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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可以不带钱包，但是千万不能不带手机。多年前，这句话或许还只是一句玩笑，但是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下，“扫描消费”越来越受国人欢迎，外出购物、吃饭、娱乐，随身携带一部手机就可潇洒买单，非常方便。如此方便的支付方式，甚至在日本人看来也会感到惊讶。日本媒体《钻石》周刊近日刊登了自由撰稿人中岛惠的一篇文章《中国人为何患上了智能手机依赖症》，文章摘编如下，来看看吧：●●●在中国的大城市，用智能手机支付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如果没有智能手机的话，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很多障碍，不只是购物，甚至连打的都会更加麻烦。而对于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的高龄者和进城务工人员来说，与低头族之间的“智能手机差距”也越来越大。中国人为何会患上智能手机依赖症呢？●智能手机支付在中国的大城市非常普遍“现金？说起来，我已经不带现金出门了。的确，2月过春节时取了1000元，现在钱包里还有300多元呢（笑）。因为在餐厅和便利店买单时，都可以用智能手机支付，所以已经不用现金了。再说从钱包里掏零钱也麻烦。”我4月下旬来到久违的上海时，一位王姓的朋友不经意地对我说。大约从1年前开始，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用智能手机支付已经变得非常普遍。我虽然知道这一点，但中国如此迅速发展进入“脱现金社会”，对于日本人来说还是很难想象的。在中国，智能手机开始爆炸性普及大概是从2013年底开始，到现在也只不过才3年左右。在这期间，出现了售价低于1000元的廉价位智能手机，4G网络普及，智能手机尺寸也变大，还不断出现了很有意思的APP。当然日本的智能手机也有很多APP，但大多是关于“游戏”的内容，对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APP比较少。而中国的智能手机APP很多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出租车数量不足的北京和上海，呼叫出租车的APP是必需品之一，此外还有可以即时支付各种公共费用的APP。不仅如此，你可以不用排队，不用去银行，不用到远处购物。总之，在人口众多，城市规模大，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差别大的中国，利用智能手机就可以简单地解决问题。其便利、轻松大大超出了日本人的想象。其中，中国人频繁使用的是支付宝、微信支付等APP。2016年中国通过智能手机支付的金额，换算成日元已达到了60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6.8万亿元）。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支付APP，甚至连街头的报摊、小摊点都可以用智能手机付费。●没有智能手机的话，会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到现在，在大城市恐怕很难找到不能使用智能手机支付的商店，一旦人们习惯了这种便利，就会变得离不开手机。如果是日本人的话，或许会想“没必要如此依赖智能手机支付吧”，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不用智能手机也能正常生活的日本。如果是在日本，去任何零售店，店方都会准备好现金零钱，店员的素质几乎都达到了一定水平，也不用担心假钞的问题。而在中国，可能并不一一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反而智能手机发展迅猛，从某些方面来说已经超越了日本。此外，中国人具有容易被新事物吸引的好奇心，还有很强的攀比心理，别人在做的事情，自己也想去尝试。这是短期内“智能手机依赖度”上升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就不能使用方便的APP，一下子就会给日常生活造成不便。不仅是购物时买单，还是与亲友聊天，与有工作往来的人进行业务联络，全都可以利用智能手机。可以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或发信息的智能手机，对于急性子的中国人来说非常合适，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边走边用手机进行语音聊天，因为这比打字发信息的速度更快。据说现在还有行政人员利用微信搞调查或者发送通知，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和APP，就会跟不上时代。结果就是，除了睡觉以外再也离不开智能手机的“手机成瘾者”增多，夸张一点说，已经开始出现“手机重要性仅次于性命、手机与身体一心同体”的情况。我最早察觉到中国人对智能手机的依赖，是在2014年初。在北京和上海坐地铁时，车厢里几乎所有人都在看手机。那个场景我前所未见，印象深刻。当初2014年，在人口不到14亿的中国，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约为5.5亿。自那以后仅仅过了两年半，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已经达到8～9亿。朋友37岁王女士，因为平日工作太忙，到了周末就宅在家里，吃饭什么的都可以用智能手机来叫餐。单身的她还安装了相亲APP，每天可以查看有无新的发展。相亲APP虽然不是生活必需，但对于忙于工作、感觉压力巨大的她而言，可以说是一剂有效的心情清凉品。智能手机还在朝着作为联络和支付不可或缺的工具而进化。●智能手机如果不慎丢失，会带来大麻烦中国人如此依赖智能手机，如果不慎丢失的话，就非常折腾了。在上海市郊外经营公司的56岁黄先生，其妻子今年年初在小卖店购物时手机被盗，真是倒霉。不仅在乎于是价值6000元（约合10万日元）的高档手机没了，更重要的是手机里有大量的重要个人信息。不仅要马上联系银行停止扣款，而且全部手续下来也要两天时间，非常折腾。黄先生苦笑着说，智能手机确实很方便，但太过依赖的话，也会带来数倍的不便。即便遭遇到如此麻烦的事情，还是离不开智能机。周围大家都在用，你不用的话就难以维持人际关系。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于不熟练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和农民工来说，智能手机的普及拉开了与其他人的差距，社会生活正变得越来越不便。有没有智能手机、能不能熟练掌握有用的APP使用方法，会给生活品质带来很大的差异，导致严重的“智能手机差距”。虽然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也有智能手机，但大多不太懂熟练操作。因此，不仅有很多诈骗案件发生，还对生活带来不便，比如不会用APP打车的话，很难在街头叫到车。●APP将扩大公共服务范围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后智能手机上的APP不仅能使个人用来进行支付、预约、购物等等，还将在教育、医疗、行政机构、交通、保险等领域用来扩大服务。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国社会在“拥有智能手机”的前提下已经起步。只要居住在中国，恐怕就离不开智能手机。●●●以上就是中村惠对中国人依赖智能手机的看法和感受，其实还蛮客观的。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依赖智能手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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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钻石》周刊6月3日一期刊登自由撰稿人中岛惠的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中国人患上了智能手机依赖症》，文章摘编如下：
“现金？我已经不带现金出门了。的确，2月过春节时取了1000元，现在钱包里还有300多元。因为在餐厅付餐费和在便利店购物时，都可以用智能手机结算，所以已经不用现金了。再说从钱包里掏零钱也麻烦。”我4月下旬来到久违的上海时，一位姓王的朋友不经意地对我说。
大约从一年前开始，在中国的城市里，用智能手机付款已经变得很自然。据我所知，中国迅速发展到这种程度，进入“脱现金社会”，对于日本人来说还是很难想象的。
在中国，智能手机开始爆炸性普及是从2013年底开始的，那时距离现在不过才三年左右。在这期间，出现了售价1000元以下的低价位智能手机，用上了4G通信系统，智能手机机体也变大，还不断出现了很吸引人的APP。当然日本的智能手机也有很多APP，但大多是限于“游戏”的内容，并不涉及对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而中国的智能手机APP很多都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在出租车不足的北京和上海，呼叫出租车的APP是必需的，此外还有可以即时支付各种公共费用的APP。不仅如此，你可以不用排队，不用去银行，不用到远处购物。总之，在人口众多，城市规模大，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差别大的中国，利用智能手机就可以简单地解决问题。其便利、轻松超过了日本人的想象。
中国人频繁使用的是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用于结算的APP。2016年中国通过智能手机支付的金额，换算成日元已达到了600万亿日元（约合36.8万亿人民币）。
在有些店里，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都可以使用，有些店只能使用其中的一种，而消费者往往会下载两种APP。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支付APP，甚至连街头的报摊、餐饮摊点都可以用智能手机付费。
到现在，在大城市恐怕很难找到不能使用智能手机结算的商店，一旦人们习惯了这种便利，就变得离不开手机。
如果是在日本，去任何零售店，店方都会准备好现金零钱，店员的素质几乎都达到了一定水平，也不用担心假钞问题，对智能手机的利用度不如中国高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基础设施不完善。但是在中国，因为存在上述不便，所以反而智能手机发展迅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超越了日本。
此外，中国人具有容易被新事物吸引的好奇心，还有很强的攀比心理，别人在做的事情，自己也要去尝试。这是短期内“智能手机依赖度”上升的原因之一。
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就不能使用方便的APP，一下子就会给日常生活造成妨碍。最近人们从事商务活动初次见面时，都不交换名片了，而是习惯把对方添加到微信朋友圈里。不仅是购物时支付款项，与家人或朋友预约见面，与有工作往来的人进行业务联络，全都可以利用智能手机。
可以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或发信息的智能手机，对于急性子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适合的工具，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边走边用手机进行语音聊天，因为这比发信息的速度更快。据说现在还利用微信搞舆情调查或者发送通知，如果没有智能手机和APP，就会跟不上时代。
其结果，除了睡觉时间以外总也离不开智能手机的“手机成瘾者”增多，夸张一点说，已经开始出现“手机重要性仅次于性命、手机与身体一心同体”的情况。
我最早感觉到中国人对智能手机的依赖，是在2014年初。在北京和上海乘坐地铁时，放眼望去，车厢里几乎所有人都在看手机或者刷屏。那个场景作为“此前见所未见的情景”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2014年，在人口不到14亿的中国，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约为5.5亿。自那以来仅仅两年半，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已经达到八亿至九亿。到现在，堪称“手机依赖症”的对手机的热衷丝毫不减。
不过，随着对智能手机“依赖症”的加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于不能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和农民工来说，智能手机的普及拉开了与他们的差距，社会生活正变得越来越不便。
有没有智能手机、能不能熟练掌握有用的APP使用方法，会给生活品质带来很大的差异，导致严重的“智能手机差距”，而这在五年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在独居老人增多的上海，围绕智能手机的问题将来可能成为社会问题。
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后智能手机上的APP不仅能使个人用来进行支付、预约、购物等等，还将在教育、医疗、行政机构、交通、保险等领域用来扩大服务。
现在学生上课玩手机的现象也很普遍
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中国社会在“拥有智能手机”的前提下已经起步。只要居住在中国，恐怕就避不开智能手机。我这次在上海采访时，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编译/刘洁秋）
扩展阅读：
【中国人为何会普遍患上手机依赖症】有门户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人的“手机依赖症”远比其他国家严重。文章援引《日本经济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中国人吃饭时单手玩手机，开会时藏在桌下玩手机，甚至过人行横道和开车时也不放下手机，就连在办公楼挤满人的电梯里，也有人争分夺秒地看手机。此情此景，不免令人十分担忧。
说实话，诸如此类的情景我们自己比外国人更熟悉，只不过熟视无睹了。老外莫名惊诧，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那里的智能手机普及率不如我们。但在我看来，技术进步的最大动力恐怕还是在于需求的强劲，中国人对用智能手机上网的依赖度可谓相当大，这就促使手机制造商和软件开发商殚精竭虑想办法，不断满足市场需求，形成了今天中国城市里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遍地都是低头族的“盛况”。
关于中国人对手机的热爱，我听一位法国朋友讲过这么一个奇葩理由：中国城市地铁里的广告太多了，车厢里的声音也太大——包括过于频繁的广播和音量过高的喧哗声；人们为了分散注意力，只好埋头看手机。他这个奇葩观察应该说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最主要的缘故，还是中国人的业余生活比较贫乏，包括运动健身、旅行观光、艺术体验、读书学习……这些“线下”活动的普及程度，跟许多国家和地区比，差距还很大。（朱达志）
【“低头族”的你 莫让手机“绑架”了生活】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遥远的距离就是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越来越智能化，它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以往的生活方式，更是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虽然可以通过手机解决很多问题。但它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问题。
如今，当我们走进大学课堂，环顾四周，总看见有人在玩手机，连头不抬，错过了知识的学习，他们也知道这样不好，但就是改不了。几个朋友好不容易聚一次，大家坐下来，彼此不说话，都是掏出手机玩起来。不知是彼此变得陌生，还是真的无话可说。不仅如此，在路上，在公交车上，在饭桌上，我们错过的不仅是路途中的风景，还有与亲人乃至他人的交流。让我们彼此变冷漠的手机，它给了我们多少，又夺走了我们多少？
在生活中发生在手机“低头族”身上的悲剧不在少数，一名湖北十堰17岁女生同伴外出野餐时，一边玩手机一边走路，却不幸踩空，跌入十五六米深坑不幸身亡。此外，还有女子过马路玩手机被撞飞。更恐怖的是，27岁女子深夜玩手机猝死。种种案例，我不禁想问，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已被手机“绑架”，离开了手机，是不是什么都不会了？
据统计全中国有8亿人正在上瘾。“低头族”请放下手中的手机，这个世界同样美好，放下手机，看看身边的父母，看看身边的朋友。因为手机，我们错过了太多。（井冈山大学）
2016年8月法国媒体报道，中国人对手机十分依赖，不管是蹒跚学步的孩童，年逾八旬的老人，游泳池里的女子还是送货途中的快递员，似乎所有人都人手一部手机。统计数据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手机用户的数量和人口数几乎持平。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手机用户已达13亿，其中近30%的用户开通了4G网络业务。
在这个人们被手机弄得昏头昏脑的星球上，对智能手机依赖成瘾、像僵尸般出神地紧盯手机的情景十分常见。而在中国，这种景象似乎更是无处不在。
在昏暗的音乐厅里，照顾完玩耍的孩子忙里偷闲时，在公司同一群穿着正装的同事做着几乎同样的工作时，无论白天黑夜，人们都会躲在他们那个蓝色的小屏幕后面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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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用不上平价救命药
题图：陆勇，《我不是药神》主人公的原型，因帮助自己和其他患者代购印度仿制药，成为新闻人物。本文来自，作者：徐子铭，虎嗅获授权发表。近期热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很可能是今年最有价值的中国影片。剧情改编自真实事件：徐峥饰演的保健品店主在一群癌症患者的恳求下，成了某种印度产「救命药」的总代理商，由此卷入生活和法律的漩涡中。《我不是药神》剧照「救命药」需要代购，已经成了中国重病患者无奈的选择。从印度、土耳其、孟加拉、以色列购买的仿制药，正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同一种药品，国内「正版」原研药的价格，常常是印度仿制药价格的十倍以上。新闻报道称，一家印度代购商月流水可以达到 700 万元人民币。仿制药，为什么印度行，中国不行？很多人将此归咎于专利法和加入 WTO 导致的医药专利壁垒。但事实上，这并非主要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中国开发仿制药，从头到尾都举步维艰。仿制药，专利壁垒不是事专利壁垒的确广泛存在于制药行业。比如《我不是药神》中化名「格列宁」的格列卫，是白血病人们的救命药，自诞生之日起就自带专利。▍格列卫是一种直接推动了人类进步的药物。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真正的「靶向药物」。从发现靶点到 2001 年获批上市，格列卫的「出生」整整耗费了五十年，制药企业诺华投资超过 50 亿美元，直接成就了 5 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还催生了两项足以获得诺奖的重大发现。格列卫这样的研发周期和投入，如果没有专利，估计就再也没有企业愿意生产了。所以，它的价格也非常惊人。2015 年，瑞士产的原版格列卫，100mg * 60 片一盒定价 23500 元，根据不同的适应症，够用两周至两个月不等。在中国，由于独特的关税、定价和销售制度，它的价格更加惊人。即便是在邻国印度，原厂格列卫的价格也在一万人民币左右。不过对印度人而言，原版药价格高昂并不十分要紧，因为印度实行了一套独特的制度来保证仿制药的生产，使得印度成为世界公认的仿制药第一大国。仿制药不是「假药」，它是「仿制」其他专利药进行研发和生产的正规药物。▍印度低药价不仅造福本国人民，也造福了难以负担高药价的外国人，印度仿制药出口已逐步产业化。一提到「为什么中国仿制药不行」，很多分析就将专利壁垒当作问题的关键，搬出印度曾经长期对外国药品专利的不支持，以及对国际「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执行力度。所谓「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简单来讲，就是当重大公共健康危机发生——比如说传染病、发病率高的重大疾病，而该国又没有能力生产「救命药」时，就可以通过一系列法律框架和谈判，强行取得专利。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印度为仿制药提供的法律制度性支持，中国法律制度并非没有提供。和印度一样，中国也经历过长期没有专利相关法律法规的年代，以及有专利法但几乎没有执行的年代。1985 年第一版专利法根本没有保护药品。直到 1992 年，为了入世谈判，中国出台了一系列过渡性法规。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才有了规范的药品专利法规。「强制许可」也有法规支持。早在 2006 年 1 月，中国就通过了《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2015 年，卫计委又出台了《关于印发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 年）的通知》，其中提到：按理说，中国可以拥有跟印度一样强大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谈判能力。不过，由于各方利益难以平衡，这项规定在中国《专利法》颁布 30 年以来，一次都没有被实践过。连在 2005 年禽流感肆虐的时期，中国也没有批准广州白云山对「救命药」达菲的强制许可请求，而是通过谈判，让罗氏把达菲的生产授权给了其他两家企业。事实上，在专利制度方面，中国的专利法和宽松的专利管理已经尽力了。就在今年，国务院还出台了「20 号意见」，放宽了专利限制，鼓励强制许可。想要做仿制药，专利甚至可以完全不是问题——最近的十年刚好是仿制药的黄金时间，因为「专利断崖」来了。药品专利的保护也有一定期限，一般是 6 年。 年，全球每年专利到期品种平均超过 200 个，其中不乏明星品种。2014 年，全球有 326 个原研药的专利到期，都可以合法仿制。因此，中国难以造出廉价的仿制药给患者使用，并不能怪到专利制度头上。虽然中国化学药品批号 95% 以上都给了仿制药，但从品类、疗效到价格，中国的仿制药都奇怪地毫无优势可言。层层掣肘的中国仿制药行业在中国做新药难，做仿制药也难。做药难，首先就难在药企能力的不足。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要从制药的生产流程说起。制药非一日之功，化工原料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处理，这个过程中的产物叫医药中间体。最终得到的有效成分，称为原料药，也就是药品中的有效成分。有了有效成分，我们还要把它提纯，加入药品辅料，做成真正的胶囊、药片、注射剂。这是需要一整个产业链才能完成的事。如果你要做一种仿制药，除了把「正版」研究透，还要寻找合适的中间体、原料药，以及药品辅料了。而这些东西，大多数是由全国四千余家中小型药企生产的。中国大多数原料药和制剂药企都是中小企业，「百强」的市场集中度大概只有 50% 左右，远低于全球范围内的 80% 左右。其中，很多企业连《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 质量标准）和环保排污的要求都达不到。▍中国原料药和制剂药企数量统计。2016 年 GMP 质量体系「实装上线」、环保严查运动之后，这些企业的数量一下锐减将近一千家。企业规模上不去，获得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也上不去。至今中国生产和出口量最大的原料药，还是低端老四样：维生素，食品添加剂、甜味剂，抗生素。这些「大路货」占据产能，同时带来原料药生产利润低下、高端品种依赖进口的问题，形成恶性循环。药品辅料的问题更是一言难尽。相比于美国 FDA 要求仿制药的辅料达到和药品相同的标准，中国的药品辅料生产和使用基本上没有规范。虽然早在 2006 年中国就出台过《药用辅料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辅 GMP 标准），但这个标准是非强制的，疏于管理、无人监督。▍药品辅料，就是淀粉、膜衣、崩解剂、黏合剂、胶囊壳等等，帮助你更好地咽药和发挥药物作用的成分。别小瞧药品辅料的作用。一颗好的胶囊能够决定一粒药是在口腔、胃里还是肠道里准确地散开，进而直接影响仿制药的药效。一颗糟糕的胶囊则可能来自铬超标的工业明胶。▍2014 年中国发生毒胶囊事件，约 9000 万粒有害胶囊流入市场。当原料齐备，你的仿制药终于可以研发制造了。这时候你需要解决的核心难题就来了：怎么确定仿制药和原来的药物效果一样？仿制药可不是「假药」，做仿制药和开发新药一样，都需要规范的研发、生产、审评。光把药品的「物质」照样造出来还不够，还需要保证「一致性」——药理上一样，对人体的作用也一样。然而，就在几年前，中国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标准还是一片混乱。比如，要审评「一致性」，首先得确定用来参照的原版药物是什么，专业名词叫「参比制剂」。要仿制阿莫西林，就得从全世界那么多品牌的阿莫西林里选择一种，才能有标准。中国报备参比制剂的正式制度长期缺席。即便报备了，也有可能不能获得原研药企业的支持，甚至因为原版药退市完全买不到药。国内还出现过某品种的参比制剂公布太晚，导致 43 家企业集体「抄错对象」的惨案。▍文件出来后，43 家企业发现自己集体跑错了路。因为审评制度和标准上的缺失，长期以来，国产仿制药安全而低效，参比制剂混乱、晶形和剂型随便、辅料业余、疗效无把关，除了肯定含有宣称的成分，其他一切都是不确定的。2008 年后，中国多次抽查了当时市面上合格的国产仿制药，与原研药进行「体外溶出曲线」的对比，发现几乎所有的国产仿制药都和原研药相去甚远。▍体外溶出曲线研究，可以在体外模拟人体对药物的溶解吸收情况。如果仿制药和原研药的溶出曲线差异太大，则疗效非常可疑。好在，2013 年，中国终于出台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制度。溶出曲线已经纳入了评价「药学一致性」的重要指标。虽然技术标准极不完整，但总归是一大进步。但别以为这就完了，因为后面还有更棘手的「生物等效性」的检验难题。要审评仿制药的「生物等效性」，就很可能需要通过临床试验这一大难关。由于相关规定，中国的临床实验只能在获得批准的、数量有限、排期紧缺的「临床试验基地」进行。这些基地大多同时又是三甲医院，仿制药难以搞出科研成果，这些基地的冷淡态度也就可想而知。而最难的还在后面：2006 年国家药监总局局长郑筱萸因巨额受贿被执行死刑后的十年里，中国的医药审批一直谨慎行事，压量、拖期、能不批就不批。结果十年后，忽然到来的医药风口让中国的监管部门措手不及。▍郑筱萸巨贪数百万，批准多种「假药」上市。沈阳一家杀鼠灭虫剂厂商将其姓名注册成了品牌，表示对贪官的痛恨。2015 年，中国负责药品审评的官员一共只有一百多人，需要面对一万多件新药、仿制药、医疗器械和进口药物的临床和上市申请，以及数千件补充申请和备案。监管者的解决办法是：想方设法把你们打回去。于是就有了 2015 年 「731 公告」中著名的积压与拖延条款，以专利期届满时间设卡，将很多已经排到了审评门口的仿制药直接赶回家：好消息是，在不断的降积压手段之后，我们药品注册申请的积压项目，终于从 2015 年高峰时的近 22000 件，降到了 2016 年底的 8863 件，并在之后的一年中继续下降。好了，费尽千辛万苦，你的仿制药终于通过了审评。据估算，一个仿制药要在中国走通这个正规流程，至少需要 500 万到 1000 万人民币——这还不算各级寻租、积压拖延的成本。由于做药难，中国的仿制药整体上并不便宜。比如易瑞沙（吉非替尼，Iressa），由阿斯利康研发，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药物。2016 年国家药品价格谈判之后，原版 250mg * 10 片／10 天量的零售价是 2358 元。易瑞沙在中国的专利已经在 2016 年 4 月到期，随后大批国资企业开始仿制。2017 年 2 月，齐鲁药业的首仿品种「伊瑞可」获批上市，10 天量的价格是 1850 元。如果去代购印度版的仿制易瑞沙，10 天量约合 211 元。当然，它在中国算「假药」。用上救命药，依然不容易如前所述，救命药即便在中国成功仿制，也很难人人买得起，一时半会指望不上。不过，中国人还有一根救命稻草：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即由政府出面，向原产药企压低售价。截至去年，累计谈判成功药物共有 39 种，基本上降价幅度都在「打五折」以上。以最成功的替诺福韦（Viread）为例。这是一种由吉利德开发的乙肝一线用药，进入中国时的价格是 1500 元 300mg * 30 片（一月量）。2016 年，替诺福韦的专利有效性被几家中国企业起诉。经过几轮复杂的拉锯，法院判决替诺福韦所有专利无效，大批国产仿制药挤进战场。同年，替诺福韦参与了国家价格谈判，直接降价 67%，变成 499 元一个月，仅略高于印度版本。不过，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的滞后性，使印度仿制药依然具有强大竞争力——现在，国内的患者已经开始从印度、老挝和孟加拉代购副作用更小的「替诺福韦二代」TAF 了，代购价大概只有 400 元一个月。而且，即便原版药品在国家谈判后降价了，或者有厂家真的生产出了良心价的国产仿制药，你也不一定能用得上。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的医保药品目录是通用的，由卫生部门确定，但医院采购、使用管理和核算报销政策是分省的，并且涉及到当地人社部门。多数一般药品只能靠药企反复公关，一个省一个省地拿下，或者拿不下。▍行业网站「华招医药网」总结的各省对国家谈判药品的态度。而且，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平均五年才更新一次。虽然形势在逐渐好转，但在未来的几年中，国产平价救命药仍将是可望不可及。中国患者代购印度「假药」的困局，仍将持续下去。不要忘了，依据检方的不起诉决定书，「药神」的原型陆勇之所以被法律宽恕，首要因素是因为其替病友代购的行为全部是无偿帮助，未收取任何额外费用，因此未被认定为销售行为。如果病友信赖的代购者不再是陆勇这样完全无偿的完美被告人，所购药品依然被中国法律定义为「假药」，那么代购者仍必然构成刑法上的销售假药罪而身陷囹圄。这是一部电影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来自，作者：徐子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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