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练》一些因缘&全文（杨硕英&口授）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练》一些因缘
&这是彼得˙圣吉第二次来台湾。天下文化要我写一些东西，我想就从第一次去见圣吉的因缘谈起。
&我是1990年8月在波士顿见到圣吉的，在麻省理工主办的那一届的国际系统动力学研讨会中，参加他带的啤酒游戏。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系统动力学研讨会。我是1976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读土木工程硕士时修了一门「大系统研究方法」接触到系统动力学。教授说这个太深了，不教，你们也不必看。1977年暑假，我由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赞助访问美国本土三个月，于是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土木系访问?#092;输工程的泰斗Donald
Drew教授，想追随他攻读?#092;输工程的博士学位。没想到Drew告诉我说他已经转向系统动力学，我随即回答：我会跟着您转向系统动力学。就这样，我于1978年在夏威夷完成硕士学位后就转至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读博士学位，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习了系统动力学。1982年我完成博士学位后，就留在原校教大众?#092;输系统、?#092;输系统管理、航空站规划与设计、以及系统动力学。1984年回到台湾中山大学企业管理学系，继续了系统动力学的教学及研究工作。在早些年就知道麻省理工彼得˙圣吉很可能是系统动力学创始人Jay
Forrester教授的接班人，但是由于一直未曾参加自1982年起每年一度在世界各地轮流举办的国际系统动力学研讨会，所以与圣吉也就缘悭一面。
&1989年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用英文说:「May I speak to Dr. Showing
Young?」我说:「Speaking」。聊了几句他就说:「Can we speak
Mandarin?」我说:「Sure!」然后他就说他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了系统动力学，目前是上海交通大学（后来转到复旦大学）的教授。我问他说:「您哪一年从麻省理工毕业的啊?」他说1930年。我觉得大概听错了，就再问了一次。他说1928年由麻省理工电机系毕业，1930年完成工业硕士学位后返回中国。我有点吃惊，就请教他的年龄。他说已经八十三岁了，叫杨通谊，在麻省理工学了两年系统动力学。他和系统动力学的创始人Forrester教授的恩师Gordon
Brown教授是大学同学。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八十岁的他再度赴麻省理工向Brown教授请教哪一门学问最值得他学习，以便回去帮助中国社会的发展，Brown说他的学生Forrester发展出来的系统动力学最值得学习。于是两位八十岁的老前辈花了两年的时间重新学习系统动力学。我听了敬佩之心油然而生。(Brown教授后来至亚历桑那州推展中小学的系统动力学，天下杂志曾撰文报导。)那时我以为他人在上海，没想到他是在台北。他说想要来我们中山大学演讲，我当然欢迎之至。我专程到台北松山机场接他南下，没想到见到八十三岁的杨老教授竟是高挺潇洒、戴着雷朋太阳眼镜、精神奕奕、健步如飞。杨通谊教授在中山大学一口气讲了两个多钟头，非常详尽地介绍了麻省理工在系统动力学方面发展的近况。其间，他大概有一两分钟提到有一位叫做彼得．圣吉的年轻学者，正在发展一套新的管理方法，帮助企业脱胎换骨。这对我倒是一个新鲜事。我当下就决定明年一定要去参加国际系统动力学研讨会，去见见彼得．圣吉这个人。
&1990年那一届由麻省理工主办的国际系统动力学研讨会有两个新发展，一个是MIT John
Sterman教授发展的系统动力学管理飞行仿真器，另外就是彼得．圣吉介绍学习型组织及他正在写的The Fifth
Discipline一书。在研讨会中彼得．圣吉亲自带我们玩啤酒游戏。游戏结束后的讨论中，他说:「我们应该把创造力放到系统的高杠杆解上。」这句话对我的震撼非常大。
&我从1984年回到台湾后不久，受到那时正在筹设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宋铠教授的启发，开始接触创造力方面的东西，我发现非常有用。后来我也帮助不少企业做创造力方面的训练，效果相当不错。那时中山大学企管系的系主任刘维基教授就请我在大学部及研究所先后开设了创意思考、创意管理、企业创造力等课程，很受欢迎。另一方面我也开设系统动力学方面的课程。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应该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也从来没有想过应该把创造力放到系统的高杠杆解上。所以，就创意思考而言，我缺乏系统的整体思考；如此一来，对于创意的副作用及后遗症就不够了解。就系统动力学而言，它对于问题作整体性而深入的?#092;断，了解了问题纠缠的复杂性的同时，就被困在那里而产生无力感，难怪会有人把系统动力学叫做「忧郁的科学」。这时就需要发挥高度的创造力来寻找以及执行系统的高杠杆解。所以，在听到圣吉那一句话时，内心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圣吉带我们玩完啤酒游戏后，还把他那时候?趯懙脶he Fifth
Discipline里面有一些章节影印给我们。我回国后细读才知道里面还有更多的东西，原来不只是系统动力学，圣吉已经跨出去了，它把一些其它的东西融了进来。我先是马上凭记忆复制了啤酒游戏然后带我的学生们玩。虽然我的记忆力一向不好，没想到这次居然每个细节都记住了，完全复制成功。因为那时我在教创意思考，所以就要求班上的同学用Russell
Ackoff的「理想化重设计」来重新设计啤酒游戏，结果把啤酒游戏设计成更有效率、更少出错的一种新的版本。目前全球所使用的麻省理工所提供的啤酒游戏，就是我们中山大学所设计的版本。
&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从美国订购的The Fifth
Discipline。详读之下发现，哇！这真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好书，而它所介绍的那些东西不只是对企业界，对我们许多现代的组织，无论是学校、政府机构、或许多非营利组织，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就立即在中山大学成立了系统思考与组织学习研究室（Systems
Thinking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Lab，简称STOLL，仿圣吉在麻省理工所成立的Systems Thinking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项目而命名），集合一群有志一同的老师及学生开始学习、研究、发展、及推广的工作。
& & &我先买了二十本The
Discipline寄给许多管理学界的朋友们，二十本寄出去之后如石沈大海。我细细的反思了一下，也难怪，因为大部分的学者是非常专精的，即使他了解了这门新学问非常好，可是你要他放下现在专精的东西，这个换档时期，他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后来就想我要怎么做比较好？于是我又买了二十本The
Discipline，那时候正好天下杂志有一个编辑来我们中山大学企管系访问，有些学生就拉着这个编辑来访问我。我一看是天下杂志的，太好了，我立刻拿一本The
Discipline请她拿回去送给总编辑殷允芃女士，这又开启了另一段因缘。另一方面呢，我也想送李国鼎先生、赵耀东先生、还有一些其他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我就忽然想到杨通谊，所以就寄了四本The
Discipline给他，结果他就寄给李国鼎先生、赵耀东先生、通老的五子杨世缄博士（那个时候他担任工业局局长）、以及工商时报的负责人余范英女士。这又开启了另外几个因缘。
&第一个产生回响的就是杨世缄先生，他把我约去了，问我他可以帮什么忙？最后帮我介绍至中卫发展中心，和他们合作，做了一些系统思考研究和推广工作。中卫体系是非常庞大的，STOLL的成员连续在中卫月刊介绍了十四个月的系统思考，影响是相当广的。后来在德国Mannheim大学专攻系统动力学和?#092;筹管理的资管系屠益民教授返国加入STOLL，和中卫中心进一步洽谈合作事宜。中卫的张碧惠小姐等在这期间帮了不小忙。
&另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就是工商时报，余范英女士请工商时报副刊组的赵政岷主任专程来高雄跟我见面，我跟他简单介绍了The
Discipline，他觉得非常好，就邀请我在工商时报「管理新知」版，连续撰写这方面的文章。STOLL的成员企管系胡国强教授、博士班的杨仁寿、王思峰、硕士班的罗世辉、我的助理杨若兰、甚至大学部的杨昭仪、刘钟玲，每个人都要写很长的一篇文章，写好以后我再从头到尾改一遍。连续十五周每周一次在管理新知版以非常大的篇幅把The
Discipline做重点的介绍。结果造成了很大的回响。很多读者打电话来问这本书的中文版什么时候出呀？这是1991年的事，中间赵政岷先生帮了不少忙。工商时报这段因缘后来就不断地扩散出去。
&另外在中国生产力中心有不少顾问也读到了工商时报的文章，加上生产力中心的负责人石滋宜博士也读了The
Discipline，生产力中心的一群朋友就在1992年筹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学习型组织研讨会。那时赵耀东先生也读了杨通谊教授送他的The
Discipline，非常欣赏这本书。所以当石滋宜博士和我去拜访赵先生时，他就一口答应由我们三人共同主持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研讨会。生产力中心这方面的因缘到现在还在继续扩散中。像展略企业的董事长林金源，医疗质量策进会的管理师潘忆文……还有许多目前直接或间接在台浮湾协助推动学习型组织的朋友，当年都参加了这个研讨会。
&天下杂志的总编辑殷允芃女士读了The Fifth
Discipline后，就经常把书中吸收到的一些新观念在天下杂志的文章中介绍出来。殷女士也邀请我去天下杂志演讲，介绍这方面的东西。后来也专访了圣吉及我，以较大的篇幅介绍学习型组织。这对学习型组织在台湾的推展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助力。顺便一提的是，圣吉二字是殷发行人取的。
&这个时候我开始思考怎么样出The Fifth
Discipline的中文版，心想天下的口碑好、质量佳，于是找天下杂志的殷允芃女士，问他们可不可以翻译The Fifth
Discipline，那个时候我还以为天下文化和天下杂志是一家的。后来殷允芃女士就介绍我去和天下文化的主编谈。当天下文化的编辑看了The
Discipline之后，他们评估了一下，然后就打电话告诉我说这本书太深奥了，没有市场。我一听就很急啊，就搜集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一些报导，飞到台北向天下文化的主编说明，并强调这本书的价值与贡献。最后主编答应了，才跟美国方面洽谈这本书的中文版权。后黹_始翻译的时候，主编说这本书翻出来太厚了，只翻一半，我听了吓了一跳，又专程到台北，跟主编说明这本书不能只翻一半，费了许多唇舌，结果她答应翻整本，我心里非常高兴。
&那个时候是一九九三年初。天下文化先是找了两个人来翻译，不过后来都放弃了。后来又找了一位建设公司的副总经理来翻，听说他翻过一些不错的东西，结果也是翻不到一半就放弃了，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拖延了大半年过去了。这时候天下文化就来问我可不可以推荐其他的人来翻。我后来就推荐郭进隆先生。郭进隆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呢？就是在一九九二年生产力中心办的那次学习型组织研讨会中，在我演讲完之后，有三个鸿海公司的人，其中有他们的副总经理以及董事长特别助理郭进隆先生，说他们的董事长郭台铭先生想向我请教，并邀请我去他们公司演讲。我立刻就被请上了车直奔土城的鸿海公司。那次我对郭台铭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从头到尾几乎都是他在说话。不过后来我演讲的时候他倒是全场都坐在那边听。隔了几个月，他又单独约我问了一些问题，蛮好学的。
&所以后来郭进隆先生连续两个学期每周南下高雄到中山大学来旁听我有关学习型组织的课程。郭台铭先生也很大方，那时候鸿海还不是那么大的企业，一下子就捐了总值一百万的麦金塔计算机数台（因为那时候，我们系统动力学的软件还不能够在PC上跑，只能在麦金塔上跑）大概算是为郭进隆先生缴学费。郭进隆先生原先担任过大同公司林挺生先生的特别助理，留学美国，也有几本翻译作品，加上也有修了一年我的课，对于学习型组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我就把郭先生推荐给天下文化。当翻译工作完成时，天下文化的编辑校对了两遍，然后把译稿交给我，希望我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做校对。这时候我开始认真思考很多名词的翻译，以便更精确的掌握圣吉原书的精神，结果我花了七十个工作天才完成校对的工作。像愿景、深度汇谈、以及《第五项修练》这个书名都是在这段期间思索出来的。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把The Fifth Discipline
翻成第五项修练，因为直接翻译成中文可以翻成第五项纪律。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圣吉强调的不是纪律，纪律是外控的严格要求。而我觉得圣吉强调的是一种来自于内的学习，这显然不是纪律，但也不完全是自律。要翻译成什么呢？我那时候没办法找到最好的中文，所以后来我就采用了修练一词，取其经过不断练习以修正自己行为之意。我之所以不用「修炼」二字是因为我觉得真正的修炼要求之高，绝对不是The
Discipline可以望其项背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认为圣吉的东西虽然无法与真正的修炼相提并论，它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起步，所以我对它有一个较高的期许。两年多前我有幸接触到真正最上乘的修炼法门时，才庆幸自已当年没有冒然僭用「修炼」二字。
&《第五项修练》在1994年终于出书了。让大家相当惊讶的是，这本既难读又很厚的书竟然能畅销，一出版就进入排行榜。我相信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因缘这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老读者」早就在等这本书了，再加上天下文化本身很用心地在推这本书，才能有这样子的成果。这本书出了一阵子之后，有一次天下文化现任的总经理林天来和他的伙伴高文麒两人来高雄与我见面，说他们深受这本书的影响，临别时，这两个年轻人跟我说，他们一定尽全力让这本书冲到十万册，我听了心里也是很感动。我想这也是《第五项修练》后来成为长销书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包括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因缘，到后来慢慢孕育出一些种子，开始发芽、成长而有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会主动地推展《第五项修练》。
&我第二次见到圣吉是在1991年十一月中。那时The Fifth Discipline
已开始受到重视，圣吉的一个博士生Daniel
Kim办了一个学习型组织的研讨会，预计会有四十个人参加，结果来了四百多人，我是唯一由亚洲来的。会后有许多人排着队向圣吉请教，他都专注地倾听，耐心地回答问题，快要一个钟头了，他也没有任何不耐烦的表情。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知道这是有修为的静定功夫。后来得悉他从史坦福读大学时起就开始修习日本铃木大拙的禅宗。
&我排最后一个，只是拿出一张纸写下中文「学习」二字向他解说了一番，他非常专注地听，问了一些问题。当我把那张纸揉成一团丢进垃圾筒时，圣吉竟然又去把它拿出来，然后对我说他会再和我连系。不久之后我接到圣吉的来信，问我可不可以把中文「学习」二字的意义再说明一下，我于是回了封信较详细地解说一番，也顺便介绍了些其他中国文化中的东西，写了三张信纸。1992年我再至MIT看圣吉时，见他把我那三张信纸用镜框框起来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墙上另外一个镜框中框的是他儿子小时候的画。我好奇地问圣吉，他说，”It’s
a legend.”
&1994年在苏格兰举办的国际系统动力学研讨会上我跟圣吉聊天的时候，他就问我说：「硕英啊，新加坡政府一直邀请我去，我从未去过亚洲，我去还是不去？」我就跟他说：「我只要说出一件事情，你一定会去的。」他说：「什么事？」我说：「你去亚洲，我带你去香港见南怀瑾先生。」他说：「真的吗？」然后马上对旁边的秘书说：「打电话到新加坡说我答应了。」我从1991年以后，每年大概都会和圣吉见面两到三次，只要有南怀瑾先生的书翻译成英文的，我一定就会送他一本。我也不晓得他有没有读，后来我才知道他都有读，而且非常渴望能见到南先生。所以当我这样子一讲的时候，他马上就答应去新加坡了。就这样1995年四月初圣吉邀请我和壳牌石油资深副总裁Arie
Gues(德格)一起到新加坡访问五天。圣吉既然到了新加坡，那么也就答应了天下杂志的邀请，顺道来台湾访问三天两夜。除了演讲与研习营之外，其间天下杂志也安排圣吉与赵耀东、马英九、胡志强、张忠?#092;、苗丰强等人聚会座谈。
&1995年四月八日我带圣吉到香港向南怀瑾先生请教。我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1994年我与圣吉见面时，觉得他不像从前那般静定，而且常露疲态，我猜想这或许是他目前庞大的工作压力已超过他当时静定的程度所致，应再提升才堪负荷。圣吉此行在南怀瑾先生那里只停留四个小时，南先生说时间太短不足以谈禅宗，只是教圣吉一种静坐方法。至此以后，圣吉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多忙多累，每天早晚一定都依此各静坐一小时，数年不缀。
&1996年我与圣吉见面时已经觉得他在静定功夫方面有所进步，但是由于那时他与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之间的矛盾日益升高，压力还是很大，于是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令人钦敬的侯承业教授一方面先至麻省理工给圣吉一些指引，另一方面安排圣吉再度接受南怀瑾先生的指导。在侯承业教授排除万难的努力下，终于在1997年六月下旬在香港请南怀瑾先生为圣吉等人举办了一周的禅七，两岸三地只限三十人参加。这次禅七之后，我发现圣吉静定功夫大幅提升，精神也越来越好，我为他感到十分的高兴。
&2000年九月初圣吉由波士顿专程前往香港向南怀瑾先生请教三天，我也跟着同行。1997年禅七之后圣吉在修炼方面更加精进，这时碰到了一个大的关卡，造成不小的困扰，他就专程来香港向南先生请教如何过关。南先生说这个问题凡是修行的人都会遇到，有些和尚、尼姑、神父、修女也来问过这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我自己近二十年的修行过程中也卡在同样的问题上，听南先生这么一说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个小问题，难怪一直无法有效处理。2001年三月中正大学企管系的艾昌瑞教授介绍我一种最上乘的修炼法门，这个难题居然很轻易地就解决了，才体会到真正上层修炼身心的方法之殊胜与差距有多大。我最近也向圣吉升绍此一殊胜修炼法门，接着下来就要看他的缘份与悟性了。
& & &2000年香港之行还有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圣吉当时向周遭的人介绍他最近写的一篇讨论三种预测方法的Paper，南先生在不远处听到了就笑了两声。第二天下午南先生约了圣吉和我天南地北地闲聊，其间南先生顺口提到：美国经济要走下坡了，下坡了还要再下坡。当时是2000年九月，是美国经济最好的时候，2001年初美国经济才开始走下坡的。还记得当时硅谷、网络产业是多么的红，很多的专家学者都提到了新经济，可是南先生却在这个时候说美国经济要往下了。圣吉就说现在美国经济似乎越来越好啊？！南先生就说，大的事情他很少看错过。南先生还随口提了21世纪人类社会将会发生的几个惊人的巨变，闻所未闻，包括现代科学与宗教的哀微。这让圣吉和我很震惊，在回旅馆的路上一直谈论着。这也让我想起1991年我在香港第一次见到南怀瑾先生时，那次很多人都问他问题，有几位企业家问了一些投资的问题或是个人的问题。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没什么问题，可是他们一直怂恿我问，我就问他以后美国会怎样，他就说美国会下去。我又问欧洲呢？他说欧洲起不来。我问他台湾呢，他说很可惜。也问了他中国大陆以及日本会怎样，他都立即回答。后来这许多年观察下来，有些已应验了，八九不离十；有些就等时间来验证。南先生为什么能够如此？不知被Fortune杂志誉为Big
Thinkers之一的圣吉还记不记得2000年南先生当时的谈话？现在有些已经应验了，他的感想是什么？他曾认真面对这种超常的现象深思过吗？思考的结果是什么？还是也像许多学者一般以「不科学」回避它？我只是有点好奇。
&1992年在荷兰举行的国际系统动力学研讨会中，STOLL博士班的杨仁寿和王思峰的论文在会中深受重视。1995年国际系统动力学会会长，英国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John Morecroft教授，将中山大学与麻省理工、London Business
School，德国Mannheim大学、SUNY
Albany及丹麦科技大学列为六所具有优良系统动力学博士学程的大学。这些年来STOLL博士班的杨仁寿、王思峰、陈加屏、罗世辉、汪维阳、黄丽莲、曾雅彩，先后完成了博士学位而在其他的大学任教，开始播种。他们有些已经能够掌握自己专精的部分而开始创新。有些已经以五项修练辅导了一些组织，产生相当不错的成果。STOLL目前博士班的杜强国、李世珍、许家铭、刘明俊也都在五项修练方面打下不错的基础，李燕强也考上了博士班。STOLL成员这几年在五项修练的教学、研究与企业辅导各方面也不断创新。我相信假以时日这些种子会一个接一个地开花结果，继续地播出更多的种子繁衍下去。
&1992年台北的生产力中心在举办了学习型组织研讨会之后，就邀请STOLL北上为他们开设系统思考的课程。后来在高雄的生产力中心的胡海音顾问也请STOLL举办许多次系y思考的研习营。不久之后，台北刘兆岩先生和林佩伦小姐在生产力中心成立了组织学习研究小组，举办许多五项修练的研习营，从事这方面的顾问工作，并且每年举办学习型组织行动研讨会，办得很辛苦，还是每年都办，难能可贵。他们和郭进隆先生又结合一些对五项修练有兴趣的朋友，定期举办组织学习论坛，交流切磋。郭进隆先生后来也和一些政府机构的朋友们在台北成立了中华民国组织学习学会，定期聚会，举办活动。
&在中国大陆方面，杨通谊教授于1991年8月上旬邀请我至上海介绍系统思考及演练人民航空管理飞行仿真器。他邀请了汪道涵先生来主持我的演讲会，并邀请上海学术界及企业界一些重量级的人士诸如中国银行行长等二十人左右至通老的家中来听我演讲，希望藉此能够帮助他在大陆推展系统动力学。汪先生后来临时有事去中南海，改由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教授来主持。此时杨通谊教授已由上海交大转至复旦大学，并在该校管理学院成立了「佛-杨系统动力学阅览室」。1993年当杨通谊教授获悉天下文化在翻译The
Discipline时，就积极向天下文化争取简体字版的版权，以便尽早在中国大陆推出该书。所以当《第五项修练》1994年在台湾出版时，杨通谊教授立即取得该书磁盘将之转换成简体字版，由上海三联书局出版，杨通谊教授坚持将书名改为《第五项修炼》。这本书在大陆不久之后也进入畅销书排行榜。
&1995年暑假我到北京清华大学讲授五项修练，讲课的对象主要是他们硕士班、博士班的学生，还有一些老师，它也对外开放。清华的学生程度非常好，领悟力非常强。随行的博士生陈加屏也将如何带啤酒游戏、人民航空管理飞行仿真器的过程及经验传授给清华博士生杨斌(他现在已是清华经管学院MBA学程的负责人)。学员中有一位傅宗科先生，是北大史地系毕业的，他听了我的课之后对我说，他找到了他生命中想要做的第二件事：在大陆全力推动五项修练。第二天他立刻邀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科技日报的记者来访问我。STOLL早期在台湾写的许多五项修练方面的文章后来长期在科技日报连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先前台湾工商时报及中卫月刊那段因缘的贡献，这对后来大陆版《第五项修炼》的畅销很有帮助。
&傅宗科先生后来就在北京中央党校持续举办五项修练研习营，邀请一些学者和清华的博士生讲课及带啤酒游戏。到1998年的时候，他大概已经举办了五十几场的五项修练研习营，即使只来两个学员他也开办，真的是拼了命在做。听他说总共亏了上百万的人民币，他用自己开公司赚的钱来补贴。傅宗科先生在中国大陆有相当的知名度，它曾经将徐霞客生前走访过的地方骑单车走了一遍，全程四万多公里，沿途撰写游记，当时在大陆有三十多家报纸同时刊载他的游记。傅宗科先生原来是解放军，当兵时立志要为中国做两件事，把徐霞客生前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是他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完成了以后北大主动特准他进入史地系就读。
&大陆《第五项修炼》销售量大概有好几百万。在大陆有一些企业五项修练推动得非常好。例如安徽的江淮汽车就做得相当不错；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接受学习型组织的顾问辅导，但大家透过阅读《第五项修炼》，边做边学地摸索，并派人至北京参加傅宗科先生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研习营，渐渐掌握到一些精髓，而展现出令人赞叹的成果。
&后来《第五项修练II实践篇》在台湾出版，傅宗科先生也想尽办法为大陆不少企业提供这本书，真是供不应求。2000年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研修中心取得《变革之舞》中文版在大陆发行的版权，着手翻译此书。我2001年至北京演讲时，曾花了整个晚上回答他们翻译小组各式各样的问题。该书于2001年十月出版，我欣见大陆建立了更直接而低价的取得新知识的管道，傅先生这些年来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当杨通谊教授获悉我去北京清华大学讲课，就力邀我再去上海演讲，这次他希望我讲五项修练方面的东西。他安排了我先至复旦大学向管理学院的老师们演讲，然后至上海市科技协会演讲，是比较大型的对外开放的演讲会。第二天由人民日报主办了一场演讲会，对象大概只有十几个人，值得一提的是听众的平均年龄大概是75岁，是我历年来演讲听众年龄最长的一次，其中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先生还吊着点滴由护士陪在旁边听我演讲，他是贝聿铭先生的叔叔贝祖贻，上海有名的银行家。那次演讲之后，我才知道杨通谊先生在上海的影响力相当大。
&杨通谊教授于2000年4月在上海过世，享年94岁。在他过世前的几年里，只要他来台湾，一定约我见面聊聊；只要我去上海，也一定到他家中向他请教。在他过世前不久我应邀至上海同济大学演讲前还去了他家一趟，他那时因为摔伤都躺在楼上，特地被抬下楼和我晤谈，还是精神奕奕地大谈他在中国发展系统动力学的愿景。我在此记录下了他在中国大陆推动系统动力学及五项修练的这段因缘，聊以告慰他在天之灵。
&前面提到的中国生产力中心的刘兆岩先生，离开了中国生产力中心之后，成立了羽白顾问公司，除了继续在台推动外，并开始把他的经验撰写成书。他也经常去中国大陆举办五项修练研习营。就我目前的了解，在大陆有不少人在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五项修练。像现代企业教育杂志的刘大星总编辑长期采访报导大陆推动学习型组织的企业，就值得记上一笔。像上海明德学习型组织研究所的张声雄所长，就写了好几本这方面的书，到各处演讲，并辅导许多大陆甚至新加坡的企业。下个月刘兆岩先生将和张声雄所长合作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在上海筹办一个大型的学习型组织行动研讨会，邀请两岸三地甚至美国有志一同的朋友共襄盛举，预祝他们一切顺利成功。&
&另外像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研修中心的任志宽主任，也非常努力地推动这方面的活动。前年十月我应邀至北京参加他们举办的「首届创建学习型组织高层论坛」做专题演讲，并安排至中央电视台接受半个多钟头的专访介绍学习型组织。去年九月他们更花了不少心力，在中央大学宋铠教授的协助下，邀请到了圣吉一行，到北京去参加他们举办的大型的学习型组织研讨会演讲。
&这次宋铠教授再次出面协助邀请圣吉先至复旦，再至北大，然后来台访问，使两岸竟能同步聆听圣吉的理念，这样的因缘真是难得而令人欣喜。
&杨通谊教授1989年的一通电话因缘，竟衍生出了许许多多后续的因缘。其中还有许多受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提及者，也有许多是我所不知道的因缘在继续衍生中。然而我觉得在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第五项修练》已有了它自己的生命，有了它自己的发展方向与方式。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那就要看我们自己如何走正这条路了。
& & &杨硕英
2003年中秋于国立中山大学系统思考与组织学习研究室
（本文与2003年中秋由杨硕英教授口授于国立中山大学系统思考与组织学习研究室，STOLL李世珍、刘明俊、罗郁棠、戴士杰、陈均辅、许婷琬、涂宁凯、陈彦宏、胡佳玲、周立德录音分段打字。）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 學士
美國 夏威夷大學 美國 運輸工程 碩士
美國維州理工大學 運輸管理 博士
中山大學 企管系 專任副教授
美國維州理工大學 土木工程系 助理教授 1983 / 01 至 1984 / 06
1. 創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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