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者按：快过年了，大家要以放松和愉快的心情迎接春节。因此，这期文集的话题尽量轻松点。但是还是要辨明是非，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也没把极左和极右的危害梳理清楚。本文集的首篇文章《关于官民矛盾的一场对话》就算是这场梳理的开端吧。中国今天必须排除极左和极右，社会才能稳步前进。希望有更多的仁人志士关注这些辩论。】
正确认识官民矛盾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仲大军：关于官民矛盾的一场对话
彭培根：评央视评论员杨禹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
彭培根：北京的城市交通根本问题出在哪里？
余杰：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那些不学无术的经济学家？
张立勤：武汉：贫困与沉默中的陷落
国家统计局：2010年经济数据
北京大军智库：中国经济年会发言纪要
吴庆：不必在保增长和防通胀之间走钢丝
吴庆：通胀是如何导致两极分化的？
&中央银行：201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贷款超过世界银行
黄彬华：中国“高铁外交”异军突起
王先飞：全球通胀：一场规模空前的财富大抢劫
境内企业可用人民币海外投资或并购
投资巴西：双向的高速路
新中国的五大买办集团
河北山东重旱 上千万人出现饮水困难
四十万亿美元的商机和市场----中国的绿色金融和绿色经济
发达国家的富裕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付出之上
巨型孔子像亮相北京天安门
胡星斗：既要尊孔更要尊墨
四川百余农民工在河北遵化市政府门口下跪讨薪
超越：四川成都在国家国防科技及工业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首飞歼-20
全球航空力量格局走向三足鼎立
戴旭：中国将面临的最重大的战略威胁：美国隐形空军
王建伟：再思韬光养晦战略
白益民：隐蔽在美国企业背后的“影子”日立
包宇：Credit和市场经济
社会与政治
杨芳洲：转基因恶法将把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
段子：盘点2010年中国的十大官话
法国《世界报》：突尼斯民主转型的希望
新华社：重庆酉阳30多名校长集体贪腐案件追踪
王荣利：2010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王绍光：对“新自由主义”的重庆反思
杨继绳：中国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我看“中国模式”
宣昶玮：中国初步成熟的封建权贵集团
高寒：改革开放最大失误是理论失误
尹宏毅：依然是中国心
中国工人（共产）党：规范公安系统国保民警行为 保护干部群众切身利益
张小鼐：中国工人（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
包向宇：《功夫熊猫》让中国人尴尬
陈申申：评朱永嘉的“释革命”
柳祥平：在当今的体制下，强拆是永远的话题
朱健国：九常委关键词露玄机 高层辞邓归毛
李希光：在重庆看到延安精神
黎阳：从“郭亮洞”看“特别是”
&白纯：新主义的系统框架
《财经》：中美共建“太平洋共同体”――专访亨利?基辛格博士
刘以顺：揭秘：陈独秀6个子女今何在？
横舟：神与民 读《春秋左传》笔记
刘伟：福泽谕吉与明治维新
新民晚报：日本最穷的内阁 官员待遇禁超国民
梁鸿：大国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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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到了，特发此诗，以I庆贺！
（南宋）陆游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发件人：&starkling& &&
+0800 收件人： &文采 李& &.cn& 抄送： &李宪源&
&&, &zdjun& &&,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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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le710& &&, &zhengxianli& &zhengxianli@tsinghua.org.cn&,
&陈永苗& &&, &zhouhongling71& &.cn&,
&xihui12& &&, &苏中杰_szjyxr& &&, &王炼利&
&&, &lcp163cn& &.cn& 标题： Re:回复：
看来我应找准争论交流对象
&&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网编者按：这是一组你来我往的通信记录，按时间排列，请大家倒着阅读，从后往前看。
关于官民矛盾的一场对话
一、阶级斗争是极左派的特点
&&& 李宪源：请问仲大军：当年由&四人帮&完全彻底控制的上海地区农村，以及我所了解的其它广大农村，为何就没有把“各家的自留地都要收上来”呢？谅你又回答不了，只能用“冥顽不化”的指责，来代替始终不敢澄清的“官民”概念；用鸠山先生信奉的“人性”，邓小平的“不争论”招法，作为理屈词穷的循词。
&& &仲大军: 各位同仁,
我以前不愿参与左右两派的无谓争论，通过几天来大家的通信来往，特别是通过阅读李宪源先生的几封信，我才发现了他与时代的主要冲突特征，那就是在他心里始终保留着阶级斗争的情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他视野中的主要任务。
&&& 这样下来我们跟李先生是说不通什么事情了，他生活在国外的世外桃园里，不食国内烟火，却还硬要坚持阶级斗争理论，重归公有制
。说真的，我也喜欢公有制，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公有，适当的公有制和适当的私有制，是人类最好的所有制。像极右派那样一味追求私有制，也会掉到自私自利的泥坑里。而盲目追求公有制也是有弊端的，那就是出现养懒人的现象。公有制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个不劳而获的机会。
说实在的，我怀念公有制时代，我从6岁起1958年就在蓬莱老家范家村生产队里干活，虽然贫穷，我怀念那个时代，大伙一起在地里热热闹闹地干活。
我们那个地方从来没像小岗村那样穷得吃不上饭。1968年我初中毕业后，分配到济南456厂当工人（五机部的炸药厂），我也怀念这个时代，那是真正的平均主义
的高尚无私的时代。四年的工厂生活之后，我又幸运地参了军，在67军201师601团野战部队当步兵。我也怀念这个时代，虽然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那是我个人的问题。我经过了痛苦的
锻炼和改造，回想起来也有好处，否则我这个从小调皮捣蛋的孩子不会懂事。
80年代之后，中国的农村包产到户，我们家乡的农民迟迟不愿离开生产队，很不情愿地搞了分地单干。这些情景我都理解。单干之后，的确也显示出经济效益。所以，我也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适当地私有化是符合人类的基本本性的。本性难违，这是基本的人之常情。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互相补充，既需要资本主义的创造财富精神，也需要社会主义的均富
和互助精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很多中国人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已经不像文革时那么片面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须兼而有之，互相补充，否则一个社会便会畸形。
但也有冥顽不化的人，如李宪源先生，仍然旗帜鲜明地反对私有化。而完全地公有化、一大二公又有什么意义呢？1976年，我当兵复员到青岛邮电局时，被局里派到崂山县赵家岭大队搞农业学大寨工作，当时正是四人帮搞倒邓小平的时候，极左思潮很厉害，社员家的自留地都要收上来，由生产队经营。很多社员们不愿意，我就去做工作。后来把自留地全部“公有化”了。其效果又能怎么样呢？只能造成农村生活品紧缺，物质匮乏。所以极左的危害是很清楚的。我们这一代历经过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不是极左教育了人民，不会有后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
&&& 但我也有我的底线，当中国私有化浪潮最汹涌的时候，我对瓜分国企的MBO做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为此，我还遭到格力集团老总的状告，并得罪了资本集团的一些人。中国今天保存了国有经济的半壁江山，是与一批学者的参与有关系的。到这个时候，我又明白了极右的危险。中国必须既防极左，又要防止极右。
譬如，当年计划经济时，工资都拿得差不多，工人和干部一个样
。1982年我大学毕业来到新华社，这个单位是保留革命传统最多的地方，官兵一致同甘苦，编辑记者和干部工人都住一样的房子，拿同样多的钱。但现在，
社会上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高者成百上千万，低者几百元。人与人之间拉开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差距。这种改革方法也是极右路线的结果，也是需要反对的。因此，我在凤凰卫视与茅于轼展开过一场关于为穷人还是为富人说话的辩论，后来慢慢与新自由主义拉开了距离。
市场万能论和私有化万能论之所以不能迷信，是中国的改革实践告诉人们的。譬如房地产业，如果一味市场化和私有化，非要把人民逼得造反不可。现实清清楚楚地教育了人民。这次西方经济危机后，全世界都在反思那些一度被奉为圣经一样的新自由主义。
通过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可以看出，极左和极右都有问题，都需要矫正，人类社会必须在这两端中进行选择。但是，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大量的两极人物，各执一端，喋喋不休。由此看，邓小平不争论的做法是有道理的，跟有些人争论是争不清的。所以这几年里，对各派之间的激烈争斗，我基本不愿说话。但今天我说话了，
因为有很多青年同志在旁边听，我必须让大家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不要陷入无谓的浪费时间里。
传给大家看看我最近要在一个论坛上的发言，我的基本思想可见一斑。大家还是接触一下现实吧。如果既不懂经济也不懂人情，连一些基本常识都不理解，那就无话可讲了。
这个时代毕竟还有宗教自由，大家可以各信各的教，不必互相强求。孔老夫子两千五百年前就感叹“唯中庸不可能也”。不能相互理解，都各执一端，这个社会还有好吗？都像李先生这样，唯我独尊，惟我革命，别人都不对，在这个社会里肯定会被大家所抛弃的。
总之，各种派别的人，各种走极端的人，都要先学学做人之道！不要什么都不清楚，却硬要出来当救世主。咬文嚼字，死抠字眼，这就是我与李宪源先生通过几封信的感觉。只有那些既没做过工又没务过农也没经过商的“臭知识分子”才会有这些毛病。中国社会毕竟进步了，文革时代那一套在这个时代已经行不通了。我建议那些只会在语言上打转转的所谓学者们，还是到社会中实实在在做点事吧。否则除了打口水仗，就是浪费时间。
&&& 李宪源评答：亏你们还好意思打毛主席的旗号！在毛继续革命理论体系中，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跟文革要阻止其产生的“新生资产阶级”，在“民派宣言”公开拥护之资本主义私有制卷土重来的今天，难道不是同一个阶级、而竟是所谓“官民矛盾”的两极？
无须谈得更复杂，就从历史发展时序看，跟延亘数千年之恶贯满盈的私有制相比，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是真因其“崭新”而不成熟，才遭受老奸巨猾之“腐旧”势力摧残扼杀的么？试问应该并不缺乏历史感和时序概念的仲大军，到底啥是“新”与“旧”？
“民”与“官”？难道你真搞不清？
如果在最基本的概念上，都有意混淆，刻意回避正面的澄清解释，单靠空洞无物地给批评追问者插上“过时、空想”标签，“作为“民派”理论基石却根本违背事实的“官民矛盾”这一伪概念，就能自动成立么？你是否想给曾组织专题讨论驳斥你那套“官民矛盾”伪论的《绿叶》主编，
也插上同类标签？
&&& 对比自造一个“工农纯无产阶级”说法栽我头上来批驳的拙劣行径，以及“
我对李某个人感觉不好……”之类搅和，我期待作为学者不搞胡乱类比、而能拿出一点更有技术含量的回应来，不算要求过分吧？
&&& &李永生：太对了！秋石客我见过，就是仲大军老师说的那样，活在历史中的人！
&&& 仲大军: 各位同仁，在北京大军网
上《反思四万亿》文集中，有秋石客先生的一篇文章。前面附了我们两人的对话，现发于下。我对秋石先生的评论也很适应李宪源先生。
&&&& 仲先生: 我们见过面，没深谈。发此文想听你高见。秋石客
先生，您好，文章收到，谢谢。我知道您对一些问题分析十分深刻，但您主要的问题在于对历史、对过去沉陷太多，而现实活动不多，对现实世界接触不多。这可能会影响您的思考和见解。读了您的文章，整个感觉就像回到四十年前那个味道，没有新意。所以，您的思想注定了是上一代人的思想，而历史和人民却已更新，如果再过多地一腔情愿，就成空想主义了。恕我直言！仲大军
&&& 施晓渝：仲老师说得对，李宪源在国外，说话颠三倒四的，我经常批评在国外的主人公论坛的站长胡大江说话是颠三倒四的，李宪源也是，社会这么复杂，哪来什么工农纯无产阶级？毛泽东也没说过全靠工农纯无产阶级吧？
郭松民的问题是，继续革命是毛泽东有最高决策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产物，你现在上面星点人都没有，只有自下而上，哪去找什么继续革命？如硬要说则只有从头来的革命。郑现莉对重庆模式批得对，现吹捧一下薄熙来也是权宜之计，看能不能找出求变的药引子。
&&& 郑现莉：我跟李宪源先生在郑州有过一面之缘，感觉不是太好。我当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像我这个年龄段，也就是现在30左右的人都未必有机会在未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出个领袖人物，真正的领袖人物可能还要比我要小10岁的那个群体里出现。实际上我是在批评一些五六十岁的人不能正确地自我定位，还以为自己能主导未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只是不知道当时李先生是否听明白了我这番话的真实含义没有？
梁启超当年曾经批评孙中山他们是“远距离革命家”，汪精卫就是受这句话的刺激才要执意参加刺杀活动的。他们当时还只是在日本，就已经够“远距离”了，今天李先生在加拿大，已在地球的另一边。李先生如果真有自己口头上那么革命的话，我还是建议老人家尽快回来，毕竟参加革命是不分年龄的，能不能成为领袖则是另一回事。不知李先生以为然否？
二、民派的观点与主张
&&& 仲大军：各位同仁，恕我不一一回复，在李宪源先生的骨子眼里，有一种天然的反资本、反资产阶级的情结
。像他这样年纪并跑到国外生活的人，对国内新生官僚贪腐状况是感受不深的。所以，在他的脑子里，只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没有平民百姓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在他的眼里，所有的罪恶都来自资产阶级，而不是腐败政治。所以，当有人提出官民矛盾时，他立即千方百计地维护官，质疑民。这样一种状态说明李先生对现政权是有感情的，但有感情就忽视政府的腐败、放任官员的胡作非为吗？如果真正爱一个政府，就要为矫正这个政府的现存问题想办法。
&&& 但是，他不是这样，而是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批评官僚的人。譬如，
他在“民”字上大作文章，非要把民分出个三六九等，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凡是不是官的人就是民。李文采先生已经正确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他把民派人士看成是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我描画成资产阶级的一员。其实我本人，只是一个倍受歧视的民间穷学者而已，何来资产！尽管我是个穷学者，反对贫富拉开巨大差距的学者，但在今天的形势下，我认为官僚权贵的危害仍然比新兴资产阶级大得多。那种恶劣的根深蒂固的官气，与骄奢淫逸的资本气一样坏。我们批评时政，不是像一些敌对派一样把现政权搞倒，而是让这个政府这个体制得到改善，让民间群体得到公平的、平等的国民待遇。
民与官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几千年里，人类社会主要是在解决官民矛盾中生存的。用毛泽东的理论说，民与官是一个对立统一物，尽管有矛盾，但互相依存，谁都离不开谁。有矛盾没关系，解决冲突和矛盾就行了。人民必须永远监督政府，这有的政府才能更好地位人民服务。
李先生置身国内事务之外，对此是难以了解的。在他的印象里，好像今天的政府仍然是以前的老革命的样子。他根本就不知道今天中国腐败变化的情况。现在的政府内还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吗？
& && 郑现莉：重庆模式就是新民主主义？是“反官僚买办”的？太扯淡一些了吧，从哪里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庆模式有什么民主因素？
&&& &施晓渝：我认为李文采是对的，李文采一直讲重来一次新民主主义，重庆模式就是新民主主义。根据新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和工农是同路人，都是反官僚买办的。
&&& 李文采：各位好，我的理解，“民派宣言”的基调，就是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民派宣言”中的“民”字的确切定义，应该是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失业游民。
虽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存在着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失业游民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不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失业游民同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汉奸集团、官僚黑社会的矛盾。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失业游民是反对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官僚买办汉奸集团、官僚黑社会的同盟军。
李宪源认为“官民矛盾”是违背中国社会现实之虚假判断。我以为这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早在1962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就指出：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官僚资本主义。在1965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摘自《毛泽东：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
》在看当前实际，东民在狱中，一枝清荷、被辞退、黑监狱等等事件，难道不是官权泛滥而是资产阶级所为？请“李宪源”好好想一想吧！
&& 李宪源：大军，你这个说明，乃至整个所谓“民派宣言”，就没说清“民”的确切定义，没有回答我的相关质疑。仔细看，倒似地承认其实就指以私有制为其“通灵宝玉”的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却很荒谬地把受其祸害的对立阶级工农大众一起捎带上。而中国现行官方路线，就按你以前一些揭露分析中国现状的文章看，代表的就是这个所谓“民（资民商）”的利益。如果把这样的基本前提都搞错了，所言“官民矛盾”，就成子虚乌有的欺人之谈。
你我观点可以不同，但在表述中确保概念精确和思维逻辑上的自洽，乃是基本底线。在这一点上，作为较有名声并受过必要学术训练的学者，我对你理应有所期待。如你既不能有力反证否定中国“官商一体”之基本格局，又不敢公开澄清所指之“民”包括中国工农大众及各界人士但并不包括跟官僚阶层“你中有我”的资产阶级，劝君今后不要再提这个很对“海外民运”及其美国主子胃口却根本违背中国社会现实的“官民矛盾”之虚假判断了。
&&& 而对施某……之类，我都不该回的他信。你如觉得合适，可把这些通信发你网站上。
&& &李文采：
大家好，大军说：“关于官民矛盾，大家都谈了各自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不是我们创造的。这个观点基本的特色是左派的。”
我完全赞同。毛泽东早在1965年就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摘自《毛泽东：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
》大家可以去看。那么现在的中国为什么出了一批修正主义？
我谈一谈我的看法：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通过持权抢劫，瓜分国有资产，成为官僚资产阶级。所谓的修正主义派，实质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派。他们不仅骑在广大无产阶级的身上，也绑架了一般资产阶级，使其欲反不能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迟迟不能推进，绝非是由于无产阶级左派的反对，而是由于一般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两面性，更是由于官僚资产阶级派的顽固抵制。
如何看待重庆式的“官”出现？如果出现了一批与民同命的官，官民矛盾也就消失了。但是，持久么？请问“重庆的社会性质是什么？重庆唱红打黑反腐，究竟是在捍卫官僚特权派的统治还是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重庆的恢复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究竟是加强官僚特权派的统治还是光复社会主义？重庆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否与社会主义有直接的关系？重庆措施究竟是改良还是革命？
&&& 还有，
重庆模式可以在全国其他地方复制么？包公模式可以在封建社会复制么？一个包公可以挽救得了大宋江山么？诚然，重庆模式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就目前来说，其进步意义远远不够。所以，重庆模式也决然不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为重庆模式不可复制。重庆模式要想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还有更长的路要走，那就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离开了这一点，重庆模式
自身不会长久，也绝不会扩散。当然，这并不排除我对于重庆、对于薄熙来仍然有所期许。
&&& 大军说： “ 大家都是好同志，要相互切磋，相互宽容，不要无端地指责他人。” 我赞成这个态度。
&&& 施晓渝：乌有之乡张宏良等只顾得上攀附和巴结有身份地位的人，引起了广大底层毛左的不满，于是出现大批的批张宏良的文
官民矛盾是毛泽东的基本观点
&&& 仲大军：各位同仁，施晓渝先生再次向大家贴出了这个《中国民间派建言、献言、宣言》，我对他的这种做法非常反感。
这篇文章的前面大部分是我写的，本来是我写的一篇长达两万字的文章的一部分，是在内部传给大家看看的，结果施先生不经我同意擅自贴到网上，后面还加了一些自己的内容，搞的这个东西不伦不类。施先生的做法遭到了参与讨论者的一致谴责，而他今天仍那这个东西到处招摇。我先不管他的观点如何，就这种做人做事的方法，就不值得大家学习。
关于官民矛盾，大家都谈了各自的看法。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不是我们创造的。这个观点基本的特色是左派的。那么现在的中国为什么出了一批“修正主义”？如崔之元，张宏良，是他们寄希望于重庆式的“官”出现。如果出现了一批与民同命的官，官民矛盾也就消失了，所以官民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今后的中国是否能出现官民一致的局面？还很难说。
毛泽东时期，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颠覆常规的时期，除了这个时期，说官民矛盾是主要矛盾，基本上没有错，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
&&& 大家都是好同志，要相互切磋，相互宽容，老施不要无端地指责他人。说这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 李文采：我不赞同李宪源的这个观点：
1、我在上一封信中已经提到了，在当今中国，当然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官僚特权阶级、官僚资本阶级、官僚买办集团、官僚黑社会集团这“四体”和无产阶级以及一般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大众的矛盾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那种简单地用贫富矛盾来分析看待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实在是不妥当的。所谓的“官民一致”扫荡“先富人士”更是封建好官思想作祟，与民主精神相违背，坚决要不得。
2、主要矛盾确定了当时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前途。官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僚买办主义、官僚黑社会集团封建法西斯专政。这就是当前的社会性质。您只要看一看天安门前立起的孔老二雕像，就一切都明白了。没有哪一个资产阶级会供奉那个象征着封建专制的鬼东西的。当前的革命性质是反对“四体”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的大联合。其中以无产阶级为主导，辅之以资产阶级。由于这样的缘故，进一步决定了这场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前途是建立宪政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 3、右派提出利用宪政“把总统关进笼子论”、“把权力关进笼子论”本没有错。
4、至于“而中国人民所期盼的，恰恰是张麻子那样的“县官”出来掌握官权，发动革命，为民除害！”，这正是中国人的悲哀。奴性！实在不值得炫耀。
&&& 李宪源：考究“官民矛盾”首发版权到底属谁不重要，反正如今海外民运网站上铺天盖地就是这个论调。去年《绿叶》对此有专题讨论，大军要是不同意驳斥这一论调的观点，可以继续给杨学军发争鸣稿。其实像王绍光、崔之元、李民祺等我们这些对所谓“西方民众运作”有切身观察体验和透彻了解的人，都知道所谓的“国民矛盾”论、“把总统关进笼子论”……之类，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世界范围激烈利益较量和斗争实质的烟幕。
这一点，还是姜文《让子弹飞》更明白无误地揭示了当今世界、无论东西，每任“县官”走马上任后，一定代表黄四郎等富人利益、听从黄四郎等指挥的社会矛盾本质！而中国人民所期盼的，恰恰是张麻子那样的“县官”出来掌握官权，发动革命，为民除害！
难道浓缩在这部深受中国亿万电影观众欢迎和思想共鸣之电影里的，竟然是“海外民运”喋喋不休的“官民矛盾”？而不是“官民一致”扫荡“先富人士”的政治隐喻和时代要求？
当然了，按中国自由派酷爱把中国“先富阶级”命名为“民（营企业家）”、“民间力量……”的鱼目混珠做法，非要把上述贫富矛盾说成“官民对立”，也未尝不可。但可以断言，如果这类“官民对立”真能在中国显现并形成气候，绝大多数真正的中国民众，必定为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 郭松民：仲老师好，我觉得把官民矛盾定位为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具有同一个逻辑起点的，不知仲老师以为如何？
&&& 苏中杰：仲先生，郭松民不同意你的“官民主要矛盾说”，显然没有道理，而且用文革说事，更见其逻辑混乱。我是支持你的观点的，但是，又觉得你的提法欠准确。因为“官”有民主制度下的官，属公务员阶层，专制下的“官”，属官僚阶层。所以我以为，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统治权力同民众的矛盾。虽然说统治权力是通过官员来掌握的，但“官”和统治权力却不是一个社科概念。这是我97年提出来的，有关文章多次被删，98年才在凯迪网上免于一死。你觉得这样使用概念如何？
&&& 仲大军：各位，官民矛盾是主要矛盾是我首次提出来的，在民派讨论会上。扬帆教授曾批判过这个观点，说是极右派的观点，错了，我不是极左也不是极右，我曾经对扬帆说过这件事。请大家正确理解。
&&& 郭松民：很奇怪，如果把中国的主要矛盾定位为“官民矛盾”的话，那就不能否定文革的合理性、正确性了。毛主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的是官。林彪干脆就说，文革就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更指的是官了。要提官民矛盾是主要矛盾，就先为文革平反，如何？
&&& 李宪源：姑且认定&官民矛盾&这个亲美宪政派竭力宣传的似是而非说法是正确的，&转基因“难道就不是官府危害小民食品安全的矛盾吗？打从网上看到你施晓渝的发言起，包括你卷入西整厂孙礼静等工人抗争过程中的那些言谈，就觉得你这个人老爱发表充满自相矛盾的高论。以你的年龄和社会阅历，不应该是思维方式不成熟或世界观尚未定型的问题吧？
我对杨芳洲知之不多，但以你对文革的一贯敌视态度却很清楚，你即使混迹在穷人中间，也绝不可能会“是弱势穷人的同路人”。
反转基因是贵族运动
&&& 施晓渝：反转基因是贵族运动。我想穷人没心情反转基因，反转基因肯定是不愁吃饭的人。我把有限的精神用在支持下岗工人孙礼静上，你们的反转基因是贵族运动，其险恶用心是转移大家对下岗工人和访民的关注！
请大家特别注意杨芳洲这类人，这人一直就剑走偏锋，找些怪诞的话题，从来就否定官民矛盾，这下又和陈一文这贵族走在了一起，这人决不是弱势穷人的同路人。
&& &（事情起源是施晓渝抨击杨芳洲一味热衷反转基因。）
发件人：&彭培根& &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
16:08:19 +0800 收件人： &&, 抄送：标题： 彭培根批判 CCTV
杨禹评论员有关发展小汽车的胡说八道
评中央电视台评论员杨禹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
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中秋节前两天北京出现100多条道路大堵车的情况。CCTV新闻台两位评论员进行评论，第一位是城市规划交通专家，对急速暴涨的情况提出警讯，他的观点以综合数据做基础的。另外一位“专家”杨禹就根本是胡说八道，他居然还说发展轻工业，促销小汽车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评论根本没有城市规划交通应有的基本知识。
中央台让这种人出来胡说八道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有害于社会的言论，我们强烈建议贵台评论部，不要再把他这种“万灵丹”放在这个专业的“专家”名单内。他不是城市规划或交通专家，随口“评论”，就是不学无术！
还有别的“专家”也提出北京有480万辆，比纽约的700万？辆还差得远呢！这更是不学无术！纽约地铁是1896年就开建，现在已有1333公里长。而北京到1965年才有地铁，到今天只有228公里长！而纽约和东京的80%以上的居民都以地铁为主要交通工具。
&&& 要知道一个城市被评定为“国际大都会”(International Cosmopolitan)
还能符合宜居的条件，几个基本硬件的条件中就有：（1） 城市建设面积的容积率不得超过1:2.5。
北京现在大约是1:4以上。有关单位并没有公布过这个数据；这是国内外的资深的城市规划专家，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推算出来的，目前我们将这个数据当作内部参考资料。我今天是被逼急了；才用这个数据，作为理性论证的依据。
城市道路覆盖面积要占城市面积25%以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知名城市，基本都达到这个指标。北京现在大约只有16%左右（这个数据没有官方公布过；这也是内部参考资料）。
&&& 有关城市的总容积率；清A大学的校园建设自三十年代就沿袭着美国建筑师C. F. Murphy
定的规划原则，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超过1: 2.5的容积率。如果大家想体会一下这种容积率下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城市空间，欢迎到我校来参观指导。
&&& 北京的城市建设和道路，为什么会弄成到以上两个数据？这是有历史和社会原因的： 主要原因是-
五十年代我国全民学习苏联老大哥；我们的社会制度也是学习老大哥的计划经济。一个一个的社会大院：就海淀区来说就有中科院、北大、清A和五十多个学院路上的科研学术或政府单位的大院。五十年代的街街廓（Street
Block国内称街区），大部分是500米x 500米。而欧美日乃至港澳台和东南亚的城市，都是40米、50米 x
50米、100米或120米，台北市的标准街区是40米x
120米。因此，我们建设了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和六环路；还是没有用。道路密度不够。就是这个原因不但影响城市的道路密度，同时还恶性促成了城市总容积率的不能与国际并轨。
著名环保卫士，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1993年）的创办人，梁从戒教授（全国政协常委兼环境委员会委员）曾被“北京市奥申委”聘请为环境顾问。他有一句名言：“要解决北京市的交通拥挤有三个办法：第一是轨道交通！第二是轨道交通！第三还是轨道交通！”。
&&& 我只举出梁先生五分之一的荣誉：2000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授予
“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任“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在2003年获中央电视台 “十大年度法治人物”之一。
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像这样曾经获得央视大奖的专家。央视为什么不去请梁先生来评论？如果梁先生因为健康原因不方便到电视台来，那也可以在公安部、国家环保局、两个科学院、“自然之友”的专家或者清A大学的钱易院士等，非常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真正的专家来评论这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啊！随便拉一个“新闻评论员”，张口不学无术地胡说八道；令内行人士们非常愤怒！
杨禹评论员，您认为一天增加一千九百辆汽车是社会繁荣的必然现象？那您有没有考虑过“时间就是金钱”？我的同事十月四号去延庆看一块基地，结果去花了五个半小时，回来花了三个半小时。后面的两个会全都取消了。像这样的大堵车，还有中秋之前的一百条道路同时大堵车；您算过大约浪费了多少时间、汽油和增加了多少二氧化碳吗？您知道公安部已经奉命，设有专家和小组在制订如何限制汽车的病态销售的消息吗？如果知道，您还会这样不负责任地乱讲吗。发达国家的汽车制造公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的销售利润一般在2%到5%，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的利润居然达到30%
甚至40%。这绝对是一种病态的轻工业发展！在城市总容积率1：4以上；城区道路密度只有16%左右的北京市，一天增加一千九百辆私家车，（面对这个数据，就听不到人们再说“低碳环保”了）；不久的将来就会把这个城市“堵死”和“毒死”！那怎么办？采取哪些措施来是保护这个城市不要被夭折？
&&& 近期的零时措施：
&&& （1） 今天起一刀切；一定的比例的购车人不准再买新车；只准买二手车。（2）
用每年报废的50万辆车(包括军牌车)的50%来发新车出售许可证；即限制在25万辆车。用摇号的办法。上海学了新加坡已经不用的办法：拍卖牌照。这个办法也不好；都是富人才能买车；还是摇号好！（3）
外地的车进京要办进京证；每天可进京的车的总数也应该有控制。否则大家都到外地买车再开进北京。在黄金周的期间，所有大货车进京必须要看它们运的货是什么，用来决定能不能发给他们进京证。
长久之计，如何改进？首先，我国人口占世界1/5但人均石油资源只占世界11%。绝对不该发展小汽车！还是梁从戒先生的那句名言：“要解决北京市的交通拥挤有三个办法：第一是轨道交通！第二是轨道交通！第三还是轨道交通！我的理解是：城市之间用铁轨；城市之内用地铁和轻轨；东京80%的市民都用轨道交通。那么，就应该在买新车和旧车每年交养路费中，增加“轨道交通建设费”（就像机场建设费一样）；放在燃油费内也可以。
&&& 后记：10月11日中央4台报导：北京市交通委指出：北京的二、三、四环路加在一起，可以容纳22万汽车。但是北京已有480万辆车；只要100辆车中有8辆上路（480万的8&=38.4万辆）就会完全堵死。另北京台报导：一家为政府调研的咨询公司指出：目前由于堵车北京市民浪费的时间，如果用平均每月263元的话；1800万人每月损失约48亿元；每年损失576亿元人民币。这还没有计算堵车浪费的汽油以及因此造成的二氧化碳的严重的环境污染。
&& （作者：彭培根
清A大学资深教授，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优秀外国专家获奖人之一，首都规划/建筑艺术委员会前外籍委员八年，回到祖国工作三十周年）
北京的城市交通根本问题出在哪里？
&&& 城市交通好比是一个生命体的血脉，为什么北京修了上几千亿元的路，交通还这么差？
（A）北京城市规划的道路系统，是在五十年代、苏联老大哥指导下的成果。那是五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规划，人人都住在自己单位的“大院”之内。因此，The
City Block Grid System(城市街廓/街区的道路网格系统)是500mx
500m。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一般不超过120m；极少也有180m的。国际级城市规划的基本硬件条件之一，是道路密度应在25%以上。而北京至今只有15%左右，还超不过大连和哈尔滨的16%以上，而他们是百年以前，日本人和俄罗斯人不惜重金聘欧洲一流的城市规划大师，制定的大城市规划的骨架。您了解了这个原因，遇到堵车就心理泰然了。1985年，本人受中央智力引进办及厦门市政府委托及经费，指挥来自六个国家11名中外专家，5个月完成厦门市153平方公里的总体规划及城市设计。该规划及设计得到实施至今。现仍任厦门顾问。我们做的厦门规划，到了2010年的道路密度可达18%，有可能全国第一。
&&& （B）北京有几百个像北大清A的这样的500m x 500m到2km x
2km的“小王国”似的大院。市民为了保护最高学府，都绕道而行。现在，村干部都会冠冕堂皇地说“以人为本”的大道理；而这些学府和大院，都是“以我为本”。例如，我校就不感激到市民的让道，反而外来车辆只能出入大西门，外来的人员一般都要绕道;往返四公里左右。把交通压力、污染和浪费的时间都推给社会城市。哈佛大学的城市干道是从他校地下穿过的。MIT等其它大学，城市道路基本和校园内道路，连通一体。如果不下决心开通大院（地面/地下/架空）；增加道路密度，再建更多的路，都是白搭。
2002年奥林匹克规划竞赛，参加“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与四国/地区的国际团队的美籍A人唐亢，他是美国最大
Dallas机场的首席交通顾问。他还参与过很多重大城市道路更新和重大体育场的交通规划。我建议请他来通盘地看看北京的交通体系，并提出咨询意见。
&&& （c）从清A大学五十年代的井盖，来谈北京的要人命的道路和井盖的质量
自己开车的人都深深地有同感，除了近年国际招标或监理修建的封闭道路外，北京的一般道路的质量实在太差了。这使市民常年地受罪和简短了车子的寿命外。经常还能要人的命；我自己就亲身经历了要命的实例。03年2月春节之前，清A南大门外的城市快速干道上，有一道2.5m长x
0.5m深的施工沟。工人赶回家过年了，就这样扔在那、不管了。我的奔驰车，紧急刹车来不及，毁断了我的奔驰汽车的结构大架的前轴球接点。保险公司倒霉，赔了一万八千多元；他们和我都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法院起诉市政管委会。但海淀区政府和我本人都多次打电话给市政管委会；
同时，北京电视台的“第七日”也报导了。但是至今，他们连一个道歉的电话都没有。连我这种身份的人都得不到他们的“为人民服务”，其他市民就更别做梦了。这种杀人沟和质量差到令人难以相信比比皆是。可见，该管委会管理道路的这一条指挥系统的官僚麻木程度已经达到病入膏肓。
我回到祖国工作已有21年，除了清A大学的一批五十年代的令人惊讶的有字井盖外，在一般城市道路上，没有见过一个可以打60分的井盖。别以为这是一件小事。这涉及到（1）这是对一个城市的重要的第一印象之一，（2）行车的稳定与安全，（3）井盖的自保设计不好，容易被偷，因而汽车、骑自行车的和行人容易掉入。（4）全市的汽车(尤其是公交巴士)，除了行车受罪外，车子的避震框架和避震器都会短命。只有专家才能计算出每年给交通车辆带来多大的经济损失。
如果市政府能够将这条线上无能的官僚彻底更换，北京的道路才有改善的希望。他们可以做的两件非常简单的机制：（1）
道路质量及事故的分区监督管理及责任包干制。（2）
成立一个对井盖本身以及和道路平稳性关系的科研小组。来研究一个没什么大学问但要有用心思考问题的科研题目。成功之后，就制定井盖的制造规格和检验标准。还有道路施工时的安装和检验标准。
（彭培根，清A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优秀外国专家获奖人，第一位获得“国家一级建筑师”
的外籍建筑师，1985年创办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彭培根院士工作室 Tel:
；(秘书); 48(C);
(大地建筑); Fax: ; Email:marshallpeng@tsinghua.edu. ）
&& & (彭培根:
八道经济学家与北京的交通问题出在哪里？这是欧美同学会理事黄子键博士发来得一篇文章。)
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那些不学无术的经济学家？
据说，经济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赫的学问，经济学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风光的学者。但是，老百姓们好像并不怎么相信那些在电视和报刊上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家们。是不是老百姓们太愚昧，理解不了这些经济学家们高深莫测的经济学理论呢？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刘伟教授在政协会议上语出惊人――“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
刘伟教授用了一大堆数据和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北京是世界上河流最少的大城市，但却是桥梁最多的城市。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可从道路的变化上看出一二。我们出国的人羡慕人家国外的井然有序，可是人家也羡慕我们的盎然生机。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也是发展最快的国家。刘伟认为，北京提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是基于已有成就、现有条件和可能。北京去年的人均GDP已突破三千美元，意味着已达到中上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面对口吐莲花的刘伟教授，见少识浅的我只有叹服的份儿。
可是，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前，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多次来北京检查工作。每次视察，北京总是采取严格的交通管制措施，在特定时间内所
有车辆都不准在特定的街道上通行，这样就能让奥委会官员的座车风驰电掣在繁华的三环、四环路上。可是，正因为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才使得这些尊贵的外国朋友没有遭遇过一次堵车，也就无法深入体验刘大教授所说的北京的“城市繁荣”。这不是把北京最美妙的一面给遮掩起来了吗？如此看来，那些出了交通管制的馊点子、不让奥委会官员体验在北京堵车的幸福的人，一定是些企图破坏申奥工作的坏人，一定要对他们严惩不贷！想来刘伟教授也是有车一族，不必像数百万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每天都得挤在闷罐车似的公交车里上班，往返花费三四个小时而精疲力竭。所以，刘大教授能够出乎庐山之外看庐山，给北京的“马路停车场”投去充满诗情画意的一瞥。
我不懂多少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但我想，如果按照刘伟教授的这种理论去思考，既然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那么犯罪也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钱多的地方小偷盗贼才多；色情业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
志――饱暖才能够思淫欲嘛；瘟疫也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瘟疫总能促进制药和医疗行业的发展吧？这大概也算是一种“逆向思维”、“语不惊人死不休”吧？
像刘伟教授这样绝顶聪明、思想超前，让普通老百姓再过一百年也赶不上的大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林毅夫、张维迎、胡鞍钢、杨帆、樊纲……个个才华横溢、智力超群。
他们的老师辈们也毫不示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就宣称，北京早就实现了现代化，其标志是大部分北京人都已经在郊外拥有了,“第二居所”。我不知道厉大教授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是他亲自调查出来的统计数据吗？还是援引权威部门的资料？反正，我只知道自己身边诸多收入还算不错的“白领”朋友，都还在为偿还“第一居所”的银行按揭而苦不堪言，何来“第二居所”呢？“白领”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国企普通职工乃至下岗工人了。
大概在厉大教授的研究中，下岗工人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吧。另一位经济学权威萧灼基教授则更有一番妙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而今，确实有不少北大教授拥有了轿车和别墅，那么中国难道还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吗？
以上这些言论无不“掷地有声”，但大概没有几个老百姓会“拍手称快”。在我看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在老百姓心目中声名狼藉，并非有人故意“妖魔化”经济学，而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学变成了
一门最不讲道德的学问。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最不讲道德的学者。在这些经济家眼中，谁有钱、谁有权，谁就代表人类进步的方向，谁就是他们应当为之服务的主人。至于那些穷人、民工、弱势群体、底层民众，根本就是
些经济学范畴内毫无价值的“草芥”。
联系起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美国被控告逃税和卖假古董的新闻来，我更是别有一番感慨。张五常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也是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却涉嫌在美国少报七百一十万美元的巨额税收。这样的“大师”，你能够相信他具备了基本的学术良心吗？张大师也曾经持
“腐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妙论，如今他自己却因为坑蒙拐骗和偷税漏税而即将被送上法庭，这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许多经济学家的口头和笔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全球的不景气中一支独秀，即将与美国并肩而立。他们喜欢谈
论别墅、汽车、股票、美元乃至私人飞机、私人游艇之类无比美好的话题，这些话题也最容易引起大惊小怪的媒体们的注意。然而，这些经济学家们故意忽视的“另一个中国”，却每天都在发生着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
最近，我读到了《南风窗》记者张立勤撰写的《武汉：贫困与沉默中的陷落》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几段非常值得推荐给诸位大经济学家们：
武汉：贫困与沉默中的陷落
陈玉萍的家在福建村南区的楼房深处。屋里很安静。一个小男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这是陈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儿，帮人照看孩子，每月两百元。客厅的墙上，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里微笑。七个月前，这个男人用绳索在卧室的门上结束了自己。当时他刚满四十五岁。他结绳的方式很特别，女儿从另一间房里冲出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冰凉。前后不到十分钟。当时，陈玉萍正在里屋织毛衣。
他以前做过水手。那种毁灭性的结绳方式据说是长期的水手生涯磨练出来的。这个细节在他死后被福建村人提起时，总免不了一番唏嘘。那种对生活纯净、彻底的绝望象迷雾一样笼罩着福建村好一阵子。类似的非常事件在城市的一些角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人们在不安之后又继续着他们寻常的苦难日子。还有一年，他们的女儿倩倩――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即将高考，照老师的预言上大学应该极有希望。这个在晦暗中苦撑的家即将露出熹微的曙光。然而，他就这样放弃了。
说到此，陈玉萍放声大哭。他们婚后十九年的日子也还算幸福。那时，她在武汉港务局做装卸工，拿四百元工资；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五百元的稳定收入。三口之家清贫却和乐。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
先是她下岗，办了内退后工资降到了两百二十元，她到处打零工，到饭店给人洗菜、送盒饭，什么都干；九九年他下岗，单位一次性买断工龄付给他三万元，从此一切脱钩。原本开朗的他一下子情绪低落起来。
单位房改，买公房花去了一万七千元。他和妻子约定，余下的钱再也不能动了，留给女儿上大学。为此，他们夫妇俩不吃早点，省下来给女儿；他常常饿着肚子喝空酒，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越来越瘦。
不久他花了两千元买了“麻木”，没办上执照，只能偷偷开。警察搜得紧时，他只好窝在家里不出车。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车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动弹不得，不敢去医院。这样陆陆续续地开了两年“麻木”，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三、四百块。那段时间，陈玉萍又没了工作，连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纪大了。找不到事做，他和她都心烦，口
角由此而起。苦闷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发不满。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摆地摊的事儿。他很烦躁地否决了，这个生性胆小、守规矩的男人不愿看到妻子过那种随时被驱逐的担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不摆地摊又能做什么？面对妻子的诘问，他不再言语。默然喝下了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
这种不祥的预感，陈玉萍不是没有体察到。很多次，她听见丈夫沉重的脚步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活着真累！“他的叹息里充满了惶恐和无助。她现在肯定，自杀的幽灵一直在他脑际顽强地萦回，挥之不去。
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当生存成为人的全部世界时，赤贫、尤其是精神的赤贫必将逼近疲于应付种种沉重压力的人们。而在一个平等、公正原则并非主导财富分配的社会里，人们在备受物质贫困折磨之时，面临的将是令人更为忧虑的精神蛮荒化和道德底线的崩溃。而陈玉萍们依然得守着残缺的家，背负起女儿每年六千元的大学费用和拮据的贫民生活。将来怎么办？她茫然的发问在屋子里发出空洞的回响。
这样的家庭在武汉有很多很多，在中国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声音没有多少人倾听，因为在主流媒体上每天都是经济学家们的高谈阔论。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年度经济风云人物”
的颁奖典礼。典礼竭尽奢华亮丽之能事，获奖者大多是能够指挥数十万工人、能够调度数十亿资本的大企业家，也就是这个时代最崇尚的“资本英雄”。当然，其间还会点缀两三名著作等身乃至能够影响决策层的著名经济学家。金杯、美酒与鲜花同时堆到他们的面前。可是，在我看来，这些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风云人物”，大都仅仅是为自己而“风云”，他们的“风云”与黎民百姓毫无关系。
&&& 因此，民众不接受他们的“风云”是理所当然的。
在世界银行编写的《谁倾听我们的声音》一书中，汇集了来自五十个国家的四万多名穷人的心声。这是世界银行主导的一项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报告，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指出：“穷人们给我们的启示是发人深省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和过去相比他们的境况有所恶化并且更加没有保障了。穷人们和我们关注同样的东西：幸福，家庭，孩子，生计，和平，保障，安全和尊严。穷人们对他们所面对的一系列制度的描述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政策。从穷人的视角来看，腐败、漠不关心和滥用职权经常会损害国家正式机构的形象。”这篇报告也涉及了不少中国的案例。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的“大经济学家”们不屑于从事的。因为这既无助于他们问鼎辉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也无法让他们成为一代地位显赫的“帝王之师”。
然而，在我看来，一个不敢面对中国的“真问题”的经济学家，一个不倾听穷人的声音的经济学家，一个不讲道德不要脸皮的经济学家，肯定是一个不被民众所信赖、不被历史所记忆的经济学家。他们所谓的“学问
”都是昙花一现的学问，建筑得再高大、再辉煌，也只能是一座纸糊的房子，一戳就破我并不是对经济学这门学问有偏见，也并不是不相信所有的经济学家。我相信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这样的经济学家。这位印度学者一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他把经济的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把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
&&& 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
――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经济学固然不应当仅仅是所谓“穷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否认富人的成就和贡献的经济学是危险的；同时，经济
学也不应当仅仅是所谓“富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蔑视穷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经济学则更加危险。
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应当是某一社会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的“御用工具”，而应当致力于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推动整个社会全面的、和谐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应当对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贪污腐败和政府决策失误等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学术要接近真理，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不能违背良心。因此，没有良心的学术如同市场上的白菜萝卜，没有良心的学者就成了权力秩序中的“游刃有余者”。
相反，只有那些坚守文化良知、张扬道德勇气的学者才可能创造出第一流的学问来。我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是这样评价阿马蒂亚.森的：“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阿马蒂亚?森当之无愧。显然，这样的经济学就是我所信靠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家就是我所尊崇的经济学家。
Best Regards!
Jim Zijian Huang，
Program Management
China Design Center, Dell (China)
E-mail: Jimmy_
Tel: (86-21)Ext 1430
Cell Phone: (86)，
&&&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今天2010年的经济数据出来了，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去年的通胀率才3.3%！老百姓每天花销最多的食品涨幅都在30-50%之间，可我们的通胀率却只有3.3%。统计数据真是玩弄民众视听的一个好办法。中国老百姓只有在这种“被不通胀”的糊弄下，日益陷入困窘。】
2010年经济数据
国家统计局
&&& 2010年GDP增长10.3% CPI同比上涨3.3%。
　　国家统计局今日公布数据显示，初步测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增长1.1个百分点。
[12月] CPI上涨4.6% PPI上涨5.9% 四季度GDP增9.8%
[外贸] 去年顺差1831亿美元 12月顺差130.8亿美元
[FDI]& 去年FDI首破1000亿美元 房地产吸金超二成
[税收] 去年全国税收收入7.7万亿 同比增长22.64%
[消费] 去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18.4%
[固投] 2010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140亿元
[农业] 全年粮食总产量达54641万吨 比上年增长2.9%
[工业] 2010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7%
[收入] 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增11.5%。
　　初步测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1.9%，二季度增长10.3%，三季度增长9.6%，四季度增长9.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0497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186481亿元，增长12.2%；第三产业增加值171005亿元，增长9.5%。
　　1.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粮食连续七年增产。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4641万吨，比上年增长2.9%，连续七年增产。其中，夏粮产量12310万吨，下降0.3%；早稻3132万吨，下降6.1%；秋粮39199万吨，增长4.8%。油料产量增长2.7%，糖料下降1.9%。肉类产量保持稳定增长，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7780万吨，增长3.6%。其中，猪肉产量5070万吨，增长3.7%。
　　2.工业生产平稳增长，企业效益大幅提高。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7%，增速比上年加快4.7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9.6%，二季度增长15.9%，三季度增长13.5%，四季度增长13.3%。分登记注册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3.7%；集体企业增长9.4%；股份制企业增长16.8%；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4.5%。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16.5%，轻工业增长13.6%。分行业看，在39个大类行业中，38个行业实现比上年增长。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14.9%，中部地区增长18.4%，西部地区增长15.5%。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7.9%，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8828亿元，同比增长49.4%，比上年同期加快41.6个百分点。在39个大类行业中，38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3.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投资结构继续改善。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140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增速比上年回落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5%。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41415亿元，增长24.5%，回落5.9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36725亿元，增长19.7%，回落7.6个百分点。在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8.2%，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3.2%，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5.6%。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长22.8%，中部地区增长26.9%，西部地区增长26.2%。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48267亿元，增长33.2%。
消费平稳较快增长，热点商品销售旺盛。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554亿元，比上年增长1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8%。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33689亿元，增长18.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0865亿元，增长16.1%。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17636亿元，增长18.0%；商品零售136918亿元，增长18.5%。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额58056亿元，增长29.9%。热点消费快速增长。其中，金银珠宝类增长46.0%，家具类增长37.2%，汽车类增长34.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7.7%。
　　5.市场物价同比上涨，食品价格涨幅较大。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其中，城市上涨3.2%，农村上涨3.6%。分类别看，食品上涨7.2%，烟酒及用品上涨1.6%，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3.2%，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0.6%，居住上涨4.5%，衣着下降1.0%，交通和通信下降0.4%，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持平。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6%，环比上涨0.5%。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5%，12月份上涨5.9%，环比上涨0.7%。全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6%，12月份上涨9.5%，环比上涨1.1%。
　　6.进出口总额较快增长，贸易顺差有所减少。全年进出口总额297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7%。其中，出口15779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948亿美元，增长38.7%。进出口相抵，顺差183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6.4%。
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比上年增长11.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长11.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8%。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增长10.7%，转移性收入增长12.8%，经营净收入增长12.1%，财产性收入增长20.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17.9%，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12.1%，财产性收入增长21.0%，转移性收入增长13.8%。
　　8.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人民币存贷款增量减少。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2.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9.7%，增幅同比回落8.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26.7万亿元，增长21.2%，回落11.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4.5万亿元，增长16.7%，加快4.9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47.9万亿元，比年初增加7.9万亿元，比上年少增1.6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71.8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2.0万亿元，少增1.1万亿元。
中国经济年会发言纪要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地点：北京中国大饭店大都会厅
&&& 仲大军（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2010年考验的是我国调控经济发展的技巧水平。事实证明，自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采取了过度的反应措施，结果刺激出经济畸形增长，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人民群众损失最大。这种结果需要认真检查思考。
&&&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 戴相龙（原人民银行行长、现中国保险业基金会理事长）：目前全球外汇储备8万多亿美元，比1997年翻了一番，中国的外汇储备近3万亿美元，占全部外汇储备的30%多。随着美元不断贬值，各国的外汇储备正在遭受贬值的损失。因此，要尽量使用人民币进行外贸和投资结算，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世界金融体系。
&&& 贺铿（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2011年我主要担心的是滞涨，我的观点是：紧财政，宽货币，不能在货币总量上过多控制。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产生内生动力。我一直不赞成人民币升值，要尽快出台房产税。过量追求投资时有风险的。
&&& 刘遵义（原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从出口带动转向内需带动，出超并非好事，中国的大量顺差导致美国滥印钞票。中国也不要学美国大量地印制钞票。要通过大幅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最重要的风险是汇价风险。要减少热钱的流入。
&&& 张晓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我国的战略重任是培育发展新型产业，推动经济发展转入科技引领的轨道。2011年是开局之年，要着力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产业，以经济信息化为龙头。这些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8%，15%。
& & 汪同三（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我们现在对付的是成本型通货膨胀。（大军智库编者按：难道不是货币型通胀？美国钞票放水，导致大宗商品涨价，全球通胀。）
&&& 张蕴岭（中国社科院东亚所所长）：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去年增长40%多，3000多亿美元，接近与日本的贸易量。我国与美国的贸易额是4000亿美元。日本如果没有替代因素，就非常糟糕。
&&& 樊纲：相比美国，欧元问题没那么严重。美国的财政赤字与GDP之比达到10%，债务率达到100%。美国调控金融的手段工具已经不多了，银行利率为零，唯一可实行的刺激经济政策就是数量宽松，在货币量上做文章。这种做法对我国的负面影响相当大。6000亿美元有多少流出美国是小事，真正影响的是大宗商品的涨价，外汇储备的贬值，以及别国货币的升值预期。
目前中国5%的通胀还算轻的，俄国、拉美一些国家的通胀率都是10%。现在是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要考虑汇率政策了，我赞成人民币升值，是否一步到位，这样有利于应对外部变化，有利于国内调结构，保发展。要深入研究世界资本市场的规律问题。
&& &牛铁航：G20国家一致攻击美国的以邻为壑政策，可美国辩解说你们都搭了美国的车。世界问题的根源就是美国超发货币，希望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用国际资源。
&&& 魏建国：一位外国朋友对我说，经济全球化受益最大的是中国。美元最多的是中国，不能再搞贸易自由主义了。
&&& 樊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有估计说今年一月份通胀率要达到6-7%，十一五期间外国的通胀率是5-6%，中国过热的增长一定不是好增长。GDP增速超过10%就有问题，5-6%就通缩。具体多少合适，要看变化。
&&& 谷源祥（原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这次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了近900万人的失业，使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10%，通过各种刺激经济方案也只解决了100万人的就业，所以美国计划在五年内实现出口倍增，但条件是美元必然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货币会相互贬值。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会造成大宗商品的涨价，会出现资产泡沫化。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否会常态化？
&&& 曹远征（投行首席经济学家）：各国的复苏表现不一样，金融市场的动荡各国也不一样。西班牙的问题较大，能否再融资都是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各国都会关门加强管制，世界上会出现“去全球化”现象，贸易摩擦会增多，汇率变化也难以预测。不过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要负责任。
&&&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贸部部长）：全球的危机还没有过去。
&&&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外经室主任）：全球经济失衡的衡量标准是顺差和逆差的状况。1992年起，美国的贸易逆差一路飙升，2006年，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8000亿美元，年之间，美国的顺差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这就意味着危机的爆发。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000多亿美元，德国1800亿，日本1700亿。这就是全球失衡中的各国角色。不过中国的一般贸易是逆差，加工贸易是顺差。
&&& 徐洪才：这些年来，中国依靠的是特殊的竞争优势，比如二元结构，城乡差别，低价劳动要素资源......这种状况导致了外部的需要和利用。但这种状况也难以持续，今后要实现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型，推动人民币国家化。用人民币直接投资。
&&& 李向阳（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亚洲合作属于功能性的合作，亚洲货币合作的前景取决于人民币的国家化，作为结算工具。第二，以人民币计价，但人民币国家化的基础是国内经济状态好坏。
&& &张祥（原外贸部副部长）：最近两年，樊全球化的声音大了，南非元首原来支持，现在反对。20个国家中有17个反对放弃保护措施。不保护不行了。美国利益才是最大的。世界上第一原意投资的还是中国。要准备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加快经济方式的转变，新一轮全球化的高潮在服务业领域。外国的人才培养不够，要加强研究和宣传，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新一轮的全球化。
&&& 刘克崮：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表现是，中石油拿人民币去委内瑞拉买石油，他再拿人民币到中国来买修铁路的工程设备，中国要帮助委内瑞拉建造一条500公里的铁路。人民币的国家化，必须有银行走出去，现在出国很少看到中国的银行，要有草根金融。解决通货膨胀，既要有堵还要有疏。把美元还出去。
&& &陈文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的经济布局和区域布局是，东中西北四大块，还要有5条线，几个带。沿海战略布局，产业带，新兴产业带，图们江，黄渤海，曹妃甸重化工业区，关中到天水经济带，六条线，共分几种：主题功能规划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规划开发区。
&&& 王志乐（商务部研究院跨国中心主任）：十一五引进外资4500亿美元，占改革开放以来引资总量的45%。这五年里，中国对外投资2000亿美元，占70%。引进外资有促进经济转型的作用，外资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跨国公司帮中国营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目前，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业务超过了本国，它们在国际关系发生矛盾时，充当了缓和的作用，发挥了同盟军的作用。中国的海外投资也有这种作用。如中联重科收购GFA，意大利总统授予奖章。这几年里，我国出现了对跨国公司排斥的现象，说它们影响国家安全。十二五规划制定了和平、发展、合作的基调，坚持全球化的思维，跨国公司也要调整自己的理念，把对全球的责任推到中国，在政治纠结中发挥作用。
&&& 黄海（原国家经贸委司长）：十一五期间消费增长11.8%，比十五高，外国消费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超过日本。
&&& 何建坤：十二五期间，如果将能源消耗量定在40亿吨标准煤，那么GDP增长就要限制在8%以内。十二五期间，我国的能源强度将下降19%，增速下降21%。难度很大。十二五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投资高耗能产业，适当降低GDP的速度，控制过快增长，建立低碳特征产业，发展新兴产业，信息产业，新材料。到了2020年，能源消耗要比2015年下降45%，真正实现节能降耗。
&&& 李书福（吉利汽车公司董事长）：吉利汽车原来没有出生证，而今天成长成国际化的大企业。只要有了人才，才能发展。第一要学习邓小平理论，认清道路，预先知道历史的机遇，抓住历史的机遇才是最大的机遇。企业如何紧跟潮流？只有弄清国家的发展战略，才有企业的发展战略。
创新不是仅仅生产几个新产品，核心是对资源的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竞争力和新价值。这才是创新。全球资源的利用就是创新。我们创办吉利大学，为的是培养人才。收购瑞典沃尔沃后磨合得很好，当然也有不同声音，我们要鼓励不同声音的出现，然后选择正确意见。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中国企业要发展，还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
&&& 贾康（财政部研究所所长）：要降低营业税，扩大增值税。
郑伟铭（天津滨海新区区长）：十一五时期，天津滨海新区的增长速度是22.5%，十二五目标是17%。战略性新兴产业占45%以上。
任洪斌(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总公司总裁）：我到美国GE通用电气公司看过，一百年来企业不断调整发展策略，我们企业连续十年以30%的速度增长，走的是科技驱动型道路。现在做的三件事：加大创新科技投入，产业升级，更新换代，建立新兴产业。我们共有28个科研院所，改制之后，更加有活力。
蔡惟慈（中国工程机械协会会长）：目前我国低端产品供应过剩，高端产品相对不足。2010年我国进口了2100亿美元机械制造方面的产品，同比增长40%多，而出口同比增长仅33%。在机械进出口方面，我国几乎是逆差，顺差减小。这说明了什么？机械制造品方面的差距仍然相当大。不夯实基础，一些高端产品难以发展。什么是基础？那就是像齿轮、轴承、液压等一系列的组件。这是机械制造业的基础。今后我们要集中行业内专家，解决难点，现在最大的难点是基础不能支撑。
陶星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副总经理）：我集团近年来最大的特色是走出去，原来只在国内搞工程承包，现在我们在非洲建立了三个经济贸易合作区。海外投资必须把过硬的东西拿出去，不是简单的技术转移。光在国内打转转不行。
&&& 中兴通讯在非洲默默耕耘已经十年了。海外市场已经逐渐成形。
发件人：&Qing WU& &&
16:57:27 +0800 收件人： &&抄送：标题： Re: 北京大军网文章
不必在保增长和防通胀之间走钢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庆
人民银行刚刚公布的《201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0年全年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贷款规模增加了7.95万亿元，超过了年初制订的新增贷款目标7.5万亿元。其实早在11月底，新增贷款规模已经非常接近全年目标。因此有不少研究者预期：为了达到年初制定的新增贷款目标，人民银行将从严控制12月份的新增贷款规模。然而现实情况却是：12月份贷款仍然新增了4.8千亿元。同期货币供应量的增幅变化也比较温和。
银行资金运用超预期的同时，银行间市场上却出现了资金短缺的信号：同业拆借利率水平在12月份显著地上升了。12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达到2.92%，比上月同期提高了1.16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3.12%，比上月同期提高了1.31个百分点。
这个变化似乎暗示：人民银行多次采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发行央行票据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开始显示出效果，商业银行的放款能力开始制约新增信贷规模。12月份超预期的资金运用使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降低幅度超过预期，迫使商业银行从同业拆借市场获得资金补充放款能力。微观层面的信号也显示银行资金偏紧：为了吸收储蓄存款，一些地方的商业银行开始通过向储户送礼变相提高存款利率。那么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是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降低。由于在存贷款业务上，商业银行是充分竞争的，因此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银行资金成本的上升还不会很快传递到银行的资金运用。这个结果犹如“非对称加息”，必然导致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息差收窄，从而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监管机构如果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将在短期内进一步降低。周小川行长最近公开提到利率市场化，认为“利率市场化将在‘十二五’取得明显进展”。果真如此，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息差有望进一步收窄，从而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金融市场对人民币存贷款息差收窄其实早有预期，以至于商业银行的股票价格已经降低到了很低的水平。
其次是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如果监管机构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维护存贷款利差，那么企业的经营状况会因为财务费用上升而恶化。如果商业银行由于可用资金不足而减少放贷，贷款利率可能上升得更快一些，对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也是一个打击。中外经济的历史经验表明：对付通胀的紧缩措施总是率先降低经济增长率，然后才能降低通胀率。
这样，通胀和增长的矛盾即将暴露无遗。“保增长”容易，“控通胀”也行，但是既“保增长”又“控通胀”在未来几个季度里将越来越不容易。因此，央行会花多大力气“控通胀”的问题，已经转化为另一个问题：中国能够容忍的最低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
货币政策决策者如果不寻求一点大智慧而只在“保增长”和“控通胀”的关系上寻求平衡，那么短期经济政策的空间将越来越小，未来的政策选择将越走越少，最后中国经济不是“滞”就是“胀”，或者既“滞”又“胀”。这是凯恩斯主义无法摆脱的悲剧：无论决策者多么努力，用短期工具摆脱不了“滞”或者“胀”的命运。
这不是工具的错。错在选择工具的人。凯恩斯主义原本就只能解决短期失衡问题，而中国经济的失衡不是一个短期问题。因此，用凯恩斯主义开出的“药方”对治中国经济的“毛病”，显然是吃错了药、难免不治病。
有一些学者早就看到中国经济失衡的真正原因不是在短期、而是在基本面。最近，余永定老师在《中国日报》上说：如果不及时改变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候突然“失速”。吴敬琏老师也在《中国改革》上说：唯有改革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败在此一举”。也就是说，现在赶紧拿起改革这个“药方”试一试，也许还能避免危机。如果放弃这个试一试的机会，中国经济可能会不战而败。
通胀是如何导致两极分化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庆
许多学者认为，在穷人的全部资产当中，现金和银行存款占的比例比较高，因此在通胀中受到的损失比例也比较大；富人持有各种类型的资产，分布在现金和银行存款上的比例比较低，因此在通胀当中受到的损失比例较小。
上述分析有两个缺陷。其一是只考虑了居民的财产和财产性收入的变化，没有考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变化。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劳动报酬在收入中占大头。忽略了工资变化，就无法准确判断中低收入阶层经济状况的变化。其二是上述分析没有联系通胀发生的过程，因而自相矛盾。如果把通胀发生的过程忽略不计，只对比通胀发生之前和通胀完成之后的两个状态，那么经济学家认为：货币超发造成的结果是让所有以“元”计价的价格上涨相同的比例，任何两个价格之间的比率（真实价格）并不变化。
本文分析通胀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首先，让我们关注社会上三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变化。我们暂且称最下层为“农民工”：他们家里有一块农地，到城里来打工，大多从事非技术性工种。有些农民工随时准备回家务农，因此城市中的农民工供给具有弹性；中间是“白领阶层”：他们文化程度较高，在城市从事技术性工种。白领们即使来自农村，也不可能重新务农，因此这个阶层的劳动力供给是刚性的；最上层是“富裕阶层”，主要依靠财产和企业家精神获得收入。
其次，让我们把通胀的过程分为前中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货币超发导致通胀预期形成；第二阶段是通胀预期推动资源品和资产价格上涨；第三阶段是价格上涨以成本推动的方式沿着产业链从上游向下游逐渐传递，直到100%地传递到消费价格。这是这一轮通胀的真实状况。
通胀对各阶层经济状况的影响如下：首先，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发生变化。在第二个阶段，资源品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导致富裕阶层的财产升值、财产性收入增加，导致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改善；在第三阶段，消费价格上涨导致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恶化。尽管“改善”和“恶化”的程度一样，但是由于“改善”比“恶化”来得更早。因此在第三阶段结束之前，“改善”的程度比“恶化”的程度更大。这样，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暂时改善了。
其次，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在第三个阶段、消费物价开始上涨的时候开始恶化。由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接近维持城市最低生活标准的水平，因此，有些农民工不愿意接受经济状况的恶化，选择回家务农。他们的选择减少了城市里的农民工供给，推动了农民工工资上涨。在过去几年里，市场力量推动农民工工资加速上涨。但是，一旦农民工的真实工资有所提高，一定会吸引新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因此，农民工工资水平还会在城市最低生活标准附近波动。换言之，农民工的真实工资以及他们的经济状况已经低得不能再低。最近几年农民工的名义工资之所以上涨较快，是因为价格上涨导致城市最低生活成本上升较快。
最后，白领阶层的经济状况也是从第三个阶段开始“恶化”。与农民工不同的是，白领阶层的劳动力供给没有显示出足够高的弹性。不仅如此，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暂时推迟了就业压力的释放，但也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文凭通胀”。更糟糕的是，这些得到文凭的高校毕业生即使来自农村，毕业之后也就失去了农民的身份、土地和务农的机会，别无选择地成为城市里的“产业白领”。由于这个阶层的劳动力供给快速增加而且缺乏弹性，从业者不得不接受越来越低的工资水平。据报道，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接近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综上所述，在这一轮通胀中，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暂时改善；城市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基本维持，但这个维持以一部分农民工回家务农为代价；城市白领的经济状况还在恶化。通胀以压缩中间阶层的方式造成两极分化。
低利润出口企业能够承受人民币升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庆
中国决策者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可能仍然顾虑对低利润出口部门的打击。这个顾虑其实是多余的。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经济沿着出口导向型的道路快速前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的出口部门。这个部门既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又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直觉看来，这个部门最有可能受到人民币升值的打击。
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组织过多次专题调研，走访了大量出口加工企业，目的是了解出口部门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很多企业主表达了自己对人民币升值的担心：企业的出口利润率只有3-5%，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5%，他们将无利可图，可能不得不歇业。
这些企业主的担心引起了政府更大的担心：如果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批量歇业，那么不仅经济增长将下一个台阶，而且还会减少大量就业机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办法“保增长”或者“保就业”。这曾经是、也许还是决策者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最大顾虑。然而企业主和政府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3-5%的利润率抵挡不住5%以上的升值”的判断，是竞争领域的小企业主“只见树木（自己的企业）不见森林（自己所处的行业）”、在本企业静态财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如果对人民币升值的冲击进行经济分析，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
实际上，“3-5%的利润率”是所有充分竞争行业的共同特点，与汇率、工资水平无关。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首先，由于产业聚集效应，每一个出口企业几乎都是在与自己的“邻居”竞争；其次，由于相互学习和模仿，每一个出口企业的产品及其生产成本几乎与自己“邻居”安全一样；再次，由于供给大于需求（产能过剩），出口数量取决于海外需求而不是国内生产能力；最后，由于国内厂商之间价格充分竞争，出口价格取决于国内生产成本而不是海外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对于海外消费者来说，“中国制造”的价格不是问题，他们的需求是刚性的。
既然出口价格取决于国内的生产成本而不是海外消费者的支付能力，那么，如同“水涨船高”一样，全行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将100%地转嫁给海外的消费者来承担。目前导致全行业生产成本上升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人民币升值，另一个是劳动力成本（工资）上升。按照上述经济分析，担心这两个因素的不应该是中国企业主和决策者，而应该是海外的消费者。过去几年里，有两个证据支持上述经济分析。
其一，在2005年到200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接近20%，国际清算银行按照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份额计算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同期也上升了大约10%。二者升幅都远远超过了2005年出口企业3-5%的利润率，但是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世界，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在这一阶段几乎没有改变。
如果说上一个案例是“水涨船高”，那么第二个案例就是“水降船低”。为了鼓励出口，中国政府2008年底再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降低出口成本。然而，在随后进行的广交会上，出口企业刚刚降低的出口成本立即全部转化为出口价格的降低。报道这一事件的外国媒体不免感叹：在这世界经济低迷的时期，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送了一份礼品。
低技术、低利润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能够承受人民币升值。这个经济分析的结论多少有些出乎我们的直觉之外。为什么看似毫无核心竞争力可言的企业能够承受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原因有二：其一，与自己的“邻居”相比，任何中国出口企业都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但是，相对于海外的同行，国内竞争性的出口行业拥有明显的价格竞争力。市场化和学习曲线降低了生产和流通成本。其二，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难免会有一些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作为具有市场势力的制造业大国，适当提高出口价格于中国有利，即使不得不以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为代价。
越保增长，越需要保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庆
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绝不可以轻视通货膨胀。即使不考虑新增加的涨价因素，消费价格指数（CPI）在上半年甚至前三季度都会维持高位，全年平均很可能超过5%。如果再增加一些新的涨价因素，通胀会更严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低温、洪水等极端天气导致全球性的粮食、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个别城市开始清理地下出租屋、控制流动人口规模，这势必提高城市最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并且通过最低阶层的工资上涨传递到城市服务和商品的价格。
抑制通胀的最大障碍是“保增长”。从决策者的角度来说，决定动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并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在抑制通胀的同时兼顾经济增长（以及就业和外部平衡）。由于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在短期无法改变，较高的增长和较低的通胀仿佛“鱼与熊掌”，通常不可以兼得。事实上，这一轮通胀就是两年前经济刺激政策力度过大、过度保增长之后必须付出的代价。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会用多大的力气抑制通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能够容忍多么低的经济增长。
对于决策者来说，经济增长只是一个中间目标，而非终极目标。例如，不少学者认为：政府保增长是为了保就业，保就业是为了保民生，保民生是为了保稳定。在这个传导路径上，稳定才是终极目标，其它都是中间目标。如果政府的思路果真是这样，那么过去两年中国的经济政策实践说不上多么成功：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为国人提供太多就业机会，却对国内外资本品产生了巨大需求，让一些周边地区和国家获得巨大好处。新加坡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4.7%，刷新该国维持了40年的历史记录13.8%。
实现了保增长却没有实现保就业，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决定的技术路线选择。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建议：中国要解决失业问题，就要动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路线，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路线。以修路为例，“1000把铲子就可以替代一台大型筑路设备”。然而，参与筑路的设计院、承包商、监理方和交通厅，大概都向发达国家学习筑路技术，压根儿不会采用“人海战术”。
既然保增长与保就业脱节，那就不必继续为了保就业（以及保民生和保稳定）而保增长，而应该寻求其它的政策传导路径来实现保稳定（或者保民生）的终极目标。例如用财政资金增加国民福利，或者按人头分配购物券。如同奥巴马的医疗改革一样，这些政策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扩张。
然而，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与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有一个差别：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不是增加财政支出就是减少财政收入，都不图未来的回报；中国的经济刺激项目大多从银行大量贷款，因此财政刺激的力度放大了很多倍，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追求每一个项目的回报。可怕的是：不少项目获得足够回报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下去。一旦经济减速，就会有大量项目“烂尾”，让过度保增长的害处暴露无遗。这样，保增长的经济政策不得不“自我强化”：越保增长、就越需要保增长。
当前的经济体制倾向于“一而再、再而三”地保增长。在出口导向的增长道路上，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许还能维持两三年，但不可持续。新进入市场的民间资本和跨国资本都不会豪赌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高增长。因此，市场化的程度越高，保增长的动力就越小。然而对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来说，中国经济减速是无法回避的系统风险，可以忽略不计。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选项上押上更大的赌注，只能让他们赢的时候赢得更多、却不会让他们输的时候输得更惨，那么何乐而不为？于是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把经济刺激计划逐级放大：某西部省份计划5年投资5万亿元，还有多个在建的金融中心均计划投资数千亿元。别忘了，不收手的“豪赌”一定会以“豪输”收场。
一组经济信息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辑
2010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强流动性管理，着力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维护金融体系健康稳定运行。
&&& 一、广义货币增长19.7%
2010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增幅比上月末高0.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8.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6.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增幅比上月和上年末分别低0.9和11.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46万亿元,同比增长16.7%。全年净投放现金6381亿元，同比多投放2354亿元。
& & 二、全年本外币贷款增加8.3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7.95万亿元，外币贷款增加740亿美元
2010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50.92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全年本外币贷款增加8.36万亿元，同比少增2.16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4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9.9%，比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11.8个百分点。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95万亿元，同比少增1.65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2.87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9068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96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5.07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56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20万亿元，票据融资减少9051亿元。12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4807亿元，同比多增1007亿元。外币贷款余额4534亿美元，同比增长19.5%，全年外币贷款增加740亿美元。
& & 三、全年本外币存款增加12.14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增加12.05万亿元，外币存款增加200亿美元
2010年末，本外币存款余额73.3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全年本外币存款增加12.14万亿元，同比少增1.10万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71.82万亿元，同比增长20.2%，比上月末高0.6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8个百分点。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2.05万亿元，同比少增1.08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4.37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5.31万亿元，财政存款增加3045亿元。12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9449亿元，同比多增4428亿元。外币存款余额2287亿美元，同比增长9.5%，全年外币存款增加200亿美元。
&&& 四、银行间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上升
2010年全年，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累计成交179.50万亿元，日均成交7180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31.1%。12月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92%，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高1.16和1.67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