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布特的大屠杀告诉了我们什么
来源：共识网
波尔布特发动“大屠杀”，造成柬埔寨170多万人死于非命。图为毛泽东接见“学生”波尔布特
　　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亲自导演的那场灭绝人性、惨绝人寰、持续三年多的大屠杀，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但是，对于波尔布特实施这场大屠杀的原因和动机，使众多对柬埔寨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专家们始终迷惑不解，因为波尔布特根本没有像希特勒、斯大林那样为自己实施的这场大屠杀找出成套的理论和理由。然而，这并不是说波尔布特的心态、动机无端倪可寻，他毕竟是柬埔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而他一生的“战斗历程”，也证明他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越南、中国共产党“斗争经验”的“熏陶”中一路走过来的。当然，说要让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越南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对柬埔寨这场大屠杀负责，那是荒唐的，波尔布特是一个心理变态狂，是一个恶魔和疯子，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对中国、越南革命经验的“借鉴”已到了谬之千里的地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样一个疯子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却是最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地方。
　　大屠杀
　　1970年3月至4月，柬埔寨连续发生了施里玛达集团政变和美国、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腹地事件，激起了柬埔寨人民强烈的反美情绪，纷纷转向支持反美的柬埔寨共产党，即所谓红色高棉。柬共领导的游击战争和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北越军队结盟，在柬埔寨人民的支持下，用5年时间击溃了美国和南越军队的入侵，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于日占领金边。柬埔寨人民对他们倾力支持的红色高棉充满期望，满以为新政权能给满目疮痍的柬埔寨带来休养生息和安宁和平。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金边的硝烟还没散，一场骇人听闻、匪夷所思的弥天大祸就从天而降。
　　大屠杀是从红色高棉占领金边两天后的全城“紧急撤离”开始的。这一天，“金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王晓林：《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四期。下面引文均出自该文。）。金边数以百万计的市民被死亡趋赶着，惊恐万状，慌不择路。而就在这令人百思不解的全城“紧急撤离”中，一场持续三年零八个月的大屠杀就此拉开帷幕，其中一幕幕画面惨不忍睹，令人发指：“&&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在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画面不仅止于金边，还同时发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大中小城市。
　　此后，在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成批量的有计划的大屠杀一天都没停过，成千上万的“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的人不需要任何审判和罪名，就被成批地押赴刑场处死。“为了屠杀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又在距离这里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S21和钟屋杀人场。S21是全国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在1975年到1978年的4个年头里，超过2万人在这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人被送往钟屋杀人场被有计划地处决。”在钟屋杀人场，每天都在有计划地批量处决“犯人”，其惨绝人寰的血腥场面丝毫不亚于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批量地”屠杀犹太人。请看这样的画面：“&&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约珍贵的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有时押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
　　波尔布特时代，这个钟屋杀人场究竟屠杀了多少受难者？至今没有统计出来。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而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至于柬埔寨全国被屠杀的受难者则数以百万计，在波尔布特统治的三年多时间内，柬埔寨全国人口骤减三分之一。
　　　　波尔布特的思维
　　波尔布特本名沙罗绍特，1975年红色高棉执政后才改为现名。从波尔布特的履历来看，他无疑和古巴的卡斯特罗一样，是一个终身从事革命职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早年在法国留学时就接触到马列主义，和同学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上世纪五十年代回国参加丛林抗法武装斗争，数次到中国和越南取“革命真经，参与组建柬埔寨共产党并于六十年代当上柬共总书记。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波尔布特数次来中国，中共的“秀才”陈伯达曾向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光荣的反修战士”康生向他面授“铲除内奸”机宜，而毛泽东主席曾向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够了，说到这里，我想读者已不难明白波尔布特是怎样一个革命者了，“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者”、“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波尔布特一生奋斗中的“关键词”。因此，尽管波尔布特并没有对自己一手导演的大屠杀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但他对这场大屠杀时圈时点、画龙点睛般的片言只语，却和上面这些关键词息息相通，往往一语道破他“独特”而匪夷所思的思维方式。
　　对金边实施全城紧急大撤离，真是“十公里以外的美国人要轰炸”吗？非也，而是波尔布特急于要在一夜之间实现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即比中国和越南“更彻底的共产主义”。试想，把所有城市居民赶到乡下做农民，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不就消灭了吗？而要做到这一点，真是举手之劳。当然，这还远远不够，阶级差别还没有消灭，“旧社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这也很好办，从肉体上把他们统统消灭，不就大功告成了吗？于是，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执政以后，对国内的旧政权官员、军人、商人、僧侣、知识分子（无分老幼男女）等所有“剥削阶级余孽”的规模屠杀一天也没有停止。
　　波尔布特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魔鬼般的思维方式，应如何表达呢？如果从他对政治理想追求的狂热和“虔诚”的角度来看，说这是“拔苗助长”、“削足适履”也能说得通，但却远远不能反映出其血腥、残暴、灭绝人性的程度。那么姑且就称“外科手术”吧。对社会肌体上不顺眼的器官一刀割去，鲜血淋漓，痛哉快哉！但这也不贴切。医生小心翼翼地割开皮肤肌肉，绕过血管神经切去病灶，再行缝合，是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而波尔布特是医生吗？不！他是一个对“社会医学知识”一窍不通的十足的屠夫。而屠夫和医生施行“外科手术”的思维方式，当然截然相反。
　　你看，一颗连着身体的有病脑袋横在砧板上，怎么摆弄都不顺手，索性一刀砍下脑袋，再一刀劈开脑袋，刀尖一剜挑出瘤子――完事了。任由病人尸首分离、脑浆迸裂、一命呜呼，我们的屠夫已抄起双手乐哈哈地欣赏着他的杰作了。这样的“外科手术”比喻波尔布特的社会实验真是太贴切了。把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血腥地赶出城市，是他颇为得意的第一刀。请看从这一刀下侥幸活下来的人们的命运：他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这个嗜血屠夫的“手术风格”还以“手起刀落”、雷厉风行著称。“1976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话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而他为这极为残忍的“党内一刀”的冠名，居然是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中国大陆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句“经典名言”：“清理阶级队伍”！
　　　　对“波尔布特”思维方式的追问
　　屠夫式的外科手术当然不是波尔布特的独创，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主义和他对数百万犹太人血腥屠杀，居说就是为了实现让世界“人种”优胜劣汰。两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今天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以奉行人类最后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信徒中，会产生波尔布特这样的恶魔及其思维方式。
　　拔苗助长，削足适履，杀鸡取卵，不惜任何手段妄想在最快时间内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是波尔布特思维方式的最终根源，而“屠夫式的外科手术”不过是丧心病狂地把这些手段用到极致而已。我们之所以要反思这个问题，是因为波尔布特绝不是个案，在列宁和列宁以后的近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波尔布特思维方式”几乎比比皆是，“屠夫式的外科手术”也屡见不鲜，不过程度有别，方法不同而已，其中还充斥了大量的争权夺利、排除异已的阴谋。斯大林用暴力消灭富农、把全国农民强行赶入集体农庄、毛泽东在两三年内“消灭私有制”、发动了旨在几年内赶超英美的“大跃进”，便是“拔苗助长”、“削足适履”的最好注脚；斯大林从肉体上消灭党内反对派、在党内军内大规模地清洗、屠杀、对全国数千万“阶级敌人”、“人民公敌”的屠杀、监禁、流放、苦役以及毛泽东在红军时代的“打AB团”、在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五十年代的反右、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等，亦是“屠夫式的外科手术”的典型范例。
　　当然，说“波尔布特思维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初始理论荒谬绝伦的背离和歪曲，也能说得通。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构建的那个理想社会，以及马克思本人已从理论上阐明的通向这个理想社会的具体路径、过渡方式，就没有一点问题吗？不！这里需要反思的，恰恰是这种“理想社会”和“具体路径”的乌托邦性质，如何给波尔布特这类魔鬼及其思维方式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波尔布特思维的政治实践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集社会一切政治权力于一身的狂人，凭着自己的胡思乱想，随心所欲地“改造社会”。其模式是：专制制度+独裁者+唯意志论。而“改造社会”，则是波尔布特思维的“核心”。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实践本质是什么？也是“改造社会”。“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当然，人们心里都清楚，马克思的“改造世界”和波尔布特的“改造世界”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是性质相反的两回事。然而十分遗憾，历史给出的答案却是：马克思在构勒通向共产主义蓝图的历史步骤时所作出的每一个重大的理论推断，在其政治实践中几乎都可悲地嬗变为一个个悖论，从而打通了通往“波尔布特思维方式”的通道。
　　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和个人独裁，是波尔布特思维产生的首要前提。而马克思设想的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真实、更广泛、更民主的民主政体。试想，这样的制度哪里和专制、独裁沾得上边？然而，再完美的理论一旦进入实践，就必然被现实的逻辑所左右：人类社会历来都是少数管理者统治绝大多数被管理者，哪有颠倒过来的道理？好，既然无产阶级的全体不可能人人都“上升”为管理者，那么就从他们里面选出代表来进行管理吧，比如巴黎公社。问题又来了：真正能带领无产阶级前行的是他们的先锋队，即共产党，而不是工人们自已选出的代表。共产党是由那些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以及工人中的先进分子主动组建的，而不是由工人群众选出来的。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定律，自发的工人运动是不能产生出社会科学真理的。好，既然只有“先锋队”才是带领阶级和群众实现理想的惟一领导者，那么，在夺取政权后的继续“过渡”中，“先锋队”中的精英分子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政府、军队的天然领导人，根本不须任何“实质性”的选举，而“党”的执政地位在“理想”实现之前，是绝对不允许变更、动摇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好，一党专制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巴黎公社的原则泡汤了。
　　事情还没有完。“先锋队”靠什么“带领”阶级和群众实现理想？当然是靠党在一个个历史阶段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和“总设计”。这些“法宝”由谁制定？又是如何产生？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科学真理产生的原理和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关系的论述，这些“正确”的“法宝”只能从“先锋队”核心层中极少数甚至极个别“领袖”头脑中产生，而这样的“领袖”显然不是靠全体党员的“普选”就能选出来的。于是，领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领袖的地位和威望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动摇，领袖不经过选举（实质性的）和不受监督，领袖的意志至高无上定夺一切，就成了党内约定俗成的“规矩”。个人独裁的土壤和条件出现了。
　　进入实践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生上述“变形”，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事实上，二十世纪凡按此理论夺取政权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了一党执政的专制政体，而个人独裁现象也层出不穷，斯大林，毛泽东，霍查，齐奥塞斯库，金日成，波尔布特&&
　　再看“消灭私有制”。作为改造社会的直接目标，“消灭私有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份量，是众所周知的。当然，马克思的本意是只有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即社会化大生产最终使私有制成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障碍，消灭私有制的时机才算成熟。这个时机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有序生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解决必然导致以建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教条”地固守“生产力发展程度”这个原理，当十九世纪未俄国和东方革命提上议事日程后，俄国与东方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遇到的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他们通过对俄国保留下来的农村公社“公有”制的认真研究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俄国农村公社“公有”制可能直接作为集体公有制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从而使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保留着原始经济痕迹的俄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马克思在做这个理论推断时，是否考虑到“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是否考虑过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前提？俄国农村公社“公有”制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发展起来的？是社会化大生产所致，还是“革命”的人为手段？在激动人心的革命形势面前，马克思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一旦这两位“鼻祖”作出了可以绕过“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卡夫丁峡谷”进行“直接过渡”的暗示，他们的信徒们岂有不趋之若鹜之理？波尔布特思维方式，就这样被从魔瓶中放出来了。
　　消灭私有制，为什么要等“生产力”？难道公有制不比私有制更能解放生产力、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吗？为什么不能用革命手段一夜之间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让生产力在新制度下更快更好地发展呢？瞧，准“波尔布特”思维终于理直气壮地登台了，它的名字叫列宁主义，它的内容叫“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薄弱地带的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果然胜利了，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资本家的财产被统统没收，地主富农被枪决、监禁、流放，成千上万农民被一夜之间赶进集体农庄，私有制消灭了，公有制建立了，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公有”制“在全国范围发展起来”的预言实现了。这就是列宁和斯大林用枪杆子造就的杰作。
　　而在中国，毛泽东“消灭私有制”的魄力丝毫不比他的俄国老师差。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地上曾掀起过在一个月左右（1955年11月至12月）时间内全国数十种行业数千家私有工矿企业加入“公私合营”的高潮，创造过半年内（1955年6月至12月）全国过半数农民加入合作社的奇迹，至于“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在分配制度上已跨入“共产主义门槛”的人民公社，则在毛泽东一句“人民公社好”的赞语声中短短两个月内就遍布中华大地。毛泽东是在日视察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时赞扬了人民公社制度，到当年10月底，全国农村已建起了26576个人民公社，举办了265万个公共食堂。
　　然而，中国的资本家和农民们还是幸运的，在毛泽东“消灭私有制”的过程中，他们“搭进去”的仅仅是私有财产（主要是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柬埔寨人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作为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的波尔布特，为了更加“彻底”地实现“公有制”，他不仅要消灭包括生产资料和用于个人生活的一切私有财产，而且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具有“资产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在从金边“紧急撤离”途中，被暴力驱赶的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知识分子当然属于“资产阶级”，这些人统统属于诛杀之列，“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更加可笑的是当时中国动员一千多华侨干部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地奔赴柬埔寨解放区”支援红色高棉的“抗美斗争”，不料波尔布特一掌权后立即变脸，称“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民血的”。结果柬共内部的华侨被屠杀殆尽，并由此拉开了大规模屠杀华侨和越侨的帷幕。波尔布特掌权前柬埔寨全国尚有60万左右华侨，到波尔布特统治结束的1979年，国内只剩下30万华侨了。经过波尔布特4年的屠夫式的“外科手术”，我们在柬埔寨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域&；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产生&&”这哪里是“共产主义的天堂”，分明是阴森恐怖的地狱！
　　　　我们应该反思什么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中积累了太多的压迫、苦难、掠夺、不平等，导致人们一代一代向往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富裕的大同世界。而怎样实现大同世界，由什么人去实现人类的最后解放，通过什么具体路径达到这个理想乐园，自人类文明史以来，几乎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优秀人物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在思考、探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追求人类解放的优秀分子从来没有走出这个认识误区，即人类的大同世界是由某些伟大人物、由某些社会阶层或政治团体，按照某种理论、某种方案、某种设计通过某种社会运动去实现的。尽管马克思本人宣称他的理论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但他仍没有走出前人的这个认识误区，他的理论所导致的政治实践总是走向了他的愿望的反面。
　　那么，马克思在理论上构筑他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乌托邦大厦时，在其“认识论”上出现了哪些重大失误呢？
　　第一，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自然发展的历史，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你想中途截流，当它改道，朝着你那个人为设计好的所谓大同世界的人工河床奔流，那必然是徒劳的，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
　　第二，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国家，其所有社会成员――诸如各个阶级、阶层、政党、社会团体等等，都有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它们的关系都是这些利益的关系。你“改造社会”的“伟大计划”诉诸其中任何一个阶级、阶层、政党或社会团体去承担、去完成，其归宿绝对不是计划中所谓“大同世界”的“实现”，而是“承担计划”者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畸形放大。同时，只要你“改造社会”的行动是靠诉诸政治权力来实现的，诸如“上升为统治阶级”云云，到头来你的“行动”必然走进专制和独裁的政治死胡同。
　　第三，马克思总以为私有制是人类一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总根源，只要消灭私有制，人类社会就会被从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中彻底解放出来。因此，是否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是人类是否解放的分水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最大的理论失误。阶级、私有制都是人类社会分工的产物，而人类阶级压迫、剥削的总根源，则是同样由分工产生的少数管理者和多数被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对立，是少数管理者始终掌控着社会产品的分配大权。因此，在二十世纪各国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中，虽然生产资料意义上的私有制真的被“消灭”了，但因社会分工造成的阶层、阶级依然存在，少数管理者和多数被管理者的对立和矛盾依然存在，因而“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并没有消失，有时反而以不同的方式和内容越演越烈。比如不可逆转地走向腐败的官僚阶层利用手中权力对普通民众的经济榨取和政治压迫；所谓“国有企业”或“集体农庄”管理者利用职权之便对下属职工的鱼肉和剥削等等。再比如当今中国官僚阶层每年近万亿元的“三公”（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消费，就是少数管理者利用手中的分配大权对大多数被管理者血汗的公然剥削。
　　而对于私有制来说，它之所以产生剥削和压迫，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因占有生产资料而成为生产经营的管理者，从而掌控着产品分配的大权，可以无止境地对其雇工进行剥削。但是，一方面，在社会分工被打破（姑且真有打破的时候）之前，只要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还在为生计而奔波，生产资料私有制无论在其方式和内容上发生多大变化，它都是人类生产关系中的最佳选择，它都和人的经济本质和社会经济规律相吻合；另一方面，在私有制条件下，管理者和生产者（或在生产过程中的被管理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和剥削程度，并非取决于私有制本身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双方政治地位的“对等”程度。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统治者和生产资料占有阶级结成利益同盟，剥夺底层劳动者一切政治权利，让他们处于绝对的被奴役地位，并没有任何权利和机会在国家政治舞台上诉诸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时，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才能对被他雇用的劳动阶级实施无止境的剥夺和榨取。我们把这种类型的国家体制称为专制政体。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统治者即管理者本身是由这个国家广大的被管理者选举出来的，因而它必须保证各个阶层的公民都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即任何一个阶层都可以在国家的政治平台上诉求自身的利益，影响国家的政策，那么，这就意味着被雇佣的劳动者和雇佣他们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之间，有着对等的政治权利，可以对后者的过度剥削进行各种方式的合法抗争，从而迫使后者在劳动成果的分配上和劳动时间及强度的调整上做出相应的让步，直至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比例。也就是说双方反复博弈的结果，最终能把后者对前者的剥削降到最低限度，并使前者的生活质量得到和社会经济发展同一维度的提高。我们把这种类型的国家称为现代民主政体。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社会分工究竟能否被最终打破，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在社会分工被打破之前，私有制仍然有继续存在的理由。第二，在实施现代民主政体的国家，无论是国家管理者（政治统治者）对广大民众的剥夺还是生产资料占有者对被雇佣的劳动者的剥夺，都会因公民拥有对国家统治者的选举权和合法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权利而被降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阶级关系的相对和谐、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对抗性阶级矛盾的和平化解。相反，在现代专制政体的国家，因广大民众基本的政治权利被剥夺，除统治者以外的各个阶层、阶级都没有诉求自身利益的合法政治平台，从而导致国家政治统治者对广大民众、生产资料占有者对被雇佣劳动者的无止境的剥夺和压迫，极易产生剧烈的阶级对抗和暴力革命，破坏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因此，看一个当代国家是向前步入人类现代文明社会行列，还是向后退至人类社会的蒙昧、野蛮阶段，其分水岭不是看它是否建立起所谓“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看它是建起现代民主制度，还是抱住专制政体不放。
　　第四，也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点，这就是马克思在勾勒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蓝图时，完全忽视了人权即人的基本政治权利的存在，甚至蔑视普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因为在他看来，一切阻碍新社会诞生、或站在新社会对立面的阶级、阶层、社会政治团体都在被消灭之列，和这样的“阶级敌人”是不能讲平等、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尽管他预言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每个人都会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人类迄今第一次全面彻底改造自身社会的政治运动，它的主动性就在于无产阶级能够自觉地运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固然是创造新世界的客观条件，但旧世界不会自已崩溃，新世界不会自发产生，无产阶级只有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并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才能创造一个新世界。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实质上默许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可以用暴力手段对一切阻碍这个理想实现的政治、经济势力进行无情的“清障”。这个暴力手段当然包括从剥夺自由、剥夺权利、剥夺财产直至剥夺生命的全部内容。那么，“阶级斗争”创造出来的这个“新世界”，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怎样的情形呢？在这个社会中，不仅所有资本家、地主、富农都被剥夺财产、被镇压、被管制、被强迫劳动、被剥夺政治权利，而且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也在被改造之列。显然，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公民社会，而是一个新的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更加恐怖的是，作为全面主宰这个社会的“先锋队”，它所实施的“改造世界”的蓝图实质上是一个接一个的“社会实验”，它必须把所有社会成员当成“实验品”。“实验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身没有任何意志、权利、思想、自由和自我价值，意味着必须完全服从实验者的意志，意味着任人摆布且随时可以根据实验者的需要被其悄无声息地牺牲掉。因此，连这个社会的“主人”无产阶级群众，他们也无法逃脱“实验品”的命运，他们除了“服从”他们的“先锋队”实施“大同世界”的计划、方案、步骤以外，并没有任何诉求自身利益的权利（比如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法律上禁止工人罢工）。因此，在所谓共产主义运动中，凡是掌握政权、并把全国当成一个大的社会实验室的共产党领袖们，他们从内心深处对人权的蔑视，对人的个体社会价值的嘲讽，正是出于这种把除他们以外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当成社会实验品的冷酷心理。在他们眼中，他们亲手创建的这个社会，人们只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是救世主，就是他们自己；另一种角色是等待拯救的羔羊，即他们实施“社会拯救”的实验品。而羔羊、实验品们怎么应该享有“人权”呢？它们不过是“救世主”们救世蓝图上的一些可以随意驱策涂抹的数据、数字和符号。如果实验需要，这些蝼蚁般的生命可以随时被实验的主人轻轻抹掉。斯大林在苏维埃国土上“抹掉”了多少“反党集团”、“人民公敌”、“地主”、“富农”、“德国间谍”的生命？毛泽东弹指之间，就把55万“右派”的政治生命和人身自由从“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抹去了。至于在“大跃进”实验中被抹去的三千万农民的生命，只成为“实验主人”的一次小小的失误――毕竟几亿农民都是他的实验品嘛！可见，“实验者”对自己实验品那种视同蝼蚁、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心态，正是“波尔布特思维”的心理根源。
　　在二十世纪的所谓社会主义运动中，“波尔布特”思维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中任何阶级、阶层、政党、社会集团甚至个人用暴力和强权手段去改造社会，去实施所谓“人类大同世界”的社会实验，都会造成人类历史的悲剧，都会产生波尔布特一类的屠夫、狂人、独夫、疯子。
　　那么，人类社会究竟会不会最终走向“大同世界”？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至少可以肯定，由“救世主”实施社会实验所缔造的“大同世界”肯定没有，即使被救世主们宣称为有，那也肯定是一个血腥的人间地狱。人类社会目前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最多只能是能够保障基本人权、能够基本上维持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和谐”社会而已。这种社会出于这样的理念：既然社会分工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法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合理的自然规律，那么由社会分工产生的一切阶级、阶层、社会利益团体都应有合法的生存权利和平等的政治权利，在整个社会关系中都应拥有自己的主体地位。两项权利、一项主体地位所包含的核心内容是：任何一个阶级、阶层、社会团体都有捍卫自身合法的政治经济利益、并不受其他阶级、阶层、社会团体侵犯的权利，如受到侵犯，可以在国家宪法范围内进行和平的抗争，可以在国家政治平台上进行平等地诉求，直到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把各对立阶级、社会团体的利益分配调整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相对公平的比例。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第一，阶级的政治平等是由每个个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作保障的，这就是每个公民的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出版通信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等；第二，由社会全体公民共同选举出他们都能接受的执政者，并随时可以对其进行撤换和监督。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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