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商会：企业期待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两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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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来源：一财网
中国美国商会在20日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中称，达成一份高标准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将极大改善投资环境，并有益于拓展中美关系，并且，驻华美企高度期望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能够在两年之内完成，给企业带来实质利益。与此同时，该报告并显示，在受调查的美国驻华企业中，超过一半的企业认为中国仍是其投资首选，但其去年收益与盈利的增长是在倍感压力的情况下实现的。期待中美BIT早日签订中国美国商会仍然认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是中美两国为深化双边经济和商务关系采取的一项最具决定性的行动。来源：中国美国商会《2016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今年的调查显示，驻华美国企业对于BIT对企业在华投资以及整体商业环境的影响有很高的期望。中国美国商会指出，随着谈判的推进，需要大幅削减负面清单的内容并增加相关规定，以满足会员企业对双边投资协定及其签订时间的高度期望。其中，美国驻华企业高度期望中美BIT谈判能够在两年之内，即在2018年之前或更早签订，并给企业带来实质利益。报告显示，92%的受访者认为良好的中美双边关系对企业在华业务增长是重要的(从比较重要到极为重要)，并提出两国应当继续致力于改善双边商务关系，确立一个更为有力的法律框架，尽量减少双边关系起伏的影响，为企业业务增长提供必要的确定性。同时，近80%的企业预期，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提高监管环境的透明度、可预测性以及公平性，近75%的企业预期这一协定能够确保其与本土企业实现公平竞争。此外，61%的会员企业预期这一协定能够限制中国政府利用行业政策制造在华投资和经营壁垒。随着协定谈判的推进，双方政府应当确保核心文本的规定能够满足企业界对这一协定积极影响的高度期望。中国仍是投资重点国此次最新调研还显示，尽管多数外资公司感觉受欢迎程度有所下降、由不清晰的法律带来的困扰有所增加、对监督管理的诠释前后不一致，以及获取授权许可资质存在困难，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仍持乐观。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表示，“今年的报告显示，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美国企业将调整其中国策略，以确保盈利增长。另外，我们的会员也反映了他们对于监管环境的透明度、可预见性以及公平的担忧。”根据此次报告显示，45%的受访者表示其盈利情况较2014年持平或有所减少。与此同时，只有64%的会员企业表示其在2015年实现了财务盈利，这是最近五年来的最低水平。当然，不同行业的财务业绩相差迥异。例如，近2/3的服务行业公司表示其实现了盈利增长，同时近一半的工业及资源行业公司表示其盈利有所下降。虽然经济环境极具挑战，但仍有一些积极的信号。较之其它发展中市场，中国仍位居企业投资目的地前列。有60%的企业仍将中国列于其投资重点的前三位，有近25%的企业认为中国是其投资首选。来源：中国美国商会《2016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尽管机会众多，但仍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在过去三年里将其产能转移到中国境外，或者计划将其产能转移。其中，大部分工业与资源行业以及消费品公司普遍认为其它亚洲发展中国家是其产能的转移目的地。技术和其它研发密集型企业最有可能将其产能转移到美国或北美自贸区。，尽管46%的公司预期增加员工人数，但仍有超过20%的企业计划减员。产能转移意向图(来源：中国美国商会《2016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注：今年是中国美国商会第18年开展商务环境调查，此次调研共收到496份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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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9月21日刊发了署名为商务部部长高虎城、题目为《温故知新　继往开来——不断充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经贸内涵》的文章。文章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双边投资协定》应该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商贸问题讨论的重中之重”，94位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今天一致表示。应奥巴马邀请，习近平将于9月22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保尔森基金会，连同94位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支持两国缔结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他们呼吁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展开的国事访问期间重点讨论《双边投资协定》，以此推动两国之间的有关谈判工作。
专访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希望达成一份高质量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在吉莫曼（James Zimmerman）上一次担任中国美国商会主席时，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尚未启动。
中新社北京10月29日电 (记者 石岩)时值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进入快车道之时，一家中国知名智库认为，推进中美投资和贸易(BITT)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所谓的BITT谈判，即是在BIT的基础上，加入贸易-Trade的谈判。该倡议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今年7月份的第六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上正式提出，得到中美双方代表的积极响应。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第六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昨天在北京闭幕，会议透露，“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今年有望完成文本谈判，明年将博弈“负面清单”。虽然这比WTO谈判难度更高，但中美经济依存度上升，仍然为缔结协议提供了更多可能。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已完成文本谈判作为中美最高级别磋商机制，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7月9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本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围绕三大经贸议题：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人民币汇率问题、高科技产品进口关税。其中，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尤引外界关注。
新华网纽约７月１０日电（记者蒋寒露）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之际，美国白宫前高级官员丹尼尔·Ｍ·普赖斯对新华社记者表示，预计中美双边投资协定（ＢＩＴ）将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任期内达成，这将重新定位２１世纪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
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9日说，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取得进展是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亮点。BIT谈判即将完成文本谈判，将启动负面清单谈判。张向晨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举行的吹风会上介绍说，中美BIT谈判分两部分，文本谈判和负面清单谈判。
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25日于中国美国商会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讲 东方IC图参照惯例，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的首次公开演讲，再次选在了中国美国商会的午餐会上。
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芭芭拉·哈克曼·富兰克林（Barbara Hackman Franklin）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角色。在上世纪90年代初，她率领一个总统代表团访华中国，推动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化。20世纪的中美关系和二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从彼时的起步阶段已经发展成为一段规模巨大、紧密相连的关系。目前中美双方正在就双边投资协定（BIT）展开谈判。“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昨日（1月16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1月15日下午，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下简称BIT）第11轮谈判结束。从这一轮起，中美双方正式开始了文本谈判。
1月15日，为期两天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第11轮谈判在上海结束。在本轮谈判中，中美双方正式开始了文本谈判，这意味着双方将开始起草协议条款。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从2013年开始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中美在去年7月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就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达成共识。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或许有可能缓解 政策 麻烦，但中国企业要想在美国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投入更大精力，与国会、智库、公民组织、地方政府和媒体玩好 政治 游戏。近日，关于中美投资双边协定的正式文本谈判在上海举行，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展现中国深化改革决心和中美关系新气象的一次重要事件。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的巨量增加，投资关系将在未来数年成为巩固中美经济合作的一大支柱，但由于中美政治和行政体制差异以及两国战略互信不足等原因，双边投资关系的潜力和活力还远未得到充分释放。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葛国瑞：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将带来更多对等机会本报记者 江玮 北京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将放宽投资准入，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等。对中国的这些改革承诺，代表在华美国企业利益的中国美国商会表示欢迎。
中新社北京11月13日电 (李晓喻)“签订BIT对中国的意义不亚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及商界高度关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蔡从燕13日如是说。蔡从燕在13日召开的第二届中美投资贸易及法律论坛上作如是表示。
新华网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王希、张祎）中国美国商会2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必将推动两国外商投资，并有利于开放市场、增强对两国投资者的保护。报告说，这对中国现阶段积极扩展海外投资极为有利。
在刚刚结束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中美同意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实质性谈判被认为是此次对话的重要成果。中美双方认识到制定一套包括开放、非歧视和透明度等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双方都是重要的。
此轮S&ED，美方将由副总统拜登主持开幕仪式，首轮会谈将由双边能源和环境合作小组打头阵，之后还将就有关网络安全等双边议题展开会谈。美国国务院本周一表示，在美中战略对话框架下的网络安全工作小组是首次由双方文职官员和军方官员同时参加的网络安全对话。美方将由国务院网络问题协调员佩因特（Christopher Painter）和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罗森巴赫（Eric Rosenbach）主持对话。
相比华为、中兴在美国的遭遇，双汇集团收购史密斯菲尔德或许赶上了最好时机，因为双汇收购案已经通过了美参院的听证和“哈特-斯科特-罗迪诺（HSR）反垄断改进法案”的等待期，只等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而恰在此时，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刚刚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对于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的多项重要共识，中美在解读侧重点上却仍有分歧。美国当地时间7月11日傍晚，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闭幕。此次对话达成的成果清单约有90项，较上一轮增加了几乎一倍，主要的共识集中在双边投资、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等领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美确定开展双边投资协定（BIT）实质性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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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人民币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基本完成 外媒却称时机出人意料|中美|投资协定|谈判_新浪军事_新浪网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基本完成 外媒却称时机出人意料
　　外媒称，中国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23日表示，中美就一项关键投资协定举行的谈判已基本完成。如果这项协定成功缔结，中美在对方市场的投资有望大幅增加。关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已进行8年，双方于2013年宣布同意进入协定的实质性谈判阶段。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3月24日援引中国媒体报道称，陈德铭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讲话时说，中美投资协定文本谈判重要核心内容已经结束。双方同意通过第三方仲裁机构来解决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的矛盾。
　　报道称，陈德铭宣布上述事宜有些出人意料。此前，中美一直无法敲定该协定。
　　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介绍，自2008年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一直相当稳定，每年保持在27亿至41亿美元之间。但同期中国对美投资却呈现井喷态势，从2008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119亿美元，2013年更是曾高达140亿美元。
　　报道称，正如这些数字所表明的那样，双方目的不同。美国公司希望成功的双边投资协定能打开已变得死气沉沉的中国投资环境，正在大幅增加对美投资的中国公司则希望简化投资程序，消除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偏见和过度审查引起的担忧。
中美两国已经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或能改善中企投资环境
中研普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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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或许有可能缓解 政策 麻烦，但中国企业要想在美国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投入更大精力，与国会、智库、公民组织、地方政府和媒体玩好 政治 游戏。
近日，关于中美投资双边协定的正式文本谈判在举行，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展现中国深化改革决心和中美关系新气象的一次重要事件。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的巨量增加，投资关系将在未来数年成为巩固中美合作的一大支柱，但由于中美政治和行政体制差异以及两国战略互信不足等原因，双边投资关系的潜力和活力还远未得到充分释放。投资（特别是建厂招工的“绿地投资”）意味着双方的经济行为将更加深入对方国家的社会内部，随之带来的难题和风险也会进一步凸显，从中国的角度而言，中美投资协定能不能真正解决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尴尬处境尤为引人关注。
投资协定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为鼓励、促进和保护本国公民在对方境内投资而签署的双边条约，主要涉及投资保护的范围、投资待遇、征收与补偿、货币汇兑和争端解决等内容。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之后由于中美政治关系趋冷而使谈判陷入停滞。2008年6月两国重启谈判，双方经过九轮谈判仍未能取得重大进展。直到2013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宣布中美投资保护协定将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模式，这被认为是该项谈判的突破性进展。
中国作出的这种“让步”与当年为加入WTO而不得不面对“狼来了”的风险异曲同工，一方面，可以借助该协定完善国内投资环境，使外资体制更加现代化和国际化；另一方面，近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增长，也迫切需要更具制度性的护航和保障。从中国在美投资看，虽然总量仍很有限，但增长势头很强，而且投资模式也在发生重要改变。除了和制造业外，中国在美投资正向更广泛的行业迈进，包括、地产、娱乐、、金融和信息技术等领域。
中国投资为美国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对振兴美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专门研究中国在美投资问题的荣鼎集团研究主管蒂诺·海纳曼称，中国投资至少在美国35个州创造了就业岗位，中国公司在美分工厂到2013年第一季度已经创造3.2万个工作岗位。
然而，中国在美投资的外部环境却并不令人满意。虽然从市场开放度、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技术优势等方面而言，美国的投资环境要优于中国，其在世界的“营商便利指数”中排名全球第四，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仍遭遇很多问题。美国在诸如航空、通信、原子能、金融、海运等相对敏感行业，都有关于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限制的严格规定，包括联邦立法。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缓解长期以来由于贸易顺差导致的外汇储备激增和资产安全，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大规模投资海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战略性投资”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警惕，特别是在美国认定的那些与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电信、能源、金融等关键行业，中国投资受到的阻碍尤其大。
在此背景下，包括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创始者之一、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前白宫经济顾问大卫·鲁宾斯坦在内的不少美国经济界和政界的重要人士呼吁美国政府不应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然而，在美国国会、智库和媒体，也不乏主张对中国投资加大审查力度的声音。2012年10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华为、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发布报告，不仅要求“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阻止这两家中国电信企业在美国的并购，还建议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专门立法。长期关注中国投资问题的美国学者海涅曼认为，“国会几乎可以不限于真正的国家安全理由而否决具体的交易。在对中国崛起普遍担忧的时代，这种政治化对直接投资审查程序的运作构成十分严重的威胁”。此外，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剑道等智库学者建议美国国会赋予“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更大的法定权力，使其更加便利地审查与电信等行业有关的中国投资合同。
此外，2000年由国会在跨党共识基础上设立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也在为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重要建议，该委员总体上对中国在经济活动持怀疑和警惕态度。2012年11月，该委员会曾向国会提交报告，建议加大对中国投资审查的力度，包括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延伸至绿地投资，对所有中国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企业实施强制审查，并在“国家安全”这一考量因素之外增加“经济获益”方面的审查。如果这一建议得到美国政府接纳，中国企业将会因更多“莫须有”罪名受到不公正对待。
再者，美国地方政府的角色日趋复杂。总的来说，因外国直接投资可创造更多就业和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对此持积极欢迎态度，并通常会在土地优惠、税收减免等方面提供便利，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有可能成为阻碍因素。比如，美国密苏里州长曾否决两项包含允许把密苏里农田出售给外国人条款的议案，为中国双汇公司对美国食品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的收购案增加了变数。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在事关网络安全、国防技术、重要战略资源的中国投资监管方面，美国正向欧盟、澳大利亚、英国、印度等盟国和安全伙伴加大施压，力求在更大范围内强化对中国相关投资的统一应对。
由此，中国在美投资面临的最大风险实际上是政治风险。一方面，中国企业由于不够了解美国现行有关外国直接投资制度、产业政策限制、反垄断并购监管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以及国家安全审查机制方面的法律规定，而经常遇到“政策”本身带来的麻烦。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常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和中美政治关系好坏的影响，这便是“政治”方面的麻烦。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或许有可能缓解“政策”麻烦，但中国企业要想在美国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投入更大精力，与国会、智库、公民组织、地方政府和媒体玩好“政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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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能改善中企投资环境吗
赵明昊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或许有可能缓解"政策"麻烦，但中国企业要想在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投入更大精力，与国会、智库、公民组织、地方政府和媒体玩好"政治"游戏。　　近日，关于中美投资双边协定的正式文本谈判在举行，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展现中国深化改革决心和中美关系新气象的一次重要事件。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的巨量增加，投资关系将在未来数年成为巩固中美经济合作的一大支柱，但由于中美政治和行政体制差异以及两国战略互信不足等原因，双边投资关系的潜力和活力还远未得到充分释放。投资（特别是建厂招工的“绿地投资”）意味着双方的经济行为将更加深入对方国家的社会内部，随之带来的难题和风险也会进一步凸显，从中国的角度而言，中美投资协定能不能真正解决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尴尬处境尤为引人关注。　　投资协定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为鼓励、促进和保护本国公民在对方境内投资而签署的双边条约，主要涉及投资保护的范围、投资待遇、征收与补偿、货币汇兑和争端解决等内容。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之后由于中美政治关系趋冷而使谈判陷入停滞。2008年6月两国重启谈判，双方经过九轮谈判仍未能取得重大进展。直到2013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五轮期间，双方宣布中美投资保护协定将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模式，这被认为是该项谈判的突破性进展。　　中国作出的这种“让步”与当年为加入WTO而不得不面对“狼来了”的风险异曲同工，一方面，可以借助该协定完善国内投资环境，使外资管理体制更加现代化和国际化；另一方面，近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增长，也迫切需要更具制度性的护航和保障。从中国在美投资看，虽然总量仍很有限，但增长势头很强，而且投资模式也在发生重要改变。除了能源和制造业外，中国在美投资正向更广泛的行业迈进，包括食品、地产、娱乐、、金融和信息技术等领域。　　中国投资为美国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对振兴美国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专门研究中国在美投资问题的荣鼎集团研究主管蒂诺?海纳曼称，中国投资至少在美国35个州创造了就业岗位，中国公司在美分工厂到2013年第一季度已经创造3.2万个工作岗位。　　然而，中国在美投资的外部环境却并不令人满意。虽然从市场开放度、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技术优势等方面而言，美国的投资环境要优于中国，其在世界银行的“营商便利指数”中排名全球第四，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仍遭遇很多问题。美国在诸如航空、通信、原子能、金融、海运等相对敏感行业，都有关于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限制的严格规定，包括联邦立法。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缓解长期以来由于贸易顺差导致的外汇储备激增和资产安全，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大规模投资海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战略性投资”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警惕，特别是在美国认定的那些与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电信、能源、金融等关键行业，中国投资受到的阻碍尤其大。　　在此背景下，包括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创始者之一、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前白宫经济顾问大卫?鲁宾斯坦在内的不少美国经济界和政界的重要人士呼吁美国政府不应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然而，在美国国会、智库和媒体，也不乏主张对中国投资加大审查力度的声音。2012年10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发布报告，不仅要求“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阻止这两家中国电信企业在美国的并购，还建议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专门立法。长期关注中国投资问题的美国学者海涅曼认为，“国会几乎可以不限于真正的国家安全理由而否决具体的交易。在对中国崛起普遍担忧的时代，这种政治化对直接投资审查程序的运作构成十分严重的威胁”。此外，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剑道等智库学者建议美国国会赋予“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更大的法定权力，使其更加便利地审查与电信等行业有关的中国投资合同。　　此外，2000年由国会在跨党共识基础上设立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也在为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重要建议，该委员总体上对中国在经济活动持怀疑和警惕态度。2012年11月，该委员会曾向国会提交报告，建议加大对中国投资审查的力度，包括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延伸至绿地投资，对所有中国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企业实施强制审查，并在“国家安全”这一考量因素之外增加“经济获益”方面的审查。如果这一建议得到美国政府接纳，中国企业将会因更多“莫须有”罪名受到不公正对待。　　再者，美国地方政府的角色日趋复杂。总的来说，因外国直接投资可创造更多就业和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对此持积极欢迎态度，并通常会在土地优惠、税收减免等方面提供便利，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有可能成为阻碍因素。比如，美国密苏里州长曾否决两项包含允许把密苏里农田出售给外国人条款的议案，为中国双汇公司对美国食品生产商菲尔德的收购案增加了变数。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在事关网络安全、国防技术、重要战略资源的中国投资监管方面，美国正向欧盟、、、等盟国和安全伙伴加大施压，力求在更大范围内强化对中国相关投资的统一应对。　　由此，中国在美投资面临的最大风险实际上是政治风险。一方面，中国企业由于不够了解美国现行有关外国直接投资制度、产业政策限制、反垄断并购监管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以及国家安全审查机制方面的规定，而经常遇到“政策”本身带来的麻烦。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常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和中美政治关系好坏的影响，这便是“政治”方面的麻烦。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或许有可能缓解“政策”麻烦，但中国企业要想在美国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投入更大精力，与国会、智库、公民组织、地方政府和媒体玩好“政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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