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屈辱历史、香港回归是什么时候、香港的现状是什么？
香港屈辱历史、香港回归是什么时候、香港的现状是什么？
09-02-25 &
1842年《南京条约》割香港岛给英国， 1860年《北京条约》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99年 1984年邓小平撒切尔夫人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在日收回对香港行使主权 日香港回到祖国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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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将南海郡东部划出,另设了一个东莞郡,下辖宝安、兴宁、海丰等六个县。宝安县的辖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区和深圳市、东莞市,县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头城。隋朝又废东莞郡,将辖地并入广州府南海郡,宝安县也改为隶属南海郡,香港则仍归宝安县管理。唐肃宗至德二年,改宝安县为东莞县,香港又归东莞县管辖。明神宗万历元年,广东巡海道副使刘稳,奏准朝廷,将东莞县滨海地区划出另设一县,名为新安县。自此,香港地区改属新安县管辖。清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清廷战败,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咸丰十年即1860年，又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新界亦被英国强行租借，香港地区遂全部归英国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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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200404【原刊页号】21～30【分 类 号】A3【分 类 名】邓小平理论【作 者】齐鹏飞【作者简介】齐鹏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关 键 词】邓小平/香港问题/“十二条”特殊政策/“一国两制”1979年3月麦理浩北京之行，针对英国方面以“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逼中国方面对“九七”的“英国管治”让步，邓小平以“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承诺破解；1982年4月希思访华，中英两国政府就“长期搁置”的香港“九七”前途问题开始进行初步的外交接触，为正式的中英两国政府的外交谈判做前期准备工作。在对香港和香港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调整了“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探索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香港化”，初步形成了“1997年收回香港”决策和政策——“十二条”特殊政策。一国两制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是以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正式拉开序幕的，而其“前奏曲”是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的北京之行。自1979年至1982年，中国政府对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进行了整整三年的调查研究工作，初步形成了“一国两制”“香港模式”的新思维，制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为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主要是由于时间性、政策性和资料性的限制，在“九七”前后的学术研究中，对这一时期的“人与事”在香港回归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省略了，视野模糊。本文拟根据近年来海内外公开发表和正式出版有关香港回归的历史资料，对年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调查研究和“一国两制”“香港模式”新思维的初步形成问题进行梳理和阐释。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充分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缔造者彻底地解决香港问题、彻底地洗刷殖民主义的耻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大团圆”的决心和信心，充分理解新中国缔造者从国家利益出发，超越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对于香港问题“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的现实主义立场；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将“香港回归”这一前人未竟之业作为自己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神圣之责，有决心和信心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圆国家统一之梦！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讲：“我们这些人岁数都不小了，都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后人总会怀念我们的。如果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会责备我们的。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注：邓小平：《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日）；《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是由英国方面首先“解冻”的，其“敲门声”就是1979年3月的麦里浩访华。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结束后，百废待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对于国家统一问题的第一个思想兴奋点是其“重中之重”——台湾问题，而非“时机不成熟”的香港问题，当时已经开始的太平洋的“大两岸关系”——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台湾海峡的“小两岸关系”的突破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因此，在1978年下半年中美两国建交谈判的过程中，邓小平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如何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6～37页。）。在1978年10月至1979年1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发表了多次谈话，阐释其新的思考——“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7页。）。邓小平的这一系列内部谈话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在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开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即：“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注：《人民日报》日。）。它标志着新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政策已经开始走出“武力或和平解放”、“一国一制”的传统模式，向“和平统一”和以“制度不变”为核心内容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嬗变。    至于香港问题的解决，邓小平一开始并没有将其视为紧迫性的问题而列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中心工作的议事日程。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香港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具体政策上的“纠‘左’”，是全面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卓有成效的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使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已经成长为国际经济中心，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更好地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1978年4月，受邓小平的委托，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一直是港澳事务负责人的廖承志，主持召开新时期第一次中共中央港澳工作会议。会议进行了近一个月，重点是清肃“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对港澳工作的冲击和消极影响。1978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指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内地做法”（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7.12)》，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0页。），并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以廖承志为主任的港澳事务办公室作为其办事机构。港澳事务办公室（1978年10月开始改隶国务院）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对于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港澳事务办公室一成立，廖承志就利用一次会见香港客人（香港出版界参观团）的机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慎重态度，他指出：“香港的现状，看来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香港问题，将来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绝不是短期内的事。这就要肯定两条，一是现在不可能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比如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二是承认香港同胞是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和内地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这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注：《廖承志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30页。）    但是，中国方面“要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的“香港的现状”的策略性安排，很快被英国方面在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上的突然发难所打破。为迎接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迅速调整了国家统一的战略重心，将以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英国方面准备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外交交涉。将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解冻，英国人非常清楚这是“冒险的赌博”，其结果不可预测，但是他们没有选择。根据1978年中英两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新界“九十九年”的租期日届满。由于香港自开埠以来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已经逐步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以英国方面一直坚持的“三个条约有效论”的“强盗逻辑”，1997年以后的香港，英国的殖民统治也丧失了所谓的合法性，必须“淡出”。囿于此一“大限”，英国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承受着“香港崩溃”的巨大压力，一轮轮“移民潮”、“逃资潮”就是“危险的信号”。他们担心，如果“九七”香港走向“易帜”的“不归路”，将不仅仅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香港现象”消失，而且其“毁灭性的灾难”将波及英国本土，“香港难民”就是一个无法释怀的梦魇（注：〔英〕罗拨o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香港明报出版社，1993年，第68页。）。因此，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尊严，希望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能够过“九七”而不辍——至少可以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继续存在——将治权与主权剥离，“以主权换治权”。当时，有两件事激起了英国人的幻想：一是邓小平的开明形象和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英国人认为，中国人要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的引进离不开香港这个传统的国际通道，中国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产生扼杀一只“可以孵化金蛋的金鹅”的“愚蠢的想法”（注：〔英〕罗拨o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58页。）。二是中葡两国建交时对澳门问题的“搁置”。当时，英国人并不知道中葡两国政府在建交谈判中就澳门问题秘密签订了一个“谅解备忘录”——“葡萄牙共和国政府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国管理，适当时候将由中葡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注：邓开颂、谢后和：《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英国首相欧文“非常兴奋地”发现，在日发表的中葡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只字未提澳门问题，“他觉得中葡好像承认了澳门作为葡萄牙托管的领土的地位”，这样，英国人在香港也就可以循“澳门模式”对主权作出让步，而要求以“续约”的方式继续维持管治权（注：David Owen,Time to Declare,London,.（欧文：《宣告之际》）。）。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人却忽略了一个绝对不应该忽略的信息，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中美两国建交谈判过程中对于台湾问题所进行的政策调整，英国人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人解决台湾问题与解决香港问题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以至于在以后的中英两国外交交涉中，邓小平不得不一再提醒陷入被动的英国人，要注意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新思维。    英国政府内部经过反复讨论，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在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里浩访华时和4月英国首相欧文访华时以“‘土地契约’可否续签过‘九七’”的间接询问方式，非正式地试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态度。    　　二    英国选择“土地契约”问题发难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70年代末期，由于距离新界租约期满的日子愈来愈近，香港人和海外的投资者对香港的前途开始表示关注。特别是愈来愈多人感觉到新界各项批地契约上存在的问题。这是由于新界所有批地契约，均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前三日到期。新界的批地契约年期日渐减短，而香港政府批出新的土地契约时，亦不能跨越1997年的期限。凡此种种，都清楚显示可能令投资者裹足不前和损毁信心。英国政府与当时香港总督磋商，详细研究这个问题后，作出结论，认为若不设法采取步骤减少1997年这个期限所带来的不明朗情况，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便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现象。因此，当香港总督应中国外贸部长的邀请，于1979年3月前往北京访问时，英国政府便主动试行设法解决1997年到期的批地契约问题。”（注：White Paper:A Draft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Hong Kong,Government Printer,September,1984.（白皮书：《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草案》）。）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以“土地契约”问题试探中国方面关于香港“九七”前途的态度的敏感性，英国政府决定“侧面进攻”。他们在麦里浩离开香港前发出指示：“他只能以商务问题的形式提出新界土地租约的问题，而不应以政治问题的形式提出来。他特别应该强调英国并不准备在现阶段寻求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而是仅仅为了香港本身的利益着想，以方便长期投资。麦里浩还要询问中国，香港政府对在所有新界土地的批租契约中所注明的日这一期限能否修改为本契约‘在英国统治这地方的时间内有效’。……但要一步一步走，重要的是打开对话的局面。”（注：〔英〕罗拨o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72页。）    日，麦里浩一行抵达北京。29日，邓小平会见麦里浩。由于中国方面对麦里浩北京之行的目的心中有数，所以邓小平在与麦里浩的谈话中对香港“九七”前途问题并没有回避，“未待麦里浩提出出售土地建议，邓小平已抢先表态中国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注：钟士元：《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讲：“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人们担心，到1997年新界问题会出现。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办，到1997年还有18年，18年时间并不长。我们可以到那时再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商谈怎样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前提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注：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的谈话，日。）同时，邓小平也明确表态：“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到那时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你们知道我们解决澳门问题的立场，我们没有立即收回澳门，我们也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台湾归回祖国的方式。我们始终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不改变那里的社会制度，不影响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处理。……我们对台湾、对香港、对澳门的立场就是这样。这不是现在才有的政策，是继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政策。我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道理很简单，我们需要。我们保持这样的政策，采取这样的立场，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注：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的谈话，日。）    关于中国方面对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态度，英国人是有心理准备的。“麦里浩认为当天会议气氛甚为融洽，所以随即向邓小平提出香港政府以十五年为期售卖官地的刍议。”（注：钟士元：《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第20页。）麦里浩字斟句酌地“点题”：“副总理先生刚才谈到香港的未来问题。这一点你讲得很清楚，我也明白，但这个问题将来最终要由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来解决。你们的代表也经常讲，这个问题在时机成熟时就会解决。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不能等到将来解决。这就是允许一些私人在新界租地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我建议把原来契约上写的有效期限‘1997年’去掉，改为只要新界仍在英国管治之下，契约依然有效。这同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注：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的谈话，日。）但是，“英国期望的‘点头接受’并没有出现”。经验丰富的邓小平对于英国方面以“土地契约”问题“偷步”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小动作”十分敏感，他明确地表示“没有回旋余地”：“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注：〔英〕罗拨o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78页。）邓小平告诫麦里浩不要幻想中国方面会改变对于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虽然“中国还没有具体决定将于何时重新对香港行使主权，可能是1997年以前，也可能是下个世纪。然而，作出决定的应该是中国”（注：〔英〕罗拨o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79页。）。他希望英国方面高度重视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关于澳门问题当然也包括香港问题“制度不变”的新思维，把注意力放在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道共同“维护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上，邓小平讲：“我可以明确地说，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的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我们现在并没有收回澳门。对香港也是如此，因为到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无非一个是收回，一个是保持现状。不管哪种政治解决，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注：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的谈话（1979年3月）。）会见结束前，麦里浩问邓小平：“我回香港以后对香港人怎么说？”邓小平一句话总结：“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注：钟士元：《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第21页。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1页。）    　　三    在邓小平面对面地迎接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的突然挑战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关于国家统一的新思维——“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正在酝酿过程中，其具体政策尚未出台，而且其设计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如“一个中国”的原则，“两手准备”的原则，“尊重现实”的原则，“特殊地位”的原则，等等。邓小平讲：“‘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2页。）但是，由于英国人在“九七大限”的压力下提出香港问题，解决香港问题的国内、国际形势和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争取未来解决香港问题的中英两国外交谈判的主动权和控制权，邓小平在继续倾主要精力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开始逐步将解决香港问题纳入议事日程，开始考虑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维适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并根据其基本精神，对“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及在1972年中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逐步形成的以“1997年”为解决香港问题的“成熟时机”的决策和特殊政策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邓小平会见麦里浩时阐释的“制度不变”的新观点，就是“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香港问题上的具体化。当然，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而设计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在适用于香港问题时有比较大的难度，虽然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均涉及国家统一的问题，但是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的性质毕竟不同——一个是国内的历史遗留问题，要通过一国两岸的政治谈判来解决；一个是国际的历史遗留问题，要通过中英两国的外交谈判来解决。而且解决香港问题还关系到一个“结束英国殖民主义”的问题。因此，邓小平不能不考虑“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如何“香港化”的问题。    对于香港，邓小平并不陌生。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五次过香港的经历，时间累计近三个月，对这座兼有殖民主义之“短”与资本主义之“长”双重特性的“自由港”印象深刻。这一感性认识，成为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提出“剔除其殖民主义因素、保留其资本主义因素”之“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原始思想素材。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首次公开介入香港问题，是在1974年。5月25日，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与访华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o希思的会见。“毛主席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指在座的年轻同志）的事情了。”（注：毛泽东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日）。）当天晚上，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香港问题作为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将“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邓小平说：“尽管中英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我们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交朋友，发展关系。”（注：邓小平副总理在欢迎英国前首相希思的宴会上的讲话（日）；《人民日报》日。）1975年、1977年，邓小平会见第二次、第三次访华的希思，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也都重申了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邓小平晚年以麦里浩访华“解冻”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香港问题为历史契机而发轫的关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大背景下逐步成型、成熟的。当时邓小平进行的“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的设计欲“解惑”的主要难题是：一方面，由于“结束英国殖民主义”是关系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问题上没有让英国人“讨价还价”的空间，而且，1997年是“香港回归”一个绝不允许“过期”的时间底线；另一方面，具体在什么时间、具体以什么方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也必须考虑如何尽可能地减小中英两国通过外交谈判的和平途径圆满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阻力和冲击力，必须考虑如何维护“香港回归”前后“旧香港”、“新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资本主义“自由港”和“国际经济中心”的经济地位、经济资源、经济价值为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邓小平是在研究“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如何“香港化”的过程中，对自“1949年的香港”至“1979年的香港”的“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的。由于英国占领香港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掠夺性的殖民”，而是为了开发经营其为英国商品、英国资本进入亚洲市场、进入中国市场的“滩头阵地”，开发经营其为英国、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亚洲、与中国发生经济联系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因此，英国人登陆香港之初即宣布香港是“自由港”，并一直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整整100年以转口贸易为单一经济结构的慢速、匀速发展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70年代，香港经济进入了工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快速、加速发展时期。短短的30年，香港经济经历了由传统的商业中心和单一的转口贸易的经济结构向新型的工业中心和多元的、复合的国际经济中心的经济结构的嬗变，经历了由近代化经济形态向现代化经济形态的嬗变。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个普普通通的转口贸易港，其经济实力尚逊于中国内地的大城市上海、广州，一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几十亿港元，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不过几千港元，至1979年中国内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后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和“东方明珠”、一个举世瞩目的新兴工业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制造业中心、国际运输中心、国际旅游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其经济实力足堪与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相提并论，一年的进出口贸易额高达几百亿港元，人均本地生产总值高达几万港元。香港经济的腾飞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当然，必须指出的是：“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0页。）。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和工作重心自阶级斗争转移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与解决台湾问题一样，“一国两制”的新思维都不能不将“制度不变”以维护其“稳定和繁荣”为国家统一的一个战略出发点和支撑点。    为了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香港化”，从1979年上半年至1982年上半年，邓小平对香港问题进行了逾三年时间的调查研究，以“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台湾方案”为蓝本，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和政策。    1979年3月麦里浩访华一结束，邓小平即指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他当时的另一个身分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解决香港问题要未雨绸缪。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新时期的国家统一工程的重中之重是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必须抢时间酝酿成型、成熟并付诸实践，争取在20世纪80年代打开中华民族“大统一”、“大团圆”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台湾版”的“一国两制”新思维之“香港化”的各项准备工作也要提前进行，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对香港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将来中央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和政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廖承志协调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外交部、外贸部等单位的力量组织了若干个专题小组，就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和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廖承志在香港和北京两地举行了十几场小型座谈会，倾听各方面的声音。（注：铁竹伟：《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51～553页。）    经过逾一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内部的反复讨论，各个专题小组在1981年初对于解决香港问题初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完全排除“九七”因素的干扰，按照中葡两国处理澳门问题的方式继续“维持香港的现状”，遵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自己关于“国家统一”的“时间表”，俟“成熟时机”解决香港问题。其理由是，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英国“割”、“租”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九十九年”的期限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约束力。而中葡两国处理澳门问题的方式可以使我们绕开1997年处理香港问题。第二种意见就是不回避1997年，“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在1997年收回香港。当然，也有顾虑：收回香港易，如果没有好的办法，维护“稳定和繁荣”难。    一开始，第一种意见是占上风的，因为当时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国家统一工程的“重中之重”，我们不希望“四面出击”。但是，按照中葡两国处理澳门问题的方式继续“维持香港的现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像葡萄牙政府承认“澳门是葡萄牙管理的中国领土”，承认中国对澳门的主权一样，英国政府必须承认“香港是英国管理的中国领土”，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这样的条件，英国是不可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英国管治香港的法理根据是三个条约，如果没有三个条约，就没有了法理依据，因此希望通过中英之间的正式谈判，允许英国继续管治香港三十至五十年”。“认为当时中国‘文革’刚结束，要尽快发展经济，需要充分利用香港，因此有条件逼使中国作出决定。”（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1997年编印，第11页。）从1979年3月麦里浩访华提出香港问题开始，在1979年下半年至1980年上半年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英国朝野两党的三位领袖和前首相希思、麦克米伦、卡拉汉一拨一拨地赴北京与邓小平会见，继续麦里浩以“土地契约”问题为突破口的发难，不断非正式地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过“九七”的“英国管治”让步。也就是说，对于1997年，中国方面已经没有了第一种方案理想化的“维持香港的现状”的退路，而第二种方案则一步一步地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1981年3月，在廖承志主持的、由进行香港问题调查研究工作的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统一思想的“神仙会”上，“1997年收回香港”的第二种方案就替代了“维持香港的现状”的第一种方案，成为主流意见。其中，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发言颇具代表性：“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中国不收回香港主权，上无以对列宗列祖，下无以对子孙后代；内无以对十亿人民，外无以对第三世界！”“神仙会”一结束，廖承志即向邓小平汇报了“1997年收回香港”的倾向性意见，重点是章文晋的发言。邓小平表示赞赏：“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不收回香港而再签一个不平等条约，我们就都变成李鸿章了，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垮台；中国领导人不可以做第二个李鸿章。”（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11、12页。）    1981年4月，对于中国方面在香港问题上的“缄默”，“沉不住气”的英国人又派出英国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访华，正式地要求中国方面对香港“九七”前途问题表态。卡林顿对邓小平讲：“英国毫不怀疑邓就香港问题所作的保证。但1997年这个日子仍使香港人不安。由于1997年日益临近，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然要考虑期限问题，这方面将碰到不少困难。”（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64页。）但是，邓小平不为所动，仍然是借台湾问题淡化香港问题，仍然是言香港问题的解决将循台湾问题的解决模式，而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和方式则避而不谈：“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同麦里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你们可以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对台湾我们提的条件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也不降低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甚至可以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军队；要求他们取消的只是国号和国旗。这个问题的处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所以，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至于其它的话，现在不能讲得更多，不能说别的，我们要考虑中国有十亿人民。”（注：邓小平副主席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的谈话（日）。）对此，廖承志解释说：“英国人想要我们摊牌，他们在步步进逼，但是，我们不会屈服。中国人不会表态，中国不会被逼去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注：〔英〕罗拨o郭瞳：《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90页。）    由于卡林顿访华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英国政府希望尽快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外交磋商和谈判的意愿，中国方面必须予以正面回应，“冷处理”的时间不宜拖得太长。所以，与麦里浩的会见一结束，邓小平即发出党内指示：“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并尽快整理出材料，供中央参考”（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66页。）。根据邓小平日会见麦里浩和日会见卡灵顿的谈话精神，由廖承志主持，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联合起草了一份关于香港问题调查研究情况和各方面意见的报告，正式向中央建议“1997年收回香港”，并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三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是，既要收回香港主权，也要保持香港安定繁荣；第二个原则是，收回香港主权后，要尽可能保留香港的作用，包括自由港和经济制度都要保留；第三个原则是收回香港时，香港政府原有官员也不改变。”（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13页。）至于具体政策，“初步设想是：香港收回后将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特区。除涉及国家主权必须改变外，其它基本不变。”（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68页。）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81年4月和12月两次召开书记处会议，以廖承志的报告为基础，讨论、研究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对廖承志报告“1997年收回香港”的建议，4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原则上同意这个意见，但未作最后决定。再经过几次酝酿后，到1981年12月，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拍板”（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13页。）。    需要说明的是，在1981年4月至12月中共中央两次书记处会议酝酿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国家统一”工程的突破口选择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工作重心转移，以“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提前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政策历三经年时间的“发酵”，在1981年下半年成型、成熟。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方式，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正式出台，即著名的“叶九条”。邓小平讲：“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04页。）根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国家统一大业的总体设计，是预期以台湾问题的解决为突破口打开国家统一大业的新局面，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和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一步一步地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大团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的新思维解决台湾问题的善意和诚意没有为台湾当局所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和“叶九条”均被台湾当局视为“统战阴谋”而加以拒绝，两岸关系的僵局久淤不化。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台湾的九条建议，现在台湾的反应是拒绝了，我们知道，它的第一个反应会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昼夜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时间。”（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04页。）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考虑“国家统一”工程突破口的重新选择问题，不能不将解决条件和时机相对成熟的香港问题提前，不能不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香港化”“一步到位”，以“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为台湾问题的解决“率先垂范”。    所以，在1981年12月中共中央讨论、研究解决香港问题政策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1997年收回香港”的意见非常统一。不仅对“1997年收回香港”“下了决心”，而且决定加快“一国两制”“香港方案”的成型和出台进程。在会议上，廖承志对“1997年收回香港”的可行性和“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香港化”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会议肯定了1997年如期收回香港，收回后原来的制度不变，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的方针。”第二次书记处会议邓小平也没有参加，但是有指示：廖承志并有关部门必须在会议结束以后的“三个月内拿出解决香港问题最后方案”（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70页。）。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82年1月，廖承志组织了一个进行“一国两制”“香港方案”设计的“五人小组”，继续在北京和香港两地进行专题性的调查研究，整理出近20份关于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本情况的分析报告。由于在1981年12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廖承志已经以解决台湾问题的特殊政策“叶九条”为蓝本初步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廖承志是“叶九条”的起草人，解决香港问题的特殊政策直接“移植”了解决台湾问题的特殊政策），因此，“五人小组”工作的重点就是对“十二条”进行“具体化”的“深加工”，进行补充和修改，并邀请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加以可行性论证。    对于廖承志和“五人小组”的工作，邓小平抓得非常紧，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听取他们的汇报。邓小平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乱”。他要求廖承志和“五人小组”在设计解决香港问题的具体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必须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情况”，如中国的外汇收入可能减少1/2甚至2/3（当时中国约75%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邓小平讲：“收回香港主权，小乱不可避免，中乱很有可能，要尽可能防止出现大乱。”（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16页。）1983年3月底，廖承志和“五人小组”在邓小平规定的三个月内拿出了以“十二条”特殊政策为核心内容的“一国两制”“香港方案”的初步设计，交中央中央书记处审议。邓小平批示：“拟原则同意。方案待与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之后，再作修改。”（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71页。）    　　四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酝酿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过程中，邓小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的香港人尤其是维护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力量——大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对1997年收回香港有抵触情绪——怕，怕香港“变天”，怕香港“赤化”、“社会主义化”，怕中央的“政治干预”和内地的“政治运动”，怕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将“没有自由”。为了打消香港同胞对“1997年收回香港”的顾虑，为了争取香港同胞对于“一国两制”“香港方案”的理解和支持，在198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已经正式拍板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亲自向香港的各界人士做“思想工作”。自3月至6月，邓小平在廖承志的陪同下会见了十二批来北京访问的香港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当然，邓小平对于“为什么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非常明确——“不讨论”。“邓小平一开始就讲清楚，‘九七’收回香港主权是不容改变的，一切文章都要在‘九七’收回香港主权这一前提下做。”他重点是阐释“1997年收回香港怎么办”的问题，重点是就“一国两制”的“香港方案”征求意见。对于邓小平的“思想工作”，来北京访问的香港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均表示“有道理”，“可以接受”。香港知名人士黄丽松讲：“他到北京之前，不知道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态度是这样坚决，现在知道以后，认为中国的政策不失为最好的政策。”（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18页。）    在1981年上半年邓小平就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向香港的各界人士“吹风”的过程中，英国方面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和政策进行“摸底”。1982年4月，英国方面派出与中国方面有“良好的互动关系”的前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访问北京，并与邓小平会见。由于当时解决香港问题“十二条”特殊政策已经酝酿成形并且已经开始对香港的各界人士“吹风”，所以，邓小平决定给“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希思一个“面子”，通过希思向英国人“喊话”——“现在是考虑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希思问邓小平：“我记得1974年5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你也在座，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人不担心呢？”邓小平回答：“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它人都可参加，可以作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利益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17页。）在谈到“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邓小平对希思明确表态：“我们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1974年我们见面时，我对你说过香港问题将在适当的时机解决。现在这个时机到了。一个是我们有办经济特区的经验，一个是我们有逐渐好转的国际关系。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希思先生，现在是考虑香港问题的时候了。”（注：萧亮、蓝潮：《董建华家族》，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264页。）    自1979年3月会见麦里浩、1981年4月会见卡林顿至1982年4月会见希思，邓小平对英国人在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问题上的“迭迭的纠缠”印象深刻，他预感到，接下来的中英外交谈判将会是一场“激烈而艰苦的政治较量”，对于英国人的“合作”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准备解决香港问题必须像准备解决台湾问题一样，有“文”、“武”“两只手”。邓小平在1982年6月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曾经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发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讲话；“我对收回香港主权有一个问题始终来能解决，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取得英国人的合作，假如英国人不合作，那怎么办？我们的方案中有一条是说要充分照顾英国人的利益，换取英国人和平有秩序地交出政权，我们这个政策是有诚意的，但如果英国人不合作怎么办？我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跟英国人说：假如你们不合作，我们就提前出兵收回香港，收回以后对香港仍实行特殊政策。”（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20页。）此一解决香港问题“文”、“武”“两只手”的重要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指导接下来的中英两国外交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    1982年8月，邓小平召集所有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一方面研究香港可能出现的“金融风波”的问题，一方面讨论撒切尔夫人访华的准备工作问题。中央领导人指出；“要准备十五年当中香港会发生波动，出乱子。……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不仅对撒切尔夫人，而且对港澳各界人士要说清楚，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保护他们的利益，使他们不要抱其它幻想。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子里作。这次同撒切尔夫人会谈，就是要将原则定下来，希望英国同我们合作。要说明，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被迫作出新的考虑。”邓小平最后表态：“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83页。）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揭幕”中英两国外交谈判前举行的研究解决香港问题政策的最后一次“高层决策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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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历史沿革早在远古时代,香港地区就已经有人居住,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中原后,又派兵平定了越族聚居的岭南地区,将之纳入秦朝的版图,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并从中原迁移了50万商人和罪犯到这一地区进行守卫和开发。自秦始皇开始,香港地区就一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内,直到英国侵占香港以前,从未间断过。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因为岭南太远,鞭长莫及,对赵佗采取了安抚政策,封为南越王。刘邦死后,赵佗又闹独立,朝廷多次征伐无功,只好再派人去赏赐慰勉,赵佗才除去帝号,臣服于汉室。汉朝在这里设置了南海、合浦、交趾等九个郡。香港地区划归南海郡博罗县管辖。此后,一直沿续到西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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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由来香港，顾名思意，就是芳香的海港。关于这一美丽名称的由来，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最可靠的说法，则是这里过去曾是运香、贩香的港口，故而得名香港。在明朝时，香港及广东东莞、宝安、深圳一带盛产莞香，此香香味奇特，颇受人们的喜爱，故而远销江浙，饮誉全国。由于当时贩香商人们一般都是在港岛北岸石排湾港将莞香船运往广州或江浙等省，所以人们将这个港口称为香港，意为贩香运香之港，将港口旁边的村庄，称为香港村。1841年英国侵略军在港岛南部赤柱登陆后，由一名叫陈群的当地居民带路向北走，经过香港村时，英军询问该处地名，陈群用当地土话答称&香港&,英军即以陈群的地方口音 HongKong记之,并用以称呼全岛。在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香港作为全岛的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1856年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 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后,香港又进而成为整个地区的称谓。香港的历史沿革早在远古时代,香港地区就已经有人居住,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中原后,又派兵平定了越族聚居的岭南地区,将之纳入秦朝的版图,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并从中原迁移了50万商人和罪犯到这一地区进行守卫和开发。自秦始皇开始,香港地区就一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内,直到英国侵占香港以前, 从未间断过。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因为岭南太远,鞭长莫及,对赵佗采取了安抚政策,封为南越王。刘邦死后,赵佗又闹独立,朝廷多次征伐无功,只好再派人去赏赐慰勉,赵佗才除去帝号,臣服于汉室。汉朝在这里设置了南海、合浦、交趾等九个郡。香港地区划归南海郡博罗县管辖。此后,一直沿续到西晋时期。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将南海郡东部划出,另设了一个东莞郡,下辖宝安、兴宁、海丰等六个县。宝安县的辖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区和深圳市、东莞市,县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头城。隋朝又废东莞郡,将辖地并入广州府南海郡,宝安县也改为隶属南海郡,香港则仍归宝安县管理。唐肃宗至德二年,改宝安县为东莞县,香港又归东莞县管辖。明神宗万历元年,广东巡海道副使刘稳,奏准朝廷,将东莞县滨海地区划出另设一县,名为新安县。自此,香港地区改属新安县管辖。清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清廷战败,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咸丰十年即1860年，又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新界亦被英国强行租借，香港地区遂全部归英国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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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英国占领，全过程：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 ?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 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 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 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 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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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顾名思意，就是芳香的海港。关于这一美丽名称的由来，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最可靠的说法，则是这里过去曾是运香、贩香的港口，故而得名香港。在明朝时，香港及广东东莞、宝安、深圳一带盛产莞香，此香香味奇特，颇受人们的喜爱，故而远销江浙，饮誉全国。由于当时贩香商人们一般都是在港岛北岸石排湾港将莞香船运往广州或江浙等省，所以人们将这个港口称为香港，意为贩香运香之港，将港口旁边的村庄，称为香港村。1841年英国侵略军在港岛南部赤柱登陆后，由一名叫陈群的当地居民带路向北走，经过香港村时，英军询问该处地名，陈群用当地土话答称&香港&,英军即以陈群的地方口音HongKong记之,并用以称呼全岛。在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香港作为全岛的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1856年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后,香港又进而成为整个地区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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