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基本收入

瑞士拒绝“无条件基本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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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拒绝“无条件基本收入”
瑞士拒绝“无条件基本收入”
日 08:15环球时报
本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 本报记者 赵觉珵
近日,“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在日内瓦普兰帕雷公园广场拼出一个问句:“如果有人保障你的收入,你想去干什么?”
“瑞士人对无条件基本收入说‘不’!”据瑞士《伯尔尼日报》5日报道,瑞士当日就“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动议进行了全民公投。投票结果显示,76.9%的人反对引入“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该动议最终未获通过。路透社认为,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此前民调显示,有71%的瑞士人反对这一提议。
这是全球首次有国家针对“无条件基本收入”进行公投。据英国广播公司5日报道,这一动议于2013年由名为“瑞士基本收入”的团体提出。根据瑞士法律,只要一项动议获得10万人以上联署,就可以启动全民公决,而该组织在征集了12.6万个签名后将该动议上交至议会。
按照该组织的初步构想,如果公投获得通过,将立法确定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标准;预计每个成年人届时每月将获得由国家无条件发放的2500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6823元),儿童也能得到625法郎,而现有的养老金、失业金以及其他社会福利补助金将被取消。
支持者认为,“无条件基本收入”将“帮助消除贫困和不平等”,让全体民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希腊前财长、经济学教授瓦鲁法基斯解释说,机器人取代人类进行劳动的进程早已开始,“但是机器人却不会消费。”数字化进程、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能够通过“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来解决,“瑞士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国家,是进行这场试验的理想之地。”
但瑞士联邦政府与几乎所有的党派都对这一动议表示反对,认为这种“由摇篮到坟墓的国家福利”,是“懒汉们的疯狂计划”。瑞士政府担心,如果推行基本收入制度,许多人会放弃工作,这样瑞士将缺乏足够的劳动力和专业人员;何况要想保障“基本收入”,必须进行大规模财政节支并大幅度增加税收。
“按照2012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每年因基本收入为国家带来的财政负荷约为2080亿瑞郎,这相当于全民生产总值的35%,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议员克鲁图称。瑞士圣加仑大学的研究显示,如果这一动议通过,每年财政缺口将达1500亿瑞郎之巨,而这可能要靠加税来填补——增值税届时最高将达到50%。
尽管每月白拿2500瑞郎听着很美好,但瑞士2015年公布的贫困线是月收入2219瑞郎,而瑞士人的税前平均收入近6500瑞郎。在高物价的瑞士,2500瑞郎仅仅能满足温饱。
实际上,瑞士并非第一个提出此类法案的国家。2015年,芬兰社会保险机构就曾草拟一项提案,计划从2017年起,每月向每个成年公民发放800欧元,以取代其他现有的社会福利。这项法案获得芬兰政府的支持,认为并未增加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只是化零为整,改为现金发放,也期待这项政策能有助于刺激消费、增加就业。目前这项计划已经进入最后讨论阶段,预计11月会公布实施细节,并从明年起正式推行。
瑞士《每日导报》指出,尽管瑞士此次没有通过“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动议,但对于这一政策的讨论仍会继续。德国《经济新闻报》评论说,从长远看,“无条件基本收入”政策是一种趋势,有望先在欧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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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向每个人提供基本收入,结果会怎样?
中国日报网2月8日电 据英国BBC报道,在1月,芬兰政府开展了一一项彻底的经济试验,即向2000人无条件拨款两年,来保障他们的最低收入。试验对象是从享受福利的人们中随机挑选出来的,他们每月将获得560欧元,即使他们没有失业,也会获得资助。
芬兰的试验项目是所有类似试验中规模最大的。如果每个公民享有保障的收入,也就是政府实施普遍基本收入政策,这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这些试验的目的。芬兰社会保障机构Kela是该试验项目的运营机构,其职员Marjukka Turunen称,“我们希望,确保基本收入可以为这些人带来经济上的安全感,给他们带来人生规划的机会。”
这个提议简单,但有其激进的一面。一部分人不喜欢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地资助,另一部分人则担心,收入一旦受到保障,人们难以愿意接受不受欢迎的必要工作。
但是,从硅谷到印度,全世界很多人都在支持这项政策。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现在许多人将实施普遍基本工资政策视为滞后的福利制度改革中最好的方式,以及解决大部分国家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最好的途径。
基本工资政策重新赢得了人们的支持,但其实这并不是一项新措施。美国总统尼克松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成功开展了一项试验,对尼克松来说,那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项有效措施。政策的全面公布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只因“右翼”的强烈反对。
20世纪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都认为,保障性收入措施是政府减贫的最好方法。哈耶克在他的《法律、法规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一书中提到,这项政策给每个人提供了经济上的自由:“确保每个人有一定的最低收入,或者保障每个人有能力自力更生,不仅完全合法地保护了每个人不受这个普遍的风险,而且是这个大社会(Great Society)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个体会不再向他出生的这个特定的小群体中的成员明确索要财产了。”
随着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的增强,社会福利制度出现,由此有一些人认为,基本收入自然可以解决问题。确保基本收入的政府支出实际要低于现在福利制度的支出,这主要是因为规格统一的普遍支付比实施与监管的成本要低。
但是,今天许多人又开始重新支持这项措施,因为他们觉得基本收入政策能缓冲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仍影响着人们。自从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出现,人们也越来越害怕自动化。基本收入政策给予人们空间,来重新思考他们与瞬息万变的工作的关系。
Turunen说,“我们希望,这些人可以重新找份兼职或者创立自己的公司。”有一些证据表明,这样的情况有可能会发生。在1968年,尼克松总统开展了一项试验,8500人每年可获1600美金左右的基本工资(相当于今天的1万美元/8070英镑),来资助四人家庭。这项资助对参与者的工作总时长没有影响,而那些减少原来工作时间的人则是因为从事了其他对社会有价值的工作。
荷兰历史学家Rutget Bregman是基本收入政策的支持者和《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Utopia for Realists)一书的作者,他认为,该实验对参与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位母亲获得了心理学学位证书,还当上了调查员,”他说,“还有位女性报名了表演课,她丈夫则开始作曲。”这位女性告诉研究人员,她和她丈夫成为自给自足的艺术家了。尼克松总统的试验也使得年轻人能在不工作的时候花更多的时间去接受教育。
加拿大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了一项类似的试验,给加拿大中南部马尼托巴省(Manitoba)多芬镇(Dauphin)30%的人们每人15000美金。马尼托巴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Evelyn Forget在2011年对试验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高中毕业率上升了,住院率下降了8.5%,而成年人就业率毫无变化。
尽管这项试验有明显的成果,但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政治气候却出现了变化,这意味着这两项试验都没有被普及。那么40年后情况会有所改变吗?
加拿大的安大略省(Ontario)、美国加州的奥克兰市(Oakland)和荷兰的乌得勒支(Utrecht)将与芬兰一同建立新的试验。苏格兰的两个地方政府也宣布,将在格拉斯哥郡(Glasgow)和法夫郡(Fife)开展试验。欧洲政治家——包括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公开支持开展试验。
这会带来好处吗?英国大约五百万的人们在享受福利。在2015年英国福利预算为2580亿英镑(3200亿美元)。如果英国大约五千万成年人享受同等福利,每人每年可以得到5160英镑(6400美元)。
这个数目远比做全职工作的人们的所赚的13124英镑(16280美元)——英国政府设定的最低工资——要低得多。许多人都呼吁比这高得多的普遍基本收入。同时,这一数目也比人们目前得到的一些福利要低。例如,在英国,25岁以上的失业人群每年可以接受高达3800英镑(4714美元)的求职补贴和平均4992英镑(6192美元)的住房补贴。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仍有64%的欧洲人和62%的英国人会投票赞成基本收入制度。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项制度。2016年,瑞士的一项公投否决了一项决议,即每月分发2500瑞士法郎(2418美元)给每个成年人和四分之一的儿童。反对者认为,政府支付不起这个项目,也助长了人们辞职怠工的风气,特别对于那些低薪体力工作者来说。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会想要当清洁工或者收垃圾的人呢?
支持者称,这可以迫使社会重新评估这些工作的价值和这些工作者的报酬。确实,保障性收入——即使是辅助性的——挑战着一种观念,那就是,只有劳动者人才是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现代社会以工作为中心。工作是我们身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像志愿活动、家务劳动、照顾家属这样的无偿生产劳动却是不受重视的。
澳大利亚墨尔本全国工人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Workers)的积极分子和总支部副秘书长Godfrey Moase认为,基本收入政策会打破对人与工作关系的传统观念。他2013年在《卫报》写道,“想象一下,如果每个公民的生活都有所保障,那创造力、革新精神和进取心将会迸发。社会企业、合作企业和小型企业的员工无需担心收不到工资。”
有一些人声称,这项措施甚至可以提高正规就业率。如果劳动者有时间去寻求适合他们的工作,而非仅仅他们所能得到的工作,他们可享有更好的工薪待遇和条件。
并不是所有的消息都是正面的。正如《“电信一代”的宣言》(Telekommunist Manifesto)的作者Dmytri Kleiner等批评者所言,这项政策让人们增加消费,导致通货膨胀。
也有人担心,短期试验会不会真正反应长期实施的基本收入制度的作用。一项试验的参与者也许会利用这段时间来学习或再教育,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试验结束,他们需要重新找工作。
将参与试验的人群限制为接受福利的人,这不能得出任何在基本收入制度普及的情况下所能得出的结论。我们只能知道,保障性收入如果被普及,是否会挑战现有的工作观念。
同时,有人认为芬兰的试验不够大胆。在芬兰这样生活成本很高的国家,每人每月得到560欧元的政策是无法长久实施的。
尽管意见不一,关于这项制度利弊的争论双方仍会关注芬兰,而接下来的其他试验也会继续关注着政府的资助究竟会带来多大的改变。我们所认识的工作可能会有所变化。
(编译:刘殷殷 编辑: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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