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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里，我们被火警吵醒。新来的一个病人在抽烟，导致他的氧气瓶轻微爆炸。夜班护工和修女把我们推到外面的颐乐花园里，用毯子给我们盖好，尽管这天挺暖和，空气也出奇柔和。我能闻到山楂树、峨参和最早一批接骨木的质朴芳香。
　　“那个白痴险些炸死我们。”一个夜班护工抱怨道。她看起来暴躁又疲倦，接近哭的边缘。
　　“对，但他没有，”菲洛米娜修女微笑着说，“没事的，芭芭拉。不用站起来。现在坐好。拉住我的手。”
　　逆着娱乐室的灯光，病人们的脸庞都微微发亮。黑暗中，什么都没有实体。人，树木，塔，假山的石头，星芹的银星和金链花的花瀑。沉寂中，它们都很暗淡。
　　“那里就像瓦特希普高原，”露西修女说，“一切安宁。”
　　“你在开玩笑吗？”亨德森先生厉声喊道。
　　露西修女说她没在开玩笑。跳过开头对她无关紧要。她认为那是个可爱的故事。她刚给芭芭拉读完。
　　“那些兔子呢？被碾轧，饱受伤害啊！”
　　露西修女用手捂住嘴。“兔子？”她重复一次，“哪里有兔子？”
　　“它们都是兔子，”亨德森先生说，“那正是重点。”
　　“什么？他们都是吗？”露西修女看起来整个人都崩溃了。“但他们说人话啊。我不知道他们是兔子。哦，不。”她沉默地坐着，琢磨这件事，有时脸一垮，又来一句“哦，不”。“那太让人不安了。”她喃喃自语。
　　你干吗非要跑去告诉她，说他们都他妈的是兔子啊？芬缇嘘道。亨德森先生说他很抱歉。他以为人人都知道它们是兔子，封面上甚至有一幅兔子的图片。他真希望自己没提过兔子。“哦，不。”露西修女啜泣道。菲洛米娜修女又拿了一床毯子，给年轻的修女裹上。我伸手去拉她的手。
　　一小会儿之后，有人说：“看啊，院长嬷嬷。你看月亮。”菲洛米娜修女看到了，她让护工把我们推到花园的一处地方，让我们也能赏月。
　　月亮低垂在空中，是小柑橘的颜色。周围，星辰闪烁跃动。亨德森先生指向北斗星和我父亲最爱的星座——名叫“七姊妹”的一小组星星。“你看到了吗，露西修女？”他问，“轩尼斯小姐，你也看到了吗？”
　　我想起我的海上花园。在月光里发亮的人像。风铃在风中呼唤。我想象风雪雨日中的恩布尔顿湾，我以各种方式见识的它。我见过冬日的海浪冲上黑板岩的石墙，也见过七月早晨的大海，就像一匹展开的粉色绸缎。现实中，恩布尔顿并不算远，只隔三十英里，但感觉上，我和我的花园相隔着一光年。
　　经过了氧气瓶和兔子事件的情绪波动，我不想哭了，不想让自己像个傻瓜。于是我在头脑里说，想点别的东西。想想哈罗德·弗莱。他也站在橘色的月亮和这些星辰下。
　　爱的方式
　　“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爱，”我告诉戴维，“你可以铆足全力去爱，折腾出许多动静，或者你可以安静地爱，洗碗碟时都可以。你甚至能爱一个人，而不让他知道。”我很小心地别过脸去。
　　那是戴维在剑桥的第三年圣诞，事情变得更糟。每每他过来拜访，都坐在我家电暖气旁的椅子里，缩在他的黑外套下，抽着大麻烟卷。如果我质问这个，他就说它有助于放松。貌似他仍在写诗，但他不想再拿给我看。我若问起作业，他就目光呆滞。我打听他的朋友时也是一样。他经常抱怨天冷，我永远都在给他拿毯子。我问他愿不愿意去看医生，但戴维只是嗤之以鼻。我建议他跟你聊聊时也是一样。
　　我对自己承诺过，要做你和你儿子之间的桥梁，但我力不从心。
　　或许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他又把我引回我们之前对爱的辩论上。洗碗碟时也可以爱，这个想法吓坏他了。我怎么能如此琐碎？
　　“有时你就得用寻常的方式思考，戴维，”我说，“有时生活不是如你预期的那样。”
　　“我宁可死，也不愿流于寻常，小奎。”他说着抬起头来，凝视我的眼睛，他的脸上有那么多烦恼，我无言以对。
　　不过，当戴维说他想要非同寻常时，我理解他的意思。我做学生时，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一次又一次地爱上高大、黝黑的帅气男生。而高大的男生带我去约会，就是为了打听我高挑的女生朋友。我代他们写情书和优美的话语。之后，黝黑的帅气男生和我那些漂亮的金发女友说我输得起，像石头一样可靠，但那和“你人很好”“你的脚蛮好看”没什么差别。只是为了表示支持。我不想要支持。我有连裤袜。我想要爱。
　　当我开始找到爱时，它们又都无疾而终。我选择的人都会辜负我。就算我没有选择会辜负我的人，我又会被那些注定被我辜负的人所选择。那些情事不必多说。学习如何去爱，这是件难事。比如说，我知道科比的那个人渣是个错误的选择，于是我不得不去做很多事情，来干扰自己，不去面对真相。当你明知一件事是错的，就得非常用力才能坚持下去。其实，我现在应该不要喊他“人渣”了。他很可能是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好祖父。一个好邻居。诸如此类。
　　然后我遇见了你，爱上了你，这一次我终于可以留下。我在银行账户里存够了钱，能买一栋小房子。但随后就是戴维的可怕悲剧，于是又故技重施。我向你妻子传达了我的意思，第二天我就逃走了。我一路向北，掉头向东，直到我遇到大海（这座该死的小岛），又一次不得不停下。
　　等我停下后，我发现让爱停下却不那么容易。爱不因你的逃跑而结束。甚至当你决意重新开始时，爱也不会停下。你可以看着北海，眼中却只有英吉利海峡。你可以看着诺森伯兰的沙丘，却忆起南德文郡的那些。你逃不开这一事实：你的爱仍活着，必须妥善处理。
　　我开始建花园时并无计划。我对植物没有经验。它是缓慢成形的，就像爱一样。每天我沿着沙丘和海滨散步，观察石缝间和小路上长了什么。我记下笔记。在克莱斯特，我看其他人怎么挖坑种植。我研究面朝渔港的那些石头建的花园。我回到自己的海滩小屋后，就挖坑种树，打造自己的花园。每年它都扩大一点。每一季，它都更稳固一点。
　　这些年来，我的花园经受了各方面的考验。有我自己犯的错，这类错误很多。还有天气原因。有海鸥。也有其他人为因素。有时人们帮忙，却无意中添了堵。有时他们质疑我。我怎么能把我的生活都交给花园？怎么能待在一处不去旅行？我一一作答。谈论我的花园给我带来愉悦。一个夏天，我干活时被三个办婚前单身派对的年轻女人打断。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她们其中一人披了一条“待嫁新娘”的肩带，还背着一个巨型塑料充气阳具。这种细节你是不会忘记的。
　　三个女人都穿着短裤、比基尼胸衣，戴银色小皇冠。皮肤丰满紧绷，肩膀和胸口上都有阳光和海盐的痕迹。
　　好漂亮的花园，一个女人说。
　　阳光地段真不错，第二个女人说。
　　但太靠近悬崖绝壁了，待嫁新娘说。
　　于是我放下园艺叉，像往常一样讲了故事。我的花园是献给一个我不能拥有的男人的。它是我为一个可怕错误的赎罪。我领着年轻女人们观看有海葵和蓝色小鱼的石池，蓝色小鱼是我用贝壳雕出来的。我给她们展示人像、海草旗帜和彩色卵石做的花环，每颗卵石上都有一个大海推挤出的洞。我给她们看百子莲和欧白芷的花塔（我一向喜爱稍高的花），白色的毛地黄，还有我的最爱——蓝罂粟和鸢尾花。季节更替。植物枯死复苏。花园的每一部分都有故事，我说。它让我想起我学过什么，抛下什么。
　　“但一座花园怎么能填补一个男人呢？”待嫁新娘问。
　　“特丽莎下周就要结婚了。”她的朋友说。
　　“今晚我们要去纽卡斯尔泡吧，”另一个朋友说，“庆祝她最后几天自由的日子。”三个年轻女人放声大笑。
　　“自由和婚姻，她不能兼得吗？”我问。
　　“要是你认识我未婚夫，就知道不行。”待嫁新娘说。
　　我告诉年轻女人们，我在花园里学到，有的时候需要我介入，也有的时候，无论我多爱一棵植物，都不能去打扰它。我的花园不归我占有，它也无关我的精神升华。
　　“我宁愿要一场婚礼。”待嫁新娘说。
　　“你应该看看她的礼服和面纱。”她的朋友说。另一个朋友说：“一个女人就应该有一个属于她的特别日子。她得当一回公主。”
　　我考虑了我的人生。没有派对，没有人致辞说我善良，没有特别的裙子，没有五彩纸屑。没有人每晚和我坐在一起，也没有人每个清晨在我身边醒来。尽管我告诉自己，这是我的选择，我拥有一座花园和我的独处，但站在阳光里我还是觉得冷，吃不下东西。
　　大概一年以后，待嫁新娘回来了。瘦了不少。她告诉我那段婚姻没能走下去。她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植物适合放在她的窗台花箱里，于是我给了她几根插条。她又遇到别人了，但她这一次会慢慢来。“不办婚礼。”她说。我们看着大海，我想我们俩都笑了。
　　我之后没有听说过戴维的诗，除了一次，在他的第三学年末，他提起自己先是被人说很了不起，之后又被抛弃，就好像自己一直以来什么都不是，这件事很难受。他回家来了，可能是在准备期末考试。他说，不抱期望地活着应该更好。
　　“但你期望什么呢？”我问，“人们之前告诉你，你是什么？”
　　“一个诗人。他们说我会出名。”
　　“为什么你需要别人来告诉你你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不能为了写诗而写诗？你并不需要出名才能写诗。”
　　他愤怒地摇头，又点着一根烟：“你不懂。”
　　“对，”我同意，“但我想弄懂。”
　　“如果没人知道你是诗人，那做个他妈的诗人有什么用。我宁愿当个路人，像父亲那样。我宁愿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然后就那么活着。”
　　“你不是个路人，戴维，”我说，“你父亲也不是。”
　　他烦躁地哼了一声，摇摇晃晃地从我的椅子里起身，就好像我变得难以忍受一样。他把外套搭在肩膀上，离开我的公寓。
　　有时我记得戴维想要出名。我记得戴维说，他之所以是个失败者，是因为整个世界没有端坐般注意他。我想到浪费，而且，我告诉你，哈罗德，我想摔东西。如我所说，学习去爱，是一件难事。但我认为，学习接受平凡，是更艰难的事。
　　几年以后，我开始在恩布尔顿湾打造我的花园，在找到一根让我想起你的长条浮木后，又找到另一根。当时我正走在海滩上，希望在克拉吉礁瞅见蛎鹬，这时一个硬东西戳到了我光着的脚。我停下来。把沙子清掉。那是一根变黑的浮木，大概有我的手臂长，但弓成了一个打结的V形，两头都磨脆了。它满身悲伤，几乎让我停止呼吸。我只能看到戴维。我小心地把这根浮木搬回花园，花了一整天来决定该把它安放在哪儿。最后我选择了一片石床和一株乳白色的伯内特玫瑰。我在周围种了延龄草，当红色的浆果长出来时，我想起我的羊毛连指手套。
　　那一夜，我一直在花园里干活，太阳下山后我仍在忙，月亮升起，在海浪上投下银色的光痕后，我仍在忙。我需要听到海和风的声音，需要手头上一直忙个不停。我无法忍受回屋待着。
　　关于未来
　　昨晚我梦到自己又重回我的海上花园。
　　在梦里，哈罗德，我试图固定木头人像，给种球打好桩，但风一直在抽打大海，把它搅成黑白两色，风掀乱我的头发，猛击我的花园。花草和人像都被拔起，任风吹着，就像一场风中的海难，我努力追赶它们，但追不上，眼看着风暴把它们带走。
　　玛丽·安贡努修女过来时，我无法思考我的信，能写的只有一句话：我的海上花园会怎么样？
　　玛丽·安贡努修女坐在窗前，红彤彤的手指举在嘴边，两手掌心相对。她的身后，一丛丛的树叶也像圆鼓鼓的指头，花骨朵从枝上凸起。她正陷入沉思。“这是你头一次想到这件事吗？”她最后说。
　　不是。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有一段时间了，但它一直潜伏在阴影里，我一直不想去看它，所以总在专注于其他事。
　　等待玛丽·安贡努修女的回答时，我小心地注视她。我太害怕她要说出口的话，但又必须得到真相，结果，除了她，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树消失了。我甚至忘了我是我自己。我只看到玛丽·安贡努修女和她绿色的眼睛。
　　“你立遗嘱了没有？”
　　没有。我感到喉咙一紧。
　　“你得立一份遗嘱，奎妮。你知道的，不是吗？”
　　我开始哭，她握住我的手，但这种情绪不再是恐惧，也不是悲痛。我哭是因为她是对的，而且我知道她是对的。我只是在等有人说出这些话。
　　“宝贝儿，立遗嘱没那么可怕。就像你去度假前要清理屋子一样。只是为了让事情井井有条。你需要问问菲洛米娜修女。你需要说，你想立遗嘱了。”
　　一小会儿之后，露西修女给我洗头。她把护发素揉进我的头皮里，我感觉我的脚趾和手都融化了。我又一次在脑中描绘我的海上花园，但这一次，混乱已经过去，唯一的动态是橙色的尖翅粉蝶飞掠水面。下方的海湾里，大海是一片平整的蓝，海浪是蕾丝花边。没有风。露西修女用温毛巾裹住我的头。她吹干我的头发，然后给我涂指甲。
　　“你今天看起来开心些了，”凯瑟琳修女说，“想去花园里待一段时间吗？”
　　我捏捏她的手说谢谢。
　　“好，”她笑了，“我也是。我去拿我的羊毛衫。”
　　西班牙宗教法庭
　　“莫琳说我需要一件夹克。”你告诉我。你记得那一天吗？哪种夹克？我问。“就是那种父亲会穿去参加儿子毕业典礼的夹克。”
　　我们正开着车回啤酒厂。德文郡的小巷都被花草包围了，就像开车穿过茂盛的绿色林冠。开了几英里后，你清清喉咙，说：“你有什么想法吗，奎妮，那会是哪种夹克？”
　　“你是在请我帮忙吗，哈罗德？”
　　“我是啊，确实。”戴维式的回答，如果我听过的话。
　　我们停在金斯布里奇的男式服装店。你把我介绍给售货员——他儿子和戴维以前读一个学校。
　　“这位是轩尼斯小姐。讲件好笑的事。我们遇见是在——”
　　“食堂。”我说。
　　“文具柜。”你哈哈大笑。
　　我记得售货员打听戴维的消息，你说他已经考完期末考试。售货员告诉我们，他儿子找了一份开垃圾车的工作。没有人明说，这是当然的，但那两个缺席的男孩若并排站，显然戴维是优秀的那个。售货员去取各种夹克给我们挑选时，仍在用恭敬的词语讲起戴维的才智。他比老师都聪明。他有一个周末用图书馆借来的书自学古希腊语，还有如何拆卸一辆自行车。我记得自己注意你的脸。你满面红光的样子。
　　“你还记得那天吗？”售货员大笑道，“他们在科学大楼的天台发现那小子？他在干什么？背诗吗？”
　　红光不见了。你瞥向我这边，目光低垂，看向自己的脚，就像你在担心我会怎么想。就你而言，我还没见过戴维。“啊，对，”你讷讷地说，“我忘了那事。”
　　“瞧我这张嘴。”售货员对我说。
　　“我喜欢这件上衣。”我说着，指向一件圆点哈里斯毛料夹克。我没有真的在看；我只是在转移话题，因为你看起来被戴维站在天台上的记忆弄得痛苦无比。那件夹克有个大翻领、三颗扣子和一个胸袋，而且它是哈罗德式的棕色系。售货员说它是秋季新品，适合九月份穿，又用了一条梅红色的领带和它搭配。哦，不，你马上说，并用一条浅棕色的领带换了它。这让我想到，你如此拼命避免关注的原因或许与你的童年有关，尽管你只提过母亲两次。或许因为你挣扎着要把袖子从胳膊上甩开，我在你身上看到一个迷失的男孩，我冲过去帮忙。
　　“谢谢你，奎妮。你介意帮我拿好夹克吗？”
　　“不客气。”我照顾了你三年多，要记得。我小心地把你的夹克搭在手臂上叠好。
　　现在回顾起来，那件哈里斯毛料外套太正式，也太厚了。我再也没见你穿过它。但当你把它披上肩膀时，售货员又被另一件陈年旧事给逗乐了，他开始大笑：“警察发现戴维在福尔大街上玩捉迷藏的那一晚又是怎么回事？他差点害死他自己，那个臭小子。”
　　你现在看起来不太舒服。
　　“瞧我这张嘴。”售货员又加了一句。
　　你硬是挤出一个微笑，说夹克穿起来应该不错，谢谢，领带也是。我们飞快地离开，你开车回啤酒厂的一路都心不在焉，一直用手刮头发，甩着头，就像受到了小型电击。
　　“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一定很兴奋。”我说。我的意思是，会没事的，哈罗德。你长大了，能够面对这件事。戴维需要你。
　　当我问戴维，他的期末考试有没有一个题目关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时，他在电话那头大笑。“这是在干什么？”他说，“该死的西班牙宗教法庭吗？”至少我觉得他说的是那个。他的原话是：“啧四干什？该-的西部总家法提吗？”
　　他没有掩饰自己喝酒喝得更凶了。他回家后来拜访我时，身上的酒味那么重，我生怕点一根火柴，我俩都得烧起来。我会给他烤吐司，让吐司吸掉酒精，还为他倒一杯牛奶，但他已经不在我面前吃东西了。我会把盘子和牛奶留在他的脚边，然后走开去做其他事情。他就像一头焦头烂额的动物。干瘦、惊恐，无法参与最基本的日常事务。我有一次提议，如果他想，我们可以去跳舞，他瞥了我一眼，就好像我刚骂了他。去看医生怎么样？“我没毛病，”他打断我。“我很累。不过如此。我很疲惫。”
　　其他时候他会抱怨天冷，我就从卧室给他拿来毯子，回来时却发现他已经在扶手椅里睡着了。睡眠中的戴维那般单薄，这让我很惊讶，就好像如果突然刮起一股风，他就会腾空，被吹出窗外。我想在他身上压一床厚厚的羊毛毯，只是为了让他显得更坚实。我得找个方式跟你讲。
　　戴维的毕业典礼过后，机会来了。我们坐在车里，我问你典礼怎么样。哈里斯毛料夹克还合适吗？我问。你回答的是老一套：“对，对。”还说它有一点扎人。弯曲手臂都很困难。一会儿之后，你承认戴维一直很忙。你都没怎么见到他，因为他有朋友要见。什么朋友？我心想。他没有朋友。我记得自己的毕业典礼。我的母亲，她两腿大开地坐在草地上，跷着小拇指吃三明治。我的父亲，他仍托着母亲的草帽，只不过用它来当盘子接面包屑。他们都露怯了。他们是负担，我等不及要逃跑。但我还是没有扔下他们。
　　我深吸一口气：“戴维还好吗？”
　　你脸色一白。我猜我也脸色一白。我们之间，有种不安的气氛。
　　“还好？”你重复一句。
　　“有时候学生们发现生活艰辛。在他们毕业之后。我知道我当时有一点迷失。我找不到工作。”我在尽力谨慎用词。
　　你一连叹了好几口气，还把方向盘转得猛了些，我们一反常态，转弯飞快，但我穷追不舍：“他需不需要——”我没有继续说“帮助”这个词，因为发现这件事太难以启齿，就打住了。还没等我再说下去，你就直接贸然回答。
　　“他要去徒步旅行了。去湖区。只是作为过渡。直到他找到工作。”
　　这倒是件新鲜事，让我对戴维抱有希望。这意味着他在考虑未来。你把两人之间的沉默都填满了，就好像要阻止我聊得更深。“至少他有个学位证书。至少戴维这辈子做成了一件事。”
　　你的口气听起来不像你，而像某个在生你气的人。
　　我以为放个假对戴维有好处。我也松了一口气。你儿子在家的时候，哈罗德，你看起来很疲累，而且你处置的不再是啤酒罐了。都是空瓶子。
　　所以当戴维告诉我他的想法时，我也鼓励他。那是几个月来他第一次看起来兴奋。锻炼、空气、景色的变换。我希望这些东西都有帮助。他向我要钱买一双徒步靴，因为莫琳给的钱不够，我给了。我记得自己话中有话地说，期望能看到那双靴子，他大笑着说：“行，好吧。”至少他要得很得体。
　　你相信他去了湖区吗？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有没有参加期末考试。他对自己的事隐瞒太多。在戴维身上，我回过头看，太多东西都说不通。
　　但现在戴维显然很快乐，你似乎也快乐一些。我们又玩了无花果球，我记得。我问起戴维的假期，你说他给莫琳打过几次电话。我为我们的驾车之行准备野餐。又一个下午，我提议去伯尔博瑞高原看鸟，我那时还不知道，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几天之后，戴维提前结束假期回来了。
　　他似乎已经进入另一个空间。他说话时，都在支支吾吾，就好像不太能把自己头脑里的想法和语言对上。他不能保持眼神交流，他的面颊就是脸上的两块凹陷。皮肤没有颜色，甚至连眼睛、嘴巴、头发都蒙上了少许灰色。有些日子他过来拜访，几乎就是跌进房间的。不然他就在深更半夜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在码头下面。他一直用对方付费方式，很难弄懂他说的一大堆话是什么意思，但如果我挂掉，他就又打回来。他指责我不听他讲话，指责我避开他。他会连续痛骂上几个小时。好几次我走下码头，发现他晕倒在长凳上。我把他扶回福斯桥路，但是，为了不让你难堪，我从来没走到你家的前门。我帮他打开花园大门，指向小路。我总是确保有灯亮着。一次我甚至看到你从楼上窗户往外张望。你看起来那么劳累，哈罗德。
　　我试着再给你敲一次警钟。那是午餐时间，我看到你匆匆离开食堂时追上你。我想让你知道我有多担心。我想让你知道戴维需要帮助。“哈罗德？”我喊了一声。“能不能说句话？”
　　你转过身说：“啊，你好。老天爷。”你在哭。你试图用手帕掩饰。
　　销售代表们从我们身边挤过，你不得不一直别过脸去，这样他们就看不到你的眼睛。要是我一开始没有犯下那个愚蠢的错误，要是我告诉了你，我和戴维跳舞了，那该多好。或许我应该干脆说出口，说我爱你。一切都变得太纠结，太复杂。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
　　你说：“对不起啊，奎妮。我有点东西，你知道，有东西进眼睛了。能不能等下次再说？”
　　“哈罗德，这很重要。等不了——”
　　“我得走了，”你说，匆促走开时，你又说了一句，“下次吧，奎妮。下次。”
　　没有下次了。戴维消失了一周。回顾当初，我看到即便已然那样，我们一定仍在相信，你和我，以我们的方式，相信我们救他仍不算太晚。相信你的一部分，你的一块血肉，不会无可救药，单纯地就因为他曾是你的一部分。
　　但五天之后，戴维死了。
　　可怜的芭芭拉
　　“娱乐室里为什么有一棵圣诞树？”亨德森先生问，“现在是五月二十号。”
　　“而且那是什么怪味？”芬缇边说边深吸一口气。
　　我们坐在轮椅里，等在门口，呼吸着松脂味。娱乐室的窗帘都被拉开了，房间昏暗，日光是窗沿上的一涓细流。唯一真正的光源是一株缀着银色灯泡和红色装饰球的小冷杉。它在黑暗中闪烁。似乎有一个身影独自坐在椅子上，尽管很难看清。
　　“把病人带进来，”菲洛米娜修女对其他修女说，“我去把芭芭拉带过来。”
　　露西修女特别开心，她一直在大笑，同时推着我的轮椅撞上家具。我扬起脸来看她，做出困惑的表情。她头一次看起来没有惊慌失措。她说：“等着看吧。”
　　我不认识的那个人仍然隔着距离。由于我的眼睛已经适应黑暗，我能看到她很矮小，大概和我差不多高。她坐着，穿一件轻薄的夏季外套，脚边放着一个手提包。从她的坐姿来看，穿的是出门的衣服，但同时又坐得那么僵直，看起来不像个病人，也不像是常来的访客。我想起几个星期前的自己，不想让任何人对我说话，或者看我。我尝试对陌生人微笑，表达友好，但她打了个颤。我忘了那些日子。我忘了我是什么样子。
　　菲洛米娜修女终于把芭芭拉抱进房间。她小得像个孩子。“发生什么事了？”她喃喃地说。话说得很慢，但那可能是药物的作用。“我能看出来有事发生。我是死了吗？我没死吧，是不是？”她的脸萎缩得很厉害，以至于脖子上的皮肤一层层耷拉着，像一件宽松衬衣。
　　“没有，没有，”菲洛米娜修女笑着说，“你没死，芭芭拉。”
　　我们全都大笑了。可能是欣慰。“没死，小芭，”芬缇咯咯地笑着说，“想也别想，没门儿。”
　　一看到芭芭拉，陌生人马上坐直了，差点从椅子里弹出去。她僵住了，靠在座位边沿，双手高举着，把衣领抓到耳边。
　　菲洛米娜修女把芭芭拉放在紧挨陌生人的一张躺椅里。陌生人紧紧地捂着自己的嘴。菲洛米娜叫一个义工去拿一床毯子来，还有几个枕头。他们在芭芭拉四周又裹又掖，问她舒不舒服，够不够暖和，但芭芭拉没有回答。
　　菲洛米娜修女轻柔地说：“芭芭拉，有人来看你了。”
　　陌生人啜泣了一声，就像打了一个小嗝。她从盒子里抽出一张纸巾，一把捂到嘴上。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芭芭拉？”菲洛米娜修女说。
　　芭芭拉点点头。她的右手稍稍向躺椅扶手的方向摸索了几下，穿过空气，指向陌生人。突然间，陌生人紧紧抓住芭芭拉的手，我看到了，当然，她不是一个陌生人。她是那位邻居。芭芭拉的邻居。她来拜访了。
　　“哦，对不起，对不起，”邻居急匆匆地说，“我一直太忙了。”
　　她箭一般的目光一个接一个地移向我们，就好像她是个被定罪的犯人，在为自己的性命辩护。
　　“至少你出现了，亲爱的。”珠母纽王说。那个女人看起来又受到了惊吓。或许她错把他的声音当成了一台重型机械。
　　“聊胜于无。”芬缇说。
　　菲洛米娜修女站起来，伸手从树上拿下一个装饰球。她把它放进芭芭拉的手里。“你能感觉到它有多闪亮吗？”她问，话语听起来就像一首催眠曲。芭芭拉点头示意她有感觉。她仍紧握着邻居的手。看起来好像永远不会放手了。
　　菲洛米娜修女把树顶的纸天使也摘下来，递给芭芭拉。她问芭芭拉能不能闻到松香，然后牵起她的手指，引导它们指向树枝。
　　菲洛米娜修女拉着芭芭拉的左手，低声说着她的名字，告诉她是圣诞节，是圣诞节啊，她的邻居在这儿。现在一切都会好。
　　我在夜里听到芭芭拉短暂地唱了一会儿歌。《马槽圣婴》，我觉得是这首歌。歌声来了又去，很微弱，我不得不安定地躺着才能听到。这周头一次，我没听到芭芭拉起身。没有听到她在走廊里漫步。
　　灵车在早上来了。
　　娱乐室里，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喝营养饮料。沉重的寂静压在我们身上，把所有的生命都挤走了。就像你第一封信寄来的那天，哈罗德，只不过这次更难，因为那时我们没有期待，而现在我们已经渐渐习惯了什么，但它再次不见了。无论我们尝试如何看待生命，一切都结束了。除了终结，很难看到别的东西。
　　“我刚想到——”芬缇说。她放弃了。
　　“拼字游戏？”露西修女问。
　　“还是不了，你要是不介意的话，”珠母纽王说，“或许以后都别玩儿了。”
　　他的身后，“哈罗德·弗莱之角”看起来疲倦又过时。一颗图钉一定是从其中一张明信片上松脱的，它斜悬着，马上就要掉下来。
　　我们闭上眼睛。睡了。
　　吗啡疯狂症
　　吸溜。吸溜。
　　“我担心眼睛。”有个人说。我分辨不出是谁。他们都在俯身看我。我只能闻到他们身上的清洁气息。
　　“我觉得她熬不过去了。”顶着葡萄柚的女士说。
　　沙阿医生：消毒敷药？
　　护士：是，医生。
　　沙阿医生：眼药水？
　　咕嘟咕嘟。
　　我听到有人说“感染”，还有人说“温度”。
　　护士：别担心，奎妮。会没事的。（但明明就有事。她的嘴里有蜘蛛。）
　　菲洛米娜修女：奎妮在等一个名叫哈罗德·弗莱的朋友。
　　哈哈哈，马儿在笑。
　　沙阿医生：我听说这事儿了。
　　护士：真是相当了不起的故事，对吧？
　　护士微微一笑。（更多的蜘蛛。）
　　沙阿医生：你觉得他希望尽快赶到这儿吗？
　　尽快？顶着葡萄柚的女士大笑。
　　尽快？马儿大笑。
　　你在哪儿，哈罗德·弗莱？
　　六块白手帕
　　我两天没写字。一直感觉不太好。看到的事、记起的事，没有一件让我感动到想要动笔。玛丽·安贡努修女来探望过我，但我只是睡觉和服药。或许有人昨晚忘记拉窗帘了，要不就是夜班护士趁我没留意，早早拉开了窗帘，反正我今天早上醒来时，窗口的光是银色的。
　　一直有几颗零落的星星。树上的暗色叶子一动不动地挂着。没有一丝风。就是这个时段，在太阳升起前，你只能看到一小抹灰色正把黑暗擦淡，但仅此而已，没有蓝。这是我最爱在花园里干活的时段。我会看着迷蒙的沉静升离植物和木头人像。我会看着颜色浮现在拍打的大海里。就像在看着一天苏醒。
　　这一时段的名字似乎很有意义。我怀疑是“黎明前”这个词，但要是用那个词来描述我窗前这场神奇的光之洗礼，听起来很是不够火候。
　　夜班护士过来给我换止痛贴时，我在笔记本上写给她看。这种光叫什么？
　　夜班护士说，很可能叫“夜晚”，不过也可能是“黎明”，她很抱歉，在换班前她还有好多事情要顾及。我点头，表示我当然能理解。稍后，凯瑟琳修女拿着一杯水来敲我的门。
　　“我听说你想了解一下‘黎明’？我在电脑上查了一下，”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做了一点小研究。”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黎明之前的时段不叫“黎明前”。它就叫“夜晚”。但黎明有三个阶段，它们被称作“天文上的黎明”（看起来就像夜晚）“航海上的黎明”（光亮只够从黑暗里辨析物体）以及“世俗上的黎明”（这个时候，光亮足够让头脑清醒的人起床而不撞上东西）。
　　“但有人称它为‘银色时段’，”凯瑟琳修女说，“我最喜欢那个说法。”凯瑟琳修女移到窗边，向外眺望天空。她摸着玻璃，就好像在伸手去触碰外面的空气。“听听那些鸟鸣。在这样的早晨里走路，一定非常美好。如果我有朝一日能走路去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就会那么做。我会在黎明中走路。我猜我也会交到朋友。甚至和我不认识的人。”
　　六只白鸽飞过，它们看起来像落向大地的白色手帕。
　　凯瑟琳修女转过身来：“你在做什么，奎妮？”她大笑起来，“你已经开始写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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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儿子死后，哈罗德，世界就变了。对纳比尔来说，世界没有变。对我的女房东、你的邻居或在街上擦肩而过的人，世界也没有变。就算世界对他们有所转变，那也很短暂，只是打了个嗝，或是踩漏一步。突然清除一个人这种方式，是在提醒我们自身的脆弱，之后又会继续习以为常地过活，继续以为自己无坚不摧。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天崩地裂的转变发生了。就像大多数天崩地裂的转变那样，它剖开一切，扯裂一切。每个早晨我醒过来，或许有那么个片刻，只有一个片刻，生活如常，然后，安静的恐惧潜入，我会回忆起发生了什么。记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我不得不起床。我得忙碌起来，才能不去思考。我不知道你怎能承受丧子之痛，还能否恢复过来。无论我多么努力尝试，都看不到前方的路。
　　我记得自己感觉非常愤怒。这让我震惊，因为在所有与痛苦联系的情绪中，愤怒最不被谈及。寂寞，有。悔恨，有。但一触即发的狂怒？它刹那间袭来，我甚至始料不及。一天在福尔大街上，一个女人提着购物袋挤到我前面。她勾到了我的脚踝，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追上了她。我想让她知道她错得有多严重，想让她一心只觉羞愧，因为那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怒气在我的腹部抽动，就好像在呼吸。“你有什么毛病？”我要求道歉时，她说，“找点有用的事情做。”
　　于是我试图让事情恢复到戴维死前的样子。早晨我穿上衣服，搭巴士去上班。我在回家的路上买牛奶。我给自己烤吐司当晚餐。我在夜里读书。但无论把这些事情做上千遍万遍，都没有实质意义。它们就是我手头上做的事情，但都不作数。
　　与此同时，你在安葬你的儿子。你开始喝酒。其他事件也发生了。其他可怕的事件，我在后面会提到。我很清楚地知道，这都怪我。我没有尽力拯救戴维，而且我对你造成的痛苦不可原谅。是时候继续上路，但我还是做不到。我不能忍受离开你和金斯布里奇。
　　等最后上路的时候，我走得很仓促。我把东西丢进行李箱。我没有收进舞鞋，也没有收进舞裙。棕色的羊毛套装呢？对，我把那套衣服也丢下了。留声机。没地方放。整个过程就像在蜕皮。除了衣服，我只容许自己带了几本心爱的书、绿色茶杯和茶碟。我把它们裹在我的短袜和连裤袜里。黎明升起时，我搭乘第一班车去埃克赛特。我一直在扫视马路，在寻找你，但那时尚早。你甚至都还没到厂里。
　　我在埃克赛特圣大卫火车站对面的咖啡馆里等着，遇到了那个寂寞的绅士，他其实根本不寂寞。之后我逃去买了一张火车票。于是我上路了。在去纽卡斯尔的路上。
　　我真希望自己走到火车站台时，一头栽下去。那也是一种形式的逃避。但实情是，我摇摇晃晃地跌倒在地，磕青了膝盖，引起了一小阵无谓的注意。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在一个廉价旅馆里要了一个房间。是环岛旁边的一处新址，那里的墙壁那么单薄，说是睡在巴士站的一张床上也无妨。一个清洁工正推着一车干净床单、毛巾和小件浴室用品。她见我独自一人，就给我演示怎样开门，这里面有个小窍门，她说。我承认我没在看。我只想知道走进房间后要如何自处。房间内部似乎没有噪声，只有下面大街上的车声和喊叫声。
　　外面仍然相当暖和，但我的房间很冷。我都记得。即使站在门口，我也能感觉到冷冻的气流。我盯着白色的单人床，空荡荡的橱柜，光秃秃的墙壁，没法再往里走。我告诉清洁工，我需要走一走。没等她回答。我把行李箱留在大门口，就跑掉了。
　　我快步疾走，很饿，但感觉自己永远不会放慢脚步，不会坐在桌边，不会再吃东西。一度，我只能看到母亲和婴儿。现在是母亲和成年的儿子。到处都是他们。不同版本的你的妻儿。为了停止回忆，我愿意交出一切，但莫琳的话语在我耳边新鲜如初，甚至在纽卡斯尔，在我沿着泰恩河踱步时仍听得到，不管我走得多快多远，都摆脱不了它们。等回到旅馆时，天色已晚，我因为缺乏食物而感觉体虚。前台的灯是亮的，但没有人。
　　直到站在房门外，才想起我没拿钥匙。行李箱无影无踪，我试着推门，但门是锁上的。我一直对回到那个房间发怵，而既然我站在了门口，既然决定上床睡觉了，别的什么我都不想要了。我极度渴望那个空荡荡房间的冷白色，极度渴望睡下。
　　“没人在这儿上班吗？”我再三把手压在前台的按铃上。没人钻出来。最后，我爬到桌子后面，自行取回了钥匙。
　　你以为开门这件事，应该再简单不过。它本来就应该很简单。是那些你不过脑子就能做的一件事，同时你可以想些其他更有趣的事情。不管我转动多少次钥匙，也感觉到锁簧打开，门就是岿然不动。我又推又拉。咣当咣当地晃它。甚至踢了它。没用。在一波波的绝望间，我尝试镇定下来，仔细思考，但无论怎么做，都没有差别。这一道蠢门就是打不开。最后我一屁股坐在地毯上，尝试在走廊上打瞌睡。
　　是清洁工发现了我。“但我演示给你看了，亲，”她边说边扶我起来，“我解释过怎么开门。”她从我手里拿过钥匙，轻轻地在锁眼里拧转。她握住门把手，用最小的力气把门移向左边。当然。这是一道滑动门。“你现在可以吗？”她问。我真希望能告诉你，那一晚我睡着了，因为我已经几个星期没有合眼，但生活不是那样的，我还是没睡着。
　　次日早晨，我搭乘早班车去安尼克。换了一辆车。我在脑子里想好了，我必须一直北上。巴士一直开到一个名叫恩布尔顿的村庄，在特威德河畔贝里克以南三十英里，然后它抛锚了。再换一辆车？行，但它明天才开来。全部人请换车。似乎，每一件事，都在逼近终结。我试图移动，却处处受阻。
　　村落里几乎没人。我本可以在本地旅馆或商店里叫一辆出租车，但我不想见任何人。没有求助的意愿，因为帮助隐含着一场对话，一次交换，而我只想独自一人，继续前进。我拖着行李箱，沿着一条标示通往高尔夫球场的道路走下去。这条道路像一个邀请，引人走向大海。我现在知道它的每根树篱，每道大门，每一朵花。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跟着它走，因为像那样一条宽阔笔直的大路，有一种引力。在我和远处的一条蓝线之间，浅色的沙丘和大团的滨草隆起。我不知道自己走路时想的就是戴维，但各种结局的确占据了我的脑海。
　　我走过高尔夫球场那块修剪的绿地，沿着松软的小径上坡下坡。到达入海口时，我闻到了藻床的咸味，同时风开始拉扯我的衣服和头发。
　　海湾在我的周围广阔延伸，一道完美的白色弧线。在海湾的另一侧，邓斯坦伯格城堡衰败的轮廓刺向天空。潮退了，沙子亮得像玻璃。远处，海浪接上陆地，又被截断。那是班森姆海滩，我心想。我走了六百英里，又回到开始的地方。下一步去哪儿？还剩下什么？
　　我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前走，经过了藻床，经过了黑石，直到海水拍打到我的脚指头。这一次，我会继续走下去。让水漫过我的脚。轻拍我的腰、胸部、下巴。克服一下，这次做个了结吧。海浪层层拍向我的鞋子，海水很冽，刺痛了脚踝，我几乎大喊出声。我继续往前推进。
　　当海浪下方某些灰白闪烁的小东西吸引我的目光时，海水几乎已经没到我的膝盖了。我头一次往下细看。成串的绿色海藻在脚踝边缠绕。贝壳和石头在沙沟里组成图案。每一波海浪过去，图像就变形一点，散失不见，然后又回来。大海里的一座花园，我轻易就会错过它。
　　我想起旅馆的门，它不能拉也不能推，却只能从右向左滑动。有时，哈罗德，前路出其不意。你试图把一件事向熟悉的方向硬拗，却发现它需要向不同的维度移动。前方的路不在前方，却在掉头一侧，在一处你以前没有留意的地方。
　　我离开大海，把行李箱拖向沙丘。
　　“真是戏水的好日子啊。”我对一家裹着外套的年轻人说。他们瞠目结舌。
　　我回到滨海小路。
　　朝圣者们
　　凯瑟琳修女把我推进娱乐室时，芬缇没在她的躺椅里。我的胃一沉。别是芬缇。求你了，别是她。我无法自控。感觉被掏空了。
　　“你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她的声音从哪儿传来。或许她已经化成鬼来纠缠我了。这种事芬缇能干得出来。
　　我环视房间。其他所有座位都被占了，连以前芭芭拉的那张也是。膝上放着一个包裹的珠母纽王在打盹。亨德森先生盯着报纸，却没有翻页。露西修女坐在桌边，俯身对着她的拼图，一块也没捏。新的病人和家人朋友们拉着手，没有人说话，只是在等。窗边还有一个戴黄色防水帽的渔民，举着一副双筒望远镜瞄准北海。但没有芬缇的身影。没有她的踪迹。芬缇没了。
　　“在这儿，小妞儿！”
　　渔民转过身来，摘下防水帽。他是光头。他是——
　　“芬缇？”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的怪叫就脱口而出。
　　“我在等哈罗德·弗莱！”她举起双筒望远镜，再次把它对准地平线。
　　没人说话。每个人都继续无所事事，就好像那顶黄帽子不存在。我打开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但铅笔刮划纸面的声音在寂静里太响，足以让我再次停笔。
　　“你在哪儿，哈罗德·弗莱？”芬缇喃喃自语。
　　亨德森先生放下报纸：“你看的是北海，女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哈罗德·弗莱不是坐船来的。而且就算是，我也不信他会取道奥克尼群岛27。”
　　芬缇觉得这很好笑，但没有打消她的想法。（“取道？哈哈哈。”）亨德森先生和我交换了一个无望的表情。
　　芬缇说：“我一直在想啊，自从小芭走后，这个地方就一点都不好玩了。现在我或许是个要死的人没错，但我他妈的还没死啊。如果哈罗德·弗莱走路是认真的，他或许也可以为我做这件事。我要做的只是等待。那很简单。”
　　我的嗓子眼堵上了，就好像要哭出来，尽管我不知道伴随而来的那种感情是一种喜悦还是悲伤。
　　“你在等他吗，芬缇？”凯瑟琳修女慢慢地说，“在等哈罗德·弗莱？”
　　“太对了，我就是在等，修女。”
　　芬缇提议再来一轮营养饮料，之后是小睡和一些午后祷告。她以前还没参加过教堂活动。从现在开始，她说，她必须保存体力，扩大她的选项范围。“因为那个男人一天没到这里，我就不能死。就这么说定了。”她回到她在窗边的岗位，又全副武装好双筒望远镜和防水帽。
　　珠母纽王开始发出一阵奇怪的嘎嘎声，让露西修女拿起一杯水就冲过去救他。“托你的福。我是在笑。”他哼着。她问他需不需要什么东西，他说想要加入芬缇，也到窗边去。“我支持她，”他在露西修女身旁缓慢挪动时说，“我也在等，如果你问我，是因为哈罗德·弗莱听起来像是个钻石级的怪老头。”于是，有个戴黄帽子的单薄渔民，还有一个魁梧的有着海盗气息的独臂珠母纽王在守望着你。我往椅子里陷了一点。
　　“亨尼？”芬缇说，“你等不等？”
　　每个人都转向亨德森先生。他则瞥了我一眼，仗义地点了一下头。
　　“如果哈罗德·弗莱是轩尼斯小姐的朋友，那他就是我的朋友。”
　　“太好啦！”芬缇尖叫一声，“亨尼也加入了。来吧，你们这些人。还有谁在等哈罗德·弗莱的？”
　　我不敢看。我想，不会有其他人答应的。甚至没有人会回答。我知道他们是对的，因为我这是在干什么？死亡无处不在时（我指的不只是在疗养院里），我却在等着你。
　　默默地，一个又一个病人举起了手。凹陷的脸。骨瘦如柴的手腕。绷带和导管。阳光从窗外泼洒进来，空气里闪着微尘，像镀银的雪片一般翻扬。病人的亲友们也开始举手，义工和修女们也是。最后，娱乐室里的每个人都举起了一只手。高的、矮的、年轻的、年老的、胖的、瘦的、健康的、垂死的。他们带着领悟的惊叹面面相觑。新的东西在发生。我感觉得到。
　　“那么，就定了，”芬缇说，“全体一致赞成。从现在开始，不许有人死。我们都等哈罗德·弗莱。”
　　发生什么事了？
　　过去几天里起了变化。有那么多人关注我，我很难找到安静的时间给你写信。
　　周二：亨德森先生拿出他的钢笔，说要试试报纸上的填字游戏。我成功地帮他解决了几条神秘线索。凯瑟琳修女的邮包里装了三张祝福者的贺卡，分别来自圣博斯韦尔斯村、厄姆斯顿和彼得伯勒。露西修女把它们钉在“哈罗德·弗莱之角”上。我把剩下的一天都花在回复康复卡上了。
　　周三：亨德森先生在空中挥舞着报纸说：“天哪，哈罗德·弗莱今天甚至登上了本地新闻。”他什么意思？一个义工问。露西修女一脸困惑地宣读了一篇短文，关于哈罗德·弗莱以及传奇一代的勇气。之后凯瑟琳修女让我看颐乐花园的一朵芍药。我承认我掉泪了。
　　周四：一个来看望新病人的女人转向我，我发誓她笑了。一个来看望父亲的文身男人向我竖起大拇指，说：“上帝保佑你，夫人。”我们还收到一份礼品递送，是一篮玛芬蛋糕、布朗尼和纸杯蛋糕。（“天杀的，”芬缇说，“你们就不能把那些东西变成液体吗？”）露西修女问，有没有人愿意帮她拼图，三个病人说愿意。他们拼完了威尔士和英格兰南部，现在正加速往中西部地区迈进。
　　周五：一个女人试图用她的手机拍凯瑟琳修女给我搅奶昔的照片，菲洛米娜修女大喊着冲进来：“不行，不行，这里不能拍照。拜托。”之后，一个拿着长焦相机的男人不得不被护送出颐乐花园。我又收到六张祝福者寄来的贺卡、威尔士一家癌症单位送来的花、本地妇女协会捐赠的自制果酱，还有橄榄油、身体乳、一个头部按摩器和三个热水瓶。亨德森先生对我说：“接下来就会是梨树上的一只鹧鸪28了。对吧，轩尼斯小姐？”
　　今天早晨，值班护士给我换敷药之类的东西时，她说：“这世界真疯狂。”
　　我写道，发生什么事了？
　　“没人告诉你吗？”
　　我摇摇头。
　　“你听说过推特吗？”
　　我了解一点，当然，因为西蒙——那个以前常来海滩小屋帮我的义工——聊起过它。有时我坐在花园里一个由毯子搭起的帐篷里时，他就在玩手机。我写过那些有花木盆栽和玫瑰花架的日子，人们过来参观我的花园，带来礼物，有时他说：“哦，好可爱。”有时他只是对着手机点头。在花园里，我和西蒙坐在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
　　值班护士给我敷脸。她贴着我的耳朵说话，声音都有点让人发痒。她说：“星号，哈罗德·弗莱。星号，奎妮·轩尼斯。星号，不可能的朝圣。星号，疗养院。星号，尊重。星号，永生。我不知道啦。你们的名字似乎铺天盖地。”
　　芬缇整个下午都在和一个义工学习如何发推文。她现在有三百个关注者了。
　　关于一栋海滩小屋
　　今天早晨我静静地躺着，想到我的海上花园。我没准备好去娱乐室。我只想着风铃，越是想它们，就记起越多。当外面吹起一阵微风时，树上的绿叶都飒飒作响，我笑了，因为我发誓，我能听到贝壳和铁钥匙的叮当声。
　　玛丽·安贡努修女坐在椅子里，边吃着一个用特百惠保鲜盒塞得满满的午饭，边读她的新杂志《打开梵蒂冈之门》（我无法想象那里面有很多笑话，但她似乎觉得很幽默。）。
　　“或许你应该写一写你的海上花园。”她最后说，并用一张餐巾纸抹嘴。
　　我想告诉你，哈罗德，我是怎么在诺森伯兰安家的。
　　天空是一片松石蓝，只有飘渺的几片云；阳光落在我的脖子和手臂上；极远处，平整的大海闪着微光，像一匹蓝布。除了拍打海岸的潮汐在不停地更替、翻转和慢慢移动，其他什么也没有。
　　二十年前的那一天，我走出大海，走回陆地时，没有想过建造花园。我没有想过找一栋房子。我把行李箱猛地拽上恩布尔顿湾的沙丘，不知道自己要再往哪儿去，只知道我在寻找，虽然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往大海去的一小段路上，一块石头岩层给鸟儿提供了栖息地，海浪碰到它时，白色的鸟儿就打着转儿振翅飞起。我只能听到海鸥的叫声和海浪声。
　　海滩别墅群和我不期而遇。那就像你以为自己独自一人时，却撞上了一场派对。它们大体上都被木板围住，尽管有几栋仍开放，有折叠式躺椅摆在外面的草地上。没有哪两栋小屋是相似的。有些只不过是木棚。其他的刷了油漆，有阳台、楼梯和圆形窗户。它们彼此隔开，没有任何形式感或秩序，之间也没有真正的小路相连，就好像有人抓了一把海滩别墅，然后任它们落在多沙的峭壁上一样。我的那栋是最后发现的。一块手写的指示牌，上面是“待售”。
　　房屋外围被碎板条压着，房顶尽管不怎么样，也是铁皮做的。窗框都腐烂了，没有镶玻璃，每当有风吹来，面海的窗户上破烂的红窗帘就像舌头一样伸出来。百叶窗摇摇欲坠。一根石头烟囱从海滩小屋的这一侧伸出来，一棵老树从另一侧长出来。这片地方被灌木包围了。
　　我把行李箱留在向阳处，一路踢踏来到门廊。门廊就是由两根油漆剥落的木头柱子撑起的一片层压板。我推推前门，被挡了回来。不过，它不是一道滑动门。我检查过了。门是靠鞋带绑在门框上支撑的。我得把鞋带解开，然后把门提到一侧。
　　还没等我进去，湿气和腐朽植被的气味就扑鼻而来。有雨水打进来的地方，楼板梁都烂掉了，在空隙里生出了成团的粉花海石竹。油漆从木墙上脱落。我得非常小心地落脚。走错一步，脚就会把地板踩穿。我试了试一个石制盥洗池上方悬着的水龙头，那东西啪嗒一声直接断在我手里了。
　　这栋海滩小屋被分隔成四个同样大小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扇窗户。前部的两个房间面朝大海。后部的两个房间——其中一个变成了我的浴室——俯瞰绿崖。我从每扇破窗向外凝视，但看不到其他海滩别墅。只有荨麻的苗床，止于悬崖边缘。下方，就是大海，黑色尖端的参差海岸线缀有白色的流苏状泡沫，还有破败城堡的遥远剪影。海滩小屋给人的印象是，它既不扎根在陆上，也不在海里。我把行李箱留在小屋旁边，返回滨海小路。
　　我在下面的高尔夫球场打听，但没人对那栋海滩小屋有所了解。他们建议我去商店问问。往村庄去的中途，我意识到自己已不在走路，而在奔跑。那儿没人，村庄小店里的人告诉我。没人在那儿住。它已经挂牌出售很久了，包括那栋房子和它下面的地皮（半英亩土地）。屋主很多年没在海湾避暑了。谁能怪他们呢？那栋房子要塌了。它很可能挺不过下一个冬天。我要了屋主的电话号码，还买了一条面包和一瓶水。
　　我回到海滩小屋，带着行李箱坐在太阳底下，吃着面包喝着水，同时眺望下方的海湾。日头正高，在海上洒下星光点点。空气因为热气闪烁着，就像一层水纱。更远处，我依稀辨出海平面上有一艘游轮，它那么静止，就好像被贴在那里一样，直到我看得更真切些，发现它确实动了。棕头鸥在海岸线上盘旋，像石块一样猛地俯冲下去捕鱼。人们沿着滨海小路行走，都是人头小点，在往邓斯坦伯城堡去的途中。我们所有人，一辈子都在到处走动。游轮上的乘客。周末的步行者。海鸥。鱼。带着一个行李箱的我。荨麻摇曳了。
　　诺森伯兰的海岸完全不像德文郡，就算说它像，也只是个精简的版本。南部褶皱交叠的地貌在这里变得平坦。德文郡的窄巷两边悬垂有高大的灌木篱墙，于是我无法知道转角那边有什么，而在恩布尔顿，土地宽广开阔。我俯瞰海湾、高尔夫球场、峭壁和杂乱无章的城堡，感觉就像在重新呼吸。我能看到每样东西了。
　　我会在这里住下，我想。我需要在这里住下。我已经对那个颓败的地方泛起一股柔情。
　　我当晚就给屋主打了电话，提出买下他们的海滩小屋。
　　进一步的疯狂
　　亲爱的奎妮，形势有了意外的转折。太多人问候你。祝好，哈罗德·弗莱。
　　附：邮局一个好心的女人没有收我邮票钱。她也祝福你。
　　你最新的明信片到了。这次娱乐室里人满为患——太多义工、护士、病人、家属和朋友都聚集一堂听你的消息——结果芬缇让露西修女站在一把餐椅上大声读出来。之后是房间里各式各样的人对邮局那位女士的善举、邮政服务的拖沓以及慈善事业的一场热烈讨论。举个例子，一个女人，她是一个病人的姐妹，告诉我们她每年跑三次马拉松，用以支持本地福利院。芬缇说，既然这位女士心肠这么好，能不能把手机借来用用，因为她需要查看自己的推特账户。露西修女把你的明信片钉在了“哈罗德·弗莱之角”里。我不想小题大做，就没问图片是什么。
　　“我们得向他传递一条消息，”芬缇宣布，“那样他就能知道这里的进展。”
　　“具体是什么进展？”亨德森先生问。他坐着没动，值班护士在更换他的注射泵。
　　“他需要知道我们都在等，”芬缇边说边指向娱乐室里的一大群人，“如果他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在等，或许能快点到达。”
　　“如果哈罗德·弗莱发现我们有多少人在等，”亨德森先生说，“他或许直接就回家了。而且你到底打算怎么给一个正在徒步穿越全英的人传达消息？”
　　芬缇忽略了这个问题。她转而对着义工那桌人致辞：“我们需要开始拟订计划。哈罗德·弗莱随时都可能到达这里。我们必须准备好。”说到这儿，她不得不停顿，往纸巾里咳了些东西。
　　菲洛米娜修女和值班护士分发营养饮料和止痛药时，芬缇开始列出计划纲要。它们出人意料地具体。
　　“首先，我们需要制作一条‘欢迎你，哈罗德·弗莱’的横幅。有人想做这个吗？”
　　凯瑟琳修女被指派去负责横幅制作小组。她取来了黏胶图形，还有毛毡、剪刀、胶水和一长段帆布。
　　芬缇还提议在音乐疗程时写一首歌来欢迎你：“或许本地报纸能来给我们拍照。还有一件事，我们得考虑一下发起筹款。”
　　“请问我现在能不能把手机拿回来？”马拉松女士小声地嘀咕。
　　“你不介意吧？”芬缇抢白她，“我现在正发推特呢。我在一心多用。”
　　“为什么我们要考虑发起筹款？”一个新病人问道。
　　“为了资助一场派对啊。他到的时候会需要一场派对。他不会只想走到这里，然后，比如，就……坐下。”
　　我扫了一眼满屋的椅子。除了坐下，我想象不出你还要做什么。我瞧了瞧亨德森先生，他皱了一下眉头。
　　“搞个抽奖怎么样？”珠母纽王咆哮道。
　　“很赞的主意。”芬缇说。她叫人来夺走我手里的铅笔和笔记本。她需要列个清单。
　　一个义工提出制作礼品卡来筹集资金。另一个建议做纸杯蛋糕。
　　“我不确定我们要办派对，”菲洛米娜修女默默地说，“这里是疗养院。如果你们想为哈罗德·弗莱的到来做准备，我们可以说服露西修女拿出她的吹风筒。”
　　“你们要是喜欢的话，”露西修女说，她的话让这个议题更起劲，“我甚至可以理发。”
　　有人窃窃私语表示赞同。芬缇短暂地消停了一会儿，拽拽她的帽子。（一顶亮色的拉斯塔法里羊毛帽。但我们现在不用深究那个。）几个病人的朋友们说，如果露西修女提供理发的话，他们也想要理理。他们赞同说，近期每天都往医院跑之类的，都没什么时间来考虑美发这种事。
　　“你能把我的头发剪到多短，露西修女？”一个义工问。她的头发往外爆，像一圈静态的光环。
　　“哦，能剪到很短，”露西修女明快地说，“你要是喜欢的话，可以来个巴西式的。”
　　这天剩下的时间里，各种活动继续进行。凯瑟琳修女监督横幅的事。因为吹风机热风的关系，露西修女的脸变得粉红。芬缇安排自己负责媒体关系。珠母纽王说，他可以联系几个他认识的人来捐助摸彩奖品。我握着笔记本坐在窗边。
　　“我估摸芬缇有一千个关注者了。”身旁有个轻柔的声音说。我很惊讶地发现是亨德森先生。我太专注于自己的书写，都没注意到他靠近我。“要一千个关注者干吗？”他在我旁边的椅子里坐定，“我有一个妻子和一个最好的朋友。那就是我需要的一切。”
　　他俯视颐乐花园。雨燕正在树间俯冲，木塔在草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亨德森先生和我观看着。我没有写字。花园的叶片都变成了同一种雅绿。
　　芬缇从房间另一头发出一声嗷叫。“哈哈！”她粗声大喊，“我他妈的发起热门话题了！”欢呼和呼哨声响起。
　　亨德森先生对着雨燕微笑。“何其多哉，”他喃喃自语，“人之将死，其心愉悦！29”
　　我安家栽花之处
　　我走出我的海滩新屋，一脚踩进一个水果蛋糕里。
　　荨麻地里还放有一锅炖菜、一品脱牛奶、一包克莱斯特牌烟熏鱼和一个酒瓶。
　　我买下这栋海滩小屋和几乎寸草不生的地皮时，本地人带着好奇旁观，就好像我脑筋不太正常，因此或许需要人照顾一样。刚开始谣言四起，说我买下地皮是为了开发它，尽管没人愿意住在这栋海滩小屋里，人们也不想看到它被拆毁重建。一场抗议大会在城堡酒店召开。除去抗议人和他的两个朋友（一个水管工和他的妻子），我就是唯一露面的人。我们喝了苹果酒，水管工和他的妻子最后提出帮我翻新海滩小屋。作为交换，我同意看看他们的账簿。尽管这件事让我痛心，这个活儿，它把我带回金斯布里奇和你与戴维的岁月，我承认有时你无法彻底清除过去。你必须带着悲伤生活下去。
　　抗议人借给我一顶帐篷和一块防水布，供我在屋顶修好前使用。他帮我在海滩小屋里把它支了起来。他说，也没有什么要我酬谢的，要不就帮忙改改他那篇呼吁保护臭氧层活动的讲稿吧。
　　我的睡榻，一块铺着旧垫子的木托板，一个睡袋，都是水管工和他妻子的一个邻居给我的。作为交换，邻居请我辅导她儿子的普通级拉丁语。于是现在我有三份工作——会计、教书还有抗议。我和衣而眠。
　　送饭送菜仍在继续。有时他们在荨麻地里弄出一条美食小径。用饼模、特百惠包装盒还有包在锡纸里的耐热碗来保温。如果我很馋，就走到下面的高尔夫球场，在俱乐部会所里叫一份热菜。与厨房伙计讲话时，话题都是天气，于是它适时地变成了我们的语言，就像你和我在你的车里有一种语言一样。好天气。坏天气。我们用天气术语来描述我们的情绪。有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会问：“你在那上面还好吗，宝贝儿？待够了吗？”
　　水管工和他妻子还有我给屋顶做了支承结构，防止它坍塌。我们不得不用独轮车把东西推上去。我们清掉了屋顶上的苔藓和碎片，那样雨水就不会再在铁皮屋顶上积成死水潭，渗进屋里。水管工的另一个朋友安装了水槽，并换掉了腐朽的窗框。以前只有碎玻璃的地方都粘上了有机玻璃板。作为报酬，我同意也接下这个朋友的账簿，还有每个星期帮他辅导一次自信技巧。他觉得羞怯在生活中拖了后腿，尽管我也从未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直率的人，我发现和纳比尔的周旋技能派上了用场。
　　木地板被我在高尔夫球场碰到的三个建筑工人换掉了。作为交换，我在他们的家庭烧烤聚餐上烤鱼和香肠，还有从酒吧里搬苹果酒的瓶子。门重新挂上了新的铰链。我付了钱，用我母亲的话来说，那是“现钱”。刚好在海滩小屋的第一个圣诞节之前，我在邮局碰到的一对夫妇送给我一个二手木火炉。我了解到他们的婚姻岌岌可危。作为答谢，我提出每个周日下午，在他们家的厨房给他们上舞蹈课。慢，慢，快快慢，慢。我想起母亲剥着豆子，我的鞋踩在父亲的靴子上。我不知道是因为跳舞还是欢乐的节日季，不管怎样，那对夫妇继续过下去了。后来的几年，他们都会到我的花园来，在鹅卵石小径上跳狐步舞。我们会在窗户旁摆上他们的卡带播放机，如果当中有谁问起，你呢，奎妮？你的舞伴怎么了？我可能就在花园里点上一盏灯，然后想起你来。
　　第一个冬天，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想办法让木火炉一直烧着。夜里，我躺在床上打着寒战，尽管我全副武装了渔夫袜、针织毛衣还有一顶羊毛帽（全部都是旅馆的一个女人捐献的；作为交换，我每周帮她给在澳洲的女儿写一封信）。海滩小屋在风中摇摆，木板嘎吱作响。大海掀起墙壁般的海浪。但我很安全。我已经做成了没人说我能做成的事。我独自一人在恩布尔顿湾过了一冬。
　　春天来了。管鼻藿在岩石上做了窝，三趾鸥也是。天气开始变得明朗后，我买回了沥青油漆——迄今为止最贵的采购——重新装饰了整个外观。那是欢庆的一天。其他海滩别墅的屋主都开始开放他们的夏季民宅了。我邀请他们过来，还有所有帮过我的人。我的客人们带来了吉他和野餐食物，我们在沙地上跳舞直至夜深。后来我把窗框漆成了蓝色，还有木质百叶窗。我把内墙刷成浅灰色。窗帘被换成了丝绸幕帘，是我在一次杂货义卖上顺手买的。
　　所以你看，现在，我有了一个家，而且我爱它，我的海滩小屋，因为我把它从一无所有中拯救回来，让它重获新生。我每周还有至少十个与当地人的约定，教他们我一路以来学到的技能。有时我暂住在他们家里，分享同一盘食物，有时我们沿着滨海小路走去城堡废墟。有时我和他们一起喝酒，在牛顿池边看鸟，或者在克莱斯特海港坐下吃螃蟹。但我从没说起我从哪儿来，也没聊到那件我认为自己做过的可怕的事。而且永远的永远，是你的缺席。
　　随着夏天到来，我以为能感到平静。但我又开始梦到戴维。夜里我让窗户开着，希望让大海抚慰我，但没有用，我常常哭着醒来。正是那时，我决定清理荨麻，并发现自己无意间开始堆出一座假山。
　　我在海滩那边发现一块黑巨石，大得足以坐人。我和几个高尔夫球手花了一整个早上，把这东西推上滨海小路。我把它放在屋前几尺的一个中央位置上。它标志着这一空间的核心，就像车轮的轮毂。我喜欢从窗里看它，看它在太阳雨露中变幻色彩，看它的影子拉长，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又缩回去。一个高尔夫球手建议，说我应该刻出一条沙阶，从我的花园直通下面的海滩。如果你沿着恩布尔顿湾的沙路往克莱吉暗礁走，仍能看到通往我家花园的小路轮廓，尽管最近我让大海接管了它，沙阶不再那么容易找了。
　　不久以后，我挖了个洞，填满堆肥，种了一棵犬蔷薇。它是个娇弱的东西，我担心贫瘠的土壤加上大风会让它受不了。一个早晨，我正走在海滩上时，捡到了一根浮木，大概有手杖长。我把它拧进了玫瑰旁边的土壤里，充当桩子。于是现在那里有了一座假山，一块黑巨石和一棵玫瑰。我的花园展露雏形。
　　我的灵感来自于所见。我研究其他人的花园、人行道，正如告诉过你的那样，还研究沙里的图案：细沟，辐条，沙脊，一行行椎骨般的压痕。我可以浪费一整个早晨，尝试辨认石池里的颜色和形状：有黑色长触手的海葵，锈绿色的花，银白的藤壶，蹦跳的黑蟹和粉斑的海星。涨潮时，我看着海雾席卷陆地，要么我就坐在黑色的岩石群上，它们看起来像格雷梅尔岩下方一堆搁浅的海豹。我收集海藻，把它们挂在木头门廊上晾干，所以当风暴来袭时，它们舞动得就像塑料缎带。
　　后来，我开始注意到，以前我说我的花园寸草不生是不对的。大量植物生长在这片不毛之地。我当时只是不懂得珍惜。我挖出了海甘蓝和耧斗菜，罂粟花和金雀花，海石竹和野老鹳。我给它们每一个都安排了位置。
　　在海滩小屋的第二年，我建造了石池。它的直径大概有四英尺，是由玄武岩燧石筑成的。为了保持水位，我小心地把石头排好。在海滩上闲逛时，我发现了很小的煤粉石，有珠子大小，我用它们给石池堆了个外沿。后来我又堆了两座石池，用的是黑色花岗岩平板和灰色鹅卵石。摆放石头时，有时第一次就放得刚刚好，其他的时候，我得花上好几天摆了又摆，看了又看。我只能通过犯错来找出正确之道。石池完工后就是石径，它从花园的一个区通向下一区。我对栽培更加雄心勃勃了。
　　人们开始驻足，赞美我的作品。他们带着朋友们回来。他们会从海滩或高尔夫球场散步上来，要么就会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开车过来。有一个夏天，我利用坏掉的工具和报废的铁器做了风铃。我立起一根晾衣绳替代围墙，把风铃挂了上去，于是，即使你人在海滩也能听到它们当啷作响。人们给我带来东西——他们不需要的一块块废品。我把每个物件都放在花园里。每一季，它都扩张得更大。
　　游客们说起我的花园时像说起一件美的作品，一个魔法。我得跟你实话实说，这让我感觉良好。有时我跪在花园中心，调整着石头，或许把它白色的一面掉转朝向太阳，但我不是真的在忙碌什么，只是在等有人停下。我用贝壳做出蓝色的小鱼，把它们放进石池里，在翡翠绿的帽贝旁遨游。
　　木头人像在花园最鼎盛的时期来到。当然，我做的第一根就是你。我把你放在巨石旁，就在正中心。然后是戴维，我用多刺的伯内特玫瑰给他做了一张床。其他人陆续来到。毕竟，我有无穷无尽的时间。我边在沙滩上闲逛边仔细挑选，如果没找到需要的，就停下，改日再继续搜寻。最后，纳比尔是一小根有光泽的尖利打火石，它让我发笑。莫琳是一根脆弱的浮木，她的心脏位置有一个洞。我给席拉找了两块圆鼓鼓的岩石。我父亲是一把高铁锹，倒向一根结实的树枝——那是我的母亲（我给了她一顶美丽的红藻帽。）。苏荷区的女艺术家们是七片总被吹走的羽毛。连那个人渣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潮湿小角落。我给每个人都留了位置，因为他们曾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即使他们都不在了，我也不会把他们留在身后。它们在月光下闪烁，那些人像，似乎活了过来。
　　但我最爱的，是花园正中那个高大的人像。
　　婚礼钟声
　　一个年轻的男病人被他的男友搀扶着走进娱乐室。病人穿着慢跑裤，一件T恤从肩膀上耷拉下来。他的男友穿一套利落的蓝色西服。“大家好，”男友喊道，“介意和你们坐在一起吗？”
　　“请便。”芬缇说。她移开自己剪出的图形，小心地折起“欢迎你，哈罗德·弗莱”的横幅。
　　“哈罗德·弗莱？”男友说，“我觉得听说过他。”
　　“对啊，他在为我们走路，”芬缇边说边示意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哪天都有可能抵达。”
　　男友扶着伴侣坐下，问他需不需要什么，比如水啊，或者一张毛毯。伴侣抬起手说不用，我还好。他把头靠在男友的肩上。男友抚摸着伴侣的脸颊，对着他的耳朵低语。只是微小的、静态的话语，比如得了，得了。好的。我爱你。我在这里。
　　“你们是男同吗，还是什么？”芬缇插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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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友说：“你想让我们坐到别的地方去吗？”
　　“靠，才不是，”芬缇用颤音说，“你是我几周来看到的第一个有真头发的人。你就坐在那儿别动。”
　　“彼得和我今天要结婚了，”男友说，“你们愿意的话可以都来。”
　　“我觉得我们走不到教堂，哥们儿。”珠母纽王咆哮着说。他指向膝上的蓝色钩织袋，里面装着他的注射泵。
　　“我们也走不到，”男友说，“菲洛米娜修女和全体员工开了个会。他们同意我们在娱乐室里举办仪式。”
　　“那上帝呢？”亨德森先生问。
　　“菲洛米娜修女的观点是，上帝的眼界更广。”
　　“婚礼？”芬缇喊叫一声，“那意味着我得去借顶新帽子？”
　　事实上，没时间去借帽子。没时间准备五彩纸屑。一个小时后，我们围坐成一圈，新病人和他的男友坐在中间。护士们加入了我们，几个修女也是。那些对在天主教疗养院里举办同性恋婚礼持怀疑态度的人，得到机会去其他地方做事了。男友把一枚戒指套上彼得骨瘦如柴的手指，然后撑着他的手，让彼得也把一枚戒指戴在自己的手指上。一个穿紫红色裤装的女人主持了一个简短的婚礼仪式。她说，有我们在那里见证彼得的婚礼对他有多重要。“我错过全世界也不能错过这个，”芬缇啜泣着，“你们俩看起来太他妈的幸福了。”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彼得？”男友低声说，“你能听到吗？现在我是你的丈夫了。”
　　彼得笑了，合上了眼睛。
　　芬缇用光了一整盒家庭装的纸巾。她说他们不准备开派对实在是遗憾，彼得的新婚丈夫轻松地耸了耸肩。“但等哈罗德·弗莱抵达时，我们会给他举办派对的，”她说，“你们可以来参加那一场。你们知道那个同性恋家伙吗？他叫什么来着？那个歌手？或许他能过来。”
　　丈夫亲吻了彼得的额头，大笑着说，不，他不认识什么歌手，不管他是弯、直的，还是双性向。
　　“啊，好吧，”芬缇说，“无所谓啦。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来加入我们。你们两个臭小子也可以等哈罗德·弗莱。”
　　彼得的丈夫弯起右手，带着一种心醉的神情凝望他的婚戒，就好像他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东西。
　　今天早晨彼得没在他的椅子里。
　　我都看到了，颐乐花园里，菲洛米娜修女把他的丈夫搂在怀里。后来她带他去看花丛。她挑起一枝山梅花，他俯身去嗅它的甜橙味。
　　送葬人停好了灵车，走下车来迎他们。
　　大震惊
　　“见鬼了！快到这儿来！”
　　当时玛丽·安贡努修女在我的房间里，我没在笔记本上写字，甚至也没记起什么特别的事，只是在盯着一只大鸽子看，它试图在一根尤其繁茂的树枝上保持平衡，就在那时，我们被娱乐室传来的一阵叫春似的声音惊扰。
　　“哈罗德·弗莱上电视了！快啊，大家！快来！”
　　玛丽·安贡努修女疲倦地摇了摇头，此时露西修女夺门而入。年轻的修女把我从床上抱起，绑进轮椅里。她推着我冲过走廊时，其他门也突然打开，病人们由家属或义工扶着出现。
　　我到达娱乐室时，人们转身，给我在前面腾出空间。菲洛米娜修女拿起**，调大音量。
　　电视上像是在开一场派对。我们看到一群人走下一条乡间小路，有人装备着专业的拐杖和靴子之类的，其他人摇着铃铛打着鼓。队伍的最前面，一个高大的男人大步流星，他皮肤被晒得黝黑，头发稀疏，留着大胡子。
　　是你。
　　我的内脏翻江倒海，好像刚踩漏了一步，就要跌倒。
　　“电视上的男人说，哈罗德·弗莱现在有一些新人和他一起走了。”芬缇说。她站起身来，用她的红指甲敲打电视机屏幕。几个人抱怨说她挡住视线了，他们不滚下轮椅都看不到，但她无视他们，继续指着集结的步行者们。“那是一只大猩猩，对，还有一个戴帽子的娘们儿。然后是这个男孩儿，似乎是个搅屎棍，另外有个女人，看上去像在吮柠檬一样。他们刚刚经过哈罗盖特镇。他们都在走路救我们。”
　　我的心又是一沉。是你身边的那个男孩让我不安。有那么一刻，我敢发誓，你在和戴维一起走路。
　　嗯哼。没人提起（戴维·弗莱）
　　我听到消息时，哈罗德，不知道要怎么办。销售代表们在走廊里议论你。“你们听说弗莱出什么事了吗？”他们似乎急于告诉彼此，因为这是一个故事，一个悲剧，但没有触动他们的任何神经。我听得僵住了。我的第一冲动是直接去你家找你，想坦白一切。但我却走进了洗手间，几乎昏厥。那太震惊了。我感觉就像世界刚被捅出一个大窟窿，没有其他人知道，但我负有直接责任。我几乎无法走直线。
　　“你的气色很差。”席拉说。她把手背举到我的额头上，搁在那里。“我的天啊，”她低声说道，“你都沸腾了。”这一姿势让我想起母亲，而想到她让我不堪重负。这么多年来，我头一次想她想得要命，就像在她过世后我想念她那样。我想让她和父亲把我带离这件事。我想让他握着我的手。“你应该回家。”席拉说。
　　我不记得那天下午的大巴行程。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付车费，或者有没有跟人说话。我记得那股炎热，我记得那个。我渴望独处的愿望超过一切。但当我走进公寓后，感觉更糟。
　　是寂静。我看到戴维以前爱坐的那张椅子，忍受着去目睹那张缺了他的扶手椅就像直接看他消逝。外面有车，有海鸥，有傍晚沿着河口散步的人们。每样东西都理所应当。除了戴维·弗莱没了。我想到你，还有他，我哭了几个小时。
　　那一夜在床上，我和衣躺下，手臂紧抱双膝，脚蜷缩得很高。不管我加盖多少层，都止不住地发抖。我一闭上眼睛，就只能看到戴维的画面，黑暗里的一具蓝色身影，悬挂在你家花园棚屋的大梁上。要是没听到销售代表们说起那个就好了。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更多他的画面，绑套索，找站的地方，把绳索绕在脖子上。他想死的吗？连窒息时也想吗？他有没有希望被人救下？我多渴望他来踹我家的门，透过邮筒喊叫我的名字。每当我入睡，总是睡不实。
　　我在凌晨某个时刻醒来，太热了，动弹不得。我觉得自己被吞进了混凝土中。我还是起来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别闲下来。厨房，浴室，客厅，门口。几乎没停下过。我匆忙穿衣。无法忍受独自多待一秒了。我必须回到啤酒厂。
　　我无意中听到销售代表们说，你要离开至少两周。葬礼之前会有一次尸检。这连想都没法想，席拉说。这件事似乎连谈都没法谈，因为它再也没被提起过。
　　我不知道以后还怎么直视你。我知道如果我坦白真相，你一定会恨我。同样地，我也知道，在街上、巴士上、食堂里擦肩而过的所有人中，我最需要找到的，就是你。
　　那是一个酷热的下午。戴维离世已有一周。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感觉更糟了。失眠。没有食欲。我没法不想他。从他去世之前开始，我就没见过你。
　　我乘巴士去了殡仪馆。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标志他的离世，因为像这样假装一副样子，而明明知道自己是另一副样子的感觉，太难受了。太阳灼伤了我的眼睛。每一样东西——天空、人行道、过往的车辆——都太白，太猛烈。我推开殡仪馆的门。这地方有一种冷却的甜味，我知道和尸体保存有关。然而感觉仍像走进了一个不同的宇宙。我的鞋子在冰冷的地板上发出回响。真希望有件外套。
　　一个穿西服的男人向我问好。问能不能帮上忙。他打了一条黑色领带，戴了袖扣；身上有种职业的哀悼气氛，没有我们这种外行的聒噪。我推测他是殡仪员。
　　我请求见戴维·弗莱。听到戴维的名字，那男人对着我的脸变温和了，头一次，看起来有人可能理解我在承受的悲痛。它在这里有了位置。
　　“你预约了吗？”他问。
　　我解释说我并没有具体预约，但我是这家人的朋友。我重复说想见见戴维。我需要见他，我补充说。
　　我的回答不是正确答案。殡仪员变得不安。他后退几步，伸手去拿记事本和钢笔之类的。我口干舌燥。他需要致电给客户，殡仪员说。除非我有预约，否则不能瞻仰死者。
　　“但他哪儿也不会去啊。”我回答道，提高了声音。话还没说完我就开始哭了。常态与悲痛欲绝之间仿佛不再有界限。
　　殡仪员的脸变得冷酷。或许他怀疑我是记者。我不知道。“我不能允许你留下，女士。”他说着已经往门的方向走，要为我开门了，热气和光亮从外面闯进来，太强烈，以至于像噪声。我想留在里面。我无法忍受被赶出去，尤其是我花了那么大力气才敢面对，现在我人在这里，却一无所获。
　　或许殡仪员察觉到了我的痛苦，因为他问我有没有东西要放进棺材里。他可以把它转交给客户；他可以为我做那个。我猜测他是在要钱，就像他们在教堂里传递银盘子那样，我的愧疚、痛苦有那么多，如果这能给你带来某种安慰的话，我愿意掏出我存下来的每一分钱。我打开手提包，这时另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从接待处另一头的一个房间里冒出来。我几乎没看到那个房间里的东西；在抛光的木质棺材后面，或许有一道蓝色的软墙，黄铜把手。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不是戴维的棺材，但感觉就像被打了一拳。
　　我全身都疼。连我的肺里都在疼。
　　我请殡仪员把戴维的红手套带给他。它们在我的手提包里。从我发现他把它们丢下的那天起，就一直在那里。手套属于死者吗？是的，它们属于死者。殡仪员会咨询他的客户。不必麻烦了，我说。你就把东西收下，行不行？就让我把它们拿出手提包吧。因为我在这里饱受煎熬。一切都太痛苦了。我把手套放进他手里，趁他交还给我前就离开了。
　　我在巴士站等车时，看到你的车慢慢停靠在殡仪馆外面。我看到你出来，走向乘客门，但还没等你走到那里，门就猛地开了，差点打到你，一个瘦小、单薄的女人，比我高一点，冲了出来。莫琳穿一条黑色的夏季连衣裙，戴黑墨镜，夹着一个枕头和一个泰迪熊。当然，是带来入棺的东西。她的步子快而细碎。她等不及要走进殡仪馆。而你则相反，移动得很缓慢。你走在她的后面，手里什么也没拿，而且你似乎无法抬起头来。在门口，莫琳停下了，对你说了些什么，因为你点点头，让到了一旁。等你独自一人后，你拿出一根香烟，向一个路人借了火。我听到一声尖叫，一种可怕的女人的哭声，在殡仪馆里回荡。我想象殡仪员已经领她走进那间不准我进的房间了。你冲到角落里，对着一个垃圾桶呕吐。
　　在街的对面，我看到了一切。但你没看到我。
　　几天后我们遇上了。这次我没有回避你。我当时在药店里，正在满柜架地找能帮我睡眠的东西，然后你推开了门。你安静地问柜台后面的伙计，要给妻子买处方药。你试图审慎些，但你的到来还是让整个药店变得十分拘谨和庄严，就好像你是店里唯一的活物。看到你让我的心搅了一圈又一圈。
　　药剂师忙着找莫琳的药片。把袋子递给你时，他说：“请接受我的哀悼，弗莱先生。”店里的另一个女人，就是离你最近的顾客，也用不自然的方式重复一句说，她也“对你失去亲人”深表遗憾。似乎没有人嘴边有合适的词语可供使用，还是保持沉默或者至少坚持老生常谈的措辞更安全。你转而倦怠地点点头，就好像你希望每个人都能停下这件事，让你走就好。
　　你是个不一样的人了，哈罗德。
　　你曾经挺得那么直的肩膀，现在驼了。你的夹克上沾有油污，头发看起来没梳过。你刮过胡子，但一撮胡楂从你凹陷的左颊上长了出来。或许你没注意到。要不或许就算你刮胡子时，想的也是戴维，然后问，又有什么所谓呢？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是留起络腮胡又有什么分别呢？但还是你肩膀的佝偻让我最揪心。那个，还有高尔夫球俱乐部的领带。
　　人们有时说起另一个人，说他变成一具空壳，或者他从前本人的一个影子，但这两样东西你都不占。你全化成液体了。无法想象你大笑或跳舞或做任何癫狂的事情，比如玩无花果球。那部分的你都没了。你显得更小、更慢、也更老了，而且近乎天真。你被剥光了，回到你最原始的样子。你收好了处方药，拖着脚步朝门走去。
　　“哦，你好。”你说。我一定动弹了，甚至可能弄出了噪声。
　　你隔着药店给我一个微笑。一边是我，一个愧疚的女人，一个辜负了你和你儿子的人，搅和你的人生并且说谎又说谎的朋友，一边是穿着棕色夹克打着领带的你，对我微笑。
　　你问我愿不愿意走到大街上。至少我认为你想走。我注意到我们往门口走时，人们如何给我们让路。没有说话。我记得那个。你的眼睛盯着地面，在寻找从你生命中消失的东西，而另一个顾客冲去开门，放我们走。
　　“莫琳怎么样？”我在外面问。
　　“你说什么？”
　　你试图再次微笑，但笑不出来。你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的儿子死了。”你说。你又告诉我一次：“戴维死了。”那就是你生命中唯一的话语。
　　我说我知道。听说了。我很遗憾，我说。非常抱歉——
　　“是，”你盯着地面，“是。”
　　“有没有我能做的？”
　　“做？”你重复这个词，就好像临时会错了它的意思，对此非常抱歉。
　　“能帮上什么忙？”
　　你闭上眼睛，又缓慢地睁开。然后你轻柔地说：“真好，奎妮，但我觉得没有。现在没有。”
　　你问我近况怎样，我说不过马马虎虎。马马虎虎？你重复说。对，我说。你的脸皱成一团，慢慢地说，对不起，我记不起我们刚才在聊什么了。你转身离去。
　　因为我觉得你马上要走了，我才敢大喊出来：“你还好吗，哈罗德？”
　　你在哭泣，但不想让我看到，于是我瞟一眼自己的脚来让你好受些，但我真希望做了别的事情，我希望我有勇气抱住你让你哭。“当然，莫琳更难接受，”你说，“做母亲的总是更难接受。”你致歉后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就好像你每走一步都很疼。为了避开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你迈到一侧，闪了个趔趄。酒瓶状的一个东西从你的外套口袋里晃出来。你现在喝酒了。
　　几天后我在地方报纸上读到，戴维的葬礼将是私人事件。仅限家属。我意识到，这指的是你和莫琳。你没有其他家属。啤酒厂里没有人再提起戴维。你的儿子死了，世界吞下那条消息后继续运转。第一周之后，我再没听过任何人提到他。
　　于是你埋葬了你的儿子。唯一一次见你没穿浅棕色就是你回来上班的那个下午，你穿了一套黑色西服。
　　“哈罗德？”我温柔地问，“你在这儿能行吗？”销售代表们纷纷给你让路。
　　你退缩的样子像个刚被揍了一顿的男人，预料到还会被揍却试图保持勇敢。
　　“行。”你说。
　　就那么完了。
　　谢谢，谢谢，谢谢
　　哈罗德，三天来一直很难找到时间给你写信，也没时间考虑我的海上花园。连和玛丽·安贡努修女静静坐在一起，看看窗外的云都很难。有太多其他事情需要处理。娱乐室的墙上钉满了祝福者寄来的贺卡。有太多的花送到，弄得几个义工都得了花粉热。今天早上我已经编出十张致谢函，因为看字费劲，两眼酸疼。手也累。还有，我晚上没睡觉。没人睡觉。
　　“晚上会有一场通宵祈祷。”芬缇说。（这是星期二说的，我想。她在忙着做她的横幅。）
　　“一场什么？”珠母纽王说。他尝试帮忙，但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
　　“一个新病人告诉我的。广播上说了。人们要带来蜡烛和一些东西，在外面为我们祈祷。”
　　事实证明，所谓的通宵祈祷更像是一场派对。无论工作人员何时来查房，看起来都怒气冲冲的，而且疲劳。好像嫌我们要烦心的事情还不够似的，我无意中听到一个人抱怨着。芬缇整夜没睡，从她的窗口跟着一起哼唱也无济于事。守夜者们打算一直待到你来。
　　“他们不用回家吗？”值班护士说。
　　兴奋劲儿过去后，芬缇上床睡觉去了。
　　失去一座花园
　　不是说我后悔来到恩布尔顿湾，安家落户，甚至打造出一座海上花园。但事情变得愈发不可收拾了。所有的人。所有的纷扰。有时我觉得自己不得不改变花园，只是为了展示新东西。它不再是为爱存在的一座花园。它是一处游览胜地。而且跟我无关了。它关乎其他人，以及我觉得别人期望见到的东西。
　　鉴于我的花园现在如此珍贵，或者至少它承载了如此沉重的期许，我必须考虑保护它了。毕竟，克莱斯特也有一座小港湾来保护渔船安全。我开始为围墙收集石头，大的放在底下，小点的火石放在中间，贝壳放在最顶上。我又花了一个夏天建造围墙，因为人们开始帮忙了。他们利用周末的时间顶着太阳在沙滩上找石头，还帮忙堆砌围墙。但问题就出在这儿：我解释说大石头要放在最底下，贝壳要放在最顶上时，他们不听我讲。有时我要花上一整夜的时间扒掉旁人堆的墙，把所有压碎的贝壳扔出去，那是有人塞进中层的。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我的花园已经不是我最初开创的样子。
　　有一晚我躺在床上，在给花园想新点子，然后我意识到，尽管有石墙和我的努力在保护它，它依然很脆弱。假如大风侵袭它呢，或者海鸥来滋扰它呢？第二天一早，我就搭巴士去了特威德河畔贝里克，从五金店买了好几块防水帆布。我用石头压住防水帆布，固定位置，又刷了一块木头标志，请求人们在花园里走动时要多加小心。即使我人不在，即使在本该睡觉的时候，我的思绪也一直陷入如何确保花园安全的各种方法中，不能自拔。不过，我对大风或海鸥的威胁判断错误了。五年前，别的东西伤害了它。
　　一群绵羊。
　　它们显然是从本地一处农场逃出来的，不遗余力地啃光了高尔夫球场，然后列成一路纵队走上滨海小道。它们跳过围墙，吃掉花园里的一切。
　　我接受了这场浩劫，散乱的石头、撞毁的石池、折断的木棍、遍地海藻，还有碎裂的贝壳，太痛苦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那起保护作用的防水帆布也没了踪影。在从前花园的位置上，现在只有三十只昏昏欲睡的绵羊。
　　我哭了好久。我待在海滩小屋里，那里没人可以打扰我，或者试图帮忙。很多天都无法直视我的花园。每次我离开海滩小屋，都得抬头盯着天空，因为看到那片废墟让我太心疼——做了那么多，最后落得一场空。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出售房产然后继续上路，尽管不知怎的，我已经没有旅行的意愿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有个肿块，在我的下巴底下。邻居们听说我要去医院，都很体贴。但过了一小段时间，状况转坏，我还是关门避世更容易些。
　　大约一年多以后，我在海滩上闲逛时，捡到了一根浮木。我用它充当手杖，帮我爬上小路。我回到海滩小屋后，把它插进地里，就没再管。
　　早上我打开百叶窗，出乎意料的是，它立在那里，像一根金色的船桅闪闪发光。我的花园又启动了。但这次不用维护什么，让我轻松很多，因为再也没有理由害怕失去它了。我不再需要向其他人展示我爱情的美好。我病了，只剩精力把它留存于心。
　　亨德森先生给我惊喜
　　“《贝里克小报》上有一张你的照片。”亨德森先生说。
　　“让我们看看！让我们看看！”芬缇大声喧哗。报纸被病人一一传阅，直到最终传到我手里。是一个年轻女子在二十岁左右时的肖像，一头浓密的棕发。一定是在牛津拍的。
　　我无法相信那个年轻女子就是我。
　　亨德森先生指向另一张照片。一个穿“朝圣者”T恤的高个子男人，炫耀着一脸的大胡子。我过了一小会儿才意识到那是你，等我意识到时，我的脉搏突突狂跳。“还有，你看到了吗？”亨德森先生说，“你看到那个人脚上穿的是什么吗？”
　　不是——我开始微笑。不是——
　　“帆船鞋！”他捂住肚子轰然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亨德森先生这么开心。
　　所以我要为此谢谢你。
　　列举鞋子
　　哈罗德，今天，我一直在想着脚穿帆船鞋的你。你大概应该买双步行靴，但若如我猜想，你一直都穿着帆船鞋，从来没穿过步行靴，大概还是不该买不适合你的东西吧。
　　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和玛丽·安贡努修女一起回忆我拥有过的每双鞋子。这是个让人脸红的练习。你应该不记得，但我的脚又小又宽。我想要的鞋子都是我穿不进去的款式。
　　我已经提过我在金斯布里奇买的鞋子——我的会计鞋。那双鞋圆头、矮跟，脚踩在混凝土路面上时，发出结实的响声。记得吗？
　　除了那双鞋，我还数出了三双我在学生时代穿的黑色系带鞋、我母亲最恨的软木楔跟鞋、平底人字拖、懒人鞋、红色漆皮高跟鞋（几乎没穿过）、我丢下的天鹅绒舞鞋、布洛克鞋、惠灵顿长筒靴、园艺鞋、网球鞋、两双蓝色的低跟浅口鞋（为什么？）和过去五年里我走到哪儿都穿着的一双白色运动鞋。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双舞鞋。毋庸置疑。
　　我用女鞋度量了我的一生。
　　一次我在海上花园旁边遇到一个女人。这是在绵羊事件以后。我已经开始重建花园，但它现在完全是一处更加素净低调的地方。你会步行经过而注意不到，或者只看到几块石头、几根棍子。人们已经忘记了参观，我也放弃了沙阶。
　　那个女人当时正靠在我的墙边抖鞋子。我没看到她脚上穿的是什么，只看到她整洁的白夹克，有垫肩和金纽扣。我问她需不需要帮忙时，她跳了起来。没看到我，她笑着大声惊呼。更确切地说，她把我错当成花园里的众多石头之一了。女人告诉我，她正在高尔夫球俱乐部参加一场婚宴，是逃出来偷偷抽支烟的。
　　“这些该死的高跟鞋。”她说。她告诉我，情绪低落时，总是更换鞋子。是你在世界上造成的噪声大小决定了你的幸福程度，她说。她当时脚蹬一双六英寸的虎纹高跟鞋，离去时，脚踩在石头上发出“砰砰砰”的声音。
　　过了没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