炮的9倍。三、中英铁炮射速迥异对鸦片战争胜负起着重要的作用战争是国家或集团之间综合力量的较量，决定战争胜负的是战争的性质、战略思想、战术运用和武器优劣等多种要素的整合。从长远、总体来说，战争的性质（正义与邪恶）决定战争的胜负（胜利与失败）,从短期、局部来说，战略、战术和武器可以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而战略、战术在战争中作用的发挥与武器的优劣有重要的关系。在某一特定战争中，武器性能的优劣甚至对其胜负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一方面反对唯武器论，另一方面要非常重视武器的作用。如在射速方面，清军铁炮由于壁厚、形体庞大，加上炮架机动性不好，主要在海岸炮台御敌，此必然影响其射速的发挥。英军铁炮形体小，又借助于炮架和战列舰、蒸汽船的机动性好的优势，在射速方面发挥充分。因此，清军遭到惨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册Ⅵ，页737,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辑录。以下简称《史料》,册数和页码附后）中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十八日，浙江巡抚刘歆珂奏：“我炮于放毕之后，须另装子药，不能即时续放。彼则一船之炮甫毕，一船之炮又来，接续不断，急如骤雨”。《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中云：年间的英国对华战争。英军灵活开展两栖军事活动。利用印度海军蒸汽船把战列舰牵引进入中国河道，再打垮沿河主要堡垒，并护送英军士兵登陆，以切断供应北京漕粮的大运河航路。就这样，英军把强大的海军火力和具有战术灵活性的蒸汽船结合起来，敲开了天朝帝国厚厚的保护甲〔17〕。中英铁炮射速不同对战争胜负起着重要性影响，时人对此多有议论。战争前后，清朝官员以及一些显赫人物在奏章或私家著述中，谈到英军“船坚炮利”的共计66人〔18〕。这里的“炮利”，射速应是重要的一环。如《林则徐书简》中载，1842年8月，林则徐回忆中英战争时双方火炮射速的差别：“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复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只恐供临敌之一哄”〔19〕。《丛刊?鸦片战争》（册Ⅲ，页456）中载，《道光朝留中密奏》中说：旨授两江总督的耆英在战后亲赴战场访察实况，他得出结论：“逆夷两面排炮，人藏舱底，接连数船，照准苗头，轮转施放，或东或西，权操必中。我之炮位，安设炮台塘岸，虽有炮车可以推转，而究系重笨不能移动之物，彼于一二十里之外，可以击我中坚，我炮致远，不过数里。……是彼逸我劳，彼灵我笨，不能取胜，并非战之不力，亦非防之不严，不独吴淞一口为然，即闽、广、江、浙等省之失利，亦无不皆然。臣所以见，证诸所闻，忿恨之余，不禁为阵亡殉节诸臣及被难居民痛哭也”。四、中英铁炮射速迥异的技术原因分析其一,铁炮材质好坏影响其性能的发挥,继而对其射速产生较大影响。此时的中英铁炮炮身虽均为铸铁组织，但清军铁炮以白口铸铁为主，英军铁炮以灰口铸铁为主。灰口铸铁性能优于白口铸铁，故英军铁炮材质优于清军〔20〕。铁炮材质上的差异本身就对射速有影响。清朝铁炮组织以白口铸铁为主，白口铸铁导热率较灰口铸铁低、吸震性不如灰口铸铁良好，灰口铸铁由于石墨对基体的割裂而使震动能不利于传递，石墨片越多越粗，吸震性能越好。热导率上的差异使白口铸铁炮较灰口铸铁炮发射后冷却较慢，重新装弹需要等待的时间要长一些，造成清军发射炮弹的频率即射速要比英军低。吸震性方面的差异使白口铸铁炮较灰口铸铁炮发射时震动更大，在炮架上的平稳度下降要多，调节复位耗费时间就长一些，射速相应要低。清军铁炮多为白口铸铁材质，它性脆，铁炮发射时易产生裂纹，反复使用会炸裂。《演炮图说》等不同史料中绘制有清军开炮时的情景，炮手由于害怕火炮炸裂，故引火门的炮手离火门很远点燃引门，周围炮手为防意外，皆采取了防护措施〔9〕。如此状况,迟滞铁炮射速。清军为防止铁炮炸裂，一则采用加厚炮壁的办法。如在铁炮结构方面，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均发现该时期的清军铁炮炮体庞大，炮壁较厚，如红夷炮尾径\/口径的值大于3的占有较高比例，此特征具有普遍性。庞大、壁厚的炮体制约了铁炮的机动性，灵活性和射速,而且限制了炮弹的大小。一则采用双层铁、三层铁或铁芯铜体结构即复合材料的办法,炮管层层相套，自然内膛不会很大，这虽然减少了炸膛的几率，但发射的炮弹必然较小。英国铁炮用性能较好的灰口铸铁材质，灰口铸铁脆性较白口铸铁低，耐热疲劳性能较白口铸铁好，火炮发射时不易产生裂纹，减少反复使用炸裂的现象，故炮壁不必要加厚。英军铁炮炮壁薄，同样口外径的铁炮，口内径自然要大，装填的炮弹自然增大，威力就相应增大。之所以产生中英铁炮壁厚度的不同，是与铁炮材质直接有关。灰口铸铁中的石墨使铸件的切削屑易脆断成碎片，且石墨性软且滑腻，本身对刀具有一定润滑作用，因而具有优良的切削加工性能，使得火炮内膛能被机械加工成尽可能大的直径，炮壁相应就薄,炮体相应就轻和小,机动性就强,射速就快。火炮材质因为好，英军发射时不必担心炸膛的问题，射速自然要快一些。《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中说：英国自18世纪50年代以来，铁质火炮的质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故炮手不必担心火炮炸裂的问题。英军炮手开炮速度很快，在近战中，英军会给铁炮双重装填，连发两炮。鸦片战争之际，英军对清军作战应应是如此。其二，中英铁炮炮体的大小制约其发射的频率。战争前后，清朝炮匠为使厚壁起到防止炸裂的效果，故所造炮体庞大，炮口内径相对很小，此特征具有普遍性，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史料》（册Ⅲ，页40）中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十日，钦差大臣琦善奏：虎门“适用之炮无多，其余原制均未讲求，炮形极大，炮口极小”。此时期清军水师战船实力与英军相差悬殊，所以在战争中，清军只能采取舍水就陆、沿海筑土城、建炮台、造巨型火炮的战略方针对抗英军“舷炮线式齐射”战术。如《史料》（册Ⅱ，页654）中载，道光二十年（1840）十二月初二日，浙江巡抚刘歆珂奏：“该夷船坚炮利，若在洋面接仗，是以我所短，就彼所长。总以堪择要口，修筑炮台，制造巨炮，严密防守为第一要策”。但是，巨型火炮必然导致其机动性不好，进而影响其射速和射击精度等。英军铁炮在结构方面，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均发现其炮体相对较小，炮壁较薄，制造较规整,此特征具有普遍性。《海国图志》（卷88）中说：“夷船上炮式不长，皆自二尺至四尺，最长七尺止。六七尺者发多中，三四尺者，弹虽到靶，或高或下或偏，而口自径二寸至六寸，此外未见矣”。炮体较小的英军铁炮射速要快于清军,时人对之是很清楚的。《丛刊?鸦片战争》（册Ⅲ，页471）中载，《道光朝留中密奏·林则徐片》中说：“我炮施放，一出之后，彼炮已接踵而来，官兵容身无地，不及装药再放，是彼炮可以连环接续，而我一炮止有一出，发而不中，等诸无炮”。其三，火炮发射时有无足够多的辅助设施配合,直接影响火炮射速。《演炮图说辑要》和《海国图志》中都绘制有清朝红夷炮发射时的附件图。诸如装麻球和铁弹用的竹篮、铁铲、送药钩、装药袋的木桶、牵拉铁炮的铁圈、铁钩、火门处倒烘药的药角、点火用的火龙鞭等。这些附件主要起稳定炮位，装填、施放弹药和苫盖、保养火炮的作用。在点火装置上，战争前后,清军清军铁炮除仿制英军的极少数的燧发机外，都为慢速火绳点火装置。火绳的效用，《海国图志》中载：“其不便有二：临阵忙乱，倘装放偶疏，则贻害甚巨。又纸信恐雨淋湿，烘药恐风吹散，晦夜尤为不便”。火绳一般是用硝酸钾溶液熏煮和晾干而成，也有用榕树等树皮制成。火绳点火由士兵手工操作，本身就不会快；清政府为了缩减军费开支，火绳一向系兵丁自备。《筹海初集》（卷4）中对之多有记载〔21〕。如此，火绳质量难以保证。再加上火绳容易受潮等因素的影响，以及铁炮炮管质量问题，致使清军火炮射速较慢。英军铁炮打火装置除大量使用引信和燧石击发器击发外，少量的火炮还采用了雷汞底火，以撞针击发。《演炮图说辑要》（卷2，页8）中对燧石击发器和雷汞底火有详细介绍。海战中战舰的晃动使得瞄准困难，燧发机和雷汞底火的优越之处在于没有发射延迟，而普通引信通常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才能引爆发射药。这样炮手瞄准以后可以立刻发射，大大提高了射速。在炮架和炮台的机动性方面，清军重型岸炮炮体庞大，炮架大多是用粗劣木料制成，设计不合理，操作难度大,火炮架在炮架上，调整左右和上下的射界极其困难，机动性差,射速慢。不少统兵大员对炮车、炮架不甚重视，许多火炮甚至没有炮架。同时,火炮的机动性还取决于海岸炮台的构建。战争之际，清人对西方军队陆战能力评估不足，故海岸炮台选址大多不当，设计与构筑处在“幼稚阶段”，垛口设计要么太小或太大，炮架多为固定式，射界受到限制，有的甚至只能作单向发射，大大降低了射速和杀伤效果。如《对华作战记》中说：日的中英第二次定海之战，“清军一个配有18门炮的炮台修筑得非常好，唯一不变的是根据他们通常习惯，炮眼的射界很小，其射击扇面的宽度只能使炮左右移动5o”〔10〕。战争后期，清军为了提高机动性，对炮架逐渐重视起来，制作数量十分巨大。但是，从总体上看，制作的新式炮架车轮偏小，功能都是防御性的，缺乏主动进攻的意识。何况这种改进还只涉及少数火炮，因此，改进的炮车、炮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有限。英海陆军所用炮架木质坚实，能经得起火炮发射时的震动，加之蒸气动力铁壳火轮船的优势，火炮利用轨道旋转发射的做法,使其机动性好，射速快。陆军用炮架用双车构成，炮手通过移动炮尾下方的木契子来提高炮口。舰炮炮架由四轮小车构成,可以通过运动自行抵消火炮发射的后坐力,而不会对木质船骨造成损害。《演炮图说辑要》（卷4）中云：“西洋各国战船，长炮皆用此架，所须木料甚省，用之极为灵便，炮之大小酌量配架。其架颇高，难得大木，故用坚木四片合制”。英舰炮炮架的具体装置在《英法海战》中说：18世纪中期以来，英国用法兰绒药包代替丝绸药包，不会在炮膛里留下未烬的残渣及烟诟；将火药与炮弹之间的弹塞浸湿，以减少弹塞燃烧的可能性与避免产生烟诟；将内装火药的鹅毛管插入火炮火门，这比以前采用角制火药筒向火门倒药的方法要快些；设计了一套弹簧铅锤装置，减少了炮的后坐力，使火炮能更快地退回到发射位置；制造了一套复合滑车装置，扩大了火炮的射击角度，可左右水平移动45o，炮手能更准确、更灵活地瞄准目标〔13〕。《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中云：“19世纪初，海军加农炮炮架配有四个轮子或手推车，使炮能在有限的空间里有效使用，同时炮身与强滑车连用，可以控制炮身反弹，把炮拉回船内重新装上弹药后再拉出发射。在训练有素的船员手中，完成这个过程耗时不会超过一分钟”。在火炮制作及弹药部件标准化方面，如火炮重量、样式、炮弹大小和定装弹药是否统一，必然影响射速。清军重型铁炮多采用传统的泥范铸造技术,效率低。范模只能一次使用，用后打碎，一般是一模一炮。即清朝各省制造炮位其尺寸、大小、做法互异，即使一省之中，同一名目，尺寸、斤两的炮位也有可能不同。火炮由于重量、样式多而杂，制作不规范，使得炮弹难与之对应,操作艰难,射速必然缓慢。英军火炮制造在16世纪创制的泥型铸模的基础上已发生了技术革新。一则在18世纪末期新创的砂型铸炮技术。砂型透气性好，免除长时间烘烤砂型，并减少铸件疏松、气孔、砂眼等缺陷。砂型可反复使用，同一模可多次制作砂型，可成批铸造同样的火炮，为机械加工带来便利。故《演炮图说辑要》（卷4）中云：英44炮战舰“炮位只长短两式，长者同模铸就，短者亦然，并无别式”。即火炮在形制构造上已标准化，种类相对较少，操作简便，便于掌握。不同甲板上的舰炮重量不同，发射与之匹配的不同口内径的炮弹。二则在18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采用了先铸成实心炮，然后用蒸汽机驱动的镗孔机钻出炮膛的技术。避免制型芯与固定型芯等工序。三则炮弹采用蜡模铸造，外壁消除了范线，表面光滑。弹药组合定装化,保证射速提高。英人著作《火炮》中说：欧洲野战炮几乎都装填定装炮弹，弹药都置于一个部件中，这对使用爆破弹的火炮来说尤为重要。人们将爆破弹安放在木制或金属圆盘中，用带子将其固定，使其引信朝向炮口，推进火药包也栓在圆盘上，这样就制成了一个完整的炮弹。这种炮弹在发射前需要稍作准备，但能使火药和爆破弹安全得多，而且比使用散火药时的装填速度要快得多〔22〕。其四，中英军队作战战术存在差异,大大影响铁炮射速。战争时期，中英军队装备火炮的数量、性能，以及与之相关的炮弹、火药、战船等制造与使用技术诸多方面的反差。清军在此反差的前提下，并有战术、战法、军队编成、情报、训练以及兵员素质等方面逊色于英军，这些反差的总和，便形成双方战斗力的较大悬殊。英军铁炮的优势和新作战方式的采用，是其侵略得逞的原因。清军铁炮的劣势和作战方式的陈旧，是其守卫失败的关键。《丛刊?鸦片战争》（册Ⅲ，页284）中载有直隶总督琦善阐明的清军海陆迎敌战术，如水师战术只限于抛掷火球、火罐，施放火箭、喷筒以及爬桅跳船各种技术，采用接舷肉搏战和横阵冲撞战术。此等破夷之法，严重滞后于世界军事作技术和战术的发展。英军使用“舷炮线式齐射”战术，猛攻清军一处炮台，然后以侧翼迂回包抄战法将仍坚持在阵地上的清军残部逐走,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宝山失事情形，如出一辙。英国从17世纪50年代以来，皇家海军的战列舰使用“舷炮线式齐射”战术。大约是尽可能地靠近敌舰，以便进行猛烈轰击促使其投降。为了达到如此杀伤效果，通常需长管炮和短管炮的相互配合。通常是12艘战舰编成一个战斗队形，首尾相接，排成一路纵队，在敌方近处通过，当各舰驶过敌舰时，舰上的大炮一齐向敌开火，集中火力彻底摧毁目标。鸦片战争之际，英军“舷炮线式齐射”战术，使之依次连续发射炮弹，整体上提高了射速，形成持续不断的火力轰击清军目标，使固守在炮台的清军实在难以招架。《史料》（册Ⅳ，页30）中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十二日，闽浙总督颜伯焘奏：中英厦门之战，英夷船“以七八只并力攻一炮台，其余先后夹持，旋攻旋进，一台破又攻一台，凶猛异常”。《史料》（册Ⅴ，页388）中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初一日，扬威将军弈经等奏：英舰炮“俱系两面排列，大船约长三十余丈，有炮六七十门，小号船只亦长有二十丈，列炮三四十门，光从大船桅顶开炮数声，各船大炮即接连同时开炮，声如迅雷，势如骤雨。……兼之逆船随时掉转，可以两面轮替开炮，其势更属不敌，兵勇业已伤亡甚多”。
&&& 正文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火炮炮弹的比较研究&&& 书香屋 更新时间: 9:37:50 本章字数:9811
刘鸿亮孙淑云（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北京100083）摘要：此时期的中英双方火炮使用的主导炮弹都为球形实心铅铁弹。在以封建生产方式主导下的清王朝，火炮炮弹种类趋向单一，同时，由于受一些军事积弊的影响，存在着严重问题。从材质看，分石弹、生铁弹、铅弹和铜包铅弹、熟铁弹五种。从外形来看，分圆球形和长体形两种；从性能看，分实心和初期的空心爆炸弹两种。工业革命已发生了60多年的英国，除了还在使用老式的球形实心生铁或熟铁弹之外，炮弹技术的关键之处已进行了一些改良，已大量地使用链弹、杠弹、霰弹、葡萄弹、榴霰弹、新式爆炸弹、燃烧弹和康格里夫火箭炮弹等。至于爆炸弹所占的比例，如此时的英军三层甲板战舰均配置了60%的实心弹加农炮和40%的空心爆炸弹火炮。关键词：第一次鸦片战争红夷大炮炮弹爆炸弹发生在1840年6月～1842年8月期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装备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至于全用火绳点燃的火炮，其设计和制造技术参差不齐，有些较明末清初亦有萎缩，有的却是仿制先进的夷炮样式或用铸铁金属型法铸造的。此时的英军装备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不过，仍旧属于以黑火药做发射药的前膛装滑膛时代。现据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鸦片战争时期的第一手资料《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注：以下统称《史料》，册数、页码附前）记载，战争之际清军火炮的分类，按照制造的国度和时间顺序分为：中国旧式火炮、新铸火炮、购买的葡萄牙式或英国式加农炮、仿制的英国夷炮四类；按照主导的类型分为：红夷炮、抬炮、子母炮三类；按照长度和重量可分为：长管滑膛重炮，这种火炮就是明末清初的红夷炮原型。身管较短的轻型滑膛炮，包括神威将军、神功将军、劈山炮、子母炮、奇炮、竹炮、九节炮等，这种炮品种最多，其中除了子母炮和奇炮是后膛装填弹药的佛郎机炮型外，其余属于红夷炮的发展型。子母炮、奇炮等发射长体形炮弹——子铳，它是一种比“母铳”（火炮本身）身管细小一点的又一炮管，作为双重炮管，事先装好弹药的子铳可以随时在母铳取下或安装上。此时英军的火炮以引信或燧石击发器击发，少量的火炮还采用了雷汞底火，以撞针击发。从类型上讲，可分为：1、长管加农炮。特点是身管长，初速高，射程远和弹道低伸。2、榴弹炮。此类火炮是皇家炮兵的标准装备，有24磅、12磅、9磅、6磅等几个不同口径。该炮发射爆炸弹是榴弹炮区别于其他火炮的主要特征之一。3、臼炮，分战舰和陆军用的两类臼炮。战舰用臼炮主要指的是短管铁炮型的舰炮——卡隆炮。英军于1779年开始在舰队中使用，发射空心浇注的爆炸弹或葡萄弹等。4、舰载火炮。从安放位置上说，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舰炮可以分为主炮、舷炮和艇载炮三种，从火炮种类上说，可以分为长管加农炮、榴弹炮、臼炮和舰炮四种。前三种火炮与之前介绍过的同名陆军火炮大体相同，只是炮管一般要短一些，而四个小径木轮驱动的舰炮则是专门为战舰而制的一种火炮，陆军不会使用。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尾部有一个圆孔，以便绳索穿过这个圆孔，将火炮固定在甲板上。5、康格里夫火箭炮，是一种用三角发射架发射的带有16英尺长尾杆的火箭，发射架只有简单的高低瞄准机构，战斗部分为爆炸和燃烧两种。海军使用的火箭通以32磅最为常用。上述看出，清军主导火炮是发射球形实心弹的加农炮型——红夷炮，大小长短各异，实质是由泥模铸造技术使然。其它类型主要是适合了“轻利便涉”的发展方向，但杀伤效果一般。炮筒由机器旋削而成的英军火炮，长短炮互相配合，以便使其发挥出最大的杀伤效果，各种火炮除发射球形实心弹外，大多发射空心爆炸弹，适应了杀敌效果的这个要求，明显高于清军火炮一个层次。一、清军炮弹的分类及其性能清军火炮发射的球形实心弹。从材质看，分石弹、生铁弹、铅弹、铜包铅弹和熟铁弹五种。主导型的生铁弹子以两个半圆坯模合铸而成，非常粗糙，必留合范的线痕，且由于冶铸技术关系，往往有较多的气眼。战争之时，工程家丁拱辰（年）于1841年改用失蜡法浇铸，铸得的炮弹光圆无痕。但此炮弹在整个战争中所占比例极小。《海国图志》卷86《丁拱辰铸炮弹法》中云：“至于铸弹子之法，若用两模配合铸出，则中腰必露线痕，不能光滑，必须先用蜡作弹形围径取圆，再用泥包外模，上留一眼，用火焙其模，则蜡自熔泻而出，而模中自空然后从眼内倾铸开模，则其弹光滑无痕。若铸通心弹，先作泥心一条，将蜡配成弹子圆形，再用泥包外模亦如前法，泄蜡灌注，则模开弹出。中虚一孔，而围径亦光滑，此铸弹子之大略也。”[1]战争前后，清军开始用熟铁锻造小型火炮和炮弹，其光滑度自然也在提高。《海国图志》卷87《炸弹飞炮轻炮说》中载，江苏候补知府黄冕对清军火炮炮弹评价到：“或谓空心炸弹，长于横击，至攻坚直透则不如实心弹之有力。曰有此轻铁宽膛之炮，则实心大弹亦可用。但其弹亦必用熟铁，而不用生铁，用打造而不用倾铸，方可光滑圆溜，与夷弹相等，以百斤之轻炮，而可容二斤之实心大弹，亦胜营制炮弹得力良多。”[1]球形实心生铁弹偏小的问题。清军火炮炮弹一般重则3─10余斤左右，大者也不过20斤。英参战军官伯纳德1844年出版的著作《尼米西斯号轮船航行作战记》中云：日，中英吴淞之战，“（清军）吴淞镇上的炮台全线开炮，炮火很厉害，打得也甚准确。……好多又大又好的炮，特别是新近铸造的几门比较长的铜质大炮，为我方掳获过来。有几门最好的也是最重的大炮，曾被安置在运河上面那座具有10门大炮的炮台之上，正是在这个地点，‘摩底士底’号曾经参加一次激烈的战斗。但是多数的大炮口径还是很小的，在我方俘获的所有大炮之中，差不多半数左右都是6磅弹炮，或者还不到一些。最大的炮是24磅弹炮，若干大炮是在10到18磅弹之间。……吴淞炮台一共配备有253门大炮，其中有43门是铜炮。有一些炮很大，炮身长达11英尺，重达7280磅（注：1英磅=0.907市斤，7280磅=6557市斤）。这种炮和我们的68磅弹炮一样重，而他们的炮弹大约只有24磅重。”[2]今上海市出土有一门‘平夷靖寇将军’，与其一起还有重约3市斤铁炮弹一枚。[3]清军也曾制造了一些重达1─3万斤的红夷巨炮，所发射的炮弹有如西方的68磅炮弹和大于此的80磅炮弹，不过比例不大。英参战军官宾汉1843年出版的著作《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载：日的中英大角、沙角之战，“（清军）旧炮台上架着12门大炮，其中4门乃是两年以前从澳门当局买来的葡式的，可放68磅炮弹的黄铜炮。”[4]今人在江苏镇江湍山关出土有四种类型的铁铸球形实心弹，其中最大的72市斤，合80英镑。[5]由于清军火炮炮弹大多太小，故在战争中常有“碰回”之说。《史料》（册Ⅴ，页430）中载，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提臣陈化成督战时，连用大炮击中火轮船三只后艄，提臣以为可以沉没，阅时竟然无恙，后又击断大船高桅一段，亦竟无恙。我兵用炮击中大船正身，反将炮子碰回，毙我守炮之兵。提臣见此光景，顿足长叹，自言事不可为。俄而被炮子击中左胁而毙。”此处说清军炮子不能击穿英舰板壁，其中原因并非火炮之构造原理与基本性能如何落后，而是因为炮弹重量不够所致。因为当时的西方木帆船战舰，其甲板和舷侧护板一般是按照能够抵抗最重的68磅实心弹的冲击设计制造的。[6]清军火炮发射的蜂窝弹。蜂窝弹包括封门子和群子。每门火炮除配火药外，通常配封门子1个，群子10—12个，1门火炮的弹药才算齐备。群子、封门子的大小要和炮膛口径密切配合。它在鸦片战争中的使用。《史料》（册Ⅵ，页633）中载，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臣衲尔经额以夷船稍大者，质必坚厚，必须大炮重子方可击损，其板杉小船入则必多，船多则贼多，窝蜂炮子一发有数十枚，用此击之所伤必多，此以重子击船以窝蜂子击人之本意。”清军火炮发射的链弹。此是专门用来对付敌方桅杆的炮弹，是用铁链或铁杆连在一起的两个铁球，发射后铁链在飞行中将会被两个铁球拉开，如果遇到桅杆就会将桅杆击断。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所上的奏折中云：“炮子则有封门子、群子、交杯子、担杆子之分。封门、群子用以击船打贼，担杆、交杯专用打桅，均宜添备各营师船。”[7]至战争之际，清军大量用之对敌。《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载，宾汉对中英虎门炮战中清军的链弹的描述：“他们的铁链锁弹特别优良，乃是一个空球，切成两半，用药18英寸的锁链盘在中空部分，使半球相连紧，因此当半球栓紧在一起，以便装进去时，就像一个炮弹一样，这里还发现了大量大型大炮用的石弹。”[4]清军火炮发射的爆炸弹。17世纪末期以来，清军臼炮型火炮开始使用内装ZY的“开花炮弹”。不过，它是从炮弹预留出的火捻和火门处烘药点燃的爆炸弹的再继续，与英军爆炸弹相比，明显属于初步阶段。迄至鸦片战争之际，英军火炮在一些战役中，使用了几种空心爆炸弹。当时仍沿用实心球形弹的中国军队，对此感到非常惊奇。后来，清军在战争中也很快将以往发明的爆炸弹技术学习和用于战阵。军政大吏林则徐曾搜集过开花炮弹样式，但未来得及仿制就离开广州。战争之后，署陕甘总督的他还不知战争中清军是否用过空心爆炸弹，督令匠人黄冕在1846年试铸英夷的炸弹。钦差大臣裕谦、广东大吏弈山、祁贡、山东巡抚梁宝常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人在战争中命匠人制造了这种炮弹。《史料》（册Ⅲ，页244）中载，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钦差大臣裕谦奏：“逆夷大肆猖獗，虎门被失，直逼省城……（清军）之所用空心飞弹，系因炮身较薄，膛口过大，装药多则虞炸裂，装药少则实心铁弹不能致远。若改用小弹，则弹子与膛口不合，施放不准。是以将铁弹挖空，实以火药，以配合膛口之大小受摇之重轻。我中土本有此法，现在福建省因新炮膛口过大，即用此弹，浙江军需局亦有之，不足为奇各缘由。明白通饬沿海地方文武官兵，以破其惑而壮其胆。”不过，在中英对敌中，中国火炮多以球形实心铅铁弹为主，故时人魏源在《筹海篇》中说，英人的一切概不足惧，我都有切实的办法对付它。但是：“然有一宜防者则曰‘飞炮’，非谓悬桅上之号炮，而谓仰空堕弹之炸炮也。我之炮台虽坚，而彼以飞炮注攻，炸裂四出，迸射数丈，我将士往往扰乱。虽攻粤城时，所放飞炮、火箭坠空地，则飘池塘，以隔城而不能有准，而厦门则以飞炮而众溃，宝山则以飞炮而众溃，由之观之，夷之长技曰飞炮。”[4]二、英军炮弹的分类及其性能英军炮弹的分类及用法。据《英国档案》中载，日，英人云：&#年提供在中国使用的军事补给品的性质和数量，应做某些改变。下列军火由军械暑提供：6门发射24磅重炮弹的铁制大炮，带有木制炮车和旋转的木制炮手站台，枢轴在前部；2门发射18磅重炮弹的铁制大炮，带有可移动的炮车和前车；供这两种炮使用的每门炮各300枚炮弹；载运2门发射18磅重炮弹大炮和马车；供发射24磅重炮弹大炮使用的200枚霰弹火箭和100枚炮弹；供发射12磅重炮弹大炮使用的200枚霰弹火箭和100枚炮弹；供发射6磅重炮弹大炮使用的200枚霰弹火箭；供发射3磅重炮弹大炮使用的100枚霰弹火箭；供发射1磅重炮弹大炮使用的100枚霰弹火箭；供发射火箭使用的4个管子。因为据了解圣乔治炮台的最小口径的骑兵大炮是发射6磅重炮弹的大炮，所以将运去供发射6磅重炮弹大炮使用的1000枚球形开花炮弹以及弹药。”[8]其炮弹的用法。《海国图志》（卷87）中载，江苏候补知府黄冕云：“伏查夷变以来，历见各省章奏，虎门、厦门、宝山，皆为夷船飞炮所溃。其炮弹所到，复行炸裂飞击，火光四射，我军士多望风胆裂。其实夷船亦不尽飞炮，大抵攻坚城，沉敌船，则用实心之弹。惊敌阵，溃敌众，则用空心之炸弹。”[1]重量偏大的球形实心弹，分为普通的生铁或熟铁弹以及灼热的实心弹三种。战争之时，英军实心炮子大多用熟铁而不用生铁造成，因为熟铁容易加工而使其光滑溜圆。从重量上讲，英军前装滑膛炮有发射68、42、32磅重型炮弹的；发射24、18磅中型炮弹的，发射12、6、3、1磅轻型炮弹的，以及口径为8、10英寸的大型前装滑膛臼炮。《英军在华作战记》中云：日，中英虎门之战前夜，英军最大炮弹重达68磅，清方军政大吏琦善到达广州后，英军曾经发射这种类型的炮弹，报复向插有白旗的英方船只射击的虎门炮台，据说这种炮弹被送交广州当局官员们参观时，他们见弹形之大，无不为之“嘿呦。”[4]由于英军火炮所用的炮弹极大，牛鉴、祁贡、琦善等清方大吏都曾向清廷言及英军炮弹有重达28斤、30多斤的炮弹。《史料》（册Ⅴ，页468）中载，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两江总督牛鉴奏折中提及英军桅上放炮：“臣查该夷船坚炮烈，其炮置于桅上，所至开放，猛迅异常，炮弹重有七、八十斤者，实非内地火器所能抵御”。灼热的实心弹。今美国人云：“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在技术上素有突出的创造性，……一项技术是向木制的敌舰发射炽热的加农炮弹，英国于1782年在直布罗陀海峡海战中采用了这种技术。这种炮弹极易燃烧，命中目标也比较精确，与过去效果没有把握的漂浮式火攻船和火攻筏相比，确是一项很大的改进。”[9]鸦片战争之际，英蒸汽船硫磺号参加了日的虎门之战。英人云：“硫磺号停在前面，帮助其它蒸汽船，并观察一些灼热的实心弹的杀伤效果。”[10]链弹和杠弹。恩格斯在1857年的著作《炮兵》中云：“大约在1600年，……大约在同一时期，还有一项重要的发明，即链式霰弹和普通霰弹的发明。而能用来发射空心弹的野炮，也是在这一时期制造出来的。”[11]《史料》（册Ⅵ，页68）中载，道光1842年七月十一日，扬威将军奕经奏：清军缴获英军炮弹有，“子母炮弹二个，响弹一个，炸炮弹两个，九连炮弹二个。”这里的九连炮弹应是链弹。霰弹，分为普通的霰弹、改良的葡萄弹和榴霰弹三种。17世纪以来，欧洲出现了将子弹或金属碎片装入弹壳内制成的炮弹，用于杀伤集合的人马。恩格斯在1858年的著作《霰弹》中云：“霰弹——装入圆柱形白铁弹壳中的一系列由锻铁制成的球形弹丸。供野炮使用的弹丸通常是一层一层地装的，但大多数攻城炮和海军炮使用的弹丸只是倒入圆筒，装满以后把盖板焊接上。在圆筒底部和装药之间插放木弹座。弹丸的重量根据炮的类型和各国军队规定的标准而有所不同。英国人在重型海军炮上使用的是重量为8盎斯至3磅的弹丸（注：1盎斯=29克）；在9磅野炮上使用的是重量为1.5盎斯和5盎斯的弹丸；而且用这种炮发射1次，圆筒内需相应地装126颗弹丸和41颗弹丸。……普通霰弹在200码以内的距离上具有最大的威力，但在500码以内的距离上也可以使用；在近距离上用它对付横队进攻的步兵或骑兵，它的杀伤作用极大；但用它对付散兵线，效果很小；对付纵队用得更多的是球形实心弹。”[11]葡萄弹。是指当时攻城炮或要塞炮使用的一种球形霰弹。今美国人云：“（它）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主要用以杀伤人员的炮弹。把小铁珠用布、网状织品或木匣子包装在一起，用炮射击出去，就是葡萄弹。用这种炮弹杀伤开阔地形上行进的步兵，往往产生灾难性后果，其主要缺点是射程近，对利用起伏地形之敌，杀伤效果不大。”[9]霰弹和葡萄弹在中英对敌中的应用。日的中英宁波之战，《英军在华作战记》中云：清军“退却时候，在狭窄的街上挤成密丛丛的人团。这时小马拉着大炮到来，距群挤的难民不到100码时，把炮架的前部卸下，倾射葡萄弹和铁筒弹的毁灭性的炮火。”[4]内装定时引线的榴霰弹及其缺点。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欧洲人在霰弹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即1784年英国皇家海军的亨利?拉普奈尔中尉发明了里面装满铅丸，铅丸的四周是火药的——球形榴霰弹，英国陆军于1803年开始使用。它是“把弹珠（通常小于葡萄弹的铁珠，常用铅而不用铁制造）安装在炮弹内，装上定时引信，使其在敌步兵上空飞行时爆炸。这样就克服了上述葡萄弹的两个缺点：炮弹在引信引爆之前已飞行相当距离，而在开阔地上的部队无法躲避空中爆炸后飞溅下来的弹丸。……但是这种以他的发明者姓氏命名的新弹药，有它严重的固有缺点，如很难让引信在准确的瞬时引爆；就是引信工作性能完好，也只有高度熟练的炮手，综合考虑距离、方向、敌上空爆炸高度等诸元以后才能进行射击。所以榴霰弹尽管成效卓著，在19世纪使用尚不普遍。”[9]爆炸弹，分为内装缓燃药和信管的生铁爆炸弹、内装纵火药剂的燃烧弹以及康格里夫火箭发射的爆炸弹三种。内装缓燃药信管的爆炸弹在舰炮发射中的比重。今英人云：“在19世纪上半叶，海军火力系统也进行了一场深层次的革命。这场革命从1822年开始，……一位名叫亨利·佩克汉斯的法国炮术技师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了如何不通过大规模造舰计划就可以获取与对手之间的力量均势的问题。……（英法）两国海军几乎在同一时刻开始使用爆炸弹，法国于1824年下令其55磅型火炮使用新型炮弹，仅仅两年后，英国也开始对其性能优良的68磅型火炮配备这种新型炮弹。与此同时，英法双方海军继续使用实心炮弹。然而，由于加农炮具备射程远、射击精度高等优点，因此，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期，大部分的三层甲板战舰均配置了60%的实心弹加农炮和40%的空心爆炸弹火炮。由于爆炸弹安装有一个木质保险丝，在火炮射击时，黑火药所产生的火花将该保险丝引燃，从而产生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延迟，确保该射弹在击中目标前不会提前发生爆炸。”[12]战争中，英军火炮大量使用之。《史料》（册Ⅵ，页162）中载，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钦差大臣耆英奏报：“其炮子嵌设舱板之上，大者七十斤，小亦二十四斤，另有炸子，系以一子包孕，遇火开裂，即能飞出，实属奇巧可恶，非寻常火器可比。”爆炸弹的缺点及在战争中的表现。今美国人云：“至19世纪中叶，爆炸弹和实心弹一样都是球形的。引信管是一个装满了硬制火药的空心圆柱体。根据目标距离将引信管剪成与燃烧时间相应的长度，然后塞进或旋进炮弹的引信管里，直到引信管尾部与炮弹外表一样平。然后将炮弹从炮口塞进炮管，一个环形状衬套将其顶住，引信管头朝外。当发射时，火焰围着炮弹，在炮弹沿炮管运行时将引信管点燃。可以理解，这样的定时爆炸弹会过早或过晚爆炸。”[13]《史料》（册Ⅶ，页259）中载，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上谕中云：山东巡抚梁宝常“所奏空心炮子炸裂飞击一条。亦恐无裨实用，缘炮子既出炮口，空中炸开，飞击何处，并无定准。即如英夷善于飞炮，其所用炸炮亦多有不能炸击者。”内装纵火剂的燃烧弹。欧洲15世纪发明。恩格斯在1858年的著作《燃烧弹》中云：“燃烧弹——装满易燃剂的炮弹，它在燃烧的时候，火焰通过三四个孔射出来，很难把它扑灭。用臼炮、榴弹炮和加农炮发射这种炮弹就像发射普通爆炸弹一样，它们的燃烧时间为8分钟至10分钟。这种药剂或者用火熔化，在炽热的时候注入炮弹，或者用液体润滑脂把它做成浓密的物体，然后装入炮弹。燃炮弹的弹孔用软木塞或木塞堵住，装满了易燃剂的中心管通过这些塞子进入炮弹内部。……燃烧弹主要是在进行炮击的时候使用，有时用来轰击舰船，虽然在后一种情况下，燃烧弹几乎完全被炽热的实心弹代替了，因为这种炽热的实心弹制造比较容易，能进行比较精确的射击，燃烧的作用也大得多。”[11]至于内装纵火剂的燃烧弹在鸦片战争中的运用。《史料》（册Ⅳ，页349）中载，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靖逆将军奕山奏：“夷人炸炮落地，始行轰裂四击，毒火满地，即使牌可护身，不能前进。夷人闯至，徒手亦不能杀贼。”康格里夫火箭炮弹。中人齐思和等人编撰的《鸦片战争》（册Ⅲ，页18）中载，《英夷入粤纪略》中云：中英镇海之战，“英夷火箭，是其长技，能射数百丈，状如中华之起火。起火以竹为尾，火箭以坚木为尾，长八九尺，或丈许。受药之筒，长二尺，大三寸，以薄铜或马口铁为之，筒下旁环六孔以引火，箭尾之木，以铁罗丝紧惯于筒中，筒上又惯锐木尺许。木末或用铁如枪筒，内三之二受起火之药，三分之一受爆竹横药。箭到药燃，筒轰迸裂，火即散飞，延烧营帐房屋。”战争之时，以上所述的筒形弹、葡萄弹、榴霰弹、新式爆炸弹、燃烧弹、康格里夫火箭弹等，就是英人“炮利”的秘密之所在。在战争中，当尚未深入了解敌方炮弹的构造原理的时候，所能直接感受到的就是他们用来的炮弹的威力。三、清朝社会诸因素对清军火炮炮弹技术的制约生铁炮弹总有线痕的问题。从技术的角度讲，清朝火器手工业虽做不到批量和精确化的生产，但可以在耗费料价和工价的前提下解决铅铁弹子腰线的问题，不过，解决之却用了不少时间，此问题的背后是清朝军事科技政策不良所致。清朝的兵器管理制度大致确立于康熙朝，管理方法和手段原始落后，而各种管理规定极其烦琐僵化。它的根本宗旨不是为了促进兵器研制的发展，而是仅仅为了满足清军武器装备的低水平的需求。为此，它使得清朝兵器研制长期处于一种被动的消极应付状态，百弊丛生，工艺水平下降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如对弹子的管理，首先需确定各种炮弹所能报销的原料和匠工数；其次明确新造炮弹的重量或体积；然后根据各省物价、工价规定折算出可以报销的总料价和总工价，一般十年调整一次。而炮弹所耗原料和匠工的情况极为复杂，各省互不相同，就是同属一省，物价工价亦与时俱变。规定与实际的脱节，就使得炮弹制造者越来越无利可图，甚至有可能亏本。而作为工匠在本能上是不会做出亏本事的，既然炮弹制造报销规定不可更改，偷工减料就势所必然。[14]清军实心炮弹偏小的原因。此时期的英国已发生了工业革命，熟铁产量大增，可以利用蒸汽机驱动的机械工具钻成口径很大的炮管，继而对管壁进行镟、磨、削等加工，故其口径与炮身的尺寸之间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清朝生铁炮膛口细小，不能容纳多量装药和较大弹丸。而膛口即内径之所以细小，则因为管壁太厚，在口径一定的情况下，管壁越厚，膛口便愈小。其原因在于清朝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熟铁产量低，且缺少机械加工工具，炮管只好使用生铁铸造，而生铁炮管是不易镟、磨、削的，甚至有的省份铸炮之法，业已失传，战事突起，临时仓促招募之工匠铸炮，在这种情形之下，又谈何改进工艺，又怎能使大炮的各项尺寸保持一种比较精确的比例关系？于是，为了防止身管炸裂，只好将生铁炮管铸造得厚实一些，遂使用来容纳弹丸和装药的剩余空间即膛口变得很小。[6]清军在战争中很少使用爆炸弹的原因。一则清军爆炸弹与英军相比，虽则处于初级阶段，但其制造技术对清人来说也是过于复杂。具体说便是弹口火药捻之长度颇难掌握，须根据射程需要，留得恰倒好处，否则，要么落地不炸，要么未到目标甚或在膛内即行爆炸。二则是垄断思想的恶劣影响。战争之际，清军在沿海局部地区作战时使用了一些爆炸弹，但是，战后不久，清朝军方对开花炮弹技术的垄断思想重又抬头。《史料》（册Ⅶ，页666）中载，道光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谕中云：“（直隶总督）衲尔经额奏，制造火攻炮子及炸炮子二器，现亦演练精熟，拟多为制造存库备用。仍于春秋二操演放数出，以资考核等语。所造甚好，著照议制造备用。所需工费，准于永定河捐输经费项内拨用。惟每岁操演时，只须装填寻常炮子，或但用火药，总期施放习熟，临事可资得力，无庸装用炸裂炮子，以归简易而藏妙用。”总之，此时期的清朝炮子，一则因是封建的生产方式而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缺乏近代机器工业和先进科技，二则在本应达到的制作工艺水平上，由于受落后的社会制度及种种军事积弊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使自铸的炮弹技术关键之处普遍存在着加工粗糙、费工费时、质量粗劣的问题，也恰恰是这些关键之处的差异，往往导致清军产生失败主义的宿命倾向。在所有的战斗中，这种宿命的认输令军队毫无建树，且使这场本来就力量悬殊的战争更加倾向于英军一边。
&&& 正文 清廷的“自我开放”努力&&& 书香屋 更新时间: 9:37:50 本章字数:11964
晚清“均势”外交与“门户开放”杨天宏〔摘要〕19世纪末，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为应对列国交侵的复杂形势，清政府制定出“门户开放”政策，并确定以“自开商埠”为其运作形式，试图通过维持在华各国力量“均势”的方式，寻求自身的生存。这一政策对应了美国同期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在实践层面，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仅留下了近代中国外交艰难竭蹶的历史记录。?〔关键词〕“均势”外交；门户开放；岳长开埠；东三省门户“自开”?〔中图分类号〕K25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46－08学界普遍认为“门户开放”（open-doorpolicy）系美国在中国推进的旨在排斥各国之独占性，以便将其势力渗入中国的政策。实际上，与美国提出这一政策几乎同时或稍早，清政府也在酝酿推进形式相类的政策。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日渐加深，外国因素成为不容忽略的重要存在。作为反制手段，清政府正式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确定以“自开商埠”为运作形式，企图制衡已在中国沿海沿江划分势力范围的东西列强以及正将侵略触角伸入中国东北的日、俄。在外来威胁日渐加深的当时，清政府的做法虽包含有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初衷，实际作用却适得其反。它使中国向外部世界的“开放”扭曲变形，很大程度上成了对付列强侵略的单纯外交手段，未能收到“门户开放”的预期效果。清政府在处理民族主义与国家发展两者关系时的艰难权衡，值得研究者探究。?一、“门户开放”思想主张的酝酿?早在鸦片战争结束之际，主动对外开放的思想便已初露端倪。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今英夷既以据香港拥厚赀，骄色于诸夷；又以开埠裁各费，德色于诸夷。与其使英夷德之以广其党羽，曷若自我德之以收其指臂。”[1]所谓“自我德之”，即隐含主动开放以通好外人之意。同期夏燮“大张通市之谕”的主张，虽着眼点在以“夷人”制“夷兵”，亦寓有主动对外开放的思想。[2]魏、夏二人的主张，应为近代中国“门户开放”思想主张之嚆矢。?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公使驻京，通商口岸由5口增至16口，中外交通愈加频繁。随着同外人打交道机会增加，国中多士益发坚信，外国列强来华，只为通商，并无他意，因而提出与外人“商战”的主张。欲行“商战”，自不能不讲求护商惠工之道。于是，魏源之后20余年无人言及的“开埠”主张被再度提起。19世纪80年代，陈炽作《大兴商埠说》一文，明确提出：“凡轮舟铁路电报所通之地及中国土产矿金工艺所萃之区，一律由官提款，购买民田，自辟市埠。”[3]文中使用了与后来“自开商埠”几乎完全相同的“自辟商埠”概念。?同、光之际，西方列强插手与中国结有“宗藩关系”的周边国家事务，觊觎中国沿边，“边疆危机”频频发生。为了国家安全，清政府采取“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传统国防战略，?①在军事及外交等方面作了相应部署。在清政府所能设想出来的文韬武略中，规劝其“属国”越南主动对外开埠通商一节，颇为引人注目。1882年11月，曾纪泽在巴黎致函总署，提出“总办筹越事七条”，“劝越南慨然将红江开埠通商”，“允与各国贸易”。[4]企图以此制约在越争夺之各国。越南在多大程度上听取了中国方面的建议，有待研究。惟此建议本身，对研究中国自身开放门户已极具价值。盖中国人自来讲求“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过来讲，既已施之于“人”，则情急时“己”亦不妨为之。?从利害关系的角度分析，同、光之际，清朝统治集团中已有一部分人不再视开放门户为洪水猛兽。此时，主动开埠的政策虽未实施，但对外人增开口岸之请，已较少严拒。1876年，李鸿章与英人就滇案在烟台谈判，承诺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口岸对外通商，并允商订滇缅边界及通商章程。这在英国方面，虽系强权政治之表征；在中国方面，半推半就，未尝没有无可无不可之心理在焉。在与英人谈判期间，李氏在致朋僚的函稿中写下了几段引人注目的文字：“滇案及通商各事，将就议结，非多添口岸，无以饵英人。然添口通商，于中国利害参半，未为全失。”“中土门户早已洞开，即添数口，利害各半。”“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无论口岸非自我准添也，添十口与添一二口，利害轻重适均，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5]?对于中国人来说，条约口岸并非仅有弊害，而是“利害参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某种意义上，清末主动实施“门户开放”，正是鉴于条约口岸的经验教训，趋其“利”而避其“害”的产物。?此外，清廷决定主动开放门户，尚包括有外交因素的考量。近代中国所处国际环境恶劣，迫使清朝统治者谋求应付之道。在清廷的制夷之术中，最能与“门户开放”建立直接联系的莫过于“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其中制御日本最为关键。由于《江华条约》的签订否定了中国与朝鲜之间既有的宗藩关系，日清关系日趋紧张。随之而来的琉球之争，使清政府感到“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6]，遂改变国防政策，开始了“以日本为假想之敌”参阅杨天宏《近代中国地缘政治的变化与李鸿章的海防战略》，《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36-60页。的海军建设。与此同时，清政府调整对朝政策，劝其主动与各国通商，以牵制日本。到甲午战前，清政府全面实施“以夷制夷”外交，或联英制日，或联俄制日，或联美制日，或结盟一国牵制数国，或通好数国以抵抗一国。中国古代历史上“合纵连横”之外交，于焉重现。?“以夷制夷”包含了某种寻求国际“均势”的思想于其间，主动开埠通商则可看作“均势”思想的实际运用。郑观应就曾主张“大开门户”，在边境要地开设“万国公共商场”，让外国人在中国口岸“杂居”，“借彼合力，以保疆土”。[7]所谓“借彼合力”，实即利用列国“均势”之意。他如盛宣怀所陈略仿土耳其国，“凡天下险要精华之地，皆为各国通商码头”，“请各国公同保护”[8]之法，亦有“均势”思想体现其间。陈虬言及“均势”思想时，曾以西国之事证其合理。他写道：“按万国公法，欧罗巴大洲内，倘国势失平，诸国即警惧张惶。且必协力压强护弱，保其均势之法。盖一国强盛过分，恐其有不遵公法而贻患于邻国也。”[9]?甲午战后，内含“均势”思想的“以夷制夷”方略逐渐演变发展为成熟的“门户开放”外交政策。过去研究近代外交，以为“门户开放”不过是美国人插足中国的一种手段，实则中国人自己也已酝酿并发展了这种思想，只是两者的用意不尽相同罢了。从时间上看，中国方面实施“自开商埠”，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大体同步。能够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联系的关键人物，乃驻美公使伍廷芳。伍氏1882年被李鸿章以重金延入幕府，开始其政治生涯。[10]值得注意的是，伍氏在1899年9月尝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有过会晤。前此5月，伍氏在美国发表了一个有关中国和西方关系的演讲，其中涉及商务的一段，明确提到了“门户开放”。他说：?重商主义的影响是近年来引起的一个危险点。作为世界商品市场，中国无可争辩地占据首位。三亿五千万至四亿人民的需要，必须以某种方式供应。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市场，中国的一个省比整个非洲大陆更有价值。中国的政策对待所有国家都一视同仁，他们都真正享有最惠国待遇。保持门户开放正符合她（中国）的政策。据说美国政府对伍廷芳的演讲曾给予应有的重视。[11]但若谓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系受伍氏演讲的影响，则证据不足。事实上，当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时，伍氏对美国的用意还颇持异议，尝“特谒外部大臣海约翰，慷慨陈词，正言驳论”，经海约翰解释，方释去疑惑。[12]有充分证据证明，“门户开放”是美国的一贯政策，并非伍氏演讲影响的产物。?①然而，若认为伍氏主张系受海约翰影响的结果，也缺乏基本证据。?尽管中、美两国主张“门户开放”的旨趣和历史依据有别，但双方都敏锐地看到了利用国际“均势”谋求自身利益的巨大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门户开放”作为一种国家政策被清政府提出并得到各国认同，与任何单方面实施的政策相较，可能遭遇的阻力都会小得多。“自开商埠”一度发展顺利，此其重要原因。?二、“门户开放”主张演进为政府决策?在影响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的诸多外在因素中，日本明治维新最为关键。与中国一样，日本在近代历史上曾遭遇外侮。为谋求自立，日本在幕府末年曾设计出“锁国”政策，“攘夷之风盛行”。[13]倒幕成功之后，明治政府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一反幕府时代之所为，变“锁国”为“开国”，主动宣布口岸对外开放。实施“开国”政策之后的日本，亦不愿中国继续深藏固锁，紧闭国门，这对中国思想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光之际，维新派思想家如冯桂芬、陈炽、郑观应等，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日本成功之例，主张以为师法。[14]?然而真正对中国思想界刺激强烈者，则为甲午一役。是役日本以“东瀛小国”打败“大清帝国”，这对自尊自大的中国人，可谓耻莫大焉。自此，“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迪民智之说，或立危言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15]战后，中国维新运动广泛开展，日本的“开国”政策，遂成为中国思想家主张“门户开放”的重要思想资源。甲午战争对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刺激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清末士大夫注重研究日本，在更深的认识层次上探索国家富强之道，从而加速了中国“开埠”的步伐。甲午战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已不必再作论证，“保国、保种、保教”口号广为传播，早就揭示了这一事实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日本的研究中，国人发现，闭关足以亡国，而开埠则是国家富强之道。维新运动兴起后，康有为在一份奏折中对中日双方胜负的原因作了深入分析。他写道：?窃顷东事大败，割台湾，赔巨万，举国痛之。臣以为此非日本之胜我也，乃吾闭关之自败，而人才之不足用也。……自尔之后，吾中国为列国竞争之世，而非一统闭关之时矣。……日本昔亦闭关也，而早变法，早派游学，以学诸欧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早译其书，而善其治，是以今日之强而胜我也。吾今自救之图，岂有异术哉。[16]与康有为同时代的不少政治家、思想家，都力主效法日本，大开商埠，以收利权而杜觊觎。例如，王之春曾向朝廷提出商埠自开的具体办法，即“先自开地段，设工部局、巡捕以握主权，且以此抵偿他项要索，实足厌其心而关其口”。他强调指出，“日本尝用此法收回利权，成效昭然也”。出使俄国大臣杨儒认为，今之中国，实乃昔之日本，在对外通商问题上，“东邻之成例可援”。[17]彭名寿亦主张开埠，他在《湘报》上发表文章，以日本明治维新“举全国而口岸之”，商务遂盛，国力遂增，作为通商成效之证明。[18]盛宣怀在担任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期间，曾与郑孝胥等人议及“举国通商事”，并提出“将内地各省会一体通商”[19]的主张。伍廷芳在考察日本的商务之后，曾极力主张中国仿照日本全境开放。日，伍氏上《奏请变通成法折》。他将李鸿章在20年前有关开口通商“利弊各半”的看法又向前推进一步，明确指出，对外开口通商，“利多害少”。其最大的益处，就在于能防范外人侵犯中国主权。他以世界历史论证说，瑞士、比利时皆蕞尔小国，然均能自立，未尝见逼强邻，其原因在于，“彼全国通商，重门洞开，示人以无可欲”，“中国深藏固闭，转有以启其觊觎之心故也”。有鉴于此，他向朝廷上奏，提出“为一劳永逸之谋”，“无论大小各国皆与通商”的设想。?②?伍氏在官场行走有年，深知在中国办事匪易，故又提出“分年开办”的具体步骤：即首先在沿海地区试办，然后分别次第，往各地推广，“或十年或二十年，我自主之”。另外，中国可以通过增加进口税，控制进出口之比例，保护民族工商业；通过制订《通商律例》，使所有交涉词讼，皆以此为断谳之依据，俾“治内治外有所遵，而较为画一”。伍氏认为，这些办法，“诚能控制得宜，权衡得当，亦异日富强之基矣”。值得注意的是，伍氏此折同样提到日本“与各国订约全国通商”之事，足证日本对伍氏思想的影响。?其二，甲午战争本身及战后赔款在财政经济上给中国带来的巨大负担，促使清政府“自开商埠”，广开财源，以度危机。甲午一役，中国自身所耗且不计，仅战后付给日本的赔款及“赎辽费”，便多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要在三年内还清这笔债务，对年财政收入不过七、八千万两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清政府为筹措这笔巨额款项，曾向俄、英、德、法、美等国借贷，又在国内试办发行“昭信股票”。借洋款虽30年方还清本息，但利息太高，且附加政治条件，中国不堪其累；发行内债，则又应者寥寥。“欲开源不能骤开，欲节流而不能骤节”，清政府焦头烂额，以致户部官员绝望地说：“此三十年内之还款，其将何所取给哉？且无论三十余年也，即以本年而论，……既无余款可拨，又无闲款可挪。”[20]山穷水尽之际，自然将“自开商埠”视为柳暗花明的村寨。1898年4月，总理衙门奏请开岳州、三都澳、秦皇岛为通商口岸。[21]开口与筹饷的关系，此奏言之甚明，故很快获朝廷批准。与总理衙门奏开商埠几乎同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御史陈其璋等在奏请朝廷对外开埠时，也都具有“推广利源”，以救燃眉之急的考虑。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对中国“自开商埠”的巨大影响。?1898年6月，戊戌变法进入“百日维新”阶段。在情急势迫，而各种主观条件又已基本具备的形势下，“自开商埠”终于作为一项变法措施全面展开。这一年的8月10日，清廷颁布上谕，宣布“广开口岸”，将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开作口岸。[22]以朝廷4月间对总署奏折的批复和这道上谕的颁布为标志，酝酿多年的“门户开放”终于从少数人的主张变为清廷的决策。?三、抵拒列强入湘与“岳长开埠”?清政府决定实施“门户开放”政策之后，即与相关各国发生交涉。其中围绕英、日等国索取湖南重镇湘潭及长沙的交涉，尤为艰巨复杂。?湖南地处中国腹地中心，其门户启闭对于外国在华发展商务意义重大，因而很早就成为外人染指的目标。日本人早在1873年就曾到岳州和长沙进行考察，并拟订了开发湖南的报告书。在甲午战后中日双方的谈判过程中，日本方面提出的和约草案曾明确将湘潭作为与重庆、沙市、北京、梧州、杭州、苏州并列的“拟开商埠”。只是因为李鸿章的反对，日本才将湘潭从原拟开埠城市名单中取消。李鸿章：《中日议和纪略》，“条约”第6页，“拟商”第12页，载李毓澍主编《近代史料丛书汇编》第1辑第2、3册，台湾：大通书局，1968年。与日本差不多同时，德、英两国也把目光瞄准湖南。1877年德国在与清政府谈判修约时，就提出将岳州作为“贸易居留地”的设想，但交涉未果。[23]1896年7月，英国驻汉口领事嘉利士更是直截了当地“与总署议开湖南通商口岸”。[24]1899年底，清政府向日本支付赔款期限将至，英国同意向清政府贷款1200万英镑，其附加条件包括中国对外开放湘潭、大连、南宁三埠等。总理衙门同意了这笔借款和附加条件，认为“英借款息轻，开湘潭口岸势在必行”。[25]但湘抚陈宝箴却以湘潭、长沙士绅多持反对态度为由，建议总理衙门要求英国推迟湘省开埠时间。反复交涉，英国方面均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提出以朝廷此前已经批准“自开”的口岸岳州代替湘潭的设想。[26]陈宝箴根据张之洞的意见致电总署，正式提出“以岳州代湘潭”的主张。总署将其主张转达到英国方面，英人对此未表拒绝，其原因在于，英国人担心冬春时节，湘江水浅，轮船不易直抵湘潭，转于经商贸易不利，“为今之计，似应先以岳州为通商口岸”。[27]鉴于湘人的敌对情绪，总理衙门曾有许以通商、不划租界的承诺，英国方面没有表示反对。?在岳州筹办开埠过程中，日本也曾涉足其间。当时日本借口沙市日本领事馆失火事件，要求在包括岳州在内的几个口岸设立日本“专管租界”。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岳州已“奉旨通商”，日本可以“均沾”利益为由，加以拒绝。总理衙门特别强调，岳州“系自开口岸，与各国所请有别，不能照通商租界办法”，断然拒绝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尽管日本的企图未能得逞，但有关交涉靡时不少，加之周汉等人掀起反教宣传，增加了地方官对即时开放岳州的顾虑，开埠进程因之迁延。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要求岳州商埠“立即开办，毋庸延缓”。后来又不断催逼，“词甚坚鸷”，并且威胁：“若不早开口岸，即照总署新章（指1898年订立的《内河行轮章程》），径令洋轮驶往”。[28]在英国人的催逼下，岳州开放的时间由原定的1900年提前到1899年。?岳州开埠之后，内外贸易并不畅旺。英、日等国对此颇为不满，提出在湖南省城长沙开埠的要求。清政府谈判代表盛宣怀将此情转咨外务部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三方均认定英国在中国沿江及内地开埠通商，对中国“实属有害无利”。但又指出，是否同意英人之请，应考虑中国所处的地位与形势，“如其必不得已，亦只有将所索江海各处量为因应，并作为自开之处”。张之洞将此意转咨湖南巡抚俞廉三，得到首肯。于是张、俞二人正式致电外务部和参加谈判的吕海寰、盛宣怀等人：“长沙已与湘抚商妥可作自开口岸，议定一年后开办，以便布置一切。”[29]此后，外务部征询海关总税务司意见，得到近乎同样的答复。?中央及地方官员一致主张口岸由中国“自开”，给负责对英谈判的中方代表以极大的支持与鼓励，他们与英国谈判代表马凯等人反复辩难，据理力争，力图实现“自开”之议。但英国方面则坚持商埠的“约开”形式。双方争执不下。[30]?由于英国谈判代表拒不让步，清廷方面不得不改变谈判策略，将口岸开放形式的争议暂时搁置，转而注重在内涵上争取“自开”。1902年7月，中英谈判地点由上海转至武昌、汉口，张之洞遂直接参与谈判。在7月14日的谈判中，他通过梁敦彦告诉马凯，中国方面可以“答应把这些地方称为‘通商口岸’”，但“中国必须自设巡捕”。马凯认为，即便中国自开商埠，英国仍然可以要求设立租界，并可通过对清廷施加压力的方式实现这一目的；况且无论中国制定什么样的口岸章程，中国也没有办法取消治外法权，因此同意了中国的意见。[31]双方终于就开埠问题签署协议，中国方面同意将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开放为“与江宁、天津条约所开之口岸无异”的“通商口岸”；规定凡各国人民之在该口岸居住者，须遵守该处工部局及巡捕章程，外国人未经中国官吏允许，不得在界内设立工部局及巡捕，否则不得要求该四处对外通商。[32]?在与日本方面谈判时，清政府代表援引与英国商妥的办法，不愿意让日本人占到更多的便宜。谈判中，日本代表最初曾索开13口作为商埠。经中国方面力争，到1903年10月中日双方签订《通商行船续约》时，日本获得的利益并不多，仅商定将长沙辟为通商口岸，盛京的奉天府及大东沟“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当驻扎直隶之各国“护馆兵队”撤出之后，“中国即当在北京自开通商场”。在商埠管理权属问题上，日本代表称“英约须遵守该处工部局、巡捕章程，则管辖地面之权，全属中国”，认为这些规定不“活便”，不肯照办。清政府谈判代表“坚持照英约声叙，决不更改”。?①日本代表见中国方面不肯让步，遂照会清政府，提出通商口岸各项章程，应由清政府与日本协商制定。清政府认为，“口岸由我自开，章程又何能与日本协定，失我主权？”严词拒绝了日本的要求。[33]?谈判的最终结果，英、日坚持了在长沙等地设立“通商口岸”即条约口岸（treatyports）之名，中国则自认为获得了在长沙等地实施商埠“自开”之实，双方各得其所，都在保持“自尊”上得到了某种满足。中国方面看重的是工部局与巡捕房由中国自己设置操办，认为这是“自开商埠”的实质，在不能兼顾名实的情况下，中国自应弃名取实。张之洞甚至主张，在以后的谈判中，凡遇他国要求开口岸，均须照此办理。而英国人则认为“通商口岸”的名称至关重要，因为只要有了名，在强权压迫下，英国所希望的通商口岸的实质内容将不难获取。?四、制衡日俄与东三省门户“自开”?如果说，清政府实施“门户开放”政策寓有制衡列强在华争夺之意，则东三省“全境开放”就是对这一政策效果的实际检验。庚子年间，因各国组织联军武装干涉义和团运动，沙俄遂出兵东北。俄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触及了日本在该地区的利益，两国间争夺加剧。之后，为收回东三省，清政府煞费苦心，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采取了诸多举措，将东北“全行开放”即为对付俄国侵略的一项举措。参与筹议者有张之洞、刘坤一、王之春、伍廷芳等。?日，当杨儒为收回东三省而与俄使紧张谈判之时，张之洞痛感“中国不亡于八国之环攻，而亡于一俄之作俑”，提出“救急三策”，其中一策即主动开埠。[34]同日，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致电枢垣，再度提出主动将东三省开放，借各国之力以拒俄国的主张。?②3月23日，朝廷发出旨电，令将刘、张所陈之法，速行筹划，电商各国，以“通商”之利诱之，俾能“实力助我劝俄”。[35]三天后，安徽巡抚王之春在致朝廷的电文中表示，当此俄患孔亟，中国唯一的办法在于求助各国，使俄人怯于“众势”而不敢逞其奸作。要“交厚感动”英、美等国，就要打开东北大门，与之通商。他强调指出，“开门通商，尤是存东制俄要策，早应如此，何况此时。历次外人开衅，从无一兵一炮扰及通商口岸，可为确证，并求乾断施行。”[36]嗣因交还东三省谈判取得进展，中、俄双方在1902年4月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期撤离东北，沙俄借庚子事变占领东三省的计划破产，中国此一阶段“拒俄”之目的业已达到，因而作为“拒俄”手段的东北商埠“自开”，也就暂时束之高阁。?日俄战争爆发后，东北开埠事被再度提起。日，日俄开战甫及三月，给事中谢希铨即上奏朝廷，提出包括收回东三省铁路主权在内的上、中、下三项对策，祈朝廷“沉思默运及早预筹”。7月16日，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奏陈朝廷，主张将东三省、蒙古等处开埠通商，交通各国，以为牵制。孙使奏称，他曾到西班牙首都，多次与该国外部大臣晤谈，深悉该国政府之立场。他转述西班牙外部大臣的话说：看来日本可胜到底，中国宜俟两国停战议和之时，自行宣布将东三省蒙古新疆以外，开门通商，免两国立在约内，致失主权，亦免俄败后，另图侵占。既自宣布开门通商，各国皆得沾利益，亦可主持公论，不致受亏。……中国前此开通商口岸，皆系受外人之凌逼，非真愿通商。倘目下能将通国内地概准外人通商，亦无仇视外人之意，可免外人猜忌之心，实于邦交有裨，但须改订律例，收回治外之权。孙使认为，该大臣语意真挚，其能如此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