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但凡是漂亮女孩子身边都会有不少簇拥者。簇拥的人一多，难免会惯养成一点大小姐坏毛病、臭脾气，不知道你受不受得了这些毛病和脾气。也许一天两天可以受得了，但是十年八年，一辈子呢？你会愿意一辈子都当个窝囊废吗？——耐用性不强。
五、爱比较。一般来说，漂亮女孩子身边追的人都并不少，无论你是第一个追她的人，还是第十个追她的人，她都会有对象来比较。比较你是不是比某某某有能力啊，是不是比某某某有本事啊，是不是比某某某有钱啊……你不要塞着耳朵啊，还没有比完呢……——哈哈，经济成本你分析！
经济学家张曙光日前批评个税没有体现公平，只是增加政府收入，“个税改革实际上是拾了芝麻，丢了西瓜。”
张曙光认为，无论起征点是多少，都是针对个人的，没有计算家庭人口，没有考虑赡养系数。个人收入同样是3000元，两个人都就业的家庭和两个人就业的五人家庭，人均的税收负担差异就很大。这就违背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原则，即公平原则。“说穿了，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设计不是为了公平和调节收入分配，而是为了政府。一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二是为了政府征收方便。”张曙光认为，个人所得税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有限，虽然为第四大税种，但去年只占全部税收的6.7%。提高起征点，减少个人所得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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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尝试从计算G股贴权率方向入手，分析G股给投资者带来的即期收益。通过统计全部108家G股的贴权率可以发现，股改前后投资者财富缩水确实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总的G股贴权侵蚀投资者财富，已经超过50亿元。
所谓贴权率，是指在当前市场中，大股东送来的对价造成投资者财富增加或缩水的实际比率。正如笔者所言，贴权率是一个即期概念，在投资者所获得的远期效应不能被数字化的今天，贴权率是反映投资者在股改前后财富变化的重要参考指标。
要准确度量投资者财富增减程度，就需要把这个概念数字模型化。笔者认为，贴权率可以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得出：贴权率=(股改后股民财富÷股改前股民财富)×100%。
如果贴权率＜1，说明至少在即期效应方面，股改不但没有给投资者带来好处，相反还使他们亏损；贴权率＝1，说明大股东送来的对价股并没有给投资者带来好处，当然也没有带来损失；贴权率＞1，说明大股东送来的对价股使投资者受益；当贴权率-1＞送股比例时，说明对价的送股没有缩水，财富全部送到了投资者手里。
试以股改明星G三一(资讯行情论坛)(三一重工(资讯行情论坛))为例，来简要说明这一概念。G三一的股改方案为10送3.5派8元，按以上公式计算可得，其贴权率为0.69，也就是说投资者实际得到的即期收益为-31%，与其应该得到的38%的好处相比，缩水多少不言而喻。0.69＜1.38，没什么可辩驳的。
有没有贴权率-1＞送股比例的情况出现？有多少？根据笔者的统计，贴权现象确实在108只G股中普遍存在。送股全部蒸发掉，即贴权率≤1的公司高达81家，占G股总数的75%；送股过程中有部分缩水现象的高达23家，占G股总数的21%；完全送达到位的只有2家，即G卧龙和G天威，仅占2%；其他非送股模式的2家，即G农产品(资讯行情论坛)和G敖东(资讯行情论坛)，占2%。
如此泛滥的贴权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75%的G股投资者在这新一轮改革中蒙受50亿元的新损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算做正常的现象。由此也可以理解，在股改实行了半年之后，近来“股改成败论”再次抬头的依据何在。
可是问题在于，既然非流通股股东已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了，为什么还发生如此普遍的贴权现象呢？
流通股股东对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全流通的恐惧，是导致双方股票市场价格自然接轨的永动机。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以送股的方式支付对价，确实可以在降低投资者持仓成本的同时，增加大股东的减持成本，从而拉平双方的价格意向。而能达到同样目的的，还有缩股、派现、承诺回购、设置减持底价等多种模式。
但从试点开始，股改就被引向了“10送2、3、4模式”的单一思路中，即所谓大盘蓝筹10送2、其他主板公司10送3、中小板公司10送4。从监管部门到交易所，将“统一组织、分散决策”演绎成了“权力最大、责任最小”的一场闹剧。许多试图创新的股改方案都被以“不符合市场预期”为由拒绝受理，而“10送2、3、4”均顺利获准出台。“分散决策为虚，统一组织为实”的行政干预、试点行政选秀的风向标作用和监管部门的明确偏好，对已经喜欢看“指标”行事而对股改没有任何理论预备基础的广大上市公司决策者造成的影响之大、作用之深、流毒之广，无法估量。最终使上市公司股改出现“从众现象”——不问性质、不问行业、不问业绩，大家统一向10送3靠拢。
那么，10送3能拉平双方的价格意向吗？贴权现象日益普及，就是在用事实告诉我们：10送3，距离所谓的两类股东市场接轨价格，相差尚远。
而“锁一爬二”的制度设计，又使双方接轨的预期一拖三年。全流通后真正的市场合理价格，在36个月的“锁一爬二”期限结束后，才能真正由新的供求关系平衡决定出来，在此之前，投资者对非流通股“开闸放水”可能引起的后果的恐惧将一直持续下去。而最不幸的是，从现在开始到未来36个月之间，我们将不得不一直等待第二只靴子的落地。
问题又来了：既然10送3无法承受除权到位的市场压力，而且贴权现象已经极大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那么，为什么10送3的方案都能够顺利通过呢？
即使作为股改的一线参与者，当笔者看到投资者举报某证券营业部改票丑闻和某G股公司拜票被投资者揭发的报道时，也只能用“奉旨作文，作弊实属无奈”来形容。
如果不依靠拜票，10送3的方案怎么可能有90%的赞成率？投资者和我们一样，都是思维健全的人，看到此前的股票10送3后导致财富缩水，谁也不愿意自己的股票也跟着缩水，当然会投反对票。
问题是，目前存在的五大系统性漏洞，为上市公司操纵投票提供了天然土壤，不但使拜票蔚然成风，而且使投资者根本无法与大股东博弈。力量不对称，博弈不起来，10送3当然能通过。
首先，投资者参与热情“走熊”，为拜票提供了天然庇护。从首批试点清华同方(资讯行情论坛)的群情激昂、投票率超过70%，到最近江苏三友(资讯行情论坛)的稀稀拉拉、投票率不足20%，投资者的投票积极性变化从火山跌到冰窖。拒绝投票，是投资者对改革失望到极点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原因很简单：自己的股份太少，几百股、几千股，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他们觉得都于事无补。
既然你不愿意来投票，那么别人冒用你的账号，替你投了赞成票，你就更不可能知道了。谁有这个资源冒用你的账号呢？营业部，只有营业部，具备和你一样的资料，从你的身份证复印件到资金账号和密码。在这样的氛围下，上市公司要做的，只是不要让股改方案太离谱激起民愤就足够了，随大流10送3，无疑是让投资者继续保持麻痹的最佳剂量。
其次，股东名册为拜票提供了“筹码分布图”。从监管机构到交易所，出于各自的非恶意的目的，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改革，并出现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焦躁心态，而忽视了这种改革的方式、方法是否对头。在这样的氛围下，各级监管部门与交易所，纷纷督促甚至威逼利诱上市公司尽快股改。
而上市公司在这样的压力下，必然选择支付小钱拜票保证通过，而节省大钱——尽量少的支付对价。交易所为上市公司提供的各种投资者名册数据，等于给上市公司拜票提供了一张“全国地形图”，上市公司所要做的，只需按图索骥，以保证方案高票通过。
第三，两次停牌、中间复牌的漫长制度，为拜票提供了充足的时间。董事会秘书与保荐机构联手，从祖国的最南端到祖国的最北端，双方出于不同的目的——一个是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个是赚取顾问费用——辛勤地出没于股东密集的营业部，以每股5分到1角的价格，支付给营业部的经理们，以换取其劝说或者干脆代替投资者投赞成票的行为。日前曝光的某营业部篡改投资者投票结果的丑闻，就是这种情形的极端例子——这个营业部是如此的“敬业”与贪婪，以至于替不来投票的投资者投了票还不算完，还非要替已经投了反对票的投资者再投一次赞成票，只为得到400元佣金。
令董秘们与保荐人们庆幸的是，股改拖拖拉拉的两次停牌和中间自行安排的复牌过程，为他们走访大江南北的营业部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他们把全国分成大区，按照“筹码分布图”，逐一攻克全国各地的投资者聚集堡垒——营业部。
第四，保荐人与营业部同属券商，为拜票提供了宽广的平台。一来，几年熊市下来，营业部可以用“朝不保夕”来形容，在大股东眼里无所谓的400元拜票费用，在某些人眼里都是得来不易的收益；二来，营业部无不属于各大券商，投行部承揽的项目，经纪业务部属下的营业部进行全力配合，一般都是有本公司红头文件指令的。因此，于公于私，帮助拉票拜票，也是分内的事。给投资者打电话，劝说其投赞成票这种“打擦边球”的事情，更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第五，网络投票最后一次优先、现场委托投票优先，为拜票付款提供了计算依据。目前的制度，规定投资者有三天的网络投票时间，此期间可以多次投票，但以最后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这就有一个漏洞：如果一位投资者投了反对票之后以为可以高枕无忧，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很可能在你回家睡觉的时候，营业部的“热心”同志们替你再次投了赞成票，这一点你将永远不可能知道。
更有甚者，不管你是否愿意，营业部的同志们甚至可以替你把你的“授权委托书”卖给上市公司去参与现场投票。因为授权委托书需要的账号、股数、名字、身份证复印件，营业部也有一份。即使你在网络上投了赞成票，并且从投完票就一直盯着屏幕防止有黑客篡改，那也是徒劳的——在千里之外、而且优先级排在网络之前的现场投票中，你永远也不知道实际发生了什么。
这种漏洞，为敢于铤而走险、抓灰色地带的违规行为提供了温床，也为拜票双方的交易行为提供了付费的精确依据。
由此，我们看到了每一家的方案都能获得流通股的普遍赞成而高票通过的真实答案，也揭示了G股在投资者的高票赞成中诞生、却在复牌后大幅度贴权导致投资者亏损的怪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也有理由预见到下一个悲观的3年：G股边缘化。G股并不会因为其名称的改变而迎来牛市，这对于改革的策划者与先行者是莫大的讽刺。难道这就是摆在投资者面前的“远期效应”吗？
一份厚达198页的报告，对于中国金融稳定的总体状况做出了8字评语：中国金融总体稳定。
这份由央行首次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称，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取得重大进展，金融体系的风险得到了及时处置，并指出，“近十年来，国家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化解金融风险，保持了金融体系稳定。”
这份报告没有给出“巨大财力”所指的具体细节。但是本报采访央行及业内多位权威人士后，计算所得表明，从1998年至今，中国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大体上投入了3.24万亿元的成本。
尽管如此，报告指出，目前的金融稳定只是相对静态的金融稳定。这意味着，完善金融安全网的建设工作，尤其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将成为央行下一步的首要目标。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为《报告》撰写的序言中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居安思危，高度重视金融稳定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金融秩序，有效地处置了金融风险。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正是中国金融业的风险开始全面暴露的时期。此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基调。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史纪良在今年年初指出，1998年以来，为了化解金融风险，先后完成了对城市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整顿和城市商业银行风险的化解。
据统计，在这个过程中，从1997年到2001年，仅为解决被撤销金融机构支付个人合法债务和外债的资金缺口，26个省(市、自治区)以地方财政作担保，总计向央行申请了1411亿元的再贷款。
中国从2003年6月开始启动农信社改革。《报告》称，央行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农信社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额的一半。根据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截至2005年9月末，央行共向试点的农信社发行了1378亿元专项票据，用于置换不良贷款。
过去几年中，鞍山证券等众多证券公司或被关闭或被托管。初步匡算，为了化解证券公司的系统性风险，央行自身以及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共向证券业大约提供了600亿元的再贷款或者其他支持。
史纪良曾经表示，清理整顿城信社、农村合作基金会等行动，为着手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提供了条件，“使我们能够有可能腾出手、腾出精力来动大手术。”
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对四大银行注资，标志着国家着手化解国有银行风险的开始。其后，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元不良贷款，中行、建行和工行先后获得了中央汇金公司共计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如果算上央行和财政部对国有银行股改提供的财务支持，1998年以来国家为国有银行改革投入累计达2.9万亿元。
总体计算，1998年至今，为了达到金融稳定，国家累计投入了大约3.24万亿元的资金来支持金融企业的改革和化解金融风险。而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2.63万亿元。
但是从目前来看，这种投入短期内还不会结束。正在准备上市的工行即将获得的税收减免可能达到近1000亿元，同时，普遍认为包袱最重的农行如果要完成股改和上市，预计可能需要注资6000亿元。
因此，《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指出，目前的金融稳定只是相对静态的金融稳定，要想保持长期、动态的金融稳定，除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的改革、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等因素以外，很重要的就是完善金融安全网的建设工作。
《报告》把银行业的金融安全网概括为审慎的金融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和存款保险制度。目前的金融安全网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初步估算，央行为了化解金融风险提供的再贷款金额超过了1.4万亿元。很多业内人士对于央行再贷款的使用效率提出批评。
周小川两年前曾指出：因历史包袱导致净值为负的金融机构在关闭破产时究竟应由谁来补偿，目前在中国仍是个难题。中国没有存款保险制度，财政又困难，往往是中央银行垫付。但不管是用财政的钱，还是用中央银行的钱，都是不合理的，因为财政的钱是公共的，是纳税人的钱，中央银行用钱本质上也是公众存款。
金融专家王自力指出，央行提供紧急救助的资金是有成本的。如果所提供的救助资金不能收回，而异化为问题金融机构的“买单费”，那么，就等于中央银行凭空发行了一笔基础货币，从而使得以货币表现的整个社会财富作了相应摊薄。
《报告》也指出，由于投资者保护制度不完善，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公共财政职能。
2004年12月，保监会颁布了《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以保险保障基金的形势初步建立了保险业投资者保护制度；日，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目前，投资者保护制度中只有存款保险制度尚未确立。
央行行长助理刘士余也表示，存款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稳健运营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要加快建立和完善金融安全网。报告中明确提出，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条件已基本成熟。
在审慎监管方面，2003年4月银监会挂牌成立后，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完全形成，中国金融业向着审慎监管方面迈进了一步。但是对于银证保三家监管机构而言，交叉性金融业务的风险监测和监管是一大挑战。《报告》表示，央行、财政部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机制仍需进一步落实。目前，银证保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已经18个月不曾召开。
奔驰车坠河，被绑架勒索的富豪跳车逃生；一声枪响，身绑炸弹的嫌犯在车中绝望自杀。——11月4日，这起发生在眉山市区的绑架案震惊全国，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十数家媒体赶赴眉山采访报道(本报曾于11月5日、7日作连续报道)。随着奔驰车被打捞上岸、嫌犯经抢救无效死亡、制作精良的炸弹被防爆专家拆除、警方调查结论适时公布，这一事件似乎盖棺定论。
但是，案发5日后，记者重赴案发地，意外发现，民间舆论出现了奇特的“逆向思维”：同情自杀嫌犯，反感被绑架富豪。甚至有人质疑警方结论，提出了一种近乎天方夜谭式的假设——已死亡的嫌犯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并没有实施绑架，更非开枪自杀，而是被奔驰车主所杀害。
针对种种说法，记者在眉山展开了再调查。大量事实表明，警方调查结论并无偏差，这起事件的确就是一桩绑架勒索的普通刑事案件。
但是，手枪、炸药、奔驰车，这些“特殊字眼”集中出现在一起发生于繁华闹市的绑架案中，这注定会触动人们某些敏感的神经。因为嫌犯与被绑架者贫富悬殊，这起并不复杂的个案被不同心态的人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11月4日上午9时许，黄伟约曾经的东家、四川金仁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仁公司)总经理余纪糠见面，称“有些关于你家人的事要和你谈谈”。这些是中国经济最后的底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朱振鑫
这些大杀器可能成为最后的屏障：（1）发行特别国债；（2）货币大放水；（3）财政大刺激；（4）国家买单坏账；（5）锁定汇率，资本管制；（6）行政干预金融市场，甚至不惜关停；（7）大规模下岗，快速出清；（8）房地产大刺激。
稳增长的初衷不是稳住“增长”，而是稳住“风险”。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探寻增长的底限，系统性风险的种子也在加速生长。不过这并不可怕，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该出手时就出手”。从历史上看，政府的政策工具箱里还有很多“大杀器”，如果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显然还不是），这些大杀器可能成为最后的屏障：（1）发行特别国债；（2）货币大放水；（3）财政大刺激；（4）国家买单坏账；（5）锁定汇率，资本管制；（6）行政干预金融市场，甚至不惜关停；（7）大规模下岗，快速出清；（8）房地产大刺激。
1、发行特别国债
特别国债不同于一般国债，不列入预算，即收即支，在关键时刻可以充当政府加杠杆、兜底系统性风险的利器。历史上，我国财政部曾两次发行特别国债。
第一次在1998年，主要是为国内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为坏账风险兜底。财政部向四大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所筹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这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四大商行的资本充足率由5.86%提高到8%以上，达到《巴塞尔协议》要求，为甩掉坏账包袱奠定了基础。当时我国银行体系以四大商行为主导，1997年底四大商行的贷款余额（占91.4%）、存款余额（占88.7%）和所有者权益（占78.7%）占所有商行的比重极高，因此四大商行资本充足率的达标对于降低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意义重大。中国目前正面临和90年代末一样的坏账问题，如果想要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进行快速处理，未来可能还是要通过这种政府兜底的方式解决。
[市场影响]
1998年宣布发行特别国债后的第二天（8月19日），由1071点上涨到1126点，日涨幅为5.1%，上涨行情持续了6个交易日，直至8月25日的1179点，共涨了9.3%。1个月后，上证综指为1207点，涨幅为12.7%（自8月19日起）；6个月后，上证综指为1097点，涨幅为0.2%；1年后，上证综指为1581点，涨幅为47.6%。
第二次是在2007年，主要是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率。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其中1.35万亿元对农行定向发行，另外的2000亿元面向市场机构发行），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截止200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高达1.5万亿美元，全球第一。出于安全性考虑，当时我国外汇储备使用方式单一，以购买外国国债为主（其中美国国债占2/3）。外国长期国债的平均年收益率仅为3%-4%，处于较低水平。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能有效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率，进行更高收益和多样性的投资。
[市场影响]
日财政部宣传发行1.55万亿国债的当天，上证综指从4132点上升至4253点，日涨幅为2.9%，随后股市有所下调，直到7月5日（3615点）重启上升行情持续至10月，最高达6092点（10月16日），随后进入下行行情。1个月后，上证综指为3930点，涨幅为-4.9%（自6月18日起）；6个月后，上证综指为4836点，涨幅为17%；1年后，上证综指为2941点，涨幅为-29%。
总结以往两次特别国债的发行，具有以下特点：（1）特别国债具有特定的发行目的，专项专用；（2）对流动性影响不同，1998年央行通过大幅降准为购买特别国债提供资金，释放了超过2400亿的存款，提高了货币供应量，而2007年特别国债发行主要采用定向发行，实质是央行外汇和财政部特别国债双方内部的一种资产交换，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是偏中性的；（3）特别国债属于长期可流通记账式附息债券，从而保障了四大商行的最后清偿力，也为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新工具。
2、货币大放水
央行是永远的最后贷款人，所以如果经济发生系统性风险，不管是政府还是私人加杠杆，最终都需要央行大放水的配合。近两年的降息降准充其量只是小放水对冲，距离大放水刺激的标准还很远。
第一种方式是超大规模的释放基础货币。1998年第一次发行特别国债时，央行就曾连续大幅降准提供流动性支持。日，央行为配合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注资四大商行，进行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合并了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账户，准备金存款账户超额部分的总量及分布由各金融机构自行决定，并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下调到了8%，日从8%降至6%，一年半的时间内下调了7个百分点 ，而2014年以来五次降准的幅度也才3个百分点（从20%降至17%）。四大银行从先前不能动用的法定准备金中释放出可使用的储备资金 ， 总额超过 2400 亿元，提供了购买2700亿元特别国债的大部分资金（接近90%）。
第二种方式是超大规模的信贷刺激，相当于释放广义货币。2008年11月中央推出为期约两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同时，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直接导致2009年我国的新增信贷接近10万亿元（9.59万亿），比2008年的新增信贷（4.91万亿）翻了一倍，M2增速高达28%，新增信贷/GDP达27%远高于正常年份（12%-17%），表明货币供给已远超实体经济增长的实际需求。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重刺激下，我国在2009年经济企稳向好，实现“V型”反弹，投资消费快速增长带动GDP增速上升，进出口在下半年快速回升，工业生产明显恢复。然而银行信贷的激增和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后来也带来了房地产、股市等资产价格迅速上涨形成泡沫、通货膨胀加剧、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等副作用。
[市场影响]
股市： 日（非交易日）央行宣布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上证综指随后走出一波上升行情持续到6月份，从1179点（3月23日）上涨至最高点日），涨幅达20.4%。
3、财政大刺激
货币和信贷是给经济加“水”，真正给经济加“面”的还是政府的财政刺激（包括影子财政）。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我国经济增速急速回落。从2008年三季度到四季度，GDP当季同比从9.6%降至7.1%；进口额当季同比从23.33%降至4.3%；出口额当季同比从25.7%降至-9.1%；工业增加值当季同比从15.2%降至12.9%；CPI从5.2%降至2.5%。为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政府于11月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由中央政府投资（1180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投资（8300亿元）、银行贷款（14100亿元）、企业自有资金等其他投资（5800亿元），共同完成4万亿投资。该计划按照“调结构、转方式、促民生”的基本方针安排投资，主要投向领域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兼顾社会民生、灾后重建、生态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四万亿经济计划一方面通过投资拉动实现经济增长V型反弹、优化基础设施改善民生（比如高铁）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产能过剩等后续问题。
[市场影响]
股市：日政府正式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股市进入新的一轮牛市（持续了10个月），上证综指从1717点（日）上涨至3428点（日），涨幅为99.6%，上涨接近一倍。自4万亿计划公布日（11月9日）起，上证综指整体呈上涨趋势，当天、1个月后、6个月后和1年后的累计涨幅分别为7.2%、23.8%、50%和81.7%。
4、国家买单坏账
经济危机本质上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核心是银行危机，而银行危机的源头就是银行坏账。近两年银行坏账率不断攀升引发市场担忧，但从历史来看，现在远不是最糟糕的时候，如果真到了不得已的地步，政府完全可以直接或间接为银行坏账买单，将银行业危机扼杀在摇篮之中。
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注资直接核销坏账。受国有企业大规模亏损拖累，1998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3%，其中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1.4%，已接近破产边缘。世界银行甚至在当年宣称，中国银行业从技术层面上说已破产。为解决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高企的问题，1998年，我国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工农中建四大商行，此次注资除了使四大商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8%以上，还预留了核销历史形成的近1200亿元贷款呆账的足额资金，为解决四大商行不良资产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而有效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提高银行资产质量。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间接剥离坏账。1999年，我国财政部共拨款400亿元先后成立信达、东方、长城和华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四家公司接受银监会的业务监管和财政部的财务监管，通过专业化人才和部门机构，采用拍卖、资产证券化、打包出售、债转股和冲销等多样化手段，专门负责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我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进行了三次大的不良资产接受，在1999年和年两次大规模剥离政策性债务和不良贷款，共剥离债务2.6万亿元，给银行甩了大包袱，贷款意愿逐步回升。
国家通过直接和间接手段为不良资产买单，使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由2005年底的8.61%降至2015年底的1.67%，处于国际较低水平（同期日本为1.64%，美国为1.71%，德国为2.3%，法国为4.16%）。
[市场影响]
日宣布发行特别国债后的第二天，上证综指由1071点上涨到1126点，日涨幅为5.1%，上涨行情持续了6个交易日，直至8月25日的1179点，总涨幅为9.3%。
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先行试点），随后其他三家（东方、长城、华融）在10月相继先后成立，从4月20起分析对市场的影响：当日上证综指从1159点涨至1171点，涨幅为1%； 1个月后，上证综指为1147点，涨幅为-1.1%（自4月20日起）；6个月后，上证综指为1485点，涨幅为28.1%；1年后，上证综指为1847点，涨幅为59.4%。
5、锁定汇率，资本管制，外汇干预
汇率风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只不过过去大部分时候是升值风险，现在是贬值风险。风险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政府控制汇率风险的思路仍可以从历史尤其是811汇改以来的动作中预见到。
第一种工具：通过中间价调整重新实施固定汇率。2005年启动汇改后，人民币持续升值。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国际市场大幅波动和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出，导致人民币汇率先遭受贬值冲击又遭受升值冲击。为缓解汇率波动风险，从2008年7月到2010年5月间，央行重新采用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维持6.83附近（在6.82-6.85之间）。直至日，我国央行宣布重启汇改，人民币才重返升值之路。虽然，现在我们承受的是单边贬值风险，但必要时央行仍可以把中间价锁定，重新盯住美元。
第二种工具是通过大规模干预维持汇率稳定。在汇率波动期回归固定汇率必然引发游资的投机，这个时候可以采取大规模的外汇干预对冲游资的影响。比如从去年811汇改以来，央行实际上就通过抛售外汇储备的方式进行了大规模干预。截至2016年1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大幅下降1.9万亿元人民币，官方外汇储备则大幅缩水3265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和外汇市场的干预有关。
第三种工具是通过资本管制扼杀汇率的波动源。从真实贸易的收付汇来看，人民币不仅没有明显的贬值压力，甚至还有升值压力。抛售人民币的主要力量来自金融渠道，包括合理的对外投资、外商撤离，也包括不合理的热钱做空。过去几年，资本账户加速开放，使得资本外流的渠道更多了，而如果汇率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央行完全可以重回资本管制。811以来央行的诸多措施其实就是在走这条路，比如暂停发放QDLP和QDII2额度，严查借用个人换汇额度，要求代客远期缴纳外汇风险准备金等。只不过在有牌可打的情况下，央行的动作仍然比较隐蔽。
[市场影响]
总体上对市场都有稳定和提振作用，但控制升值压力的效果显然好于控制贬值。政府从2008年7月开始单一盯住美元，上证综指在七月初走出一小波上升行情（上升持续7个交易日），从2651点（7月1日）上升至2920点（7月9日），涨幅为10.1%。但去年以来，央行对于稳定汇率的努力效果并不明显，期间股票市场大幅波动，近期汇率稳定也主要是外部加息预期缓解所致。
6、行政干预金融市场，不惜关停！
现代金融风险不仅来自于银行，更来自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和市场。历史上，中国的这两个市场都曾把中国经济推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边缘，但中央都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把经济拉了回来。
（1）股市：直接入市，一掷千金。
2015年中国股票市场遭遇史无前例的股灾，说这是中国最接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次并不夸张。在持续千股跌停的恐慌气氛中，最终依靠中证金的直接入市干预避免了危机的蔓延。
中证金于日成立，成立之初的职责在于为证券公司业务提供转融通服务以及监管。在2015年股灾中，从本轮行情最高点5178点（6月12日）到最低点2850点（8月26日），跌幅达45%，沪深两市市值减少近33万亿元（其中6月26日单日就蒸发了近4.9万亿元），相当于我国去年GDP（67.5万亿）一半。中证金临危受命，于7月6日正式进入股市实施救市计划。
中证金此次救市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增资扩股（760亿元）、券商资金（1280亿元）、央行再贷款（估计约为2000亿元）、商业银行同业借款（估计约2万亿）和短期融资券（800亿元），可用于救市的资金近2.5万亿。
中证金从7月6日入市，至8月14日宣布“一般不入市操作”期间，买入个股超200只，其中以为主，合计金额达1267亿元。加上向21家证券公司提供的用于自营的2600亿元信用额度和向5大基金公司购买的2000亿元主动型基金份额，中证金投入金额近5000亿元。经过一系列措施，市场波动性降低，流动性匮乏问题得到缓解，救市计划取得阶段性成功。
[市场影响]
日中证金正式进入股市，第一日买了30只股票，合计金额超58亿元，上证综指从3686点涨至3775点，日涨幅为2.4%。7月9日市场绝地反击，才卖不掉转为买不到的状态，上证综指从3507点涨至3709点，日涨幅为5.8%，上涨行情持续到7月23日，累计涨幅达17.6%。随后又进入调整期，至8月14日，中证金宣布“一般不入市操作”，上证综指维持在3950点附近。中证金救市计划可以说有效地缓解了市场流动性和降低了波动性，而在其宣布不再干预股市后的8月18日市场再次陷入暴跌。
（2）期市：关停市场，取消交易
邓小平曾有一句名言：“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后来中国虽然没有真正关停过股市，但在期货市场却上演了一出关停的大戏，这就是著名的327国债期货事件。“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6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债。围绕保值补贴率的不确定性，以万国证券为代表的空方和以中经开为代表的多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展开博弈。结果日财政部提高国债利率，这意味着多方胜出，空头万国证券面临亏损高达60亿元。无奈之下，在当天交易最后8分钟，万国证券孤注一掷，违规透支交易，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而327国债发行量仅为246亿）。这样一来，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
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决策层果断出手，采取了关停市场+取消交易的应急措施，稳定了局面。当夜11点，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当天最后8分钟内所有327合约交易无效，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从5月18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开市仅2年6个月的国债期货宣布夭折，时隔18年后直至日才再度重启。
[市场影响]
日证监会宣布停止国债期货交易后，市场反应强烈，5月18日当天上证综指从582点飙升至763点，涨幅为30.1%，上涨趋势延续了3个交易日最高达897点（5月22日），总涨幅为54.1%。
7、大规模“下岗”，砸锭压锭，极速出清
企业盈利下滑是股市低迷的主要原因，也是目前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风险之一。如果产能过剩不解决，企业最终将陷入亏损，企业亏损进而引发破产潮，进而牵连银行系统。但这个问题并非没有解药，中央在历史上曾通过强力的行政干预和国企改革，化解过产能过剩和企业亏损风险。
1998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产业政策明确提出“退二进三、抓大放小、重组改革、下岗分流”，同年朱镕基对国有企业进行铁腕改革，提出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国企“三年脱困”攻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时国有企业正面临大规模亏损，比现在的情况要差的多。截止1997年底，全国31个省的国有企业盈亏相抵后，有12个省为净亏损；多个行业部门亏损严重，其中纺织、煤炭、有色、军工、建材为全行业亏损；截至1997年8月，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高达47%，亏损额为575亿元。除营业亏损外，从计划经济中诞生并成长的国有企业，还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一是冗余人员比例高，1998年初估计为职工总数的1/3；二是离退休人员比例高，1995年全国离退休人员为1000多万人，当年支付离退休金和福利费为600多亿元，占国有企业总利润90%以上；三是国有企业债务负担重，1997年国有企业平均负债率在75%以上。为减轻国有企业负担，全国各地政府对出现亏损的国有中小型企业实行破产、解体，没有亏损的企业实行转制，一大批国有企业被兼并重组。这个过程中，不乏一些极端的政策措施。
一是大量职工被强行“分流下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我国国企职工从1.1亿人降为5200万人。国企职工的下岗通过“买断工龄”实现——政府用国企转让所得的一部分，按照职工的工龄长短，支付给职工一笔经济补偿金。同时政府也成立再就业中心，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和指导再就业。国有企业通过“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打破了以往的“金饭碗”。
二是大量设备被强行砸毁拆除。比较著名的就是纺织企业的砸锭。纺织行业从1992年开始连年亏损，亏损面高达53%。从1998年开始，企业纷纷拿起砸锭大锤，砸毁拆除了大量传统的纱锭，仅上海就有近千家传统行业企业退出市场，每年压减一百亿元产值。
效果：到2000年底，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亏损户数从1997年的6599户降至1800户，减少近3/4。2000年11月，国家经贸委宣布，中国三年脱困目标顺利完成。此后10年，中国进入增速10%以上的新增长周期。
[市场影响]
国有企业下岗分流持续3年多的时间（），且由各个地区和企业分别施行，对股市的影响很难一概而论，但总体上看，市场出清为国有企业甩掉了包袱，为国企后来的复苏奠定了条件，股市在1999年之后一路上涨，上证综指从不到1000点涨到2000点以上。
8、房地产大刺激
房地产是中央历来最喜欢的稳增长工具，历史上每一轮稳增长都有房地产的身影。虽然近年来房地产的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房地产刺激政策的效果在减弱，但考虑到中国的城镇化率仍有很大空间，房地产的大刺激政策也是关键时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手段主要包括首付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和指导性文件等。
（1）下调首付比例，说说几次大的下调，虽然中国不至于像美国那样零首付，但未来可能进一步下调。首套房首付比例在2008年11月将从30%下调至20%， 2015年9月（930新政）从30%降至25%（之前曾恢复至30%），2016年2月再次从25%降至20%。
（2）二套房贷调整，包括二套房首付下调，认定标准放松等。二套房首付比例在2015年3月（330新政）从60-70%降至40%，随后在2016年2月又从40%进一步降至30%；二套房认定标准在2014年9月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中将“认房又认贷”放松至“认贷不认房”，只要还清首套房贷，再贷算首套。
（3）信贷优惠； 2008年11月和2014年9月都曾将贷款利率下限从的1.1倍降至0.7倍；
（4）营业税减免。2015年3月将二手房营业税免征年限从5年下调至2年，即购买2年以上的普通住房出售免征营业税，2年以上的非普通住房差额征收营业税，2年以下的所有住房全额征收营业税。
（5）契税减免； 2008年11月曾将首套房（90平米以下普通住宅）的契税从3%减按1%征收；2016年2月将首套房（面积140平米以上）的契税从3%减按1.5%征收，二套房契税从3%降为1-2%。
（6）个人所得税减免。按照国五条规定，差价20%要交个人所得税，这个政策在北京执行的比较严格，让很多合理需求购房者承担了沉重的税负，未来可能放松甚至废除。（7）指导性文件，提振预期。
[市场影响]
房地产政策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明显，每次重大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或使股市转跌为涨或加速助推上涨：日实施新房地产政策后，上证综指11月从1728点涨至1871点，累计涨幅为8.3%，并进入长达9个月的上涨行情；新政，当天上证综指从2357点升至2363点，日涨幅为0.2%，上涨趋势持续3日至2389点，总涨幅为1.4%；新政发布后，助推股市加速上涨，当天股市从3691点涨至3786点，日涨幅为2.6%；新政发布后，上证综指从3052点升至3143点，日涨幅为3%，随后进入上升行情；日房地产新政策出台，当日上证综指从2688点升至2749点，日涨幅为2.3%，并在春节后进入上升行情。
(本文作者介绍：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研究员。)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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