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赛尼：《追风筝的人》在阿富汗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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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追风筝的人》写到了一些关于族群冲突的敏感问题，而且是以一种相当开放、令人惊讶的方式，所以人们对它褒贬不一。腾讯文化：而且阿富汗在传统上是大家庭，所以这些故事也有了更多层次。
“《追风筝的人》写到了一些关于族群冲突的敏感问题，而且是以一种相当开放、令人惊讶的方式，所以人们对它褒贬不一。”2009年，《追风筝的人》作者胡赛尼回到阿富汗，看喀布尔的孩子放风筝2016年8月底，超级畅销书《追风筝的人》的珍藏纪念版在中国问世。距它第一次在中国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年，这本书在中国卖出了五百多万册。而这只是它销量奇迹的一部分——它被译成61种语言，在全世界一共卖出了3200万册。这一切都始于1999年的一天。当时，34岁的美籍阿富汗裔医生卡勒德·胡赛尼看到了一条新闻：塔利班开始禁止阿富汗人放风筝。胡赛尼的童年是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度过的。在当地，放风筝是很受欢迎的休闲活动，也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胡赛尼全家以难民身份移民美国，避开了此后阿富汗的长期动荡。为了更好地在美国立足，从小怀抱作家梦的胡赛尼，选择了当医生。在此期间，故国的各种消息从不同渠道来到美国，在美国的阿富汗移民社会传播。胡赛尼也一直在关注这些消息。当知道连放风筝也被塔利班禁止后，胡赛尼坐下来，写了一个小故事。这就是《追风筝的人》的雏形。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阿富汗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两年后，《追风筝的人》在美国出版。作为第一部阿富汗人创作的英语小说，它引起了极大轰动。迄今为止，胡赛尼一共写了三本书，三本书都与阿富汗有关。他说，希望这些书为人们提供从人性角度了解阿富汗的窗口。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写作的初衷。近日，腾讯文化对胡赛尼进行了电话采访。以下为采访内容。因为“9·11”，人们开始关注《追风筝的人》阿富汗山区放风筝的孩子。拍摄：路易吉·巴尔代利记者：写《追风筝的人》时，你还是医生。写这本书用了多久？胡赛尼：回想起来，这书写得出乎意料地快：2001年3月动笔，2002年6月发出初稿，总共15个月。当时我还有全职工作，所以那段时间我都从早上5点写到8点。现在我写一本书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几乎都有点嫉妒当时的自己。记者：这个故事的灵感从何而来？胡赛尼：灵感是我在看新闻时得到的。在阿富汗，放风筝是非常流行的休闲活动。但1999年春，有新闻提到，塔利班在阿富汗禁止人们放风筝了。看完这条新闻，我开始思索，然后坐下来，写了一个短篇。它本来是一篇关于放风筝的怀旧文章，但到后来，它变成了两个男孩的故事，这个故事与他们的阶级和家庭有关。我把这个故事放了两年。2001年3月，我重读了它。我发现，对这个故事来说，短篇太有局限性了。这个故事蕴藏着一本书的种子。我决定把它扩展成一个长篇。记者：这本书主要是根据你个人的经历和记忆写的吗？你还做了哪些研究？胡赛尼：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发生在1970年代的喀布尔。和书中的主人公差不多，我也出身于中上阶层，和他成长于同一个街区，读同一所小学。所以通过记忆，我基本可以重现我童年时代的氛围。第二部分发生在1980年代的美国湾区。这也是我来美国后生活的地方，我也能借用自己的生活经验。第三部分有点棘手——它发生在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而我在1976年就离开喀布尔了。(注：胡赛尼的父亲是外交官，离开喀布尔后，他们全家去了巴黎。)我希望这部分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不想凭空编造。为此，我和一些经历过塔利班年代和内战年代的喀布尔人交谈。他们见证了暴行。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聚会上，一位先生说，他在1990年代末回喀布尔，看到街上有一个男人在卖他的义肢——这样的事情，你是忘不掉的。书中不止一处用到了这些事。记者：现在想来，写这本书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胡赛尼：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没有对外讲过这个——当时我的电脑出了故障，书中第二部分许多内容都没了，我得在两个礼拜内重写这部分。这可能是我写作生涯中最疯狂的两个礼拜。记者：《追风筝的人》出版后，在美国长居畅销榜，也成了一本国际畅销书。你觉得它为什么在这么多读者心中引起了共鸣？读者给你的最常见反馈是什么？胡赛尼：这本书是2003年出的。因为“9·11”，阿富汗一时成了所有新闻关注的焦点，如果说这点对《追风筝的人》的成功没起任何作用，我就是不诚实。必须承认这一点。不过，这本书确实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在它出版很多年后，还不断有读者去读它。我想，它之所以能够长销，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性的人生故事：一个有缺陷的人想要克服自己的缺陷，成为更好的人。另外，它是关于家庭的：一个人想要努力获得父爱。它也是关于友情和兄弟之情的：一个人怎样弥补在这方面的错误。这些都非常贴近人性，即便不是阿富汗人，也可能有共鸣。我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人们最常说的是，我的书帮他们打开了眼界。他们曾认为阿富汗只是一个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的不幸国家，但我的书让他们认识了阿富汗人民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认识了阿富汗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在新闻之外，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人性的维度。阿富汗女性的生存状况，非常需要被讲述意大利著名摄影师路易吉·巴尔代利镜头下的阿富汗女性 记者：你的下一本书《灿烂千阳》从女性视角出发，写了两个年龄、背景差距很大的女性的悲剧。是什么推动你去讲这个故事的？胡赛尼：原因很直接，就是阿富汗女性的生存状况。阿富汗女性在历史上尤其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境遇，非常需要被讲述。此外，《追风筝的人》是一个男人的故事，我总觉得它对女性群体的描述非常单薄。所以在第二本书中，我决定以女性为主角。记者：从女性视角叙事，是否很难？胡赛尼：比我一开始想的要难得多。动笔很久后，我意识到每一页纸上都有我这个作家的声音，她们的声音和我的很像。但写了一稿、二稿、三稿以后，我对这两个女人非常熟悉了，开始想象她们是拥有自己的困境和希望的人物。当她们向我展示自己，而不是我生硬地去扮演她们时，她们逐渐变得真实。记者：在多年的战争与动荡后，你如何描述阿富汗女性的处境？胡赛尼：苏联人离开后，阿富汗落到了不同的武装组织手中，1996年又落到了塔利班手中。这样一来，维护社会正义的基本机制消失了：基本不存在有效运作的公共机构，整个社会完全凭本能和冲动行事。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成为受到最大伤害的群体。她们被当作打仗时的奖赏，被卖给别人当妻子，被禁止去上学和工作，被勒令戴面纱。她们得不到足够的医疗和精神医疗服务，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时，甚至不能上街。童婚现象也非常常见。阿富汗国土的85％是农村。在农村等保守的地方，女性的生活基本上一直都是这样的。但喀布尔此前更自由，更进步，有一个很大的女性工作者群体。所以对喀布尔的女性来说，她们受到的伤害最大，过得极其艰难。记者：所以在这段时间，喀布尔在女性权利这一方面完全停止了进步，或者说倒退了。胡赛尼：历史上，喀布尔曾多次出现为女性争取权利、提高女性地位的运动。1920年代，阿曼诺拉汗国王也尝试改革阿富汗。他让女性不用戴面纱，鼓励她们上大学，禁止16岁以下的女孩结婚，但他的激进政策激怒了很多人，他最后不得不流亡海外。但现在，在少数一些地方，情况在缓慢地发生变化。喀布尔的情况在变好，女性开始在政府等公共机构和媒体工作，你也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她们。但在大部分地方，女性的生活还是很艰难。要解决歧视女性的问题，阿富汗的道路还相当漫长。记者：你的书里充斥着悲伤和残酷的故事。在写作的过程中，你会感到有情绪上的压力吗？胡赛尼：不是说写完悲伤的场景，就该放下电脑，跑到一边去哭。这样的场景有时要写很多天，写很多版本。你得适当控制自己。当然，在一些场景里，我会对角色投入很深的情感，不然你就无法打动读者。你无法造假。记者：和前两本书不一样，你的《群山回唱》着重写的是移民经验。它和你成年以后的生活应该更接近吧？胡赛尼：写《群山回唱》时，我比写《追风筝的人》时年长多了。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我真正懂得了失去至亲是怎样一种感受，真正理解了死亡不是一个学术概念，一切可以怎样轻易地完结。那时，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对我来说，对家人和朋友的责任更重了，个人成就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更大了。说到个人成就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在阿富汗文化中非常普遍，在移民社会更是如此，因为你被两种文化撕扯。这些，都是我到了那个年纪才开始真正懂得的。所以，在这本书里，我探索了死亡的问题、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此外，“9·11”之后，我回了几次阿富汗，对那里的复杂性有了一手经验，它们在书中也有所反映。“在我的身份认同中，‘家庭’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胡塞尼与父母在阿富汗时的合影记者：你的三本书都围绕家庭展开，你写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这种联系令人伤感的破裂。如你所言，家庭在阿富汗人心目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去想象和讲述这些关于家庭的故事，是你贴近和保存阿富汗传统的方式吗？胡赛尼：家庭关系大概是我的书中最常见的主题。我写的所有东西，最后都会变成一个有关家庭的故事。我想，这是因为在我的身份认同中，“家庭”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它决定了我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我的生活和这个世界。所以当我写作时，如果不去想这个角色的父母是谁、姐姐是谁，我就会感觉这个故事是不完整的，然后，这些人物就会悄悄跑出来。我觉得，家庭本身就是非常有趣的组织，充满冲突和戏剧性，包含爱、嫉妒、憎恨、卑琐。这些情绪让人成为有趣的生物。所以对我来说，去写家庭的故事非常自然，它就是我的一部分。记者：而且阿富汗在传统上是大家庭，所以这些故事也有了更多层次。胡赛尼：是的，阿富汗不是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传统上是四五户人家住在一起的，他们通常都是亲戚。在阿富汗，“隐私”几乎是一个新奇的概念。西方人享受独处和隐私感，但在阿富汗，人们更享受被他人环绕的感觉，这时他们才觉得舒服。我很难想象一顿只有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吃的晚饭——总是有其他人在场，进进出出。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没有它的问题，但它确实带来了一种非常丰富的社会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很美好的，因为你觉得你属于某种比你更大的东西，你教会自己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概念。而知道有人了解、关心你，是一件很给人慰藉的事，让你有安全感。记者：搬到美国后，你会怀念过去的这种氛围吗？胡赛尼：在美国，我们创造了自己版本的阿富汗家庭。我们都住得很近，我母亲的家离我家开车5分钟，我一个兄弟的家离我家开车十多分钟。我的其他兄弟姐妹和姻亲也都不远。我的孩子们是在美国文化中长大的，但他们也受到阿富汗文化影响，他们从小就和大家庭里的亲属关系很近。我认为这是一种馈赠。我希望他们理解，这是他们传统的一部分、他们阿富汗身份的一部分。我和妻子努力确保这部分在他们身上延续。记者：那么，身份认同对你来说还是一个问题吗？胡赛尼：几乎只有当别人问起时，它才成为一个问题。在美国居住了36年，我非常适应这种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我几乎不需要去想这个问题。不过，有一次，这个问题确实很猛烈地浮现出来——在“9·11”发生以后。新闻披露，袭击双子塔的计划是在阿富汗酝酿的，当时我确实感到了一种撕裂感。和所有美国人一样，我感觉自己受到了攻击；我同时也从一个阿富汗人的角度来感受这件事，我担心接下来将在阿富汗发生的一切。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二十年战争，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暴力与动乱。那个时候，这两方面在我身上起了非常剧烈的冲突。这也是我把《追风筝的人》的书稿发出的原因之一——我想厘清心中那些复杂的情感。记者：《追风筝的人》出版后，你几乎成了阿富汗的代言人。这是你乐意看到的吗？胡赛尼：不管我乐不乐意，人们该怎么想，恐怕还是会怎么想。我写了那些书，人们把我当作和阿富汗有关的一切事物的代言人，这大概也正常。但我不是这么看我自己的，我对此也比较敏感。太久没在阿富汗生活，我对那里的很多问题都不够了解。我的故事主要设定在阿富汗，但它们是经由我这面“有缝的镜子”折射的。如果想更了解阿富汗，人们应该多去读别人的书。不过——我希望我这么说听起来不会自相矛盾——当人们给我写信，告诉我我的书改变了他们对阿富汗的看法时，我还是很高兴。记者：在阿富汗，你的书有多流行？读者对它们的反应如何？胡赛尼：这一点我恐怕说不准。阿富汗过去几十年间的一大进步，是人们识字率的提升，尤其是女性。不过，识字率的问题依然存在。我的感觉是，在城市、在受过教育的职业群体中，知道我的人比较多，但在乡村应该比较少。读者的反应比较复杂。一方面，一个来自阿富汗的作家获得了国际声誉，人们觉得是件好事，有些人对此有民族自豪感。但也有一些人对我的书感到不快，觉得我不该去写这些事。有些人甚至觉得我在通过阿富汗的悲惨境遇牟利——当你侨居海外却在书写母国的故事时，这种反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追风筝的人》。书中写到了一些关于族群冲突的敏感问题，而且是以一种相当开放、令人惊讶的方式，所以人们对它褒贬不一。但总的来说，我想，他们的反应是正面的。写作变得更难了，对写作的理解更深了胡赛尼与自己的作品 图片来源：网络记者：你在不同的地方都谈到过，你儿时的文学教育主要围绕诗歌和口述文学展开。你觉得它们对你的写作有很大影响吗？胡赛尼：我觉得有。我是听着口述文学长大的，所以成为作家后，我的第一直觉就是要讲一个好故事。另外，诗歌是阿富汗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去阿富汗，你在街上碰到的任何一个人，哪怕不识字，可能都能背好多不同诗人的诗篇。诗歌是阿富汗文化意识的重要部分，它绝对影响了我。但我的文学传统是混杂的。上高中时，我也读西方小说。那时喀布尔没有图书馆，我在书店里找到了一些西方经典小说，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金银岛》。它们都是很好的故事。搬到国外（先是法国，后来是美国）后，我开始大量阅读长篇小说。记者：你最喜欢的作家有哪些？胡赛尼：我一直很喜欢加拿大短篇小说家爱丽丝·门罗。她可以在极短的短篇里，实现我和许多作家用一本书才能实现的事。比如说，她可以用20页呈现婚姻生活的整个真相。她的故事永远都不会以你预想的方式发展，它们永远会对你形成挑战，总是充满惊喜。她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刚开始写作时，比如十年前，我发现我有时写的句子像是门罗写的！她的风格开始渗透到了我的作品里，我不得不禁止自己在写作时读她的书。一两天以后，你就又能找到自己的声音了。我喜欢的作家，还包括裘帕·拉希莉、J.M.库切、米兰·昆德拉、伊莉莎白·斯特劳斯和戴夫·艾格斯。我羡慕戴夫·艾格斯的多产和作品的多样性，他的故事设定都很不一样。我还非常喜欢乔治·桑德斯。他的作品非常有实验性，又充满感情。他的《十月十二日》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记者：最后说回你自己。你以一个非专业作家的身份开始写作。你认为作为一名作家，你是什么时候成熟的呢？胡赛尼：老实说，我不知道作家是否会有觉得自己成熟的一天，我反正不觉得自己成熟了。不过，和《追风筝的人》相比，《群山回唱》确实写得更慎重，更节制，对读者更信任，对善与恶的理解更复杂。而在《追风筝的人》中，人物的形象比较单一。也许我是在自己骗自己，但我觉得我讲故事的方式比从前更成熟了。不过，成熟是否就意味着你写得更好了？我不知道。你只是变了。说到底，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去写什么样的书。我51岁了，我现在写的书肯定和三十多岁时写的不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写作变得更容易了，事实上，它变得更难了，而且是难得多。当然，即便它变得更难了，我也觉得在写的时候，我对写作的理解更深了——也许这就是成熟吧，我不知道。《追风筝的人》纪念版
来源：腾讯文化编辑：王月红阿富汗：历史与地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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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阿富汗：历史与地理解析
【作者】 ，
【作者单位】 ，
【分类】 【期刊年份】
【期号】 2【页码】 11
【摘要】 阿富汗当前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动乱不安的历史和扰攘不宁的地理位置的产物。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一个备受诸多外国势力干涉的衰弱国度，目下，已经承受了数十载的创伤。该国当前遭受的叛乱受到滋生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的支持。除非且直至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否则阿富汗的僵局仍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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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其他许多国家，阿富汗更受累于自身的历史和地理位置。1978年4月共产主义政变和1979年12月苏联入侵后的30年间，阿富汗承受着远非其本国人民所能控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的影响。苏联入侵使阿富汗成为冷战战场，而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则将之变成地区势力之间的新的竞技场――竞争者决心不让其对手在兴都库什山脚下获得立足之地。1937年，法国外交官勒内?多洛将阿富汗称为“亚洲的瑞士”。[1]而现在，任何一个明智的分析者都不会给该国贴上这样的标签。但它可以很好地提醒我们，在共产主义政变之前的大约50年间，阿富汗也许是亚洲大陆上最安宁的国家。本文的目的是勾勒出阿富汗失去“亚洲的瑞士”这一地位的过程，并探讨这些过程对于该国未来前景的影响。文章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阿富汗“国”作为一个领土单位和一套行政结构的发展过程。第二部分探讨1978年至1979年政治危机的引发因素。第三部分概述苏联年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的过程和影响，第四部分追溯从1989年苏联军事存在结束到2001年11月塔利班政权被推翻期间的事态发展。第五部分讨论自那以来阿富汗的政治局势和地区环境的负担，第六部分做出一些简要的结论。
　　阿富汗国的发展
　　研究“国家的形成”的难点之一在于“国家”(state)这一英语单词本身的含义就不明确。它有时指的是领土单位，有时又指的是控制或者试图控制领土单位内的公共空间，执行诸如征收和动员资源、渗透社会、管理行为等任务的政治和行政单位的集合。[2]但这两种意义无法截然分开，比如1933年《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就将“政府”作为第一种意义上的国家所应具备的要素之一。尽管如此，区分这两种含义仍然有助于分析，因为这些不同含义上的国家的自身形成过程有着显著区别。
　　领土国家可以积极地定义为自内而外的势力扩张，或者消极地定义为外部势力扩张的界限，或二者兼而有之。（它们还可以被定义为殖民主义的扩展和收缩，但这一过程对于解释阿富汗的出现意义不大。）阿富汗是作为典型的缓冲国家出现的：其不仅身处19世纪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对峙之中，还部分地被这种对峙所定义。当英国人在印度根深蒂固时，俄国人通过建立若干保护国扩张进入中亚，使得俄国人和英国人成为后来被称为“大博弈”的那场争斗中的潜在对手。[3]话虽如此，让对峙变成真枪实弹的战争对于两大势力都没有好处，在两国之间存在一个缓冲国合乎双方之需。这样一来，这个我们现在称之为阿富汗的国家的疆界在19世纪末就大体固定下来，尽管并不总是能够让所有人满意。
　　政治和行政控制
　　在政治和行政意义上，阿富汗国形成了若干鲜明特征。首先，它是一个王朝国家。它起初是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在艾哈迈德?沙阿?杜拉尼（）时代成型，此后君主制度存续了两个世纪。不过，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阿富汗国表现为前现代形式，[4]税赋（或者说贡品）收取实物而不是现金，统治者依赖外国保护――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沙阿?舒亚（，），其名字后来成为屈从于保护人压力的懦夫的同义词。19世纪晚期，在埃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的统治下国家权力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加强，尤其是在税收[5]和为了控制其他权力中心而动武的意愿方面。然而，后世统治者缺乏这位“铁腕埃米尔”带给国王之位的决心和能力。他的继任哈比布拉是一位谨慎低调的统治者，即使如此也未能令自己幸免于1919年的暗杀。哈比布拉的儿子阿马努拉是一位投入得多的改革者，试图让该国迅速实现现代化，但遭到强烈的反对，并最终于1929年被推翻。[6]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非普什图族统治之后，普什图贵族纳迪尔?沙阿重获王位。1933年11月的暗杀结束了纳迪尔?沙阿的短暂统治，但他19岁的儿子查希尔?沙阿继续占据王座将近40年，1973年才被其表亲穆罕默德?达乌德发动宫廷政变推翻。直至达乌德丧生于1978年4月的共产主义政变，阿富汗的王朝统治才告结束。（即便如此，查希尔?沙阿仍在2001年后以“国父”身份返回阿富汗，继续在喀布尔保持其遥不可及却又广受欢迎的存在，直至2007年去世。）
　　对不稳定收入的依赖
　　随着时间的过去，阿富汗变成了一个“食利国”，在预算上过度依赖于诸如外国援助和出售可耗尽自然资源所得这样的不稳定收入来源。当查希尔?沙阿成为国王时，国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土地税，国家开支所需的大部分资金由国内收入提供。而在1964年所谓的“新民主”开始时，国家开支的49%由国外捐赠。[7]依赖于这样的收入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即是国家的不稳定。如果捐赠者的优先考虑有所转移，那么国家收入就会减少；同样，如果关键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下降，那么出售该产品所得的收入也会减少。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国家不大可能还能满足其在繁荣时期让民众形成的心理预期，其结果要么是政府声誉下降，要么是全面爆发的执政正当性的危机。如果是后者，国家就可能需要相当大的力量来驾驭风暴，为了存续而采用高压或者其他不正当的统治形式。
　　在首都之外势力软弱
　　阿富汗国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软弱的国家。一方面，它在这个国度的很多地方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在大多数时候又只是一个被动和遥远的存在。中央政权偶尔能够集中权力来为其目标服务：例如1947年镇压萨菲普什图族的叛乱，或是穆罕默德?达乌德担任首相期间弹压于1959年开始的反对摘除面纱运动。但这是例外而不是规则。大多数时候，在国家和国民之间有着一条深深的鸿沟。喀布尔的官员讨厌被派到外省，而很多农村居民发现城市官僚对于农民的生活方式和调整其社会关系的正当传统结构一无所知。[8]这样的国家政权无助于渗透和控制复杂的农村地区，这一点在1978年至1979年的危机中变得令人疾首的显而易见。
　　艰难的地缘政治环境
　　在某种程度上，冲突不安的地缘政治环境塑造了阿富汗国。1893年的“杜兰德线”将西南亚的普什图族人分别划归给阿富汗和英属印度。1947年次大陆分裂时，阿富汗要求印度普什图族“自决”的主张石沉大海。其结果是，阿富汗是唯一一个反对巴基斯坦加入联合国的国家，这也为未来30年间的紧张关系奠定了基调。[9]对于巴基斯坦军事计划者而言，夹在敌意的印度和敌意的阿富汗中间是噩梦般的场景，他们随时准备抓住任何机会来改变这一局势。在他们看来，达乌德在普什图族总统任上被推翻提供了他们所一直寻找的机会，而苏联的入侵更是如此。
　　年危机
　　1978年4月的共产主义政变使阿富汗滑入社会和政治的深渊，至今未能脱身。政变的缘由不一而足，但必须开宗明义指出的是，这场政变绝非是阿富汗人民群众要求革命性改变的结果，而是反映了喀布尔政治精英内部的严重分裂。分裂的源头是1964年至1973年“新民主”时期出现的激进政治团体。在此期间形成了两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群众派”(Khalq)和“旗帜派”(Parcham)，尽管他们彼此之间严重对立，但仍然联合组成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PDPA)。[10]这些团体受到苏联模式的启发。尽管没有可靠证据表明4月政变是由苏联组织的，但其似乎事先收到了警告。[11]考虑到阿富汗武装部队的很多成员都在苏联受过训练，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达乌德政权自身精心藻饰的“革命”宣传给人们带来了高度期望，当这种期望未能得到满足时，引发爆炸仅仅需要一根火柴。
　　“二月革命”
　　杰出的旗帜派活动家米尔?阿克巴尔?哈耶尔日被暗杀引发了这场爆炸。尽管刺客的身份始终不明，但很多人将暗杀归责于残忍的群众派成员哈菲祖拉?阿明。[12]
　　成千上万人出席了哈耶尔的葬礼。陷入恐慌的达乌德政权逮捕了许多共产主义活动家，引发了4月27日的政变。政变实质上是由军队里的普通士兵发动的，4个关键人物分别是旗帜派的阿卜杜勒?卡迪尔和穆罕默德?拉菲，以及群众派的阿斯拉姆?瓦坦贾尔和赛义德?穆罕默德?古拉布祖伊。然而，他们在4月28日清晨控制皇宫并杀死达乌德及其家人后让位于一小撮马克思主义文职政客，即群众派的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和哈菲祖拉?阿明，以及旗帜派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塔拉基被任命为这场所谓“二月革命”（根据政变发生的阿富汗历时间命名）的领袖。一方面，使用“革命”一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大多数阿富汗人一觉醒来才惊讶地获悉共产主义者已经夺权，夺权绝非群众运动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它又配得上这一称谓，因为新的共产主义统治者迅速行动起来，试图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从而在国家与国民之间引发了严重冲突。
　　1978年4月至1979年12月期间是几乎无休无止的动荡。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新统治者的政策深深冒犯了大量阿富汗人的看法和价值观。统治者公开承认无神论，这立即使其成为异类。此外，他们在土地改革等领域奉行的政策既不明智又富挑衅。面对反抗，统治者迅速转向残忍的高压政治，作为巩固其权位的手段。在喀布尔附近的普勒察尔基监狱，大批囚犯被处死。监狱指挥官赛义德?阿卜杜拉声称：“应当只让100万阿富汗人活下来。我们需要100万群众派阿富汗人。我们不需要其他人，我们要干掉他们。”[13]然而，高压政治的效果与新政权的预期适得其反，越来越多的人被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越来越多的反对派进而拿起武器反对现政权。旗帜派与群众派之间的严重分裂加剧了政策失败所造成的混乱。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卡尔迈勒及其若干同事，他们在政变后3个月内被派驻国外担任大使。旗帜派在当年晚些时候遭到进一步清洗，[14]一些人依靠苏联的保护才得以幸存。但这并不是唯一一次分裂。1979年9月，阿明成功地罢黜了他的群众派战友塔拉基，后者随后被暗杀，由此开始了一段残酷镇压的时期。但这一事件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塔拉基在被罢黜前不久曾获苏联领导人利奥尼德?勃列日涅夫接见，上述事件的过程激怒了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事。阿明来日无多。
　　苏联入侵
　　苏联领导层长久以来就对阿富汗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感到不安，但其最初的反应是尽量保持距离。阿富汗陆军第17师曾于日在赫拉特叛变，对政权构成严峻挑战。塔拉基曾请求苏联援助，但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赛?柯西金的答复颇有分寸，值得在此复述：
　　在阿富汗领土上部署我国军队将会立即唤醒国际社会，并造成极其不利的多重后果……我想再次强调，我们已经从各个方向审示了部署我国军队这一问题；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一行动的各个方面，结论是我国军队的介入非但无助于改善贵国局势，反而会使其恶化。无可否认的是，我国军队将不仅必须同外国侵略者作战，还要同一定数量的贵国人民作战。人民对此是不会原谅我们的。[15]
　　不幸的是，到了1979年后期，柯西金由于健康状况恶化已经很少参与决策过程，塔拉基被暗杀一事将苏联领导层推向了另一个方向。日，由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主持的苏联政治局会议接受了4位苏联主要领导人及政治局委员――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利?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以及葛罗米柯本人――关于入侵阿富汗的建议。12月27日，苏联突击队员在喀布尔南部的阿明宫杀死了阿明。当晚8点45分，一个苏联广播电台压制了喀布尔的广播信号，播放了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的一段录音，宣布推翻阿明政权。阿富汗将不仅进入一个新的十年，还将走进一个新的时代。
　　苏联的入侵决定性地将阿富汗从一个遥远的前哨变成了冷战对峙的关键场所。美国中央情报局未曾预见到入侵，卡特政府被所发生的事情深深地冒犯。[16]苏联的动机令人无法理解，卡特总统将入侵视为苏联准备切断来自海湾的石油输出，认为其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和平最为严重的威胁”。[17]卡特政府和后来里根政府的反应是将反苏团体武装起来，以此表明入侵不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事实证明这一方法是成功的（苏联最终于1989年撤出了军队），但它也带来了一些始料不及且事与愿违的后果。
　　苏阿战争
　　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了一个颇为吊诡的政治环境。苏联军队的存在显然足以支撑阿富汗政权，但该政权依赖苏联支持来维持存续这一点本身限制了其获得普遍性支持的能力。因此，苏联的支持所提供的不是一个有利于长期、可持续统治的战略，而是一个生命维持系统。当这个系统在1991年底被切断后，喀布尔的共产主义政权就迅速崩溃了。事实上，作为征收和动员资源的自治结构意义上的阿富汗政府在苏联入侵后已然解体。苏联的援助长久掩盖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当援助不复存在时，政权也随之消亡。不过，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在阿富汗广泛存在的对共产主义统治的反抗。苏联领导层曾期望通过拿掉千夫所指的阿明来赢得声誉，但其新代理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被广泛蔑视，有着强烈阿富汗历史感的人们称其为沙阿?舒亚第二。这样的环境对于卡尔迈勒而言毫无希望，事实也证明他不是一个能力卓绝的人物。
　　圣战者
　　对苏联军事存在的抵抗来自社会各界，但武装抵抗人员逐渐被称为“圣战者”，意指进行圣战的人。阿富汗圣战者的组成多种多样，包括主要在巴基斯坦开展活动的政党、阿富汗国内摇摆程度不一的指挥官，以及他们赖以获得支持的社群。[18]他们彼此大相径庭的特性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项优势（这使得他们非常难以被拉拢或根除），在1991年以后则成为一个弱点（他们缺乏有效行使国家权力所需的一致性）。圣战者反映了阿富汗社会的复杂性――在民族、教派、空间、经济和性别等方面存在显著区别――并体现出许多尖锐的意识形态差异。他们中有着形形色色的党派，从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接近列宁主义的“伊斯兰党”到布尔汉丁?拉巴尼领导的温和的“伊斯兰社会党”，再到毕尔?赛义德?艾哈迈德?盖拉尼和西卜加图拉?穆贾迪迪（他们两人受苏菲教派影响，支持查希尔?沙阿回国）以及阿卜杜勒?拉布?拉苏尔?赛义夫（他更多地受到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的影响）等人领导的较小的党派。这些党派成为国际援助的导管，但在战场上的直接重要性却比不上坎大哈的哈吉?阿卜杜勒?拉蒂夫、赫拉特的伊斯梅尔汗以及喀布尔以北的潘杰希尔峡谷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等指挥官。[19]圣战者无法占领和控制大城市，但他们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对苏联军队和政府军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打击，撕下了后者关于“胜利”的任何伪装。
　　全球和地区支持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圣战者的抵抗行动都得到里根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和齐亚?哈克将军领导下的巴基斯坦的积极支持，但这两个国家有着自己截然不同的利益。美国的意图是打击苏联的势力基础，并将圣战者视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相比之下，巴基斯坦有着一套复杂的地区利益。由于其与阿富汗的边界争议自1947年以来就一直在酝酿发酵，因此巴基斯坦无意于增强阿富汗世俗化的民族主义者的地位，而是倾向于支持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例如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20]――该党长久以来就是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忠实附庸。作为圣战者购买武器所需资金主要来源的美国对此予以了容忍，尽管伊斯兰党激进的反西方立场广为人知。这一点常常令马苏德这样的指挥官深感恼怒。马苏德质疑伊斯兰党究竟真枪实弹地打了几仗，并且感到一头弗兰肯斯坦的怪兽正在被创造出来，他们有朝一日将不得不与这头怪兽一较高下。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华盛顿的决策者和伊斯兰堡的中情局特工都要精明。
　　苏联撤军
　　苏联人最终从阿富汗撤出了他们的军队。米克海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所统领的新领导层对于在阿富汗的行动兴味索然。在1986年2月的第27次党代会上，戈尔巴乔夫将阿富汗称为“流血的伤口”。[21]5月5日，曾在1980年至1985年间担任阿富汗秘密警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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