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风韵》葛兆光 戴燕
《晚唐风韵》葛兆光 戴燕
晚唐风韵葛兆光 戴燕 著目 录出版说明“小李杜”与晚唐诗坛龙门之跃在党争的夹缝中十年一觉扬州梦一寸相思一寸灰朝过三清又拜佛只到静时方爱僧玄宗与贵妃《九日登高》见悲凉咏史翻案《清明》——尚有疑问的佳作片言役万景于平凡处见匠心——《泊秦淮》《西江怀古》的惆怅莫寻诗义烟雨中高朗的《长安秋望》深契棋道诗人的悲哀圣女何处寻却话巴山夜雨时难懂的无题诗《嫦娥》的寂寞悲凉咏历史何以树中独爱柳一首《锦瑟》解人难无题胜有题李商隐诗的用典湮没无闻命也夫杜牧诗与许浑诗的比较谁人得似张公子李商隐与李贺李商隐与温庭筠、段成式从李商隐到西昆体出版说明《古典诗词漫话》是一套文化类普及读物，共15种，每种一个专题，它起自先秦的《诗经》，终于晚清的龚自珍，是有着一个大致的脉络的。诗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骄傲，谈诗论词的专著、论文数不胜数。这套书所以采用漫话的形式，是为着读者接受的方便。每个时代的读者，理解自己时代的作品，除特殊情况外，大都不存在什么困难。而时代相隔，理解起来似乎就有些滞碍。时代距离愈远，理解起来困难也就愈大。理解的隔膜源自于生活的隔膜。诗词也是如此。历史上桑间濮上的谣咏，文会燕集中的歌吟，都是新鲜生动、荡人情思的。但隔着百年乃至千年的时光，失却了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她的生气愈来愈微弱，影响也就越来越衰减。等到变成人人敬而远之的“古典”，她的天生丽质和勃勃生气已经被时间织就的蛛网遮盖住了。要恢复她的生气，就要拭去这层蛛网，使我们能直接面对她的本来面目，乐于和她做朋友。久而久之，就会从这位韵致高雅的朋友身上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的影响。像这样的工作，港台称之为“古典的现代化”；大陆原来称为“鉴赏”，近年也逐渐袭用港台的说法。做这样的工作，高头讲章固不可废，但形式灵活、内容风趣生动的随笔似更相宜。本套丛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用漫话的形式，将诗人的生命历程、作品的内涵与诗艺表现作为叙述重点，着重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每一本都包括四五十篇短文，每篇处理一首诗，或一个特定事件。各篇分读可以体味作品的精华，合观则可得诗人的身世与人格。举凡诗人轶事，诗作赏析，均能深入浅出，雅俗兼顾。既是非常好的文化小品，也是学术小品，很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这套书先在香港出版，原名“诗词坊”，香港中华书局的同人为使丛书更具吸引力，在版式和插图上动了不少脑筋。既而引入台湾地区，也大受欢迎，在学林颇获好评。现在，蒙作者及香港中华书局慨允，我们对原作略加修订，并保留了部分插图，重新出版。像这样的一套小丛书，能在两岸三地出版，本身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最后，向这套丛书的作者和香港中华书局同人表示谢意，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把“古典的现代化”工作做得更好。中华书局编辑部2003年6月“小李杜”与晚唐诗坛大凡后一时代的人与前一时代的某个名人有些相仿，人就会以那个逝去的名人作他的绰号，并加上一个“小”字，《水浒》里那个百步穿杨的花荣便称作“小李广”、《三国演义》里那个勇冠三军的孙策就叫作“小霸王”，称“小”并不意味着他的本领不高而只是说明其时代的较后。杜牧与李商隐被称为“小李杜”就是因为他们生于李白、杜甫之后，如果说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的双子星，共同创造了一个几乎不可企及的诗歌巅峰，那么，李商隐、杜牧则在晚唐是两个无人可与比肩的诗人，他们的诗给唐代诗歌史的最后一页添上了瑰丽的色彩。宪宗元和九年（814）以后，孟郊、李贺、柳宗元、韩愈相继去世。随着中唐这批诗人的逝去，元和诗坛上那种活泼泼的生机和锐意创新的勇气也渐渐消失，虽然白居易、贾岛、刘禹锡一直活到九世纪四十年代才离开人间，但他们后期业已定型的诗歌创作也只能起承先启后的桥梁作用。直到杜牧、李商隐等年轻诗人崛起，晚唐诗坛才有了异于前代的生机。杜牧（803－825）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进士，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杜佑既是大官又是学者，著有《通典》二百卷。这种世家的出身是杜牧一直引为自豪的事情，《冬至日寄小侄阿宜》一诗云：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这一家世传统对他极有影响，使他常以天下为己任，特别关心“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还写了《罪言》、《论战》等有关政治、军事的文章，注释了军事著作《孙子十三篇》，多次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军事、经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就像旧时绿林好汉常吆喝的一句口号“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可是，且不说他是一厢情愿纸上谈兵，在那时就算他真有管仲、诸葛之才也难补好唐王朝这件百孔千疮、捉襟见肘的“衣裳”，更何况当权的既非齐桓也非刘备，根本不会理会他的书生意气。所以在他中了进士以后十年时间里，除了一小段在京为御史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幕府中沉沦下僚，直到四十多岁才当了个州官，因而他又常常灰心失望，在他四十四岁任池州刺史时写的《春末题池州弄水亭》中，他自嘲道：“为吏非循吏，论书读底书”，无可奈何之余，就只有一觞一咏，歌儿舞女，“逐日愁皆醉，随时醉有余”。他那种“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式的放荡形骸，“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式的懒散颓唐，和他时时关心天下事的入世雄心合起来，正好是杜牧一个完整的心灵。比杜牧小十岁的李商隐（813－858）则不同。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开成二年（837）进士，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虽然他自称是帝胄之后，但实际上早已家道败落，只不过和大唐的皇帝共姓一个“李”字而已。从他的高祖至父亲都只做过县令、州佐之类下级官吏，到李商隐幼年时更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他只能苦苦奋斗，从科举开始，争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杜牧式的自豪与他是无缘的，倒是一种自卑与自负扭结而成的激奋心理时时占据着他的心灵。因此，他一方面对政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方面深深地愤慨与失望，像《贾生》中“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他怀才不遇的感慨，《安定城楼》中“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就是他自嘲的哀叹，入世不得，出世也不得，正是他心里忧郁难堪的根源之一，所以他比杜牧更笃信宗教，常常在宗教世界里寻找心灵的解脱。同时，作为一个不挣扎就没有地位的文人，他不可能像杜牧那样陶醉于自我，故此他的性格也不像杜牧那么爽朗开豁，相反，他时时陷入难以排解的忧郁之中。杜牧与李商隐关系不错，他们一为李贺写序，一为李贺写传，在牛僧孺死后，一为牛写祭文，一为牛写碑铭。李商隐还写了赠给杜牧的两首诗，《杜司勋》说：“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说：“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极尽仰慕之情（但杜牧集中没有赠李商隐的诗，也许是没有收或遗佚了）。可是，尽管如此，他们两人的差异仍是太大了，气质、出身、思想的差异使他们的诗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杜牧身上那种贵族气质、史家遗风使他的诗充满了理性精神的高朗明快，而李商隐心中的那种浪漫情调与自卑压抑使他的诗郁积了感情的缠绵结绕；杜牧那种洒脱轻快性格使他的诗显出爽利俊逸，而李商隐那种悱恻于情的性格使他的诗偏于沉郁曲折；杜牧那种强烈的入世思想使他的诗更多地表现了现实精神，而李商隐那种自感不容于世的心理使他的诗常常指向虚幻的想象世界。在晚唐，像杜牧、李商隐那样处境、地位的文人不少，像雍陶、薛逢、马戴、李频等，但他们的气质、性格、思想都与杜牧、李商隐不同，既不像杜牧那么爽利通脱，也不像李商隐那么重于情感，尽管都有满腹牢骚，却都做出一副潇潇澹泊的面孔来，所以诗歌大多写自然山水，意境也比较狭小单调，而多偏于走那种清丽尖新的路数，基本上沿袭的是大历十才子，姚合、贾岛的风格：比起杜牧来，气格要狭窄窘迫些，内容也浅近卑俗些；比起李商隐来，色彩要清淡些，意境要显豁些，往往千人一面。那种幽幽的伤感、残山剩水的境界，僵化的格律规范，往往使这些诗出现一种与晚唐时代相仿佛的灰暗、萧瑟之气。就是杜牧、李商隐的朋友也难与他们比肩，杜牧称为“千首诗轻万户侯”的张祜绝没有杜牧那种俊逸爽利；以“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两句使杜牧“吟味不已，因目之为‘赵倚楼’”的赵嘏更没有杜牧那种深沉的历史感和开朗的胸襟；最像杜牧的许浑则只是像其皮毛，乍一看与杜牧形似，但仔细读来，就能发现他缺乏杜牧诗那种拗峭的韵律与高朗的批判精神，不仅重复的句式多、相似的意境多，而且显得格调不高，情绪低沉。而李商隐的好朋友温庭筠的诗也不像李商隐那么朦胧深沉，情感郁结，虽然语词意象色彩相似，却由于没有真挚的深情而缺乏萦绕回荡的韵味，显得比较直露浅显；另一位与李商隐诗略有相似的李群玉，虽然也有些诗的色彩、意象与李商隐接近，但总的来说却纤弱柔靡得多，像“多情草色怨还绿，无主杏花春自红”、“酒花荡漾金尊里，棹影飘摇玉浪中”、“二寸横波回漫水，一双纤手语香弦”，简直不像诗而走到词曲那一路上去了；至于唐彦谦、韩偓等学李商隐诗风的晚一辈诗人，那就更有点邯郸学步、画虎不成的味道了。当然，决定一个诗人风格的并非仅仅是气质、性格与思想等内在因素，还应该包括他诗歌所采用的形式、语言、意象等外在因素。一般来说，晚唐诗人在细微局部的审美感受上是出类拔萃的，在捕捉细腻的、富于表现力的意象，选择微妙的语词、构筑幽远婉约的意境方面几乎可以说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是，他们在整体语言形式上却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完全沿袭了中唐，只不过是对诗歌尤其是近体律绝的格律、音节、用词遣字推敲得更细而已。但杜牧、李商隐则与他们讲究局部的习惯不同，杜牧除了有意在声律上进行一种“陌生化”的改造，形成拗峭峻拔的效果外，更注意意脉的流贯与整体的和谐，他的诗往往浑然完整，很难以句、字摘选；李商隐则更侧重于整体结构的回环曲折，使意脉似断而实续，往往以跳跃性的视角转移造成意境的朦胧恍惚、扑朔迷离，以反差极大的色彩意象与情感内涵融和，使人在不协调处领悟它的妙处，因此也往往使人感到它“陌生”与新颖。唯其如此，他们的诗才能在晚唐诗坛上显示出独特的华彩，并给后人开凿了新的创作途径。历代留下来有关“小李杜”的评论、诗选、传记已经不少了，今人又增添了许多新的论著、诗选。本书为了避免重复，采取了类似“札记”的写法；为了避免单纯赏析，又添写了有关杜牧和李商隐生活、交往、影响的一些段落，目的无非想使读者立体地、多面地了解这两位诗人。比如科举常常是旧时代文人一生中幸与不幸的关键，很能影响到二人的心理，于是写了《龙门之跃》；牛李党争是晚唐人难以绕过的大漩涡，杜牧、李商隐在这场风波中究意如何表现，这是众说纷纭的旧公案，于是写了《在党争的夹缝中》；个人生活虽然常常被正统史学遗忘，却常常是了解人的极好机会，于是写了《十年一觉扬州梦》与《一寸相思一寸灰》；而宗教信仰则与诗的关系很密切，《只到静时方爱僧》和《朝了三清又拜佛》就介绍了这两位诗人心中不同的宗教意识。对于诗选，当然尽可能选代表作来进行通俗的赏析，但心里实在不愿意沿袭时下赏析文章的模式，于是在赏析时常常会借题发挥。同时，为了使读者通过“小李杜”这个坐标了解当时诗坛的演变和发展，也特意写了杜牧、李商隐与周围及前后诗人乃至宋代西昆派的关系的若干篇。我们觉得，孤立地看某一事物绝不如综合地多角度地看这一事物，就像悬浮在宇宙中的星球如无其他星球当参照系就无法确定其位置一样。龙门之跃传说，鲤鱼跃过龙门可以变成龙，于是便拼死拼活地在龙门跳啊跳啊，一些跳过去的，就成了可以变化、可以升天的神龙，大多数跳不过去的，就筋疲力尽地相继死去。唐代科举的意义恐怕不会比鲤鱼跃龙门小，自从文人的前程要由考试来决定，这科举就成了文人性命攸关的一道关口。考上了的，自然日后一路顺风；名落孙山的，则今后一生倒霉。因此，文人幸与不幸往往系于科举。从“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钱起《下第题长安客舍》）中，可以看到落第文人的伤心；从“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中，可以看到考完尚不知消息的举子的急切与卑微；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孟郊《登科后》）中，可以看到新科进士的狂喜。不仅如此，一试而中和屡试方中者，心理反应也不同，徐夤《赠垂光同年》中两句：“丹桂攀来十七春，如今始见茜袍新”，那喜中有悲、悲中有喜的神情，怎能和少年得意一举中进士的意气洋洋相比？杜牧是个幸运者，也许是他出身名门的缘故，大和二年（828）他去参加进士考试，就有一帮人争先恐后和他攀交情，据杜牧自己回忆，当时“先进之士……争为知己者不啻二十人”（《投知己书》），而一个太学博士吴武陵更直截了当地找到主考官崔郾，说：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然后抑扬顿挫地念了一遍《阿房宫赋》，并要求崔郾答应给杜牧第一名，可崔郾早已把一至四名走了后门，所以只好约定为第五名。后来果然杜牧以第五名及第（唐王定保《唐摭言》）。偏偏是好事成双，平时不常有的制举也在这年三月举行，杜牧赶早不如赶巧，又是一举成功，得到了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的职位，这年他二十六岁。“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本事诗》），少不了洋洋得意，有一首写于科举刚刚结束、制举尚未开始时的《及第后寄长安故人》，很能表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可是，李商隐在这道龙门面前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他和杜牧同一年参加科考，但直到开成二年（837）才考中进士，中间经历了十年之久。据他自己《上崔华州书》等文的记述，一次是被贾□排斥，一次因病不能赴考，一次被崔郸贬抑，这使他有时想起来就气得恼火，常常写诗作文发牢骚。《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说：“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这还说得客气，另一篇《别令狐拾遗书》说：“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困不动……真令人不爱此世而欲狂走远飏耳”，就有些要骂人的姿态了。按他的说法，考不中的原因似乎是主考官总和他过不去及他未曾向当权者送行卷（《与陶进士书》），但根本原因是他后台不硬、靠山不大。唐代人考进士，常常后门比前门宽，没有人不通过各种渠道巴结权贵、结交名人来疏通主考官的，认识的人名望越大、地位越高，中进士的机会就越大。所以，当开成二年令狐绹极力向高锴推荐李商隐后，他终于考中了进士，在他的《与陶进士书》中曾直言不讳地写到了这次中试的缘故：夏口主举人（即高锴）时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辞，故夏口与及第。中了进士自然应该高兴，可是十年折腾，十年反复，他好像已经高兴不起来了。在及第后写的唯一提到中举的诗《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里，竟看不出多少欢喜的模样，反而有些淡淡的愁容：芳桂当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压春期。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嵩云自不知。下苑经过劳想像，东门送饯又差池。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大雁塔。唐代风习，考中进士者必游此塔。杜牧中进士二十六岁，李商隐中进士也是二十六岁，看上去差不多，但实际上却大不同。杜牧出身贵族，是根本不着急应考，李商隐出身低微，是急于要考取功名；杜牧一试而中，根本不花力气，李商隐却考了十年，苦不堪言，所以杜牧的心理上充满了自信、骄傲与自豪，这使他一辈子都有一个高朗洒脱的性格，而李商隐却在心理上留下了伤痕，一种急迫、激奋、压抑的情绪使他一生都常笼罩在心理阴影中，这恐怕也是他们的诗风在后来呈现相异之处的原因之一。在党争的夹缝中元和三年（808），年轻的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考进士，把当时宰相李吉甫的政策狠狠讥刺了一番，弄得李吉甫又恼又怒，便到唐宪宗面前哭诉一番，唐宪宗拗不过面子，只好下令把牛僧孺、李宗闵等新科进士搁在一旁，不授给实际官职，还把录取他们的主考官杨於陵等人发放到外地去当地方官。从此两批士大夫就结下了仇怨，开始勾心斗角。十几年后，即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另一次科举则使两批士大夫的矛盾公开化。当时杨汝士、钱徽主持贡举，等发榜时，人们发现，和杨、钱一伙人的亲戚，像李宗闵的女婿、裴度的儿子、郑覃的弟弟、杨汝士本人的兄弟都考中了进士，而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李绅、段文昌等推荐的人却名落孙山。于是，段文昌就向皇帝告了一状，说杨、钱二人取士不公、营私舞弊，而当年早与牛僧孺、李宗闵有怨气的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也在一旁帮腔，因此唐穆宗下令重新考试。结果原来考中的那批人都落了第，而主考官钱徽也被罢官。这一来，牛僧孺、李宗闵一派便与李德裕一派更加势同水火，彼此党同伐异，“各分朋党，更相倾轧”，沸沸扬扬地闹了四十年，连皇帝也无可奈何，只能叹气，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在这个史称“牛李党争”的数十年里，两大派官僚在窝里死斗，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使得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文人几乎没有人能摆脱这种争斗漩涡，而这一争斗漩涡的变幻无常，又使他们的宦海生涯不时出现变化，时而升天，时而坠地，时而荣华，时而衰落，就像一叶飘荡在狂涛中的小舟。本来，杜牧与牛僧孺的私交是很不错的，大和七年（833）杜牧到扬州就是应当时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邀请去当他的节度府推官。牛僧孺对杜牧很够朋友，甚至连杜牧私生活中诸多不检点处都给予庇护。据说，大和九年杜牧离开扬州时，牛僧孺曾劝告他，不要因为风流韵事而伤了身体，当杜牧矢口否认时，牛僧孺便令侍儿取出一个书簏，倒出上百封“平安帖子”。原来，杜牧在扬州经常出入歌楼妓院，而牛僧孺不放心，便派士卒穿便服暗中保护，如无事便写一份“平安帖子”，于是杜牧恍然大悟，自然对牛僧儒感激不尽，这种感激之情一直保存在杜牧心灵深处。那么杜牧是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是“牛党才人”呢？也不是，他虽然与牛僧孺交好，但他的政治理想却和李德裕相近，他拥护李德裕对藩镇用兵、对抗回纥吐蕃、清理江贼、贬斥佛教等政策。在他于武宗会昌三年（843）所写的《上李司徒相公论兵书》和会昌四年（844）所写的《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中可以看出，他不仅给李德裕出谋划策，还对李德裕抱有感恩戴德之情，一再说“某受恩最深”，并称赞李德裕“庙算深远”、“文德素昭，武功复著”、“上符神断，潜运庙谟”；据说李德裕也很赏识他的才干，并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和杜牧一样，李商隐虽然与牛党中的令狐楚关系极深，但他却很难算是牛党中人。这里有一桩公案必须辩明，历来史学家、文学史家都认定李商隐先受知于令狐楚，但后来却受李党的王茂元器重，当了王茂元的掌书记，又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所以被牛党认为是背恩负义，连他少年时的朋友、令狐楚的儿子也指斥他“忘家恩，放利偷合”，于是“共排笮之”。其实这是错的，王茂元既非牛党也非李党，他和李德裕、李宗闵两方都不错，李商隐为王茂元代写的书札中，既有给李德裕的信，称李德裕“顾遇特深”，“早蒙恩异，获奉辉光”，“早尘下顾，曾奉指踪”（《为汝南公上淮南李相公状》，均见《樊南文集补编》卷二），又有给李宗闵的信，称李宗闵对自己“早蒙恩顾，累忝藩方”，“某早蒙奖拔，得被宠荣”（《为濮阳公上宾客李相公状》），可见王茂元和牛、李两派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而李商隐入幕王氏，娶王氏女，自然也不至于引起牛党的嫉恨。然而，李商隐对李德裕似乎更佩服一些，李德裕和牛僧孺、李宗闵比起来在政治上更有建树些。他在会昌年间执政时，平定了泽潞藩镇刘稹，限制了宦官的权力，在大和年间任剑南西昌节度使时抗击回纥、吐蕃，帮助武宗灭佛以治理经济，限制科举中门生座师间的请托作弊。所以，作为一个一心希望大唐王朝重新振作的文人，李商隐和杜牧一样，一直是对李德裕的所作所为抱赞赏态度的。可见，杜牧、李商隐都不是牛李党争中的人物，虽然他们与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这些“党魁”都有来往，却不曾卷进那种纵横捭阖的政治角斗中，至少在一段时间中比较超脱。但是难处在于：中国的文人从来不曾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早就有人轻蔑地把这些文人称为“毛”，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人不能不靠在某张“皮”上。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很可悲而又很普遍的现象恰恰就是政治和党派总是连在一起，正确和错误的界线又总是以人头划分。“胜者王侯败者寇”，几乎很少有坚定而公正的理性标准，多数是偏执而不公正的感情界限，翻翻史书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一朝天子一朝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看看现实也可以明白这一点。在剧烈的政治角逐中很难容忍一个人保持独立人格，尽管出淤泥而不染是中国文人的理想，但若然如此便必然失去在社会实现抱负的机会，因为这毕竟只是遗世独立的幻想，而不是入世济世的哲学。你要不投靠某个政治集团，就必然失去政治靠山，因为别人结党营私而你却刚正不阿，你就成了“异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箴言不但可以用于民族之间也可以用于党争之中。你不依附一个派别就有吃里扒外之嫌，更别说你和我的对头眉来眼去了，那岂不是“胳膊肘子朝外拐”吗？所以，当唐宣宗即位（846），重用牛党的牛僧孺、李宗闵、崔琪、杨嗣复、李珏、令狐绹而贬斥李德裕时，一个重大难题就摆在了杜牧和李商隐面前了：究竟是坚持自己原来偏向于李德裕的政治主张而失去升迁擢用的机会，还是放弃自己的立场以求新得势的当权者青睐？理性和现实使四十四岁的杜牧选择了后者，在大中三年（849）为牛僧孺写的墓志铭中，他一反过去的态度，说李德裕一心想杀牛僧孺，而当李德裕被贬过汝州时，“公（牛僧孺）厚供具，哀其穷，为解说海上与中州少异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于前事”（《樊川文集》卷七），似乎李德裕是个无耻小人而牛僧孺则是坦荡君子。如果说他这样写是顾念旧情、回护死者，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大中五年（851）写的《祭周相公文》中“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则不顾当年的事实，把自己也说成李德裕执政时的受害者，就有些过分了。作为一个不通世故、感情执着而又生活在幻想中的诗人，三十四岁的李商隐却选择了前者，就在李德裕失势的大中元年（847），他还替郑亚写了李德裕《会昌一品集》的序文，称他是“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他又替郑亚起草了致李德裕的信，称赞他“有大手笔，居第一功”。当李德裕贬到崖州时，他又情不自禁地写了《李卫公》、《旧将军》，前一首叹息李德裕的命运和处境说：“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后一首再次称颂了李德裕的功绩：“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当李德裕去世，他更写了《漫成五章》来追忆李的政治军事方略。我们不必指责杜牧，作为一个一心要在政治舞台上一展雄才的文人，他不能不用这种人格的代价来换取机会，这是中国文人的悲剧。我们也不必过分赞美李商隐，作为一个诗人，他毕竟感情执着得有些迂执，他这样做只获得了“放利偷合”的恶名与“一生襟抱未曾开”的命运，这也酿成了他自己的悲剧。只有把这两种悲剧合在一起，才能体会到中国文人的悲哀，独立不阿是行不通的，苟且附合也不一定行得通，一切都要视当权者的脸色，他们仿佛身处在一个“夹缝”之中，社会的丑恶与内心的道德律使他们左右为难，像一颗生长在这夹缝中的小树，他们生活得那么艰难，只能曲曲弯弯地在夹缝中挣扎。由于杜牧和李商隐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信念，多少表现了一下自己的内心，于是他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当牛党得势后，“凡（李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旧唐书·马植传》），用杜牧的话来说，是“逐者纷纷，归轸相接”，而唯有杜牧“远弃，其道益艰”，被外调到更远的桐庐，直到大中二年。这是无意的遗忘还是有意的惩罚？虽然后来靠了哀告周墀终于返回长安，但这一命运的玩笑却已经使杜牧磨消了志气，“自笑卷怀头角缩，归盘烟蹬恰如蜗”（《朱坡绝句三首》），他再也经不起争斗漩涡的颠簸与捉弄了，两年不到，他便又请求离开京城。当他即将离开长安时他登上乐游原，看看昭陵不由叹道：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李商隐也未能重新赢得令狐绹等的信任，尽管他屡次写诗文向令狐绹陈情，令狐绹却始终不肯帮忙。尽管他为牛僧孺写了漂亮的奠文，并赢得了牛党的称赞，但牛党并不把他当自己人，于是他只好依托于卢弘正、柳仲郢，辗转于徐州、梓州等地，一直到死，仍沉沦下僚。在他大中十年（856）最后一次在长安客居时，他也去了乐游原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显然，这时的杜牧已不再是英气勃发风流倜傥的小杜了，李商隐也已不再是当年向往“上青云”的李生了，险恶的政治风云与平庸的宦海生涯已经磨尽了他们的理想。在这两首情绪灰暗的诗里，可以体会到他们一生的苦衷，感受到他们当时的满心失望。十年一觉扬州梦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是杜牧的《遣怀》诗，就像这首诗后两句所说的，杜牧生活中的一些风流韵事，曾给当时及后世人留下了一种印象：这个恪守儒家价值观念与生活信条，自称“世业儒学，自高、曾（祖）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上李中丞书》）的诗人，原来竟是个薄幸浪子！因为“世业儒学”的学者风范和“青楼薄幸”的浪子风流在人们心中总是冰炭不同，水火相异似的，所以后人总是不能理解杜牧这样一个人何以有两副面孔。于是，骂他“疏野放荡”的人觉得他那正经古板的面孔只是伪装，说得难听些就像“婊子立牌坊”；说他“乃以此自污”的人觉得他那浪荡不羁的模样只是遮人眼目，就好像逃名的人装疯卖傻，避祸的人故意逛妓院下赌场。其实，很多人把古人想得太庄严了，总觉得人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全不想一个人是多棱面的活生生的。杜牧本来就不是那么刻板，他笃信儒学，一心想着干一番大事业，但未必就得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作为一个世家子弟，他生性就豪放开朗，少年成名，又更使他风流自赏。有一个传说记载，大和末年他到宣城沈传师那里去当幕僚，听说湖州“风物妍好，且多丽色”，便去游玩，湖州崔刺史把全城名妓都找来，又举行赛船嬉水会，吸引全城少女来观赏，让杜牧物色，但眼高于顶的杜牧竟一个也看不中。直到傍晚，才发现一个老太太领的一个十余岁小姑娘是“真国色也”，于是，杜牧和老太太相约，十年后来娶小姑娘，如果不来，则任从她嫁人，并送了许多贵重的物品为聘礼。过了十四年，杜牧才再到湖州，一问之下，那个姑娘三年前已嫁了人并有了两个孩子，怅然之余他写了一首诗：“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荫子满枝”（《丽情集》，见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可见杜牧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又有一个传说记载，李愿罢官在洛阳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大开筵席邀集名流，由于杜牧当时是监察御史，专管检查官吏廉政问题，所以李愿没有请他。谁曾想杜牧主动要来，来了以后还直着眼睛死盯这百来十个绝色歌妓，并且问道：“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愿只好指给他看，他看了后竟又说：“名不虚传，宜以见惠”，意思是该送给他。李愿大笑，众歌妓也大笑，杜牧却意气闲逸，旁若无人地连喝了三大杯酒，口占一诗：“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本事诗》）据说李愿就把紫云送给了杜牧，可见杜牧是一个洒脱不羁的人。当然，这两个故事真实性如何还值得推敲，但即使是杜撰也不算太离谱。看杜牧的《樊川诗集》，里面真有不少风光旖旎的作品，像《赠别二首》、《张好好诗》，便写得柔情似水，这就无怪后人要编派他许多风流故事，并把晚唐另一个诗人杜荀鹤也想像成他的私生子（《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引《艺苑雌黄》）。风流的生活与庄严的事业并不是势不两立的，这在道德伦理意识越来越浓厚的后世人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但在唐人那里却自然得很。且不说李白常常携妓饮酒，就是杜甫，也曾陪着公子哥儿携妓纳凉，写有“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之类的诗句，杜牧的风流自然也算不了什么。不过，当杜牧在扬州过了一段浪荡生活之后，他却好像真的有些懊悔了，《遣怀》这首诗里，似乎隐隐地露出了一点儿追悔的意味来。扬州，唐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殷芸《小说》记载一个故事说，有几个人在一起各说各的理想，有的说想当刺史，有的说想发大财，有的说想骑鹤飞升为神仙，其中一个人更聪明，说他的理想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便把前三个人的好想头全囊括进去了。为什么不去长安不去洛阳而偏去扬州呢？原来，扬州在唐代人心目中是“天堂”的象征。杜牧的好友张祜说“人生只合扬州死”（《游淮南》），意思是能在扬州生活到死也无憾了。另一个中唐诗人李绅则说：“嘹唳塞鸿经楚泽，浅深红树见扬州”，又说：“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宿扬州》），后两句的意思是扬州到处都有歌楼酒馆，不须问人就能遇上“迷楼”消魂。还有一个诗人姚合则说扬州“暖日凝花柳，春风散管弦。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更令人想见当年弦歌盈耳、园囿如画、舟船如梭的繁华。于是，当满心感到寂寞，满腹雄才大略无法抒展的杜牧于大和七年（833）到扬州牛僧孺幕下任职后，这个三十刚出头的诗人就不免拿出放荡不羁、风流倜傥的贵公子派头，在扬州享受一番了。一般来说，幕僚的生活很刻板，据韩愈说，“使院故事，晨出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抑而行之，必发狂疾”（《上张仆射书》），节度使属下当然制度也很严格。可是，杜牧却不管这一套，他常常在公务之余到歌楼酒馆去饮酒狎妓，过他的风流生活，究竟杜牧这风流生活是怎么过的，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从他的《扬州三首》、《赠别二首》、《题扬州禅智寺》等写于此时的作品中也还能看出一点痕迹来，他在扬州无非一是到处游山玩水，二是与妓女厮混罢了。他去过扬州城郊的隋炀帝墓，去过隋代末年行宫的放萤苑，也曾在城里名楼大阁间闲逛，又到过禅寺随喜题诗。在游览中虽也想到过隋末皇帝荒淫误国之类严肃的问题，但更多地是沉湎于扬州富庶奢华的生活和秀丽迷人的风光，像“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喧阗醉年少，半脱紫茸裘”，“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纤腰间长袖，玉佩杂繁缨”，“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等等，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沉醉与满足的心情来。所以，他也常常与扬州的妓女发生恋情，《赠别》二首就是写给他熟识的妓女的：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两首诗写得很温柔婉转。不过，杜牧只是风流而已，并不像李商隐那么执着专情，从他的《九日》“还有玉楼轻薄女，笑他寒燕一双双”，《不饮赠官妓》“无端千树柳，更拂一条溪”，《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自悲临晓镜，谁与惜流年”等句来看，他虽然也有同情恻隐之心，却无用情专一之志，只不过生来倜傥洒脱，邂逅一过便匆匆别离，流连之余即忘在一旁。所以，当牛僧孺一番规劝之后，便有些幡然悔悟了。事情是这样的：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杜牧接到任命调离扬州，牛僧孺给他饯行，席间拿出一筐子报帖来，上面都是逻卒关于杜牧行踪的报告，写着“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原来这是牛僧孺怕他出事或过分纵情声色的特别安排，于是杜牧十分感动。当时牛僧孺又说出一番话来：以侍御（指杜牧）气概远驭，固当自极夷途，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意思是说，杜牧很有才气，前途远大，但生活不拘小节，恐怕会伤了身体，影响将来的事业。牛僧孺很会委婉地说话，据说当时把杜牧说得“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太平广记》）。杜牧是不是就因此而写了《遣怀》诗呢？这不大清楚，从诗意来看，好像有点关系，但“落魄江湖载酒行”一句又似乎暗示诗歌是为自己事业不能实现，故而在青楼酒馆寻找安慰而作。不管怎么样，看上去好像杜牧自己也开始追悔少年风流了，开始要改变生活的放纵颓唐了。但是事情并非完全如此，从杜牧后来依然狎妓饮酒的生活中可以看出，他的悔悟不过是把用在浪荡生活中的精力更多地移到政治生活中去，而牛僧孺的劝告只不过使他更看重自己的事业。他并没有像后人那样把这种风流视为“罪业”或“错误”，也没有“通过自我批判”而“觉醒”的意思（东方既白《从对两首诗的解释说起》），更没有“忏悔艳游”的味道（《唐诗三百首评析》），充其量是表示自己生活重心的偏移。在唐代人尤其是晚唐人看来，这种风流生活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对杜牧来说，这些风流生活乃是他贵公子本性所致，更何况还能在此中逃避现世的苦闷与烦恼。因此，当我们感觉到《遣怀》诗里那种隐含的懊悔意味时，千万不要把后人那浓烈的道学意识带进去，更不要忘记杜牧身上那浓重的贵公子性格。一寸相思一寸灰许多学者都断定，在李商隐早年“学仙玉阳东”时他曾与一个女道士有过一段恋情，只不过这次恋爱的具体过程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仅仅闪闪烁烁地在李商隐诗里出现。李商隐的诗历来以含蓄隐晦著称，于是这段恋情便整个儿地隐没在一片浓云密雾中，而人们越是看不清楚，这段故事便越是神秘奇幻，所以各种各样的“臆测”、“考订”、“索隐”便纷纷出笼，好像李商隐这段生活经历中藏了一个偌大的秘密似的。其实，文人与女冠（即女道士）谈谈恋爱，在唐代绝不是什么稀罕事，不少文人学子到道观学仙道之术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就像韩愈在《谁氏子》诗里所说的那样“或云欲学吹凤笙，所慕灵妃媲萧史”。李商隐在玉阳山（今河南济源）学道时才二十二、三岁，自也不免风流多情，当然他与别人不同，别人对这类恋情视为过眼烟云，风流温柔一时便罢，而李商隐却十分认真。因此，这次恋爱的失败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极深的痕迹，以至于这种情感的伤痕刻骨铭心地伴随了他一生，时时撩拨起他的伤感与怅惘，并构成了他诗歌的情感基调。唐代道教很兴盛，道教不像佛教那样提倡禁欲、无生，相反它追求长生不老，对于两性关系的观念也很开放。早期道教中曾有“男女合气”以求长生的方术，所以常有“男女媟合”之事（释玄光《辩惑论》）。虽然唐代道教在这方面有所收敛，但对于两性交往仍没有严格限制，道观中有道士有女冠，斋醮经诵时有男也有女，甚至有时还有意用女色来诱惑人们听他们讲经说法，和佛教争夺听众，韩愈有一首《华山女》诗就记载了这种现象。女冠的姿色与歌喉也的确很有诱惑力，敦煌卷子（B：3211）中有诗说：“观内有妇人，号名是女官，朝朝步虚赞，道教数千般”，想来很多人都很艳羡这些女冠，所以晚唐咏唱女冠姿色与生活的歌曲《女冠子》十分流行，像温庭筠就写有“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之类的艳词。道士向世俗宣讲的故事中又有相当多遇仙女结良缘而成仙的内容，像什么神女嫁园客、玉女嫁弦超、刘阮入天台等等，文人就也跟着想象起来，编了些娶仙女成大道长生不老的故事，像《薛昭传》、《裴航》、《少室仙姝记》等等，这种心理使文人对女道士不免有种种非分之想，常常把超越凡尘的出世之思、长生成仙的入道之念与享受人间之乐的世俗欲望一古脑地寄托在女道士身上。中晚唐有大批贵族女子、宫女及歌妓涌入女冠行列，这使女冠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她们使女冠的文化素养与艺术水准大大提高，一方面她们使女冠更具有风流浪漫色彩。这些女子本来就不是看破红尘、坚心慕道的人，只是无路可走而加入了女冠行列，所以她们并不甘心寂寞，也并不远离凡俗。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曾记载她们“盛服浓妆”，唐康骈《剧谈录》也曾记载唐昌观女冠因美丽而“观者如堵”，相传为唐玄宗所作的《内家娇》词中，既说女冠多才多艺：“解烹水银，练玉烧金”，“善别宫商，能调丝竹，歌令尖新”。也说女冠风流艳丽：“两眼如刀，浑身似玉，风流第一佳人。及时衣着，梳头京样，素质艳丽青春。”“嫩脸红唇，眼如刀割，口似朱丹。”偏偏中晚唐文人都喜欢到佛寺道观去读书学道，那里不仅风景幽美、气氛高雅，可以听听梵呗道乐，谈谈玄理妙旨，而且还可以超越凡俗，远离世间，怡养情性寻觅长生之路。如果又有风流妩媚的女冠一道游乐嬉戏，抚琴听曲，那么对文人来说就不啻神的生活了。因为在这些女冠身上，不仅有世间女子的温柔、妩媚，还有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艺术素养与气质，更有宗教神话所赋予的超越人间的象征意味；特别是比起一般女子来，她们更富于风情而没有小家碧玉的羞羞答答与大家闺秀的矜持自重，因为长期压抑使她们更具有对传统道德规范的逆反心理和追求自由感情的强烈愿望，所以她们对文人别有一种吸引力。在道观确实常有一些风流韵事，晚唐人李洞《赠庞炼师》诗云：“家住涪江汉语娇，一声歌戛玉楼箫。睡融春日柔金缕，妆发秋霞战翠翘。两脸酒醺红杏妒，半胸酥嫩白云饶。若能携手随仙令，皎皎银河渡鹊桥。”末两句大概说出了这些文人共同的心里话。遗憾的是，没有几个文人会真正地把自己的感情奉献给这些渴望感情的女冠，他们只是逢场作戏，邂逅一过便匆匆离去，在他们心里，自己的仕途、门第、名誉要重得多。所以，“韵事”虽然一件又一件，却几乎没有一件能在他们心中留下深深的痕迹与回忆，只有李商隐是个例外。从他到玉阳山学道并在那里结识了那个令他深深爱慕的女冠时开始，他的心灵深处就永久留下了她的身影，使他一生都在这段经历的回忆中怅惘和悲哀。这位女冠是谁？李商隐和她的恋情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无法考证清楚了，有人说这女冠是一个陪伴公主入道的宫女，有人说李商隐曾与她有过肉体关系，《药转》写的便是打胎之事，这种无聊的“钩玄索隐”实在没有必要。应该说的是，不要把这类事视为淫乱，也不要把女冠看作下流的娼妓，因为人有追求自由与爱情的权利，古人并不像今人所想象的那样庄严与纯洁，古人也有七情六欲。唐代的传统伦理规范也还不像后世那么严格与冷酷，所以新进士集体到平康里狎妓饮酒，决不会因此而丢了职，薛涛、鱼玄机、李冶等人风流的故事也决不至于使人觉得她们是荡妇淫妓而不屑一顾。诗人与女冠有了恋情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问题只是这种恋情是虚伪还是真诚，是为了暂时的满足还是为了永久的感情，是追求“艳遇”还是寻求“爱情”，要知道前者多出自色相的艳羡与肉欲的获取，而后者则源于心灵的沟通和感情的理解。从李商隐记述、追忆这段生活的诗中可以看出，他很少有李洞《赠庞炼师》里那类“两脸酒醺”、“半胸酥嫩”式的色相描写，也很少有杨巨源《观妓人入道》那类“舞衣施尽余香在，今日花前学诵经”式的轻佻调侃，更多的是对女冠心灵痛苦的理解与同情，像《嫦娥》诗中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和韩录事送宫人入道》诗中的“当时若爱韩公子，埋骨成灰恨未休”，《碧城三首》中的“鄂君怅望舟中夜，绣被焚香独自眠”等，都是抱着深深的同情写出了女冠的悲哀：她们入道求仙，却丧失了享受人间恩爱欢乐生活的权利，当烛残星沉之时，只能茕茕孑立，拥被独眠，暗自叹息。因此，李商隐与那位女冠的恋情应该相信是一种真挚的爱情。可是很不幸，尽管他真挚而热烈地爱着这位女冠，而且可以相信这位女冠也对李商隐情有独钟，但他们最终又不能不忍痛分离。李商隐与那位女冠为什么会分离？其间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宗教的清规戒律无情地割断了他们的情思，也许是传统伦理意识与等级观念阻止了他们的相爱，也许是像某些学者考订的那样，那位陪伴某贵公主入道的女子不得不永远侍立在主人身边，以至于银河迢遥，使有情人难成眷属。总之，他们的分离是无可奈何的，他们不愿意分离却不能不分离，于是，这种悲哀就永远地铭刻在李商隐的心中与诗中了。《日高》一诗写道：镀镮故锦縻轻拖，玉□不动便门锁。水精眠梦是何人，栏药日高红髲□。飞香上云春诉天，云梯十二门九关。轻身灭影何可望，粉蛾贴死屏风上。《无题四首》之一写道：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里似乎都隐隐约约地暗示着一个信息：他与她之间阻隔着“云梯十二门九关”。这距离不是指物理空间的遥远，而是指“咫尺天涯”般心理距离的遥远。“蓬山”或暗指道教，世俗与宗教之间已天地悬隔，怎知还有另一种障碍，使得有情人“更隔蓬山一万重”，只能在梦中相会，但当梦中金风玉露般的相逢也匆匆而逝，情人又要为梦中别离而泣啼不已。对于多愁而多情的李商隐来说，投入这一开始就注定要以悲剧告终的恋爱实在太不幸了，他就像扑影而去的飞蛾一样，追求的是永无希望的希望。面对那一层似乎透出了光明却又如铜墙铁壁的“屏风”，他扑上去，结局却只会是带着爱情与生命一道走向幻灭。于是，我们理解了《辛未七夕》（恐是仙家好别离）、《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等诗中那种哀怨凄楚的思恋，明白了《燕台四首》、《河阳诗》里那种若明若暗的追忆，也体验到了他为什么一生都那么郁郁寡欢，多愁善感，而诗歌又写得那么悲怨凄婉，原来这秘密全在于他心中那解不开、挣不断的一缕情思，这情思犹如他那联名句所说，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种刻骨铭心的不幸爱情一旦发生，那么它就注定要让诗人一生都为它悲哀，为它吟唱。当然，这命运对李商隐未免太残酷了。可是，却使他在不断的痛苦追忆中写出了许多不朽作品，因为幸福总是平凡的，痛苦与不幸才能使人铭记。痛苦与不幸常常造就了诗人，就像沙粒使蚌痛苦地磨砺出珍珠一样，正是那“一寸相思一寸灰”的悲哀，使李商隐的爱情诗至今仍撼动着人们的心灵。朝过三清又拜佛李商隐笃信道教的思想倾向为人熟知，但他对佛教的信仰却很少被人论及。其实，他与佛教关系之深绝不亚于他与道教的关系。宋代赞宁《高僧传·悟达国师知玄传》有一段记载说：李商隐者，一代文宗，时无伦辈，常从事河东柳公梓潼幕久，慕（知）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苦眼疾，虑婴昏瞽，遥望禅宫，冥祷乞愿。玄明旦寄《天眼偈》三章，读终疾愈。这段记载中神化知玄的内容当然不可信，但李商隐与知玄等佛门弟子关系甚深却是事实。他的《别智玄法师诗》是写给知玄的，《忆匡一师》是写给匡一上人的，此外还有《忆往岁与澈师同宿》、《同雀八诣药山融禅师》、《别臻师》等诗，可以说明他和很多和尚有交情。在大中七年（853）写的《樊南乙集·序》中他更明白地写了对佛教的信仰及其由来：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大中七年的“三年”之前，正是李商隐失去爱妻的时候，可是，“丧失家道”的悲哀，是李商隐奉佛的动因之一，至少，它促使了李商隐信仰佛教。可是，有人会问，为了安慰心灵，奉佛是一条路，难道奉道不是一条路么？为什么偏要“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而不能“拜伏三清座下为天师弟子”呢？原来，这关系到当时的形势和佛道二教教旨上的区别，也关系到李商隐当时心境的全部内涵。自从武宗会昌年间灭佛兴道，佛教被打下去了，道教兴盛起来，可是道教近乎巫觋的祭禳斋醮与满足贪欲的烧炼丹铅，反而败坏了名声，连李商隐心里也对它有了反感，所以大中年间唐宣宗宣布恢复佛教时，原先衰落的佛教一下子便死灰复燃并赢得了人心。从佛道二教宗旨上说，道教主“生”，以长生为大乐，以成仙为极乐，并且不禁欲，反而刺激人的贪婪与享乐欲望，因而在文人看来它很“俗”，而佛教虽然主“灭”，但它有一整套“人生皆苦”的精致理论，又有一整套与之相应的宇宙观，显得高深玄奥，加上高僧不像道士那么投机钻营，爱凑兴吹捧，显得高雅脱俗，所以一直在文人心中占有更高位置。尤其是李商隐的心灵深处，不仅对妻子的死感到悲伤，还对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意义发生了怀疑，因此，更容易与否定人生意义的佛教接近，更何况晚唐极为昌盛的禅宗有一种“平常心”的理论可以抚慰人们失去平衡的心灵，有一套在日常生活中开悟禅旨的简捷法门可以让人们迅速得到心理的宁静。所以，当读到李商隐“忆奉莲花座，兼闻贝叶经”（《奉寄安国大师兼简子蒙》）“空庭苔以饶霜露，时梦西山老病僧”（《题白石莲花寄楚公》）“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题僧壁》）等诗句的时候，人们应当明白，他朝过三清又拜佛的缘故，正在于他在历经了痛苦与绝望之后，要寻觅一个清静的世界来安顿自己的灵魂。这个世界只能是佛教那种无是非爱憎的心灵境界——他自己曾说：“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北青罗诗》）在《华师》一诗里，就有这样一个极清净澹雅的境界：孤鹤不睡云无心，衲衣筇杖来西林。院门昼锁回廊静，秋日当阶柿叶阴。“鹤”在古人心目中是一个高雅超群的象征，《世说新语·容止》里形容嵇绍的那句话：“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后来便成了“鹤立鸡群”这个成语；超群拔俗的人心中常有的一个感觉便是高雅的孤独，所以“孤鹤”只好独来独往，任意东西。“云”在唐人诗里也常常是“无心”与“恬澹”的意象，早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就有“云无心以出岫”的句子。唐代尤其是中晚唐，这种句子就更多，像“孤云出岫本无依”（刘禹锡《送元简上人适越》）、“孤云本无心”（于頔《郡斋卧疾赠画上人》）“云与我无心”（朱湾《九日登青山》）“闲云不系从舒卷”（灵一《题东兰若》）等等，人们心理上形成了一个习惯，即“云”就是澹泊无心、闲适安详的，所以中唐著名诗人兼诗论家皎然说：“白云供诗用，清吹生座右”（《答裴集阳伯明二贤》），就是说诗里用了“云”这个意象，就能使诗增添清高旷远的韵味，而“逸民对云效高致，禅子逢云增道意”（皎然《白云歌寄陆中丞使君长源》）就是说，人们读到“云”这个意象，就能引发心中闲逸高远的出世之情。同时，云也是中晚唐禅师们机锋话头中常见的一个象征，宋人普济《五灯会元》卷二记南阳国忠禅师与唐肃宗的对话：“陛下还见空中一片云么？”“见。”“钉钉着？悬挂着？”意思即人生应当自由适意、任情所之，不为任何世俗情欲事务所缚。“孤鹤”、“云”这两个意象合起来，它的意蕴就像常见的那个成语“闲云野鹤”一样，标志着一种超尘脱俗的情致，这不禁让人想到诗僧皎然《夏日奉陪陆使君长源公堂集》的两句诗：“岭云与人静，庭鹤随公闲。”李商隐去佛寺里寻访这位华师的时候，大概也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的，就像“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一样（李涉《题鹤林寺僧舍》），所以他特意穿上了“衲衣”，拽了“筇杖”，因为这一身行头也标志着朴素、闲适、清淡，而不像官服仪仗那样，给人以世俗凡尘中人的感觉。诗人到佛寺找到华师了吗？他们曾有过清妙玄谈吗？这些都无关紧要，诗人寻访佛门中人无非是寻找自己澹泊的心境，就像《世说新语》里王徽之雪夜访戴逵，到了门前却返回一样，他本是寻访自我宁静的心灵而来的，何必一定要见人？所以下两句转而写景：院门白天紧锁着，回廊静谧无声，只有秋天的阳光照在阶石上，柿叶蔽日，留下一片阴凉，这是一个多么宁静的僧寺秋景！在这一片静谧中，诗人的心灵就找到了一个平静清凉的归宿。寻求清净而得到清净，诗人更复何求？于是，心灵的躁动、悲哀、愤懑便在这一片静谧中沉下去了，升上来的是一派静穆、安详。诗人仿佛真的像闲云野鹤一样，无欲无念、闲适自在，得到了身心的自由，令人看到了他心灵中的另一个世界，一个由梵呗钟磐环绕着的虚幻世界。诗人似乎真的寻找到了他心灵的归歇处。只到静时方爱僧《本事诗》里有杜牧一则轶事：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以对之。又云：“修何业？”旁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杜牧当时一举成名，正在得意洋洋，满心以为这下子不说全国，全城总会知道自己的名字，所以大概在等着别人的夸赞来满足自尊与虚荣。谁知道那奉行“万法皆空”的和尚两耳不闻窗外事，视一切荣华声名为累赘为浮沤，干脆来了个一概不知，这仿佛给杜牧的满心欢喜迎头一瓢冷水，给杜牧的虚荣利禄之心当头一记闷棍，使他惊愕之余，不免悟到这人世间一切如过眼烟云的道理，所以说了一句“始觉空门意味长”。如此说来，杜牧仿佛是信仰佛教的了？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也曾引了他《郡斋独酌》诗中“屈指千万世，过如霹雳忙。人生落其内，何者为彭殇”四句，说：“非心地明了贯穿道、释者不能道也。”可是，仔细一读《樊川文集》，就不对了，《书韩吏部孔子庙碑阴》说得很明白：“天不生（孔）夫子于中国，中国当如何？”至于商鞅之类的法家、说长生的道教、舍天地宗庙的佛教，那都是邪说。《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也说得很干脆，信佛是虚妄，信佛往往是罪犯坏人企图求福避罚的幌子，佛教骗人之财，败国之力，所以他赞成李子烈“剔削根节，断其脉络”的抵制佛教政策。杜牧的诗文，一而言“某世业儒学”，再而言“生人已来，未有如（孔）夫子者”，三而言自己希望“仕宦至公相，致君如尧汤”，显然是一个标准的儒家信徒。那么，杜牧是个坚决反佛尊儒的人吗？现今的文学史著作、各种有关杜牧的论著都是说他信奉孔夫子的“仁义忠信”，要士人“尊儒道”、“知儒术”，并引用了他反佛的言论。可是，再一读他的《樊川文集》，又不对了，他对佛教还是喜欢的，像“僧语淡如云，尘事繁堪织”（《偶游石盎僧舍》），“可羡高僧共心语，一如携穉往东西”（《醉后题僧院》），都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憎恶并不像他那几篇文章写得那么厉害，尤其是下面这首《题禅院》：□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诗中大彻大悟的口气像是一个和佛教相对立的人写的吗？这究竟该怎么解释？一个人怎么能有两副面孔说两样话？到底哪些话是真话？研究者常常执着于理念的判断而对此感到困惑，其实，只要细细体会一下就能泮然冰释。中国文化常被人称为儒道互补或儒佛互补，而中国文人心里其实也是“儒佛互补”或“儒道互补”。一个心灵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儒家学说盘据的领地，当这些人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时，他便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天下连在一起，要入世整顿纲纪，匡扶君王，一统天下。这时，孔子那种诛乱臣贼子、克己复礼的精神和孟子那种“舍我其谁”的豪气就涌上来，像杜牧“辅君活人”、“行仁政”（《上昭义刘司徒书》）、“为百姓去弊”（《进撰故江西韦大夫遗爱碑文表》）的理想和“不徇时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务，爱人如子”（《黄州刺史谢上表》）的誓言，都是这个心灵世界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声音。这个时候，他当然把佛教、道教都忘了，即使想起来，也厌恶得不行。可是，当这个社会并不理睬他，也不给他提供英雄用武之地，反而使他束手束脚、处处难受的时候，他就只好转向另一个世界，正如古语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于是，他就只好在佛、道所虚构的那个宁静、幽远境界里寻求安慰，虽然有些无可奈何的苦涩味儿，但也自得其乐，可以陶陶然忘掉忧愁。李涉诗：“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所谓“昏昏醉梦”，就是卷入世俗事务中忙碌操劳，一旦入禅院与禅僧品茗闲话，就可以排遣烦恼，心里宁静，仿佛生命也在这片刻间得到了永恒，杜牧诗里所谓“僧语淡如云，尘事繁堪织”也是这个意思。其实，他们心底里“闲”也想要，“忙”也想要，“淡”也羡慕，“繁”也喜爱，关键是看社会有没有能让他大忙一阵、大干一场的机会。如果有了，他就在青史上留名，现世里成功，也不枉活一场；如果没有，他就在闲适中享清福，在宁静中度余生，倒也不失为神仙日子。所以，当这些文人在社会中不得意的时候，常常要和佛道发生关系，不由地向往那个澹泊境界。如果说杜牧早年“始觉空门意味长”还只是双脚踏在门外临渊羡鱼，并没有真的要跨进空门的话，那么，在他屡遭挫折后的晚年，就真的想进这座空门了，只不过他是个意志坚强、极重理念的“世内之人”，所以他才一直没有迈开双脚走入空门，只是在情绪低落、灰心丧气时，总不由地要伸长脖子往门里瞧上一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写道：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他既想“江海去”，又恋恋不舍地“望昭陵”。前人伟大业绩使他心中一直燃烧着理想与事业的火焰，可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又不能不使他哀叹“无能”，所以他的一颗心分成了两半，人格分成了两半，连诗文也分成了两半，忙起来就成了儒学之士，静下来又想起了禅僧。这也许是大多数中国文人的心理吧。玄宗与贵妃自从元和元年（806）白居易、陈鸿分别写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以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就成了诗人墨客津津乐道的话题。唐代文人既风流又好奇，而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又偏偏很吸引人，一个是至高无上、风流倜傥的天子，一个是宠冠六宫、才貌绝世的皇妃。很难有哪两个人的恋情能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很难有哪个恋人会因为承担战乱的罪责而被自己的恋人赐死，也很难有哪个赐死了自己恋人的人会如此痛苦地怀念恋人一生，直到自己临终仍不休止。而且，再加上几十年来添油加醋、捕风捉影的口耳相传，这就足以使得中晚唐诗人总是心痒痒地要把这个故事写成诗歌了。不过，这个题材也实在不好写，因为下笔之际，“情”和“理”便会发生冲突，像白居易写《长恨歌》时，他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就像他《新乐府》中“鉴嬖惑”的《李夫人》一样。《李夫人》中曾写道：“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如斯。君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这也是《长恨歌》创作意图的一个注脚，所以《长恨歌》前半部分对君主的荒淫、贵妃的专宠都有讽刺，对他们所导致的误国致乱也有抨击。但是，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生死恋情，包括白居易在内的许多人又不能不深深地同情，因此往往在描写时会迷失意图。当白居易用了许许多多美丽的语言与动人的情节记述这一爱情悲剧时，那缠绵悱恻的情感基调就与前半部批判的情感基调发生了冲突，双重主题互相缠绕，甚至对误国的批判也被对爱情的怜悯冲淡；特别是读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对景伤情，经马嵬驻足不前，回长安深深思念，请道士招致生魂，贵妃取定情物追忆生前情人絮语等一连串美妙的诗句如“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便把人引入一种深深的同情与悲哀之中。最后，“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更把《长恨歌》的“惩尤物”主题变成了对刻骨铭心的爱的深深感动。骊山华清池，相传杨贵妃常在此沐浴。“理”与“情”的矛盾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这样一个矛盾：问题在于把李隆基作为一个要向天下负责的皇帝，还是把他首先作为一个个人。换句话说，就是把李、杨的关系放在政治角度分析，还是当作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爱情来理解。如果能把这“矛”与“盾”掰开就好了，可惜的是掰不开，李隆基既是皇帝又是男人，李、杨的关系与政治分不开又偏偏是爱情。于是，诗人常常陷入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理纠纷之中。他们时而觉得杨贵妃是祸水，唐玄宗在马嵬改正错误很及时，像刘禹锡说：“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马嵬行》），郑畋说：“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马嵬坡》），就把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杨贵妃，似乎唐玄宗在马嵬杀她杀得很对，这就完全站在冷酷而严肃的“理”上，舍弃了人情味儿。他们时而又觉得李、杨很值得同情，尤其想到他们“悠悠生死别经年”、“两处茫茫皆不见”，便感到凄清孤独，于是又不免写道：“徒悲旧行迹，一夜玉阶霜”（张祜《南宫叹亦述玄宗追恨太真妃事》），“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阑干”（崔橹《华清宫三首》），这就又偏向“情”的一方，对李、杨的爱情表示赞赏和理解了。这种“情”与“理”的矛盾始终缠绕在每个诗人心中。但是，由于性格、理念、思想的差异，每个诗人又常常各有所重。理性清朗，总是从天下兴亡角度观察的人则偏于“理”，批判往往多于同情；重感情而且习惯于心灵体验的人则偏于“情”，同情往往多于批判。从杜牧、李商隐所写的有关唐玄宗、杨贵妃的诗，就能看出这两个人性格的分野。杜牧在这一题材上的代表作当然是《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和《华清宫三十韵》，前三首一咏蜀中用快马为杨贵妃进贡荔枝，一写唐玄宗沉湎于歌舞而引发出安史之乱，一讥安禄山得宠而欺瞒天下之事。后一首则由游华清宫遗迹而追思天宝之事开始，一直写到安史之乱、天下破败，最后以沉痛而严肃的口吻对当年唐玄宗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显而易见，杜牧是个理性主义者，他完全站在“理”上反思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行为。在他理性的剖析下，唐玄宗、杨贵妃的荒淫、奢侈、置国事民生于不顾、养虎贻患的事迹，都一古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诗人的愤懑与怨怼也毫无保留地感染了人们，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第一首：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笑”字和“无人知”下得极好，“笑”是高兴与满意，可是当贵妃笑时，可曾知道这飞驰的七日七夜里累死了多少人与马？而这种用血的代价换来贵妃一笑的勾当又必须遮遮掩掩，于是“无人知”三字便充满了不尽的愤怒。李商隐写这一题材的作品则有《马嵬二首》、《华清宫》、《过华清内厩门》、《龙池》、《骊山有感》等，和杜牧一样，他也常站在“理”上讥讽唐玄宗与杨贵妃，像“当日不来高处舞，可能天下有胡尘”（《华清宫》），“未免被她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唯寿王”（《骊山有感》），口吻也都尖利得像剃刀，尤其是揭露唐玄宗从寿王手中骗取杨玉环的那几句，刻薄得连宋代人都难以接受。可是，李商隐毕竟是个重于“情”的男子，尽管晚唐那种国势颓危的氛围不能不使他对历史抱有更多的批判意识，对政治怀有更多的拯救情绪，对荒淫误国者含有更多的痛恨心理，但当他面对两个生死分离的情侣的时候，尽管知道他们误国误民，心中那恻隐之心却又油然而生了。《马嵬》二首之一道：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冯浩注说“两‘自’字凄然，宠之适以害之，语似直而曲”，这话很有道理，这两个“自”字确实包涵了唐玄宗的无限痛苦。他不得已杀了杨玉环，也不得已使自己一片真情化为飞灰，这就和《长恨歌》里哀婉的“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长恨歌传》里的“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兵卒）牵之而去”相近，不由自主地起了恻隐之心。再看另一首：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杨贵妃墓（陕西西安）头两句写唐玄宗、杨贵妃此生为夫妇的日子已经过去，来生为夫妇的愿望却渺茫难期，因为海外仙山之说实在难以凭信。三四句则写唐玄宗的孤独，贵妃死后，他在军旅之中只听得梆声惊心，不闻宫中鸡人报晓，今日的清寂与往日的温馨，想起来恍如隔世。接下来，以马嵬坡前六军不发，要求杀杨贵妃的恐怖与七月七日长生殿共指牵牛誓盟的甜蜜组成一个对偶句，于是诗人发问，为什么当了四十年皇帝的玄宗，还不如平民百姓可以保住妻子，偕老白头呢？字里行间，李商隐流露了对这对不幸恋人的同情，在他眼里，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恋人的人，尽管君临万民，也是渺小软弱，十分可怜的。这样，李商隐便超越了政治批判的理念，使“情”也升华到了一个人性的高度，他可以向人们发问：为什么一个人不能有自己的爱情，尽管他是一个天子，但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无法评说杜牧、李商隐这几首诗的是非，也无法断然肯定或否定李、杨关系的曲直，因为首先无法判定“理”与“情”的高下。不过，倒是可以从这些诗里窥见杜牧与李商隐的性格与心理，恐怕这重“理”或重“情”的性格不仅要伴随他们一生，还要渗透到他们的诗里，影响到他们各自诗歌的风格。《九日登高》见悲凉九月九日古称“重阳”，自魏晋以来便有“九日登高，饮菊花酒”的风俗。这一天登上高山，眺望天高云淡，沐浴凉爽秋风，饮上几杯醇酒，大概每一个诗人都会诗兴勃发，舞文弄墨，吟上几首诗的。远的不说，唐代三大诗人杜甫、李白、王维，就都有“九日”的诗，如杜甫“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九日五首》），李白携壶搴菊的“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九日》），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均是佳作。九月九日正值深秋，秋天在中国诗人心目中是一个象征着“悲凉肃杀”的季节，所以九日登高赋诗，大都要写以“悲”为情感基调的作品。豪放豁达如李白，在《九日》诗中也不由自主地流露“窥觞照欢颜，独笑还自倾”的强颜欢笑的苦涩，即使在《九日龙山饮》那种貌似洒脱的句子里，“黄花笑逐臣”五字也不免让人感到他心底透出来的悲凉，更何况其他人！因此，当杜牧九月九日登高时，流露出来的便是满腹的悲苦愁哀：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叹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首联入题，一句写景，一句记事，看上去很平常，不过细细读来却颇有滋味，“江涵秋影雁初飞”七个字里竟包含了多重意义。江如明镜才可以倒映秋影，而只有秋天江水才能有如此静谧，又要秋高气爽，江天才能高低相映，形成一个开朗广阔的空间。同时，周围应当是宁静空寂的无人无声境界，人才能有兴致眺望这江天寥廓的秋影！雁初飞，正是深秋季节，雁飞南天本是寻找温暖，而人却滞留此地，就未免为之怅惘。江上谧静，雁飞天空，一动一静，动静相生，便构成了一幅开阔苍茫的秋景图。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诗人与客人一道登高远眺，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触与诗思呢？古人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更何况值此悲秋之际，面临空江雁影！于是，后六句便一气写出：在茫茫尘世中，难得见面有欢颜的人，不如把菊花插了满头回家；只须以酩酊大醉来混过佳节，何必要登高去叹息落日的余晖；古往今来九月九日都是如此，何必像古人那样，游牛山望国城而悲伤生命的短暂。写悲伤哀恸之情很容易，古往今来悲秋主题的诗不胜枚举，写旷达洒脱之心也很容易，那些旷放之作也常诵于人口，但难得的是这首诗以悲情写旷达，以旷达写悲哀，在悲凉的句子里羼入旷达的意思，又在旷达的句子中透出悲凉，呈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哀伤。“菊花须插满头归”一句，看来似乎像刘姥姥在大观园插了满头花，但实际上让人一下子感到这是苦闷之极的人在大醉之后一种自我嘲弄、自我压抑的行为，这似疯似颠的插花而归就如伤心到极点的人突然发出来的苦笑，这苦笑不是笑，它比哭还令人战慄。再看“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叹落晖”一联，借酒浇的只是满腔愁绪，绝不会是满心喜悦，所以当人于佳节之际只求酩酊一醉而不愿意像常人一样登山临水、携友赋诗、品尝佳肴时，他心里就必然有常人所无的苦恼而无常人所有的佳节之感，就像除夕夜不在家吃团圆饭而一人独自徘徊在旷野中一样；说“但将酩酊”，其实并不愿“酩酊”，说不叹落晖，却正是哀叹落晖，正话反说，恰恰是无可奈何。尾联更是言不由衷，虽说古往今来都如此，不必为生命与生活涕泣流泪，但他这字里行间又有哪一处不在涕泣流泪？“牛山”句是用典，《晏子春秋·谏上》记载齐景公游牛山望国都，便为终有一死而悲伤下泪，随从人艾孔、梁丘也跟着悲伤起来，晏子便嘲笑他们说，人都会死的，假如贤者不死，那么太公、桓公等贤君仍当国君，假如勇者不死，那么庄公、灵公仍会在位，哪里轮得着他景公来当政，所以悲叹生命短暂，想永恒不死实在是很可笑的。后人就常用“牛山下涕”、“牛山叹”这个典故来讽刺那种不切实际的莫名悲哀，像陆机《齐讴行》有“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李白《古风》二十三有“景公一何愚，牛山泪相续。物苦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可是杜牧却反用了这个典故，表面上贬斥牛山泪沾衣的愚蠢，实际上是用自我贬斥的方式，更深一层地显露了心底的悲哀。究竟杜牧悲哀的是什么？诗中除了一个“难逢开口笑”之外什么也没有说，也许是时事艰难天下汹汹，也许是事业未成功名未就，也许是生命短暂人生易老，也许是独行无友难觅知音，也许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种朦朦胧胧的难以言说的感觉，让人难以“开口笑”，比起杜甫、李白、王维的诗来，它似乎缺乏明确的所指，但是这种无名的悲凉感却超越了对弟妹分离的怀念，超越了对个人功名的哀叹，超越了背井离乡的愁苦，成为人人意中都可能有的一种普遍情绪。读者可以将任何自己个人的体验与经验投入诗句一同品味，并将这种融化了的感受与诗句一同读出来；于是，这诗中便似乎有了全人类的感情，使人一读之下不由自主地从貌似旷放的句子中品尝出难言的苦涩来，心中顿时充满了悲凉。咏史翻案诗人与历史学家不一样，诗人是以直觉感受来对待他所生活的世界，而历史学家则是以理性分析来处理他所面对的世界。因此，诗人的咏史诗也和历史学家的史著不同，硬要用历史学家的标准尺度来规范诗人的诗，常常会扞格不入、方枘圆凿，甚至闹出很多笑话来。像宋人沈括用物理学的眼光来挑剔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里的松柏尺寸不合（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另一个黄朝英又用古代度量衡与当时不同来反驳沈括说杜甫尺寸没错（《靖康缃素杂记》），就有些叫人哭笑不得。杜牧有几首咏史绝句就碰上了这种麻烦，一首是《题乌江亭》、一首是《题商山四皓庙》，一首是《赤壁》。历来史家在评论项羽兵败垓下、乌江自刎这段历史时，除司马迁外，都由于“胜则王侯败则寇”的成见或以人心得失寓褒贬的理念而批评项羽，认定他罪有应得，败亦定数，可是杜牧却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似乎同情心都偏向了这个失败者，还期望他卷土重来似的，所以大大违背了历史学家的定论。汉高祖妻吕氏的亲戚在刘邦死后妄图夺权，这在史家的眼中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刘氏子孙无论多么无能庸弱，维护他的正统皇位都是合理的，可是杜牧却写道：“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仿佛商山四皓被张良用计赚来扶持懦弱无能的太子是害了刘氏天下，好像应当另立一个能干的人来代替太子似的，这就与正统史家“立长不立幼”、“名与器不可假人”的观念相违背了。特别是《赤壁》一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把奠定三足鼎立、保卫江南百姓的赤壁大战写得像儿戏一样，好像万一曹操战胜孙、刘联军，后果只是掳了两个美女，而大战胜败也好像只依赖于风向的顺与逆一样，所以自宋代以来就有不少人大骂杜牧是“措大不识好恶”（《许彦周诗话》）、“好异而畔于理”（《苕溪渔隐丛话》）。其实，“好恶”就是“理”，用现代话来说就是“理性的观念”。历史学家评骘历史自然是要从这些观念出发，用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去评说历史，它的目的是“实用性”，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供后人参考，但诗人感怀历史却是要抒发一种情感，目的是让读者从中领悟某种哲理，得到某种感受，所以是“非实用性”的。如果要以史家的眼界衡量诗人的心胸，无疑是用地图的精确来要求山水画的布局，用医生的手术刀来对付人像雕塑了。换句话说，史家的历史论著是为了规范人们对过去的认识，它的意义在于使人们的道德意识统一、政治意识规整，而诗人的诗歌却是为了解放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从而在其中发挥自己的感慨，寄寓自己的抱负，因而前者偏重于理念的收敛而后者侧重于感性的开放。所以，如果要诗人都遵照史家的陈说写咏史诗的话，那么这些诗就成了陈陈相因的“押韵史论”，没有人再会去读它了。所以，杜牧这几首绝句在咏史的时候有意做了“翻案文章”。他把复杂的历史现象转化为几个形象化的历史镜头，又把这镜头在自己的想象中加以改造，再将这想象中的历史作为假设写成诗歌，于是历史的事件便幻化为诗的质料。这时，“定见”瓦解了，限制了人们想象与思索的紧箍咒松开了，人们可以重新审视过去的一切，这样，诗歌就使人们的意志赢得了自由的权力。吴景旭《历代诗话》说得好：“……牧之数诗，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谢叠山所谓死中求活也。”“死中求活”四字，恰恰就是咏史诗的关键：在凝滞的历史观念与死去的历史事实中追求活泼泼的诗情。若要如此，必须解开陈陈相因的绳索，跳出迂阔古板的窠臼，翻过一层，寻找可以自由阐释的天地。《清明》——尚有疑问的佳作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这首二十八字的小诗可以算是为人熟悉的。旧日小孩子读的《童蒙诗训》中有它，画家也爱以它为题画上一幅画，连村舍酒馆里也常把它写在墙上，而“杏花村”三个字也不知道被多少酿酒的地方争来争去，都想把它抢到手来证明自己酿酒历史的悠久及酒味的甘美。这首诗在语言上非常普通，没有用典故，也找不到一个装饰性的词，纯是白描，连语序、句子也那么平易自然，先写时令气候，次写人物心情，末两句写人物与牧童的对话，平平常常。那么，它诱人的魅力来自何处呢？中国诗中常有一些看似普通却寓意丰富的词在其中起着撩拨心弦的象征作用，就像“柳”暗示离别或屈辱，“秋”暗示悲伤或衰颓一样，这首诗里有几个词也构成了一个情感氛围。首句的“清明”不仅指示时间，而且暗示着应当是一个家人团聚、郊外踏青、阖家扫墓的晴日，应当是欢欢喜喜、热热闹闹的节日，这就为下面预设了一笔，而“雨纷纷”却把这个欢会的晴日一下子勾销，于是情绪顿时转变。尤其是“纷纷”二字，在人们心中，“纷纷”之雨最为令人烦恼，若是倾盆大雨，则可以引起愤怒、激动，却引不起懊恼惆怅，偏偏是这细雨如丝，绵绵不尽，最引人无限烦愁，而下一句中“行人”更暗示了这种烦愁的由来。古诗中常见的一个主题是离乡远行人的“乡愁”，无论是在外戍边的征夫，四处游学的士子，在外谋事的官宦，还是外出经商的贾人，他们都有一种漂泊不定的无家感，家乡那昏黄的灯、温柔的妻、熟悉的土，始终呼唤他们魂兮归来，然而在这清明佳节中，他们却不能不在外奔波，当纷纷细雨飘洒在身上的时候，“行人”又岂能不“断魂”？“清明时节”与“雨纷纷”、“路上行人”相反相成地融汇出一个令中国人熟悉的“断魂”主题，那就是“乡愁”——浓浓的怀乡之情，这种乡愁是古往今来人所共有的一种情绪。古人对温馨的家的依恋，现代人对无家感的恐惧，都会使人对这两句诗产生共鸣。于是，人们需要有一种“乡土”的替代物来抚慰心灵，使自己在类似的温馨、亲切中驱除孤独感，像知心的朋友对床夜语、温柔的女人红袖添香等等，但当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那么，就只有酒了。酒可以暖身，可以解忧，可以让人忘怀痛苦和烦恼，陶醉在恍惚朦胧之中，所以行人要问“酒家”何在，寻访“酒家”，其实就是在寻访“故乡”的温暖。“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每个词都富有暗示意味，“遥指”，便不在近处，不在近处，那温情的酒家便是隐隐约约的有一种诱人的吸引力；曾见一个画家所作的《清明》画，那酒帘就若隐若现，像诱人极目眺望，快步前寻。“牧童”、“杏花”这两个乡间常见的意象，则暗示了一种熟悉与亲切。行人在外，眼中所见尽是陌生的事物，而生疏正是引起人孤独感的重要因素。所以，当行人看见牧童，问了牧童，顺着牧童遥指的手望见那片灿然的杏花，想到那里还有一个酒家时，他那孤独、寂寞的心灵便会得到安慰而油然感到一种熨帖的愉悦。何况那是一个有人群的“杏花村”！借助读者心中积淀着的象征联想，《清明》一诗以普普通通的语言唤起了人们共同的乡恋与乡愁，唤起了人们渴望抚慰与温馨的心情，并给人们一种可望可及的亲切归宿（尽管是暂时的），使人们在这二十八字中体验到了相当丰富的情感内涵。可是，此诗是不是杜牧的诗却还有疑问，因为现存裴延翰所编的杜牧《樊川文集》中没有它，北宋人编的《外集》中也没有它，北宋人田?编的《别集》还是没有它，直到南宋才有人把它收到杜牧名下，而杜牧的集子又是最乱的，羼入了李商隐、赵嘏、李白、许浑的许多诗。因此，《清明》一诗究竟应不应该算在杜牧名下，实在很难说，暂且还是称它为“杜牧《清明》”吧！不过，我们应当建立一种观念，即诗歌与诗人应当分开，不必“以人论诗”。所以，不管它是不是杜牧所作，只就诗而论，也得承认它是一首难得的佳作。片言役万景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今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古人常有“言不尽意”的感慨，那意思实际上是说心里有话说不出来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太多，就像刘禹锡《视刀环歌》中所说的“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不过，有时候语言也很能笼牢万象、涵盖古今，寥寥数语中道出平时千言道不尽、万语说不完的话来，像刘禹锡所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不过，必须是“工于诗者能之”（《董氏武陵集序》），至于日常语言，却只能明明白白，绝不能在五十六字里把自然山水、历史现实、外在环境与内心喟叹一起有条不紊地表现出来，还在字外留下不绝如缕的余韵。在流连山水、描摩自然的诗中羼入深沉的历史意识与浓烈的现实批判意识，虚化眼前的实景而超越时空地将山水、历史、现实交融在一道，使诗歌的时空范围及心理容量无限膨胀，这是杜牧诗歌的一大特点。这首《题宣州开元寺水阁》本来题下还有小注：“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可全诗根本没有写到寺、阁、溪、人，倒好像是杜牧一站到水阁上，就放眼远眺，凝神遐思，沉浸在自己的心灵活动中，而完全忘了这脚下的阁、身后的寺、阁下的溪、溪边的人似的。从第一联“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古今同”起，就将笔触伸向遥远的历史深处。首句将两个互不关联的意象“六朝文物”与“草连空”并列在一起，“六朝文物”指吴、东晋、宋、齐、梁、陈这数百年的历史陈迹，而“草连空”写的是眼前横亘天际、一望无边的绿草，在人的感觉中，草也是荒芜的象征。这两个意象拼接起来就把历史与自然联系起来，让人体察到六朝已成为过去，昔日繁华已变为一片荒芜废墟，从而不由自主地生发出一种历史沧桑的悲凉来。下句却以永恒的“天淡云闲古今同”作为变动的历史的参照系，以不变的云天来看变化的六朝荒草，更增添人的惆怅；这不禁让人想到宋人苏轼《赤壁赋》中“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那种悚然而惊、若有所失的感觉。紧接着三四句，又以眼前永恒不变的山色反衬来来去去的飞鸟，以脚下长流不息的水声反衬时而歌吟时而恸哭的人生，前者的不变与后者的常变暗示着一种历史的荒谬，不由使人想到这样一个严肃而又难解的问题：人生的奋斗、挣扎，世间的厮杀、争夺，究竟有什么意义？《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永恒的自然中匆匆来去的鸟影人声又有什么能留下来呢？只是让后人感到一种荒疏罢了。下两句，诗人仿佛从遥远的历史深处与朦朦的山色水声中转回来，看着眼前的秋雨，听着耳畔的笛声。他那种苍凉怅惘的心境使这年年秋天都下的雨化作了一重帘幕，把千家万户遮掩得朦朦胧胧，好像他眼里的幻觉，也好像他心头的愁思。那一丝袅袅的笛声，也似乎伴着一阵秋风飘去，带着落日的凄惶，带着心中的思绪，就像赵嘏的名句“长笛一声人倚楼”（《长安晚秋》）一样。不知为什么，诗里的笛声似乎总给人悠远逝去的感受，于是，诗思又飘然而去，离开了眼前景，转向心中事。第七句“惆怅无因见范蠡”，即指诗人渴望像范蠡一样功成身退，逍遥江湖，却一直不能如愿，因而惆怅不已，惆怅之余抬眼远眺。第八句又从心中事转向眼前景，“参差烟树五湖东”，如展开了一幅水墨染成的《遥岑烟露水天图》，眼前景和心中情共同幻化成一片莽苍苍、雾濛濛的山水。在这山水里，有对逝去历史的追忆，有对现实社会的喟叹，也有对人生短暂宇宙永恒的苦闷。有人为了赞扬这首诗，把它与杜甫七律相比，但小杜毕竟与老杜不同，这首诗境界的开阔、情调的沉郁或许有些像杜甫《秋兴》之类，但其语言的清俊拗峭与意脉的流贯明畅却与老杜不太一样，比起《秋兴》的紧凑密集来，它的意象要清空疏朗些。又有人以李商隐的咏怀诗如《安定城楼》等与之相比，但杜、李毕竟风格各异。李商隐的七律一般给人以浓密朦胧的感觉，在意象选择上很讲究细腻明丽，在语脉衔接上很注意曲折回环，而杜牧这首诗的意象都很普通，语脉衔接上则有张有弛，节奏分明。像第一句两个意象之间省略了关联词，而第二句便以普通的语序承接，使节奏缓了下来，第三四五六句又以密集的对句一气写出，而七句八句则又是以舒缓的语调写出；这样，诗的内在节律就不显得那么紧。不过，杜牧在全诗的时空安排上却很巧妙，虚虚实实，忽而历史，忽而现实，时而远，时而近，使整首诗没有那么晦涩压抑，反而高朗爽利，这也是由于他并不雕琢细部，而以阔大的意象横写了一个无垠无涯的时空境界的缘故。哲学家说：“语言是牢笼。”但诗人却说：“语言是宇宙。”究竟谁对谁错实在很难说。不过，就这首诗来说，诗人似乎是对的，虽然仅仅五十六个字，但它却容纳了一个宇宙，把上下数百年、纵横上千里的时间与空间，把眼前的自然山水与心中的人生体验都写进去了。如果改用日常语言或逻辑语言，即使是拍电报般简约，你能把这一切都写进五十六个字吗？也许，这就是诗歌语言的魅力所在。于平凡处见匠心——《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诗很有名，不少人都曾经评述和征引。尤其是后两句，评述的人说它表现了杜牧的忧患意识，征引的人用它来斥责那些只知灯红酒绿、一晌贪欢而忘却了国家命运的人，这些评述和征引都不算错。不过，在文学评论与艺术鉴赏中最好不要先从这类内容上着眼，因为诗首先是诗，既不是自我表白书，更不是战斗檄文，那些“表现”的和“斥责”的东西并不一定非得写在诗里不可，散文也同样可以写出这些内容来。诗之所以为人传诵，并不仅仅因为它有这些内容，而是由于它首先是一首好诗。所以，下面将从诗歌的角度来分析这首《泊秦淮》。秦淮河畔（江苏南京）这首诗在视觉中最重要的是“烟”、“寒水”、“月”、“沙”、“秦淮”、“酒家”、“江”等意象，而听觉中最重要的是“唱”这个意象，这些意象都标志着诗人所在的环境。这些意象如何连缀，如何表现，会决定这环境的情绪色彩。假如说前两句像这样组织：“寒水生烟沙上月，秦淮岸边酒家明”，这就没有什么味道了。杜牧在首句连用两个“笼”字来缀连“烟”、“寒水”、“月”、“沙”四个意象。“笼”字不像“罩”字那么硬，似乎当头盖下，密不透风，也不像“遮”字那样刚，似乎迎面有一重屏障，而是有一种轻柔、迷朦、弥漫地包裹起来的感觉。于是，暮烟与寒水、月光与沙色便溶溶地呈现了一种朦朦胧胧的色泽，而人心灵中那种感觉也就像轻雾一样弥漫着，预示着一种茫然与怅惘情绪氛围的来临。下一句用“近”字，则承接上句那种情绪节奏，似乎船不是一下子靠岸系缆，也不是静止河中，而是缓缓地向酒家靠近；这样，下面所写的歌声，才缕缕如丝地飘进耳中。“商女”句点明主题，写得明白直露了些，这是没办法的；古人有云：“绝句之法，……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引杨仲弘语），自不能句句含蓄而不明说，尤其是要阐发某种理念，所以只有如此说破，而以第四句来补救。第四句先以“隔江”二字缓一缓，“隔”字下得极好，如不隔江，则歌声盈耳，缺乏幽幽如叹的韵味，破坏了首次二句那种若有若无、朦胧迷茫的意境，也难以表现诗人怅然叹息的心境。试想如果乐声在近旁沸反盈天，要表达的便不应是幽幽长叹而是愤怒喝骂了。“犹唱”的“犹”字则表现诗人自己的幽怨，“犹”即如今的“还”，等于是说，过去你唱尚可，如今还唱，就未免……。这样，语气便多了一层含蓄与委婉，指责却多了一重深意。这是一个表现作者主体情感的虚词，有了这个“犹”字，诗人的叹息与不满就传递到了读者心中，试去掉这一字来读，秦淮夜月、江上歌声就不存在多少讽刺意味了。那么什么歌如今不当唱呢？原来是《后庭花》。《后庭花》全名《玉树后庭花》，据说是南朝陈后主所作，陈后主多才多艺，精通乐歌，但在政治上却是个昏庸之主，最后把江山都丢掉了。旧时认为，音乐与政治相通，这种《后庭花》乃是“亡国之音”，所以当隔江幽幽地传来《后庭花》的乐曲时，杜牧便不禁要怅然叹息了，也许他想到了风雨飘摇的大唐局势与岌岌可危的命运。这样，在此诗中，朦胧的视觉感受，幽渺的听觉感受与怅然若失的心理感受便有了一个全然和谐的节奏，完美地表现了诗人的理念与情感。可见，这看似平淡如话的二十八字小诗，其实也凝聚了诗人的匠心，只有在那细微处用心体验，才能感觉到一首好诗往往并非一挥而就，而是看似平凡写来艰辛的。《西江怀古》的惆怅人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登高望远、咏史怀古的诗歌总要带上一股浓浓的愁绪，仿佛凭吊历史古迹，眺望莽苍景色必然要“惆怅”。从陈子昂那首《登幽州台歌》中“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到苏轼那两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似乎让人读来浑身上下都裹了一层悲凉。也许，登高极目时，总会让人感到宇宙的浩瀚与自然的阔大，从而感受到“人”的渺小。凭吊古迹时，总会让人感到时间的流逝与历史的无情，从而感受到“我”的短暂。所以，在时间与空间面前的悲哀、孤独、失落，是人类一种共同的心理感受，它从古到今笼罩着那些敏感的诗人，使他们一登上山峦楼阁，一看见遗址陈迹，就会从心底里透出一种哀伤悲凉的感慨。杜牧《西江怀古》说：上吞巴汉控潇湘，怒似连山静镜光。魏帝缝囊真戏剧，苻坚投箠更荒唐。千秋钓舸歌明月，万里沙鸥弄夕阳。范蠡清尘何寂寞，好风唯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