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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resty/1.9.7.4浙江启示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篇大文章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浙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脱颖而出，走在了实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前列。　　一年多的调研工作，使我们亲眼目睹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切实体验到了浙江在改革开放中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以及相应的体制变迁。一年多来，我们感触最深的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从本省实际出发，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成功地摸索出了一套驾驭和管理市场经济的做法和经验。这套做法和经验体现了的要求，不仅有力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对于完善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提供了有益启示。这是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浙江政府管理经验的重要意义所在。　　一直以来，外界有一种印象：浙江的发展靠市场力量、靠民营经济，政府“无为而治”。然而，浙江改革开放的实际历程表明：浙江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民间自发的力量，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活力。浙江成功的真正奥秘在于：把社会的自发力量与自觉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把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的科学规划、有效调控结合起来。一句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就了浙江奇迹。　　浙江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坚定不移地以市场为取向的，浙江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始终围绕着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进行。经过改革，浙江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实现了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微观干预转向宏观调控与统筹发展、从国有经济管理为重点转向全社会管理等三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管理行为方式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浙江从党的十五大以来，先后进行了四轮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大大缩小了直接管理的行政审批范围。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促进了政府机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1978年至2000年，浙江省政府的相对规模缩小了约50%。　　在坚决转向市场经济的同时，浙江省委省政府重新定位政府职责，重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功能，促使各级政府从过去管得过多，也管不好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将政府职能转移到加强公共服务职能，全面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依法加强市场监管职能等方面来。政府既不是大包大揽，也不是“无为而治”。“转变职能，服务有为”，是浙江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特点。　　政府“服务有为”主要表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科学的规划，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二是集中政府资源为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三是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法制环境。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科学的有前瞻性的规划，需要正确的发展战略。但市场本身无法产生科学的规划，也不能自发地履行正确的发展战略。这个责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要由政府来承担。浙江省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越来越自觉地根据本省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起到了统筹发展的良好作用。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缺失是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普遍问题。浙江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全面均衡发展问题，适时地利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采取转移支付、公共财政等一系列措施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全国率先实行了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比较完善的城镇社会保险体系，保证了利益关系处于重大调整时期的社会的安全稳定，将改革、发展、稳定有机地统一起来，促进浙江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的健康发展。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制经济，但社会的信用度和法制水平的提高，不是自发的，而要靠社会的自觉努力。如今浙江小商品行销全球各地，浙商商誉不断提升，这和浙江不断地努力营造法制环境和打击假冒伪劣密不可分。　　通过调研，我们还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各级党政部门之所以能够比较好地履行政府职责，做到科学管理、服务有为，重要原因在于浙江在改革中始终重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行的。浙江经验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优势，即把市场因素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通过政府调控，把人民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统一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浙江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成功范例。　　浙江的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的成就，取得了重要的经验。浙江的经验不仅属于浙江，也属于全国。浙江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验和做法，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还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浙江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在不断摸索确定和调整政府管理的内容与边界，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管理领域和对象，划定政府管理权限并进行及时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与公民不是对立的，而要建立起协调共赢的和谐关系。这是浙江给我们最重要的理论启示。如何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何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09-12-30 &匿名提问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形成。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如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医治战争的创伤，克服恶性通货膨胀，摆脱贫困状态，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都起到了显著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广泛，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经济结构日益复杂，社会需求日益变化，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深入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其表现主要有：一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的过多过死，企业成为国家机关的附属物；二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三是分配方面“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严重；四是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方式单一化，一味追求“一大二公”等。这种经济体制使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使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严重压抑，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对这种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才是必由之路。（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实践探索的必然结果要从根本上改革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成为必须探索的重大问题，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领导我国各族人民经过14年的探索，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在经济调节方式上，排斥市场手段对经济的调节。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使我们逐步摆脱了传统的观念，形成了新的理论认识：1979年11月，邓小平对这种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对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大次代表大会肯定了这种构想。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精辟论断，正式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末，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他经历了漫长的理论变革和实践发展过程，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我国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我国迎接各种挑战，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商品经济、优化资源配置、融入全球化浪潮的需要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必须具有充分发育和完善的市场体制。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市场方式配置资源要比计划方式配置资源更为有效。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而世界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经济，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尽快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紧密接轨。否则，我们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期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以及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们生活水平持续上新的台阶，充分证明，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一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包含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属性。这样的理解无疑是言之成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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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障部就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答记者问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９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副部长王东进、张小建就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回答记者关于政府今后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问时，郑斯林说，我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有１０年，但已取得较大进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三个险种参保人数都已经超过１亿人，其中养老保险已经达到了１.５亿人。 郑斯林说，由于我国社保体系建立的时间短，加上人口多，底子薄，过去没有积累，因此存在着很多困难。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可持续正常运转的机制，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下一步将采取４个方面的措施：一是继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把覆盖面从原来的公有制经济扩大到各种所有制经济；二是进一步加强基金征缴，提高收缴率；三是加强法制建设，积极推动社会保险立法；四是促进再就业。郑斯林说，国务院今年已决定把完善社保体系试点面由辽宁推广到吉林和黑龙江。我国将逐步建立起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 全力完成新增就业９００万人的任务 就采取何种措施实现今年就业目标的问题，郑斯林说，就业压力在今后若干年内始终存在，形势严峻。最近几年，城镇中每年大约需要为２４００万人安排工作，包括８００万的失业人员，６００万的各类企业下岗人员，另外每年新增劳动力１０００万。今年提出要新增城镇就业９００万人，任务十分艰巨。此外，中国农村有５亿劳动力，现在从农业转移出来从事二产、三产或者进城务工的接近１亿人。农业生产大约还有１.５亿人的富余劳动力需要分流。 郑斯林说，我们对完成今年确定的就业任务总体上是充满信心的。采取的措施可概括为“两个落实”“两个加强”。落实目标责任，把新增９００万人就业目标按地区层层具体分解下去；落实各项政策，包括减免税费、小额贷款、鼓励自主创业等优惠政策，发挥政策促进就业再就业的力量。加强对求职人员的服务，包括职业介绍、培训工作；加强长效机制的研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就业问题。 稳步推进农村的保障制度 在回答记者关于农村如何建立保障体系的提问时，郑斯林说，我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把农村保障制度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养老、医疗、低保等农村保障制度的试点。但由于农村人口特别众多，各地发展不平衡，要全面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郑斯林认为，当前，农民的社会保障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农民的耕地，这是农民最基本的保障。因此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对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应该给予合理补偿，并尽可能安置失去土地的农民就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也正探索把土地作为一种社会保障来入股等一些新机制。 切实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就如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问题，王东进说，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粗略统计有９０００多万人，已是产业工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要采取公正对待、加强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 王东进说，要清理近年来不利于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的政策规定，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探索更加灵活、更加适合于农民工参加的社会保障制度；突出解决用人单位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主要是清理陈欠，控制新欠，不要再发生拖欠的情况，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筑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建立起长效机制，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健全欠薪保障制度、工资支付制度等，用法制的手段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和城市职工一样的保护。 就如何解决一些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再就业问题，张小建说，首先要确保他们有再就业出路、被拖欠的工资和社会保障费有着落才能关闭破产，同时运用再就业优惠政策来支持这些职工转岗、转业，鼓励他们进入服务性企业。还要加强培训和就业服务，为这些职工自主创业提供更好的环境。（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缺失及其原因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缺失的现状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他们虽然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长期以来却被社会保障制度拒之于门外。首先，从社会保障最核心的失业保险方面看。城市居民在失业期间有失业补助，但农民工却没有，在失业期间，他们多数是靠自己过去的积蓄生活，戴靠向亲友、老乡借钱生活，也有一小部分人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家去。据学者调查，前者占77．2％，后者仅占14．6％，并且无一例得到劳动单位或地方组织的帮助。其次，从医疗保险方面看。农民工尽管是以青壮年为主的群体，但生病也是在所难免的。据前述调查显示，有36．4％的农民工生过病，甚至多次生病。他们生病以后有59．3％的人没有花钱看病，而是仗着年轻，体质好，硬挺过来的。当然另有40．7％的人不得不花钱看病，但看病支出绝大部分是自费，用人单位为他们支付的不足实际看病费的1／12。再次，从住房上看。农民工是无缘享受福利分房戴在政府提供补贴情况下购买商品房的。他们解决住房的途径是：戴租房，戴借住用人单位的住房，戴利用废旧材料搭建简易住所。最后，从劳动时间上看。农民工的劳动也谈不上什么劳动保障体制。农民工一旦有工作，他们的劳动往往是大大超时的。据前述调查，符合劳动法一天工作8小时的仅占1／4，有3／4的农民工都属超时劳动。另外，像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就更不要说了。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缺失的原因 1．体制上的原因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缺失的根本原因。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城乡严重分离，“农民”二字便长期被作为一种身份标记，成为身份卑微、社会地位低下的代名词。农民及农民工也就当然地成了城里人眼中的“二等公民”。这样，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冷眼农民工也就不足为怪了。但存在未必就是合理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消极作用已显而易见，它造成了城乡严重不平等，使农业滞后，农民收入低下，并进一步影响到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以及传统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必将会被一元的居民社会所替代。“农民工”这个概念也必将成为历史的陈迹。当然，也就不会存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了。 2．立法上的原因 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养老、失业保险费的征缴范围为：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据此，用人单位只为本部门的“城镇职工”缴费是不算为过的。因为这是有法可依的。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国《宪法》第45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因此，社会保障权应是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权，而不应成为少数“市民”的专利。 3．思想观念上的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承担城镇居民特别是下岗职工社会保障的负担已经是异常沉重了，因而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已无力承担。这种单纯从经济视角来看待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观点显然违背了一个基本常识，即中国政府是全民政府而不是“市民”政府。城镇社会保障负担沉重并不构成不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当理由。况且，中国经济已持续高速增长了20多年，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也在逐渐增强。那种以国家财力不足作为不考虑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理由已越来越不充分。同时，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代价估计过高也是一个误区。虽然政府承担相应的财政责任是必要的，但主要责任却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现实政策的引导来调动雇主和农民工分担责任的积极性。另外，还可以动员社会资源。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工虽然从事工人职业，但他们仍是农民，并还有土地，如果他们在城市里无法生活，还可以回农村去。因此，完全不必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其实，“农民”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标记，而只是一种职业。农民工已逐渐从这种职业中分化出来，成为非农职业的劳动者，他们和农村社会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因此，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愿意回到农村队伍中去。另外，农村土地的生活保障功能也在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多、种地成本的不断上升、农产品的价格逐渐下降而逐渐削弱。因此，该观点既不符合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意愿及现实选择，也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t2326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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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落幕，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未来改革路向引人关注。我们以为，简单的猜测、抱怨，或是呼唤、推断，都不能代替冷静的、深入的思考，不能代替顶层设计到基层实验的改革准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在近日指出，“不改革可能不会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这种历史观给人启示，也使人更加看重历史的经验。当此之时，回首20年前中国改革在低潮时从徘徊、酝酿、策划到重启的全过程，正大有裨益。为此，我们特地在此摘要转发财新《中国改革》杂志第12期文章，期待回顾昨天，能使我们更加坚决和理性地迎接明天。――编者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推出新愿景之时，重启改革终成共识。20年前，同样处于历史的紧要关口。中共中央在1992年6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同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正式确定这一目标，日闭幕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通过实施改革的50条行动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50条”)。从1994年开始，改革按照此规划“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势不可挡。
　　历史性选择
　　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江泽民总书记作大会报告。当谈及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他说：“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大会堂内掌声雷动。　　“市场”与“计划”的争执持续经年，党中央最高决策层也在思考。　　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这正是邓小平在会见外宾、视察上海和高层内部谈话中几次阐明的观点。　　从8月中旬起，江泽民着手筹备召开一轮专家座谈会。座谈会的目的，是为次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思想准备，主要是“考虑十四大提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该用什么样的提法”。　　先后有20多位专家参加了座谈会，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林毅夫、王慧炯；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张卓元、蒋一苇、陈东琪、李琮；国家体改委的江春泽、杨启先、傅丰祥；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还有多位负责介绍国际动态的专家，如《人民日报》的崔琦等人。　　　座谈会主要讨论三个问题：首先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中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东西；其次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在深入讨论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　　首次座谈会于10月17日召开，至12月14日结束，共用了五个半天和三个整天，参加者们称“十一个半天”。　　座谈会在10月间举行了两次，这两次的重点是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现状，探讨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与会并发言的有12人。　　人们在讨论中认识到，资本主义没有灭亡，甚至更强大而有竞争力，市场经济体制有生命力，且一些原始市场经济的弊病在后来得到了改良和改进，其中就包括宏观经济管理。　　12月6日和12月9日，专家学者与中央领导以四个半天的会期讨论第二个议题，即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　　有参会者回忆说，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苏东共产党垮台，最重要的是经济因素，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竞争中惨败了，败给了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国家。　　作为会上活跃的“少壮派”，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树清的发言全面而犀利，直指苏东国家经济体制的弊端：党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抓”“搞”太多，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把二者看做是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的社会经济制度；教条主义地理解公有制，认为越公越好、越大越好。　　讨论从12月10日进入第三阶段，讨论中国改革自身的问题，题为“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当时，很多人的发言都要跟马克思主义挂钩，而吴敬琏则直截了当引用新古典经济学。他很鲜明地提出以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来解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他还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描述为在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年轻学者，着眼于以市场为核心的整个体系，而所谓市场就是能形成竞争性均衡价格、能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的制度，在规范的市场上能够形成价格信号，从而引导资源配置。　　据与会者回忆，江泽民主持并出席了全部会议。他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但有许多现场点评。此外，乔石、姚依林等领导人有时间便来听会。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
　　小平南巡
　　中南海风向渐转，但局势尚未明了。在党报舆论场上，直到1992年初，“市场经济”在较量中依然处于下风。　　日，邓小平携家人从北京站出发去南方“家庭度假”。　　1月19日上午，火车到达深圳。邓小平每一处的谈话都紧扣改革。　　针对过去两年中姓“资”姓“社”的讨论，邓小平直言，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即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了重要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月23日上午，在从深圳蛇口码头乘快艇前往珠海途中，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15名政治局委员表示，完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一文，生动描写了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的经过，并首次公开披露了南方谈话的部分内容。3月3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此文。　　至此，“市场经济”光明正大地进入公众视野。
　　总要有个目标模式
　　十四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　　日晚，江泽民给时任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打电话。他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请体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议。”　　陈锦华立即请刚从上海调任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的楼继伟组织座谈会。　　楼继伟约请了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四川等几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召开座谈会，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采用哪种提法更好。　　在座谈会上，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易振球认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到收入分配，再到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并不矛盾。易振球讲得很系统。其看法也获得绝大多数参会者的赞同。　　会后，国家体改委将可以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议写成报告，直接呈送江泽民。当时，十四大报告起草组已经拿出第一稿，文中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月30日，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报告第一稿。他强调，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要讲清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改革者也在通过其他渠道向江泽民进言。4月30日，吴敬琏与他经济学领域的同事――周小川、李剑阁和吴明瑜在多次讨论、修改之后，向江泽民提交了《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的建议》。　　在建议书中，吴敬琏等人梳理了十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提法的演变，并建议在十四大把这一论述提到一个新高度，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做出新的科学概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江泽民预定6月9日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这次讲话将为十四大定调。　　5月下旬，讲话起草组已经概括出了三个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讲话前，江泽民再次多方征询意见，斟酌是否适合在党校讲话中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他说，上述这几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中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还可以继续研究，眼下不必忙于做出定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全场热烈鼓掌。　　江泽民还对“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作了阐释。他在讲话中批评有些人“很少看到市场对激励企业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看不到市场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看不到它对优化资源配置所起的促进作用”，同时指出“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物资配置到能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　　此后，根据“六九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起草小组进一步修改十四大报告。　　　　进展并非一帆风顺。1992年七八月间，起草十四大文件的班子中有人提出，把调子往下降降，打算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成报告中的第三级标题。　　同在起草组的刘国光坚持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当下最重要的，应该放在第一级标题。　　在看到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后，吴敬琏于9月5日再度上书江泽民：“把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进一步阐明，也是本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最重大的发展，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深远，应当用有分量的语言加以概括和评价。”并直言不讳“目前的文稿似乎体现不足”。　　此时，江泽民决心已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面旗帜。
　　从纲领到行动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应的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与实施方案。　　日，由2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进驻北京西郊的玉泉山。　　起草组用三周多时间完成了提纲，于9月9日完成第三稿。经中央审议修改后，下发全国征求意见。与此同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还就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组织了有300余人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到各地开展了广泛的调研，为起草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　　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草案于11月14日获得通过时，是正式讨论稿的第八稿。文件除开头和结尾各一段简短的文字外，主体分为十个部分，共50条。所以，该决定又被称为“50条”。　　“50条”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提出，由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组成的“五大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由此，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十四大提出的总体目标，具体化为行动纲领。　　“这五根支柱，是迄今最好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时隔19年，许多专家仍如此评价。　　20年前的改革大策划彪炳史册，却也难免受到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其实施过程中也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早在十四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即曾提出若干需要在中期研究解决的改革问题。但是，因缺乏共识或囿于内外部条件不足，多数只是破题。　　这些未完成的改革课题，包括国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社保体制改革等，至今仍是未完成改革中障碍最多、难度最高、争议最大的内容。　　十八大已然落幕，始于十八大的历史才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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