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中国经济实力强潜力足韧性好 回旋余地大统计局：中国经济实力强潜力足韧性好 回旋余地大中国新闻网新媒体百家号资料图：集装箱。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中新网4月17日电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邢志宏今日表示，中国经济实力强、潜力足、韧性好，回旋余地大，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邢志宏介绍2018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今年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6%，比去年全年7.3%有所下降，这个趋势是否会持续？背后原因又是什么？一季度中国经济表现良好，全年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高速发展的态势，面临的最大风险又是什么？对此，邢志宏表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收入名义增长8.8%，这个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无论是城镇居民名义收入还是农村居民的名义收入增长幅度都比去年同期高。这表明大家的钱袋子比去年鼓了。但实际增速比去年回落，主要是受到价格因素影响。去年一季度物价的涨幅比较低，今年物价涨幅为2.1%，应该说这是比较温和的涨幅，但是和去年相比有抬升，这样就对当期居民收入实际增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就业在不断地扩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发力，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完善，同时国家高度重视居民收入增长，一系列政策效益积极释放。这些都将有力支持居民收入和经济同步增长，一季度居民收入实际增长6.6%，这个增幅高于人均GDP。邢志宏指出，具体来看，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这就为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职工工资增长是有保证的。从农村来看，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特别是现在一些农产品产量增加、价格在上升，这都给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农村还在进行土地改革，农民通过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了财产性收入，拓宽了收入来源。所以现在农民收入增长态势比城镇还要好。邢志宏还指出，今年一季度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继续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是良好的变化。中国各级政府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加大了民生领域的投入，保障标准不断提高，保障面进一步扩大。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得到的转移性收入都在增加。所以，全国居民收入将继续与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特别是，我们要实现全面小康、收入翻番的目标，从现在的角度来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邢志宏表示，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目前来看最大的困难还是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而国内主要是长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问题比较突出。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一些外溢效应，同时金融市场还有一些动荡，可能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些冲击。但是，中国经济实力强、潜力足、韧性好，回旋余地大，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中国新闻网新媒体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中国新闻网（简称中新网）由中国新闻社主办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AFF：全球经济最大风险在中国，但最好回报也在中国
分享到微信 AFF：全球经济最大风险在中国，但最好回报也在中国一财网 15:43:00 简介：亚洲金融论坛的一份现场调查显示，当前推动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中国因素，但2016年能取得最大投资回报的地区也是中国。
&亚洲金融论坛2016&18日在香港举行。在论坛的互动环节，一项由现场上千名与会者投票的调查显示，当前推动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中国因素，但2016年能取得最大投资回报的地区也在中国。TMT和医疗领域则被认为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
中国因素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挑战
超3成与会者认为2016年投资中国能取得最大回报
TMT和医疗领域最被看好
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高于6.5%和低于6.5%的各占半数
37.6%的人认为经济开发和体制改革是增长主要动力
对人民币5年内实现可自由兑换的预期明显升高
编辑：丁明勇
第一财经APP第一财经日报微博第一财经微信服务号第一财经微信订阅号2017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如何应对?2017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如何应对?第一白银网百家号从当下房地产问题来看，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点就是它，其实不然，据著名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撰文指出，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点是货币存量居高不下导致的资金外流叠加和货币贬值带来的新型双螺旋危机。因此，2017年经济领域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是管住资本账户，严防资金外流。2017中国经济最大风险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深度解析，并表示中国经济领域有一场硬仗要打。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点不是房地产，而是货币存量居高不下导致的资金外流叠加和货币贬值带来的新型双螺旋危机。因此，2017年经济领域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是管住资本账户，严防资金外流。当前中国经济的风险是什么?最大的风险应当是中国货币存量居全球最高所导致的资金的外流。同时，这种资金外流又会导致汇率的下跌、人民币的贬值。资金外流与汇率下跌形成一个双螺旋式的向下通道，将导致国内金融体系迅速失血，资金周转不灵。而央行所采取的注入流动性的措施又将加剧汇率的下滑，从而反过来带动资金的进一步外流，资产缩水。中国面临第四种金融风险以往国际金融理论在分析金融危机的时候，提出了三类金融危机的概念。而事实上，中国面临着潜在的第四类风险。第一类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经常账户长期逆差加上财政赤字导致外汇市场的恐慌，出现汇率的下降，资金的外流。第二类是过度借贷，或者是政府，或者是企业，大量借入以外币计价的债务，一旦国际市场对该国经济未来增长前景的预期发生逆转，就会直接导致该国债务不能延展，债务集中到期，外汇储备迅速下降，造成金融危机。第三类发生在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的资产质量下降之时，也就是说，当银行或者各种金融机构手中资产的质量被怀疑迅速下降时，就会导致投资者的恐慌，他们会纷纷提现挤兑，抛售金融资产。如果是非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就会出现资金的外流;如果是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市场上就会出现流动性的迅速短缺。中国面临的风险属于第四类，这是在国际金融理论中尚未被完全关注到的潜在的金融风险，那就是在一个国家货币存量极高的情况下，一旦宏观经济有风吹草动，国内外投资者就会将本国的货币纷纷转为外币，出国投资。因此，中国的情形实际上是补充了已有的国际金融理论关于金融危机的认识，提出了第四种风险的新理论。为什么资金外流加货币贬值的风险远超过房地产?房地产价格泡沫的确是一大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中国经济仍然具有较高的潜在增速，且大部分房地产购买者的首付比例高，即便房地产泡沫破裂，也不至于带来迅速的抛售。由于房地产属于不动产，其价格下跌会导致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和部分相关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但这与前述的资金外逃和货币贬值相比，其危险要轻得多。如何应对新型金融风险?经济政策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只要汇率是有弹性的，则资金外流会自动得以纠正。坦率讲，这种观点非常幼稚。根据以上分析，资金的外流过程中，因为货币存量居高不下，消费者会形成“踩踏”、自发挤兑，再加上汇率存在“自我实现的预期”。如果资金外流不加以管制、外汇市场的汇率不加以管理，将会导致双螺旋式迅速下降——储户从银行挤兑人民币，继而在外汇市场上转成外币出逃。中国人民银行手中3万亿外汇储备相对于21万亿美元的货币存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必须严格管住资本账户。我们预测，2016年中国经常账户仍然是顺差，应该明显高于2000亿美元，而我国直接对外投资额略超过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额，差额约为500亿美元。如果资本账户严格管制的话，中国不会出现国际收支的危机。根据计算，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已经发生了650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这一趋势如果不加以遏制，加上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预期，资金外流将会愈演愈烈。这是2017年中国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一场硬仗，我们必须打赢。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第一白银网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专为投资者提供及时全面的白银资讯和知识。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专家：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点是“效率”问题-中新网
专家：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点是“效率”问题
日 16:21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点是“效率”问题
　　特约评论员/万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定调。报告内容许多看似波澜不惊，实则蕴含深意，对当前较为关键和尖锐的问题给出了深刻意见。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这其中包含了一个要点，即：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点其实是“效率”问题。
资料图：煤矿。 记者 韦亮 摄
　　“效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关键。在当前中国经济内外部皆处于复杂背景的状态下，任何微观政策都不可能是完全单向性和一劳永逸的，需要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市场的反馈、市场的波动，并且不断加以引导、修正和调整。
　　无疑，在我国取得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许多部委及地方政策制定者与管理者的治理水平、思路仍未完全跟上，“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政策出台和执行方式仍然存在，“简单粗暴”显然已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需要，也不利于改革深化。
　　改革要想继续深入推进，必须解决“低效”问题，要“有效”推进，才能“高效”推进。因此，本次会议提出多项深度改革举措，着眼于效率平衡和长远发展。在脱贫方面，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在农业方面，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农业政策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在住房方面，要加快建立租住房长效机制。
　　在金融方面，这种对“效率”的要求更加明显，而“建立长效机制”，使市场秩序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得到充分保障和长足发展，是“效率”性改革的另一重要体现。
　　财政政策方向仍然积极，但重点在于加强政策效率，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都意味着要改变过去“积极”就等于一味追求量的增加，罔顾政策执行的方式、收益和副作用的衡量。这也是此次会议所述追求高质量经济的一部分。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主要是谨防大水漫灌的方式，防止信贷扩张规模的快速和持续上升，不会再将货币政策当作“拯救”经济指数的主要方法。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会相机而为，采取削峰填谷的方式，针对加强监管等其他政策，平滑流动性，保证结构性改革中的市场相对稳定，勿使之出现风险失控的局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传达给我们三个信号：第一，金融监管不会放松；第二，金融监管将会常态化，加强监管不是额外工作，而是过去监管不足，有规不管，有规不依；第三，长期看，监管会趋稳，完善制度建设，达到更高水平的平衡。未来会更注重可持续性，会着力于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加强监管机制建设，为提高经济质量服务。
　　总体看2017年的中国经济，有三个特点：一是韧性好于预期，保持了较为平稳的态势；二是整体符合预期，基本上是前高后低的形势；三是改革高于预期，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扭转经济脱实向虚，且将会常态化、机制化。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但从经济上看，2018年的挑战也将较大。
　　想要建立新时代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在“效率”上狠下功夫。这种“效率”，绝不是过去那种无视投入效益比的效率，也不是过去那种只重数量的效率，更不是只顾眼前的效率。
　　新时代的经济发展，需要从局部效率转向全局效率。全局效率需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
　　新时代的经济发展，需要从浅表效率到深度效率。未来在激发企业家精神、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等方面，必须做出更多改革，提供更宽松的环境，让企业自主竞争，让市场优胜劣汰，完成转型升级。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因此，将进一步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相信这将为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路径，为解决世界经济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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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news.com. All Rights Reserved厉以宁：经济最大风险仍在金融
　　“什么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 ？ 我 认 为 最 大 的 风 险 仍 然 是 金融。”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7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说，经济增长总是依赖于投资的拉动，再结合城镇化的需求，地方用债务平台等方式筹集资金，假定投资又出现了过剩，假定增长没有效率，那么金融(资本)大量发放之后，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就会增大，这是要防范的风险。
　　“城镇化不要走过去的老路，一谈到城镇化，全国一窝蜂而起，大量花钱，这会促成金融方面危机的发生，一个银行倒闭了就引发一连串的倒闭，一家企业陷入债务危机，资金链就断了，相互就欠债了，这个要预防。”厉以宁说。
　　值得警惕的是，潜在的金融风险正在地方蠢蠢欲动的投资冲动中发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7日在政协经济组联组讨论中发言说，目前地方政府对于经济高增长的过度偏好，以及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竞赛，依然是非常强烈的。从各省在两会前发布的2013年经济增长目标来看，31个省区中有24个超过了10%，80%的省区增长目标都在10%以上。“如果把地市级做个统计汇总，增长目标做个加权平均，可能会比全国7.5%的目标高出4到5个百分点。”
　　“在目前情况下，经济增长(目标)的高速度，投资的高速度，以及对银行融资增长的高速度，这三者关联性是非常强的。”潘功胜坦言，人民银行在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操作上面临的压力非常大，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国家稳定以及防范风险，在这几个变量中寻求一种平衡，寻找一个合理适度的社会融资增长规模。
　　“在中国如果产生重大的经济方面的问题，可能是一大批银行贷款出现问题，而政府债务有可能是引发银行贷款问题的重要原因。”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据董大胜估算，各级政府的负债应该在15万亿到18万亿左右，风险总体可控。
　　全国政协委员、国开行监事长姚中民也说，以负债余额与财政支出的比 例 计 算 ， 中 国 的 政 府 债 务 率 是21%左右，是可控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地方负债不能都看作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关键要看融资平台的偿本付息能力，产生的现金流是否足以覆盖需要偿还的资金。
　　但是，“确实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融资上的困难，以及还本付息上的困难，要防止财政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我国大部分银行都是国有控股，金 融 风 险 会 反 过 来 转 化 为 财 政 风险。”董大胜强调。
　　在投资冲动之外，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在体制机制和操作层面存在问题，这将本已潜在的风险扩大化。
　　“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国营企业互相持股、互相投资、互相担保，两者的资产债务完全打成一片。”全国政协委员、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李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有的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资本金不到位，就通过地方国营企业非法调动资金，虚假充实其资本金，使其有融资负债能力。有的控股公司投资层级高达八九层，控股、参股的子公司、“孙公司”加起来上千家，非常混乱。
　　对于如何防范金融风险，董大胜建议，一是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设规模要和地方财力相适应，不能靠无限制的借贷来进行地方建设。二是要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一步引起重视，加强管理。不能允许地方政府无限制地借债，借债要纳入政府预算，通过地方人大来加强监管。在银行方面要有严格的独立审贷，不能用地方政府的权力来影响贷款发放。
　　潘功胜也表示，目前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直接举债融资，但是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进行举债融资，其规范性、透明度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很大问题，而且存在较大的财政金融风险，所以地方政府负债行为的规范化、阳光化、法制化，是非常值得研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还要加强对地方政府投 资 行 为 ， 包 括 投 资 规 模 等 的 规范。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事权和财 权 在 中 央 和 地 方 政 府 之 间 相 匹配，培育和完善地方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