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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青岛是中国拳击发源地 第一条好汉名叫江志璧|人文|半岛网
　　在指导他的学生　　1904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拳击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但拳击项目的历史却远不止此，在《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有这样的记载：“公元前40世纪，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发现拳击的遗址”；在中国，拳击也早在19世纪末便随欧洲殖民者的入侵进入中国。而因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成为了的发源之城。　　青岛拳击起源于码头　　拳击是一项古老的运动，它的诞生可以追溯至3000年前的古希腊时代，那时候拳击是克里特岛上的一种争夺“头人”和“王权”的剽悍的格斗方式，非常受人欢迎。后来，这种特殊的格斗方式从贵族逐渐流入民间，成为广大奴隶们的一项选拔强者的体育运动。青岛著名文史专家王铎对拳击的历史十分有研究，他介绍，到了公元前688年，第23届奥林匹克竞技会已将拳击列入了当时的比赛项目。而现代拳击的创始人，却是18世纪的英国拳击家布劳顿，由他所首创的拳击竞赛规则也最早产生于英国，后风行欧洲。　　“青岛是中国拳击的，早在18世纪末，德国殖民者就把风靡欧洲的拳击带入了青岛。”王铎介绍，拳击的进入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到19世纪初青岛人基本上就都知道这项运动了，并且根据它的英文译音称拳击为“鲍克斯”。但20世纪20年代以前，拳击在青岛还是贵族们的运动，仅限于寓居青岛的有钱洋人和船员、水手等，坊间鲜有教习。而真正使青岛拳击走入民间的，还是后来美国兵驻守青岛的时候，所以说拳击在旧时的青岛，实际上是一种“码头文化”或“水手文化”。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太平洋舰队正护送着国民党青岛保安大队李先良部，从崂山进驻青岛。据老人们说，从那以后，几乎每个周末都能在前海沿儿一带，看到美国水兵在军舰的甲板上捣“鲍克斯”。有时候，美国水兵相互对打腻了，还会找几个收破烂的、打扫卫生的青岛人上去比划比划。“跟美国兵一对一的对打不同，美国兵跟青岛人一般是打车轮战，就是几个青岛人一起上，打一个美国兵。但即使是人多，通常几个青岛人也会被美国兵打得鼻青脸肿。”王铎说，作为报酬，这些“陪练”总会在下船时得到一点儿报酬，有时候会是几美分零钱，有时还会得到几个过期的鱼肉罐头。　　后来，一些勇敢的青岛人为了养家糊口，开始主动到军舰上充当人肉盾牌，他们在与美国兵的对打过程中，打掉了自己的惧怕，也学到了一些拳击技巧，在青岛港闯码头的人们眼中，他们就成为了青岛的第一代拳手，是码头上的“老大”。王铎介绍，旧青岛有名的“八大锤”和“四小锤”，都是闯码头的，他们应该是最早接触拳击的青岛人。没过一年，这些人还将美国人的拳套带回了家，有计划地进行练习。所以在盛夏的夜晚，只要你走在观海路和金口路一带，就会听到隔墙传来嘭嘭嘭的拳击声。“这就是青岛拳击历史的真正开始，是民族屈辱历史下的一段反抗者的自发的体育运动。从那时起，青岛这座被几代殖民者统治过的海滨城市，就被称做是‘拳击的故乡’，它也是中国拳击的发源地。”王铎说。　　虽然当时上海等地也有外国殖民者的码头，但中国的拳击运动起源于青岛绝非偶然，“青岛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优良的港口即使是在100多年前也可以停靠大型的军舰、货轮，而且港口与市民居住的地方离得很近，水手们在甲板上练习拳击很多人都可以看到，所以易于拳击的普及和传播。”王铎介绍，与青岛的地理优势相比，上海虽然也有殖民船舶停靠，但却远离市区，黄浦江两岸虽然热闹，但那里水浅，大型舰船根本无法驶入，真正的港口都在崇明岛，所以船上的水手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当地人，而上海人也不会跑那么远去看水手们打拳。　　青岛第一条好汉——瓦西　　青岛拳击的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王铎介绍，青岛的拳击历史基本经历了从20世纪初的“启蒙时代”，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探索时代”，到50年代至70年代的“民间时代”，80年代的“专业对抗比赛时代”和90年代以后的“职业化时代”。在这几个历史时期中，名家辈出，各路好手风起云涌，相继称霸拳坛，将青岛的拳击推向了高潮。　　“解放后青岛的第一代拳击家，也正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拳击家，有些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照。当时，他们是以自己的人品和个性影响着中国拳击的发展，也创造出了青岛拳击界的一个又一个辉煌。”王铎说，老青岛人对于上个世纪60年代青岛拳击界的“三驾马车”一定不会陌生，他们就是江志璧、杜学礼和于学恕。这三位拳师自20世纪60年代就开门授徒，且独树一帜，各领风骚，对于青岛拳击事业的推动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三人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江志璧，艺名“瓦西”，人称“青岛第一条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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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惠阳淡水名门望族：邓氏家族 盐业起家曾富甲一方_惠州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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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阳淡水名门望族：邓氏家族 盐业起家曾富甲一方
　　策划君说：
　　曾靠经营盐业富甲一方，后代中培育出“铁笔御史”邓承修等众多才俊而家声远扬，惠阳最有名的望族――邓氏家族，到底有何来历？又是如何发家？出了哪些名人？今天我们就来“揭一揭”邓氏家族的家底。
　　家族名片
　　《重修淡水邓氏族谱后跋》：吾族聚居淡水数百年于兹矣，族谱所载利生公于前清初叶由惠州至大鹏城营盐业，旋迁至淡水因落居焉，溯利生公生奕富奕贵两公，奕富公迁观音阁，而世居淡水者为奕贵公。我奕贵公生四子即腾龙、云龙、兆龙、从龙，四公自是支分派衍继继续续之于今日计全族老少男妇达千人，唯其中或迁居惠州，或侨居南阳，移居稔山、平海。考诸族谱多付阙如甚且聚居淡水间有未曾登载，承宜等有见及此，爰为作一次之修辑，凡我利生公奕贵公一脉相传之后嗣子孙，悉分别男妇名字姓氏详加增订，志在得已淡水邓氏之完备族谱，斯则修订之本也是为跋。
　　――十八世裔孙承宜敬撰
　　中华民国壬申二十一年秋月吉旦订（1933年）
　　【注：按照人类繁衍规律估算，目前奕贵公裔孙（包括港澳台及海外同胞）约两千人左右。如今每年都有马来西亚、泰国等邓氏裔孙组团到惠阳祭祖。】
两秀新居内部分老房子住着外来务工人员。
　　提起惠阳的名门望族，邓氏首屈一指。惠阳邓氏家族因有“铁笔御史”邓承修而家声远扬；身处闹市，保存至今230多年仍完好的庞大围屋――― 两秀新居，是其家族代表性建筑。而邓氏家族流传在民间百姓口中的，还有其垄断一时、富甲一方的盐业生意和后裔子孙中数量众多的人才。
　　邓氏鼻祖
　　族谱记载起源于梅州
　　邓氏发源于南阳。根据《惠阳淡水邓氏族谱》可分析，邓氏族谱按年考代，按代定人，图系分明。惠阳淡水邓氏属古梅州邓氏系第七图，古梅州邓氏鼻祖是邓志斋。邓志斋生了九个儿子，大子、三子两大房迁居江西，其他几房留在古梅州。邓氏最先与惠州产生联系的，是古梅州第十一世邓维瀚。邓维瀚于明朝万历戊午年科乡试中举，清顺治乙丑年委任惠州府长宁县教谕。邓维瀚的第七个儿子邓i（古梅州邓氏十二世祖）生有三子，分别是邓贞生、邓元生和邓利生（古梅州邓氏十三世祖）。清初，邓i带着三个儿子由嘉应州（原梅州），迁到惠州归善县县城。
　　《惠阳淡水邓氏族谱》载，古梅州邓氏第十三世祖邓利生，由归善县县城移居于新安县大鹏城，原葬大鹏城北门外，后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岁次子奕贵迁公暨妣双金葬于归善碧甲司属之浅湾。利生公娶刘氏，生有二子邓奕富和邓奕贵和三个女儿。
　　据载，利生公葬于浅湾后，家道日益兴隆。不料，嘉庆十年七月十七夜（1805），海贼张奇万盗了利生公与妻子刘氏的合葬墓，挖掘出一个刘氏的骨骸罐，并以此向邓家勒索赎银一千八百余两。等到孙子邓兆龙做了官后，他向上面禀请招安洋匪，以利之诱抓获盗掘利生公之墓的海贼，并将其置之死地，夺回刘氏之骨骸，然后选了个吉日按照原墓穴样式将刘氏之骨骸安葬，并将利生公和刘氏装骸骨的金罐放置坟茔之上。
　　有资料证实了上述事件的真实性：嘉庆十年(1805)，海匪张保仔死党黄正嵩盘踞东路海面，劫掠商旅，归善沿海各乡屡受其扰。粤督委派邓兆龙前往说降，黄正嵩率部3000余人至督府门前缴械，邓兆龙发给盘缠，将之遣散返乡。
　　开基始祖
　　邓奕贵乾隆年间迁回淡水
　　如今，惠阳淡水邓氏家族都尊古梅州邓氏第十四世邓奕贵为开基始祖。
　　《惠阳淡水邓氏族谱》载，邓奕贵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字允芳，号慎庵，乡评孝友义惠。他是国子监生，诰封奉直大夫、布政司理间加三级。其父亲邓利生由归善县县城移居于新安县(今深圳宝安)大鹏城。乾隆年间()，邓奕贵由新安县大鹏城迁回归善县碧甲司属淡水镇。
　　惠州邓氏宗亲总会会长邓应鹏介绍，当年邓奕贵应当是与哥哥邓奕富一起迁居淡水的，但不久后，邓奕富一家又迁往观音阁（今惠州市博罗县观音阁），邓奕贵一家则在淡水定居下来。《惠阳淡水邓氏族谱》中关于邓奕富也只有 “迁居观音阁”一句介绍。由此，邓奕贵确实是首个真正居住归善县淡水镇的邓氏族人，遂为淡水邓氏开基始祖。
　　邓应鹏遗憾地说，邓奕富迁居观音阁后，便与邓奕贵一房失去了联系。这些年来，他和惠州邓氏宗亲会族人一直在博罗寻找邓奕富后人，并试图将这一房断了的族谱续上，但一直未果。他们怀疑邓奕富后人后来可能又举家迁往了别处，因此失联。
　　开基创业
　　承办东江盐务起家
　　淡水邓氏开基始祖邓奕贵在后嗣眼里是个了不起的经商者，是他一举开创了邓氏富甲一方的传奇，并给后嗣几代子孙留下了巨额财富。《惠阳淡水邓氏族谱》里十分简短地介绍了邓奕贵的丰功伟绩：“创建拔子园老屋，公生平孝友慷慨，乐善好施，积德承先，创业裕后。承办东江盐务，商名时宜，是为乔迁开基。”
　　家住惠阳淡水上拔子园，今年82岁的邓来添是古梅州邓氏第二十世人、惠阳淡水祠堂“两秀堂”尊长。在淡水邓氏家族族人眼里，邓来添老人是最为了解淡水邓氏家族的人。他说，先祖邓奕贵迁居淡水时，淡水三大姓为詹、戴、李，但邓奕贵凭借经商发家致富，且后代人丁繁衍兴盛，使得邓氏家族的威望和人口数量很快超过此三大姓，名震一方。
　　邓来添和邓应鹏介绍说，邓奕贵能承办东江盐务，是因其父亲邓利生在新安县大鹏城当父母官。不过，在《惠阳淡水邓氏族谱》的《重修淡水邓氏族谱后跋》里记载说：“吾族聚居淡水数百年于兹矣，族谱所载利生公于前清初叶由惠州至大鹏城营盐业，旋迁至淡水因落居焉。”也就是说，邓利生在大鹏城也是经营盐业，而非当官。
　　邓来添和邓应鹏说，邓奕贵迁到淡水定居时，才20多岁，已娶妻，4个儿子也已出生，正当年轻有为。他在淡水刚做盐业生意时，规模是很小的，但事实证明他是个非常有能耐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生意扩大了。
　　邓应鹏说，淡水是个比较靠海的一个小镇，那个年代山贼及海盗横行，老百姓经常被骚扰，做生意的人也是小心翼翼。而盐业生意就是“吃海”生意，海盗就成了最大的阻碍。而邓奕贵能迅速将盐业生意做大，势必是黑白道都吃得开，摆平了海盗，或者说能与海盗相安无事，由此为政者放心将盐务交与他来经营。
　　家道兴隆
　　几十年间积巨额财富
　　而淡水邓家的盐业生意到了邓奕贵的4个儿子时代更是迅猛发展，奠定了淡水邓氏家族称霸一方的盐商地位。邓奕贵的4个儿子腾龙、云龙、兆龙和从龙，有的从政，有的经商，可谓政商通吃，相互辅佐。据介绍，邓奕贵家的盐务遍及南澳、大鹏、葵冲、澳头、汕尾和海陆丰等地，几十年间便积累了巨额财富，商铺更是在上述地区遍及。当时邓家在淡水城区的盐业商铺主要集中在牛磅路，共有40多间。“伊臣”是当时淡水最大盐商的商铺。
　　邓应鹏说，邓家作为新迁入淡水的“外姓”，在本地是没有田地的。但邓奕贵落户淡水的第一件事是建宗祠，宗祠建好后，家道便日益兴隆了。做盐业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后，他就和4个儿子广置田地、房产和商铺，可以说，他们的盐业生意做到哪儿，哪儿就有邓家的房产和商铺，而淡水城区更到处是邓家的地产。
两秀新居的大门。
　　守业之初
　　第二代兄弟和睦家业也越做越大
　　邓奕贵（）有4个儿子，儿子们个个都非常有出息，不仅和父亲一起创业，还能守而兼创，把家业越做越大，而且兄弟之间也能和睦相处。
　　长子腾龙忠厚笃实，孝友慈让。他帮忙监督管理家族的田地，钱粮每年都有增长，家里人口越来越多，他也不肯分家。家虽巨富，他却非常节约，从来不会乱花钱，还常常训诫子孙要惜食惜衣。
　　次子云龙精明好善，见识超卓。从小便帮助父亲创业，盐务事多，家务繁杂，都是他一手打理。尽管掌握家族大权，但他能够身无私蓄，公平正直，对待邻里和睦，对兄弟、妻子等家人以礼相待，而且能体恤他人，因此，内内外外的人都没有闲言碎语。
　　三子兆龙豁达大度，智略有为。他壮年时继承家业，守而兼创，扩大盐业务，赚钱无数，但他也不蓄私财，慷慨好施，好学乐善。当时，海上的动乱一直没有肃清，他就向当地政府禀请，自告奋勇去招安洋匪，捐备军需数以巨万，而且还给钱洋匪回家，没有打斗就解决了动乱，当时的人们都非常感念他的功德。
　　四子从龙，生平耿直，生活上不事修饰，不拘小节，慷慨好施，但对待兄长却是克恭克顺，曾随同哥哥兆龙招安洋匪。年逾六旬，协助打理家政，也是遵照雁行之序，兄长弟幼，不会逾越。
　　两秀新居
　　巨型围屋矗立淡水老城
　　邓氏家族留给后世的，还有一大财产：乾隆四十九年（1784），邓奕贵家在淡水开始修建巨型围屋――两秀新居。
　　惠阳围屋多，其中尤以秋长为最。从地理上来看，这些围屋多远离繁华城区，偏居乡村或郊外，但淡水邓氏家族留下来的巨型围屋――两秀新居是个特例，它就矗立在当年繁华的淡水城区，具体地址是如今的淡水红星社区上拔子园，是淡水老城区一角。
　　修“城堡”为抵抗外侵
　　话说，这时候的邓奕贵和4个儿子并不缺房住，且此时整个家族三代总共也不过20多口人，住不了两秀新居偌大的房屋。对此，邓应鹏认为，当时邓家盐业生意做得很大，财富日益增多，而山贼海盗屡禁不止，邓家修建两秀新居最大的目的或许并非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拥有一座具有可防御、可抵抗外侵的“城堡”。
　　两秀新居很好找：沿着白云路往淡水方向走，到了围子田红绿灯右拐进去百来米即到。在邓应鹏的陪同下，东时记者曾到两秀新居走访。
　　尽管这里已经房屋鳞次栉比，街道狭窄，但两秀新居依然宏伟壮观，2012年它被确立为惠阳区文物保护单位。四周长长的围墙将其与外界的喧嚣隔开，正中间拱形大门上方可见描红“两秀新居”牌匾。
　　占地面积6216平方米
　　两秀新有多壮观？据官方资料及惠阳区政府部门树立在大门前一石碑记载：两秀新居是典型的三进两横客家殿堂式房屋，坐西北向东南，总面阔84米，总进深74米，占地面积6216平方米，由一前座、三堂、横屋、四角楼等组成。这座围屋以四角4个高达10米的炮楼最为醒目，慢慢地，“四角楼”就成了两秀新居的代名词。
　　据介绍，两秀新居的由来，源自邓姓堂号之一“两秀堂”。“两秀堂”的名字源于五代末期，邓佑、邓拮两兄弟在童科和三礼科中选擢用，他们的书房就称为 “两秀堂”。但在两秀新居，这“两秀”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淡水邓氏开基祖邓奕贵和哥哥邓奕富都是秀才出身，建造时将这种经历暗藏其中，成了两秀新居。
　　四角4个炮楼高达10米
　　历经风雨，这座老围屋迄今已230多年了。围屋的布局结构及所用建材，无不彰显着其强大的防御功能：四角4个高达10米的炮楼威严耸立，张望四面八方；四面墙体高筑女儿墙，整座围屋外墙布满枪眼。邓应鹏说，两秀新居的墙体是用三合土修造，非常牢固，且墙体有一米见厚，墙上是跑马道，可以方便人们夜晚巡视守护大宅。如今，墙体依然威严，只是墙面已经斑驳，颜色灰黑，且墙上四处蔓延着杂草以及扎根茂盛生长的榕树。
　　邓应鹏说，两秀新居建起时，四周都是空地且都是邓家的地。原本大宅像其它围屋一样，门前有月池，后来，月池被填埋，四周也渐渐建起了高楼，大宅门口的一家制衣厂就是邓家的。
　　邓来添老人的童年正是在这里度过的。但他说，两秀新居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遭遇过浩劫，不仅屋中所有象征家族功名的牌匾被毁，就连大门上“两秀新居”四个大字，也被水泥封了起来，直到上世纪80年代，那四个字才得以重见天日。
　　而且，在上世纪60年代，两秀新居的一个炮楼被当成炼铁炉，结果整座碉楼的墙壁都被烤得裂开，如今那个碉楼上仍可见几道清晰的裂痕。如今老屋保存最完整的是中堂和大天井。每逢下雨，大天井的青石板就散发出古朴的魅力。
　　老宅内两口井也有来头
　　230多年前两秀新居建成时共有两口井，靠西的称白虎井，靠东的称青龙井。后来不知道听哪个老先生说，喝白虎井水生男孩，喝青龙井水生女孩。因为这个说法，青龙井就被邓氏后人封了起来。而今天白虎井仍然水源充足，每天都有人前来取水。
　　邓来添说，两秀新居从始建到落成，前后花了十几年时间。由此也可看出当时邓家对修建该大宅之用心。但大宅内的街道还没打好，邓奕贵便去世了。直到1991年，作为淡水邓氏第十八世的邓来添和族人才将大宅内街道铺好石板，终算是完成先祖邓奕贵的遗愿。
　　邓家庞大的盐业生意从邓奕贵手中往后延续了三四代人，让几代人享受了富裕。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邓氏后裔便纷纷博取功名，有的还做了与盐业有关的官。从 《惠阳淡水邓氏族谱》四大房后裔可以看出，不少邓氏子弟的功名都是“捐”，这其中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邓承修。
　　昔日豪宅今成外来工家园
　　东时记者前去探访时，这座老宅不似惠阳其他众多古老围屋那般幽深、寂寥和荒芜，相反，它深处闹市，门前车水马龙，门内也老少成群，欢声笑语。只是，如今这里的主要居者已不是邓氏后人，而是外来务工人员。据了解，邓氏后人大举外迁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空置的房屋自然成了外来务工人员最好的选择。
　　热情的包大嫂是老宅的坚定租户，她说她今年47岁，在这里已租住了20多年。“这个老房子真是好，气派，冬暖夏凉”，包大嫂说，这座大宅里住的基本上都是她的四川老乡，有20多人，她和家人租了其中的3间房，每月租金才120元。廉价且舒适的居住环境，让她和家人安心地在惠阳淡水从事环卫工作，她说她已在老宅住出感情，这里的一砖一木她都爱惜。
　　在老宅的中堂有4根粗壮的顶梁柱，有两根已经镶嵌进房间的墙壁，柱子发黑。若不是邓应鹏介绍，外人一般看不出它们竟然是名贵的楠木。包大嫂激动地说，她竟不知柱子是楠木，只知其坚硬无比，她曾几次尝试用钉子钉都钉不进去。
　　邓应鹏说，惠阳本地无楠木，这些楠木从何运来，大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肯定是依靠了淡水河的水运条件。
　　矗立在淡水老城区的两秀新居。
　　邓氏宗祠
　　神龛选址有故事
　　邓氏宗祠位于淡水老城区的下拔子园，邓应鹏家与其隔路斜对。邓氏宗祠修葺一新的后门红墙青瓦，堂联“南阳世泽，高密家声”昭示了邓氏家族之来源。走进邓氏宗祠才发现里面大有乾坤，紧挨着宗祠的还有数栋老屋。
　　关于邓氏宗祠的“神秘”有段古。邓应鹏介绍，开基祖奕贵公落户淡水时，淡水已有其他更早落户的姓氏，他选在拔子园此处建宗祠时，前后均有他姓宗祠。第一天工人准备好砂石，当晚奇异现象便出现了：一堆沙子散开，出现一副八卦图。工人把沙子抹平，但第二天又出现八卦图，因此奕贵公觉得此异象是吉兆，便决定将八卦图出现的地方作为宗祠最重要的部分――― 神龛。事实证明，宗祠建好后，奕贵公家道日益兴盛。
　　邓应鹏说，邓氏宗祠四周均建有围墙，早先邓氏后裔在墙内繁衍生息，邓承修、邓秀芳就是在里面的房子出生的，其祖居目前还保存完好，只是已经荒废。2013年，宗祠内4栋民居（123、124、125、126号）被纳入惠州市历史建筑。如今，宗祠内还有几栋老屋也被外来务工人员租住着。
　　邓氏家族人才辈出
　　铁笔御史邓承修起义成仁邓乃燕
　　惠阳淡水的邓氏家族，在惠州历史上不仅因富甲一方而有名，更难得的是邓氏家族后裔子孙中人才辈出，出了不少从政从商的名人。除了按正规途径读书求仕途，也有的拿钱捐官并做出一番功绩的，当中名声显赫的非邓承修莫属。到了民国时期，邓氏家族不乏热血男儿，他们忧国忧民，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建功立业，如邓又挥、邓秀芳、邓锐、邓乃燕等。
邓承修故居（壶园）。
　　第三代专心盐务 第四代举人辈出
　　邓氏家族到了第三代人口剧增，4个儿子共生了23个子孙，其中腾龙3个，云龙4个，兆龙6个，从龙10个。这些后代在大多数一直在打理家里的盐务事业，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整个家族的财富也愈加巨大，但第三代中真正能考取功名的并不多。
　　因为有前三代人打下的经济基础，第四代开始，邓氏家族子孙纷纷读书从政，而且出了不少举人、官员。
　　仔细查询 《惠阳淡水邓氏族谱》发现，邓氏家族从第四代开始一共出了11位县长，其中三房云龙公裔孙5人，其中有两个是重润的儿子，可以说，重润没有取得的功名，他的儿子帮他做到了。五房从龙公裔孙5人，分别是第五代邓承经（曾任谅山县丞）、第六代邓伊臣、第六代邓彦远（曾任顺德县长）、邓昶（邓承修长子，曾任江苏无锡县长又授金山县长）、邓延仑（曾任龙门县长）；四房兆龙公裔孙1人（第六代邓赞文，曾任龙川县长）。
　　第五代最出名数邓承修
　　邓氏家族几代人积累下来的家底，到第五代时依然丰厚，这也使得后人能够接受良好教育，专心读书。邓氏第五代是承字辈，这一代人才辈出，从政从商从教者众多。
　　如刑部主事承恂，他“执法严明，谨守绳尺，服官未久，颇有贤声”，同时也是个孝子，因为母亲年老而辞官回家，侍奉母亲。
　　又如承?，是邑庠生，光绪辛丑年选岁贡生，宣统已酉年被选广东咨议局议员；辛亥年任惠阳县县长；民国元年，授两广监政处总理。
　　当然承字辈最出名的就要数邓承修了。
　　第七代不少人投身革命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进入20世纪时，淡水邓氏家族繁衍到了第六代和第七代，这两代人的大多出生于清末民初，生活在革旧鼎新的时代。
　　100多年前，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地区成为辛亥革命时期 “广东光复”过程中首举义旗的地区，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实现民主共和而浴血奋战。邓氏家族的一些热血青年也有着反帝反封建、渴望民主自由、独立自强的愿望和要求，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民主革命中，第七代邓乃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名人故事
　　邓承修
　　疾恶如仇痛陈利弊大胆进谏弹劾权贵
　　邓承修 ()，宇铁香，号伯讷，咸丰十一年（1861）举人。历任刑部郎中、浙江道、江南道、云南道监察御史、鸿胪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任御史时大胆进谏，弹劾权贵，痛陈利弊，人称“铁笔御史”。
　　揭露李鸿章投降卖国行径
　　他从清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十一年(1885)任职内，前后十二年间，向皇帝的重要奏疏有十六疏之多，弹劾前两广总督刘坤一、广州知府冯端本、高州知府钟秀茂、茂名知县王之澍及山西布政使等贪官污吏。甚至连李鸿章这样的权贵，邓承修亦疾恶如仇，敢于揭露他的投降卖国的行径，均能宣言不隐，直声震天下。
　　在中法勘界中，邓承修作为中方勘界大臣，忠于职守，有理有节，不卑不亢，不惧威胁，勇于维护国家利益。光绪十一年（1885）邓承修出使安南 （今越南）镇南关 （今友谊关），代表中国政府与法国使者会戡中越边界。邓据理力争，收回嘉隆河、八庄、十万山、分茅岭、江平、黄竹等地。现广西友谊关还挂有邓承修遗像，并志其功绩；在中越交界处，仍存有邓承修当年立的勘界碑。
　　为保护建设惠州西湖出力
　　邓承修还为保护和建设惠州西湖出了不少力。光绪六年(1880)九月十日，他以惠州西湖不仅事关名胜，尤关地方险要，于是以郡城险要为辞，奏请?湖，乞饬督抚筹款疏?，严禁开垦。并提出一面清理占筑沿湖田扩归还湖，可用之田，课租作为管理费。奏准后没?湖局于花墩上(即百花洲)，当时挖深西湖二三尺。民国六年(1917年)，钟鼎基、张友仁先生管理西湖，为邓承修立碑纪念。碑正面为“邓鸿胪?湖纪念碑”，碑背后刻爱国诗人丘逢甲七绝一首：“亭亭桂影树扶琉，何处投竿许老渔。留得?湖遗疏在，花洲合祀邓鸿胪。”
　　在家乡淡水创办祟雅书院
　　光绪十四年（1888），邓承修因病告老还乡。晚年在惠州主讲丰湖书院。
　　1889年5月，在家乡淡水创办了祟雅书院，建有书院楼一座，办了三个班，有学生一百多人，邓承修先生首任主校。1908年聘请邓镜人先生(邓演达父亲)主校，革命仁人志士郑士良、邓仲元、邓演达、叶挺等，先后在此校就读，可谓英才辈出，桃李芬芳。邓承修还擅长书法，其行书人称“铁画银钩”，作品收入《广东历代名家书法》。
　　1892年，邓承修卒于惠州，享年52岁。
邓承修故居。
　　邓乃燕
　　投身革命英勇就义
　　邓乃燕（），号协球，献身于辛亥革命。族谱记载，其“聪颖负才名，尤擅诗赋书法，愤清廷无道，外患日侵，专制政体不适，于现代潮流非推翻之不足以挽危局。”
　　晚清时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邓乃燕深受鼓舞，与廖仲恺、朱执信等一起加入同盟会。宣统年间，邓乃燕多次想揭竿而起，但苦于清吏监视甚严，一直找不到机会。
　　族谱记载，邓乃燕参加了辛亥年（1911）的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邓乃燕深感“时机已迫”，与陈炯明、邓仲元一起，在淡水号召四乡民众，以所办淡水民团为主力军起义，猛攻惠州城。是役，清军闻风丧胆，“一经败退，即树降旗”。然而，身先士卒的邓乃燕却在功成前阵亡，终年38岁。
　　但直到1933年，在荒山野岭中的邓乃燕墓才被迁到惠州西湖螺山，坐落在准提阁的南面。当时，邓乃燕烈士墓的规格很高。先是由李宗仁、陈济棠明令褒扬邓乃燕烈士事迹，继而准建纪念墓碑于惠州西湖，并在墓园中修建碑亭和墓道。碑文由辛亥元老胡汉民用曹全体隶书书写、刻石名家肖佛成刻写。墓成之后，邓乃燕墓与陈经墓、陈炯明墓、东征阵亡烈士墓合称“西湖四墓”，成为当时惠州西湖的一道人文景观。可惜的是，邓乃燕墓毁于上世纪70年代。
　　本版文字《东江时报》记者匡湘鄂 香金群 本版图片 《东江时报》记者杨建业 姚木森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