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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消息袭来：方案均建议推迟至65岁男女同龄
2月29日讯：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研究所所长金维刚27日在北京表示，延迟退休方案将在明年正式出台。出台后会有五年左右的过渡期，或到2022年正式实施。那么，你能轮上延迟退休吗？如何区分退休年龄与领取养老金年龄？2022年延迟退休方案正式实施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研究所所长金维刚27日在北京表示，延迟退休方案将在明年正式出台。出台后会有五年左右的过渡期，或到2022年正式实施。金维刚是在当天举行的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首届峰会上作上述表示的。在论坛演讲中，他表示，十三五时期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推进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去年改革方案出台后，还没有正式实施，今年将会正式实施。他表示，应对人口老龄化，要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要实现制度的全覆盖和法定人群的全覆盖。实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预计可以把5000万人纳入到这个体系里，包括3800多万在职和1500多万退休人员。对于延迟退休政策，金维刚表示，由于目前退休年龄偏低，要适度的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实现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的办法。这涉及到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各类群体差异比较大，应该坚持以人为本，考虑到不同群体的情况，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尽量稳妥。背景：正副处级女干部已延迟退休1951年：政务院颁发《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男工人与男职员年满60岁、女工人和女职员年满50岁时退休。195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国家机关中女性工作人员的退休年龄由50岁提高至55岁。197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严格限定了退休条件，在男工人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外，本人连续工龄必须满10年。2008年11月，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就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等待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共有3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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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称公职人员因不缴养老保险支持延长退休
来源:中国青年报 选稿:刘沅
　　东方网6月14日消息：是否应该延长退休年龄？这个问题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官员近日的表态，再度引发舆论热议。
　　6月5日，人保部在集中答复网友提问时明确表示，延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
　　表态一出，舆论哗然，人民网进行的“你怎样看待弹性延迟领养老金年龄”的调查，45万名网友参与投票，93.3%的网友投了反对票。
　　不少专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延长退休年龄的建议，体现了中国老龄化危机日趋严重，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延长退休年龄常被看做应对养老金缺口最为立竿见影的办法，但因其牵涉众多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往往也是最后的选择。
　　清华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对本报记者表示，是否延迟退休年龄，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延长退休年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但是目前，许多公众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
　　弹性领取养老金是否会影响年轻人就业
　　很多人认为，弹性领取养老金其实就相当于延长退休年龄，就是让人更长时间地工作，更多地缴纳社保费用，然后更少地领取养老金。
　　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胡乃军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弹性领取养老金只是略等于弹性退休，两者不能简单画等号。
　　胡乃军认为，延长退休年龄对年轻人就业有阻碍作用，很多岗位被年龄比较大的人占据，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剥夺部分年轻人进入这些行业和岗位的机会；如果只是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并不大。
　　不过，也有许多专家认为，即使延长退休年龄，挤压就业的情况也不会发生。从短期看，延长退休年龄会对我国就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延长退休年龄与就业并没有必然联系。
　　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中的“弹性”意味着自愿，它摒弃了一刀切的做法，将选择权交给个人。
　　对于出于自愿延迟领取养老金的行为，胡乃军建议，可以给予补偿和奖励，在领取养老金的基数、年限上都要适当增加，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是有案例和经验可循的。
　　公职人员与企业职工的不同选择
　　一般而言，退休后的养老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源于个人账户。在职职工每月工资的8%进入该账户强制储蓄，待退休后按月计发，多缴多得。另一部分从统筹基金内支出。退休年龄每推迟一年，从统筹基金内支出的基础养老金会增加1个百分点，但职工就要多缴一年的费。对缴费年限较长、缴费额度较高的缴存人而言，推迟退休年龄尤其不“划算”。
　　像技术人员、大学教师、管理人员等群体往往愿意延长退休年龄，因为他们的事业在当时正处于稳定的发展阶段。处在生产一线的企业职工则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所从事工作的劳动强度很大。
　　是否应该推迟退休年龄，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劳动者的态度并不相同。一些公职人员，例如50多岁的女干部、女教授，到了退休年龄往往愿意继续干下去。推迟退休年龄呼声最高的群体就包括妇女组织，要求男女同龄退休。
　　事实上，支持延长退休年龄的呼声，主要来自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目前，仅有少数地区试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将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其他大部分地区，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未纳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之中，在职时不必支付养老保险费用，退休金则由财政负担，且待遇一般高于企业职工。与此同时，这些工作往往与体能无关，且“越老越吃香”，老干部、老教授临近退休时参与工作的意愿依旧强烈。
　　杨燕绥认为：“我国现有养老保险制度是碎片化的，按身份划分，不同群体适用不同的保障制度――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后可以体面生活，工人只能说解决温饱，农民、城市居民，政府过去完全不管，现在管一点点。”
　　鉴于此，不少学者表示，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涉及多方利益，在未能理顺现有养老保险制度格局，并穷尽其他应对老龄化措施的情况下，不可能很快出台。
　　不能把希望过多寄托于延长退休年龄
　　我国从1993年开始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金筹集方式。其资金流程是：为每一个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建立个人账户，职工与所属企业共同缴付社会保障款，这些资金最终都进入职工的个人账户。
　　在现实中，由于早期职工的养老保险并没有安排个人账户，所以很多个人账户的缴费并没有积累下来。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挪用在职职工个人账户资金的方式，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大量个人账户基金用于弥补统筹账户的空缺，形成了空账，有学者测算这个缺口已经达到上万亿元。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缺口过大，而养老保险基金个人账户又缺乏保值增值的能力，因此，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进程处于进退两难的状态。
　　相关专家指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等问题上，只有把这些方面做好了，社会养老金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因此，相关部门应该通过增量的保障措施来缓解“缺口”，而不是把解决问题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延长退休年龄上。[01-20] [01-20] [01-20] [01-20] [01-20] [01-20] [01-20] [01-20] [01-20] [01-20] [01-18] [01-18]　　不公平双轨制的后遗症
　　养老金难题
　　主笔 吴琪
　　2050年当我72岁的时候，环顾四周，与我一样进入老龄(60岁以上)阶段的同胞已占到中国人口的34%左右，据测算有4.4亿之多。在2012年的当下，当我作为中年人时，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为75岁，理论上我们这一代人平均需要负担退休一代10多年。按照目前覆盖中国2亿多人的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来算，我和其他劳动力平均每3人赡养一个退休人口。而到了我老年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5岁，很可能不足两个劳动力赡养一个老年人，工作一代需要负担退休一代20多年，所以，那时我一定比我的父辈晚退休。
　　遥想到我老年时，在经历了人口高峰期和劳动力高峰期，习惯了与同龄人争抢着重点学校名额、高考成绩、工作机会，以及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继续帮助她竞争名校资格、医疗资源甚至相亲机会中度过大半生的我，忍不住会问：年老时我还需要拼争我的养老金吗？我既希望自己晚年物质富足，和老伴一起表面上衣着朴素地背包游天下，碰到年轻时觉得奢侈的心爱酒店，能够掏出票子毫不心疼地住上几晚。那时候“钱”对我们就仅仅意味着“钱”，一种货币计量方式而已。可是我又害怕和我女儿一样的工作一代，被我们这些老年人口“剥削”得太过厉害。当然，前提是咱们的养老保险制度那时依旧有效地运转，能够保障老年人顺利兑现自己的“索取权”。
　　当我向社保专家请教这个问题时，有的专家告诉我，那时候人口老龄化加速行进、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和少子高龄化现象并存，如果维持现在的退休年龄，结果必定是代际之间的负担越来越不公和根本不可持续。另外的专家告诉我，一个有效的体制是不用个人担心这些问题的，养老金的收益会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甚至是通货膨胀指数挂钩，个人能够非常清楚预期到自己退休时的收入水平。
　　我更希望感性地体会到个人与养老制度之间的关系。按照我的浅显理解，我国目前实际上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对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来说，大家就好比持续往一个共同的储蓄罐中放钱。到了退休那一刻，就是这个人可以将这个储蓄罐非常干脆地砸向地面、从里边取钱的时刻。如果是基金累积制，每人所缴养老费用在自己的账户名下，年轻时为自己的老年攒下资本。从经济学上来讲，每个个体都假设是理性的和厌恶风险的，只要缴费的净成本不超过他确定的未来收益，人们就愿意为养老保险缴费。但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寿命有多长，个体依赖于制度上的保障来消除自己的长寿风险。
　　于是当养老由个人算计上升为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时，养老保险制度是基于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或几代人群体性老年风险的分摊，而不完全按照个体所费与所得来算账。这一制度的科学性在于，将个体不确定的养老风险通过稳定的制度安排来化解。只是细究我们的养老制度形成过程，在不同时期的碎片化使得养老问题变得复杂。当我们以家庭为单位来看待不同时期、不同体制内养老收入的差别时，这种碎片化和不公正就更加明显。大家没有按一样的方式往养老金池子里边交钱，也没有按一样的方式从里边取钱，参保人对制度的预期就缺乏安全感。
　　当社会的长寿风险越来越加剧，每个人都难以回避自己的养老问题。在我们所采访的不同个案里，靠房子养老几乎成为中年人的共同打算——在自己不同的老龄阶段一套套地卖掉奋斗时攒下的房子，换取体面的老年生活。于是估计在我年老时，一群群准备到东南亚的低成本国家度假定居的中国老人，纷纷挂出自己的卖房告示，将不动产变现来最后享受一把。原来，到我老年时，我还要和同龄人竞争卖房子。这样的情景既让人欣慰于中国人靠着房子增值，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又哀叹于当人们对制度信心不足时，制度永远不会成为可以信赖的首选。既然我们正在每月认认真真地缴纳自己的养老保险，我们非常害怕被社会保障制度所抛弃，那么我们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向当下的养老制度要保障，在主张个人权利的同时，完善漏洞不断显现的现行制度，要求一个公平独立的养老保险体系。
　　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一次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缺口的争论，再次深深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在尽可能广泛覆盖人群的养老保险机制里，每个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我们检测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合理，正是要看不同群体是否在其中获得公平的待遇，制度是否给人提供了稳定合理的预期。面对制度显现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问一个看似很不“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
　　主笔 吴琪
　　养老双轨制的不公平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公众对养老金现状的关注，基本上是从要不要延迟退休的争论开始，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对退休年龄如此敏感？
　　郑秉文：涉及到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有两类人最为敏感：一类是私人部门做工的，比如厂矿企业的工人，对于延长退休年龄比较反对，态度悲观。这些人一般是体力劳动者，工作的市场化程度高，所以早退休对他们意味着早保障、早稳定。另一类是公共部门和知识界，倾向于赞成延迟退休，这也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这些争论往往发展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冲突。事业单位、公务员本来领取的退休金就高，如果又延迟退休，会被认为公共部门给自己谋好处，制定了一个利己的政策。但是，如果事业单位不改革或改革在后，提高私人部门退休年龄在前，那么也会让公众认为好处都让公共部门占了，大家会说你坐在办公室里不提高退休年龄，却让私人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去提高。在不统一的、碎片化的养老制度下，公共部门无论怎么做，无论是否提高年龄，其结果都是负面的，都会遭到私人部门的诟病，这就是碎片化制度的必然后果，我们应该有这个心里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养老制度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平衡，造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退休人员待遇差别明显。对于养老双轨制的诟病由来已久，它造成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郑秉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替代率是45%。替代率是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替代率45%意味着退休金是退休前工资的45%，但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替代率能达到80%～90%，其中，公务员比事业单位还稍高一些。
　　公务员和相当一部分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时不用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却能领取高于企业人员的养老金，他们的退休金多数由国家财政支付，这就是私人部门的人觉得非常不平衡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双轨制当初是怎么形成的？改变双轨制的呼声很高，但是似乎看不到什么效果。
　　郑秉文：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非常严重，它留下了不同时期的制度思路和国情特点。1978年改革开放时，全国积压了整整200万应该退休的人员不能退休，因为“文革”期间我们的退休制度彻底瘫痪了。国家于是出台临时办法解决退休问题，企业的工人退休后由企业负责发放退休金，事业单位由国家财政拿钱。那时候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企业的利润用来先发放退休金再上缴国家，实际上和国家财政直接拿钱支付是一回事，企业和事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额也差不多，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国企开始裁员增效，企业职工要变成“社会人”，就必须建立独立于企业的社会保险体制，这里边包括独立的失业保险体系、养老保险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等等。我们改革的是经济体制和企业管理制度，事业单位就没有建立独立于单位之外的社保体系的动力，所以他们一直由国家财政负责，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在90年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时一些省市听话，他们的事业单位养老金也参加了改革试点，但他们仅仅参加了缴费，养老金的计发公式却没有变化，否则，就会出现不稳定，因为相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的事业单位相比，发现自己亏了，再按企业的水平拿养老金那就更难以接受了。所以，实际上，从全国看，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是分成两个台阶：大约是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参加改革(无需缴费)，一部分是参加了部分改革(按企业标准参加缴费，但按原先事业单位标准领取养老金)。
　　养老双轨制的改革，说到底是个利益关系的博弈。由于上述事业单位两个台阶的存在，在2008年事业单位五省市养老金试点改革时就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因为大家认为早参加改革早吃亏，观望的态度十分明显，谁也不愿意带头改革了。公务员不参加改革是不公平的，事业单位两个台阶是不公平的，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双轨制更是不公平的，这些不公平不是改变不了，关键是要看有关部门是否下决心来改。
　　养老制度会破产吗？
　　三联生活周刊：除去这种不同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感，人们对于养老金的缺口难免担心，害怕自己退休时领不到养老金，那时的养老金能够保障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看您曾经算过一笔账，15年后我们的退休金可能只够吃盒饭，听上去让人挺担心的。
　　郑秉文：我先来做个假设。假设参保人退休后一日三餐吃盒饭，以20元一份计，每天需60元，年均则需2万多元。加上其他基本开销，每人年均需3万～4万元。若参保人退休后存活15年，则需50万～60万元。然而以中等城市水准计算，参保人员在退休前所缴纳的养老金每年约为元，15年缴存余额约为5万～6万元。很显然，其实际缴存不能支付实际领取。因此从养老金财富总值角度来看，在现行体制下，15年后退休的人很可能连盒饭都吃不上。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处在巨大的财务风险之中。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我们现行的养老保险有财务上可持续性问题？那二三十年后退休的人还能领到退休金吗？
　　郑秉文：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来看。从财务上来说，目前的养老保险体制若不改革，未来某一天破产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但是对于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来说，现收现付制是以国家的主权信用来担保的。只要国家不破产，国家财政状况良好，国家不会变成希腊，个人就无需担心自己的养老金不能兑现，国家的财政总会兜底。
　　我们作为学者，观察的当然是养老制度的问题，发现问题就会大声疾呼。这些问题从短期来看似乎并不严重，比如我们目前当期支付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每年养老基金的收入大于支出，每年结余的养老基金都非常可观。所以当期的支付压力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如果要细究当期的养老金结构会看到，每年的巨大余额中一大部分来自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很差，希腊就是这样，而相比之下，像美国等很多国家的制度平衡能力很好，非常好，自建立那一天起就没有块钱的财政补贴。比如2010年，在结余的2865亿元中，1954亿元是来自财政补贴，如果没有补贴，纯粹缴费收入减去支出的结余只有900亿元左右，这个数字就非常小了。尽管很小，但毕竟还是有余额的，所以说当年支付压力不是很大，财务压力也不大。
　　但长期看这个制度问题很多，不具备可持续性。截至2011年底，全国养老金个人账户记账额2.5万亿元，其中做实账户仅2703亿元，空账额从2010年的1.7万亿元上升到2.23亿。我们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去年底发布了《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对我国养老金状况做了专门的课题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个人，我怎么能感受到国家的养老保险这样庞大的体系是否健康运行，有没有损害我的利益呢？
　　郑秉文：首先得弄清楚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年，中国正式建立了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我们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时候，世界上主要有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累积制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指以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保险财务模式。比如张三、李四正在工作，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直接由政府支付给了退休的王五。
　　基金积累制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个人养老储蓄制度，通过建立个人账户，企业和个人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退休待遇水平完全取决于账户基金的积累额，账户基金可以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张三和李四的账户是分开的，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在个人账户里，账户可以因为投资得到保值增值。张三、李四退休时领取的是自己工作时积累的养老金。
　　我们当时看到两种制度各有好处，所以各拿了一部分简单拼凑在一起，叫作统账结合。该模式目的在于将社会互济与自我保障两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将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思想的一次尝试。在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里，每一代人在缴费时，同时供养自己和父辈。具体到我们的缴费率来说，个人工资的8%放到自己的养老账户上，企业缴费的20%被政府用来统一支付给退休一代养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的个人账户是空账，这部分钱也被政府用来支付给退休的一代了，因为20%的单位缴费不够用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目前的养老制度整体看是现收现付制的，不是严格的、典型的部分积累制。
　　其实在现收现付的体系下，缴费的个人无需知道自己的钱去哪里了。只要当你退休时，国家能够让你拿到设定的养老金，这个体系就可以持续下去了。就好比你借给朋友一万块钱，约定好一年后归还。如果朋友到期能够还你钱，这一年中他具体怎么花钱赚钱，就没有必要告知你。但是如果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朋友要向海外转移资产了，他要“跑路”了，他的信用出问题了，那么你才会担心能不能拿回借款。一般个体不太容易意识到整个养老体制是否出了问题。但是每个人有个最简单的判断：在同一个制度里每个人应该是平等的，而且这个制度应该能够长期有效地持续下去。奥巴马和他的秘书、或是白宫的花匠在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里是平等的，我们做到了吗？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对于各个养老金统筹单位来说，它要考虑的是如何能够应对当期支付。如果当期支付没有问题，至少表面上看这个制度就能够一直运转下去？
　　郑秉文：现在我们大多数统筹单位的办法是，比如自己管辖的养老金池子今年新增了1000人要退休，只要我当前的资金能够满足新增退休人口的需求，那这个体制就可以继续运作下去。如果只看眼前，我们当期的制度收入是大于当期的制度支出的。
　　但是深入研究整个养老保险体系，我们大的制度参数都不合理。养老保险涉及到三个大的参数，第一是缴费率，第二是替代率，第三是制度赡养率，对个人而言就是退休年龄。在发达国家的制度设计里，这三个参数互相咬得很死，非常精细，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体系。我们的缴费率是28%，在世界上算缴费率最高的那一类国家，替代率我前边提到了，全国平均水平是45%。可是算算我们的参数，很多地方对不上。
　　比如在现在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的2.8亿多人里边，退休人口是7000万，就是说三个工作人口养活一个退休人口，或说我们的制度赡养率是33%。那么按照每个参保人28%的缴费率，三个工作人口加在一起应该是84%。也就是说退休的那个人应该拿到替代率高达84%的养老金。但是按照2010年的数据，我们养老保险的全国平均替代率只有45%，而不是84%，结余还不到1000亿元，中间的这些钱去哪里了？
　　是制度各个很多小参数不合理造成的，现行养老制度大的参数不合理，不少小参数也是不合理的。比如每年拟定社会平均工资通常以上一年作为今年缴费的基数，北京今年的缴费基数是4672元/月，但这是去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作为今年的基数，而去年使用的基数是前年的社会平均工资4201元。大家知道，中国的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平均增长率是14%，你用去年的基数缴今年的费，无形之中费基缩小了14%。
　　再说到另一个小的参数，我们的费基是逐年下降的，为什么？制度没有吸引力，大家都在逃避这个制度，都想从这个制度里捞好处，谁也不想做贡献，大家都在变相地缩小费基，所以费基是逐年下降的。还有很多其他小参数，都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所以导致三个大参数碰不上。
　　统账结合中的中央与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上世纪90年代我们建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个制度的最初设计依照的现实条件是什么？
　　郑秉文：养老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设置好参数后需要严格精算的体系，比如加拿大1997年养老保险改革，通过提高费率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主权养老基金，他们进行了非常严密的精算，缴费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算出了制度延续50年的具体状况。但是我们当初的设计很难做到这点。
　　从技术上讲，统账结合的制度本身实现起来是较为困难的。统筹与个人账户之间的衔接对于管理与精算技术要求很高，更重要的是该制度达到均衡需要一个特殊的稳态环境。在中国实际运行中，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更是因为配套措施不到位、各个子系统的设计缺陷而存在许多问题。其中较为严重的问题是因历史债务所导致的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尽管各界对于隐性负债规模意见并不统一，但是对于其成因早已达成共识，政府制度内解决“老人”、“中人”的积累部分正是空账产生的根源，现实中一代人负担不止一代人的政策取向使得制度参与者负担畸重，尽管政府在做实空账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较之空账增加的速度与规模，做实空账仍需努力。
　　具体实施过程中，制度的不足慢慢显露了出来。我们当时设计的目标替代率是58.5%，也就是退休金相当于个人工资收入的58.5%。但是1997年制度刚施行时，缴费的人多，退休的人少，退休金也没有与每年社会平均工资指数挂钩，替代率一下子达到了87%。这之后替代率每年下降。由于统筹层次较低，社保基金管理分散，替代率已经下滑到50%以下，在北京等省市曾一度下降到40%。到了2004年，国家开始每年上调企业职工养老金，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八年以10%的速度上调养老金。
　　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当然非常高兴国家能够以这么高的速度提高养老金。但是这实际上正是暴露了我国养老制度的缺陷，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这样，靠国家体系的外部干预来大幅度调整养老金。因为养老金制度的设计是个非常精密的体系，这就好像“神九”去追赶“天宫一号”一样，所有数据在“神九”启动前就已经设置好，“神九”起飞后就自动运转了，你不会说“神九”在轨道运行后，我们发现某个地方不对，又去干预它的数据。而我们的养老金体系设计存在缺陷，所以国家才不得不采用其他手段来干预，加钱也是一种非常态的干预。再加上我国正处在快速的经济增长期，社平工资的增长幅度达到14%，在这样变动急剧的外部经济环境下，一种长久的制度才运行十来年就漏洞不断，制度内部的缺陷一下子就显了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个人账户基本没发挥作用，为什么会出现制度和执行上这么大的差异？作为参保人我不禁要问，凭什么我的个人账户是空的？
　　郑秉文：个人当然有权利要求看到透明有效的养老机制。对于政府来说，个人账户的债务是显性的，现收现付制的债务是隐形的。我们实际上是现收现付制，只要政府在退休的时候能够将你的退休金货币化就可以了。各个统筹单位就会各自算账了，比如我这里今年退休1000万人，我只要能支付这1000万人，今年看上去就没有问题了。
　　个人账户的空账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全国的记账额高达2.5万亿元，但实际做实账户的资金只有2703亿元。从全国整体情况看，空账2.23万亿元。
　　目前我们已有13省份试点做实个人账户，采取了财政补贴的办法。但各地补贴政策不太一致，其中典型的试点省份是，在8%的个人账户中，3.75%是中央财政补贴，1.25%是地方财政补贴，剩下的那3%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不过目前遇到的问题还是资金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工作已经进行十来年了，为什么进展不如人意？
　　郑秉文：试点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多大进展，显然这个试点工作有很多难点。这就好比两个人总是在试婚，一直结不了，这是不正常的。试点工作说到底，还是资金问题。比如在某地试点做实个人账户，随着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参保的人数越多，做实账户的规模就越大，财政补贴就越多，财政的负担就越大，这样，年复一年，财政就有些受不了，所以，试点工作要继续就存在困难，只能不了了之。
　　三联生活周刊：这里有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在里边。
　　郑秉文：是啊。具体到各个省，养老金情况差距十分巨大，钱多钱少的省份都各有压力。比如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吸纳的农民工非常年轻，以后又不在这些地方退休。他们参保的话，在养老保险转移携带不方便的时候，基本是一群“干缴费”而不会去领取的群体。所以广东、浙江这些地方养老金的来源非常充裕。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地方政府手里的养老金并不是越多越好，这里边有非常大的保值增值的压力。
　　但是像河南这样的人口外出大省，缴费的劳动人口少，要负担的养老人口多，压力也大。现状是养老金沉淀多的省份，保值增值压力大；养老金缺口大的省份，资金来源压力大。由于人口流动和各省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等原因，我们目前32个统筹单位有15个当期收不抵支。全国看养老金的当期支付有盈余，但仔细看数据，一半省份收不抵支。
　　说到保值增值，对于个人账户基金，我们要求记账利率不能低于3%，而地方政府只能将养老金存银行或是买国债。存银行的话，活期利率不到1%，买国债理论上利率高于3%，可是绝大部分资金买不到国债。那么地方政府手里的养老金越多，福利损失就越多。我们去年的CPI达到5.6%，地方政府把钱存活期的话，相当于一年亏4%以上，所以一年就缩水1000亿元！所以我一直主张对养老金的投资制度进行改革，养老金保值增值的需求十分迫切。全世界只有我们将这么大规模的养老金留在银行吃利息。
　　另一方面，各地都希望吸引外资来投资办厂，所以富裕省份的地方政府出台措施，降低企业缴纳养老金的费率，以此作为优惠措施。比如浙江发文各地灵活掌握养老金费率水平，省里给了一个参照系，比如当地沉淀下来的养老金如果足够支付多少个月，那么企业缴费率可以下调多少多少等等。这些做法实际上是不符合制度要求的，但正是因为制度规定不合理，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花招，而这些花招就微观而言，又是合理的，于是就出现局部看合理、宏观看不合规的奇怪现象。这都是体制需要改革的地方。
　　福利制度的边界
　　三联生活周刊：从每个个体来说，肯定希望养老制度对自己最有利，自己从中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我前两天特意去了石景山的八角社区，那边首钢的退休职工特别多。以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职工情况来说，他2004年退休前，每月工资才600多元，退休后每月有1300多元，现在每月能拿到2100多元。每个人都希望从体制里尽可能多的获益，但是当这项制度上升为一个全社会的公共政策时，我们追求的最大目标是什么？什么样的养老制度才是最理想的？
　　郑秉文：你说的这些首钢工人，是不是对自己的退休待遇并不算满意呢？
　　三联生活周刊：他们表现得不是特别满意，因为和那些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公务员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太少了。但是实际上，与他们以前的收入相比，感觉他们对现状还是高兴的。
　　郑秉文：这里边既涉及养老体制的实际效果，也是一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怎样设定的问题。退休后收入比工作时还高的情况，说明了我们国家初次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所以才会“倒挂”。如果一个社会退休后的收入更高，那人人都期盼着早退休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从福利水平的设定来说，任何一项福利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多少都有扭曲作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选择对劳动力不保护的。这其中的分歧只是在于保护模式的选择，保护多少的抉择，完全不保护的国家几乎没有了。所以，社会保障制度的过度与不足都不好。过度的福利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是个人行为的麻醉品，比如欧洲一些陷入高福利的国家。但是如果对劳动力的保护与社会特质的需求相差很大，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预期，影响消费者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对社会保障的预期也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温家宝总理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用在这里也特别合适。一个好的养老制度预期，并不是说人人都盼望早退休。好的制度应该让人们预期到制度的稳定性，从而获得稳定的合理的保障，比如，晚退可以拿到较多的退休金，早退拿到的退休金少。
　　现在我国的养老制度并不透明，个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吃不吃亏。制度应该给人的第一预期是信任，这个养老制度应该是中性的、精算的，而不是“杀富济贫”式的再分配。我不主张加大养老金的再分配功能，而是按照个人缴费的不同，体现“多缴多得，少缴少得”的原则。这是目前养老保险制度应该体现的特质。在覆盖面狭小的条件下，杀富济贫的制度不利于扩大覆盖面，而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扩大覆盖面。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倡的延迟退休能够有效缓解养老金缺口造成的压力吗？
　　郑秉文：延迟一年退休意味着两年的功效，一面是延迟一年拿退休金，同时又多了一年的缴费，所以是两年的效果。至于能对支付能力提高多少，需要详细测算。要假定一些条件，比如目前统账结合的制度结构是否需要变化、个人账户是继续做实还是像现在停滞下去，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等等，都会对提高退休年龄的效果有影响。
　　在现收现付的制度里，我前边提到有三个参数是最重要的：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即制度赡养率)。降低替代率或提高缴费率，都能增加养老金收入，但是我们替代率还有空间降低吗？而且政府的目标是提高这个参数，而不是降低。我们的缴费率在世界上算高的了，不该再往上调了。
　　再看退休年龄，经过比较后，发现只有这个参数是有空间调整的。据最近报纸披露的数据，我国男女平均退休年龄仅为53岁。北欧国家男女同龄67岁退休，西欧大部分国家是男女同龄65岁退休，分别比中国多10年以上。再看寿命预期，我们仅仅比这些国家短两三年或三四年，这可以看出退休年龄的空间男女平均有10岁以上，所以这个参数是可以动的，并且很急迫。但提高退休年龄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要把这些年龄分散到一个很长的时间表里，渐进式地提高，让人们有个较长的心理适应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我国很多年轻人在为找工作发愁，如果老年人延迟退休，是否会挤压我们的就业市场呢？
　　郑秉文：我国退休年龄较低，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人退休后二次就业。对于打工单位来说，不用再为这部分人缴纳养老保险；对于参保者来说，可以领取免税的养老金，个人不用再缴费，在外打工还多了一份收入；只有国家是不合算的，是利益受损的。当然，国家利益受损最终也损害其他参保者的利益。
　　我国早退休现象造成的二次就业比例相当大，但是到底具体数字是多少，目前还缺乏有效统计。这部分人工作时收入不一定有保障，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可能有一千七八百元，加上在外打工的钱，收入比工作时大大增加。这部分人实际上占了制度的便宜，但是他们对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很不满意，因为制度内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比如与事业单位相比就心里很不平衡。算上这些二次就业的人口，延迟退休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压力，并不会特别大。从另一方面看，虽然延迟退休年龄对新的就业岗位肯定有一定程度的挤压，但是晚退休的人群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的消费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另外，从经验数据看，北欧国家退休年龄高达67岁，它的失业率并不比希腊更高，甚至还低于希腊！
　　我国内地的退休制度或许可以从香港特区吸取经验。香港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制度下的完全积累制，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完全进入个人账户，工作的时间越长，个人账户里的养老金就越多，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退休决策变成个人的事情，何时退休完全看个人的经济条件和身体条件。个人在做退休决策时，会盘算个人资产够不够余命。如果希望积攒更多的退休金，又有雇主愿意雇佣，个人完全可以延迟退休。由此可见，一个好的制度是让退休决策变成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国家强制性地替个人做选择。
养老金的家庭角色
&&& 养老金在一个家庭里的角色，不仅关乎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还直接影响代际成员之间的资源与情感分配。我们从北京、长春和濮阳各选取一个普通的城市之家作为观察样本，探讨不同群体对养老金制度的不同期许。他们有的受惠于体制，有的被体制所遗弃，虽然故事平淡，但却真实地展现了个体命运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记者 魏一平
　　摄影 张雷
　　北京，体制变化中的焦虑
　　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产假上班了，刚刚做妈妈的北京姑娘蔡璇，还有点儿舍不得5个月大的宝宝。她在一家外企上班，公司属于世界500强，福利不错，休产假也能拿到全薪。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以前从来没想过的养老问题也开始引起她的关注。
　　这是个典型的“421”结构的家庭。57岁的蔡妈妈最早在红都制衣厂上班，后来去了纺织科学研究所，虽然仍然在一线做生产工人，但单位性质却从以前的国企变成了事业性质。2005年，蔡妈妈满50周岁，正式退休。那一年正赶上纺科所改制，以前的事业性质变成了企业性质，需要从工资中缴纳养老保险。“以前的养老保险都是单位给交，所以当时很多人有意见。”可是，现在回头看，蔡妈妈又算赶上了政策的好时候。也就是从她退休那年开始，国家连续7年提高企业职工的退休金标准。她的退休金，从当初的1700元，到现在已经涨到3000元。而比她早一年退休的工友们，却仍然按照事业单位的标准领取，1600元，被企业标准远远抛在后面，直到前两年他们不断去市政府反映，才涨了一些。
　　相比蔡妈妈在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的不断轮转，蔡爸爸要稳定得多。他1969年参加工作，在市审计局上班，属于政府公务员。但实际上，他从1993年开始就在审计局办的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那时候流行政府部门办企业创收，业务量不大，最初每个月工资只有200元。蔡爸爸告诉我们，到1999年，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留在马上要改制成企业性质的会计事务所，要么就办理退休，因为工龄已经满30年。最后，蔡爸爸选择了后者，退休金800元，与上班时的1000元工资相差不大。公务员的退休金也在连年上调，到现在他每月能拿到4000元，“比企业单位更有保障”。
　　领退休金的家庭成员还有蔡璇的公公。他从首都汽车集团公司退休，属于国有企业性质，退休金也能有3000元。可是，不幸的是，2004年，她婆婆查出患有鼻咽癌。蔡婆婆以前在朝阳印刷厂上班，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单位效益不好，退休金也没多少。自从患病，两口子的退休金就变得杯水车薪，虽然她有医保，但对于这种大病来说，很多治疗项目仍属于自费。直到2007年蔡婆婆去世，为了给妻子治病，蔡公公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医保，是观察养老金制度时绕不过去的话题，医疗费用是老年人最主要的消费支出。
　　如果算上蔡璇的姥姥，这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蔡姥姥今年已经86岁，她是上世纪50年代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支援新中国建设的一员，在国棉一厂做纺织工人一直到退休。在那一辈人心中，只要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基本就意味着一生无忧。“看病不花钱，单位包揽一切，连洗澡都不花钱，终生有保障。”蔡妈妈对那个年代记忆格外深，她和弟弟妹妹的童年就是挤在一处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度过的。
　　蔡姥姥的退休金，也属于企业标准，从当初每月60元涨到了现在的3000元，可硬币的另一面是，她的年龄也从50岁变成了86岁，看病问题开始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她患有老年痴呆症，身边离不开人照顾，到了药不离身的年纪。按照北京的医保报销标准，退休职工每年有2万元的门诊药费报销额度，只有住院才能享受大病报销。“‘以药养医’的局面越改越严重，老太太今年到现在已经花了1.4万元药费，2万元的标准根本不够。”蔡妈妈精打细算，能精确说出一片普通降压药的价格变化。作为家里的老大，她从年轻时就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母亲的退休金也由她来管理，现在已经不能自给自足，她告诉记者：“盼着我身体好还能照顾老太太，否则请保姆陪护，现在都要每月3000元。”
　　表面上看，这个传统的“421”家庭，现在正处在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老人们都有退休金，而且现在身体状况还能应付。蔡璇的丈夫，200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刚成立的中国联通公司，幸运地获得了正式员工的身份，小两口的收入只需要为孩子的将来做准备。可是，一直跟财务工作打交道的蔡爸爸却开始为未来担心：“老一辈人受了一辈子苦，大多数人还没赶上好政策就离世了；我们这一代算是赶上了政策的末班车，可是下一代怎么办？照现在的物价上涨水平，他们现在交的这点养老保险，到几十年后还能养活自己吗？”
　　蔡爸爸所说的“政策末班车”就是福利分房，这是这个家庭的基础，“如果没分房子，真不知道孩子们怎么办”。现在一大家人所住的房子位于东四环外，是蔡妈妈的单位于2007年分配的福利房，126平方米的房子，其中有70平方米可以享受4000元/平方米的福利价，总价也不过70万元，若按照现在的市场价计算，已经超过300万元。“我们不吃不喝一辈子能挣300万吗？”连事业正处在上升期的蔡璇都开始怀疑未来。在有孩子之前，她跟老公过着还算逍遥的小日子，出国旅旅游，去香港购购物，偶尔买点小名牌，“老公喜欢GStar的裤子，2000多元一条，那时候觉得没什么，可自从有了小宝宝，他就不买了”。她和老公将来的目标是移民加拿大，“也是为了人家的社会福利”。
　　飞涨的物价，抵消了退休金连年上调的效果。蔡妈妈的退休金刚够负担一家人的日常开销，虽然附近有很多超市，但她仍然坚持去农贸市场采购。每一种蔬菜的价格涨跌，以及市场和超市的价差，她都了如指掌。每周至少有两个早晨，蔡妈妈天亮就出门，骑20分钟的自行车，穿过尘土飞扬的车流，“像个战士一样”去带回一家人的食物。蔡爸爸早在蔡璇14岁那年就为她买了一份商业保险，名字叫“为了明天”，“只是买份心理保障”。他的退休金，除了负担物业费等大项支出，结余的用来投资纪念金币，“希望能给孩子留下点保值的东西”。才29岁的蔡璇甚至感慨于墓地的价格：“1996年爷爷奶奶去世时3000元，2001年姥爷去世就涨到1万多元，而2007年婆婆去世时要2万多元，同一个墓园，同样的面积。”虽然小宝宝只有5个月，可蔡爸爸已经开始为孙子上学的事儿做准备。他刚刚去旁边的一所小学打听情况，一年的赞助费至少5000元，即便是最普通的公立幼儿园，每月也要1000多元，还得提前两年排队。
　　更大的焦虑来自对未来政策的不稳定预期，从祖辈到父辈再到蔡璇以及他的小宝宝，看上去与体制的距离越来越远。老辈人已经习惯了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生活，作为体制中人，他们是政策的受益者，可是，政策的变化也让他们一次次体验到个体命运的无常。蔡妈妈赶上了事业单位改企业，蔡爸爸在企业与政府之间选择了后者，蔡璇的大姨是天然气公司的退休职工，二姨也是从审计局退休，只有舅舅是这个大家庭里唯一的自由创业者。他做过几年大学老师，调到国旅公司后没几年，就跟同学合伙创办了一家做钢材销售的公司。现在，舅舅反倒成了这个大家庭中的财务加油站，姐妹们遇到买房子、看大病这样的事儿，都是舅舅提供财务支持，有的要还，有的干脆就算帮忙。“以前觉得有保障的工作，一旦遇到点事儿，才发现那些保障都无力负担。”蔡爸爸现在每天坚持走700步锻炼身体，他告诉我们：“我只有健康地活着，才能不拖孩子们的后腿。如果养老只能靠做生意存一大笔钱才能有安全感，那也太悲哀了，毕竟，这个社会能做生意挣大钱的是极少数人。”
　　长春，被遗弃的工人之家
　　相比蔡家对未来体制变动的焦虑，长春的马大爷一家还在为眼下的生活焦虑，因为退休金就是这个工人之家的经济支柱。
　　马大爷名叫马怀春，70多岁了仍然身体硬朗，1.8米多的大个子还没驼背，说话声如洪钟。1996年退休的时候，他是中央直属国有企业长春机车厂的开发处处长，也是在这一年，机车厂的主打产品蒸汽机车开始淘汰，工厂效益急剧下滑，到第二年，所有工人只能发出每月300多元的工资。这意味着什么呢？只需要看看马大爷家的成员结构就知道了。马大爷有3个孩子，大女儿和大儿媳妇都在机车厂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两个儿子和女婿都在机车厂的生产车间，小儿媳在客车厂劳动服务公司。第二代六位家庭成员，全部都是工人，而且已经各自成家，大女儿和大儿子家还都有了小孩。马大爷当时的退休金是每月780元，他一下子成了家里收入最高的人。
　　从年，整整13年时间，孩子们的月工资一直徘徊在三四百元。“最高的一个月领了520元。”大儿子马二对这个数字记得很清楚，“有时候冬天发300多块，连取暖费都交不起。”对于取暖时间长达7个月的长春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马大爷于是和从制药厂退休的老伴儿，承担起了孩子们的生活后盾。大女儿马丽从小就持家，她告诉我们，那10年里，每天中午和晚上下了班，都要赶紧去买菜，然后去父母家做饭，等着弟弟们一家来吃饭。“如果没有爸妈的退休金，不知道那些年我们怎么过，有朋友开玩笑说你们这当孩子的很孝顺啊，每天都去看望爸妈，想想心里也不好受。”现在说起来，马二依旧鼻子酸酸的。
　　马大爷工作的那个年代，工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和追捧的职业。他19岁就进工厂当学徒，因为脑子聪明又肯吃苦，很快提拔成干部。“那时候待遇主要是看分多少粮票，当干部的待遇还不如工人。”“文革”期间，马大爷曾被借调到公安局搞预审工作，可是干了6年，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又回到了工厂。“当时的警察队伍素质普遍不高，还是觉得回工厂有前途。”但命运弄人，体制一变，地位就翻了个。当时，有的工人身体不好，调去学校看大门，现在退休了反而能按照教师标准拿4000多元退休金；也有学校里表现好的校长，调到工厂里当中层干部，现在只能按照企业标准拿不到2000元退休金。
　　自小受父亲的影响，三个孩子长大后也都进工厂。“从小身边的所有人都是工人，不当工人的话，也没想过要干别的。”马丽16岁职业高中毕业后就进厂，做了十几年的电焊工。“现在后悔当了工人，可当年是顺理成章啊。”马二趁着午休的时间匆匆赶来与我们见面，工作服上沾满了油渍，他所在的运输部门专门负责厂区内部的材料运输，现在实行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0多个人中46岁的他都算年轻的。可是，总共只有两部小货车，要走出工厂去社会上与运输公司搞竞争，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都没有竞争力。他坦言现在就是盼着早一天退休。“退休金和现在的工资差不多，在工厂里待久了，外面的市场经济什么样都不了解，也没什么技术，只能一路走到黑。”
　　相比来说，小儿子马三年轻时候算“不怎么听话”的。他初中毕业去当了3年多兵，回来后也有机会去公安局上班，甚至还下海做过几年生意。“那时候钱好挣，也赚了不少钱，但年轻爱玩，不知道攒钱。”他一边串着烤肉串，一边向我们感慨命运。后来，在父亲的建议下，还是选择回到机车厂上班。一年多以前，在旁边小区租下一间居民楼一楼的房子，开了家小烧烤店，主要由下岗的妻子打理，马三只要不上班就过来帮忙，晚上常常忙活到凌晨两三点。房子很小很破，只摆得下6张小桌子。马三算了一笔账，每月租金1400元，还请了个烧烤师傅，每月工资3500元，算上水电费等各项开支，1万元的月营业额才能保本。为了避免各个政府部门来收钱，干脆连招牌都没挂，只能靠熟客支撑。
　　房子是这个家庭从体制中获得的唯一感到欣慰的补偿，虽然小，但总算有个家。可是，说到这个问题，语调平和的马大爷却激动起来，因为两年前，他也做了一回钉子户。正在修建中的地铁线从他以前的小区旁边经过，虽然自己的房子并不影响工程建设，但开发商为了提升地块价值，决定要把周围的老楼全部拆除重建，“从6层变成26层”。按照补偿协议的规定，马大爷可以同等面积置换，也可以按照每平方米3500元获得货币补偿。考虑到房价已经涨到4500元/平方米，大多数人都选择要房不要钱，可是过渡期的搬家费和房租补贴都少得可怜。马大爷带领同楼的人抵抗了一段时间，从最初三四十户，到后来只剩下两户，大冬天地被断水断电，最后也只好败下阵来。经过这次风波，马大爷说他作为一个老党员都凉透了心。
　　退休后，马大爷一刻也没闲着，他好几年在大连等地打工，在木制品加工行业从零学起，好不容易自己攒了点积蓄，可又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2007年夏天，女儿马丽查出患有白血病。“当时在医院，天那么热，大汗淋漓，可我就冷得不行，明明是大晴天，可我看到的天总是灰蒙蒙的，走在路上，擦肩而过的人也都沉闷着脸。”马大爷形容知道女儿病情那一刻的心情。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当全家人还在为化疗而愁苦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开导大家的却是这个坚强的七旬老人。“我告诉他们，生老病死，都要认命。”马大爷说。
　　女儿的治疗，花光了马大爷的积蓄，借下了亲戚朋友一大批外债，直到做最后一次化疗的时候，才赶上了可以享受大病医疗保险，总算分担了些费用。生病后，马丽下岗，得到1.7万元的工龄买断费，与工作了近30年的工厂一刀两断。只有自己缴纳社保，将来到了退休年龄才能领退休金。长春的社保缴费额度连年上涨，到去年，最低的一档年缴费也要近5000元，这几乎是家里每年的最大一笔开支。“如果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不仅不领钱，还要再多交五年钱。”在长春这样的老工业城市，像她这样自己交社保的下岗工人比比皆是，甚至有很多人干脆选择放弃。马三的媳妇就是其中之一。“一年交五六千元，至少要交15年，哪里交得起，我只交了两年就放弃了。”她无奈地说，“看烧烤店的生意吧，要是挣了钱就去补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延迟退休年龄简直就是噩耗。
　　虽然儿女们不情愿，马大爷还是坚持和老伴儿搬去一家养老院住，他说：“孩子们的压力更大，我不想拖他们的后腿。”他平时帮着做些管理工作，作为回报，院方减免了一个人的费用。直到现在，二老的退休金还在为孩子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补贴。在这一点上，马大爷拥有让人感动的观念：“很多老人越老越自私，退休金仿佛是一根救命稻草，但我不这么想，生死有命，孩子们才是最大的财富。”在这个清贫但和睦的大家庭里，他拥有绝对的权威，大女儿马丽则充当了经理人的角色，从14岁开始，她就负责管理马大爷的工资，后来的退休金也一直由她掌管。直到现在，除了平时二老的开销，每到春节，马大爷都会包三个大红包给三家，把剩余的钱平均分掉。
　　对于这个普通的工人之家来说，养老金不仅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也成为他们与体制发生关系的关键节点。在上一轮国企改制与下岗潮中，他们几乎成为被体制所遗弃的群体，现在，他们害怕再次被甩下。“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儿，工厂辉煌的时候当学徒，出工之后没几年工厂就垮了，可已经错过了下海闯荡的年纪，等孩子上了学，又赶上物价飞涨，像是一直被甩来甩去，永远也跟不上社会的节奏。”马二的话虽然多少有些抱怨的成分，但却代表了大部分“50后”、“60后”一代人的现实处境。从某种程度上讲，退休，是他们与公共政策最后的链接。
　　濮阳，小城里的资源级差
　　我们采访的第三个家庭来自河南濮阳市，确切地说，是濮阳下辖的清丰县，一个有6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标准的三线小城。
　　上个月，王蒙从河北上班的公司辞职回到了老家。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她就一直辗转在私企工作，对于未来的养老问题看得很淡，相比大家热议的退休金，她更看好商业保险。“就当是一种远期投资，养老主要还是得靠自己。”可是，回到老家后，她才发现像她这样想的人并不多，甚至不少同龄人，判断眼下工作好坏的标准，已经涵盖了20多年后的退休金能有多少。对于小城居民来说，养老制度的风吹草动已经进入了年轻人的视野。
　　王蒙的妹妹大学刚刚毕业，现在是县城一家保险公司的临时工，期待着能够尽快转正，就可以享受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祖辈和父辈们的经历，都在验证着一个道理——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就能够获得更大更稳定的回报。现行的养老金双轨制，在这个三线小城家里，表现得更明显。
　　王蒙的爷爷当年在县城供销社工作，属于事业单位性质，1997年退休的时候，每月就能领到1000元出头；而奶奶几乎同时从纺织品公司退休，退休金却只有200元，是爷爷的1/5。现在，爷爷的退休金涨到2000多元，最近8年，国家连续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奶奶的退休金在连续猛涨8年之后，终于接近2000元。
　　对体制内外有别感触更明显的是王蒙的爸爸。今年50岁的王爸爸，以前在县商业局下属的五交化公司上班，1993年，五交化公司倒闭后，调到兄弟单位商业物资公司任副经理，可没过多久，这家公司也破产了。变革年代里，大家纷纷托关系寻出路，有门道的人基本都调走了，可局领导没有放走王爸爸，而是把他调到县城的工业品市场去挂职。经过一轮轮政府机构改革，以前的商业局现在改成了商贸总公司，王爸爸上班的工业品市场就是商贸总公司下属的众多企业之一，它们的上级主管部门都是新组建的商务局。王爸爸离体制越来越远了，虽然公司名义上还跟政府有关联，但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不过是贡献一点微薄的门面房租金。
　　王爸爸现在每月只有900元的工资，还要扣除六七十元的养老保险。可是，现在退休的清丰县企业职工，能拿到1300元左右的退休金。也就是说，退休要比工作还要划算得多。他告诉我们，像这样的情况在县城不在少数，除了少数效益比较好的单位，退休不仅不会减少收入，还比上班时有所提高。退休老人成了县城幸福指数最高的群体。
　　王妈妈前几年从棉纺织厂下岗后，一直在舅舅开的餐馆帮忙，需要自己缴纳社会保险。与大伯和二伯一家相比，这个小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差一些，因此，王蒙和妹妹从小得到爷爷奶奶的接济也最多。一直到上大学，学费和买电脑等大额支出都是由爷爷奶奶负担。“老人成了家里的香饽饽，而且年龄越大对后代的帮助越多。”
　　王蒙的大伯和二伯一家都在银行系统工作，大伯母是县社保局的公务员，主管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发放。她可以带我们跳出这个小家庭，而以整个清丰县为观察样本。据她介绍，从1998年开始，国企破产，下岗职工增多，清丰县的社保基金开始出现缺口。不过，直到2003年之前，社保统筹还是以县为单位进行，县里可以根据上年发放的社保资金规模，来设计下一年的应缴额度，总的要求是“稍有结余”。在那之后，统筹范围扩展到全省，以省为单位，社保基金的上缴和划拨都由省里统一调配。从2005年到现在，清丰县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职工从5000多人增长到7000多人，随着标准的提高，现在每年要支出近1亿元的退休金，可另一面，社保收入却没有明显增长，还是每年5000多万元的规模，另外5000万元的缺口由省里划拨。“尤其是近两年，缺口越来越大。”
　　“爷爷奶奶最满意，每次涨退休金都会高兴很久；父母这一代有些压抑，他们经历了太多不公平，开始认命了；我们年轻一代，虽然在家乡追求稳定的占多数，但毕竟选择更多了。”王蒙如此分析三代人对待养老金的不同态度。追求稳定的方法就是获得一个编制，这是县城几乎每个人都会惦记的事儿。王爸爸所在的商贸总公司，下属几十家小公司，一共1000多员工，可只有20多个人有编制。“没有编制的老员工，工资甚至不如一个有编制的毕业生多。”王爸爸无奈感慨。这种资源占有的级别差异，在消费水平不高的小城对比更加明显。
　　养老，家庭之外的探索
　　如果我们局限在家庭养老的模式来看，上面这三个家庭，基本上代表了当下中国城镇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处境——受益于体制变迁的人，为未来体制的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被体制所抛弃的人，则期望抓住下一次体制变迁的机会；而对于生活成本较低的小城市来说，进入体制，本身就是人们改善生活的最有效方式。
　　不同于西方国家奉行小家庭制、养老主要靠社会保障体系，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和主流。研究家庭养老问题的专家曾经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东方国家对这一模式的推崇——不同代际成员之间，由于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占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它们会以物质和精神的形式自然流动。有生产能力的年轻人缴纳保险，供养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本是一种合理的交换机制，因为如果社会正常发展的话，我们的养老自然可以由下一代人来承担。可是，由于各种历史欠账和遗留问题，加之频繁变化的政策和飞涨的物价，使得我们年轻一代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未来。
　　从我们的采访来看，观察养老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和医保政策成为两个平行的坐标点。前者关系到下一代能否为上一代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后者则关系到家庭养老中抵御风险的能力。对“421”结构的蔡璇一家来说，可以想象，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宝宝眼下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支持，未来也必将会承载更沉重的负担；对于依靠养老金生活的马大爷一家来说，女儿的大病几乎掏空了整个家庭的物质储备。
　　家庭养老在经济之外的优势已经被反复论述，甚至逐渐成为东西方社会的共识。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如何将社会保障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同理，家庭养老之外的选择也值得我们去探索。
　　在长春，和马大爷住在一个养老院里的老人还有将近40个。这是一座建在居民区里的三层小楼，外表有些破旧，一共有160张床位，两人一间，每张床位每月收费800～1000元，包括食宿。不同于政府办的福利院只收无依靠的孤寡老人和不能自理的病疾老人，这里常住的老人基本都可以生活自理，他们都有子女，有的还跟老伴一起住进来。除了个别确实因为家里住房紧张外，大部分都是主动选择的，他们的理由是：“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不方便；一个人在家做饭很麻烦；在这里有人聊天不孤独……”
　　投资养老院的王老板，以前是高级工程师，后来下海办公司，完成财富积累后退出商海。他告诉我们，眼下的养老行业还很难赚钱。“规模更大的养老院，往往是打着幌子圈地。收入很高和很低的老人都不太可能住养老院，1000元是个可接受的价格，但每人每月的生活费至少要500元。”这家养老院一共有7名工作人员，加上运营费用和采暖费，没什么利润可言，如果再算上各项硬件投入，就是笔赔钱的买卖。政府的支持，除了免税，还可以享受每张床每个月50元的补贴，但是并没有在更关键的用地方面网开一面。王老板本想扩大规模，他花了十几万元买来的东西到现在还在仓库里堆着，因为扩建计划最后在市规划局卡住了。旁边一家房地产公司已经瞄上了这块地皮，为了赶走养老院，甚至在屋子前面树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挡住了照进老人屋子里的阳光。
　　据马大爷介绍，在长春市宽城区，大约有40家养老院，其中只有两家属于规模经营，另外38家全部是小型的居家式运作。55岁的李爱华就经营着这样一家，她1992年下岗，爱人酒精中毒后得了精神病，她摆地摊卖过菜，走街串巷给人理过发，也开过烧烤店和服装店，直到2000年在小区里租下一套房子，开起了养老院。中间搬过5次家，现在的房子是前年刚刚买下的，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屋里摆了16张床位，现在住了8个老人。与马大爷住的养老院不太一样的是，这里的老人基本上都需要人照顾，绝大多数时候，李爱华扮演的角色不是老板，而是家人和护工。根据生活自理能力不同，每月收费在300～1200元。虽然它不符合政府对养老院拥有至少30个床位的要求，也没有办理过工商注册，缺乏有效监管，但这种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融合的模式，倒是我们此次采访养老金过程中的意外收获。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第26期
(责任编辑：冯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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