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难在哪
日 15:19:14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曾金华 崔文苑 姚进 等
　　编者按 金融与实体经济密切联系、互促共生。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融资难、融资贵现象还普遍存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也有待提升。本期“大家谈”我们约请了行业协会、银行等方面的有关负责人，就如何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进行探讨。
　　资金分布不合理，金融服务不足问题突出
　　记者：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看待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杨再平：金融之于实体经济，犹如都江堰之于川西平原。都江堰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因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金融不是简单的资金流，而是引导资金以利实体经济发展的大大小小充满智慧的系统工程。资金如水，实体经济如田地，做金融即如做大大小小的金融都江堰，恰到好处地引导资金之水灌溉实体经济之田地。
　　银行业始终是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金融支柱，这既体现在总量上，更体现在结构上。上市银行今年三季报显示，五大行贷款余额亿元，同比增长9.35%，建行与农行今年前三季度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0%。银行信贷总量的增长，有力支持了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从信贷结构看，资金持续向重大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消费金融等领域倾斜。银行信贷结构的调整，有力支持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记者：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但资金分布不合理问题仍然存在，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不少企业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要难点和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杨再平：仍以灌溉水利工程系统类比，我国有较高的储蓄率，犹如大水库，水很充足，主干渠也基本完备了，但由于缺少微细渡槽及管道，大量小块田地仍得不到灌溉而常年干涸。照片中的云南梯田美轮美奂，但实际上有些水田很小。那么小的水田，并处高坡，当然需要特别的渡槽或管道引水灌溉。小微企业及“三农”，就犹如地处高坡的水田，其融资难、融资贵在所难免，因而需要特别的金融渡槽或管道引资金之水灌溉之。后者即金融微结构问题，解决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关键在于完善金融微结构。
　　周万阜：“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我认为，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关键是要解决好重点难点问题，在补齐短板上着力。当前，对“三农”客户、小微企业和新兴产业金融服务不足问题仍较突出。
　　从异于城市金融市场的角度看，金融服务“三农”还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难题：一是成本高，县域地区地广人稀、经济集中度低，传统建网点、铺渠道的服务方式要付出较大的交通、时间和经济成本。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农行县域业务成本收入比分别比全行高出7.07和7.39个百分点。二是风险大，“三农”客户信息不充分、不规范问题突出，普遍缺少齐全规范的财务报表、权属凭证，传统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难以起到实质作用。且县域客户基本处于产业链条低端，在经济下行期风险管控难度更大，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农行县域业务不良率分别比全行高出0.28和0.35个百分点。三是担保少，缺乏合法、有效的抵（质）押物品是涉农信贷业务的最大障碍。四是金融生态环境不完善，一些农户法律意识不足、农村抵押物流转市场不完善、配套服务性金融机构缺失，制约了农村金融发展。
　　康义：大型企业经营业绩稳定、财务制度规范、抵御风险能力较强，因此融资渠道广泛，除银行贷款外，还可从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获取成本较低的资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多体现在小微企业身上。
　　银行往往面临提升资产质量和支持实体经济两难选择。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小企业逃废债频发、风险较高，加大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对资产质量控制形成极大压力。小微企业、“三农”企业因信用信息不全、财务报表不规范、经营信息不透明等因素，难以达到银行授信和贷款的准入门槛。
　　此外，大型银行缺乏从事小微贷款的专业能力。小微领域风险明显高于银行既有的风险偏好，银行相应的制度流程、人员机构和风险管控的体系都难以适应小微企业贷款需求短、频、急的特点。
　　创新服务方式，破解融资难融资贵
　　记者：通过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扫除体制机制障碍，破解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难题，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如何更好地围绕重点领域，配合“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杨再平：从某种意义讲，金融的核心作用在于跨时空交易，存款、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其实都是跨时空价值交易的凭证，这些凭证又反过来决定实体资源的跨时空交易，从而决定实体资源的跨时空配置。
　　“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都属大尺度跨时空战略，因而需要跨时空资源交易及配置。所以，金融业改革开放就应围绕金融跨时空核心职能，扫除妨碍资源跨时空交易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
　　周万阜：在国务院金融企业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指出，我国货币池子里的水不少，但向实体经济传导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对此靠大水漫灌无济于事，而是要依靠改革开放加以破解，提高金融调控和服务的有效性。
　　作为国有大型银行，农行贯彻落实“面向三农”定位，通过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三农”金融资源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对接“三农”金融需求，必须借助创新，面向“三农”金融服务现实难题，探索商业可持续服务“三农”的方式和手段。
　　首先，创新服务渠道，着力解决“成本高”难题。电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技术发展，使银行构建低成本服务“三农”新渠道成为可能。其次，创新服务模式，着力解决“风险大”难题。比如，顺应各级政府建立各类农业担保公司和风险基金的趋势，农行在甘肃、内蒙古等地完善创新政府增信服务模式，加强银政合作，对增信农户发放贷款。第三，创新担保手段，着力解决“担保少”难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农村集体产权抵质押创新破除了障碍。第四，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三农”金融服务活力。此外，需要监管部门考虑到农行服务“三农”的特殊定位，在监管费减免、财税、货币优惠政策等方面给予一定倾斜支持。
　　康义：要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现象，破解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难题，应该多管齐下。首先，要强化市场监管，加强社会信用环境和征信体系建设。规范小微企业信息披露，搭建小微企业综合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发布注册登记、生产经营、纳税缴费、节能环保等信息。其次，要健全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加强小微企业增信服务。提升政府对小微企业的增信作用，创设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第三，要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比如，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中小型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在小微、“三农”领域的核心促进作用；探索推进与中小企业风险偏好相匹配的新型融资模式，如产业基金、私募基金、互联网金融等融资模式。最后，逐步改变影子银行刚性兑付状况。
　　近年来，建设银行以“综合性、多功能、集约化”的战略转型，积极发挥金融集团综合优势，有效整合母子公司、对公对私、境内境外、线上线下等产品，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思维和技术打造全新的网络金融服务平台，拓宽融资渠道。同时，立足于“在新常态下大力服务实体经济，最大限度降低企业负担”的大局，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创新的服务和产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紧跟国家大战略和重点项目实施进度，全力支持新建及在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融资需求。
　　保持稳健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记者：如何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同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杨再平：支持实体经济与防控金融风险，始终是金融从业者面临的一对矛盾。处理好这对矛盾，寻求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是金融业者最核心的专业技能，甚或核心竞争力。所谓最佳平衡，就是最有利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而可持续发展的那种平衡或两者的辩证统一。这里要切记防范片面性、极端性。如果片面极端强调支持实体经济而忽略防控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也很难持续，反之亦然。当然，在不同时空，随着矛盾双方的转化，根据不同情况，对两者的重视与给力，应当有不同的侧重。比如当前，应更多关注防控金融风险。
　　周万阜：就农村金融服务而言，当前应该完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服务创新提供便利。金融服务“三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面临诸多复杂的问题和困难，有些可以通过自身创新加以解决，有的却有赖于整个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我认为，要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信用引导和失信惩戒机制；加快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农村集体产权抵押等有法可依。此外，还要大力开展农村金融服务宣传教育和培训，宣传和传播金融知识，提高农民的风险意识和信用意识。
　　康义：在当前经济增速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的形势下，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十分重要。建设银行通过信贷政策积极引导信贷投放，用好增量、调整存量，将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对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增强金融服务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
　　这方面，我们的主要做法包括：一是加大符合政策导向行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对高风险行业压缩退出。二是优化客户结构，确定重点投放领域，主动实施信贷退出。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建设和特色优势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三是严格执行国家调控政策和监管要求，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四是对具有可持续经营能力、未来具备一定发展潜力的存量客户，根据需求主动调整融资方案，加大扶持力度。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做法对帮扶企业保持持续经营能力的作用极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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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难题指向银行只能找到部分答案，最优解或者满意解在并且只在实体经济自身，只有破解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和技术性壅塞，资金之水方能畅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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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繁荣难解实体经济的“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
当前，市场中流行着一个观点，认为“股市将替代房地产市场成为国家战略”、“”等等，简言之，让股市上涨是国家的重要决策，股市必须上涨。这是投资者义无反顾进入股票市场的重要理论支撑。
从现实情况看，企业负债率过高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大难题，通过大量发行股票来补充资本金似乎能化解此难题。这可能是上述市场言论的主要逻辑所在。但从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过股市繁荣来化解企业高负债率风险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处理不当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一、股市繁荣会让企业融资更难、更贵
我国是以银行融资占主导的金融结构，股市难以承担主要的融资渠道。即使在2007年大牛市的背景下，当年通过股市融资的总量达到1万亿元，创历史之最。按照当前的上市速度，每个月大约可以解决30家公司上市，一年最多能解决约400家公司发行股票上市。从融资数量来看，IPO融资总量大约可以达到5000亿元，再融资数量大约可以融资亿元，即一年通过股市融资总计约1万-1.5万亿元。而2015年新增的社会融资总量达估计可以达到18万亿元左右，股票市场解决的融资数量只占社会融资总量的10%左右。
而股市的快速上涨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把市场上的各种资金都吸引到股票市场里，导致市场利率上升，甚至绑架了货币政策。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人民银行已经连续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但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利率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提高了，根据笔者的调查，北京市企业的一年期贷款利率在春节后上升了近10%。
可见，股市活跃虽然可以增加新股发行，但毕竟发行股票融资的企业数量很少，但市场利率飚升则让所有企业的经营及融资受到影响，使金融进一步脱实向虚，与我们发展股市的初衷相悖。
我国金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银行资金本来难以直接进入股票市场的，但最近几年来，随着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银行资金与资本市场的通道逐渐被打通，其运作方式是：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将客户资金集中起来，通过信托或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通道进入股票市场，其中“伞形信托”是最典型的形式，这些资金主要给股票市场的投资者进行配资，假如一个客户的自有资金是1000万（劣后），通过该信托资金可以获得3000万（优先）的配资，信托的资金成本大约在10%，投资者通过该方式将自己的资金杠杆放大了3倍。类似这种的结构化金融产品的设计似乎让银行理财资金并没有承担股票市场波动的风险。但正因为如此，使得越来越多的银行资金通过该途径进入股票市场，使得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加，一旦股票市场出现趋势性扭转，则该风险将被引爆，不仅使股票市场遭到打击，还会冲击银行体系。
银行资金通过信托等方式进入股票市场的本质是回避银行的监管，即使在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的国家都是受到严格约束的，香港作为金融自由度很高的地区，类似我国的伞形信托业务也是被禁止的。希望有关部门对此要引起重视。
另外，股市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货币政策。2014年11月之前，股价处在温和上升状态，11月21日人民银行公布了降息的消息后，股市开始大幅度飚升，仅20个交易日，上证综合指数从2400点飚升到3400点，上涨了1000点，升幅超过20%。日深沪两市的交易量达到12000多亿元，4月19日，人民银行宣布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次日沪市成交1.14万亿元，深沪两市共成交18000亿元。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人民银行进一步采取降息或降准的行动，股市将进一步疯狂。
二、借钱炒股现象盛行，恐酿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更需要关注的是，不论银行资金通过何种途径进入股市，最终都是会表现为股市投资者增加资金杠杆，这是危险的游戏。当股价上涨的时候，无论是资金融出方还是融资投资股票的人都会获得盈利，但一旦股价逆转，形成下跌趋势，则融资买入股票的投资者会承担巨大损失，有些人将血本无归。如果形成连续大幅度下跌的情形，银行资金的安全也将出现问题，因为强制平仓的股票无法平仓，最终，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相关机构都会出现风险或损失。
借钱投资股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方式是把自己的住房或其他资产抵押给银行，融得的资金投资股票；第二种方式是通过股票值押融资，即所谓的“融资融券”方式，这是一个比较规范的融资方式，透明度比较高；第三种方式是配资，这是证券经纪人私下与投资者之间的融资交易，没有法律、法规制约，属于灰色地带。很多银行资金正是通过该途径进入股票市场。所谓的“伞形信托”就是其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运作方式，它打通了银行资金进入股市的通道，将银行与证券市场之间的资金防火墙给拆除了。
我们能够看到的融资方式是第二种，每天都可以看到最新的数据。2014年初的融资余额是3000亿元，至2014年底，增加至10000亿元，今年前4个月（截至日），融资余额已经突破17000亿元，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增加了7000亿元。另外证券公司的股权质押业务规模也已经达到7000亿元，相当一部分也进入股市。
从融资炒股的规模看，截至4月17日，总数量大约为3万-4万亿元（其中：规范的融资业务规模为17000亿元，股权质押规模为7000亿元，配资规模约5000亿-15000亿左右）。融资买入股票的数量已经超过实际流通市值的15%，而欧美主要股市的融资数量占股流通市值的比例一般不超过3%。
无论是哪一种融资方式，都存在强制平仓制度，一旦股价下跌触及强制平仓线，投资者账户的股票就要被强制卖出，投资者将血本无归。更重要的是，如果股价累计涨幅过高，融资数量过大，一旦股价出现下跌，则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股价连续跌停板，引发系统性风险。
在我国股票市场的20多年的发展史中，曾经发生过由于高杠杆投资引发的系统性风险。1999年5月份至2001年6月份，股市在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下走出了一轮上升行情（即著名的5&19行情），期间大多数证券公司都采取挪用客户保证金等方式增加杠杆，当股价出现趋势性下跌后，证券业陷入了严重危机，2003年前后有几十家证券公司出现财务危机，最大的证券—南方证券因此被破产清算。但彼时的直接影响还主要体现在机构投资范围内，当时的散户投资者不存在增加资金杠杆的现象。当前股市里的投资者特别是散户和私募过度使用杠杆，其中的风险前所未有。
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都曾经历过融资融券快速发展的时期。以台湾为例，1985年-1990年台湾出现大牛市，投资者纷纷通过融资交易额放大资金杠杆，期间台湾股票指数上涨了近20倍，通过融资交易的投资者获利丰厚。但1990年台湾股市出现下跌，仅仅8个月时间股价指数下跌了80%，大多数融资客血本无归，很多中产阶层的财富归零乃至负资产。导致了台湾岛内社会动荡，民进党等等社会团体因此发展壮大。其中的教训深刻，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2008年我国A股市场也出现过大幅度下跌，但并没有出现类似当前台湾股市崩盘所出现的社会危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2008年我国股市还没有实行融资融券制度。如果这次股市幅度过大，累积的融资数量过大，一旦出现趋势性下跌，则很难避免由于强制平仓而导致了“踩踏事故”。
三、政策建议
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股市却气势如虹，如此背离的走势不可能持久，在指数已经上涨超过一倍的情况下，对股市加速上涨的势头要高度警惕，不能自毁长城。为此，笔者建议：
1、加强舆论的正确引导。投资者历来对主流媒体的观点十分重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应该发挥主流媒体对市场的正确引导，多提示股市投资的风险，少发表刺激股市上涨的言论。
2、严厉禁止银行资金进入股票市场。
有关部门已经出台规定，禁止证券公司与伞形信托合作，但巨大的利益驱动使该规定难以得到落实。建议应该让证监会和银监会联合出台文件，彻底截断银行资金进入股市的通道，规范银行的表外业务，消除潜在的金融隐患。
3、加强券商对客户融资融券的风险控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香港证监会在经历了若干次高杠杆引发的风险事件之后，于2006年建立了一套针对性的监管机制，防止机构从事过度的融资融券业务。
4、增加新股供给，加快推出股票发行的注册制。当前，股市的日成交量已经比2007年增加了400%多，但每个月的新股融资规模仍然停留在2007年水平，可以大幅度提高新股发行的数量，将每个月的新股融资规模从现在的300亿元增加到500亿元以上。同时，改变当前的新股发行节奏，现在的新股每个月都集中在一周内发行，集中打新股不仅对股市二级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对银行的资金稳定也产生冲击。建议以后可以每个交易日都发行新股，通过增加新股的供给来缓和股市的过热气氛。
在增加新股供给的同时，逐步减少新股发行过程中的行政控制，加快推出注册制改革方案，实现新股发行制度的自然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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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难在哪儿？
见习记者 张蕊嘉宾：徐洪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部长，著名经济学家冯 清 著名经济学家唐 宁 宜信公司创始人兼CEO主持人：张艳蕊当前国家层面都在倡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然而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反而越来越突出，那么是什么推高了资金成本？本期的“中企金融三十人谈”，邀请了两位经济学家及一位金融业企业家，相对于新常态下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分别从各自领域，谈谈金融服务实体这一主题。破解“两个空转”推高资金成本难题《中国企业报》：您曾经提出当前的金融服务要想真正服务实体经济，需要解决两个空转的问题。而这两个空转问题目前确确实实存在，这也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那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两个空转问题？徐洪才：解决这两个空转问题现在很难。第一个空转是指货币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并未进入实体经济。第二个空转是指货币资金在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空转。现在银行推行贷款管理终身责任制，国有银行把钱贷给民营企业，如果到期不能还款要被追查，这样国有银行就偏向把钱贷给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有钱花不了，又把钱存回国有银行，这样就形成了第二个空转。这两个空转，就像车的轮子在转动，但车本身并没有前进，资金并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中，只是增加了资金传导的环节。这跟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有关系，作为市场主体，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国有银行如何跟国际性的大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竞争，面向市场、面向风险自主决策，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国有企业如何与市场接轨？这些都有待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企业报》：为什么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越来越突出？解决的难点在哪里？徐洪才：目前，国有银行相对于民营银行的垄断地位、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的垄断地位，都是现实存在的。那么怎么样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那就是让不同性质的银行、企业公平竞争，消除所有制歧视。在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关国家领导人表示，一些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而是“没门”，讲的就是这个歧视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也在推行消除所有制歧视的改革。另外，在当前我国的融资体系中，银行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如何向市场主导过渡？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如何完善？如何减少资金传导环节、疏通传导渠道和机制？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银行贷款应“不问出身看效益”《中国企业报》：当前国家层面都在倡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同时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是不是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市场的真正痛点？相对于新阶段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您认为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存在哪些问题？冯清：首先，现在银行不愿意承担风险，而给国企贷款相对风险小，所以银行更愿意贷款给国企。对于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来说，由于存在资金挪用、贷款偿付等风险问题，银行会出现惜贷现象。虽然国家层面上呼吁要提升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但是银行是否能够拿出资金来作为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贷款呢？事实上，很多银行对于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是做坏账处理的准备，即便贷款也不会给太多。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的困难只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银行贷款应该不问出身，只看效益。《中国企业报》：那在国家层面上对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都有哪些政策上的倾斜？冯清：这需要从国家层面上进行改革，改革贷款管理终身负责制，中小企业出现一定的坏账风险是正常的，金融系统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而不是简单地追究个人责任。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阶段，中小企业更是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金融部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也是势在必行的。另外，我觉得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给农民贷款，也就是发展普惠金融。同时，对于农民的贷款，银行在审贷方面应该重点关注发展前景、资金流向、被挪用风险，以及产品是否能够偿付贷款利息等问题。普惠金融“三步走”战略《中国企业报》：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后盾对于社会经济的服务应该是普惠性的，也就是说，要让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能够公平地享受到金融服务。今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持续下降，虽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民营企业未能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投资能力降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上与普惠金融的不足有直接关系。您认为普惠金融应该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唐宁：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专门就中小企业融资难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一段话对所有中国普惠金融业者都是非常有启发的，从去年统计数据来看，企业融资成本有所下降。但小微融资难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小微企业普遍反映，融资难在融资贵前，融资难比融资贵是更为紧迫的问题。这是关于中国普惠金融实践发展阶段权威的一个认识。那么我们如何通过创新实践解决融资难问题？近期《哈佛商业评论》请巴曙松博士和研究团队合作，对过去十年中国的普惠金融实践以及普惠金融未来的发展做了总结和展望，提出了普惠金融“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小额信贷。普惠金融受众，无论是城市的中小微企业、工薪阶层，还是大学生、农户，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资金获取和信用建立问题。过去十年中国的普惠金融实践，首先是针对这个问题的，目前我国在小额信贷方面有了相当长足的发展，创新深度和广度在全球也是具有领先性的。但是第一步还没有完全解决，只是刚刚开始。第二步，拓展面向普惠金融受众服务的范畴。因为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农户，除了缺钱外，还缺很多其他的金融服务，包括保险、理财，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三步，也是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不同的地方，即能力建设。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不仅仅要满足普惠金融受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同时要帮助他们更好地做好管理。就是因为这个特点，无论是70年代尤努斯教授在孟加拉偏远农村做的（格莱珉银行），还是过去十年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实践，都是从这个方向出发并做了很多成功的案例。总体来看，以小额信贷开始，延展到综合业务的全方位金融服务，以能力建设为基础建立构架，这是普惠金融在中国发展的一个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