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多媒体数字报刊
第01版：要闻
深刻认识把握新常态大逻辑
——一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评论员
“十二五”规划圆满收官，“十三五”规划建议审议通过，发出了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的信号。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科学判断中国经济所处的历史方位，主动作出适应新形势新发展的战略选择，至关重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做好新时期经济社会工作的纲领性思想，对于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认识新常态要到位。首先是正确认识经济增速，真正理解增速逐步放缓是客观发展使然，是符合国际经验所支持的经济发展规律。由此，才能驱散“经济悲观论”的雾霾，摆脱“速度依赖症”的困扰，避免加大刺激手段、强行推高经济，防止矛盾进一步积累拖延甚至引发诸多风险。其次要看到增长动力转换、经济结构再平衡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例如农业、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上升；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等等。在这些升降起伏之中，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和退出，先进生产力不断生长和扩张，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这些都是客观趋势，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有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适应新常态要主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把着力点放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有较高效率支撑的增长，才是符合我们愿望的新常态。如果增速下降而效率没有改善，不仅过去经济高速扩张掩盖的诸多矛盾会暴露出来，而且会陷入减速过快、加剧矛盾的困境。主动适应新常态，就要紧紧围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个基点，调整宏观调控思路，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立定向调控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功夫；调整地方发展思路，改变过去以GDP论英雄的偏好与思维定式，将更多资源和精力用于加强市场监管、创新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上；调整企业转型升级战略，把研发创新、工匠精神作为生存发展的关键，真正把价值创造作为企业立足的根本。 引领新常态要作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将面临复杂的系统转型，也意味着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实现新常态下的新发展，不能坐着等、站着看，只有加快改革，才能闯过关口，推动经济迈上新台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和必然要求，也是解决现实问题、谋划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它既要求我们调整存量，下决心、下大功夫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把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中释放出来；也要求我们培育增量，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税负，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和内部增长潜能，为传统产业挖掘新动力，为新兴产业开辟新空间。 发展要靠改革，改革要靠思想解放和理念创新。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尤其要强调摆脱惯性思维、树立科学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各自有其深刻内涵，又相互联系贯通，为做好新常态下的各项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引下，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握时不我待的历史性机遇，创造中国经济更加光明的未来。 > 发展新闻 > 
解读：如何实现两个“中高” 适应引领新常态
  |  来源：   |  作者： 辛闻  |  责任编辑： 王虔
关键词： 中高 新常态 公报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于10月29日发布。十八届五中全会为“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方向、勾画蓝图，万众瞩目。公报强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提到了两个“中高”，一个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还有一个是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还是直面新常态，增速换挡期的一些问题也会集中体现，要实现这两个“中高”，适应、引领新常态，给出了怎样的路线图？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对此作出解读。
赵锡军认为，两个“中高”是针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新常态的经济和可能会面临的挑战，当然也是由现在战略机遇期的好处和基础，再加上翻两番的目标确定下来的，主要还是在经济产业两个方面考虑。
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如果说按照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一是人均GDP翻两番，总规模翻两番，按照这个来测算，意味着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平均增长6.7%左右。这个目标比原来我们说的10%、9%以上的高速发展的目标要低，但是比很多国家，比全球平均水平2-3%还是要高很多。所以，我们定位叫作“中高”发展速度。这是我们的定位。
从产业的层面来讲，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但不能说我们是制造业的强国。原因是我们现在的制造业还是在整个制造业产业链条中的低端、初级、劳动密集型、对环境还有影响的这么一个制造业。将来我们要发展的目标，在未来5年要把这个低端的状态慢慢地在产业链上转型，在产业链上向中高端发展，进行调整升级。这种升级意味着现有的一些落后的产能就要淘汰掉。这倒是好做的，只要考虑到就业、财政收入这些东西。关键是向中高端发展，怎样才能做到这一步，有可能就要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创新，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向中高端发展，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产业的中高端不仅仅是制造业本身，另外还有很多别的方面的东西。比如我们的结构，要从现有的以投资拉动转向更多从服务和消费这块来发展。产业领域里怎样发展好的，为中高端的产业提供好的服务，为消费领域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制度的安排等等，这些恐怕也是在向中高端发展过程中，在未来5年中我们要做的工作。
杨团认为，这部分是在创新发展理念下特别提到的，真的要达到这两个“中高”的话，原来提过“互联网+”，这次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很明确的是要落实这些行动目标，一定要有好的行动计划，要去实现分享经济。这部分的行动计划在文件里也谈到了。比如在科技方面怎样做一些重大的科技项目，组织一大批国家实验室。比如在工业方面，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实现“工业强基”工程，这些都属于行动计划，在科技方面的，在工业方面的，也提到了要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一套市场环境、产权制度、融投资体制、人才引进、分配制度等等，这就属于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也要适应“两个中高”的推动。后面讲到政府要做简政放权，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等等。这套东西，讲得相当清晰和完善，目标清楚，大的重要的措施也是非常清晰的。这些都是本着一个创新为主导的方向来推进的。如何认识新常态
如何认识新常态
日，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新常态。他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同年12月9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详尽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并强调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一重要论断将新常态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新常态，就是经过一段不正常状态后重新恢复正常状态。当然，这种正常状态会有别于前一正常状态。贯穿在常态-非常态-新常态中的主线，是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人类总是经历事物的正反面发展、总结正反面经验，才对事物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与本质。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结果，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真实表现。新常态主要特点：一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布局结构方面，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经济发展动力方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
一、新常态的历史背景
（一）社会原始积累已经完成。
社会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供求关系易位。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商品供不应求，社会上有专门从事采购的采购员，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产品均需凭票据、凭关系购买，化肥、农药要有条子才能买到，家用电器电视、冰箱、自行车等，没有条子即便有钱也不好买到。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供需关系逐渐平衡，进入二十一世纪供给开始大于需求，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口受阻，导致大量出口产品卖不出去，工厂停工，工人下岗，大量农工返乡，中小企业大量关作战方案停。
二是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我国外汇储备亿美元，亿美元，.59亿美元，2002年之后，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第二年，外汇储备成几何数增长，从2002年的2864.07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2014年的38213.15亿美元和38430.18亿美元。同时，对外贸易由八十年代前的逆差转变为巨额贸易顺差。
三是社会财富急剧增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1978年至2011年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社会财富总量急剧增大。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亿元，比上年增长7.4%；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3650.2亿元，经济总量增长了174倍；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按1978年计算为2825.4%，经济增长28倍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1978年计算为606.7%，增长了6倍多；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积，2014年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171.42倍，约等于经济总量增长倍数。当然，由于统计口径不一样，一定范围的误差是允许的。
（二）国家人口红利即将用尽。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2013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有资料显示，“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著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趋势，已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
（三）经济刺激政策陷入困局。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投资、出口、消费被称之为经济发展的三套马车，其中投资占中国经济发展的比重不断扩大，特别是在遭遇经济困局时，这一点，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最为明显。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了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出口受阻，农民工大量返乡，中小企业大量关停，中央政府被迫启动4万亿拉动性投资计划。然而，大量的社会投资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通胀问题，使得政府宏观决策陷入“两难”之中，要么，增加投资促增长，货币供应量就会加大；要么，减少货币供应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就会放缓，宏观决策处于左右为难之中。
日，人民日报人民要论发表了《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文中写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对我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明确宣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追根溯源，新常态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经济规律的现实表现；研究经济规律、遵循经济规律、把握经济规律，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
二、经济危机与社会公平
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周期性经济危机时有发生。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1837年1847年英国又分别爆发二、三次经济危机。1856年至1857年法国、德国和美国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并迅速发展成为第一次，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呈周期性爆发，直到最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给经济发展乃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危害，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公平发展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研究方向。
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会议上发言--《工资、价格和利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其中有关于工资、物价与利润之间的关系，更著名的是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家、地主剥削工人、农民秘密，以及社会不公存在的根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马克思在解答工资与价格（物价）的关系时，无意中为当代社会主义找到了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如何解决社会公平、如何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发展之路。
马克思在反对韦斯顿的关于“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或调节的”中指出，“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任何长期变动。”
毫无疑问马克思为工人运动争取工资的增涨做了最好设想和注解，在一定程度内，工人运动的确能够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目标。
马克思与韦斯顿的观点冲突主要在于，韦斯顿认为工资的普遍上涨只会带来通货膨胀，而不会给工人带来实际的好处。而马克思则认为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只会导致一般利润率的降低。
马克思在反驳韦斯顿的观点时谈到：“我们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工资是劳动价格的一种称呼，就是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劳动的价格来调节的。既然“价格”是交换价值--我说的价值都是指交换价值--即用货币来表现的交换价值，于是这一原理就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决定的”，或“劳动的价值是价值的一般尺度”。&
但是，“劳动的价值”本身又是怎样决定的呢？这就使我们为难了，当然要为难，因为我们总是想依照逻辑来推论。可是，这个教条的维护者是很少从逻辑上考虑的。就以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来说吧。起初他告诉我们，工资规定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资增加了，价格也要提高。随后他又反过来向我们证明，增加工资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商品的价格也要随之提高，因为工资实际上是由工资所能买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来测量的。总之，我们在开始时说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在结尾时却又说劳动的价值由商品的价值来决定了。我们真是在瞎兜圈子，始终得不出结论。&
总之，我们把一种商品的价值，例如劳动、谷物或其它商品的价值作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和调节器，显然，我们只是躲避了困难，因为我们决定一种价值，用的是其本身又需要被决定的另一种价值。&
“工资决定商品的价格”这一教条，用它的最抽象的说法来表示，就是“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这种同义反复只表明我们实际上对价值一窍不通。要是接受这个前提，有关政治经济学一般规律的全部推论就都变成空洞的呓语了⑥。”
我们从逻辑关系上研究一下马克思的结论：“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马克思是用什么来得出这个结论呢？我不知道，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商品及商品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看，商品的价值是有三部分组成的，即生产资料或者说地租、工资和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工资是由必要劳动时间乘以劳动力的价格所决定的，而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是由劳动力的价格乘以剩余劳动时间或者再加上绝对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即：
商品价值（W）＝生产资料（地租）＋工资＋剩余价值（利润）
＝生产资料＋劳动力的价值&必要劳动时间＋劳动力的价值&剩余劳动时间（或者再加工作日之外绝对延长时间）
商品价格不变，工资上涨，势必引起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的下降，则进一步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剩余劳动时间（或者说绝对时间）的缩短，也就是说工资的普遍提高，是增加了必要劳动时间，而剩余价值（利润率）的降低是缩短了剩余劳动时间；即表现以“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剩余劳动时间”。
为什么工资的普遍提高会增加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其理论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此时间长彼时间短，不是一样“由时间来决定时间”，正像用马克思反驳韦斯顿“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一样的瞎兜圈子，始终得不出结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人的工资与物价循环上涨证明了马克思的部分观点并不正确。马克思的设想为社会主义实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贫富分化和诸多社会问题，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预和引导下，首先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逐渐降低企业利润率，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减少生产的相对过剩问题。其次在各行业和各企业逐步缩小企业利润率，切实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内部需求，有效克服生产的相对过剩，避免经济危机的形成和发生，实现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当然，马克思所设想的通过工人运动，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在资本主义国家是行不通，即便是罗斯福新政，使美国的基尼系数下降至0.4以下，社会贫富差距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私有制贪婪的天性没有改变，近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又在迅速扩大，基尼系数又回到接近0.5的高位。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是任何理论工作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彻底颠覆了谁养活谁的问题，也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不竭动力。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穷尽真理；不知其弊，就不知其利，更不能有效的继承和发展。尽管社会主义一度遭遇挫折，但其理论是永存的，其思想是博大精深的，也必将为后人所发扬光大。
三、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
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后，极大程度上推动社会公平的发展，受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快速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资本主义被迫实施社会改良，采取国家干预主义，将大量私有企业国有化，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市场不再是万能的，而是计划行政干预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发展混合经济，摆脱经济危机。同样，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并非完美无瘕，计划经济，一大二公，不仅抹杀了劳动人员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也使得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推动了优势，社会主义国家被迫实施改革。
社会公平与生产效率可以说是对立的统一，过分强调社会公平就会有损生产效率，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过分强调社会公平，而忽视人对物质生活正常需求，社会生产效率下降，由于社会生产效率不高，社会公平基础也发生了动摇，结果导致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对比中败下阵来。同样，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其资本高效配置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有力的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效率极大提高。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贪婪，垄断组织、垄断价格的形成，贫富分化不断扩大，阶级对抗不断加剧，周期性经济危机时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发生又严重影响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团结稳定、和谐发展，即需要社会公平又需要生产效率，在社会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强调生产效率，在保证生产效率的基础上维护社会公平，才能更快更好的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全面公平发展。
中国之所以要改革开放，也正是因为生产效率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人民物质生活保障得不到较好的保障。建国后三十年，人民毅然过着清贫的生活，生活水平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和提高，明显与时代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对称。改革开放解决了生产效率问题，使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改革开放虽然解决了生产效率问题，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也在不断攀升，社会贫富分化将最终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确保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所在；坚持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提高和维持社会生产高效率的动力源泉，二者缺一不可。
　　四、增长率与阶段论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工资、利润与就业相互作用，互为一体。就业需要社会财富原始积累，没有充分的社会财富积累，就很难实现充分就业；而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需要较高的企业利润和较高的社会平均利润率，才能完成社会财富积累；而利润率的上升势必导致工资的下降和低水平运行。同样，社会财富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后，仍然保持较高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即垄断价格的大量出现，就会导致社会需求严重不足，从而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一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证明，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由于较高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同样也会面临周期性经济疲软。
（一）社会就业阶段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财富处于快速积累阶段，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的冲突；由于社会财富基数成倍增加，使得增加就业变为现实，而就业的增加又反过来推动了消费，加大了需求，需求的增加又促进了投资的增加，投资的增加又使得社会财富快速积累。
在新中国就业史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说明社会财富积累与就业量的关系。第一阶段，上山下乡阶段。一般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定居参加劳动。
毛泽东同志对这场运动的解释是：为了防止“”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另一种解释是：把毛主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转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应该说两种解释都说的过去，但都不准确，应该说两种成份都有。传统社会主义认为，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和在和文革后基本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可以说，上山下乡也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之一。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中共对知青返城后，出现诸多问题的一种反应。在一定意义上，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解决了城镇居民适龄人口就业问题。
第二阶段，精耕细作阶段。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曾经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前，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其经济发展都是缓慢的。特别是在农村，在一大二公的背景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无非是挣工分，工分有了，就可以分得口粮，没有工分就没有口粮。个人普遍缺少创造力和实干精神，平均主义，严重损伤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很难有新的突破和发展。
七十年代由于农业大型机械逐渐投入生产，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中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一方面，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是以大型农机耕作为标志，大型农业机械的普遍使用，必然节省大量的农工，就会出现农村劳动力过剩。剩余劳动力由于缺乏大量的社会财富积累，无法形成有效投资，没有大量的资本投入，将无法及时转移投入工业生产，就会出现失业或变相失业，就会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就会出现普遍的消极怠工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实际生产又不需要那么的劳动力，加之，大型农机的使用，必将导致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增加。历史上，王朝的更迭大多是以大量的无业劳动者，在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时，形成的流民，冲击乡镇和城市发生暴动完成的。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说暂时减缓了农业现代化，但切实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和劳动力就业问题，两问题的解决使得中国农村出现了几十年的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
第三阶段，农民工进城阶段。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发展，农民工进城数量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沿海一些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社会财富原始积累逐渐完成，在城市化过程当中需要大批的外来工，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由于外出打工可观的收入，使得大量农民在对比务农与打工的收入时，毅然决定选择打工，而非留守务农。
未来中国社会还出现第四阶段，即后城市化阶段。其主要表现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特别是农业化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再不是以往精耕细作的方式，而是以机械化、信息化和规模化为基础，进行农业播种、管理与收割。同时，农民工一词也将成为历史，社会只有分工不同，而没有太大的城乡差别。
纵观新中国就业史，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低工资、高利润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社会财富快速积累的客观要求，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再次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一旦城市化完成，如果不提前加以修正和制约，势必出现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由于劳动力短缺，没有新生消费市场，需求就会出现不足；同时，由于工资上涨，就会出现投资不足；需求不足加上投资不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将受到重创。加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出口为导向，如果出口再同时受到打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二）经济发展阶段论。
经济增长率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社会财富原始积累阶段，都需要高额的社会平均利润率，而社会财富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后，如果继续保持较高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势必会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严重时就会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
首先，社会发展处于原始积累阶段。或者说是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财富的原始积累尚未完成。这时社会和企业为了完成社会财富的原始积累和企业扩大再生产，需要实行的是高利润率、高投资率、高增长率和社会财富的高积累。
一是社会财富过快集中有利于扩大再生产。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设备，而民族工业在起步阶段通常是资金设备不足，这时高额企业利润率和高社会平均利润率，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利润，企业财富迅速增加，有利于企业实施扩大再生产。
二是企业的高回报率有利于外部资金进入。一个开放的市场，当社会平均利润率较高时，投资的风险系数又相对较小时，必然会引入大量的外部资金。外部的资金的大量进入，又会推动社会投资的迅速增加，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三是社会的高投资率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当整个社会平均利润率较高时，利润必然可观，势必会引起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外部资金的大量进入，而这些资金一旦进入，由于高额利润回报率，资金势必滞留在市场内，追求更大的长期利润，在综合作用下，社会的投资会处于高利润，高投资状态，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必然的。
其次，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完成阶段。此阶段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了社会高利润率、高回报和高投资率之后，社会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工业化进程，城市化也处于基本完成阶段，社会扩大再投资规模已接近饱和，交通运输、水利、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已日趋完善，如果在继续实施扩张性强刺激经济政策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一是高利润率会导致社会财富的过分集中，造成贫富分化和阶级、阶层对抗。在社会高平均利润率情况下，由于高利润率的存在，社会和企业生产每完成一个周期，就会有大量的财富集中在资本拥有者的手中，而普遍劳动者所占社会和企业增加值的比重却很小，这样社会财富必然加速集中资本所有者囊中；从而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形成两极分化，造成仇富、仇官的畸形心理，并有可能形成新的阶层对抗和冲突。
二是高利润率会造成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社会生产相对过剩，诱发经济危机。由于社会的高平均利润率，造成社会财富的快速集中，而普遍劳动者的工资增长较慢，从而形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如果外部市场继而受阻，就会产生社会的总生产相对过剩，社会投资下降，失业率上升，并有可能形成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三是高利润率不利于社会主义财富的公平分配，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人民的幸福感。在社会高平均利润率下，社会财富分配不再是以按劳分配为主，而是以资本的分配为主，这样，社会就会快速形成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一旦形成，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荡然无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成为一句空话，人民的幸福感将不会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而上升，而是随着社会冲突的增加和治安的不稳定，而不断的下降，甚至完全失业社会主义信仰。
其三，工业化和城市化攻坚发展阶段。此阶段社会财富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社会财富大量增加，社会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和设备已不是问题，问题是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此时城市化已具备一定规模，但还远未能满足人民对住和行的需求，民族工业化也已基本完成，企业处于新型工业化转型中。此时，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处于“控物价”与“保增长”的“两难”之中。一方面，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政府需要扩大投资规模来拉动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投资规模的加大，势必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的投放量加大，又势必引起物价的上涨，形成通货膨胀。使得政府调控处于两难决策之中。
如何摆脱两难困局？如何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认清持续的高增长率是不能长久存在的，特别是在社会财富原始积累完成后。其次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有利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社会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推进社会公平发展。
一是新常态有利于提高社会就业率。当社会增长率较低时，短期看，由于社会平均利润率较低，市场自行投资规模不如高利润率时期，相应的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也不如高利润率时期多，对于增加社会就业岗位和提高就业率也许有一定的不利影响。长远看，低增长率减缓了社会财富集中速度，避免了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分化，普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社会整体需求进一步增加，社会投资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社会就业岗位虽然没有大幅度的增加，但是，社会总体就业岗位还在增加，就业更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能够保持较高的长期稳定的就业率。
二是新常态有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经济增长率和企业利润的下降，相应的劳动者收入的上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社会总体购买力就会上升，社会总需求就会增加，经济就会健康发展。反之，劳动者收入的普遍下降，或者说增长速度远低于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而社会平均利润率又居高不下，同时又没有大量的新生劳动力的加入，经济发展势必会遭遇重大问题和危机。
三是新常态有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人口红利，推动了持续高需求。二是劳动力市场低廉的价格，提高了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出口型经济推动了经济发展，逐步完成了社会的原始积累，使得社会财富和工业投资基数空前巨大。三是现代金融衍生品，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促进了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使得社会总需求继续保持发展。
四是新常态能够更好的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一方面，增加了普遍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大了社会购买力，加大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使得生产与消费趋于平衡，避免了社会生产大量过剩，能够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同时逐步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有利于社会公平发展。
五是新常态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精神文明建设。经济高增长率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贫富阶层的逐步分化，有可能出现阶层对抗。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穷人得不到有效的尊重和保障，生活压力大，社会地位低，就有可能铤而走险，对社会形成危害；甚至会出现穷人穷凶极恶习，富人为富不仁，社会治安混乱，人人自危，人民虽富忧危。新常态则不同，在主动下调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优化了产业结构，增加了普通劳动的收入，有利于推动社会和谐和精神文明建设。
但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绝不是放任经济下滑而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不再以单纯的经济高增长、GD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以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公平发展为前提，尽可能的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经济新常态应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转变，即能源消费型向科技创新型的转变，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投资拉动型向扩大内需型的转变。
总之，新常态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认识新常态在于探索经济发展规律；适应新常态在于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引领新常态在于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发展。只有全面理解、认识新常态，才能适应、引领新常态，才能增加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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