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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东德主席：苏联解体早在美国计划之中
前东德主席：苏联解体早在美国计划之中
克伦茨：苏联与东德被系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中
埃贡 克伦茨& 1989年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及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我这里发言不是以从事研究的历史学者的身份，也不是以某个党派或机构的代表的身份，而是以时代见证者的身份。从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即日，到日，我参加了华沙条约国最高层次的所有协商会议。戈尔巴乔夫当选那天向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保证，他所主张的政策旨在延续1917年十月革命的理念，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的革新也只是服务于这个目标，当时我是在场的。他要求我们要对联盟忠诚。与此对应他的首次国际性倡议即是将华沙条约延长20年。尽管有几位联盟伙伴存有顾虑，这位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将之贯彻实行，这项动议于1985年5月已经成功实施。逐渐地，在没有与同盟国协商的情况下，由他所领导的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偏离了这一共同的路线。对民主德国而言是进行了一场双面游戏。
对我而言，这一背景下，有两个观点非常重要：第一，苏联的解体是一场世界政治的悲剧，带来了沉重的全球后果，这些后果至今还在持续。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苏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伙伴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盟友。苏联在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所取得的根本胜利成果被修正了。北约组织的东扩一直达到俄国边境。欧洲，这个从1945年到1990年经历了它新近历史中最长一段和平时期的区域，不得不体会到，战争，比如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又重现踪迹了。第二，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无论祸福都被系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德国人的不幸不是民主德国，而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统治。民主德国的成立是二战和随之而来的冷战的结果。若非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德国的分裂，也就不会有民主德国的存在。民主德国因此也就是苏联的一个孩子。尽管它在时间上要比苏联更早地从这个政治版图上消失。民主德国的终结却与苏联的解体有着因果关系。在我看来，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有这方面的征兆。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向埃里希·昂纳克派遣了一名私人特派员。他带来的消息是：苏联再没有能力承担民主德国的原材料需求，尤其是石油方面。这一事实触动了民主德国的生存命脉。这一事实的根据是，苏联正处于一个类似于苏维埃俄国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wsk）和平条约时的局势。这给我们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带来了困扰。1918年的情势是关系到苏维埃俄国的存亡的，我们不清楚，当年的情势和如今80年代初的局势该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推断：苏维埃领导层的分析已经得出结论，即苏联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1982年苏联共产党在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领导下开始尝试，为拯救社会主义给出原则性结论。但他过早的逝世终结了这一战略。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转型，最初被视为是“社会经济的加速”，是一种历史必然。然而，最晚从1986年开始，并且通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Perestroika）一书，有一点逐渐明朗，即这位新当选的总书记以致整个党对于转型该如何实施以及导向何方，都没有任何真正内容方面的设想。俄罗斯作家尤里·邦达列夫（Juri Bondarew）对此很贴切地说：“人们可以将我们的改革比做一架飞机，起飞了，却不知道，飞行的目的地是否也有着落的地方。”1987年我从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那里得到一个委派任务，去分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月份全体大会。当时我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这种改革新思维源自列宁。但它显现出来的却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使用列宁的权威，只是为了假借他的名字来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告别。这种所宣称的“新思维”是对阶级漠不关心的，并且没有考虑到，那些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根本不愿意，以不同于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范畴去思考。在西方至今仍主宰着这样一种观点，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改革新思维。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首先在政治上支持戈尔巴乔夫，同时也在伦理道德上和在经济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国统一社会党越来越难做到，一方面与苏联保持这样一种清晰的关系，即民主德国的存在最终有赖于它，一方面又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保持批判性距离。我们的疏忽在于，自1986年以来所施行的与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保持距离的政策，未能给民主德国带来其自身有关稳固社会主义和革新社会主义的方案。遗憾的是，改革新思维的失败诱使我们，这些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对自己国家里的必然变化产生了免疫。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在1985年已经将自由和主权给了各个同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就民主德国而言我不能给予证实。任何像民主德国这样与苏联通过友谊和援助条约，通过华沙条约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结盟的国家，它们的主权在1985年之前和之后都是受限的。在“改革”（Perestroika）和“公开性”（Glasnost）这些词汇出现之前很早，就已存在至少两种与苏联共产党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关涉到世界政治：首先，民主德国针对联邦德国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任们一样都毫无理由地害怕，民主德国会在苏联背后打“德国牌”。出于这个原因他长年来一直阻止昂纳克对联邦德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当1987年这一访问终于成行时，戈尔巴乔夫又宣称说德国的问题是开放的。然而就在日在一个面对面会谈中他还向我保证，德国的统一不在议事日程上。同时他的同僚查明了，联邦德国已经做好准备将为德国的统一付出什么代价。最近联邦德国的前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在一次“新德国”报的访谈中告知读者，早在1989年4月，美国驻前联邦德国的大使就已经向他说过，在他的任期中“两德统一”就可以实现。能做出这么明晰的预见的只能是一个人，即他本人制定了去除苏联的过程计划。早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首长老乔治·布什宣誓就任第41任美国总统之前，昂纳克就从美国获得了一条秘密消息，其中称：“新任美国总统不打算，像戈尔巴乔夫所寻求的那样，赞同美国与苏联维持一种战略伙伴关系”，消息接着称：“并不是美国必须要迎合戈尔巴乔夫，而是戈尔巴乔夫必须要迎合美国”。昂纳克还获知，老布什还想促成他的私人朋友，中央情报局时期的同仁，弗农·A.沃尔特斯（Vernon A. Walt=ers）成为新任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这对民主德国而言可能不是好事。这个人已经服务于8位不同的美国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被推翻时就有他的参与。他还制定了这一方案，即如何在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取得选举胜利的情况下推翻由他们所领导的政府。他组织了中央情报局针对葡萄牙丁香革命所进行的活动，在安哥拉动员了反对解放军的地下活动，资助了尼加拉瓜的反对派来对抗解放阵线，武装了塔利班与驻扎在阿富汗的苏维埃军队作战。有关他的特殊任务的单子还包括许多其他的不安骚乱。据说，他在赴任德国时，总统给他的告别辞是：“德国是有关全局的！”
这个满怀阴谋的秘密工作者就是那个据称在1989年之初已经向朔伊布勒预言了德国统一的人。对此人们想说什么？或许是：在科尔政府对有关德国统一的问题开始积极起来之前，所有这一切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已经是明了的了！苏维埃的领导层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共同参与了这件事，这是我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的。这更是难以置信的，因为这位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在日，就是他与美国总统老布什在马耳他海岸会晤之前不久，在他给我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还说，“现在有许多有关‘德国问题’，有关德国统一的前景的说法”。对此他说，“但是我们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民主德国的存在和发展对欧洲的平衡是极其重要的保证，也是对和平和国际稳定极其重要的保证。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华沙条约的成员国，民主德国曾经是并且将来也依然是我们的战略同盟。就我们所知，西方有责任意识的政治家都深知这一事实。”一周之后，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波涛汹涌的海边对美国总统承诺，扫清通往德国统一的道路。这一切都是在民主德国领导层背后进行的，就像我们从来不是同盟国一样。其次，戈尔巴乔夫政府不满意德国统一社会党为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合作所做的努力。德国统一社会党自60年代以来，就为苏维埃与中国的领导层之间产生的问题感到难过。它力求一种同中国共产党的均衡。当1985年在中国与民主德国之间要进行高层代表团互访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宣布，民主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不能比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更好。日戈尔巴乔夫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告知埃里希·昂纳克：“北京的立场与民主德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命攸关的利益相冲突。”民主德国置之不理继续前行。1986年未征得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即派遣一个党和国家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这对戈尔巴乔夫和民主德国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同的苏维埃领导人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一方面是代表大国利益，另一方面是主张国际主义的政治声明。1949年苏维埃政权称民主德国的建立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正如建立一样，民主德国的消失也是欧洲的转折点。民主德国是整体的一部分。毁灭的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从苏联的远东一直延伸到欧洲的易北河和韦拉河。苏联不是因人民革命而解体。它是从上面被破坏的，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不同派系所破坏。帝国主义自1917年以来就想除去苏联。它通过战争和秘密警察都失败了，通过“死亡军备”（Totrüsten）却成功了。戈尔巴乔夫事后的供认称，他从政治生涯的一开始就已经决定，“去除共产主义”，这我不相信。党和国家脱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是由于方案与原则的缺失。它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一个像叶利钦这样的反共产主义者才会被冲到了国家的首要位置。然后涌现了大量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顾问”，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并不只是在80年代末才出现。它有更深的根源。苏联与它的欧洲盟国在与资本主义进行的体制辩论中已经输掉了。为此不止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一堆：主观的和客观的，可避免的和不可避免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历史的和当代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理论的和道德伦理的。最后一级是未达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一点对战胜资本主义本是必需的。未能成功做到使劳动大众感觉自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存在一种对党的角色的简单化理解，这导致了一定程度上人民和领导者之间的疏远。这体现于重要的国家事务在其决策之前未能征求市民的意见。马克思主义理论未能作为自我认识和不断的自我修正的客观器件（objektives Organ）来被运用。现在有很多有关年间事件的个别描述。遗憾的是还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进行的全面分析。这将是此次会议组织者的一大功绩，将不同学科和国家的科学家和实践家聚集在一起，进行这种分析。1989年、1990年和1991年所发生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毁灭了，而是一种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苏维埃模式。任何真正想要社会主义的人，今天都不会避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许多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中国能走出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
注：此文是原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克伦茨向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交的论文。
以下几篇文章是此次研讨会相关论文摘要：
李慎明：苏联解体与世界格局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笔者认为，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三件大事分外值得关注：一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二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是1991年底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三件大事，都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前两件大事给我们共产党人带来无尽的喜悦与振奋；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第三件大事给我们共产党人带来的则是震惊和痛惜。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的失败时曾明确指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1]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巨大逆流﹑灾难和反动﹐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大曲折﹑大逆转﹔葬送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叛徒们也同样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可能把他们解脱。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反复强调反面教员的独特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中湘江战役五万余人的鲜血﹐便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有牺牲多壮志”。没有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乃至人类历史上这一重大灾难﹐我们便不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艰辛与壮烈﹐因而也反衬不出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雄伟与瑰丽。当然﹐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五万余人的牺牲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虽同为悲剧﹐但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虽然从对革命造成重大损失这一点上看﹐不存在极“左”比极右好的问题﹐但毕竟是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五万余人的牺牲毕竟是仍要革命的问题﹐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则是对革命背叛的问题。二者在这点上无疑有着原则的区别。在今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征程中﹐我们无疑要继续警惕犯过去“左”的错误﹐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在纠正一种倾向的同时﹐也要警惕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的产生 ——注意“右”的错误思潮的发生。邓小平曾说：“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2]因此﹐对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这一重大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汲取深刻教训﹐对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乃至全人类解放事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今年，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周年，其深远意义正在显现。如何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定性呢﹖是一场大灾难还是一次大进步呢﹖前几年﹐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其它各国﹐对这一重大问题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讲﹐“好得很”与“糟得很”各不相让。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欧洲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而成千种报纸﹑成千个讲坛﹐用成千种论调以“爱国主义”﹑“捍卫文化”等幌子为扩大军备寻找理由。针对这一现象﹐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维护某些提议﹑措施等等﹐那总是要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的”；“公众先生们﹗别相信空话﹐最好是看看对谁有利﹗”[3]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对谁有利﹐对谁是灾难呢？
一、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不要说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这些大城市﹐就是在偏远的乡镇﹐都在大兴土木，推土机﹑吊车随处可见。2002年6月﹐笔者到俄罗斯访问﹐先到莫斯科。偌大的城市上空﹐偶见转动的吊车。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告诉笔者﹐现在要比此前衰败的十年好不少。就这样﹐还是有70％的国内外资本转悠在莫斯科。你们到了莫斯科以外的几乎所有地方﹐都可以进一步体会到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给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接着我们来到伏尔加格勒（原来叫斯大林格勒）访问﹐从下降的飞机上即看到在宽阔的伏尔加河上高耸着九座大桥墩。下飞机后问前来迎接的州长﹐回答说这是通往哈萨克斯坦的一座铁路桥﹐修通后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很有好处。但因联邦政府不给钱﹐1990年被迫停工。笔者接着问﹐二战前﹐斯大林格勒有六大工业区﹐矗立在延绵80余公里的伏尔加河两岸。二战中﹐这六大工业区被夷为废墟。二战后﹐仅用三年左右时间﹐又一座延绵80余公里的斯大林格勒新城在这里耸起。现在的主要建筑还都是那三年建设的。那时有资金吗﹖他说﹐没有。笔者又问﹐三年左右时间﹐可以建一座新城，而12年左右时间却建设不了一座新桥。这是为什么﹖他沉默少许说﹕“主要是人的精神不一样。那时﹐人们有信仰﹐有干劲﹐饿着肚皮也干。现在很迷惘﹕我们的过去错了﹐将来要往哪里走﹖我们一无所知！”随后﹐我们代表团又来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几个地方﹐在那里﹐可以明显看出﹐衰败得更为厉害，原来集体农庄大量房子的门窗歪七扭八、破损不堪。
2003年10月笔者再次访问俄罗斯。访俄期间﹐笔者与莫斯科大学原副校长、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院院士﹑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多博林科夫长谈。他说﹕“俄罗斯近年来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质损失﹐无法计量。实际上﹐所谓的改革使俄罗斯倒退了20－30年﹐有些精神损失﹐无法估量”。在这次访问中，我们获得从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大约十年间有关俄罗斯社会倒退的不少具体资料﹐概举如下﹕
1、经济领域﹕国内生产总值急遽下降﹐现代工业大国变成原材料附庸。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年的卫国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了64.5％﹐农业生产减少了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一些现代化航空航天企业改行生产简单的日用品。年间﹐科技领域就业人数从250万下降到80万﹐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到美国﹑西欧甚至发展中国家就业或谋生。从一定意义上讲，俄罗斯已变为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国家的原料附属国。
2、社会领域﹕分化混乱﹑人口锐减。今日俄罗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成为现实。1989年10％最贫穷人口收入与10％最富裕人口收入为1比4.7﹐而1999年这个比例将近1比80。另外﹐酗酒﹑精神疾病﹑无家可归﹑流浪儿童﹑卖淫﹑艾滋病和性病等社会问题成堆。每年约有50万妇女流落到国外卖淫。苏联解体本身，使它不只失去大片国土，还使其锐减1亿多人口。就是俄罗斯本身的人口也在逐年减少。根据2002年10月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仅为1.45亿人﹐比1989年减少两百万人。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5年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男性平均寿命的63.4岁还低4.8岁﹐这使得俄罗斯成为全欧洲男子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4]
　　3、社会治安领域﹕犯罪猖獗﹐罪犯逍遥法外。剧变十年间各种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剧增。1990年俄罗斯杀人案为1.43万起﹐1998年为2.3万起﹐2001年为2.98万起﹐2002年已超过3.2万起。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十万。[5]实质上每年有20万人被害。犯罪案件急剧增加﹐每四个成年男人中﹐就有一个有前科。俄罗斯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人被杀。平均每10万人口有1000个犯人 —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针对平民百姓的那些犯罪现象非常猖獗﹐有组织犯罪甚至渗透到最高的一些权力机关﹐事实上社会处于全面的恐怖状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自由派却依然要求用市场作为解决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纲要﹐他们依然竭力鼓吹小政府﹐继续弱化、削弱国家各方面的职能。这些自由派所说的“人权保护”实际上保护的是罪犯。
　　4、国家职能领域﹕严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严重搞乱、破坏了其政治制度﹐弄虚作假盛行，贪污腐败成风。每年用于贿赂的金钱高达数百亿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的互动。国内到处都是政治公关﹐政治作秀。一些私人的新闻传媒往往把人民看作是可以操纵﹑欺骗的物件。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普通人民的意见被漠视﹐被排斥。国家缺乏经过科学论证的发展构想﹐缺乏解决内政﹑外交问题的战略性思维。人们对政治的失望在增加﹐对政治领袖的失望在增加，对其“民主制度”的失望也在增加。
　　5、精神道德领域﹕社会盛行“丛林法则”。理想信念混乱，伦理观念混乱﹐丧失了传统的善恶观念和区分是非的能力﹐社会道德基础恶化﹐精神面貌全面倒退。一些大众媒体向社会民众传输西方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只是为了巧取豪夺和追取个人的利益﹐从而造成原有的劳动伦理和热爱劳动品德的丧失﹔造成是非混淆﹑善恶混淆﹐世风日下﹑金钱至上。许多青年不愿从事劳动﹐更多的是希望一夜成为银行家﹑公共关系专家甚至向往罪犯﹑抢劫犯或者是敲诈者。一些大众传媒﹐如一些电视节目和电视剧甚至公开美化犯罪和黑帮。在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精神道德危机下没有出路的悲惨生活﹐导致了自杀这样一种社会悲剧现象迅速攀升。1990年俄罗斯自杀人数达2.64万人﹐1998年为3.54万人﹐而2001年已经达到3.97万人。
　　6、国际地位方面﹕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20年过去了，俄罗斯现在的GDP仍然没有达到其1990年的水平。俄罗斯当局在剧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迎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需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逐步主动放弃自己的盟友﹐甚至全面撤退﹐逐渐丧失超级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地位同样也在弱化，致使其它国家迅速填补空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也发生了巨大的逆转：昔日祖国的概念，今日分崩离析，已付东流。自波罗的海三国、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前加盟共和国独立后，俄罗斯的版图锐减到17世纪初彼得一世时的规模，并失去波罗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和黑海一带的天然良港。正所谓：“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
　　近些年﹐笔者先后四次访俄﹐无论是季塔连科﹑多博林科夫还是其它有识人士﹐在谈到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时无不痛惜万分甚至泪光闪灼。1994年，著名作家、前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记者谈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6]
　　苏联部长会议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新著《大国悲剧》中也说﹕苏联解体“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情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经济﹑国防能力﹑科学发展﹑生产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等。”[7]为说明这点﹐他从无数确凿的事实中﹐仅举1999年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弹劾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材料中的几例。这几例却用去整整近九页的篇幅。雷日科夫在这九页中说﹕“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国民经济和科学的破坏﹐产生了近千万的失业大军”﹐&#年的失业人口在超过2500万”；“比较幸运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则为200－300个家族据为己有﹐他们攫取了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攫取了国家的权力”。[8]
　　二、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灾难与低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1950年开始﹐东欧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让我们看看剧变前苏东主要国家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与主要欧美国家增长的对比。在年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9.9和14倍﹐保加利亚为14和29倍﹐匈牙利为5.1和9.2倍﹐民主德国为7.6和11倍﹐波兰为5.9和14倍﹐罗马尼亚为17和38倍﹐捷克斯洛伐克为5.3和9.4倍。而在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则分别增长1.8和2.1倍﹐英国为1和0.9倍﹐法国为2.9和2.9倍﹐联邦德国为3.4和3.9倍﹐意大利为3.1和5.3倍。[9]
　　但20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使国外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十个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多民族联邦制国家先后解体﹐世界上其它国家共产党的总人数由原来的4400多万锐减为1000多万﹐且多数丧失了执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空前低潮。
　　年﹐在短短一年多里﹐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六国﹐政权纷纷易手，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或下台成为在野党﹐或改变了性质。紧随其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92年3月在大选失败后下台﹔在南斯拉夫﹐先是南共联盟不复存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内的各邦都发生了剧变﹐其后在经历近一年之久的内战后﹐最终分裂为六个独立国家。伴随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否定以公有制占有主导地位﹐大肆推行私有化﹐生产大幅度下滑﹐持续的奔腾式通货膨胀﹐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使人们预期将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繁荣和富裕的希望落空﹐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却远远超出事先的想象。
　　据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提供的数据﹐&#－1993年﹐独联体国家生产总值下降的幅度很大﹐其中亚美尼亚下降的幅度超过50％﹐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大约减少40％﹐乌克兰下降30％多﹐乌兹别克和白俄罗斯比较稳定﹐只降低17％和24％。”[10]
　　东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幅度也很大﹐从年，罗马尼亚下降20.8％﹐保加利亚下降26.6％﹐捷克下降22％，斯洛伐克下降25.8％﹐波兰下降5.8％﹐匈牙利下降17.1％。[11]
　　从剧变至今的近20年来﹐保加利亚举行六次议会选举﹐先后组建11届政府﹐没有一届政府或一位领导人连任。现在﹐除烟草、铁路﹑港口﹑核电站等少数经济部门还掌握在国家手里﹐70％以上的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且大多卖给了外国人。97％的银行已是外资银行。在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人们健康状况恶化﹐人口从原来的近900万减少到现在的780万﹐有100万人（且大多是年轻人和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外流。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贫困。由于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基础设施陈旧﹐铁路﹑公路﹑街道﹑房屋都是剧变前甚至是50年前建造的﹐房屋墙体剥落﹐路面失修﹐到处是一派破败景象。[12]
　　我们再来看看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古巴带来的灾难。20世纪70年代﹐在经过前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探索后，古巴开始实行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实施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古巴与苏联实行经济一体化﹐并于1972年加入经互会﹐发挥蔗糖生产的比较优势﹐用蔗糖换取苏东国家的工业产品﹐满足人民所需的消费品和国家实行工业化所需的生产资料。古巴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占古巴外贸总额的85％﹐每年从苏联进口石油1300万吨﹐占国家石油需求的90％。与苏联的经济一体化保证了古巴的经济命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古巴经济年均增速70年代为7％﹐80年代上半期为8％。[13]同时﹐古巴的社会建设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80年代末﹐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古巴与苏联的经济一体化同时为古巴埋下严重隐患。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几乎摧毁了古巴整个对外贸易﹐美国趁机强化经济封锁。古巴遭受这一“双重封锁”的致命打击﹐被迫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年古巴经济萎缩35％﹐[14]199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89年的66.1％。[15]直至今日﹐古巴尚未从“双重封锁”中完全恢复过来﹐走出“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语）。直到2008年初﹐菲德尔?卡斯特罗还在《起义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表示说﹐苏联解体对古巴来说是“一个毁灭性打击”。[16]
　　最后看看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朝鲜带来的灾难。朝鲜自1948年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年工业产值平均增长率为17.3％。1984年工业总产值相当于1946年的431倍﹐粮食产量为1946年的5.6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65倍﹐人均国民收入1986年达到2400美元。朝鲜在20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化学化﹐但在20世纪80年代，朝鲜也形成了依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石油的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体系。苏东剧变后﹐朝鲜石油紧缺﹐大部分农业机械严重闲置﹐使原来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钾﹑磷肥严重匮乏（朝鲜化工只生产氮肥等）﹐导致农业危机﹐引发严重的粮食问题。尽管朝鲜并不是经互会成员﹐但原来朝鲜对外贸易的70％也是同苏东国家进行的。苏东剧变后﹐朝鲜经济持续九年出现年均约2％的负增长﹐1995年的经济负增长率高达4.6％。苏东剧变使朝鲜对外贸易额从80年代的一百多亿美元减少到1997年的不足十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从1990年的1064美元降至1997年的741美元。[17]朝鲜现在经济困难﹐无疑有其它方面的种种原因﹐但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和经互会的不复存在难道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吗﹖
　　三、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过去笔者总认为，苏东剧变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它使得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现在笔者认识到，从本质上说，这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极少数人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绝大多数穷人其中包括中等收入阶层[18]愈来愈穷；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本身其中包括发达国家本身愈来愈穷。资本主义国家仅仅是资本存在和运作的方式，是承载和包裹资本的外壳，是为极少数富人服务的奴仆，奴仆不可能富有。由于苏东原来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参照体系的坍塌﹐美国﹑瑞典、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不仅所有制﹑分配﹑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右转﹐就连已建立好的福利体系都在右转。2000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160万﹐2001年增加130万﹐2002年又增加170万﹐达到3460万。而到2007年则增至3620万﹐其中有2950人靠领取食品券过活。1980年﹐英国达不到全国平均收入水平40％的人口为100万﹐而到1999年增加到了800万[19]。现在，法国有25个亿万富豪﹐却有700多万个穷人，近70万身负重债[20]。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数据，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总和。日英国《卫报》报道：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的收入与最贫穷的27亿人的收入相等，相当于世界所有人口收入的40%。比尔·盖茨、巴菲特、保罗·艾伦三人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GDP的总量还多。现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州政府从理论上已经破产；而各国的主权债务几乎都在急遽增加。按照物理学能量守衡的定律，财富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而只会转移。各国主权债务的增加和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穷人愈来愈穷的过程，就是极少数富人在世界范围内运用各种手段极其贪婪甚至残酷地聚敛巨额财富的过程。当中等收入阶层大量失业，被抛入贫困行列，国家亦十分贫穷之时，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就不可避免。
　　四、相对于苏东剧变后的低潮而言，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有所复兴
　　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推力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这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一柄“双刃剑”。它的正面效应是有力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GDP的高速增长等。但也要看到，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才能够和敢于利用其在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科技等强权，特别是其中的金融霸权，放手、放肆地掠夺他国，“巧吃”、“白吃”世界。正因如是，美国国内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才长期出奇地低廉，加上美国文化霸权的大肆渲染，其所谓“民主制度”才能够在美国内得到较多数民众的认可并得到较为稳定地维系，在国际上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追捧。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助长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和一系列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和推行。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这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苏东剧变给世界带来灾难的最新表现，这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中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绝地“报复”，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的有力清算，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进一步引发着全球社会动荡加剧，。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欧洲到中东、北非再到亚洲、拉美，社会不安情绪弥散，广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普遍不满，大规模街头抗议增多，极端政治事件频发，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全球社会动荡风险明显上升，其中值得关注的亮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积极开展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和应对。国外共产党在一定地区、范围内进行着有限的联合活动。全球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英国著名作家、记者弗朗西斯·惠恩在2009年新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传》中说：“马克思并未被埋葬柏林墙的瓦砾之下，他真正的重要性也许现在才刚开始。他可能会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21]。对这种已经开始复兴的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我们一定高度关注，统筹考虑，各国左翼学者应该运用多种方式形式进行积极合作与配合，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能够坚持和发展的极其有利的国际上的机遇。
　　五、世界社会主义前景展望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已经步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仍在深化，其根本标志是世界各个国家特别是各主要大国的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加。由于新一轮金融危机在未来几年内极可能存在的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几年内也都有可能面临着国际垄断资本新一轮的洗劫。当然，其洗劫的手法和手段将是多种多样甚至是十分残酷的。世界各大战略力量正在加强合作，同时也有激烈的竞争和博弈直至较量。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危机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政治危机。必要之时，所谓的“国际社会”必然寻求战争之道去力图摆脱。这是它们企图摆脱危机的最后也可能是最有效的途径。过去我们讲“地缘政治”，现在可不可以加上“货币政治”和“资源政治”？这三种政治相加，特别是能够理解“金融政治”的独特作用，似乎才可以解释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在未来二、三十年，相互合作、竞争、博弈、较量的结果会是什么？笔者认为，还很难说一定是一个结果，各种可能性都有。如果世界上其它各主要大国应对正确，美国霸权从此有可能从其顶峰下逐步跌落下来，当然，这个衰落过程，极可能要用几十年时间。假若如是，这也是我们衷心所希望的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巍然屹立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较大复兴。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满信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光辉的前途。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也决不排除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遇到新的更大的困难。这正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反复强调增强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的深意所在。世界社会主义若步入新的更大的低潮，世界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各资本主义大国为重新瓜分世界也可能会重新酝酿并发动新的世界性战争。当然，这是从大历史和历史的长时段来说的。世界格局中期前景的不确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对指导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理论的认识还不成熟和不完善，或是说还仅在寻找或形成之中。但不管世界格局中期发展的前景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根本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老子提出了“物极必反”的思想；中国还有句充满哲理的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笔者坚信，世界各国人民将在无比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多姿多彩的经验教训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在2050年前后，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无比灿烂的艳阳天。（日）
张全景：组织路线错误是苏共失败原因
张全景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现任发展中国论坛（CDF）顾问
20年前，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苏联及俄罗斯人民的巨大灾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对于这一重大事件，20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和背景进行了反思、分析和总结，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继续深入分析研究，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是完全必要的。苏东剧变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改变颜色，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今天，我着重谈谈苏共在组织路线上的严重错误，和大家一起探讨苏共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第一，苏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改变了党的性质和作用。党的建设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苏联共产党（原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列宁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共始终保持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法西斯，取得了辉煌胜利。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方面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军事强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赫鲁晓夫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歪曲苏联历史，否定列宁和斯大林。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三和一少”的错误理论，建立所谓“工业党”、“农业党”，造成全党全民极大的思想混乱，失去了正确理论指导和前进方向。戈尔巴乔夫又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人民。在这些严重错误思想指导下，改变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丧失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丧失殆尽。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时，竟然没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苏共失败的这一重要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党的建设，要坚持不懈地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始终保持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始终保持和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先锋模范作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第二，苏共严重背离最后抛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以说有苏联人民的全力支持是不可能的。但是，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早在1905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强调指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议的”。列宁担任党的领导人的时期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执行得最好的时期。每个党员都充分享有党章规定的权利，党内不分高低，没有特殊党员。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是必须经过选举产生的，是必须向党员作工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在当时党的会议上，没有逢迎、吹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像人类需要空气那样自然。当然，列宁在强调党内民主包括保护党内少数人权利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党的集中，特别是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决不容许党内出现派别活动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在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初期，民主集中制和党内监督制度还是得到了贯彻。但从1934年苏共十七大以后，在党的组织生活中，个人集权制逐渐取代了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后期搞“一言堂”，搞个人崇拜，造成了严重后果。而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在形式上对斯大林时期苏共组织路线的错误作了某些“修正”，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在党内领导体制上，不过是由一个人说了算，改成了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赫鲁晓夫是靠反对“个人迷信”上台的，但他上台后搞的“个人迷信”比斯大林更严重，有过之而无不及。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放弃党内监督。戈尔巴乔夫时期，则是步步抛弃民主集中制原则，走向所谓“民主化”的极端。戈尔巴乔夫先是提出“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推行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从而使苏共丧失了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伴随着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逐步形成，以往牢不可破的真理变得面目全非。戈尔巴乔夫还公开否定、批判民主集中制原则，认为“过去的全部实践已使这条原则声名狼藉”。在他的主导下，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正式删除了“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条文。随着“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实施，苏联政党体制由一党制转为多党制，形成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派中分流的局面。应当指出，戈尔巴乔夫虽然时时把“民主化”挂在口头上，但他实际上是采取个人极端专制的办法推行其反共路线的，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这样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就是戈尔巴乔夫个人作出的决定。这样，苏共亡党亡国也在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苏共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干部路线。众路线干部路线是组织路线的关键和核心，对党和党的事业具有决定性意义。苏共垮台是同它在干部工作中的一系列错误分不开的。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还是凭个人好恶、亲亲疏疏；是坚持民主选举还是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是加强群众监督还是疏于管理等等，这是挑选、培养、使用、管理干部的重大原则，坚持前者就能选好、用好干部，实行后者则会造成严重失误。列宁曾经反复强调，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内一切机关要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鉴于任命制显露出来的弊端，列宁提出要以自下而上的选举制来取代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任命制并没有被彻底废除，后来反而演化为变相任命制。任命制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终身制。虽然列宁提出过领导干部实行任期制的设想，但是没有来得及实现。后来，苏共也曾对干部任期和定期更换分别做过规定，但这些规定和措施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1966年苏共召开二十三大，苏共领导人以“稳定干部”为名，取消了领导干部按一定比例定期更换制，实际上确定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的任命制和终身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还直接促成了任命者和被任命者之间的依附关系和利害关系。&& 正是在干部问题上抛弃了民主集中制，苏共在列宁时代确立并实行的选用干部的政治标准和德才兼备原则也随之被任人唯亲所取代。亲朋故旧、同学老乡、部属亲信备受重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几乎成为普遍现象。赫鲁晓夫把自己的老婆、女儿、女婿都委以重任。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无一不是如此。这是苏共从内部被攻破最终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苏共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路线。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的错误，导致苏共逐渐背弃了自己的生命线——群众路线。能够率先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取得革命的成功，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绞杀，巩固了新生政权；打败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的猖狂进攻等等，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苏共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如果没有苏联人民的全力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是，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苏共逐渐把群众路线抛到脑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原则渐渐被遗忘，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极大伤害，对党逐渐冷漠甚至仇视。甚至在捍卫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对垒的时候，广大人民甚至共产党员竟然无动于衷，甚至为反动势力推波助澜。所以，我们才目睹了苏联人民为苏共的亡党亡国举行了一个过于平静的“葬礼”。2.9亿苏联人民，特别是1500万苏共党员，无奈地接受了现实。从这个方面看，对群众路线的背离，使得苏共丧失了最后一道防线。总之，苏共组织路线的错误是非常深刻的，值得马克思主义政党认真汲取。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党，包括自己的和其他党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执政党苏共的经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在组织路线上的失误是中国共产党健康发展的宝贵财富。当前，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努力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干部路线，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培养造就了大批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的事业始终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群众路线，始终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党的社会基础不断巩固。居安思危，20年前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教训，将永远是一面镜子。以上是我的发言，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程恩富：苏联剧变和解体深层次的三大主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
一、思想原因：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 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个人专断等方面有过错误，给苏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但其伟大功绩不可否认。赫全盘否定斯大林，其实质是开始脱离、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种下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祸根。首先，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所引发的思想混乱。“苏共二十大给苏维埃带来不能恢复元气的打击。这是破坏苏联国家合法性的第一步。” “先前苏联官方千方百计使斯大林的思想和政策具有魅力，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又尽可能地谴责、揭发斯大林。转变太大，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 不少人甚至认为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从思想信仰上毁灭了一代人。持此种观点者划定这一代人是在年间出生，称他们为“60年代人物”或“二十大产儿”。戈尔巴乔夫也承认赫鲁晓夫过度否定斯大林对他本人思想信仰的震撼。200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5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接受《俄罗斯报》记者采访时说，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确对我产生很大震动，要知道当时我还是青年人。1956年下发赫鲁晓夫报告的红皮书下达在党员中传达其精神的指令以后，我们需要到每一个区委会解释、说明那些远远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惊魂动魄的事实。有俄罗斯人总结道：“赫鲁晓夫破坏了国家精神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没有对其进行修复，仅仅是用红色颜料封上裂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裂痕上挖出窟窿，使大厦最终坍塌。” 其次，西方和平演变所引发的思想混乱。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苏联展开了全方位的心理战，利用图书刊发和电影宣传反苏。截止197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各种方式参与出版关于苏联的书籍1500多种。其中有不少诋毁斯大林的书籍，美国人很高兴赫鲁晓夫开了基本否定斯大林的先例。宣布保护人权是自己外交政策核心要素的美国卡特政府执政以后，“同共产主义斗争”的战略包括了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人权而展开斗争的思想。到80年代初，美国的任何军事干预都被苏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作是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迫于无奈的必须的举措。日，现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就“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回答网友提问。有网友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的作用？” 久加诺夫回答：“国内的‘第五纵队’[[i]]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各级甚至是最高领导机构中活动。但是不可以将苏联解体仅仅归结为外部力量的作用。当时在整个社会中积累了许多问题”。“第五纵队”得逞、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苏共党内的思想混乱。二、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重用了一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一些俄罗斯学者将苏共执政时期的社会精英划分为四代。第一代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对于他们而言世界革命思想是优先的、重要的。第二代是斯大林主义者，是斯大林意愿的守纪律的执行者。第三代是党内官僚的杰出代表，赫鲁晓夫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成为他们的领袖。第四代即最后一代苏维埃社会“精英”，完全是成份驳杂的一代。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新推荐的领导人中大多数是从30年代血腥清洗中走过来的“机械行事的”一代，即命令的执行者，已经不习惯于承担责任和作出独立的决定。有人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称为“领导互相包庇”的时期。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主席В.С.舍韦卢哈认为，苏共中央在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削弱了党，最终导致苏联毁灭。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爬上最高领导岗位是苏共中央干部政策最大的错误。综上所述，正如曼德尔所指出的那样，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共领导集团“窃取权力的过程是以干部的逆向选择机制为媒介的。”三、致命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俄罗斯、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共产党普遍认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上层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苏联解体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直接和主要原因”的观点。久加诺夫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伟大的国家、强大的组织不是葬送在胜利者手中，而是由于内部的叛变。乌克兰共产党在纲领性文献中则这样写道：“一些无原则立场的、口是心非的人，甚至是敌对分子，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职务，其中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对苏联命运而言非常重要的时刻，有封号的‘上级任命官员’背叛了党，跑到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的阵营中，没有战火就将国家交给了凶残的、罪恶的资本主义，将人民大众抛入了贫困与痛苦之中。”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发表演讲时，毫不掩饰地坦白自己早已树立的埋葬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决心：“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的，我利用了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正是因此，我的妻子一直鼓励我不断占据国家中更高的地位。当我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为不可更改的了。为此我需要消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也直言不讳地说过：“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怀有消灭为他开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产党，消灭培养他成长的社会主义之心，那是绝对不会有错的。在1991年以后，他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戈尔巴乔夫说，“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在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和人民的同时，他极力崇拜欧美，讨好西方。日，即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那天，俄罗斯新闻社有消息说，据全俄民意研究中心调查显示，42%的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最后应当分析，以下关于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八种主要原因论”是片面或错误的。1、思想理论僵化论；2、计划经济失败论；3、军备竞赛拖垮论；4、生活水平低下论；5、民族政策失误论；6、宗教政策失误论；7、“非社会主义”论；8、“突变社会主义”论（体制必然论）。
大卫科茨：苏联解体与当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大卫 科茨马萨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1991年苏联的解体打破了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它导致了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境况的恶化，也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破坏。本文探讨了第三方面的影响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前景。
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随者们开创了批判资本主义以及建立一种替代性的社会主义体系之洞见，这孕育了一场强烈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证明，由对劳工的剥削而来的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意味着资本主义不可避免会带来与巨大财富相伴的贫困、恶劣的工作环境、经济的不稳定、与过度劳累相伴的失业、对自然的破坏以及帝国主义争夺主导权和进行战争的动力。克服这些条件，要求用更高形式的人类社会来对资本主义加以替代，这就是社会主义。
在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方面，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有效。资本主义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耗尽等诸多负面问题。通过消除剥削，将生产从为少数富裕的资本所有者追逐利润服务，转变为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目标。社会主义可以规避上述负面问题。这一可行、可实现和更优越的替代性社会的景象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并将他们的一生投入了社会主义运动。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未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提供一种具体的分析，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是对社会主义所含有的一些关键要素有着基本的共识：1）生产工具的公有制将代替由少数人拥有它们的私有制；2）生产与分配将由根据人们的需求而制定的经济计划来指导，而不再是由对利润的追逐所决定；3）工人阶级将是新社会的领导者。
在超过70年的历史中，苏联尽管有不可否认的缺陷，但仍以其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本文质疑了关于苏联的解体源于苏维埃经济体系的不可行性或劣势的观点，指出自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苏维埃制度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在那之后只是增速有所减缓。经济增长直到1990年夏天中央计划被解除时方才停止。增长的减缓体现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要求。相反，文章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一种矛盾，这一矛盾存在于一种为将利益给予劳动人民而设计的体系与在这一体系上进行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小部分特权精英之间。在年间，苏联大部分的党与国家精英消解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转为追求他们自己的致富，这个结果无疑是与苏联绝大多数人民的期望背道而驰的。
无论这一事件的真实原因为何，它必然削弱了社会主义而增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由此丧失了第一个也是历时最长的替代性社会主义制度实例。这一事件的结果，则是人们广泛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苏联解体表明建立在公有财产和经济计划基础上的制度无法长期有效运作。这也使得社会主义者们不得不放弃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资本主义世界中继承了社会主义传统的政党，无论在名义上是叫做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党，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那些幸存下来的政党，则放弃了在未来建立替代资本主义的制度的观点，不得不选择声明他们可以比其他党派更有效地掌控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当权的政党甚至从改革派的地位转而追逐新自由主义政策。
由此被削弱的社会主义运动加剧了资产阶级在很多国家收回工人们的经济与社会权益的情形，这些权益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获得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工资、工作条件和社会纲领都不断降低，资本家们坚持制度的“无可替代性”——这反映为在政治话语中社会主义选项的消失。然而，一个社会体系不可能在越来越剧烈压榨生产阶级的同时无止境地生存下去。这一过程现在产生了两方面的发展，在我看来，将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前景中扭转颓势。
首先，新自由资本主义急剧增长的对劳动人民的压迫最终激起了在新自由资本主义压榨最为严重的地方兴起对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的新尝试，比如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其次，新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2008年以来的严重的经济危机，降低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30年以来劳动人民面临的物质条件不断恶化，在金融家和工业巨头仍在借助广泛宣传持续从纳税人手里攫取财富并攻击工会运动的同时，伴随着突然出现的大量失业和实质公共服务的急剧削减，很有可能激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意识的重生。对统治精英的愤怒正在增长。即便在社会主义运动长期相对微弱的美国，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观点。
现今的条件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重生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一个关键的缺失因素是，缺乏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替代制度的景象。抵抗对工人权利和居住标准的现有攻击的集体行动其自身倾向于产生的将仅仅是一种改良运动。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要再次成为一种挑战资本主义的有力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者们就必须产生和推进一种替代性社会主义体制的景象。
苏联的经验证明，一个建立在公有财产和经济计划的体制可以带来高速的经济发展和进步，同时保持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防止任何富裕的资本家对生产者的剥削。苏联解体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而是由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一些严重缺陷。这些缺陷最终导致了苏联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减缓。经济和政治体系过于集中化和层级化，使得权力流向总是自上而下，而普通人民在实践权利或表达他们需求时，作用微乎其微。为了使得增长最大化，计划者们没有给计划系统留有多少变动的余地，导致计划过程在面对不可预测的发展时显得十分僵硬。
最为严重的基本缺陷在于劳动人民无法在经济或国家事务中实践主权。一个劳动人民由精英来保障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无论如何仁善，都不是一种稳定的社会主义形式。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经济与国家的人民主权之上。经济计划应当是劳动人民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及如何分配而采用的工具。国家则应当是劳动人民管理社会所采用的工具。
社会主义运动应当从苏联的实践经验和导致苏联解体的矛盾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发展出一种21世纪的新型社会主义，以激发社会主义运动新的增长。我们也应当考虑到交往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巨大进步，这可能使经济计划更加有效、灵活和对人民需求更好的回应。在西方，有许多对社会主义计划进行热烈讨论的文献，诸如Pat Devine, Paul Cockshott and Allin Cottrell, Michael Lebowitz, and Michael Albert and Robin Hahnel等人的作品。
我们在这里字里行间讨论的社会主义体制，将不会变成那种降低工人生活质量、缩减公共服务、使某些劳动人民陷于失业与绝望而同时却使另一些人过度工作的制度。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将不会有固有的掠夺自然环境的动机，而是和谐与其共处。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也不会制造帝国主义与战争，相反，将能够建立一个各民族和平合作的世界。这样的社会主义体制可以建立一种国际经济关系结构，在其中所有人民都能够获益，而不是使所有国家的工人们与其他国家的工人们陷入根本对立的竞争。如果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复兴并再次成为世界的主要力量，它就必须联合有组织的劳动人民以实现美好的生活为目标而奋斗，推进一个显著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的实现——一种社会主义，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诺维科夫：苏联崩溃的原因
诺维科夫第五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苏联崩溃是由不同性质的多种因素造成的。俄罗斯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80年代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但即使这样，人们对这场危机的缘由和实质的理解也是不同的。
在学术著作和出版物中现在广泛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建立在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式管理原则基础上的经济模式是导致苏联衰败的原因。他们确信，苏联经济在与西方的竞争中没有经受得住，而且到80年代中期耗尽了其发展的潜力。然而，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缺少活力的这种结论没有得到客观数据的证实。苏联经济是最稳定的一种经济。在年这段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四倍。即使在80年代，经济年均增长3%—4%，这种发展速度是发达国家的标准。
关于苏联技术落后的观点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80年代，苏联工农业使用的技术研制产品符合世界标准的占70%，超过世界标准的占15%。
认为苏联经济走向衰败的原因是军工生产的高消耗造成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М.С.戈尔巴乔夫多次声明，苏联用于国防的消耗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20%—40%。实际上，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80年代用于军工企业的支出占苏联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显然，这种军工其生产的消耗水平是不可能导致苏联经济走向崩溃的。
一种较为站得住的观点是，危机的主要原因是М.С.戈尔巴乔夫在年期间实施的经济改革缺乏深思熟虑。改革最初采取一系列举措，在年进行部委改革。其结果消减了40%的中央直属机构和60万公务员。这一举措严重损害了原本协调一致的经济管理体制和部门间的相互配合。采取的其他一些举措又造成投资大幅缩减，破坏了各部门之间的平衡，消费品价格不断升高，使苏联经济陷入“既没有计划和也没有市场”的境地。
“变革”的结果是国内局势急剧尖锐化。政府实施开放的金融政策。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生产下降。在生产增速放缓和商品储备减少的情况下提高个人收入，其后果是通货膨胀和消费品市场的崩溃。对购买各种食品和其他商品实行票证。居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国家金融系统瘫痪。政府大量增加进口。国家财政赤字增加。国家债务危机增长。例如，1985年苏联的外债约300亿美元，到了1991年外债竟高达1200亿美元。苏联的黄金储备减少到十分之一。因此，在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班底采取的上述种种举措才导致国家经济陷入深度危机。这种局面推动了离心进程。
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的危机促进了苏联崩溃。改革的思想家宣称将国家“非党化”。1990年，苏联宪法中宣布苏共在苏维埃社会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第六条被取缔。其结果是打断了国家管理体制的关键环节。与此同时，苏共党内的意识形态危机不断加剧。在1990年召开的党的第二十八届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的软弱无力暴露无遗。大会通过的不是党的新纲领，而是《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声明。大会通过的关于在苏共党内可以建立各种政治党派的决议破坏了党内思想的统一。党内出现各种派别和同盟。思想上的各种分歧使苏共由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机构一下子变成一个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戈尔巴乔夫的左右逢源加速了分裂进程，仅此而已。最终分裂的、被剥夺实际职权的苏共无法抵抗分裂趋势，导致国家走向解体。 戈尔巴乔夫政府实施的国内政策使苏联遭到重创。在年期间，国家领导层开启不可控的政治进程。改革开始于《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却以反社会主义的政变为终结。公开性没有成为使社会民主化的手段，而成了操纵社会舆论的机制。自由主义势力组织了强大的攻势，其目的是搞垮苏维埃社会的思想基础。“民主派的”大众传媒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散布消极信息的浪潮，歪曲苏联历史，过分颂扬美国和西方的成就。这使许多苏联人迷失了方向。破坏组织活动十分猖獗。由于提倡多元化和公开性，过去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伺机公开进行政治斗争。例如，在1990年建立的“民主俄罗斯”运动公开发表反苏观点，赞同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脱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反对派竭力破坏社会政治局势，使其摇摇欲坠。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其他共和国纷纷成立了国家民族组织——“人民阵线”。
民族矛盾的挤压是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自由主义势力往往把民主思想与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绑在一起，竭力挑动民族冲突。苏联中央领导无法控制局势以及民族自由主义分子的离间行为使民族主义更加猖獗。民族冲突遍及国家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在高加索和中亚。90年代初，在波罗的海的各个共和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摩尔达维亚、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利用反对沙文主义的浪潮上台，这些人在苏联的解体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方特工机构的破坏活动也是苏联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联手挑起反对苏联的“冷战”。在两大体系的对峙中启用巨大的宣传资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专家在苏联内部成功地找到盟友，在社会部分群众中间贬低共产主义思想，打造一个有吸引力的西方资本主义形象。苏联人民的团结遭到破坏。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泽纳德事实上已经背叛社会主义理想的条件下，苏联输掉了信息宣传战，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使了苏联的崩溃。
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瓦解对苏联的崩溃产生了消极影响。1989年苏联军队开始从中东欧国家撤军。政治上的自由化和苏联影响力的削弱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反苏和反共情绪。然而，苏联领导曾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留经互会和华沙条约国组织。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面向西欧和美国。苏联领导人出卖了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东德国家的盟友。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在欧洲的瓦解、经互会和华沙条约国组织的解散都为促使苏联的崩溃创造了国际条件。
于洪君：苏联解体后果再思考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苏联解体的悲剧发生已经差不多过去了20年，但其后果依然对俄罗斯和独联体以及国际格局有着重大影响。
一、苏联解体造成的阵痛和阴影仍然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大地挥之不去，折磨着这些地区的国家和人民。
谈到苏联解体的后果，2005年时任俄总统普京说过一句常被人引证的话，认为苏联解体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实际上该影响远不限于此。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轨迹看，苏共的继承者俄共党员持续萎缩，人数已经从1993年的50多万下滑到目前的18万人左右，政治影响不断减弱，在可预见的将来，基本丧失上台执政的机会。而在其他独联体国家，除摩尔多瓦共产党曾执政8年现在还在为上台执政苦斗、乌克兰共产党在议会尚有一定数量的席位外，其他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共产党的声音日益微弱或者根本听不到。
&&& 从后苏联空间看，苏联解体给这些独联体国家内部和彼此间关系留下来许多问题。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因纳戈尔纳卡拉巴赫的纷争依然无解，摩尔多瓦与德涅斯特左岸地区围绕统一与分离的斗争仍然在继续，中亚国家之间因领土、水资源的潜在冲突随时可能爆发，尤其是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因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发生战争，并承认后两者独立后，使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更显微妙。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的进程还未结束。在一定意义上看，这个观点有合理的成份。
&& 从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看，俄罗斯在独立之初曾对西方寄予厚望，并放弃阵地，但不仅没有得到西方的善意，西方趁俄衰弱之机向俄步步紧逼，发起北约东扩，蚕食俄传统领地，利用打恐之机，美军进驻中亚和外高加索，撺掇部分独联体国家加入北约。目前围绕着美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俄美的争端虽有所缓解，但俄安全环境好转与否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美西方手中。
&& 二、两级格局瓦解，美由于发动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战争导致一超独霸的地位有所削弱，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大行其道，国际安全体系依然严重失衡。
冷战和两极格局结束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普遍安全与和平。冷战结束后的20年时间里，美西方共发动了五次战争。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美国得到联合国授权和世界多数国家支持，还有一点“合法性”的话，那么，其他的4次战争，都是为了美国和西方的一己私利。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美国利用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下，一举除掉了桀骜不驯的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政权，打掉了欧盟试图用欧元与美元对垒的勃勃雄心，加剧了美实现单边主义霸权的野心。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10年过去了，恐怖主义大亨拉登却依然没有被抓到，美国借反恐为名在中亚扎下根则是不争的事实。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开创了无视联合国权威的恶劣先例。今年3月发生的法英美战机空袭非洲国家利比亚的事件，再次暴露了其双重标准和强权政治的恶劣本性。
由于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和政治渗透力等方面依然具有超强实力，国际社会谁也不愿当“出头鸟”完全开罪美国，只要美国捍卫美元地位的意志不动摇，美西方再次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难以排除。
&& 三、传统安全因素暂时退居后排，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应对的问题。
苏联解体之后，原先两极体制对立掩盖下的民族、领土、宗教、资源等争端激化，传统安全问题依然是各国关注的重心。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经济危机、水资源短缺、非法移民、环境恶化等日益突出，尤其是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11”恐怖事件，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恐的新篇章。伊拉克成为全球恐怖主义袭击西方人员的练兵场，俄罗斯高加索的分裂势力也不断在俄境内发动一系列的爆炸和劫持人质事件，中国也深感所谓“三股势力”的骚扰之痛。这使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目前最需要关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来源于国际恐怖主义。上海合作组织率先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迈出步伐，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机构，各国还相继签署双边反恐公约。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在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面前采取各种措施，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严厉打击和防范国际恐怖主义。但是，如同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一样，恐怖主义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根植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层土壤中，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采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化等手段。可以说，世界各国已经在一条船上，解决任何非传统安全问题，都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
&& 四、发展道路和模式激烈较量，西方鼓吹的价值观和自由市场模式破产，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选择更趋多元。
&&& 苏联解体使美西方曾以为可以一统天下。美西方社会的所有政治元素——多党制议会民主、言论自由、信息开放、市场经济等，成为所有后苏联国家乃至转型国家效仿的对象。美国国际问题专家福山据此曾乐观地断言，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将一统天下，“历史将终结”。然而，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在东亚和拉美一系列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这个模式开始遭到强烈质疑。
与此同时，多种形式的国家发展模式出现，尤其是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非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上升,2008年底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发展的“冬天”，实际上宣告了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彻底破产。所以，连“历史终结”论点鼓吹者福山最近也不得不承认，“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那样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美西方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已经难以再成为国际社会的偶像，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将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选择。
梁柱：毛泽东的预见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梁柱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苏联解体同赫鲁晓夫的历史渊源，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反思，证明了当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及其后的表演所作的评述，他的这些预见，是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
&&&&& 预见之一,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否定,将会导致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被颠覆。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被否定，就会直接危害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深邃的历史预见性。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自觉的改制，改革就是要“告别过去”，“形象地说，应该炸毁一切”。这位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也因此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并将它推向了极端，把否定社会主义历史作为实现改制的前提。他们以否定斯大林为起点，进而把矛头直指列宁和十月革命。历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据。这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中的叛徒集团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的革命历史的恶浪，导致人心涣散，信念破碎，最终使雄居世界的第二强国、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主义苏联毁于一旦。“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一历史定律，不幸又一次在我们的北方邻国得到应验。
&&&&& 预见之二,当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背离。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他提出了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在这之后，毛泽东把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是很有预见的。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的阴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诚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中，由于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定位，造成了历史的不幸；但是，这时他对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的判断，是准确的、符合实际的，而苏东剧变的历史悲剧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脚。
&& 预见之三，毛泽东十分警惕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危险，把苏联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形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他之所以把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作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其核心思想是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确保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有可能受到损害甚至变质。这里虽然是就企业的性质提出问题,而实际上是在思考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被演变的大问题。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 同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他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很显然,毛泽东是把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形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预见,被苏联最终解体的历史悲剧所证实。
&预见之四，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当50年代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时，毛泽东就首先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此后毛泽东还多次讲到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正是按照西方的谋划和意图，通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一些叛徒窃据了苏联领导权，把苏联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种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丑恶表演，深刻告诉我们：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图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说当年毛泽东的科学预见，还主要是从警示的角度说的，那么这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预见性，今天已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解体的历史悲剧所证实，就更加具有现实的震撼力。
克勒尔：社会主义失败原因探究
克勒尔德国记者，主要在《共产主义工人报》上发表政论性文章。
苏共20大之后，特别是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之后，苏联共产党及苏联领导层越来越倾向于用修正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反映在那次会议的宣言中），解释和处理世界上各种重要的矛盾。
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
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已经不再应当被作为敌人来反对和打倒，而应当仅仅是作为可以与之“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对手。
修正主义过高估计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认为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他们认为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并不必然导致倒退，而是一种正常的行为。不断增长的独立要求也被容许，其结果就是德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不仅成功将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重要部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裂出去，而且得以开启一个在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重新洗牌的新阶段。
如果帝国主义不再作为敌人出现，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建立社会主义为了反对谁？将民众联合和动员起来又是为了反对谁？结果帝国主义受到鼓舞，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全面渗透，而不再是一个宣传品。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对于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而言，“和平过渡”的导向意味着阶级之间的调和。结果，无产阶级被解除了武装，不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无法阻止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随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逐渐削弱，避免苏联垮台的一个重要保障因素消失了。
随着欧洲修正主义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发展，西欧最大的几个共产党公开断绝了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修正主义者在政府和工会中与社会民主派达成和解，使得先前的革命政党——法国共产党（CPF）、意大利共产党（CPI）和西班牙共产党（CPS）内部的机会主义大获全胜。人民阵线的传统遭到了背弃，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的取向和立场。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苏联的垮台。
被压迫国家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层把各国风起云涌的解放斗争看成是对世界和平的干扰和威胁。苏联认为应该优先考虑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联盟，而不是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革命力量及其政党。国家问题被置于社会问题之前优先考虑加以解决。修正主义者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观念，即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同所有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占上风的主张是，同那些以社会主义阵营为筹码改善与帝国主义关系的政府联合起来。结果，曾是无产阶级后备军的发展中国家群众，越来越再度变成帝国主义的后备军。这也是导致苏联垮台的重要因素。
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及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
帝国主义被简单等同于美帝国主义。这一观点忽略了其他帝国主义大国，虽然这些国家在1945年以后日渐依赖美帝国主义，但它们与美帝国主义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调和的策略取代了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策略，并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CSCE）上遭到彻底失败。在那次会议上，帝国主义获得了充足的空间对社会主义阵营施加影响。它们巧妙地利用并加深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结果，东欧国家和苏联之间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形成的联盟瓦解了。这也是导致苏联垮台的重要因素。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
苏联共产党高层试图孤立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革命政党，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挑衅，导致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与此同时，苏联共产党对“南斯拉夫道路”采取调和态度。结果，“民族共产主义”形成了，农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等反动力量增强了。同时，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施加支配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苏联共产党丧失了革命的立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力量迅速变得强大起来，并转而投靠帝国主义，因此，军事干预成为当时苏联避免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唯一方式。这种方式削弱了社会主义作为人民群众追求自由解放的组织形式的说服力。社会主义阵营内的离心力增强，这也导致了苏联的崩溃。
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
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无产阶级因此丧失了其领导地位和历史使命。苏共采纳了“全体人民的国家和政党”的辩护理论，从而不再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
民主的中央集权制蜕变为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苏共对人民隐瞒政府的缺点和不足，而不是动员群众帮助克服些缺点和不足。革命者被“社会主义不可逆转”的神话、“进入共产主义”的幻象和妄自尊大所麻痹。随着企业的相对独立性的增强，人民群众的财产权不断流失。科技创新不再借助政治觉悟，不再依靠工人阶级，而是由技术官僚独断专行，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报喜不报忧的作法成风，模糊了党和群众对现实的认识。经济计划被强制推行，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