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最新馆藏[转]&　　印钞票！先印法币，后印金圆券　　打仗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计划3-6个月剿灭“共匪”。可是事与愿违，内战打了2年，仍没有很快结束的迹象，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反而逐渐处于被动。军费高居不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由国家银行垫款。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仅有25000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　　内战打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已然是处处被动，战场的失利，使政府的信用濒临破产。法币的发行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有的造纸厂干脆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比用其他纸成本还低。　　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任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7月29日，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王云五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以图重整经济，恢复国家的经济秩序。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通过币改方案，发行金圆券。　　金圆券的发行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蒋经国一个个地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手下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 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这些强硬的行政手段，虽然一时奏效，但却非长久之计。国民政府中那些喝了洋墨水的经济学家早就看出其中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蒋硕杰在口述自传里提到，当时随蒋经国、熊式辉等在东北行辕视察的时候，政府官僚还用的是一套汉代桑弘羊的平准盐铁的法子恢复经济，他当时感到触目惊心。果然，上海物价并没有因为蒋太子的雷霆手段而真正得到控制。　　法币、金圆券下的人民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实际薪金 ＝ 底薪基数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　　1946年3月，国民政府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5万元，物价加成倍数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加成1100倍。所以底薪为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83万元法币，可买23袋面粉。可是到了1947年5月上旬，由于内战军费激增，国统区物价猛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物价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反而相当一个清洁工的水平。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日，胡适校长致电政府，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可即便是教授的薪水也不够买5袋面粉。　　1948年9月币制改革后，政府规定：文武公教人员之待遇，一律以金圆券支给。一个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按照抗战前标准领取40元月薪，这时得到金圆券40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0元，实际收入比战前降低一半。而照抗战前标准领取600元薪水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12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61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十分之一。　　日上海市米价每斤金圆券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猪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表面上看物价还可以接受，可是从10月以后市面上就没有“限价”商品了，人们只能在黑市高价购买生活用品。由于国民经济没有恢复，战场局势每况愈下，再加上蒋经国上海“打老虎”行动不了了之，人民对政府残存的最后一点信心也顷刻瓦解。物价刚刚稳定不久，便又急速上涨。　　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日记录：“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间及周围地区，中关村一带）交通如常。国军撤、中共来，都无扰乱。商店渐开门，东西很贵。中共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 这时候偶尔能买菜也很昂贵，12月22日的物价又涨到：肉60元（金圆券）一斤，鸡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冻豆腐4元一块，金圆券发了没几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记中写道：“不知中共何时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到12月28日，肉价还是金圆券60余元，纸烟40元20支，花生米涨到50多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买”，跑了多家，只买了些黄豆（18元一斤）、黑豆（20元一斤）。 　　如果说北平天津地区因为战事紧张而物资奇缺的话，作为大后方的杭州也好不到哪里去。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他在日记中记载： “1月4日，米价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7日，过大街购一帽，金圆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 日，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600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4日，剪发付13元，前次仅3元”。　　煤荒也是困扰百姓的一大难题。1947年9月北大的教授宿舍“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栏里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数"节余"，而且小心地洒上石灰防贼”。研究西域史的向达教授，为了购买冬天的三四吨煤，“他说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办公室，多拿一份薪水，来供家里还债过冬”。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　　1947年5月中旬一篇来自河南开封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物价飞涨下的民不聊生：“汴垣从本月起，红粮每市斗已从5000元涨到11500元，除了少数官僚资本家和收钞票或经手钞票的机关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难。求活声掩蔽了纸烟大王周锦堂吸食鸦片被捕的新闻；压小了省参议会大会的民意表现，顾不到过问国共两军的谁胜谁败”。人们互相在探问：“天不会快塌了吧？”政府的威信，就在这忽视百姓饭碗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　　总崩溃：金圆券变成废纸　　金圆券政策失败源于发行限额无法严守。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这年秋冬之际，东北、平津先后失守，中原会战惨败，国军精锐丧尽，内战的军事急速逆转，而国民党曾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军事上的失败和金融上的崩溃互为因果，通货进一步膨胀。由于无法解决财政问题，金圆券发行仅1个月后就发行到12亿元，至11月9日则增至19亿元，接近初订上限之数。10月28日，政府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11月1日，又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圆券发行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但兑换额由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5倍，降至1美金兑20金圆券。从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　　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比10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面值100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5月，一石大米竟要4亿多金圆券。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进入1949年，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有覆灭的可能，由政府信用支撑的金圆券自然急速贬值。贬值速度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普通百姓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商店的店主、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最后连军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圆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广州国民政府终于在7月3日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文亭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23期，原标题为“抗战胜利后国统区通货膨胀奇观”）　　作者：18元一斤来源人民网)君，已阅读到文档的结尾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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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经济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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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述评
文章作者：
【原文出处】民国档案&&199201
【作者】宗玉梅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政治统一的同时也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建设工作。十年中，国民政府为振兴经济作了不少努力，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到1936年，国民经济达到了旧中国的最高峰。这里，根据其发展过程及特点，把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分为三个时期。
一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经济建设
这是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初步开展时期，其重心是财政的整顿与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刚建立时所面临的局面是极其困难的：它外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际地位十分低下，命运操在列强手中；国内，以奉系张作霖为首的“安国军政府”控制着京、津、东北及山东、苏北等地，维持着北洋军阀的最后统治；滇、黔等省仍由地方军阀割据着；国民党内部则派系林立，地方实力派实际上割据一方，企图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各派军阀政客集团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一切都威胁着蒋政权的统治。为了巩固、稳定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国民政府把政治的安定，国内的统一放在首位，而“殊甚少虑及”经济建设(《革命文献》第26辑，第55页。)。不过，因为经济力量是政治斗争的物质基础，国民政府在进行政治统一之时，也以部分精力从事经济建设；为了顺乎民意，国民政府也需要进行经济建设。蒋介石曾说：“我们要复兴国家，完成革命，最切实最急需的工作莫如生产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吴曼君：《总裁思想》第六册，“经济”。)。
国民政府是“依据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所指示之方策原则，为确定物质建设实施程序之标准(《革命文献》第76辑，第55页。)”的。据此，孙科拟定“建国大纲”，把经济建设按程序分为交通、工矿、农业等项。当然，由于各时期的具体条件不同，经济建设重心也不同，并非一概遵循这一程序。
当时训政刚开始，百废待兴，万端待举，国民政府把财政建设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因为财政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没有强大的财力作后盾，经济建设便无从谈起。而历史遗留给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北洋政府时期大小封建军阀的割据，使中国的财政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形成地方财政的封建割据局面。在国民政府刚成立的几年内，“中央税收所恃者，计有江、浙、皖三省，皖省尚无款可解，实只恃江、浙两省而已”(《革命文献》第26辑，第1页。)。另一方面，长期的军阀混战，导致国库空虚，只好靠借债度日，北洋政府成为一个叫化政府。而一切理财要政，“绝少建立，即偶有一二，亦不过虚应故事，从未收获实效”(《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83页。)。南京政府建立后，决定整顿这种混乱的财政状况，建立新的财政秩序。
1927年10月，南京政府成立财政整理委员会；1928年6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经济会议；7月又举行首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一系列会议，制订了财政改革的具体措施。
首先是统一财权。为此国民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划分国、地税针对当时地方割据财政的状况，在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上，通过了国、地税划分案，厘定国、地税收标准，规定中央税以间接税为主，而以直接税辅之。如盐税、常关税、海关税、内地税、烟酒税、厘金、邮包税、印花税、所得税、国家营业收入、中央行政收入及其他属于国家性质的现有收入统属国家税收范围。地方税则以间接税为主而以杂项税捐辅之。如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屠宰税、营业税、市场税、所得税之附加税、船捐、房捐、地方财入、地方营业收入、地方行政收入及其他地方性质的现有收入属地方税收范围。这样国、地税收有一界限可寻，既防止财政割据的出现，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
统一度量衡长期以来，各地度量衡自成体系，巧立名目，自制斤两，因此制度混乱，这给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带来很大不便。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此进行改革，力谋统一。1929年工商部宣布采用万国公制，另定市制的度量衡作为辅助(《革命文献》第75辑，第110页。)。并颁布了新的度量衡法，设立度量衡局监督执行，把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各地区普及实施期限不同，但最晚必于1933年底以前全部完成。
确立预算制度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议决迅速成立预算委员会，1928年9月把财政整理委员会改为预算委员会，1930年制订试办预算章程。1928年至1930年三年度订有个别的分预算；1931年，通过法定程序确立了总预算，是为第一次国家正式预算。然而由于当时战争不断，军、债两费开支巨大，财政极端困难，财政预算无法切实执行。但预算制度的确立是国民政府财政的一大进步。
裁撤厘金与举办统税厘金最初是清政府为筹措军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设立的，此后一直沿用。它“病国害民”，长期以来就有裁厘的倡议，然因“军政两费恒恃厘金挹注”，地方军阀又把厘金作为重要的财政私入，结果屡议屡辍。国民政府成立后，决定裁厘。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1929年6月裁厘，通令全国10月10日为实行裁厘日期，后因军事问题不得不延至1930年12月。此时通令全国所有厘金，及由厘金变名而来的统税、统捐，专税、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及正杂各税中类似厘金者，并海关五十里外常关税、内地常关税、子口税、复子口税均于日一律废除。国民政府在裁撤厘金的同时举办了统税。统税即一物一税，具体地说，指对国内工业品按一物一税原则进行一次性征税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其他税捐，如有重征可申请退税。1928年南京政府以裁厘为名，将军阀时代各省的卷烟特税定为国税，征收统税。1931年1月设立统税署，对卷烟、面粉、棉纱、水泥等项并征统税，后又扩大范围至啤酒、烧酒、熏烟等项。据记载，国民政府早期还是执行了统税政策的。1930年中央岁入共计退除重征税款达313余万元，1931年高达1367余万元(《中华民国第一次统计提要》，(民国廿四年)第三册、第736页。)。因而，统税是一种顺应税制改革的时代潮流的工商税种，在实施初期曾有利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与政府收入的增加。1931年统税占财政收入总额的7.4%，1933年增为13.95%(银行学会编：《民国经济史》第168页。)。后来，它与关、盐税一起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样，国民政府通过裁厘，堵死了地方军阀的财源，又以统税充实了国库。此外，国民政府还对税收机构进行了整顿，统一征收机关，使各项税收逐渐集中于国民政府财政部。
其次是关税自主。国民政府成立后，首先发表关税自主宣言，1928年6月又宣布北洋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应进一步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收回关税自主权。美、德、挪、比等国相继与国民政府缔结“新关税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将协定税则改为国定税则，将从前值百抽五税率改为差等税率，由值百抽7.5起，最高达值百抽27.5。这次关税自主运动虽然没有达到关税的完全自主之目的，海关行政仍没有独立，但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确实有所增加。1913年我国关税收入仅1697万元，占当时财政总收入的21%(《中国财政简史》第240页。)，1929年增为24396.6万元，1930年增至29019.9万元，1931年又增至38492.5万元(《革命文献》第73辑，第277——278而；第75辑“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来实业之进步”。)。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关税收入平均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48%。关税的部分自主不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同时也保护与发展了民族工商业。
国民政府还对金融、债务进行整顿，设立中央银行，改组中国、交通两行，健全金融机构。在整顿财政金融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加强了工、农业的建设。
工业：1928年在南京设立中央工业试验所，为工业发展创造条件。同年工商部成立，1929年7月公布特种工业奖励法，对近代新兴工业及生产当时需要迫切的产品的工业，按工业种类及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专利、免税、减低运费等奖励。1931年5月制订实业建设六年计划，建议以兴办急需的基本工业为主。建设委员会所办的长兴煤矿于1929年开工；淮南煤矿1930年开工，实业部与华侨合资创办的中国酒精厂亦筹备完工。我国原有的民族工业如棉纺业，面粉业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水泥业随着国内建设的发展也逐步兴起与发展起来。由于关税税率的提高及国民政府采取保护贸易政策，本期内对外贸易呈现发展趋势。进出口贸易增加，出口贸易由1914年的4亿关两，增至1931年的9亿关两，增加了125%；进口由1914年的4.5亿关两增至1931年的14.3亿关两，增长了217%”(《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185页。)。但农业在本期内裹足不前，国民政府虽然在1930年公布《中华民国土地法》，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
总之，本期是经济建设的初步开展时期，某些行业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国民政府推行军事第一的方针，内战频繁，军费激增，经济建设资金受到限制，影响了建设进程。
二35年8月的经济建设
这是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困难时期。交通建设是本时期经济建设的重心。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中国经济遭受重大损失；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把剿灭红军作为头等大事，连续发动了五次围剿红军的战争。从经济形势看，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波及中国，严重打击了中国经济，接连不断的天灾袭击，更加重了中国经济破坏程度。动荡不安的政治、经济局势，使本期的经济建设受到很大影响，但国民政府设法克服困难，努力建设。
交通是经济的命脉，“谋国家之建设者，必先致力于交通”。国防和当时内战的需要也促使国民政府把交通建设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交通建设又是孙中山实业计划的首要项目。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宣布把交通建设作为训政时期的主要任务，尤其以铁路建设为重。为此国民政府成立了铁道部，以孙科为部长。在第一时期铁路建设虽已开始，但直到“九·一八”事变时全国铁路总长只有15000公里，且多在关外，关内修筑很少，路线不成系统，地域分布不平衡。“九·一八”后开始掀起了中国铁路建设的第二次高潮。1931年5月蒋介石拟定交通建设五年计划，规定到1937年完成85000公里铁路建设任务。1932年国民政府公布“铁道法”，制订了“国营铁道于不损主权及利权范围内得借外资”的原则。1934年又公布了公营铁道条例和民营铁路条例，鼓励省办、民营商办铁道。因铁路建设需资巨大，国民政府为筹措资金，首先对旧债进行整理，而后举借新债。如1934年发行六厘英金公债150万镑完成粤汉铁路。同年又发行玉萍铁路公债1200万元及第一期铁路建设公债1200万元等。在筹措资金的同时。国民政府开始了修补重建旧路、建设新路的铁路建设。整理旧路主要是加固铁路桥梁、抽换铁路重轨及枕木、添购机车车辆，增设电线、装设调度电话，实施军事训练、增设防空设施等。到“七·七”事变前夕，这项工作大部分完成，各路载重能力、客货运输能力和营业收入大增。原有铁路的展筑方面，如陇海铁路的东西延伸，1934年12月通车至西安；东段于1932年由新浦向东伸展，并开辟连云港为东端终点，1935年间大致完成并开始使用，连云港成为东南各铁路、水路联运的枢纽。粤汉路中段株昭段在前一时期已设立工程局准备修筑，因经济力量不足直到1933年7月才开始动工，5月由昭州修筑至乐昌且开始通车。本期修筑的新路主要有，中央与地方合营的浙赣路，省营的杭江路及同蒲路，商办的江南路和淮南路，因国防军事原因赶修的苏嘉路，1933年完成了南京至浦口间的长江渡轮工程，使沪宁路与津浦路相接，便利长江南北的经济沟通。
因为公路建筑需资较少，进展较快而被定为“目前便利运输交通之最先急务”。本期公路建设主要是修筑联络公路，使不成系统的各省片段线路互相勾通，以适应国防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1932年1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公路处，负责督造各省公路的联络工程，并决定先从东南各省着手，次第推展到西南、西北。1933年完成了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并修筑了豫、皖、苏、鄂、赣、浙、湘七省联络公路，到1934年完成路线约13676公里。全国经委会于1934年直接主持修筑西兰、西汉公路，随后又修筑绥远至新疆、山西，甘肃至新疆，四川至云南等2万余公里公路，公路建设成为开发西北的先声。
1931年后，电信事业也有长足的进展，比较显著者，一为九省长途电话的架设，它使苏、皖、鄂、粤、湘、鲁、冀、晋、豫九省大都市及军事要塞之间建立了直接的电讯联系；二为国际通信的扩展，先后与美、德、苏、英、日、荷兰等国订立无线电通报合同，国民政府1933年3月开办上海、莫斯科间直接无线电路，并筹设中英通讯电台及洛阳国际电台等。
民用航空方面，本期内除对原来航线修复整理，重新开航外，还新辟了不少路线，如沪平沪粤沪蜀平粤线粤桂闽黔滇五省地方政府于1933年冬合资设立西南航空公司，开办了广龙、广琼线，以促进西南边疆的开发与巩固国防。
综观这一时期的交通建设成绩是相当显著的，据统计，到1933年全国邮路由1927年底的462237公里增至498532公里；铁路干线由8914公里增为9380公里；公路里程由29356公里增为72251公里(《革命文献》第75辑“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来实业之进步”。)。交通建设为国防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本期内农业经济由于战争破坏，外国剩余农产品的倾销，地主豪绅的掠夺而陷入危机之中。中国以农立国，农业经济危机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迫使国民政府采取措施挽救农村经济。如这一时期掀起农村复兴运动，救济农村金融；废除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成立科研机构，指导农业生产。1933年6月成立的中央农业实验所，曾选出适合我国种植的斯字棉和德字棉。引进美棉到华北各地种植，培育推广稻麦杂粮的优良新品种。金陵大学农学院育成了金大2905、开封124及徐州438等小麦品种，育成大豆良种332号。1933年成立棉业统制委员会，负责改进植棉业，由于它们的努力使当时全国棉花总产量有所提高。1932年全国棉花总产量9489千市担，1933年增为11826千市担，1934年又增至13661千市担(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0、102、360页表、190、227及234、102—104页。)。国民政府还组织进行水利建设，统一水利行政，把全国经委会作为中央级水利行政机构，主管全国水利。设立华北、黄河、长江、淮河四个水利委员会。1932年筑成绥远民生渠、陕西泾惠渠，1935年筑成洛惠渠。铁道部对农产品降价运输，以利于各地农产品的调剂，及时救济农村。并减免农产品如芝麻、大豆等的出口税、转口税，1932年12月开征小麦、面粉、杂粮进口税。
工业方面，国民政府通过颁布工业奖励法，发起提倡国货运动和发展本国工业。
可见，国民政府在严重困难时期，为经济建设作出了努力，然而收效甚微。工、农业和对外贸易等都处于严重衰落状态，而且程度日渐加深。农业收获量大减，1932年全国主要农产品总值188000余万元，1933年减为154000余万元，1934年不及100000万元，比1932年几乎减少一半。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越来越大，以上海为例，如以1930年农产品物价指数为100，到1934年跌落至71.87(云南大学经济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第111页。)。棉纺织业是中国传统民族工业，它的兴衰是中国工业的一个晴雨表，这一时期棉纺织业也陷入危机之中，1934年华商纱业亏耗达2500万元，全国92家厂商，每月亏本达6万元(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22页。)。不少工厂处于清理、召卖、停工、减工等状况。一些工厂因负债累累而被拍卖。由于工农业经济衰落，商业也呈现萧条局面，全国商业所得逐年减少。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各业建设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如农业，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严重脱离农村实际，背离广大民众的利益。工业方面，如统税和关税政策逐渐有利于洋商，却打击了中国工业。国民政府曾高唱对纱业救济，鼓励银行对工业放款，其实际情况则如荣宗敬所说：“救济纱业徒讠乇空言，征收税款日复加厉”。当申新各纱厂陷入困境时，“曾向京棉业统制会求救济，要求50万元加入股份被拒绝，向银行贷款亦无望”(《东方杂志》第33卷，第20号。)；致申新七厂因欠债被汇丰银行拍卖给日商。交通没有对工业经济起应有的促进作用，各铁路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国民政府工业奖励措施也是空头支票。尽管这一时期经济建设步伐缓慢，成效不大，但由于国民政府的挽救，社会经济仍存在一线生机。
三37年7月的经济建设
这是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国民经济出现转机、逐渐恢复发展时期，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防经济建设是本时期经济建设的重心。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日本步步紧逼，国民党的统治受到威胁。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力量削弱，蒋介石以为除去心腹之患，认为红军“短期内定可肃清”(《革命文献》第30辑，第834页。)。国内外政局的变化促使蒋介石政府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国内经济建设尤其是国防建设上来。1935年4月蒋介石在贵阳发表谈话，提出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提出经济建设运动的主要目的为“谋国民生活的安定与抵御外侮的国防能力的充实”。因此，这一时期经济建设与前两期有所不同，即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结合起来，尤其把重工业的建设放在首位。
重工业决定着工业的发展水平，而且又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家如无重工业，则不可以言国防”。然而我国的重工业一直是近代经济中最薄弱的一环，国民政府成立后曾拟创办钢铁、机器、化学等工业，但因重工业投资大，盈利迟，所以一直到1935年以前，没有付诸实施。为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国民政府在本期内开始重视重工业的发展。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次全会提出兴办重工业；国民党五大通过《请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指出：“为从事经济建设应速完成重工业”，重工业建设应由“中央予以指导，令各省分别举办，以民营为主，或官民合办，以助成之”(《革命文献》第76辑，第264页。)。1937年2月五届三中全会制订的五年建设计划，强调立即举办钢铁、机器、电力、制酸、炼油等重工业与基本化学工业。1935年4月把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名为“资源委员会”，负责指导管理全国矿业开发及重工业建设。1935年资源委员会拟定重工业发展五年计划，分冶金、燃料、化学、机器、电力五个部门。1936年南京政府拨重工业建设经费1000万元，其筹备成立的企业主要有中央钢铁厂、江西钨铁厂、大冶铜矿、中央无线电制造厂，湘潭煤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等。
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推动，本期重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具体地说：(一)大小工厂的建设进展迅速。如中央机器制造厂购买的机器材料1936年底已全部运到，厂房建筑已经完工。中央炼钢厂、广东钢铁厂也筹划建立。1935年成立的中国酒精股份有限公司，每日产量达3万公斤，1936年天津振远机器制造酒精公司成立，江苏六合硫酸厂竣工，同年陕西亦创办一酒精厂。(二)工厂数量的增加及规模的扩大。以上海为例，年开设了87家机器厂，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272页。)。1935年前，国人投资工业资本极少超过百万元，而35年后投资资本达百万元乃至千万元的工厂很多。如中央机器厂、中国酒精厂、永利公司钅亚厂等资本即以千万元计(《抗战十年前之中国》，第146页。)。(三)工矿业生产量的逐年增加。见下表(单位：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0、102、360页表、190、227及234、102—104页。)。(四)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进口商品由消费物质为主转向工业原料和机械类为主，其中五金产品占进口总额比例1935年为9.4%，1936年便增至11.4%(《抗战十年前之中国》，第232页。)。这既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变化，也表明重工业建设的水平在增长。（附图{K49212}）
我国原有的民族工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1936年与1935年相比，电力增加8.7%，水泥增产26.2%，火柴增长18.8%，棉纱增加2.9%(《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7页。)。
其他如交通、农业、贸易、科教都有一定的发展。由于国防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加快了交通建设的步伐。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陇海路宝鸡以东至连云港的1075公里铁路全线通车；1937年同蒲路原平至浦州的663公里铁路全线通车；1936年7月苏嘉路通车；1937年10月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农业生产在本期逐渐恢复和发展，农作物产量提高，稻、棉等作物产量达到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0、102、360页表、190、227及234、102—104页。)。农产品输入逐年减少，我国粮棉第一次实现产量自给。1933年输入稻米1295400公吨，麦1353062公吨，棉花120606公吨，1937年分别减至767，15318公吨(《革命文献》第75辑，第427页。)。本期对外贸易也出现了好转，1936年上半年比1935年上半年入口商品减少了16%，而出口商品则增加了28%，入超锐减，出超开始出现。
总之，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社会经济呈现发展之势。通过经济建设，增强了国力，为抗战胜利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四对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经济建设的评价
综观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虽然历尽艰辛，仍然有所建树。
(一)实现了财政的统一。国民政府部分收回关税自主权，确立预算制度，通过废两改元、法币政策、废厘金办统税等财政措施，使中国财政结束了长期紊乱、割据的局面而走向统一，有利于当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增加了政府收入，关、盐、统税是国民政府的三项主要财政收入，1927年三税收入不过200—300万元，占总收入的21.1%，1936年三税预算为7.9亿元，占总收入的72.8%，十年来共计增加25倍(徐雪寒：《中国财政问题》，《抗战中的中国经济》第365页。)。国民政府的财政尽管有许多弊端，但与北洋政府相比还是进步了的。
(二)交通事业的较大发展。这十年时间可称为旧中国交通建设的“黄金”时期。到抗战前夕已经基本上形成了遍及全国的交通网络。十年中铁路建设尤有长足的进步。全国铁路里程1927年为13000多公里，到1937年扩充为21000公里(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0、102、360页表、190、227及234、102—104页。)。同时完成公路路线总长109500公里。民航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起来，这期间先后建成了中国、欧亚、西南三大航空公司，设立10多条航线，通航里程超过1680000英里(郑友揆：《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39页。)。电信方面，全国电线总长已达15万里以上，全国已有邮局15300余所，代办12700余所(《革命文献》第78辑，第3页。)，还设立了国际电台，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建立了电话、电报等通讯联系，加强了国际间的信息交流和商业往来。水运方面，中国轮船总吨位由1920年的158150吨，到1936年增为576875吨，16年间增加2.6倍(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0、102、360页表、190、227及234、102—104页。)。
(三)中国工矿业的发展与工业近代化程度的增长。十年间中国工业发展的突出表现是：在轻工业比较普遍发展的同时，重工业也有相应的发展；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适当的调整和改善，工业布局也渐趋合理化；资本主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比以前有较大的增长。作为轻工业支柱的的棉纺业，十年中全国布机台数增长了76.6%(《抗战十年前之中国》，第157158页。)。矿冶业如煤、铁矿开采量大大增加，钢铁、机器制造、酒精、化学等工业相继建立。在地理分布上工业中心开始向内地转移，这虽是出于国防上的考虑，客观上对改善我国工业长期以来分布不平衡状况起了一定作用。十年间现代工业平均增长率为7.6%(《革命文献》第75辑，第438页。)，工业近代化程度在逐渐增长，而且在一些工矿业中近代化生产有取代旧式生产的趋势。1920年到1936年我国机械开采的煤产量增加一倍多，铁矿增加近1.2倍，而土法开采量相应地下降(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0、102、360页表、190、227及234、102—104页。)。到抗战前夕重工业部门中近代化工业生产已处于绝对优势。
(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通常用来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三项主要指标：工农业总产值，1920年到1930年，年平均递增1.80%，国民收入递增1.53%，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递增1.39%(王玉茹：《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经济比北洋政府时期有较大发展。
(五)科技教育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国内经济建设的展开，教育科技也逐渐受到重视。十年中国民政府极力提倡实用科学，高等教育及科学研究也以实用科学为主。这期间科研机构纷纷成立，如1928年成立中央研究院，1929年9月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1930年成立中央工业试验所，年先后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等。相继涌现了一批科学家、学者等科研人员，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应用课题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的十年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实际上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有不少弱点和局限。首先：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但发展很不全面，经济建设的速度过于缓慢。中国仍是一个粗放的农业国，工业经济仍是“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并存”的局面。抗战前十年中工业产值不过占国民经济总值的10%左右(《中国近代经济史》第344页，重庆出版社。)。其次是经济建设的殖民地性质，这表现在对外国资金、技术和市场的全面依赖上。无论在工业、农业、交通、财政建设等方面都呈现出十足的殖民地性质。此外，在十年经济建设中，官僚资本趁机产生并逐渐发展膨胀起来，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王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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