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哭全文阅读 作者：申赋渔
不哭全文阅读 作者：申赋渔 《不哭》由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不哭全文阅读页面。讲述弱势群体让人落泪的故事：不哭 作者：申赋渔宝宝，不哭(1)她才一岁半，父亲把她一个人，丢在医院。麻醉过后。光亮一点点从她的眼睛里消失，熄灭了。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在慢慢合上之后，缓缓地，从眼角落下。病房很大，静静的。一个小不点，孤零零地躺着，床显得特别大。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就是那个受伤的，一岁半的女孩。她张了张嘴，想哭，脸上挂着泪。她的父亲送她到医院，就走了，不再出现。留下她一个人，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她的一条腿缠着绷带，悬空吊在架子上，架子很高。她全身都裹了绷带。她这样躺着已经一个月，身边没有亲人。“４２％的面积被烧伤，３５％是三度重伤。”主治医生说。女孩哭起来。护士摸摸她的手：“宝宝不哭。”医生说：“宝宝不哭。”我也说：“宝宝不哭。”孩子哭得更厉害，喊：“妈妈，妈妈。”妈妈不在。没有人知道，她还能不能见到她的妈妈，她的爸爸。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的家人是谁。她一个人，被丢在医院。南京红十字医院。２００４年３月９日。白下路，南京红十字医院。晚上８点，７病区，烧伤科。门卫打来电话：一个小女孩烧伤，很重。护士赶忙下楼，去接。“我到一楼电梯口，两个男的，前面那人手里抱着个孩子。用棉被严严实实地裹着。上了电梯，他说两天前火烫的。小孩她妈妈回四川老家弄钱了。他在镇江打工。孩子在句容医院治过。医生让转来这里。那人后面跟着的是他朋友。”护士说。病区处置室。乔骋医生已经在这里等，他是烧伤科主任。“烧得非常重，非常危险。左侧下肢已经炭化。用手敲，硬梆梆的。血管也烧焦了，血管就像树枝形状，僵化凝固着。孩子休克了。”“孩子上肢全是针眼，没法打针。包扎也很专业，显然在医院抢救过。”病区进入紧张状态。“切静脉。输蛋白血浆、输抗生素、输抗休克药物、输维生素。”“全身检查。换药，重新包扎。”孩子的父亲靠着床，蹲在地上，用手按着胸口。他的朋友去办住院手续。“我身上只有１０００元，孩子她妈妈明天就来，带钱来。”办完住院手续，他的朋友说妻子也在住院，得走。孩子的父亲守着孩子。他站不住，他说三天没吃饭了，也没睡觉。他蹲着。一个小时过去，孩子从处置室被推进重症监护病房。孩子在输液。父亲在床边看着孩子。孩子又黑又瘦，脸上皴得厉害，或许是哭的原因，皴的地方甚至结了痂。父亲摸着孩子的手、孩子的头，孩子昏睡着。他趴在孩子的床边，看她的脸。他两眼充血。父亲在孩子的床边趴了４０分钟，孩子始终睡着。“我要吃点东西。”父亲一脸痛苦，只在登记表上写了孩子的名字：李霞，年龄：一岁半。家庭地址：四川内江。就捂着胸口，要下楼吃饭。父亲走了。从五楼的楼梯走下去。有护士下楼去，在三楼楼梯口看到他。他趴在栏杆上吐，吐完了，一直趴着。他的表情痛苦而伤心。他没有来。他再也没有出现。他把自己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医院。“孩子处于休克期。四肢发冷，血压低，心率快，发烧，３９℃。”乔骋主任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一天、 两天、三天，孩子的情况在慢慢好转，孩子的家人杳无音信。“３月１２日，上午８点。我们给孩子进行第一次手术。”手术必须尽快进行。孩子左下肢被火烧坏的部分深达两厘米：皮肤——皮下组织——浅筋膜——脂肪，只有深筋膜、肌肉、骨头未曾伤及。“坏死组织是病灶，是细菌繁殖的土壤。休克期过了，要立即动手术去除坏死组织。”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宝宝，不哭(2)３月１２日的第一次手术是对左下肢进行切痂——清除坏死组织，然后敷上生物敷料。３月１５日进行植皮手术。从孩子的头上取下７％的皮，植在她的左下肢。３月２３日，对右下肢进行切痂。３月２８日，对右下肢进行植皮。“手术都很成功。”乔骋主任微笑着说。孩子的家人一直没有出现。孩子不会说话，只会喊“爸爸、妈妈”。偶尔喊一声，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或者哭泣。不笑。不知道是因为痛苦，还是因为对于陌生人的恐惧。没有人知道孩子到底是怎样烧伤的。孩子父亲当时的描述是，妈妈不在，他们住在二楼，他上厕所。发现起火了，跑进来，孩子就烧成这样。他没有带病历，说全部忘在了出租车上。他除了登记的那点点不知真假的信息，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他的说法太简单，对于起火的原因，被烧的当时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从孩子的伤情来看，火源在她的左下侧。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孩子被烧得如此之重，至少被烧了有四五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孩子为什么没跑，为什么没人救她？孩子一个人在上面，怎么会燃起这样的火？”由于忙于抢救孩子，没有人想到仔细盘问。当时火灾情形只能猜测，无法证实。知道内情的孩子的家人竟然从此全无音信。孩子在遭受火烧之后，又失去了最亲的人。“我喜欢女孩。”他的父亲曾这样对护士讲。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而他所喜欢的女儿，一个一岁半的孩子，独自承受着身体的痛苦，无助地在痛苦中喊着“妈妈”。医生、护士，完全打乱了自己的工作规律。她们要给孩子买牛奶、买“小馒头”、买尿片，甚至小玩具。她们要给孩子喂奶、把大便小便，她们要明白孩子的哭，是因为疼痛、饥饿还是恐惧。“我们３个人，２４小时轮流值班。”烧伤科人力紧张，可是孩子现在成了中心。４月６日下午，我站在孩子的床头。孩子紧张地看着我，眼睛圆圆大大的，惊恐不安。给她东西，她的手一动不动。只是惊恐地看着，嘴一扁，哭出声来。护士给她喂小馒头，她噙着泪，停止哭泣，眼睛还是紧张地看着病床边的不速之客。她已经是个漂亮的女孩了。“跟刚来的时候不能比。”护士说，“她会笑了，昨天笑了一次。”总有病友来看她。吊着手臂的、驻着拐杖的。他们静悄悄地站在她的床头，看一会儿，再悄悄地离去。他们在过道中叹息。乔医生又来看她。孩子哭起来。“她怕我。”乔医生说，“给她换药。每次总是十二万分的小心，用消毒水把纱布沾湿了再揭，肯定还是会疼。”孩子大声地哭。隔壁病房的一个小伙子，拿了自己的随身听，放在孩子的床头。音乐缓缓飘动，孩子奇妙地安静下来，眼睛盯着。音乐响着，孩子的眼睛渐渐蒙胧。睡着了的孩子，不知道梦里能不能见到她的妈妈，她的爸爸。“明天还要动手术。”乔医生说。４月７日，８点。住院医生、护士，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孩子的床边。今天，是孩子的第五次手术。“手术成功，这就是最后一次手术了。”乔骋主任说。孩子身上被烧坏的，没有植皮的地方这次全要补好。住院医生剃去孩子头上的头发，用刀刮成光头。手术中要从这里取头皮，植到她的身上。“头部血供好，头皮再生快。另外，以后头发长出后，完全看不出伤痕。她是个女孩。”医生说。女孩哭了，轻轻地。她也许知道会发生什么，也许不知道。她都会哭。８点３６分。护士把孩子推进电梯。手术室在７楼。３号手术室。孩子被送进手术室。围着孩子的只有医生，还有我。家属等待区的走廊里空空荡荡。一个夹子夹住孩子细小的手指，监视器接通。很普通的夹子显得很大，不知道孩子的手指会不会很疼。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宝宝，不哭(3)心率正常，血氧饱和度正常，血压正常。“给氧。”护士给孩子接上氧气管。“麻醉。”麻醉主任给孩子实施全身麻醉。两位担任助手的住院医生拆开孩子身上的绷带，开始对创面用碘伏清毒。一定很疼。医生轻轻拨弄着金属器械，碰撞的声音让我的心一阵阵发紧。我盯着孩子的眼睛。亮光在她的眼睛里慢慢地消失，像渐渐地小了并终于熄灭的油灯的火苗。她的眼睛完全失去了光亮，眼角噙着泪，无声地望着天花板。“孩子睡着了吗？”我问。“不是睡着了，是麻醉了。”孩子的眼睛慢慢地合上，手术要开始了。手术室充满监视器发出的孩子的心跳声。怦、怦、怦、怦，声音不大，可是非常有力，非常稳定。每分钟１４５下。９点５０分。孩子身上的伤口清理完毕。血袋里的血一滴一滴地滴进孩子的体内。“为了防止失血过多。昨天夜里已经输了７５毫升的血，现在还要输２２５毫升。”乔主任说，“孩子太小，身上血量少。”１０点１０分，乔主任开始在孩子头上取皮。怦、怦、怦、怦，脉搏正常。孩子安静地熟睡着，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知道。我退出手术室。她只是一个一岁半的孩子，这个孩子现在正遭受的一切，我不敢面对。穿着无菌的白色大褂，我突兀地站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孩子在７楼手术室。５楼，她的病房里空空荡荡。病床上洁白的床单铺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一个布娃娃放在枕头旁边。那只随身听悄悄地，摆放在床头柜上。１２点３０分。从孩子被推进手术室到现在，已近４个小时。乔骋主任开门出来：“手术顺利。”４月８日。护士给孩子喂着稀饭。“她能吃不少。”护士小姐给我看她手中的杯子。孩子看着我，眼神鲜亮。孩子的腿还是用绷带吊在支架上，两只手也用带子拴着，怕她乱抓。她的头可以动，眼睛可以四处张望。“再过一个月，就可以出院了。”乔主任说。乔主任所说的出院，是指通常意义上，有家的人。没有人知道，一个月后，等待这个孩子的是什么。她父亲留下的唯一线索便是孩子曾在句容人民医院治过。可是经过调查，句容医院没有收治过这样的幼儿。她无处可去。“孩子出院后，要护理，要帮她锻炼。路还很长。”“以后，她能走。她的手没有问题，她的智力不会受影响。她能自食其力。”“但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从乔主任办公室出来，我再去看孩子。“她一直喊着妈妈，喊个不停。现在睡了。”护士说。孩子睡了，脸贴着布娃娃的脸。护士用湿纱布擦去她脸上的泪痕。“她还要经历很多痛苦。每年都要做一次手术，直到发肓成熟。”医生说。她才一岁半。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经历，因为采访对象已经走进我的内心，影响着我，牵扯着我。我是一个幸福的４岁女孩的父亲，我为另一个陌生的不幸宝宝而痛苦，她的痛苦我甚至感同身受。因为这，我想替她，感谢这些善良的人们，并且记下他们的名字——虽然，也许他们并不需要：南京红十字医院烧伤科的乔骋主任，是他给孩子带来新生、医院工会郭明主席，是他的奔波呼喊，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孩子；还有烧伤科医生：杨永胜、陈勇；护士：王燕，丁小燕、田亮、梁凌虹、仝开棉、兰志红，她们是真正的天使，是她们把孩子从噩梦中牵引到温馨的人间。感谢的名单中还应列上没有留下全名的钟小姐，她为孩子带来了第一笔捐款。还有小李霞的病友们，他们给了孩子最贴近的温暖。这个感谢名单很不完整，因为只要用心去关注孩子的，哪怕为孩子的命运有过一声叹息的善良的人们，都体现着人性的美好。宝宝，不哭(4)最后，我想对孩子的爸爸妈妈说一句：孩子她想你们。痛苦时，她呼喊着你们，恐惧、饥饿时她喊着你们，她在梦中喊你们，在无助孤单时，她要你们。在她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年半的时间里，她最亲的是你们，她最可以依靠的是你们。最疼她的，也是你们。也许，你们有着自己的无奈，也许，你们有着太多不得已的理由。可是谁都没有权利让一个无辜的宝宝永远哭泣。请你们给孩子一个未来，不要让一岁半的孩子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永远找不到爸爸、妈妈。她想回家。（经过多方努力，两年之后，孩子终于被一个合适的家庭收养。她家的附近，就有一座大型医院。）孤儿院(1)天亮了，打开门，一个孩子被用绳子拴在孤儿院外面的栅栏上。孩子裹着棉衣，也许是哭累了，躺在泥地上已经睡着。一脸的泪。日。在安徽颍上到阜阳的102省道110公里处，一面旗子，高高地插在树桠里。没有风，旗子贴着树干一动不动。一位瘦小的老人在旗子的下面，努力朝远方张望着。他说，我就是王家玉孤儿学校的老师。“孤儿院在河的对岸。”他用手指指。一群母鸡在学校门口的草垛下面刨食，对于来人毫不惊慌。两个七八岁的女孩子笑着喊着，奔过来，打开院子的栅栏门。接着有更多的孩子涌过来，朝我们拍手，笑着，喊“欢迎”“欢迎”。推开校长室的门，木头门发出吱呀的怪叫。一位老人闻声从墙角的行军床上艰难地爬起身。他说，是的，我是王家玉。上楼梯的时候，这位67岁的老人摔了一跤，腰部骨折，已经卧床两个多月。老人从昏暗的角落里走到透着阳光的窗户跟前，笑着，笑容落寞而沉重。孩子们的小脑袋在窗口挨挨挤挤，不一会儿，上课的铃声响起。一哄而散。这个简陋甚而寒伧的校园里，生活着214个孤儿。孩子们在上课。一年级的课桌是一块块的木板，铺在水泥墩上。孩子们看到了我，齐声地，把拼音读得格外的响亮。秋日的傍晚，风里已经透着阵阵的寒意。高声读着拼音的六七岁的孩子们，绝大多数还穿着拖鞋和凉鞋。一年级教室的后面，是聋哑孩子的教室。孩子们在画画。墙上贴着几张画好的水彩，美得让人心痛。因为他们之中，已经有人被扬州选去当了玉雕工人。孩子们更加的刻苦，他们有了希望。而在后面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面，三位老人手里抱着，车里推着五六个几个月大的孩子。都是残疾孩子。老人们是放弃了家里的劳动，来这里帮忙的。“想到这些孩子，我就忍不住眼泪。我在家里什么也干不了，我天天来带他们。”他们都是孤儿。214个孤儿。他们，每一个都有着言说不尽，甚至无法言说的可悲身世。然而，他们看上去，几乎是快乐的。他们的笑容热情而腼腆，他们的眼神单纯而清澈。也许，在经历了太多灾难的之后，衣食无忧，就是他们心目中幸福的全部含义。孤儿们人生当中的这个小小绿岛，是从王家玉的一次街头偶然开始的。1994年。“我到颍上县城去办事，五六岁的一个孩子，在垃圾堆里扒东西。办完事回来，他还在那里扒。我说，孩子，这里东西脏，不能吃。我买了两个烧饼给他。后来，几次来县城，都遇见他。就每次给他买两个烧饼。他一看我，就跑过来。亲热得不得了。我说，算了，你干脆跟我回家吧。”“他父母都不在了。后来，他大了，送他学了汽修。现在在苏州工作了。”“他是我收留的第一个孩子。”谁会在意，在广大的城市乡村，处处都有流浪孩子的栖身处呢？王家玉总是能发现他们，他们也总是对这个面容和善的老爷爷充满不同寻常的信任，这真是难以解释的现象。王家玉亲自发现收留的孤残儿童，在四五年间，竟然有二十来个。安徽阜阳颖上县的这个行为不合常理的农村老汉，一下在四里八乡出了名。出了名的结果，是更多的孩子被送到了这里。到了2003年底，王家玉的孩子，达到了183个。王家玉出生在贫困县最穷的农家，家徒四壁，少年丧父，三十岁才娶上了患有癫痫的妻子。因为妻子无法料理家务，王家玉远赴东北做伐木工人，竟要背上两个弱智的女儿。能吃苦的他，凭着木工的手艺，开办家具厂，1994年，他的家底有了四、五万，成为当地有名的万元户。到了2003年，他的收入增长到几十万，而孩子增长速度，又远远超过了收入的增长。孩子，让他的厂房，变成了校舍，让他的全家和工人，成了护理员和厨师，更让他本人彻彻底底，从富翁，变成了还有大批欠款的穷汉。孤儿院(2)2003年，王家玉山穷水尽。洪水淹没了校园，房子一间间倒下，“非典”闹得人心惶惶。孩子们已经吃不上饭了。王家玉满街去借钱、借米、借油。也就在2003年，当地媒体报道了王家玉的事。洪水过后，县民政局为王家玉的部分孩子，解决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对于这个特立独行的汉子，当地民政部门的干部，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果不理不睬，因为媒体已经介入，显然行不通，如果过问，照他们的想法，颖上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凭什么让他们来花这个钱？你王家玉，为什么不能量力而行呢？理性地说，王家玉是真的难以承受了。但他却欲罢不能。继2003年的“非典”与大水过后，2004年来临了。这一年，王家玉遭到了媒体的轰炸，而这，竟然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孩子是送来的，栓在大门的外面，包里有一万元人民币和衣服。这个孩子家庭并不穷，可能很富裕。可是父母不要了。”“孩子不会说话，听不见。”“就绑在门外的树上。”“我这里脑瘫的，严重残疾的，都是他们这样送来的，这26个孩子全部都是这样送来的。”“他们父母把这个重担让我来承担。我只有支撑。”孩子不能决定自己的降生，而决定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父母，却不能面对亲手造就的有缺憾的生命。曾经寄予了那么多希望的孩子，一出世，却成了不堪忍受的负担，而媒体，让他们认识了王家玉，一个可以帮他们解决麻烦的人。媒体的报道，就这样，让王家玉扬名了。这是他所不曾料到了。不曾料到的，还有，外界的捐款，在几个月后达到了高潮，又用了几个月渐渐消失，而一直没有消失的，是抛在学校门口，或是用包裹挂在铁门上的，被抛弃的孩子。这些孩子不仅有些来自邻近地区，有些甚至来自上海、河南、江西。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了，成了一家人的孩子们四散在校园当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欢乐。最拥挤的是图书室。从各个地方捐过来的各式各样的书和杂志，胡乱地堆在小屋里的书架、板凳和长桌上。种类稀奇古怪，根本无法归类。可是孩子们一人一本，捧着，在渐渐暗淡的阳光下，一声不吭地阅读着。图书室门前是一条细长的过道，过道两旁的水泥石阶上挤满了捧着书或站或坐的孩子。一个50多岁的护工，右手抱着一个，左手推着一辆小推车。孩子们侧过身，让她通过。“都是残疾的孩子，父母不要了。”她叹着气：“送到大门外，如果不捡来，这些孩子就都死了。王家玉他受罪，北京有家医院说能为孩子免费治疗，我们上北京。我们吃面条，有点肉丝，王家玉自己就吃点榨菜、馒头。他说你们吃吧，我就是受罪的命。买票呢，他买了坐铺给我们坐，他自己睡在凳子下。我的眼泪哗哗淌，我讲，王兄弟，你不能这样，我长那么大，我没见过人受罪受得那么深。”如果不了解孩子们的悲惨身世，就不能理解他们对王家玉的感情。19岁的李亮是王家玉收养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第一个残疾儿，至今，他仍能清楚地记得，王家玉站在他面前的温暖而模糊的身影，他觉得，这个王叔叔，就是温暖与善意的具体形象。“那时候我才五岁。爸爸妈妈从外地回来，带我一起回家。我不知道去外地做什么。在车站的时候，爸爸说让我等他，他给我买东西吃。车站的人很多很多。我眼睛看不清楚了，只看到很多的人影。我一直坐在那里等他们。等爸爸，等妈妈。可是他们一直不来。我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等不到了，我就去找他们。我才五岁。可是因为眼睛也看不清楚，我找不到他们了，一直到现在，14年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们。”“我一个人，从五岁到八岁，三年，我不知道怎么活下来的，我见一个人就问他要东西吃，我经常睡在马路边上，冬天的时候，就睡在别人的门口。”孤儿院(3)“有一天我在马路边上坐着，那天我很饿，很冷，我觉得我走路都走不动了。就碰到了王叔叔，王叔叔问我，你为什么在这里啊，我说我要饭，我说我很饿。我哭起来。”“叔叔就带我回家了。”19岁的李亮，已经完全清楚当年在车站里，他与父母的离散，不是因为无意的走失，而是故意的遗弃。从5、6岁到8岁，这些可怕的日日夜夜，一个盲孩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无从想象，也不敢想象。李亮现在在扬州做保健按摩，他努力挣钱，想治好自己的眼睛。医生说他的眼睛，现在还有治好的希望，再等下去，就全坏死了。在王家玉的孤残儿童之家，都是这样命运多舛的孩子，昔日的苦难，让他们格外感激现在衣食无忧的生活。在214个孩子中，有一半是残疾的，除了严重弱智的，孩子们都有机会走进课堂。聋哑孩子和盲孩，主要学习劳动技能。几年下来，已经有十来个孩子，像李亮那样找到了推拿按摩或是成为工艺品厂的工人。而对大部分年幼的孩子而言，王家玉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他们生活的唯一依靠。他们是不会懂得，王家玉越来越沉重的脸色，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知道了真像，他们还会那么快乐吗？天黑下来。晚饭时间到了。是面条。铃声一响，孩子们端着盆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到食堂门口排队。吵吵嚷嚷，却秩序井然。打好饭，有回教室，有的就趴在院子里废弃了的磨盘上快活地吃起来。口渴了的，嘴接着自来水龙头，就骨嘟嘟喝了。孩子们吃饭的时候，王家玉依然仰面躺在校长室里那张窄窄的病床上。两个多月来，大多数时间他就是这样，呆望着天花板。“我总在想，我已经67岁了，身体不好，有病，如果不行了，这些孩子怎么办啊？”2003年以前，学校所有的经费来源，就是王家玉的工厂。从2003年起，王家玉的工厂已经没有一分钱进帐，社会捐赠，目前还剩余四十万元。目前学校有部分孩子，纳入低保，每月有二万元左右收入，然而孩子们生活、学习和基本医疗，最最节省，至少要花去四万元。这样，40万的捐款，只能维持不到两年。两年后，这些孩子该怎么办呢？直到今天，王家玉的孤儿院，仍然是达不到合法办学资格的黑户，也就是一旦王家玉支撑不下去了，很难说什么组织或个人，愿意继续扛起这个巨大的负担。对王家玉自己而言，是心太软，一步步把自己带到了今天的境况。可是，流浪猫，流浪狗都有人去管，看着活生生的孩子，不管，真是不忍。既然是自己的选择，王家玉希望自己一直能靠自己的力量，把工厂再办起来，让孩子们的生活得到保障。之前，一直用来养活孤儿们的钱，是王家玉生产销售骨灰盒的收入。可是现在，骨灰盒积压了一万三千只半成品，仓库和殡仪馆仓库还有好几千只成品，都卖不出去。因为档次低了，可是他没有资金更新改造生产设备。继续靠生产骨灰盒来养活孩子们，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因为爱心，而接受这份微薄收入的教师，在日益困窘的现状面前，开始选择离开。师资队伍的不稳定，让捉襟见肘的孤儿院，更加举步维艰，无奈之下，王家玉甚至把目光投向了开始长大的孩子。他选择了6个孩子，让他们学习管理，培养他们。期待有一天，他们，或者他们当中的某一个，能够接过他肩上的重担。到人和中学，是第二天的中午。孤儿院里读初中、高中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读高中的只有一个，上高一，据说成绩不错。然而我们要寻访的，是一个名叫张军龙的初二学生。王家玉相中了他，作为孤儿院的接班人。我们在纷乱的校园中看到了已经是一个小伙子的张军龙。他活跃健康，甚至英气勃勃。他知道人们传说中的事情，可是，他无法承诺。“我还在上学。以后的事，我不知道。”孤儿院(4)214个孩子，还有王家玉，究竟该有怎样的结局？有人说，王家玉精神可嘉，但个人无法承担整个社会的道义与良心。“超能力”的爱心，往往造成不可收拾的残局。又有人说：没有王家玉，无家可归的孩子依然存在，只不过大家视而不见。挑起整个社会道义与良知的王家玉，理应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自始至终,王家玉没有权衡。所有流浪着的孩子，都让他心有不忍。我在河的这边，王家玉站在河对岸孤儿学校的门口，左手扶着伤痛的腰，右手朝我挥着。一帮孩子簇拥在他的身后，一样地，拼命朝我挥手。一条河，像一条鸿沟，隔着他们与我们。他们，成为鲜为人知的一群。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未来，全被隔在了河的另一岸。走出来，是他们全部的梦想。车子启动。一转眼，河对岸的那一群，陡然消失在校舍的拐角。宏雅的微笑(1)在电视上，慈善组织举办一个晚会。我看到魏宏雅，一个患了白血病的年轻女孩。她在向黑压压的人群鞠躬，她的脸上带着笑容，慌乱而且胆怯。我心里一阵刺痛。想去看她。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从中华门乘车到江宁，再坐马自达到铜山镇。魏宏雅的家是一间简朴干净的平房。几乎看不出生病的样子，她快乐地和我说话，她带我去看她们的小镇，她给我看她一柜子的书。“等过了元宵节，送小雅去医院了，再打听有没人要这房子。”她父亲和我站在巷子口说着话，帽子拿在手上，一头银白的头发，腰微微有些弓。宏雅站在巷子另一端的自家门口，远远地望着我们。阳光从巷子口斜斜地照下来，照在她的脸上。看到我在看她，她又甜甜地笑起来，朝我挥手。回到南京，连续一个星期，我心里沉甸甸的，放不下她。日，大年初六。我又来了，看她，送书给她。她穿着一件红棉衣，像一束火苗燃烧在冬日的阳光里，生动鲜活。这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与时刻觊觎着的死亡的阴冷，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刺得人心里发痛。在偏僻简陋的小镇上，她快乐地走着，不时用甜甜的嗓音和街上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打着招呼。在一个胖胖的孩子面前，她停下来，抱起孩子，把吻印在孩子红红的脸蛋上。她告诉我，镇上有了第一家歌舞厅，春节，爸妈终于同意让表哥带着她见识了一下；她还说，知道她爱读书，有好多朋友借书给她，《巴黎圣母院》看不下去，一大段一大段地描写着巴黎的建筑，烦死了。她说她喜欢《简爱》，可是只读了一半，妈妈不让读，说不是好书，就还了。她现在仍然是一个乖乖女。她说母亲还是不让她出去乱跑，以前是想让她在家看书学习，现在是怕外面细菌太多。她笑着：“其实我也不爱出来玩，在家看书就最开心了。”她写了许多小短文，挑了些给我看，还有一些，她悄悄地藏了起来。这个女孩和所有幸福的美丽女孩没什么两样。一样的爱笑，一样的爱美，她的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坐在镇门口的大草坪上，我们聊天。“当事者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坏消息。”宏雅说，“那天，从父亲的包里掉出几张皱巴巴的纸，是传单。求人可怜求人帮助的。我得了白血病，所有的人瞒了我三个月。治好白血病要花几十万，更没人告诉我这个。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我面无表情，然而心里在挣扎变形。病房过道里的行人恍恍惚惚。我看不到天空，看不到树，街上汽车的引擎声和喇叭声越来越远。不是说是贫血吗？不是说是贫血吗？我的嘴里机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知道，这是绝症。所有的人都抛下我不管了。我要死了。”“父亲出去了。我想那些传单是散给街头路人的。他该如同天桥上伸手行乞的乞丐，或是路旁挂着纸牌求助的盲流吧。父亲从来是不肯求人什么的，他的腿残疾，他有着过分的自尊。我心如刀绞，为自己、为父亲。”“他回来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躲进被子，用被里擦干脸。他还是一脸的笑，皱纹里满是灰尘。我对他说：‘爸爸，回家吧。’他用手理着我的头发：‘等几天就好了，好了就回家。’我想大叫，我想拍打床铺，我想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然而我只是仰面躺着，大睁着眼睛，一动也不动。机械地吃着父亲喂到嘴里的药，所有的药都没有说明，病床上我的卡片上写着英文“MDS”，我看不懂。可是我已经知道了。”“我在想，死亡对我，也许就像一下飞走了吧。痛苦却甩给了所有的亲人。现在，他们小心翼翼地牵住一根细细的线，拉着我留在这世间。家，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电冰箱、洗衣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化作了一点一滴的液体，从吊瓶里滴进了我的身体。这能维持多久呢？可我又不能让父亲、母亲和所有的家人失望。奶奶已经等不及了，就在我第二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她走了。我知道我劝不住奶奶，奶奶念叨过好多次，她固执地认为是她总是不死，夺了孙女儿的阳寿。到这一步，这个家已经身陷绝地，没有了退路。活下去，成了我的责任。”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宏雅的微笑(2)“我开心地笑，从这个病房串门到另一个病房。我看书，我和病友们聊天。每个月一次化疗，每次七天，这七天对我是一场难捱的恶梦。这七天，什么也不能吃，一吃就吐，甚至不吃也吐，最后吐的是苦水。我想，还是死了拉倒吧。但还是捱过来了。每次在最不行的时候，我好像就听到学校里叮叮当当的铃声。他们都已经上高中了，他们正坐在课堂里，他们快乐地哄堂大笑，笑声震得窗户上的玻璃‘嗡嗡’地响。我睁开眼，父亲一只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垂着，把自己的帽子捏成一团，头上已经没有一根黑发。化疗之后，我饱饱地吃，笑嘻嘻地告诉父母：‘其实化疗并没什么，像晕了一次车’。”宏雅拼命挣扎着，活下去，是她的责任。可是家里已经山穷水尽。回到报社，我写了《白血病女孩眼中的世界》发在《周末》。有人给宏雅捐钱。断断续续，并不多。有一天，一位叫李骏的先生找我，让我陪他去看宏雅。他用报纸包着11万元，给她治病。他不肯让我告诉宏雅他的名字。宏雅一直不知道他是谁。后来，他的生意亏了，“朋友们”纷纷离他而去。现在的他，正从头做起。我不能帮他什么，我只能为他祝福。我感激他，永远会记得他，因为他，宏雅终于可以住进医院。我去医院看宏雅。宏雅带着我送她的书，宏雅一定要把我送进电梯。她快乐地笑着。我们一起看到了希望。宏雅给我写信。信纸是印着蓝花的长格纸。她把信纸叠成“千纸鹤”，她在信上讲她正在化疗，头发掉了。她不能出来，也不想见到别人。她说等过一阵子，治好了，出院了，想来报社，她对报社好奇。两个多月后，同事说外面有人找我。是宏雅，她朝我笑着。带她到报社的每一个部门去参观。她甜甜地跟每个人打招呼，快乐像要从脸上飞起来。她坐在我的坐位上，怯怯地动着“鼠标”，她说等病好了，也上网，也申请一个自己的电子信箱。“到时候，你告诉我你的QQ，我们网上聊天。”宏雅笑着说。宏雅给我写信，我给她打电话。她总是用快乐的声音跟我谈她最近看到的小说。一年多时间，我们断断续续地交往。这一年多，她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医院。后来，钱不多了。她只能换一家医院。宏雅的父亲找我，可是我已经无能为力。我不敢再给宏雅打电话，甚至不敢在心里碰到她。我感觉到自己的无力，一个人力量的渺小。我知道她在挣扎着，可是没有手伸给她。她滑下去。日，宏雅忽然给我打电话。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她说她回家了，回到家舒服多了。她叽叽咕咕地说着、笑着，感觉不到生病的样子。她已经回家了。她不再治疗了。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握着话筒，泪水迷糊了我的眼睛。日零时55分，宏雅走了，走的时候，外面下着小雨。我出差在北京。19日下午，我听到这一噩耗。宏雅曾对我说：“死就像一把刀，一点一点割着我对这世上的牵挂。我害怕。死，就是我喜欢的一切都不存在了。”现在，死神终于残忍地割断了她对这个世界的牵挂，她走了。我不敢给宏雅的父亲打电话，我怕听到他的声音。宏雅的邻居告诉我，按照当地风俗，宏雅还是个孩子，当天就火化了。21日上午，宏雅的父亲给我打来电话，哭泣几乎噎住了他的声音。他说，宏雅走了。18日夜里，宏雅喊妈妈，要妈妈抱抱。妈妈抱着她，她昏迷过去。直到临去世之前，她才清醒了一会儿。宏雅对父亲说，她想见申叔叔。父亲找不到我，我在北京采访。父亲只好对宏雅说：“孩子，你再坚持等等，天亮了，他就来了。”宏雅说：“我可能等不到了。”外面下着雨，宏雅睡着了，她再没有醒来。她18岁。十七岁女孩宏雅的微笑(3)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我来到了南京江宁铜山镇。在一座简朴而干净的平房里，见到了魏宏雅。她快乐地和我说话，她带我去看她们的小镇，她给我看她一柜子的书。回来之后，连续一个星期，心里总是沉甸甸的。日，我再次来到铜山镇。第二次见面，17岁的女孩对我说起了她的心事。我们坐在绿绿的草坪上，冬日里的阳光暖暖地照在我们身上——他们一定以为我已不在这人世了。他们也许已不再想起我。他们现在都上高一了，不知道现在的班长是谁。只有我留在医院里，听不到读书声，听不到上课的铃声，四周是病房里白色的墙壁，枕旁的书还是初二的教材。我趴到窗口，学校离这里太远了。头“嗡嗡”地响，像有一架飞机盘旋着不肯降落，晕晕的。1997年的3月，我15岁。几次的考试总是不好。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向来都是考得最好的。可是这一段时间，上课时总是昏昏沉沉，老师的声音像在天上飘，听着听着，就想伏在桌上睡去。再后来，考试就与我无关了，学校也与我无关了。学校在记忆里就是蓝天白云，就是一群女生在一起叽叽喳喳，女生只和女生一块儿玩，跟男生说说话，就有人要笑。政治老师开了一次以“早恋”为主题的讨论会。男生们踊跃发言，纷纷赞同“早恋”；而女生们很少发言，只表示“反对”。其实有什么“早恋”不“早恋”呢？人家也讲过我。其实我和他并没什么，只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同学，一起做做作业，有时一起玩玩。自从有人讲之后，我就再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后来，又有人说他跟我的好朋友蛮好，说他早上一来就借她昨晚的作业看。这有什么呢？以前他也是每天借我的作业看的。其实我希望有个男生和我好，他应该什么都比我强，我什么话都能对他说，我什么困难他都能帮我解决。我没有这样的男朋友，将来会不会有呢？我不敢想。两年里，我从这个医院换到那个医院。我17岁了。人家都说17岁是最会幻想的年龄，然而我不能去想，我只想着怎样把每个日子过得快乐过得完整。我的家在小镇上，小镇上的孩子大多能四处乱跑能玩能闹的。可是父母亲总有许多不放心，我就乖乖在家，看母亲肯让我看的书，在学校，我也是一个乖学生。因为个子小，老师怕我镇不住同学，让我当了副班长。1997年寒假开学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我正站在凳子上出黑板报，嗓子一阵疼痛，头晕目眩。我本不想告诉父亲的，他总是大惊小怪。一点点小病小痛，他就大惊失色以至于大动干戈，全家人几天不能安宁。但今天真是很难受，脑袋里总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轰轰作响，支撑着回到家，腿软软的，想睡。父亲几次三番询问，我说“头有点晕”。父亲果然心急火燎，逼着立即就去医院，我不想耽误功课，坚持等星期六再去。从医院回家的时候，父亲一脸轻松。半夜醒来，我听到妈妈隐约在哭。惺忪走过去，他们却睡得沉沉的。早上醒来，向爸爸要来病历，可我什么也看不懂。病没好，又去了县医院，之后就没有再回家，直接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父亲说是贫血。过几天就能回家了。我昏昏沉沉，趴在父亲的背上。爸爸的右腿因为小时候生病留下了后遗症，他瘸着腿把我背上背下。我想下来自己走，可是没有一点力气。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和白色病房作伴仿佛已没有了归期，父亲总是陪着笑说“好了，快好了。”同学们结伴来看我，男生也来了。他们推门进来的时候，一下子带进了满屋的阳光。我的书带来了，作业也带来了，他们不断地告诉我课程的进度。我急着想回到学校，不知道回去之后，还能不能做优等生。当事者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坏消息。那天，从父亲的包里掉出几张皱巴巴的纸，是传单。求人可怜求人帮助的。我得了白血病，所有的人瞒了我三个月。治好白血病要花几十万，更没人告诉我这个。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我面无表情，然而心里在挣扎变形。病房过道里的行人恍恍惚惚。我看不到天空，看不到树，街上汽车的引擎声和喇叭声越来越远。不是说是贫血吗？不是说是贫血吗？我的嘴里机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知道，这是绝症。所有的人都抛下我不管了。我要死了。书包网 宏雅的微笑(4)父亲出去了。我想那些传单是散给街头路人的。他该如同天桥上伸手行乞的乞丐，或是路旁挂着纸牌求助的盲流吧。父亲从来是不肯求人什么的，他的腿残疾，他有着过份的自尊。我心如刀绞，为自己、为父亲。他回来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躲进被子，用被里擦干脸。他还是一脸的笑，皱纹里满是灰尘。我对他说：“爸爸，回家吧。”他用手理着我的头发：“等几天就好了，好了就回家。”我想大叫，我想拍打床铺，我想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然而我只是仰面躺着，大睁着眼睛，一动也不动。机械地吃着父亲喂到嘴里的药，所有的药都没有说明，病床上我的卡片上写着英文“MDS”，我看不懂。可是我已经知道了。很快，我第一次见到了死亡。一个病人来到我们病房闲坐。这里是血液科，现在我才知道，住这里的绝大多数都是白血病病人。她看起来已经五十多岁了，戴着帽子，显然头发已经掉光，高高兴兴地笑着，高高兴兴地谈一些家长里短。走之后，有人说她才三十多岁，以前是模特儿，长得挺美。隔了一天，是中午，听到走廊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父亲不让我去看。她走了。病房里恢复了宁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死亡，竟是这样的无声无息。我浑身冰凉，忍不住要发抖，我却不敢动，我好像闻到死神的气息，它就在我身边，窥视着我，时刻会扑过来，一口将我吞噬。在生病之前，我就对死有着一种深深的恐惧。死就像让我一个人走进漆黑的夜里，但毕竟是自己吓自己，我这么小，还有好多年呢。而现在，我好像听到了死神的脚步。死对我来说成了一把残忍的刀，一点一点地在割着我对这世上的牵挂。我害怕。死，就是我喜欢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我无可奈何。剩的日子越少，我越觉得珍贵。我找到了所有能找到的书。读书于我成了唯一的安慰。只有在读书时候，我才找到了自己的生机，我会笑会哭。家里的人看我这样都很高兴，说看不出是生病的样子，心情很好。初二的教材已看得不能再熟了，我一天几次催促父亲，我要回去上学。头已经不晕了，耳朵里也不轰鸣了。更何况，我猜到父亲已再也借不来钱了。“爸爸，让我回家吧，或许我到学校的环境里过着过着就全好了，这里是这样的压抑，我不愿意我像一个病人，整天躺在床上。”父亲和母亲带我回家。从中华门乘汽车，妈妈站在我的身后，不时地悄悄抹泪。以前妈妈的脾气不是很好，和我说话向来只说一遍，不听就是一通训斥，要么就是一巴掌。我从来没见她哭过。可是现在，她对我说话变得轻声细气，父亲每次见到我都要问我饱不饱、冷不冷。买了一包包奶粉、麦乳精放在床头，有事没事就给我泡上一杯。在家没病时我就不爱吃这些，可是父亲把杯子端着，眼巴巴地看着我。我鼻子酸酸的。汽车上，爸爸坐在我身边，车子一颠一颠的，他有点瞌睡。我伸出手想扶他一把，他猛然一惊，忙端正坐好，又笑容满面地看我，问我累不累，要不要靠着他睡一会儿。回家之后，我就又进了学校。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是无比的友善。像对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呵护我。怕我吹风，怕我着凉，怕我摔倒。父亲更是每天算好放学的时间在家等我，晚回五分钟，他就朝着学校的方向找过来了。我时时想忘记我是一个病人，可是每个人小心翼翼的笑容，又总是让我心碎。没有人再说我的风言风语，没有人让我去出黑板报，该我值日了，可地早已不知被谁扫好。我还当班长，可所有的事不用我安排不用我叮嘱，他们已全部做好。我像一个客人。我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里，可是却像被放进一只玻璃瓶中，我看到他们又笑又闹，阳光晒在他们挂满汗珠的脸上。隔着一层冰冷，我的心缩成一团。他们向我招手，他们朝着我笑，可我却走不过去。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了那么多的偏方。用几块青砖，支起一个陶罐，用细火煎着苦苦的药。父亲跪在地上，用嘴吹着火，一跳一跳的火光里，烟熏在他的脸上。宏雅的微笑(5)没有等到又一次考试，我昏迷过去。醒来的时候，我又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眼前凑着许多人的脸。身体轻飘飘的，死亡对我，也许就像一下飞走了吧。痛苦却甩给了所有的亲人。现在，他们小心翼翼地牵住一根细细的线，拉着我留在这世间。家，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电冰箱、洗衣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化作了一点一滴的液体，从吊瓶里滴进了我的身体。这能维持多久呢？可我又不能让父亲、母亲和排在他们身后的所有的家人失望。然而奶奶已经等不及了，就在我第二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她走了。我知道我劝不住奶奶，奶奶念叨过好多次，她固执地认为是她总是不死，夺了孙女儿的阳寿。到这一步，这个家已经身陷绝地，没有了退路。活下去，成了我的责任。我开心地笑，从这个病房串门到另一个病房。我看书，我和病友们聊天。每个月一次化疗，每次七天，这七天对我是一场难捱的恶梦。这七天，什么也不能吃，一吃就吐，甚至不吃也吐，最后吐的是苦水。我想，还是死了拉倒吧。但还是捱过来了。每次在最不行的时候，我好像就听到学校里叮叮当当的铃声。他们都已经上初三了，他们正坐在课堂里，他们快乐地哄堂大笑，笑声震得窗户上的玻璃“嗡嗡”地响。我睁开眼，父亲一只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垂着，把自己的帽子捏成一团，头上已经没有一根黑发。化疗之后，我饱饱地吃，笑嘻嘻地告诉父母：“其实化疗并没什么，像晕了一次车”。对面的病房，住着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孩和我得了同样的病。他个子很高，长得很帅。从第一次见着他，他就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头发已经掉光了。那天我站到我的病房门口，他妈妈扶他坐了起来吃饭，他也向我看来，目光里仿佛有些笑意，接着便低下头来吃饭。我一直看着他吃完饭缓缓地躺下，他躺下时很费力，这让我想到他刚才的笑意有点凄凉。我转过身，抱着被子坐到床上。他的父亲和伯父几次让我去陪他说说话。我没有去。我从来没有主动去跟男生说过话。我没有想到，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慢慢建立友谊。那是一个夏夜，走廊里忽然响起氧气瓶的拖拉声、杂沓的脚步声。一阵喧闹之后，就是死一般的沉寂。后半夜，我一直清醒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只有远远的零星的几声咳嗽。我睁着两眼，窗外黑漆漆的。第二天早上8点多，我站在病房门口。太平间的穿着蓝色衣服的人走了过来。他的母亲已经给他换上了新衣服，胸口放了一束鲜花。他爸爸把他抱到小推车上，蓝衣人给他盖上白布，缓缓地推车远去。他的父母跟在车后，脸上没有表情。我没有和他说过话，我的同龄的本该同病相怜的病友。接二连三地看到死亡，男女老少都有。两年间我长得很快，可能就是过早了解死亡的原故。死亡是我的催化剂。死亡是我的追逐者。我要快快跑，不小心就会被死神攫取，在奔跑中我成熟了，因为成熟我更多对生的眷念，对死的恐惧。命运会给我多少天呢？在这些天里的某一个晚上，我能不能作为一个主持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呢？那是我十年来的梦想。我真的上电视了。但不是我梦想的方式。我接受过一些善良人们的好意，我在舞台上向他们鞠躬，表达我内心的感激。这是慈善组织举办的一个大型晚会。我站到舞台上，不是因为我的出色，而是因为我遭人怜悯。我懂得感激，我又觉得羞愧。我无法一一回报，但如果我还有时间，我愿我能够给需要的人带来生的希望。又到了春天，我不知道哪一片绿叶会属于我。大年初六，我到宏雅家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红棉衣，像一束火苗燃烧在冬日的阳光里，生动鲜活。这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与时刻觊觎着的死亡的阴冷，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刺得人心里发痛。在偏僻简陋的小镇上，她快乐地走着，不时用甜甜的嗓音和街上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打着招呼。在一个胖胖的孩子面前，她停下来，抱起孩子，把吻印在孩子红红的脸蛋上。这个女孩和所有幸福的美丽女孩没什么两样。一样的爱笑，一样的爱美，我看到她的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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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书来书包网宏雅的微笑(6)告别出来，她父亲和我站在巷子口说着话，帽子拿在手上，一头银白的头发，腰微微有些弓。宏雅站在巷子另一端的自家门口，远远地望着我们。阳光从巷子口斜斜地照下来，照在她的脸上。看到我在看她，她又甜甜地笑起来，朝我挥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城市边上(1)三轮车不见了。妈妈狠心地打我，我哭着。好多人围着看。妈妈心疼我，可她还是打我。我哭着，不是因为被打疼了，而是害怕。没了三轮车，就收不起来破烂了。妈妈也哭，一边哭，一边打我。“民工潮”是上世纪末直到今天中国大地上涌动着的独特景观。在南京，外来打工者就有一百万人。对外来打工者而言，现实的困窘，他们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未来的希望，则是他们在一个城市逗留的理由，对许多身为父母的民工而言，希望不仅在于自己的未来，更在于孩子的未来。而在城市边缘贫困的生活境况中成长的孩子，磨难教给他们的知识使他们远离都市孩子的通病：懒散、自私、挥霍等，他们的许多品质，让我们有理由认为：未来的他们完全能够成为我们城市的骄傲。5月24日，建邺区。河南村民工子弟学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晨晨。晨晨爱笑，开朗、活泼——也害羞。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所想了解的，晨晨都说了。晨晨骑车回家。在学校门口——河南大街上，晨晨跟我挥手说再见。河南大街是一条满是灰尘的狭窄小道，小道旁的这所学校只是两排破旧的老屋，从幼儿园到初三，有数百名孩子在这里学习和生活，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父母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晨晨家住在清凉门大街旁的一间阴暗的小屋。我见到李晨晨的父亲李明华时，这位中年汉子正在拾掇门前蒸包子的蒸笼。李明华憨憨地笑着。他49岁，1969年12月从南京白下区大光路181号随父母下放到江苏灌云县穆圩公社。1977年到灌云饭店当了一名厨师，1992年下岗。下岗后就来了南京，踩三轮。他在灌云没有房子，也没有田地，现在的他，一家三口租住在南京清凉门大街大庄102号，一间16平方米的小屋。他说，我下放30年，一把年纪，户口无所谓了，可是这户口害了晨晨。让我们回到1999年。1999年的9月。晨晨11岁。9月1日，9月2日，9月3日。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爸爸喊我我不理他，妈妈喊我，我也不理她。爸爸说让我到南京来上学的，现在，又说上不起。如果在灌云，我应该读四年级了。我坐在门口看别的小孩背着书包上学、放学。妈妈说，跟我收破烂去。我只好跟她去。我不能天天在门口坐着。妈妈说，借读费交不起，算啦。她在前面踩着三轮车，我跟在后面，挨家挨户地，收旧报纸、酒瓶。我能帮她称，帮她算钱。爸爸什么话也不说，天天一早就出去踩三轮车，送货。天黑了，我坐在门口等爸爸，可是爸爸喊我，我又不答应。爸爸问我：“还是想上学？”我点点头，眼泪掉下来。爸爸用手压压他三轮车的轮胎，擦擦灰，整整车厢。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9月就要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提上学的事。洪武路天桥边有一块工地，妈妈把三轮车停在空地上，上楼去收啤酒瓶，让我看车。妈妈老不下来。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放学回来的孩子在马路对面，我凑过去，去看他们玩。我天天跟妈妈收破烂，没有朋友。妈妈从楼上下来，喊我。三轮车不见了。妈妈狠心地打我，我哭着。好多人围着看。妈妈心疼我，可她还是打我。我哭着，不是因为被打疼了，而是害怕。没了三轮车，就收不起来破烂了。妈妈也哭，一边哭，一边打我。没人听懂她在说什么。市容队员分开围观的人，带我们去了队长的办公室。队长说：“不哭，不哭。”队长给了我们一辆旧的、无人认领的三轮车。我不跟妈妈去了，我跟着爸爸。爸爸是一家电器商场的送货员。他踩着三轮车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上坡的时候，还可以推一把。爸爸送货，我跟着他去玩。书包网 城市边上(2)9月已经完完全全地过去了。爸爸送货到上新河的河南村，我跟着他。我们路过一座学校，上面写着“民工子弟学校”。送完货没有回家，爸爸带我过去。校长说，一学期的学费是440元。我高兴了。问爸爸我能不能来，我想440元爸爸肯定是会有的。爸爸也高兴，说能来能来。我说，明天能不能来？爸爸说，能来。我坐在爸爸的三轮车上回家，爸爸把车子踩得飞快。我哼哼呀呀地唱着，爸爸问我唱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爸爸呵呵地笑着。才一会儿，就到家了。我找书包，找笔，找本子。其实都挂在我的床头。我的床在半空中。因为房子太小了，放一张爸爸妈妈的床，再放一张吃饭的桌子，就没有地方了，所以我的床只能靠墙吊着，吊在桌子上方的半空中。爸爸没吃晚饭就出去了。我没有等他回来，我说我明天还要上学呢，妈妈，我就早点睡了。妈妈说早点睡吧。妈妈没有像往常一样忙忙碌碌，她总有忙不完的家务，她靠着床怔怔地坐着，我迷迷糊糊，一会儿，就睡了。爸爸没有送货，一早就用三轮车带我去了学校。爸爸去缴费，我缩在他的后面。爸爸说，先缴240块，还有200块，要过些日子……也不会太长。校长不说话，我从爸爸的后面伸出脑袋，紧张地盯着她的脸看。校长翻着我的材料——“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中考一等奖”……“钱晚一点就晚一点，不要紧，不要紧。”我去了四年级的教室。因为来晚了，我没有书，天天拿本子抄课文。这个我不怕。只是，过去在灌云学的课本跟这里不一样，而且，一个多月没来，拉下很多的功课。我拼命赶。我12岁了，我已经长大。妈妈已经不收破烂，改做卖菜的生意，她让我跟她一起去菜场拿菜。菜场在下关的白云亭。每天夜里3点就出发了。冬天的3点夜很黑，摸索着起来，迷迷糊糊就蹬着三轮车出去了。我踩，妈妈坐在车上。菜场已经全是人。妈妈眼睛近视，菜上的虫眼啦、烂叶子啦，她什么也看不清，这全要靠我。回去的时候，车子就装满了菜秧、土豆、萝卜、冬瓜，冬瓜最重了。一车有300斤。我踩，妈妈跟在后面，上坡的时候，帮我推。而这个时候，爸爸也已经踩了他的三轮车，帮商场提货去了。到家，洗洗弄弄，吃完饭，已是6点多，我骑了自行车，飞一般地去上学。上学，是绝不能迟到的。卖菜的事，就全是妈妈的了。不过周六、周日，卖菜还是我去，妈妈跟我后面。卖菜，就是踩了三轮车，一路走着，叫卖着。我从来不喊，都是妈妈喊，“卖菜噢，卖菜噢！”。我喊不出来。有人来买了，我低着头称菜、收钱，一声不吭。总有人问我妈：“你女儿上不上学？”妈妈说：“上，上。”好多的人就多多地买我们的菜，而且，挑也不挑，大把大把地抓了往袋子里放。有时候，找给他们的零钱也不要。“算了，算了。”他们拎了菜，逃一样飞快地就走了。我还是一声不吭，可是我全知道。妈妈是个爱流泪的人，菜早早卖完了，回去的路上，走着走着，她就流下泪来。五年级结束，妈妈又跟我说，算啦，别上了。爸爸不说话。学费又缴不起了。我说：“不上了。”我也不想上了。太累了，压力太大。每天3点钟的去菜场拿菜，让我精疲力尽。学习又是绝对不能落后。开学了。我去卖菜。不去上学才两天，校长来到我家。跟爸爸讲，不读书，这孩子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学费我们全免了，中午的饭，也在学校吃。我又上学了。爸爸少干了一份半夜给商场提货的工作，他帮妈妈去拿菜。当然，周六、周日，拿菜、卖菜的事，我是要做的。我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学习了，成绩开始好起来，经常，考第一。我上初一了。从上初一的第一天起，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我算过了，从初一到初三，六个学期，每学期期中、期末各考一次，整个初中应该考12次，12次，我每次都要考第一。城市边上(3)我上初一之后，妈妈已经不卖菜了，改卖旺鸡蛋。就在清凉门大街上的“好又多”门口卖。我下午5点放学，放学了，就赶到“好又多”门口去替妈妈。妈妈回家还有好多事要做。卖旺鸡蛋，真是快活的活儿。只要坐在那里，就行了。从下午5点，要卖到夜里11点，我没有时间做作业，只好在“旺鸡蛋”的摊子旁铺开作业本。天天这样。许多常来常往的人已经认出我了。他们常常特意地到我的摊子上来，我家的“旺鸡蛋”也不见得特别的好吃，他们就爱来。后来，竟然有小孩子的妈妈们，带了孩子来看我，看我做作业。我不好意思做了，可是，作业总要做。我又跟妈妈闹过一次不愉快。那天天没有完全黑，一个阿姨带着她的孩子过来，那孩子好可爱，三四岁，姐姐、姐姐地喊个不停，要跟我玩。阿姨是从“好又多”边上的肯德基出来的。她给我带了一只鸡块、两只鸡腿，还有一份中杯的可乐。真香。虽然在这门口卖了半年的“旺鸡蛋”，还是第一次吃“肯德基”。鸡腿我没吃，我带回家，我知道妈妈也没吃过。妈妈问我哪来的。我说阿姨给的。妈妈不相信。妈妈以为是我终于嘴馋了，自己去买了。我也解释不了。妈妈唠叨地讲着，也不知道她在讲什么。我爬上我吊在半空中的床，装睡。鸡腿妈妈没有吃，她给爸爸留着。爸爸还没回家。晚上12点了。后来，“非典”来了，“旺鸡蛋”不卖了。2003年，我上初二。学费要700多元。不能总让学校免。爸爸从商场要回押金。他替商场送货，押了900元给商场。现在要回来，给我缴学费了，他在商场送货的工作也没有了。我去上学。爸爸在家，做卖早点的生意。我们卖馒头、面条、豆浆、包子。早上4点钟要起来。爸爸磨豆浆，妈妈包包子，我煎包子。我只能干到6点半，一到时间，我背了书包就走。学校7点多要点名。我要去点名，我是班长。也有时候，路堵，我会迟到，不过，从来不会超过5分钟。迟到了，我就在黑板上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谁迟到，谁的名字都要写在黑板上的。噢，忘了跟你说，上初中以来，我们一共考过7次，7次，我都是第一名。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他想坐牢(1)“抢银行是一场闹剧，我不指望能得手。我就想去坐牢。我一直在享受，我还从来没尝过吃苦的滋味，人都说坐牢苦，或许只有这种苦，才能改变现在，这比死还难受的空洞。”受过良好的教育、衣食无忧、心肠不坏、身体不错，然而，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厌倦、无聊，“没劲！”是他们的口头禅。这样的年轻人当然只是部分，不过，这渐渐扩大的一部分已足以构成一个“症候群”，我们姑且称之为“精神缺钙症”。可惜家长、老师常常没去发现，一旦发现，可能会惊呼：“他们什么都不缺，他们还想要什么呢？”不太想引用那句老话：“物质的世界在膨胀，精神的洪荒在扩张”，因为物质的满足不应该直接导致精神的匮乏。然而，事实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沉重的话题：“孩子们究竟丢失了什么？我们又该给他们什么？”理想、信念，这些在最艰苦的年代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之奋斗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该缺席或者仅仅成为标签。面对浩瀚的宇宙，每个人都要找到精神上的太阳。这是社会的呼唤，也是年轻人生活充实、快乐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下面的故事不是一场荒谬的闹剧，而是一出沉重的正剧。南京王府大街车水马龙。看守所在路旁一条小巷之中，小巷寂静，甚至冷清。看守所的大铁门紧锁着。王涛关在这里。5月20日。王涛关在这里已经一个多月。我在提审室等王涛。“报告。”王涛走进来。王涛走进提审室角落里一圈铁栅栏之中。王涛在那把唯一的椅子上坐下来，调整好坐姿，看看开着的铁栅栏的门，看着，忽然伸出手，“当”的一声，自己把自己关好。铁栅栏前是一张办公桌，办公桌的后面是两张连在一起的椅子，我坐着。王涛看着我。手表的秒针“嘀哒”“嘀哒”地响着。已经好几年了，王涛到哪儿都有陌生感，外面的世界于他像是隔了层玻璃，看得见，摸不着。这玻璃是王涛自己设置的，他厌烦了一切，所以这外面的一切，对他像是不存在了。包括他曾经热爱的网络、香烟和恋人，包括快乐与痛苦。在这里，这个安静的看守所，王涛的感觉在一点点恢复，首先恢复的感觉是痛苦，久违的痛苦让王涛甚至有了几分快意。这痛苦，是他要的。有痛苦，麻木才会一点点退去。所以他想大喊：“这是我要的。”可是——他当然不能喊。这无比丰富的内心就这样在王涛年轻的面孔上上演着，让这个看上去总那么没滋没味的年轻人有了几分活泛气。然而，这几份活泛气真的能让王涛活过来吗？“我怕马上就放了我出去。”他担心。这荒谬的担心就真实地出现在王涛的身上。如果知道他这几年来的经历——谈不上经历，如果知道他这几年来的活着的那些日子，也许，会有那么一点点理解他身上的这种荒谬。新的，不一样的日子刚开了个头，千万不能戛然而止，否则等着他的，将是被抛回原先的轨迹：吃饭、睡觉、网络游戏加网聊，当然，22岁的他还有一项不可不做的功课：恋爱。每一天都热闹，每一天都空洞，几年像是一天，这日子又毕竟是一天天过出来的，王涛觉得忍无可忍了，他告诉自己，到必须行动的时刻了。行动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计划却是来源于大脑中刹那间的“灵光”闪现。于是，日中午12点，王涛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开演了，剧情让王涛成了无可争议的当然的主角，剧情又强迫许多人成了王涛的群众演员，毫不知情的他们也经历了也许是他们一生中最惊恐的时刻。中午时间。应天西路满是灰尘，应天西路是个大工地，塑料的隔离带把大半个路包裹得严严实实，车辆拥挤着，在成了羊肠般的窄路上向前爬行。建设银行应天西路储蓄所在临近高架桥的路旁。小小的门面，灰蒙蒙，毫不起眼。客户也是寥寥。他想坐牢(2)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中等身材，面容清秀。手臂上搭着一件外套。他用目光快速扫了一下四周，走到柜台前。“拿一张存款单。”声音不大，甚至挺有教养，标准的普通话。他埋着头，认真地填写手中的存款单。新的几个客户进来了。年轻人又向储蓄员要了张存单，低着头，还是认真地写。大厅空无一人。年轻人把一张存单交给柜员，他很沉着地示意柜员：看存单的反面。柜员翻过存单：“打劫！不给十万元现金就引爆炸药。”“啊。”柜员惊恐地喊出声来，“十万啊，我这里没这么多钱。”他打开抽屉大叫。惊恐的声音立刻引来储蓄所所长，他看了“存单”，拿起电话，他拨打110。年轻人将手伸进手臂上的外套里，他什么也没做，突然转过身，冲出门去。出来以后，王涛觉得自己的演出并不漂亮，因为他心软了，他想保护自己。其实，只要再捱几分钟，110警车就会如期而至，将他投入大狱。“我不是想坐牢吗？”这个愿望王涛酝酿了很久。很久了，“坐牢”这个念头死死地抓住他，不能摆脱。“那就去吧。”可是“怎么去”成了王涛最烦恼的事儿。“行凶伤人？不行，不能伤害无辜。”“当小偷？不爽，不好听，怪丢人的。”在无数方案被推翻后，“抢劫银行”的念头一旦产生，立刻被王涛敏锐地捕捉了。“这个好，既不伤害无辜，又不会造成多大危害。”王涛出发了。22岁，什么都还没有真正开始，王涛已经倦了、累了。2004年春节过后，他就一直在盘算着自己，两条路，他想，一个，就是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另一个，就是坐牢。他选定了后者。王涛是2001年9月到南京的，三个月后，他成了无所事事的都市闲人，他休学了。他给自己安排了新的生活。晚上在网吧通宵达旦，白天睡澡堂子、公园、广场。起初，他对这新鲜的生活满意极了，网络让他重温他热爱的韦小宝、网络让他结识了痞子蔡、更重要的是网络让他取得了一个个辉煌的胜利，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曾有过的。因为他的辉煌，网吧打开大门，不收分文接纳这个战功卓著的年轻人，他的快乐与他的工作合二为一了，游戏之余，他干点网管的活，24小时吃睡全在网吧。王涛就是幸运的阿里巴巴，他进入了让他目不暇接的藏宝之洞。网络上一个个不期而遇的惊喜，让他忘记现实生活的困窘与寒伧，然而，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新鲜是多么短暂啊，新鲜过后，是轻车熟路的熟稔，再然后，是习惯，麻木，再到厌倦。整个过程他用了三年。对王涛而言，可怕的不仅是厌倦，而是厌倦却又根本无力自拔，生活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带着王涛下沉，他想，他没有吸毒，却完全能体会吸毒者的欲罢不能的感受了。他机械地活着，每日重复着同样的事，一天抽一包烟，在网上无聊地闲逛，没有了热情，没有了兴趣，甚至失去了看客的好奇。王涛苍白了，消瘦了，他觉得自己无药可救，哪怕恋爱。是的，他应该是爱女友的，这个更加年轻的姑娘“活泼、可爱、青春、朝气”，然而，她也救不了他。“没办法，我是自私，她自己，要靠自己想开。”王涛在作出决定时这样告诉自己。如果你也是网络的发烧友，如果你也能稍加留意，你会发现网吧里到处都是王涛，一样的苍白、一样的倦怠、一样的无可无不可。其实，大街小巷走着的，酒吧里泡着的，舞厅里扭着的，都是王涛啊，王涛真是随处可见呢，他们年轻挺拔的身体，应该像春天的杨柳，却不知为何抽走了精气神，萎糜而颓唐。如果说王涛等同于众人，他一定会有些不服气的，他是有些自傲的，因为他还有“思想，”他的“思想”记在他每天的日记上，这是他从十四五岁以来唯一坚持下来的正经事儿，厚厚几本，哪怕彻夜不眠时也不曾中断过。“将来是要出版的。”在苍白的让人渐渐失去知觉的日子里，王涛保持着难得的自省，这自省在让他“卓尔不群”的同时，又加重着他的苦恼，他不知该怎样才能摆脱这生活的难以承受之轻。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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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书来书包网他想坐牢(3)离开银行的王涛似乎并没有多少惊慌，只是有些自责，还有自嘲。他发现自己还是这样一个胆小的人。“目标”就要实现了，他逃了。身体是逃跑了，可是心灵无法逃避。“结束现在这种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强制手段。”王涛是对自己心软了。“吃苦、磨难，这一课我是必须要补的，我能够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对一切都已厌倦的王涛决心彻底把自己抛出去。“为什么要可怜自己呢？”王涛想。是的，行动之前，王涛已经明白注定了要让父母伤心，要让恋人难过，他何尝心软过？为什么偏偏对自己就下不了手呢？“必须狠狠心。”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中间王涛就这么走着，胳膊上挂着外衣，下面藏着子虚乌有的“炸药”——几张旧报纸。这真像一场闹剧啊。这不是闹剧。王涛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产生了何等严重的后果。虽然他是学法律的，虽然他在大学里学了3个月的法律，可是他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警方闻风而动。然而王涛消失了。偌大的一个城市，找这样一个，影子一样的年轻人，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警官的胜利突如其来。3个小时之后，犯罪嫌疑人王涛竟自己找上门来了。“我来自首。因为我抢劫银行没有成功，跑出去后，还是想到派出所投案，我就来了。”从实施抢劫到主动自首，不过3个小时。用这3小时，王涛思考了，决定了。这一决定几乎与他策划抢劫来得一样突然。他立刻奔向最近的派出所，水西门派出所。找错地方了。建行应天路储蓄所属南苑派出所管辖。王涛随后被送到了南苑派出所。在作笔录时，王涛这样交待自己的自然状况：赵军，男，日出生，其他情况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家庭情况，我只知道在我10岁时可能是被人拐到南京后一直就在南京流浪，未被公安机关处理过。这次，王涛的谎言被警方一眼识破。识破他的谎言并不难，因为他不过是个没有多少社会经历的年轻人。真实的情况，揭开了王涛无聊、厌倦背后的另一段隐情：2001年9月，19岁的王涛被父母送到南京某重点高校法律系读自费大专班。“大学跟我想像的不一样，没劲，老师都是老头老太”，“对同班同学的印象也就是80来个人，60多个女生，40多个美女。”“上学没劲。”没劲，就上网，上了网，更觉得学校生活的没劲。离开父母，王涛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而学校，王涛也觉出了学校对他的不在意——自费的成人大专班。自由、失落，从来不曾见过的繁华都市的灯红酒绿，这让王涛做出第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仅仅3个月，王涛瞒过了家人，自作主张退学。这一瞒就是3年。瞒过家人的好处，一是父母不致于失望、伤心、唠叨，二是学费、生活费还是源源不断。3年间，王涛每年回家的时间不到一星期，每月的平均生活费是2000元。这样的结果是，王涛远在睢宁的家已由小康变为赤贫，父母已经为异乡“求学”的儿子举债2万多元。“我对自己失望透了，我讨厌我的生活，讨厌欺骗，对父母的内疚天天纠缠着我，我却无法自拔。我应该遭到惩罚，惩罚才能让我赎罪。找出各种借口要钱，一天天浪费生命，我已经承受不了了。我一定要切断过去的生活，惩罚自己，强制性地改变自己。”“抢银行是一场闹剧，我不指望能得手。我就想去坐牢。我一直在享受，我还从来没尝过吃苦的滋味，人都说坐牢苦，或许只有这种苦，才能改变现在，这比死还难受的空洞。”“父母的人生信条是为别人服务，夹着尾巴做人。我做不来。我承认我自私，但我自己也改变不了自己。也许，我这样做，对父母，对女朋友，是更大的伤害，可是，我没办法，只能希望爱我的人想开点了。”“父母身体不好，还是蛮担心的，女友不知会不会很难过。我是不想给他们打击，所以希望隐姓埋名去坐牢，可惜还是被发现了。”他想坐牢(4)“虽然这样，我不后悔，我想在里面补上人生的一课。”“可是将来，我到底会变成怎样一个人，我也不知道。”看守所中的王涛，终于也能抽空想点别的了。他想起了他也曾有过意气风发的少年时代，也曾有过那么多美丽的梦，那兴致勃勃被理想照亮的日子，是多么让他留恋啊。不知什么时候，又不知在哪里，他丢失了这一切。他希望推倒后重来。然而，他的未来究竟是否可能呢？时间到了。王涛站起来，自己打开铁栅栏的门，跟着警官，向提审室门口走出。我跟着。眼前陡然变亮，阳光透过远处的树阴照过来，走廊里空气中仿佛有潮湿的味道。王涛在前面走着，忽然回过头来：“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他问我。“我被判刑之后，我还会一直写日记。”“能不能麻烦你，等我出来了，帮我发表？”从看守所出来，我长长地吸一口气。许多说不清的东西堵在心里。“哐当”，沉重的铁门猛然合上，我一惊。5月20日中午11点，外面阳光灿烂。街面上的喧嚣迎面泼来。“买花？”、“买水果？”、“吃饭”……一路走过去，摊主们招呼着。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王涛体会不到。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妈妈我饿(1)3岁的小思怡，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在这里，在这间没有水没有食物的黑黑的房间里支撑了多久。她一定一次次踮起脚尖打开了暗锁，她一定一次次扑打着房门喊着妈妈，她一定大声哭喊，直到喊不出声音——她倒在门后的地上，慢慢地死去。脏脏的绒毛熊是她惟的一伙伴3岁的李思怡死了，她绝望地倒在门后的地上。小思怡是个可爱的孩子，嘴甜甜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她不时地喊着每个她所能见到的人，她仰着她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笑得弯弯，两只羊角小辫活泼泼地跳动着。这是邻居们记忆中的小思怡，这是没有留下照片的小思怡的模样，这是一个完全应该享受着疼爱、甜蜜、幸福，撒骄的孩子的模样，可这是一个常常被整日地关在家中，常常饿着肚子，饿着肚子还懂事地不哭不闹的孩子。一个3岁的孩子，她过着怎样一种生活。她的面容如此的模糊，而模糊的她，将永远疼痛在善良的人们心中。6月4日，像以前，一个个普通的日子一样。3岁的李思怡又被关在家中，关在里屋的卧室。思怡渐渐长大，她已经长得能够得着门后的暗锁开关了，妈妈从外面用绳子把门绑了起来。妈妈是怕她跑出去，跑到马路上，会有危险。小思怡不知道妈妈出去了多久，也没有人知道小思怡到底在这里，在这间没有水没有食物的空空的房间里支撑了多久。她一定一次次踮起脚尖打开了暗锁，她一定一次次扑打着房门喊着妈妈，她一定大声哭喊，直到喊不出声音——她倒在门后的地上，慢慢地死去。而目睹这一切的，只有墙角那只，不知道被小思怡抱过多久的，那只脏得看不清颜色的绒毛熊。绒毛熊是这个房间里，小思怡惟一的伙伴。绒毛熊不会流泪。那是她的妈妈小思怡从一生下来，就常常被关在家中，常常趴在窗台上，不哭不闹，只是有时候忍不住，会喊饿。也许，她的出生就是一场悲剧。她的妈妈，那个叫李桂芳的女人。这是怎样一个女人！她吸毒、贩毒，以贩养吸、小偷小摸，是“全小区最受人厌恶、排斥和鄙视的人，被派出所弄进去起码10次以上。”李桂芳的父亲是成都钢铁厂的老职工，生有4个子女，李桂芳最小，从小受溺爱。李的大姐远在外地，二姐和三哥都在成都青白江区上班。多年前，李桂芳与前夫离婚后开始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鬼混，并染上了毒瘾。几年时间，李就把自己和父母的一点家当“吸”得干干净净，同时与自己的哥哥姐姐闹翻。2000年，李桂芳不顾邻居劝说，生下李思怡。可小思怡出生后就不知道父亲是谁。李桂芳一直没有工作，靠父亲500多元退休金生活。即使这点退休金，还常常被她偷了去吸毒。老人常常穷得无钱吃饭。人们常在半夜听到老人的号哭：“死女子又偷我的钱了，我怎么活呀！”当家居委会为照顾老人的生活，帮他代管工资，每天给他10多元钱买米买菜。一家三口就这样艰难度日。去年，92岁的老人撒手西去，李桂芳与女儿的生活来源就此断绝。小思怡与妈妈一起常常挨饿。由于李桂芳长期吸毒，小思怡先天不足。可李又没钱给孩子买营养品，孩子只能靠馒头充饥，身体虚弱。李桂芳也想给孩子补充营养，而她所做的就是到超市、杂贷铺去偷，偷面包，偷豆奶。被抓了，就哭诉求饶，人们可怜她，骂她一顿也就算了。小思怡就天天趴在窗口，有一顿没一顿等妈妈给她送吃的回来。她已经完全习惯这样被妈妈整日整日地关在家中了，她总是饿。现在，她再也不会饿了，天堂里一定有面包还有奶粉。如果妈妈不是用绳子把门绑住，如果小思怡92岁的爷爷还活着，如果每天还有即使是那区区10几元的生活费，如果思怡的妈妈不是一个吸毒女，如果任何一颗善良的心能听到思怡的哭泣－－没有如果，小思怡不会思想自己命运的悲惨，小思怡只是悲惨地死去。<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妈妈我饿(2)她死了，死在成都市青白江区九千小区1幢3单元1楼，她的家中。炎热的夏季，她被关在房中，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她一定像往常那样，极力忍受着饥饿和干渴，乖巧地等妈妈回来。白天过去，黑夜来临，我们无从推测，小思怡曾经怎样的挣扎，曾经如何的绝望、恐惧、痛苦，一个孩子，一个才3岁的孩子，一个原本应该享受着人世间最美好的童年的孩子，她活着的是怎样的3年，她的死，竟要如此的痛苦！“家委会的王大爷随团结派出所的警官破门进入李家，看到的景象令他们震惊：整套房子门窗紧闭，卧室门还用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解开绳子打开房门一看，孩子倒在门后的地上，幼小的身子早已腐烂。”而此刻，把孩子关在家中的母亲，在戒毒所。这样的民警日，下午，李桂芳把小思怡锁在家中。李桂芳去了临近的金堂县。她进了一家超市，她是来偷窃的。她被抓了。抓她的是金堂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值班民警黄小兵、王华麟。李桂芳对偷窃“供认不讳”。她被发现吸毒，她要被送去强制戒毒。李桂芳向城郊派出所辖区刑警队长、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等办案人员说她3岁的女儿关在家中无人照应，恳求回家安顿好再来投案。她被拒绝了。被拒绝的李桂芳请王新等人帮忙联系她姐姐照顾孩子。王新、卢晓辉几次打电话没联系上，便将此事通知了成都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接电话的是在此实习的成都市警校学员穆羽。穆羽在打过几次电话无人接听后，既未向任何人汇报，又未做任何记录，随即将此事抛在脑后。而王新等人也再未追问此事结果。6月4日，李桂芳被送进戒毒所。6月21日，李思怡被发现死亡。这17天中，小思怡被整个世界遗忘。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黄小兵、王华麟、王新、卢晓辉、穆羽。过程很简单，小思怡便死于这一简单过程。被送去强制戒毒的李桂芳，她不知道，她再也不能看到自己的孩子了。因为她已经“恳求”过抓她的人，他们会“照顾”她的孩子。曾经的生机小思怡原本也可以不死。孩子的可怜也曾打动过邻居们的恻隐之心，他们建议有关部门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收养，可是因为小思怡还有着母亲，即使是这样一个吸毒的，连自己的温饱都不能保证的母亲，福利院不肯收养。邻居们再想办法，又找了个没有孩子的人家领养小思怡，李桂芳，这个孩子的母亲她答应了，可她又三两天就找领养人家要钱要物，对方不堪其扰，又把孩子送了回来。当地民政部门以李桂芳吸毒为由拒绝给予她们母女低保待遇；而妇联则认为，“妇联主要任务是维护妇女的权益，儿童权益保护主要应该由共青团负责”。除了李桂芳，小思怡还有个姨妈，她是李桂芳的二姐。提起小外甥女，李二姐满脸是泪：“我第二天看到报纸登了，才知道孩子死了……她（李桂芳）吸毒，害死了小思怡啊。她从来不跟我们说孩子是谁的，我们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思怡3岁了，连户口也没有！”几个兄弟姐妹中就李二姐和妹妹住得最近，妹妹经常找她要钱，派出所也常为李桂芳的事找上门来，弄得她和丈夫关系紧张。迫于无奈，每次妹妹来都不敢让她进门，实在觉得孩子可怜也只能给她10元、20元买点吃的，不敢多给是怕她又拿去买毒品。当地警方曾经想让李二姐收养小思怡，她因为害怕妹妹无休止的骚扰而没有同意。“上个星期，我还给孩子送旧衣服去，拍门拍不开，还以为妹妹把孩子带到外地去了，就把衣服从阳台的缝缝里扔了进去。谁会想到，孩子会活活饿死在里面啊！”李二姐痛哭失声。生死一百米在李桂芳被送去强制戒毒后，据成都市公安局的调查结果所说，相关办案民警，无论是金堂县公安局还是青白江区公安分局的办案人员，都只是通过电话与李二姐家联系，在无人接听电话的情况下并未采取其他办法进一步核实情况。妈妈我饿(3)实际上，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就在李二姐家对面，距离不过100米。而那个在这里实习的警校学生穆羽，他只肯打个电话，电话无人接听，他就置之脑后。100米，仅仅100米，挡住了小思怡生存的希望。一位记者在关于此事的报道中这样写到：“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个在派出所实习的市警校学生穆羽。这个学生后来是被开除了，但透过该生的所作所为，我们可见培养人民警察的‘警校’之一斑。你如果对我说，这个警校是一向注重‘服务精神培养、救助意识教育’的，从校长到老师到课程设置都贯穿了这样的教育，对不起，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不知道这个穆羽知不知道，就在离派出所也只是一个街口的九千小区里，小思怡正等着妈妈给她开门。强制戒毒的效用这是来自当地警方的消息：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团结村派出所实习的市警校学生穆羽等人工作极端不负责任，执法冷漠，严重失职、渎职。该市公安局决定：对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刑警队队长、副所长王新，副所长卢晓辉，民警黄晓兵，王华麟移送检察机关处理；负有直接责任的金堂县公安局政委吴仕见、城郊派出所所长刘继国、副所长王际勇、青白江区公安分局团结村派出所所长王国富、教导员邱小琳等人停止执行职务；穆羽被开除学籍。可是，小思怡的死，对于这些“执法冷漠，严重失职、渎职”的民警的惩戒，到底会不会惊醒那些冰冷的心，到底会不会给更多的弱者带来人情温暖？“我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更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普通的母亲，我为这孩子放声大哭！我为这种母亲这种公安这世间大哭。”这是第一位报道此事的记者李亚玲在网上的呼喊。“她哭着求警官放她一马，她先回家把孩子放出来托给别人再回来自首，警官没理她。如果警官能帮她通个气，这孩子一定不会死。孩子死得太惨，也太冤了。”这是与孩子的母亲一起被抓的人的电话。对于被强制戒毒人员，按照有关法规，有关部门应该在规定时间（三天）内通知吸毒人员家属。然而17天过去，李桂芳一直被“悄悄”关在戒毒所。对于李桂芳这样的人，强制戒毒只有三个月，三个月后，李桂芳到底有怎样的变化？她会洗心革面？会痛改前非？会重新做人？对吸毒者进行强制戒毒，对贩毒者依法严惩，执行不难，但在“强制”、“严惩”之后，那大量复杂繁琐的善后工作由谁来做？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是治标还是治本？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组数据：2002年，中国内地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到100万人，同比上升了11%；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占总数的74%。小思怡，一个毒品间接受害者，一个执法冷漠的牺牲品，一个社会救济体系薄弱的无情揭露，一个城市文明的巨大悲剧。悲剧后的丑恶已一一揭开。愿3岁的李思怡，她小小的灵魂在天堂得以安息，愿无数善良人的热泪能催化文明前进的哪怕小小一步。一个3岁的孩子，一个人，被关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被电力公司停止供电的黑房子里，在寒冷、饥饿、恐惧中死去。她死了，她去了天堂，在天堂里，她用不着，再一次次地哭喊：“妈妈，我饿。”河水冰冷(1)那个涉水过河的小女孩徐惠的奶奶站在村口的路边，她在等徐惠，她流着泪。徐惠死了之后，她就常在这路口站着。没有人听懂她念念叨叨说些什么，她说着说着，一脸是泪。不设防的工地、少了盖子的窨井、没有警示标志的河流，一个个危险险恶地尾随着人们，尤其是孩子背后，伺机吞噬着一条条活泼泼的生命。悲剧曾经上演，悲剧正在上演，悲剧还会上演——如果生命之重在一些人看来甚至无法让他们停止嘴里的烟、杯中的酒、手里的麻将的话。这话似乎有些主观，但表述的事实内核却是铁一般坚硬的：相关人员只要把手中或有意义、或根本没有意义的事停下来，用头脑、更用心去想一想，想一想那么脆弱、那么可贵，却又是只有唯一的一次，再也无法重复的生命，也许他们就会做什么，这项工作甚至可能只是举手之劳！然而——如果去了解每一条被成人世界的冷漠扼杀的小生命，你会和我一样有锥心的疼痛。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就是悲剧，而制造悲剧的又总是人类自身，这是一种何等的悲哀！事后，人们都在想4月29日晚上的那场大雨。溧水白马镇南下庄，大雨如注。雨一直下着。徐惠去接电话，接爸爸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徐惠自己家没有电话，爸爸的电话是打到隔壁邻居家的，邻居在门口大声地喊。徐惠冲了过去。雨越下越大。爸爸说明天就回来了，爸爸说要给徐惠带些什么。爸爸春节后就去上海打工，明天，就回来了。回家过“五一”。雨的声音像要盖过爸爸电话里的声音了，哗哗地从屋檐向下倒着。“期中考试成绩怎么样？”“马马虎虎。”雨可能停不了了。雨落在徐惠天天上学的泥泞不堪的大坝路上，雨落在大坝上的南坝桥上，噢，南坝桥已经拆了，雨打着光秃秃的两根桥桩。桥桩的旁边，堆了一条土坝，临时，替代那桥。徐惠说：“爸爸，我不要什么。”爸爸说：“要么，给你带点吃的吧。”徐惠说：“不要，你就给我买两本练习簿吧。”徐惠9岁，上二年级。妈妈让徐惠早点睡，明天还要上学。雨下着，徐惠睡了。南坝桥边的河水涨起来，河水卷起了漩涡，冲刷着那断桥边上的，一堆矮矮的泥坝。这泥坝，是徐惠们上学的必经之路。每天，有20多个孩子要从这里经过，从这里过去不多远，就是王家边小学。河水涨起来。没有人知道，不知在什么时候，涨起的河水把这个土坝冲了个缺口。徐惠起床了，才6点。徐惠说：“妈妈，我走了。”“噢。”妈妈答应。每天都是这样的。徐惠6岁就一个人上学了。没有人送她。爸爸在外打工，妈妈不会骑自行车。从家到学校，有3里路，徐惠要走半个小时。徐惠习惯了。前面两个同学走得太快了，他们是五年级的，一个叫冯源，一个叫林鸿。徐惠背了书包紧紧地跟着。路一拐，就到了大坝路，路不好走。脚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你快点。”徐惠一声不吭，加快步子。南坝桥拆了，40多天前就拆了。现在，南坝桥下堆的那个，让孩子们走来走去的土坝也不见了，土坝淹在了水的下面。河水打着漩。“我下去看看。”冯源脱了鞋，卷起裤腿。林鸿跟在后面。水不深。能趟水过去。然而就在前面，在土坝靠对岸的那一端，有着一个大大的缺口，缺口藏在水的下面。三个孩子摇摇晃晃地向前。学校离这里不远了。这是4月30日，清晨6点30分。徐惠走在最后。她看到了冯源跌进水中。冯源在水里挣扎，冯源抓着了一根绑在木桩上的铁丝。林鸿跟在他的后面，林鸿跨了过去，惊惶地爬上对岸。“拉我一把，拉我一把。”冯源喊。林鸿把手伸给他。冯源被从水坑当中拉了上来。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河水冰冷(2)“徐惠，别过来，别过来。”可是徐惠已经一头栽进水中。水卷起徐惠，冲下去。过了土坝的水有两米多深。林鸿、冯源在岸上追着。水卷了徐惠飞快向前。100米。林鸿、冯源停下来。徐惠不见了。河水将她完全淹没。十几分钟后，大人们赶了过来。打捞着。徐惠在下游一座桥下面找到。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的徐惠被匆忙送往医院。这一天，徐惠的爸爸和她约好回家。爸爸给她带回了她要的练习簿。5月9日。徐惠走了已经10天。徐惠的奶奶站在村口的路边，她在等徐惠，她流着泪。徐惠死了之后，她就常在这路口站着。没有人听懂她念念叨叨说些什么，她说着说着，一脸是泪。她看到了我，就一直拉着我的手，“惠惠说，奶奶，我就比你矮一个头。”她用手比划着，说徐惠已经这么这么高了，“活蹦乱跳的，就死了。”她又哭起来。徐惠的爸爸坐在屋子中央的八仙桌边上，什么也没看，木木地坐着。邻居们过来，满满地坐了一屋。徐惠的爸爸还是那样坐着，一言不发。徐惠的妈妈在后门外面，倚着门框站着，手里拎了一只竹篮。她就那样紧紧地抓着篮子，低着头。许多人在说着话。徐惠的奶奶反反复复地跟人说着“就矮一个头”、“活蹦乱跳的”。邻居们嘈杂地聚在一起。“那个篮子做什么？”我问。“采茶。是徐惠的，徐惠帮她妈妈采。每个星期天，她跟着她妈妈。”一个邻居说。“她采了这么多。”徐惠的妈妈用手比划着，她说的是徐惠最后帮她采茶叶的那一次，“她一下午，采了有半篮子。我说可以卖10块钱，她高兴得直跳。晚上回到家，一边写作业，一边问我，妈妈，真能卖十块钱啊？”那条路，已经没有孩子走了，没有人走。如果去王家边村，去王家边小学，要兜一个圈子，要从左边山脚下，或者从右边的另一个小村穿过，要多走三四里。周围三四个小村的，去上学的孩子，要起得更早。我到王家边小学的时候，是中午。偌大一个学校，只听到几声鸟儿的鸣叫，静静的，悄无声息。是午休的时候，一个一个的教室里，孩子们在睡觉，趴在桌上。学校只有两排教室，二年级在后面一排的中间。悄悄地从窗户看过去，在这教室的第一排，有一个空座。那空座边上的一个小男孩香甜地睡着。那是徐惠的座位。我离开教室。校园安详平和，一簇一簇的月季花静静地开着。我坐在操场边的一块岩石上，等着。听到布谷鸟的叫声，远远地飞来，又远远地飞去。下午2点15分，一声铃响，校园里一片欢腾，仿佛徒然苏醒。陈老师已经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是徐惠的班主任。“我是陈月才。”陈老师站起身，摘下眼睛上独腿的眼镜。陈老师拿来成绩册，翻给我看：“这是期中考试的成绩。徐惠语文96，数学98。是班上的前几名。”“除了晚上回家，我所有的时间都跟他们在一起。”陈老师再次沉入到悲伤之中。陈老师无言地站着。在他后面的墙上是一块大大的黑板，黑板上写着各班学生的人数。二年级后面写着“23人”，“23”的右上角小小地写着“－1”。那是说，徐惠不在了。“我尽量不看那个空位子，眼光扫到了，也是尽快跳过去。”陈老师说，“徐惠坐在第一排，上课的时候，她从来不回头看。”5月9日下午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孩子们跟着陈老师读一篇课文。第一排，那个座位空着。课桌的抽屉里放着一本翻得边角卷翘的字典、几张午餐饭票、一只饭盆。同学们齐声朗读着，一丝不苟，全神贯注。在这朗朗的读书声中，我离开教室，离开学校。仅仅在几天前，徐惠还坐在他们中间，一样认真地，一样充满希望地读着她的课本。而现在，她只是学校里那张学籍卡上的，一张小小的一寸的照片了。她永远离开了这个学校，这个她天不亮就要起床赶过来的学校。4月30日那个上午，冰冷的河水将她带走。因为桥没了。河水冰冷(3)她的座位空着。她不再回来。李孔友是王家边村委会的负责人。“究竟谁该为这个悲剧负责？”我问。“这怎么说呢？既然人家已经赔了钱了，你看呢？”他说事情已经处理好了，一条9岁的娇嫩生命——85000元人民币。“不是我们赔的，是工程队赔的。事情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农田改造是镇里统一安排的，工程队也不是我们的。”因为“农田改造”，一个多月前，工程队“改变”了那条路，使它变成泥淖；拆了那座桥，仅仅是拆了。没有人去想，每天，有多少孩子要从这里经过。可是他们一定看到了，那么多的，来来回回的，步履艰难的孩子，涉水而过的孩子，可是谁也不会在意。桥断了已经40多天，危险每天在与孩子们擦肩而过。悲剧总是偶然，偶然永远是最好的藉口。没有一个孩子会去想他们上学的捷径本应该平坦安全，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应对这突然的道路的变化。他们多带一双雨靴，他们赤脚走过，他们不会抱怨，也不知道向谁去抱怨。他们默默承受着，直到这个“偶然的”悲剧的发生。事情跟村里没关系。因为付了钱，事情又与工程队没关系了。每个人都心安理得，日子过去怎么过，现在还会怎么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小小的一条生命，不用多久，在现实里，人心之中，必将了无痕迹。然而，我心里的疼痛却一点点加剧，直到采访归来一周后的今天依然。有人安慰我：时代还是在进步的，为了抢救一个孩子，大多数人都会不计成本，而孩子死后，孩子父母得到的赔偿金是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的多。然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