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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两权”融资功能让资源变资产
时间： 15:34:00
浏览 261 次 来源：安徽日报
原创作者：
本报记者 范克龙 冯珉
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化解农民融资难题
——赋予“两权”融资功能，提高农民贷款可获得性，让资源变资产
12月3日，记者一行来到庐江县乐桥镇禾田家庭农场时，夜幕已经降临。送粮的拖拉机刚刚离开，满院子金灿灿的稻谷堆积如山，年近六旬的农场主唐继明夫妇还在忙碌着。
“稻谷太湿，粮站不收，只能暂时储存起来。我专门买了3组水稻烘干机，总价70多万元。 ”唐继明说，农场经营投入大，除了租金、农资外，连机耕路都要自己修，算下来要投入约360万元。
年近花甲，老唐哪来这么大的创业资金？老唐笑谈是庐江县正在推进的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给自己壮的胆。
从2014年开始，老唐先后通过房产抵押、保证保险贷款、信用贷款等方式从银行贷款140万元，信贷“及时雨”及时解了老唐的燃眉之急，如今土地流转规模已达3000多亩，年收益上百万元。
在宣城市宣州区河北村下山边组，养鸡专业户笪贤才也曾为资金发愁。 “一只鸡从鸡苗到生蛋饲养成本至少35块钱，我养了一万只蛋鸡，饲养成本就要35万元。 ”笪贤才介绍，资金紧张的时候他不得不从民间借贷，但利息高，经营压力大。2011年，宣州区探索开展农房发证与抵押流转改革试点。笪贤才赶上了政策“东风”，他用位于向阳办事处九村的两处自家农房作抵押，顺利从皖南农商行贷到14万元贷款。
长期以来，受体制机制约束，农村的房屋、土地、林场等资源长期处于“沉睡状态”，无法得到金融机构的认可，资产难以有效转变为资金，像唐继明、笪贤才这样的种养大户一直在民间融资的高成本下举步维艰。
8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而在此之前，我省一些金融机构已经采取多种灵活形式，因地制宜探索开展了农村“两权”抵押贷款业务。截至10月末，我省多地探索开办了“两权”抵押贷款业务,其中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1.15亿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余额23.67亿元。
“贷款需要资产抵押，而土地、房屋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这些资产不能上市交易，就一文不值。 ”庐江县副县长葛世新说，“如何唤醒农村沉睡的资产，让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正是‘两权’抵押试点的题中之意。 ”
“通过赋予‘两权’抵押融资功能，盘活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可以提高农民贷款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 ”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副行长陶诚认为，探索开展“两权”抵押贷款，有利于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农村土地资源效能，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为农村金融注入新活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
“两权”抵押大面积推广，还需破除制约因素
——土地二次流转困难，同地不同权、同房不同价现象普遍存在
宣城市宣州区的农副产品收购专业户刘成家的300多平方米房屋，经第三方机构评估为56万元，按照六成的抵押率，他从宣城皖南农商行贷款30万元。但刘成家表示，他的这套房屋评估价只有实际价格的一半，就因为是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所以房屋评估价以及银行贷款大大“缩水”。 “现在国家不是在倡导城乡一体化，农民市民享同等待遇吗？为什么我的房子哪怕地段质量都不差，只是证件不同，就价格不同呢？ ”不少贷款的农民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评估价格。
“两权”抵押虽已破题，但进展缓慢，大面积推广，还需要破除制约因素。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推进缓慢，有着现实原因。 ”农发行宣城市分行信贷部负责人杨培根表示，根据有关规定，流转的土地再次流转时，应当取得原承包方的同意。没有农户的书面委托，农村基层组织无权以任何方式流转农户承包地。 “我国农地制度实行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土地承包权属于农民，农民三五亩土地贷款需求小，新型经营主体只有经营权没有承包权，因此即使有贷款需要却很难贷到款，根本原因在于土地二次流转难度大。 ”
“相对于农地抵押贷款，农房抵押贷款操作难度更大。 ”人行宣城市中心支行副行长芮加清认为，首先，按照“房随地走、地随房走”的双向统一原则，农民住房与宅基地不能分离，房屋办理抵押登记的同时，该房屋所占有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也一并进行了抵押。但现行的《担保法》和《物权法》都明确规定，禁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进行抵押；《土地管理法》也规定，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无处置权。所以在农房抵押过程中，一旦出现不良贷款，抵押合同的法律效力很难认定。
宣州区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须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让集体土地可以像国有土地一样，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才能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激活农村的沉睡的资产。
专家认为，农村“两权”抵押贷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附着性制度，推进“两权”抵押贷款改革要和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相配套。要使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真正成为缓解农民融资难、满足现代农业资金需求的有效手段，需要完善制度设计，做好系统协调和整体配套。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务院发布的“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实施意见中，对涉及被突破的相关法律条款，应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试点地区暂停执行这些法律，这表明，相关法律条款将有所调整，为农房能在市场上自由流动打开了“绿灯”。据了解，全国选择50个县区进行改革试点。
在农民住房抵押贷款方面，宣城市宣州区其实已走在全省前列，早在2011年，该区就积极探索开展农房抵押贷款工作。截至2015年10月末，宣州区农村宅基地颁证率96%，已经登记农村住房产权4.5万户，累计发放农房抵押贷款14.6亿元，余额为0.9亿元，553笔。
抵押物处置变现难，不良资产如何处置
——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立风险管控长效机制
抵押物处置变现困难，也制约着“两权”抵押工作的进一步推广。
以农房为例，目前的政策规定，农房买卖只能在本村范围内流转，城镇居民禁止买卖农房。 “当地村民碍于情面不愿购买，外乡人不能购买，往往导致农村房屋流动范围很小或有价无市。 ”宣城皖南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缪宗强表示，由于抵押房屋难以处置交易，资产有效处置变现困难。曾经有一段时间，农房抵押贷款不良出现较大反弹，不良率大大超过其他类别贷款。
“最难的地方在于不良资产如何处置。 ”在庐江县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董善新看来，银行普遍顾虑的还是在交易环节，即资产的变现能力，不良资产能够顺畅地处置交易。而这不仅需要建立交易平台，更需要政策保障。
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处长赵永红认为，建立抵押物处置机制，是“两权”抵押顺利推行的保障。应该完善抵押物处置措施，允许金融机构在保证农户承包权和基本住房权利前提下，依法采取多种方式处置抵押物。借款人一旦出现违约不能偿还贷款本息时，金融机构有权对抵押财产进行再次流转。比如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拿到产权交易中心重新交易，所得价款用于偿还贷款本息。
“确权颁证是前提，交易流转是根本。 ”赵永红认为，确权颁证是“两权”抵押的基础，要加快推进确权登记颁证，把农民的产权法定化。同时，规范农村土地和住房的价格评估体系，建立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立“两权”抵押、流转、评估的专业化服务机制，健全农村信用体系。
记者在庐江调研发现，这里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已经初具雏形。在已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工作基础上，该县组建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将原分散在各镇的农村产权交易业务统一纳入集中交易。目前全县共申报各类农村产权交易项目458笔，面积逾11万亩，交易金额5.69亿元，增值1000多万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还有金融机构建言，鉴于农业天然的弱质性，应适度放宽农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否则基层行经营压力很大，不敢过多涉足农业贷款。庐江县农业银行行长谢兵坦言：“上级行要求农户贷款不良率不能超过3%，但是我们已超出了风险预警范围。 ”同时，应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如引入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第三方风险共担机制，把不良贷款率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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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　　清远日报讯　记者卢志满　通讯员梁章威　4月17日至18日,由阳山县府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农改办、部分乡镇等单位组成的学习考察组一行,在县长李欣带领下赴湖北省考察学习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及鄂州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情况。　　在湖北省委财经办(省委农办)相关领导的陪同下,考察组参观了鄂州市大垅、峒山、池湖等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新社区,实地察看了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简称农交所)大厅,并听取了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了农村产权交易流程、相关交易资料和制度建设等工作。　　据介绍,武汉市农交所于日正式挂牌成立,是武汉"两型社会"试验改革的先行先试典型,是非营利性公司制企业法人。农交所实行“六统一”(统一监督管理、统一交易规则、统一信息发布、统一交易鉴证、统一收费标准、统一平台建设)的管理模式,交易产品主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四荒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养殖水面承包经营权等10项,自建立以来,共组织各类农村产权交易1669宗,交易金额99.69亿元,涉及农村土地面积98.16万亩。随后,考察组与武汉市农业局及农交所相关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就农交所管理机制、交易内容、运作模式、操作程序、保障措施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考察组认为,这次考察学习放宽了视野,开拓了思路,为促进我县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构建城乡统筹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李欣表示,将借鉴学习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的经验做法,加快建设具有山区特色的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体系,努力盘活农村各类产权,把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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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权从&我们的&变成&我的&，一字之变，天壤之别，庆城县5万多户农民成了全县213.8万亩集体林地的主人。林权抵押贷款、森林资产评估、林地林木流转&&林业改革的步步深入，让农民手中的林权证变身&绿色信用卡&，使&死资源&变成了&活资产&。
　　&山还是那座山，如今那已是我家的山；林不再没人管，我是永久的护林员&&&这首在庆城县乡间传唱的歌谣，唱出了庆城县林权制度改革后广大农民的心声。
　　山有了界，树有了权，人定了心。在庆城县周家原村，村主任赵文会说，&拿到林权证，村民如同吃了定心丸，大大提高了管林、护林、营林和发展林地产业的积极性，敢于而且舍得在自己承包的林地上投入。&
　　据了解，自林权改革工作实施以来，庆城县农民参与林改的积极性非常高涨，荒地也成了&香饽饽&。截至目前，庆城县家庭承包率达到95%以上，颁证率达到100%，林下种药材6万亩，荒山新栽核桃3.2万亩，山杏改造9.9万亩。
　　庆城县的林权承包期为70年，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山林上有了长远打算，他们开始视林木为&摇钱树&，视林地为&聚宝盆&。
　　推进林权抵押贷款，使林权证能像城里人的房产证一样办理抵押贷款，走活了林业发展一盘棋，破解了林农贷款无门、发展林业缺乏资金的难题。农民说，多少年没有开过门的&绿色银行&，现在随时可以取兑了&&
　　在庆城县政务大厅林业部门的服务窗口，有一幅业务流程图，清晰地说明了办理林权抵押贷款流程。正在用林权证办理抵押贷款的农民王彦龙说：&我承包了2000亩林地，用林权证可抵押贷款20万元。以1棵树1年可获利25元来算，用不了多久就能发家致富了。&
　　&这几年，我们县的苗林产业还从单纯&要绿&向搞活林下经济转变，向绿化要效益。&县林技站站长杨明琎介绍说。
　　樊家庙苗林结合培育示范点是庆城县苗林产业示范点之一，该区块户均造林面积达到35亩，预计到2020年，每亩产出商品大苗110株以上，按照每株40元计算，户均收入可达14万元，人均收入3.5万元。
　　为实现生态增效、大地增绿、农民增收的目标，庆城县对全县108万亩荒山地、20万亩弃耕地，逐块测绘勾图，建档立卡，为&农民&加快向&林农&转变的步伐提供了蓝本。目前，庆城县共发展林下经济面积达27万亩，同时林下经济产业还带动了活性炭加工、果蔬深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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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width="80" align="right" style="color:#15-03-12生态资源怎样转化为生态资产？
日 16:41:07
中国环境报
&&&&作者：
高吉喜，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人，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委员，现任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主持开展了大量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为我国生态保护、管理、决策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严重的大背景下，生态资源作为一种资产，其对社会经济的支撑力在逐步下降。如今，生态资产的经济价值越来越为社会各界关注和研究。我们想知道，如何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如何实现生态资产的资本化，实现生态资产的良性运营？
　　对话人：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
　　采访人：本报见习记者李苑
　　生态资源丰富地区为什么会出现生态贫困现象？
　　■关键是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转化为生态资本的研究不够。
　　生态资产和生态资本有何不同？
　　■两者的实体对象是一致的，但只有将生态资产盘活，才能成为生态资本。
　　记者：近年来，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生态资产和生态资本开展了研究，有的学者侧重生态资产的价值体现形式，有的学者强调生态资产即生态服务价值。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您认为生态资产、生态资本这两个概念如何定义才更为准确？
　　高吉喜：生态资产指自然环境中能为人类提供福利的一切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化石能源、水、大气、土地以及由基本生态要素形成的各种生态系统，其价值表现形态包括生态服务价值和资源、能源自身价值以及通过人类活动所提供的资源产品价值。
　　生态资本的概念源于国际上的自然资本（nature capital）。1948年美国学者Vogt在讨论美国国家债务的时候第一次提出自然资本，他指出自然资源资本的耗竭会降低美国偿还债务的能力。Vogt在这里所讲的自然资本是指自然资源的价值。随着这一概念的拓展，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的价值，也包含生态服务价值。1996年Daly将自然资本定义为能够在现在或未来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及环境资产的存量。R· Costanza在1997年明确提出了自然资本的概念，认为资本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存在的物资或信息的存量，每一种资本存量形式自主地或与其它资本存量一起产生一种服务流，这种服务流可以增进人类的福利。
　　我国对于生态资本概念的研究主要是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当前很多研究混淆了生态资产与资本的概念，但事实上二者存在很大的差别。
　　生态资本是能产生未来现金流的生态资产，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即增值性。生态资本通过循环来实现自身的不断增值，而生态资产则更多地以形态转换来体现其价值并实现价值的增值。简单来讲，生态资产与生态资本的实体对象是一致的，但需强调的是，只有将生态资产盘活，成为能保值或增值的资产，才能成为生态资本，经过资本运营实现其价值，这一过程就是生态资产资本化。
　　生态资产转变为生态资本需要有一个资本化的过程。生态资产通过人为开发和投资盘活资产转为生态资本，运营形成生态产品，最终通过生态市场实现其价值。生态资产形态和价值的不断变化致使生态资产不断增值，整个过程称为生态资产资本化。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能否实现区域生态资产存量转变为资本增量，完成生态资产的质变过程，对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生态资源通过资本化实现经济价值的途径有哪些？
　　■直接利用、间接利用、使用权交易、生态服务交易、产业化等。
　　记者：生态资源要成为生态资产，最终转化为生态资本，实现它的经济价值可能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既坚持保护原则，又能够合理开发利用，最终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格局，是比较关键的问题。据您了解，目前生态资产资本化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实现？有哪些成功的案例？
　　高吉喜：目前生态资产资本化的途径主要有直接利用、间接利用、使用权交易、生态服务交易、发展权交易、产业化等方式。
　　直接利用就是对生态资产直接加以利用，或者对某个生态生产要素进行深度开发，生产出生态产品，将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进入市场获取经济利益，以经济利益带动生态资产的保护，最终形成良性循环。浙江省安吉县对竹子的深度开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作为浙江20个贫困县之一的安吉，大力发展工业造成了环境严重污染。发源于安吉县的西苕溪是太湖上游的重要支流，其上游发展的33家排污企业，每年直接排放的工业污水是1200万吨，COD排放量达3万吨，西苕溪的水变成了V类甚至劣V类。安吉因此被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1998年受到了国务院发出的“黄牌警告”。
　　2001年安吉确立生态立县以来，依托“中国竹乡”这一品牌，突出全竹利用、高效利用的战略，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丰富生态产品的形态，形成了特有的5代竹业开发模式。第一代开发竹工艺品，比如笔筒、竹扇，第二代开发竹画、竹窗帘、竹地板，第三代开发竹饮料、啤酒，第四代开发竹碳沙发、竹碳坐垫，第五代开发竹被单、竹背心。
　　如今，安吉以全国 1.8%的竹资源创造了全国 20%的竹产值，产品主要销往港、澳、台和日本、韩国、东南亚及欧美地区。这个仅有46万人口的县，108万亩竹林和10多万亩白茶成为全县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分别占人均收入的60%和27%，此外，2012年吸引游客870万，旅游收入达60多亿元。
　　竹资源的迅速发展，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保护和改善了周围地区的环境。安吉县目前植被覆盖率达75%，森林覆盖率达71%，不仅荣获生态经济示范县称号，而且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科学发展的鲜活样本。
　　间接利用是通过对生态资产共生功能的开发，在开发中推进生态治理，提升区域价值，以开发收益反哺生态建设，形成更优的生态环境。比如生态资产与房地产的整合一体化，让房地产因为生态而增值，随后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生态保护。
　　在中国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很多地方政府积极强化“生态就是资本”理念， 通过生态资产的资本化运作， 形成一定的房地产产业，把土地资产变成太湖治污工程的重要资金来源，最终形成了用生态资产筹措治理资金—用于治污工程—通过环境改善使生态资本增值—筹措更多资金用于生态建设的良性循环。
　　使用权交易是通过生态资产的使用权交易，将资产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实现增值目的，从而带动生态资产保护。近年来，通过林权制度、草权制度与山权制度等改革，我国完善和建立了生态资产交易制度与市场，让生态资产所有者能够通过转让、租赁、承包、抵押、入股等形式交易生态资产使用权，盘活既有资产，实现生态资产价值的最大化。南方集体林权改革中的林权流转就是很好的例子。
　　怎样完善生态资产资本化的转化机制？
　　■加强理论研究，健全市场环境机制，完善法律体系。
　　记者：生态资产资本化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面临不少问题。您觉得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完善生态资产资本化的转化机制，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高吉喜：一是要加强理论研究。目前，生态资产评估是主要的热点，但并未形成多数人认可并且较为完善的统一评估标准。如何管理和进一步发展生态资产，需要明确的理论基础。因此，应该在学术研究上加强生态资产的各方面研究，为生态资产资本化奠定明确的理论基础。
　　二是要健全市场环境机制。生态市场环境的改善，首先需要加强对生态资产所有权管理，维护所有者权益，这是建设生态市场的前提条件；其次，提高公众环保消费意识，推动生态市场的运行。
　　三是要完善法律体系。由于全国生态资产分布不均匀，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生态资产资本化的途径、模式各不相同。因此，在保证资本最大化的法律框架下，必须加强各区域环境保护立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区域保护环境的主观能动性，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
　　四是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政府的配套政策是生态资产资本化的出路。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但是政府能够通过强有力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抵制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逐渐使经济和社会朝着有利于生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
　　具体来说，要通过制订详细的市场运行规则和市场管理办法，加强市场监督检查，建立生态市场管理行为规范，培育公平的市场，制定有效的政策。 同时，转变投资机制，调动社会各方面的投资积极性，拓宽环保投资渠道，推动生态资产资本化的发展。此外，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生态资产转向社会化和市场化，促进生态资本化的良性循环。
　　最后，要特别强调两点：一是研究生态资产资本化，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具体实践，对我国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二是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一定要避免过度的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记者：很多生态资产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却远远落后，甚至陷入贫困，随之带来生态资产的过度开发破坏。关注生态资源的保护，结果却形成了生态脆弱—贫困—保护—掠夺资源—生态退化—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您觉得，出现生态贫困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高吉喜：不同地区原因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对如何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转化为生态资本的研究不够。为此，导致很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贫困化现象普遍。
　　据2011年底数据，我国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已达14.93%，超过世界水平。但是，保护区所处的区域有很多属于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突出。分析其原因，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自然资源来维持生计，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长期处于低水平利用，没有实现生态资源的最大价值化。当地居民因而迫于生计，不得不继续开发生态资源，因此，生态资产难以保护。生态破坏反过来又导致贫困，最终陷入生态脆弱－贫困－保护－掠夺资源－生态退化－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
　　所以，生态资产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考虑到自然资源可以作为资本，用来增值，增加区域的经济财富。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大力度，保护生态；另一方面，必须将其转为资本进而增值。从学术上来讲，可称之为生态资产的资本化，即利用生态资产价值及其消费形态的转变，实现生态资产转为生态资本并长期整体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使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并行不悖，使生态保护和反贫困在现实中实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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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人民币汇率机制市场化改革方向，但中国这么大、百姓金融意识有待提高，激进改革风险大。
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而解决方案是全球基础设施投资。
适度提高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有利于灵活应对离岸市场汇率波动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生态保护红线不但要划在图上、落在地上，更体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有规矩。
中科招商联席总裁敖勇冰表示，新三板估值偏低，未来存较大投资套利空间。
程晓明在接受中国网财经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优先股并不适合新三板的挂牌公司。”
撮合中介这个看似生疏的名词，却摆着无比娴熟的姿势，隐秘又堂皇地站在新三板交投的舞台。
券商推荐挂牌或者做市业务不活跃的原因各有不同，实力强弱是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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