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江按：“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这个标题一下子就打动了我的心。不久之前，在刻骨铭心的痛苦思考之后我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中国的未来，还是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虽然这种表述不是很准确。　　　　作者　温铁军 　　　　　　十多年埋头于本土基层研究与思考的结果，温铁军先生对西方几十年来关于中国问 　　题约定俗成的说法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目前正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温铁军先生是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温铁军先生执著于特立独行的研究立场，不为世俗潮流所动，关注中国基本战略问 　　题---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但他对自己的研究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始料不及。 　　　　〈中国新闻周刊〉对温铁军先生进行了专访，温铁军先生独到深刻的观点与视角给人带来阵阵思维上的冲击。 　　　　　　中：毛泽东说，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这是毛独创性的认识吗？ 　　　　　　温：说独创性主要是针对当时照搬共产国际的经验而言的，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特有的本土性问题。 　　　　　　从20世纪近代史来看，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真正的革命者都是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共同认同这一道理，国共俩党都进行过土地革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就是国共俩党合作进行的，20世纪前50年国内的三次革命战争都叫土地革命战争。 　　　　　　可以说，从20世纪历史看，谁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谁就是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者，所以，自中国有民主革命开始，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其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制度安排，都与这个问题有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 　　　　　　中：建国以后，毛泽东对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是什么？是苏联模式吗？ 　　　　　　温：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略有所认识，中国消除城乡差别，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走农村城市化道路。毛泽东说：“如果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许多的现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 　　　　　　但毛泽东及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中国当时的形势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小农经济天然无 　　法与工业化经济产生交换，而且小农经济剩余有限，工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巨大积累只能逐步产生，农民逐步向城市转移，工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毛泽东曾很明确地批评过，在小农经济的实际情况下不能搞社会主义，只有社会化 　　大生产形成后，才有可能，而且还要同全国人民协商同意后才搞。1950年《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发展包括私营、个体工商业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 　　　　　　中：那么后来为什么会转向苏联模式，是主观的模仿偏好，还是客观的必然？ 　　　　　　温：问题不在于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受外来影响，认识产生了变化，而仍然是由于 　　本土的现实问题，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巨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国家主权受到极大的威胁，6月中国参战，当时的中国军 　　事装备再靠“小米加步枪”是无法与美军抗衡，全部换成了苏式装备，装备的苏式必然促使军事管理制度的苏式转变，军队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军队苏化致使上层建筑的苏化，进而影响经济基础的苏化，加上战争的需要，开始了苏式的重工业化建设。 　　　　　　二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建立部分工业，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加大对中国重工业建 　　设的支援，援助156个重点项目。但革命战争后进城的干部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根本无法管理现代的工业经济，只有在苏联专家的教授下，全盘接受苏式的工业经济思想，东北的小计委搬到北京，变成了国家计委。1953年国家正式提出向社会主义过度，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终结。 　　　　　　中国的发展之路就是因应这种国际形势改变而改变，是客观必然的结果。 　　　　　　中：外来的苏式工业化必然与本土的小农经济发生冲突，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是采 　　取什么方法来解决的？ 　　　　　　温：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积累，而中国这一积累只能来自农业， 　　农民要作出牺牲，这在当时决策者们并非不清楚，只是形势所迫。 　　　　　　但建国后的土改形成了按照人口平均占用土地的小农经济，土改前以自耕农为主体 　　的相对规模生产消失了，因此有规模的农业剩余生产也随之消失了，地主阶级的打倒，使农业主产品流通中的规模交易主体被消灭，高度分散的农业与政府集中控制的工业之间，交易费用太高，这种情况使工业化积累难以进行，更何况工业化初期大量需要基本建设上投入劳动力，大约2千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引起农产品需求大幅度增加。 　　　　　　为解决政府推行统购统销与小农经济无法交易的问题，1953年开始实行农业合作化 　　，通过集体化手段降低农业与工业的交易费用，随后又实行人民公社，降低了工业品下乡的交易费用，为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打通了渠道。 　　　　　　中：这种无奈的选择带来怎样的结果？ 　　　　　　温：苏式工业化道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工业化积累从农业拿走了太多的剩余，只剩下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料，甚至有时还不 　　够，直至发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人的惨剧。 　　　　　　在只有基本生活的资料约束下，生产队只能按人口分配，不按劳动力的投入分配， 　　劳动力投入缺乏激励，必然普遍出现“大锅饭”、“大哄咙”的现象，对于当时的简单农业劳动而言，劳动力的投入是决定性的，所以最终农村经济没有效率。 　　　　　　苏式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然产生“资本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国家工业化的1952年到1977年间，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了30个百分点，而工业就业份额只上升了10个百分点，农村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 　　　　　　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获得低价的农产品，维持限定的城 　　市人口低工资和低消费，以得到更多的剩余来获得积累，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通过户口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分割开来，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制度矛盾，这一矛盾在今天依然是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制约。 　　　　　　中：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吗？ 　　　　　　温：我们首先要看到工业化的巨大经济成就。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典型的 　　小农经济国家，成为一个工业化体系齐全的国家，具有关统计，1979年中国在主要工业品生产总量上已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在今天仍受到世界的重视，因为这是真的。 　　　　　　人民公社还成功地以最少的资本投入和最多的劳动力投入进行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基 　　本建设，基本解决了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尽管保障水平很低，但做到了生老病死有依有靠，鳏寡残疾有所照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那时社会与人心的稳定感、凝聚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特别是在当时为了维护国家民族主权的独立，不仅是在战争时期、在战场上，在和 　　平时期的国家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人都作出了奉献，甚至是生命的奉献，所以说那个时代是“英雄时代”，如果一个民族否定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那么就不会再产生英雄，会产生什么？每个人都需要加以思考。 　　　　　　中：目前中国的基本本土问题是不是依然是农民问题？ 　　　　　　温：在新百年来临之际，综合看中国的各种问题，我斗胆断言，中国的农民问题依 　　然是中国的基本问题，而且我不想说是“基本问题之一”。其他的问题都是派生的或非战略性的。 　　　　　　中：20世纪农民问题是土地的问题，那么今天的农民问题是什么问题？ 　　　　　　温：今天的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为什么这样说，我先来算一笔帐。 　　　　　　根据统计部门的统计，今年农村劳动就业人口会达到5亿人，但在农村 18岁以下、 　　60岁以上，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人，依然进行劳动，算上这部分半劳动力，农村有劳动就业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根据劳动力与土地的正常配比，农业只需要1亿左右的劳动力，这就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就业上去。 　　　　　　从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6年乡镇企业发展颠峰期大约解决了1亿4千万的 　　农村就业，但要考虑两个因素： 　　　　　　一是乡镇企业大规模私有化趋势。由于乡镇企业代替政府承担了解决农村就业的功 　　能，但1994年以后国家在税收和金融政策上没有给予优惠，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在负债上升的压力下大规模私有化。一旦私有化后，乡镇企业必然把过去的“社区就业最大化” 目标改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加强市场竞争力，乡镇企业提高装备系数，也导致资本排斥劳动。二是乡镇企业本来就有一半是两栖就业，业余务工的劳动力并不是完全脱离农业。 　　　　　　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目前乡镇企业解决的农村就业估计在6千万左右，农村还有4亿 　　4千万左右的劳动力剩余压力。 　　　　　　自1992年开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目前估计接近1亿人左右，但这部分与乡镇 　　企业的农村就业有重复之处，净就业人口估计在7-8千万左右。 　　　　　　这样总算下来，农村至少还有3亿5千万的净过剩农村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如此庞大的就业压力是客观存在，如不解决，国无宁日。 　　　　　　司法部的研究指出，最近10年出现了第五次犯罪高峰，其中一个特点是高比例的流 　　动人口犯罪，但其性质是社会性犯罪，原因是社会性、经济性的。如“扫黄”屡扫不绝，中国性产业过剩，是因为大量的农村失业人口过剩的供给。再如，媒体上经常报道农民杀人抢劫案件，许多都是因为生活没有基本保障。这些问题都是与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与农民生存危机相关。 　　　　　　如果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加强公检法上，只是治标，不是治本。无论是决策者、学者 　　专家、企业家、艺术家们，只要他是中国人，就得“心中有人”。如果不从农村就业这个方面去考虑和衡量其它政策，不关注农民问题这一本土化的基本国情矛盾，就是目中无人、心中无人。因此，解决就业应该是当前中国的第一国策。 　　 　　农友（http://www.nongyo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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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农友网站。
　　农友网站温铁军文集：http://www.nongyou.org/library/wentj/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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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文。尽管说农民问题尚不是最根本问题，但至少是被严重忽视了的最根本问题。　　中国农民问题最根本上是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问题。总之，是农民当人的问题。
　　温铁军：“中国的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而是农业的问题。”
　　温铁军的话，和标题正好是个对照，这也是对同一问题不同角度的表述吧。
　　“我认为中国农业问题是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派生的，我在清华大学讲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的时候我已经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而是农业的问题。 ”　　　　晕！我只看了半句。　　
　　温铁军，说的好！
　　大家都重新读一下《平凡的世界》吧！
　　其实就是人口问题。
　　我是一个农民，我能体会到农民的难处，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些地方已经不适应了。
　　我和我姑姑通电话，她告我说她们今年又多包了几十亩地。我惊讶地问，那你们两口子岂不是要早出晚归、日夜辛劳？　　我姑姑笑了：哪里，现在一有农活的时候，都是请短工来做的。　　我更惊讶了：请短工来做呀？！那你们明年再多包一些地，岂不是要请长工了！！！那你们不就成了旧社会的地主？！怎么搞来搞去弄到和旧社会一样了！　　我姑姑说现在很多人都不种地了，地是多了一些。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看来不管土地私有还是国有，土地的集约化生产是必行之路。
　　同意　　中国人都是农民,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不与农争利”乃是根本思路　　温铁军　　　　毛泽东说：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因此，当我们试图探索中国的发展前景时，9亿农民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命题。回顾2003年，我们发现了三个关键词“粮食”、“土地”和“上访”。这些词在这一年内大量出现在政府官员、媒体和普通老百姓的话语中，每一个词语背后，都有农民这一弱势群体沉默的挣扎。　　所幸，时近年末，这些词语也出现在了政府的最新法律、政策中。这令我们感到：由整整9亿人来承受中国改革巨大代价的时代有望终结　　制造无地农民实为制造流民　　上访潮凸显基层政府危机　　“不与农争利”乃是根本思路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咏和报道　又是一年快要过去了，刘大娘还是没有拿到自己应得的那份钱。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刘大娘说，这些钱看来是没有指望了。　　刘大娘的故事　　刘大娘所在的承德某县，几年来一直在“政府引导农民发展规模经济、订单农业”的思路下，由县里统一组织安排农业生产。每年全县的农民都统一种植政府选择的作物，统一去政府指定的种子公司买种子，收成由政府统一收购。唯一令农民不解的是，每年的钱有一大部分下发到村里以后就不知去向。“前几年的钱到现在都没发呢！”刘大娘说。村民只看到村支书家这几年盖起了大队唯一一幢二层小楼。刘大娘有个亲戚在乡政府工作，他告诉刘大娘，乡政府看起来级别不高，却是一个能捞钱的地方，在那里干几年就肥了。　　农民彻底对“订单农业”失去信心是在2002年，那一年县里让统一种玉米种子。“种子本身就很贵，而且下的功夫也比别的庄稼多，抽穗的时候每天都要到地里去。但那个时候县里说已经和山东的一家公司签合同了，卖出去没问题，所以我们都种了。”但出乎刘大娘们意料的是，到了年底县里突然说不收购了，没有给出任何解释。“订单农业”没有“订单”了，农民们不知道应该告谁。　　刘大娘至今还记得去年的时候，种子卖1块2毛钱一斤，但大家不知道种子可以卖给谁，只好按照4毛多钱的玉米价贱卖掉。她用手比划给记者看“种子没有玉米那么饱满，一点不压秤，称的时候又亏了一次。”一年的汗水白流了，大家还要到信用社去贷款交各种各样叫不出名目来的农业税费。　　又是一年快要过去了，刘大娘虽然对本应属于自己的钱拿不到手耿耿于怀，但她仍然有值得高兴的事，因为玉米已经从去年的4毛多涨到5毛多了，对于像她家这样只有卖粮收入的农户来说，这就意味着一年可以多挣几百块钱。要知道，现在村里普通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撑死了也不到六百块钱，虽然在县里面的报表上这个数字是1750元。　　城里人所不明白的事　　刘大娘的故事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显得平凡而乏味，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失望早已不是新闻了。记者采访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你们城里人是不明白的，以为城里粮价涨了，农民日子就好过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从今年9月起，全国粮价突然大涨，极短时间内，食用油、面粉和大米的价格不约而同地上涨了10%至20%，肉禽蛋奶等消费品价格也随之上涨。对于多年为“卖粮难”发愁的农民来说，似乎看到了增收的希望。10月，黑龙江农垦局长吕维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甚至乐观地预测：在这次涨价风潮中，农户收入至少增加了20%。　　10月底，国务院召开了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指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粮食生产紧密结合起来，优化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提高粮食的质量和效益，发展粮食转化和深度加工，让广大农民从发展粮食产业中增加收入。　　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农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从粮食产业中增加收入了。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列出的数据，自1997年起，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不断下降，1996年为9%，1997年锐减为4.6%，%，%，%，%，今年估计应该在4%左右，而同期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均超过8%。也就是说，如果相对于城市，中国农村经济这几年一直是负增长。　　更严重的负增长出现在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自1997年起，4年中农民的农业收入累计减少了101元，考虑到全国有59%的农民属于纯农户，这部分家庭来自非农业的收入不到10%，因此纯农户的收入实际上出现的是负增长。　　如果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上面那些枯燥的数据，那就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全国大概有4亿～5亿的农民越来越穷。他们穷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种粮食。　　从今年的粮价上涨来看，开始是粮食收购商小幅提高收购价格，但这个价格到了加工厂、批发商和零售商那里，就一环一环地被放大。最后中国的粮价终于在10月中旬一举冲高，其中不乏粮商炒作的痕迹。粮价上涨的最大获利者是粮食流通系统里的中间渠道，而不是人们直觉上的粮食生产者——农民。甚至根据李昌平提供的数据：农产品价格上涨20%的同时，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迅速上涨了30%。价格上涨，并不意味着农民就可以得利。　　粮食，还是粮食　　刘大娘说，这几年大家都发现种粮不赚钱了，所以村里的男人们都出去打工，只留女人和老人在家种地。实际上，这一现象在中国农村普遍出现已经很多年了。很多地方的耕地干脆抛荒，农民宁可看着肥沃的土地长草也不愿意每年都“多收了三五斗”。　　12月25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闭幕，这应该是2003年最后一个有关“三农”的重要会议了。次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的社论中分析“农民增收难，主要难在粮食主产区……影响种粮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严重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影响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这次会议研究制定的政策措施，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要调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把保障粮食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　　似乎说明，中央已经决定要让种粮食的农民们有钱赚，以此来刺激中国的粮食生产，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说，明年工作的两个重点之一就是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但是政府具体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陈锡文早就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下，很难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维持农民收入，只要粮价不跌就已经很不错了。　　今年粮价上涨总算让农民产生了1997年以来首次对“过个好年”的希望。但实际上，中国粮食供大于求的情况并没有因为粮食减产而改变，国库存粮仍然很多，加上国内进口粮食连年增多，仅在12月的短短两周之内，中国就向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累计购买了150万吨小麦和250万吨大豆，甚至引起了路透社的追忆“上次中国在短短几周之内就够进庞大数量粮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年前。”　　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在内的多位著名专家都表示：明年粮价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对于那些常年耕作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农民来说，明年能赚多少钱，根本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惭愧。没早见到这等文章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呀！　　　　比那些高叫什么主义之类的人强多了！！　　　　温铁军先生的风格就符合费边主义路线！！！　　　　顶！！！
　　农民问题表现为农民生产能力,市场能力和抵抗黑社会化基层政府掠夺能力低下,实质可以归结为农民缺乏组织,农民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唯有组织起来,无论是侧重于经济的合作社还是侧重于维权的农会,只要组织起来了,都可以大大改善农民处境.遗憾的大家在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方面都做得太少太少,更多是向中央呼吁,根本无助于农民.
　　唉！　　好文。提起来吧！　　这些文章最把它放到中央电视台放放看！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范仄：当前经济形势的政治经济学叙述——以“乡村建设”为中心（三）
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大都有丰富的基层经验。他们不一定有理论，但遇到问题一般能找到解决方法。
　　某乡建机构每年举办许多乡建学子班，假期招收在校大学生参与乡建知识学习。2018年在众多乡建学子班以外临时举办一个强调社会主义理想的乡建学子班，我被邀请过去讲&当前经济形势&，共三个小时。我拟定的题目是《当前经济形势的政治经济学叙述&&以&乡村建设&为中心》。之所以采用&叙述&一词，而不是&分析&一词，主要原因是时间短，内容多，分析难以展开。次要原因是我的写作常常是分析隐含在论断中，论断即分析，分析即论断，这可以说是一种辩证式叙述，但一般人不以为是分析，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质疑，故采用&叙述&一词。讲座时间是日，地点是福建厦门某村办公楼。这次录音整理，不做扩展，只做校订，除了为了表述更为准确而做必要的修改，基本保持讲座原貌。
　　一、经营：资本竞争的机制
　　二、补充一个方法：作为条件、作为结果的和作为开端的
　　三、土地：资本化机制
　　四、劳动：雇佣化机制
　　五、&新时代&：21世纪中国大资本时代的意识形态
　　六、新生产方式：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
　　七、行动起来，把农业合作组织做真做实做强
　　八、关于农村支教
　　九、关于生态农业的问答
五、&新时代&：21世纪中国大资本时代的意识形态
　　我特意改了副标题,将&大资产阶级&改成&大资本时代&，因为&大资本&这一说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也是接受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不接受&大资产阶级&说法，但接受&大资本&说法，他们已经习惯这种做法。我觉得现在属于大资本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也不应反对这一点。
　　讲中国，就要讲中国共产党，而现在已经是十九大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大都有丰富的基层经验。他们不一定有理论，但遇到问题一般能找到解决方法。我在这里讲一讲什么叫一把手的基层经验，可能对各位理解某些事物有关键性帮助。我们村农田用水，来自隔壁村一个水库，那水库是我们几个村共同所有，我们的水是从隔壁那个村子的水渠过来，要走很远的路。分田到户，农田用水都是要买的，每家每户都要买。买来的水要走很长很长的水渠，水渠质量不是很好，水渠下面的农田主人可以在水渠下面凿小眼，让经过的水漏到自己水田里。这些水田就不用买水，就靠偷水。我们家兄弟多，可以分段全巡查，别人偷不了我们家的水。除了太阳和风吹掉表皮的水，我家买来的水大多是能流到我们家田里的。家里人少的，买的水流到自家田里就剩不了多少。巡视过来他就把眼堵住，巡视走了他又把眼弄开。
　　一个年轻小伙子，一中年妇女偷他的水，他把那妇女打了一顿。两个村的村干部在一起讨论如何处理这次打人事件：打人不对，是很多人看到的;偷水不对，但没第三方证据。这真正考验基层干部。做一把手，就经常两个矛盾甚至更多矛盾缠在一起。偷水没证据可说，但知道她偷了水，反正是普遍现象，肯定偷了水，必须处理，要遏制住这股坏风气，但又不好处理，不处理会纵容偷水。
　　一村干部说好办，这村干部不提偷水的事情，说打人是不对的，打人要赔偿医疗费，每人把500块钱交到村干部手中，然后去验伤。如果验出有伤，就从打人者的500块钱里出验伤费、治疗费和误工费。如果没有验出伤，就从验伤者的500元里出验伤费。那中年妇女一想，如果没验出伤，这验伤费不就白出了吗，反正不觉得哪里痛，就说不验伤了。
　　这就造成一种结果，既维护了打人不对的法理原则，同时偷水的妇女也被白打了。遇到偷水这种情况，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时便有了一种警示办法。从表面看这是不了了之，实际上同时从两个方面警示大家，偷水可能要挨打，但如果打伤对方，打人者就要赔偿。这种处理方法是典型的问题导向类型。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和村干部处理偷水打人案就非常相似，可以说具有高度一致的结构。
　　一个案子处理成两个警示意义，当时给我启发特别大。这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处理方法。在理论中讲逻辑，在逻辑上很多是矛盾冲突的，是悖论，是无解，但在现实条件中，它有很多条件的不对称性和特殊组合性，可以在这种特殊组合中找到那一瞬间的解决方式。这就是工作实践中的特殊经验。特别是做一把手的人，大量矛盾聚集在他这里，他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而且矛盾没有上交的机会。有些矛盾上交到上面，他就不用管。不能上交的矛盾必须自己解决，解决了后面才好办事。这是说共产党高级干部只要是基层工作经验丰富一层一层升上去的机制占主导，它应付具体危机还是没问题的。这也应是现在反复强调问题导向的原因之一，毕竟战略导向是需要比较彻底的理论做支撑。
　　这里要说的是，中共发展到今天，特别是十九大以后，中国有可能形成一个铁三角，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可能形成一个铁三角，由资本、土地和组织构成的铁三角。
　　铁三角之一：以国家大资本、私人大资本、国际大资本相结合对地方资本和中小资本的统治地位为基本形式的融投型经济结构。
　　目前当局在搞混合所有制改革，一部分改革是国家大资本和私人大资本尝试不同的结合方式。最近刘鹤号称改革开放40周年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金融大开放。这意味着下一步就是和国际大资本结合。三大大资本在全面结合以后显然最可能是走融投方式。也就是创业者和经营者去大资本那里融资和借贷，形成一个普遍性的融投型结构。资本都集中在他们手中，创业者和经营者要做事，只能去他们那里融资借贷，而大资本要发挥普遍性作用，也只能采用融投型方式方式去做事。
　　首先要知晓这三大资本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国家资本&这个概念，马克思曾经提到过，它的作用主要是资本存在的条件，为资本的存在创造条件。资本要存在，就得先有国家资本;如果首先没有国家资本，私人资本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重商主义时期，也即西方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发展主要是以政府资本或与政府资本密切相关的贵族资本的形式展开。国家资本或政府资本有很多方式存在，税收是一种方式，国债也是一种方式，央行、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则是直接方式。国家资本的这些存在和运作是私人资本存在的条件。
　　私人资本，我把它称之为资本发展的主体。经济自由主义非常强调这一点。在当代中国也是这样的，资本主义越发展，就越会强调私人资本道路。但是私人资本要想发展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挑战型资本主义国家，就需要同样强大的国家资本。所有挑战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型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中国模式，当年德国、日本都是这样的，就是&国有&成分更大，尽管国有的形式不一定相同。假如中国在世界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乃至形成一个统治地位，私人资本就会表现为占主导位置，但是它还是在国家资本的后面，还是以税收、财政、中央银行和国债等为存在的条件。
　　国际资本，目前我称之为国际资本存在条件和发展主体。国际资本现在还未形成世界统一政府，不能同时以国际共同体形式出现。国际资本目前还是一体的。也许有些国际组织会分有一些世界政府资本的功能。
　　在这种格局中，中国国家大资本有很多形式，目前以国有资本为主。在中国，工业土地国有、税收、财政、国债和央行等都是国家资本。但是我们看到的多是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目前主要是对战略性生产资料的控制。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做法从很早就开始，从《盐铁论》时代就已经开始。中国形成国家，一定要控制战略性生产资料。在过去的两千年里&盐&和&铁&是最有战略性的资源。现在也是要控制战略性资源，尽管其历史功能和历史形式发生巨大变化。
　　国际资本可分为本国国际资本和外来国际资本。《不可避免的战争》给我提供这种区分的启发。大家讲到《不可避免的战争》是国际资本与印度农民的冲突。在我看来，严格地说它是本国国际资本和农民土地的冲突。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种区分。如果是外来国际资本压榨，就会同时激发民族矛盾，而本国国际资本就不会激发民族矛盾，而只是激发社会矛盾。中国革命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时爆发。印度毛派缺乏这种矛盾交集的社会背景。同样存在帝国主义，但是印度帝国主义的资本形式不一样，它主要是本国国际资本。印度私人资本很多是跨国资本，而且很牛。本国国际资本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对本国的土地、资源、人口依赖度比较低，依赖度低就可以随时做出不投资的决定。马云如果说中国物流他不投了，那他还能干什么吗?马云的资本是本国特大资本，但还不是国际资本，还没形成国际资本的意志。因此我又区分国际资本和跨国资本。国际资本就是在全球投资，在国与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性比较强大。跨国资本就是在外面有投资，但国与国之间的流动性是很弱的，对本国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国目前这种国际资本是比较少的，甚至没有，印度是有的。
　　所以说《不可避免的战争》是本国国际资本与农民的矛盾，是一种没有民族矛盾的社会矛盾。在影片中，革命的同路人和同情人，你们看到没有?没有看到多少城里人对他们同情和支持。在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没有结合在一起的情形下，社会矛盾中受压迫者反抗，很难得到其他没有受到压迫或受压迫较轻的阶层的支持和同情，也就很难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不可避免的战争》反映了印度真实状况，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不太适应印度的，因为他们受到的帝国主义压迫和中国当时受到的帝国主义压迫是不一样的。印度毛派必须进行理论创新。
　　本国国际资本对本国资源、劳动力的依赖性低，就可以使他们对本国劳动者特别是对农民的掠夺可以十分野蛮，野蛮到像电影中那样。从这里可以知道有两种野蛮，一种野蛮是我只能抢你的，不抢你的我就没地方投资。一种野蛮是我可以不要你，如果要你，我会无条件抢你的。这两者都很野蛮，但后者更加野蛮。在中国国内买地基本上属于前一种，就是说好不容易买了这块地，农民还不走，就只好野蛮拆迁。这种野蛮拆迁是不能把矛盾扩大化的，矛盾扩大化，社会和政府都有压力。印度政府这方面的压力相对少多了。
　　现在讲大资本在中国的形成路径或者表现。
　　一是电商全面促进中国深度统一市场形成，把地方资本和中小资本深度转入全国竞争，乃至全球竞争。淘宝、京东等把全国所有大小资本都卷到一起竞争。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搞一作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周边的人，周边没有人生产这个，现在周边的人可以在淘宝、京东那里买到这个产品，搞作坊的人就一下子卖不出去。有些人说他也可以通过电商把产品卖到全国去。那个价格其实是很低的。很多人觉得用淘宝卖东西很好，但价格很低，更加难以生存。卷入的店家越多，价格越低。很多人觉得农民上电商会大有作为，其实不是的，因为农产品上电商，大多产品价格会更低，或为了吸引注意力，要付出大量成本。在全国范围内竞争，所需竞争力是超强的，一般中小资本难以应对。虽然会有成功的，但大多数是失败的。
　　二是环境风暴、生态风暴、安全生产和卫生生产风暴。环境风暴一来，就关停很多企业。治理企业给环境带来的污染，搞生态文明的人肯定高兴。包括温铁军做讲座说搞生态文明，农民就可以富裕。这是错误的。生态文明来了，将是大资本的天下，跟农民，跟小农没太多关系。生态文明生产出来的产品，将来是小农和普通劳动者买不起的。他是为贵族生产的。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讲座，一个搞生态批评的学者的讲座。他从国外过来介绍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他说美国人要过生态生活，原生态生活。他们怎么过生态生活呢?面对环境污染情况，美国人要吃法国山区生产的土豆，而且要吃当天从土里挖出的土豆，这就得从法国山区空运，从法国山区挖出来，当天要送到美国人家里。他又讲了另一种原生态生活，他们说不要搞太多装修，要还原原来的样子，有些美国人兴起一种新体验，房子里各种管道全都露在外面，不搞掩饰和装修。他说那些暴露在外面的房屋建筑材料，比我们装修使用的材料贵无数倍。我们不搞装修，让那些材料露在外面可能真不环保，石灰露在外面估计就没那么环保。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生态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不是要反对它本身，而只是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会形成大资本的发展趋势。我们不能为了维护中小资本利益和反对大资本而反对生态化，这是落伍的，也是反动的，但也不能因为支持生态化而不知道这同时是大资本化的过程。马克思当年写过类似的东西，工厂刚开始出现和发展，当时的人批判手工作坊和现在几乎一模一样，批判手工作坊不卫生，不安全。当时的媒体都报道，手工作坊的产品质量差，卫生条件差。对生产来说，这是一个客观过程。但是从资本角度说，它是大资本的一个形成过程。现在这种环保行动很多，有些地方搞环保，规定不超过500头不准养猪。这就是一个大资本形成的过程。搞供给侧改革，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城市也这样，要搞美观，临街很多店铺关闭，因为它们不美观，不卫生，把这些中小资本全部搞掉。最后的结果是只有大资本才能运作。
　　三是去过剩产能。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两年喊得很多。
　　四是金融监管，去杠杠。很多人不一定清楚这一点与大资本形成的关系。去年中央出台一个金融监管政策，很多人非常高兴，说这个金融监管政策好，表明以后不会搞金融自由化，不搞金融自由主义。我一看那金融监管政策，却觉得它是为更大的金融自由化创造条件。其中有一条是资产管理者不再为客户承担投资风险，只收取佣金。很多搞网络融资的公司对客户承诺高收益，这个承诺现在是不允许的。有些人认为这个规定能制止金融自由化。这是不对的。资本管理者不能对资本所有者承诺收益，客户就很难选择中小机构，就会选择大资本机构。然后便是大资本更加自由化，它不承担投资风险，运作手法更加自由多样。
　　我不是要否认这种做法。马克思经济学比较复杂的一种做法是从前提去看问题。这个前提一旦已经具备，它就会这样往下发展。只要搞资本主义，搞金融资本主义，它就会这么发展。因此今明两年可能就会有大的金融对外开放。
　　大资本形成过程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结果之一是摧毁相对独立积累型中小资本(资本积聚)。有一点剩余，不用，用来扩大生产，继续自我积累，这就是资本积聚，也是独立积累型资本。现在要把已经积累起来的中小资本摧毁，就是搞关停。北京最近的开窗打洞整治行动，把很多临街店面关掉。我家旁边有一家小餐馆，生意很好，很赚钱，却被强制关停。说它们影响市容，就直接把它们摧毁。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大资本和融投型经济结构的统治地位的确立，也都需要建立在国家暴力机器的直接行使的基础之上。
　　结果之二是积累道路改变，即中小资本的独立积累型道路被摧毁。过去这种资本自我积累需要很长时间，现在这条道路都没有了。
　　结果之三是重建源于大资本融投和借贷关系的中小资本。中小资本本身是不会摧毁的，它摧毁的只是独立积累型的，它会重建中小资本。要养500头猪，直接向银行借贷，一下子就建起500头猪养猪场，也符合环境标准、卫生标准和安全标准。还有就是创业，不拿自己的钱创业。最近有一家网络医疗创业公司的老板三四十岁就累死了。本来它发展得很好，但是投资方想早点变现，要他们拼命地弄。
　　现在搞创新也是如此。过去搞小发明，在小发明基础上走资本独立积累型道路。现在这种小发明式发展道路越来越窄。搞大的研究，也要借贷和融资。建公司，融资金，做研发，成为一种新的科研道路。
　　我们现在就处于走向这种状态的过渡阶段。我们现在正在摧毁，重建谈不上开始。在这段时间中国政治舆论空间会变小，因为在摧毁过程中矛盾多，风险大，怨恨多，当局就要控制政治舆论。还要搞精准扶贫。中小资本发展成本大，而精准扶贫投入小，一点点钱发下去，就可以稳住民心。然后重建中小资本，如果重建初步成功，社会舆论可能会宽松一点。然后很多人又成为中小资本家，成为被雇佣的资本家，虽然累一点，苦一点，虽然是借来的，或者是融来的，但至少有一些机会。
　　对这个重建过程我目前持怀疑态度，因为融投市场的形成需要很高的金融自由化。没有很高的金融自由化，是做不到这种重建的。风险资本在投资对象中的自由退出需要的相应的金融自由化是很高的。无论法律政策和创业环境，现在都不太具备这种金融自由化。这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这种金融自由化还是中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的前提。一个在世界上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货币。在有可能走向世界货币的国家，必须找到一条在限制本国货币自由兑换以外的手段来建立金融防火墙。既要允许本国货币在世界上自由兑换，又要建立金融防火墙，这是挑战性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成为世界货币的必由之路。
　　在一党执政条件下，这种金融自由化到底能发展到什么地步，我现在还无法估计，因为历史上似乎没有出现过这种先例，应该不会顺利。国家资本也可能会生发出自己的融投结构，它的普遍化或能否普遍化，在世界历史中也似乎没有先例，目前仍然不好估计。这两个估计都不好做;虽然不能说一定不可能，但即使可能，肯定不可能顺利，其所需要的体制和制度创新应是超乎人们意料。我偶尔认识某人，他是一家国有资本公司的，他负责的那个部门拥有一千亿投资额，他觉得哪一家企业有投资前景，就买过来扶持它做大，或者哪个项目好就支持他。这是国有资本做融投。它可能会生发出某种融投结构，也可能只是国有资本渐进私有化在新阶段的方式。
　　现在乡村搞三位一体建设也是这样的。这是大家最近听得最多的。供销要进来，信贷也要进来，努力把乡村的价值做到最大。但是一群朋友算过，土地生产就那么多，这些环节都进来，自然要从里面分一点。市场有高潮有低谷，信贷进来，高潮低谷平均下来，利润可能还是负的，或者有一丁点赢利，最后还来信托公司、信贷公司和供销公司等从中分走一点，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留下来的就更少。
　　三大资本结合的意义是什么呢？
　　首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通过国有资产进行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双层经营分离，推动中国融投体系改革，实现三大资本结合。国有经济从此形成两层经营体制，即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它是双层经营机制。这和当年农村搞统分双层经营有点类似。
　　其次国家大资本和私人大资本结合，打通新兴大资产阶级与国家共同体的利益通道，建设新型大资产阶级与国家共同体的经济关系，同时为国内资本与国际大资本的结合创造相应的基础&&国内资本初步团结。
　　如果国内私人大资本和国家大资本没有结合好，就搞国内大资本和国际大资本的结合，由于国际大资本具有超强的折腾能力，其带来的后果就难以估量和控制。这也表明中央懂得这个事情的先后步骤。从资本主义稳健角度讲，这种做法是聪明明的。关键在于国内大资本的团结是否真的建起来，并能不断再生产出来。比如军民融合，大量的劳动者，大量的资本，各种资源都在私人资本手中，如果不搞这种融合，将来打仗，这些关系都理不能顺。军民融合是现有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军事经济体制，而一旦融合，私人资本就在军事经济体制中获得相应的地位，这种地位随时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本的。
　　最后，国家大资本、私人大资本与国际大资本结合，主要是在本国国际大资本与外国国际大资本之间建立全球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分割关系。中国大资本必然直接参与全球一体分工和全球剩余价值分割。有一个消费主权微信公号，他们发了一篇文章，大意是中国从巴西进口大豆，压价很低，使得巴西农民贫困，有人为此批判和反抗中国资本。他们认为不对，认为不是中国让他们贫困的，而是巴西本国资本让他们贫困，中国只是购买大豆而已。在我看来，这种说法肯定不对，这肯定是中国资本和巴西资本合作才构成一个这样一种结构：共同打压中国大豆农民和巴西大豆农民价格，以赢取更多的利润，是两国大豆资本造成两国大豆农民竞争以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压榨。
　　铁三角之二：以总地主对土地一级所有为主导结构的多层次土地所有制。
　　领土主权在对内问题上，必然构成主权者对土地的公共管理职能，但不必然构成主权者的总地主属性。主权者对于领土内土地具有普遍的公共管理职能，这在中西方是一样的，比如土地分类管理，土地用途管理。但是这不必然构成主权者的总地主属性，在西欧，很多国家就没有形成过这种国家总地主身份。欧洲很多国家对土地只能在公共管理职能上做出规定，而在所有权上这些国家是没有多少成分的。中国在历史上则形成过主权者同时是总地主的事实。
　　21世纪中国主权者集团将可能成为中国土地总地主。首先是原来的全民所有制土地直接转化为国有土地，这一过程早已完成。其次是通过征用和低价赎买，将集体所有权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这么多年征用就是这么过来的。最后，乡村三位一体改革，通过国家直接控制的供销社和信用社，实现对集体所有权土地控制的增强。这也会加强它的总地主属性。这种属性不能视为一种公用管理职能。它是通过自己所有的的供销社和信用社直接控制村民土地。
　　主权集团拥有总地主的地位，实现领土主权和总地主的统一。这一点非常关键。然后是土地多层次次所有制，这包括中央政府所有权和地方政府所有权，包括城市土地开发权、业主权和物业权等，还包括现在的承包地的经营权。
　　马克思曾经预言东方主权者、总地主和村社所有者三结合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可能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直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马克思比较早地发现东方皇帝是主权者，也是总地主。皇帝是总地主，相应的往往存在村社土地所有制。换言之，总地主和村社土地所有制具有一种对应关系。如果下面的土地全部私有化，形成一个普遍的土地贵族，总地主属性就很难存在，皇帝就做不了总地主。如果贵族把所有的土地瓜分完毕，皇帝就搞不过贵族。如果有总地主，下面就可能有村社土地所有制。这就像我们所说的，如果没有全民所有制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也很难存在。
　　皇帝成了总地主，就与民众存在某种结合的必然性。这样土地所有制就形成三层结构，皇帝总地主、贵族地主和村社所有制。马克思当年认为这些地方可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直接走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寓言在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中被实现。但是随着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现实社会主义是指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三结合结构&现在则可能成为拯救世界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将可能成为最有力量的资本主义，一是国家资本可能一直很大，一是执政集团同时是总地主。地主是什么?在利润分割里，土地所有者拥有首先分割权利。只要经济向上发展，土地所有者收入就会上涨，因为他是利润第一分割者，而经济下行，土地所有者利益则总是首先获得保障。现在利润首先分割的权利被控制在国家手中，控制在主权者集团手中。
　　铁三角之三：以一党多层次组织对社会政治全面嵌入为主体形式的一党执政体制。
　　党只有变成多层次组织，才能成功实现全面嵌入。控制军队只是一个方面。这种组织多层次全面嵌入的作用比对军队控制的作用大得多。如果没有各级党组织对社会各领域各层次的嵌入，党对军队的控制也坚持不了多久。
　　首先是执政党基层组织对新兴社会空间的全面渗透。这个大家都有体会，这种全面渗透已经成为最近一些年来中共党建的主要任务之一。其次是执政党直接控制的群团。现在群团要重新发展，共青团、妇联、工会、作协、文联等可能会功能重建。前些年这些群团遭到去功能化改革，没有活力和实力，现在要重建他们的功能。第三，党政合一正在加强。第四，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直都是如此。第五，执政党对司法的领导。这些都显而易见，不多说。
　　铁三角，意味着很厉害，打不烂，击不垮。确实如此，已有的斗争方式和危机形式很难打垮他。当然，铁三角现在还处于形成过程中，最终能否形成还需要遭受巨大的考验，而它将遇到的最大挑战则可能是马上要探讨的新生产方式。
六、新生产方式：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
　　我把新的生产方式命名为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这是我在《世界文明规则演进简论》一文中做的一个概括。自动生产一体化就是各地自动生产车间，通过各种渠道一体化起来，包括物流。通过标准化，通过自动渠道，将不远的或很远的不同自动生产车间生产出来的东西，自动运输到一起集中组装，甚至通过自动渠道送到客户手中。还有一个就是智能化。
　　它的本质是劳动与生产分离。这里的劳动是指现有劳动，是指直接改变物质形态的生产劳动。现在看马克思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与劳动的趋势的分析就有这个意思。将来人的劳动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
　　其后果之一是三大驱逐运动。生产自动化是在生产领域驱逐工人，生产智能化是在生产领域驱逐知识分子，农业现代化是在乡村驱逐农民。
　　后果之二是实验室成为新兴产业的总发源地。总得有新兴产业产生，将来这些新兴产业就来源于实验室。越来越多的人以实验室科研为基础成立公司，越来越多的公司就是原来的实验室的一个变异。
　　后果之三是必须推行普遍性研究型教育。社会主义运动现在最大目标之一是要把研究型教育普遍化。这种研究性教育从小学就开始，所有人都接受这种教育。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需要前所未有的教育革命、家庭革命和和社会革命。
　　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亡，发展趋势确实如此，这种趋势不能小看。有些人还在高喊产业工人力量很大。其实这种发展趋势并不是要等到全部实现，只要占有一定比例，它的社会生产生产力非常巨大。那些还有产业工人的国家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他们都会处于失业状态。他们也会有阶级斗争，但怎么阶级斗争，都不会有工作，也做不了新的工作，除非同时为普遍性研究型教育而奋斗。我认为未来，可能一两百年，无论多憋屈，压抑，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然后找来找去，找到社会主义。要让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还需要一个过程。他们还在梦想着出人头地呢。我认为将来会有一个新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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