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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员涨工资的尴尬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转帖出来供网友学习。尽管对当下被“总结”的人可能有些不恭，但对过去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好在我们是对事不对人，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可能想到老祖宗那句古话“站着说话不腰痛”，对他们可能更对路。是站着说话还是坐着说话，看来不是一个小问题。
　　1、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时死了许多人，孟姜女的丈夫万喜良也在其中。听到这个消息，孟姜女只觉得天昏地暗，一下子昏倒在地，醒来后，她伤心地痛哭起来，只哭得天愁地惨，日月无光。不知哭了多久，忽听得天摇地动般地一声巨响，长城崩塌了几十里，露出了数不清的尸骨。孟姜女咬破手指，把血滴在一具具的尸骨上，她心里暗暗祷告：如果是丈夫的尸骨，血就会渗进骨头，如果不是，血就会流向四方。终于，孟姜女用这种方法找到了万喜良的尸骨。她抱着这堆白骨，哭着说道：“老万，你的死跟你丫本人素质不高有关啊！”
　　---有一领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7·27”矿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很远。
　　2、武松醉打蒋门神、替施恩夺了快活林之后，中了张都监、张团练的计，几乎命丧飞云浦。武松杀了张都监的几名爪牙，寻思了半晌，怨恨冲天：“不杀得张都监，如何出得这口恨气！”便去死尸身边解下腰刀，选好的取把将来跨了，拣条好朴刀提着，直奔孟州城张都监的后花园。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正在鸳鸯楼吃酒，冷不防武松闯了进来，噗噗几刀砍死蒋门神、张团练。武松踏着张都监的脑袋喝道：“你们这帮贼子，为何黑道白道勾结、串通一气害我？” 张都监颤颤巍巍地答道：“说句实话，官匪勾结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待遇过低了！
　　---成都火车站派出所副所长付小华接受采访时表示：“出现‘警匪勾结’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pol.ice待遇过低”。
　　3、董存瑞牺牲后到了天堂，上帝问他：“你是怎么死的？”董存瑞说：“为了炸敌人的碉堡，被de-tona-tor包炸死的”；上帝听后勃然大怒，说道：“胡说！你胆敢骗我？” 董存瑞说：“我没骗您啊！” 上帝说：“你以为我不懂科学吗？谁不知道，爆炸只会产生水和二氧化碳，你不是被水淹死的、就是被二氧化碳薰死的，怎么可能是被炸死的呢？！”
　　---吉林石化的人所说：爆炸产生水和二氧化碳，不会污染水源
　　4、孔子路过泰山脚下，有一个妇女在墓前哀伤地哭泣。孔子手扶车沿听她哭诉，并让***问她缘由，妇女说：“以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我的丈夫跟着被老虎咬死，现在我的儿子也被老虎咬死了；”孔子说：“事情都过去了，又何必伤心？那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 妇女说：“我怕失去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 孔子于是对***道：“小子识之，苛政虽猛于虎，然纳税人的荣誉牛B于苛政也！”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任正隆则认为，起征点太高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
　　5、汉朝的淮南王刘安派人进山访仙，从仙翁手里得到了一张仙方。他把自己关进暗房里，炼起仙丹来。八卦炉里炼出一些圆滚滚的仙丹，他一口气吞下5颗，飘飘悠悠飞上天去了！门外的鸡犬一看，也跟着大吃起来，不一会，空中一阵鸡鸣狗叫，原来它们也飞上天了！有人问道：“刘安，你家的鸡犬怎么也跟着成仙了？” 刘安说：“为了防止拉登发动KB袭击、撞击天庭，我特意实行“一人得道，鸡犬***”制，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及时帮助疏散与救援，这是一个安全上的举措，并不是专门把成仙作为福利”。
　　---广州地铁线网听政会上，地铁员工家属免费坐地铁引起代表争议，地铁总经理解释，是为了“反恐需要”。　　
　　6、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用来运送粮草，以此大败曹军。但后来木牛流马却失传了，即便是诸葛亮的得意***姜维也不会造。诸葛军师临终前众将问他：“军师，木牛流马这般好用，为何您再也不造了？” 孔明长叹一声曰：“某交通学大学士、大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木牛流马的污染比汽车飞机大，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你还是等着坐汽车吧！”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国内一家搞环境研究的权威机构经过一番调查与研后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
　　7、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怎么？嫌贵？舍不得银子？” 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血馒头是药，不能当馒头卖！价格不贵，不同意降价！”
　　---“药品怎么能当馒头卖？”在“看病难，药价贵”呼声高涨时，东盛制药集团总裁陶朝辉却反其道而行之，抛出“馒头论”，坚持“药价不贵，不同意降价”。
　　8、宋代穷儒陈世美，进京考中状元，被招为驸马。其发妻秦香莲带二子上京寻亲，陈世美翻脸不认人；秦香莲悲痛欲绝，发誓要讨还情债。陈世美勃然大怒，上表朝廷奏曰：臣以为，开封自古就是神圣之地，岂容外地人随便进入？应该建立人口准入制度！同时，对那些恶意讨情之人，应坚决打击！”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上，政协委员张惟英教授提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建议：目前北京市的居住人口已超过各种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建议摸清北京市实际需要的人才类别，用准入制度进行合理的引入，规范人口流动。
　　9、有一日，窦娥碰到苏三、杨乃武、小白菜等人，就问他们：“你们都平反昭雪了吗？”众人说：“都昭雪了”；窦娥又问：“那少奇兄弟、德怀兄弟、志新妹妹呢？”众人说：“也都平反了”。窦娥便道：“我说什么来着，咱们的司法就是公正！那么多案件从错的纠成正的，这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吗？”
　　---被无辜关押11年的佘祥林被宣告无罪了，但这一悲剧投石入湖的震荡，远远没有平息。当事人申请国家赔偿、责任人被追究法律责任，尚都在公众的持续关注中。种种怨怒未消之下，另一方面却居然频频出现奇怪的言论：4月1日湖北高院向该省法院系统发出通知，要求认真总结避免佘祥林被冤杀的经验；最高法副院长万鄂湘日前在就此案答媒体问时又说：“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吗？” 　
　　10、一天，周扒皮去找刘文彩，“刘大哥，我们村那些穷棒子们发牢骚，说他们活得太苦、活得没意思”；刘文彩说：“他们是我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咱们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周扒皮说：“有的长工说他想读书！” 刘文彩道：“咱们的教育改革已经成功了，他还嚷嚷个屁！” 周扒皮说：“他们说收租院放高利贷是暴利”；刘文彩道：“放高利贷就该暴利，谁让他们不幸生在X国了？我们就是要把暴利进行到底！” 周扒皮说：“他们还说现在收入差距过大，存在两极分化”；刘文彩道：“纯属放屁！大家都在同一个经纬度上，又不是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哪来的两极分化？！” 　
　　---经济学家厉以宁如是说“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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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叹为观止的官场幽默　　颜昌海　　有人曾经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民族，因为在古代孔孟儒学的熏陶下，再加上最近60年的教育，人们不是满口仁义道德，就是一腔政治正确，不知道幽默。　　然而，当代官场弥补了这个缺陷，其幽默感叹为观止。　　一，“皇帝还有三宫六院，我有两三个相好算什么？”。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骄奢淫逸，到外地出差时，经常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落马后他为自己辩解，“皇帝还有三宫六院，我有两三个相好算什么？”　　二，“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因买官卖官、收受贿赂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官念”是：“千里来当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他看破红尘，对妻子的悄悄话是：“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　　其三，受贿“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潼南县委原常委、常务副县长谭新生承认收受“礼金”、“奖金”，但他辩称：“我没有受贿动机，所履行的是正常职务行为，是为了发展经济，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其四，贪污是“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微机接口实验室原负责人徐晶贪污公款90余万元，其中30万元则给她在国外读书的女儿支付学费，徐晶表示：“我觉得，这也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　　其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湖南省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共计受贿22.5万元，他认为自己尽管收受钱财，但用于了帮助下属乡镇、企业、学校，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是一种非常规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在“杀富济贫”。　　其六，“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穿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广东省汕头市原副市长马红妹，开始只是报销自家买水果、面包、鸡蛋、油、米之类的的发票，以致发展到将几十万的公款占为已有。其逻辑是“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穿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　　第七，拒收贿赂怕伤害“县民营企业家的自尊心”。甘肃省庆城县原县委书记张畅钰对受贿辩称，“他在我办公室里谈完事后放下5万元就走，如果我追出去拒收，很有可能伤害了我们县民营企业家的自尊心，万一导致项目夭折，我岂不是成了人民的罪人。”　　第八，“我搞腐败也很辛苦啊”。安徽省滁州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兆丰在担任定远县县委书记时，卖官受贿被“双规”后向专案组交待问题时有感而发：“你们反腐败辛苦，我搞腐败也很辛苦啊！”。　　第九，“我贪污，全怪上级领导让我当领导”。湖北省乡镇企业培训中心原副主任王毛弟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庭审时说的一句非常气愤的话："我贪污，全怪上级领导让我当领导！"此人的理论根据就是：如果你们不给我当领导，我就不会贪污．因为你们给我当了领导，所以我就要贪污，在他眼中仿佛所有当领导的就要贪污。　　第十，“她想榨干我的血”。原重庆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证照科科长卞忠在法庭上受审时，因受贿罪被宣布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时候痛哭流涕地交代其受贿根源竟然是情妇的胁迫，“我曾在办公室里给她下跪，但她还是没有放过我，我太懦弱了，她想榨干我的血。”　　第十一，“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对一位20岁的美貌情人的许诺：“小乖乖，你年轻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的一把手，当县妇联主席。”赵增军说到做到，该女孩子很快便当上了某乡党委副书记，后来又坐“火箭”当上了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县妇联主任。当赵增军升任宣城市副市长后，该女子又被调到市人大当官。　　第十二，“谁愿意做她的丈夫，我就给他个局长干干”。云南省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在杀“二奶”被逮捕前扬言，“县里有谁如愿意做她（即杨国瞿"二奶"）的丈夫，我就给他个局长干干。”　　第十三，“查到我头上，算我运气不好”。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赣南第一腐败大案中的男一号”李国蔚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为无期徒刑时的感叹语，“我犯这事，是因为社会风气不佳。查到我头上，算我运气不好。”　　第十四，“调整干部要大手笔”。当了8个月县委书记就敛财500万元的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任职伊始，在全县领导干部大会上的宣布，“调整干部要大手笔，大破格，大面积，大调整，大交流。”武保安认定：他只要宣布大面积调整干部，就会有人惊慌失措，要保住位子，就会来求他，就会来送钱送礼，这钱比干任何事都来的快。　　第十五，“我为保‘乌纱帽'不得不受贿”。四川犍为县县长杨国友受贿案受审时，说出惊人之语：“我为了保住‘乌纱帽'，不得不收下乐山市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送的钱。”官员靠自己的收入则是无法送礼的，所以要收别人的钱再沟通感情，疏通关系，为保住＂乌纱帽＂而受贿，也算他讲了一句真话．　　第十六，“行贿人哪去了？”原兰州市市长张玉舜犯受贿罪，承认受贿35万元，美金6万元，庭审时他没有见到一个行贿人出庭，而发出的大声诘问：“行贿人哪去了？”　　第十七，“我是执法的，我知道有大量空子可钻。”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因巨额受贿被捕。田经常利用职务之便为其子经商办企业牟取暴利，直称“我是执法的，我知道有大量空子可钻。”；所以他敢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第十八，“我是一个十足的孝子。”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巨额贪污被处决，因其生前“至孝”，到处宣扬“我是一个十足的孝子。”乃至胡被捕和遭处决的事，家人长时间对其岳父隐瞒；得知实情后，岳父哭瞎了双眼，最终气绝身亡。但胡长清一挥手给他情妇是几十万，而给他年迈的老母亲一年的养老金才3百元。　　第十九，“我没有当上省长，感到失落……”。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因未能当上省长自感失意，到处烧香拜佛，与一名神通女“大师”勾搭成奸，并以做佛事、善事等为幌子敛取钱财，因巨额受贿入狱。没当上省长就可以这样，那当上省长会干什么？令人毛骨悚然。　　第二十，“客观地说，我前半辈子受苦，后半辈子也该享福了。”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是中国第一起省级非共产党高干（所谓“民主党派”）的腐败案。被抓后认为，“客观地说，我前半辈子受苦，后半辈子也该享福了。”　　第二十一，“真准，真准！”。赵顺义从1999年调到中国儿童中心工作后，一直担任中心主任，2003年还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正厅级干部。在反贪部门办案时，她花了将近两万元从算命先生那里求得了一个“护身符”。护身符上说：“只要平安度过5月15日，就万事大吉，步步高升。”没想到赵顺义在5月13日晚洗澡时，忘了把“护身符”取下来，结果被水泡湿了。当办案人员5月14日晚在京津高速路出口将赵顺义抓获时，她说：“真准！真准！”。赵顺义认为被抓是“护身符”被水泡湿，若“护身符”不被水泡湿就不会被抓。　　第二十二，“有事明天再说。”原山东省济南市国税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分局局长宋新生，在任期间徇私舞弊出口退税、滥用职权一案，给国家造成2986万余元．纪检部门通知他去谈话，他说：“有事明天再说！”，在逃跑时还打电话给纪检部门：“我要走了！”纪检干部说：“走了？就算完了吗？”宋说：“不走怎么办？等着送我进看守所？”当被警察擒获时还摆威风：“你们干什么？我是有身份的，我是税务局长。”犯了罪，跑了就跑了，竟然还明目张胆的跟纪检部门“打招呼”才走；就是被抓了还不忘自己的局长身份，真是好胆量、好气派啊！
　　女网友感叹父亲为官廉洁 遭人肉被封水木坑爹女　　一女网友发帖感叹父亲为官廉洁，不料遭到网友背景搜索，网友发现其父全款在北京三环购置两套近200平米房产，在东戴河购置度假房产一套，在沈阳拥有住宅十余套。同时，仍在参与北京自住房摇号，此事已引起水木社区公愤。　　事件始末：日，一名ID为pangjiaqiao的ID在水木社区，职业生涯版面发表了一篇充满正能量的帖子：以前青春期时总是瞧不起我爸爸的为人处事，不够圆滑，书生的酸腐，成天以自己是共产党员要求自己也要求全家。长大以后，工作越久，见得越多，才明白爸爸一直在重要岗位却一辈子从未贪腐是多么可敬，也难以想象怎么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管得住自己的手。冬天回家还看到这个老头天不亮就在社区里铲雪，比物业还早，夏天又种植社区的花朵。还有四年老头子就退休了，真希望他赶快退休待在我身边。给我力量。　　事情随后朝着坑爹的方向发展，有网友在帖子后贴出pangjiaqiao以前的社区发言：女，工作一年了。老家在外地，偶在北京艰难的漂着。工作贼累，每天都徘徊在跳楼还是卧轨之间。压力大，单位竞争激烈。出差多，环境差。月工资从4200块钱终于涨到了5000块，人民币。最近公积金也从350元涨到了700元，无奈取不出来。基本没有补助，也不发东西和超市卡。早饭不吃，或者在家旁边大学食堂吃8毛钱的饼。午餐单位5块钱。还好爸爸妈妈给钱在南三环，北三环买了两套房子。 　　由于水木社区清华的学术背景，职业生涯一向是突出个人能力而非家庭背景的地方，这位pangjiaqiao的行为引起众怒，随即水木社区十年来最大的人肉搜索开始进行。整理pangjiaqiao的背景。　　以普通地方公务员工资水平，很难在北京买两套房子，现在已有网友呼吁地方检察机关参与调查。有网友感叹道：“姑娘，你是有多想坑你爹。”女子发帖感叹父亲为官清廉
　　徐其耀给儿子的信和奥巴马给女儿的信　　文章提交者：知青记者
　　2000年10月，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因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被捕，并被发现有关他与146名二奶的“日记”，以及他耳提面命地写给儿子的一封信。正是这封信，我觉得在当代社会研究和人文研究中具有标本意义。显然，他最终寄希望于儿子的，还是一种动物性的生存方式。　　现将两封信同时贴出（徐其耀的信尤其难得，故放在前面）。两相对照，我觉得什么样的“观念文化”（不是数理化等）塑造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组成什么样的管理团队，什么样的管理团队缔造什么样的国家——归根结底，还是观念文化决定一切的。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评注：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名言的今日解读。）　　4. 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分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评注：自古以来，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关系社会、陋规社会，而不是信用社会、商业社会、法规社会。而现有体制下为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找到了生长的土壤。）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　　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评注：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游戏的潜规则。）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父亲
　　奥巴马给女儿的信
　　亲爱的玛莉亚和莎夏：
　　我知道这2年你们俩随我一路竞选都有过不少乐子，野餐、游行、逛州博览会，吃了各种或许我和你妈不该让你们吃的垃圾食物。然而我也知道，你们俩和你妈的日子，有时候并不惬意。新来的小狗虽然令你们兴奋，却无法弥补我们不在一起的所有时光。我明白这2年我错过的太多了，今天我要再向你们说说为何我决定带领我们一家走上这趟旅程。
　　发掘潜能挑战自我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认为生活就该绕着我转：我如何在这世上得心应手，成功立业，得到我想要的。后来，你们俩进入了我的世界，带来的种种好奇、淘气和微笑，总能填满我的心，照亮我的日子。突然之间，我为自己谱写的伟大计划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我很快便发现，我在你们生命中看到的快乐，就是我自己生命中最大的快乐。而我也同时体认到，如果我不能确保你们此生能够拥有追求幸福和自我实现的一切机会，我自己的生命也没多大价值。总而言之，我的女儿，这就是我竞选总统的原因：我要让你们俩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我想要给他们的东西。
　　我要让所有儿童都在能够发掘他们潜能的学校就读；这些学校要能挑战他们，激励他们，并灌输他们对身处的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我要他们有机会上大学，那怕他们的父母并不富有。而且，我要他们能找到好的工作：薪酬高还附带健康保险的工作，让他们有时间陪孩子、并且能带着尊严退休的工作。
　　责任伴随权利而来
　　我要大家向发现的极限挑战，让你在有生之年能够看见改善我们生活、使这个行星更干净更安全的新科技和发明。我也要大家向自己的人际界限挑战，跨越使我们看不到对方长处的种族、地域、性别和宗教藩篱。有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得不把青年男女派到战场或其他危险的地方，然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要确保师出有名，我们尽了全力以和平方式化解与他人的争执，也想尽了一切办法保障男女官兵的安全。我要每个孩子都明白，这些勇敢的美国人在战场上捍卫的福祉是无法平白得到的：在享有作为这个国家公民的伟大特权之际，重责大任也随之而来。
　　这正是我在你们这年纪时，外婆想要教我的功课，她把独立宣言开头几行念给我听，告诉我有一些男女为了争取平等挺身而出游行抗议，因为他们认为2个世纪前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这些句子，不应只是空话。
　　她让我了解到，美国所以伟大，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我们可以不断让它变得更好，而让它更好的未竟工作，就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们交给孩子们的责任，每过一代，美国就更接近我们的理想。
　　具慈悲心坚持理想
　　我希望你们俩都愿接下这个工作，看到不对的事要想办法改正，努力帮助别人获得你们有过的机会。这并非只因国家给了我们一家这么多，你们也当有所回馈，虽然你们的确有这个义务，而是因为你们对自己负有义务。因为，唯有在把你的马车套在更大的东西上时，你才会明白自己真正的潜能有多大。
　　这些是我想要让你们得到的东西：在一个梦想不受限制、无事不能成就的世界中长大，长成具慈悲心、坚持理想，能帮忙打造这样一个世界的女性。我要每个孩子都有和你们一样的机会，去学习、梦想、成长、发展。这就是我带领我们一家展开这趟大冒险的原因。
　　我深以你俩为荣，你们永远不会明白我有多爱你们，在我们准备一同在白宫开始新生活之际，我没有一天不为你们的忍耐、沉稳、明理和幽默而心存感激。
　　爱你们的老爹
　　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一年能捞多少钱　　人们总是用另样的眼光看待公务员，总认为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灰色收入”（受贿和人情收入），实际上对于中国大多数公务员来说，靠拿本份的工资生活。但对于县市（区）以上的高官来说，就不一样。尤其是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门不一样了，他们和一般普通公务员相比，就是“天堂和地狱”差别！　　一个县委书记一年能捞多少钱，除了人民给他发工资外，其它的收入不同的县有着不同的收入，在这里，不拿特别富裕的县也不拿特别贫穷的县做比较。我们取一个中等水平的县，所谓中等也就是人口、土地、财政收入、人均收入、经济发展处于中等位置。算算一个县委书记一年能捞多少钱？ 　　一年的工资一个月按3000元计算，一年充其量能挣40000元左右，但这只是一个小数。如果只能挣这些，恐怕谁也不会挤破脑袋往上钻了，因为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其他收入，而其他收入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1、提拔干部：一年提拔一次干部属正常，全县平均一年提拔干部40人也不况外，一个人平均送1-5万元属正常行情，这样只提拔干部这一项就可捞取100万元。　　2、工作安排：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干部子女需要安排工作（机关下属事业编制、公务员要招考的），可是，这也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如果想安排的工作好一点，就需要送3－5万元，差一点的也需要1－3万元，而这些人事安排权一般由县委书记掌握，我们这样计算，一个中等县一年至少要安排几十人。这一项可捞取100万元。　　3、节日受礼：一年三个节日要收礼，它们是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一个县要有乡局级单位100左右，肥一点的乡局级单位一个节日要送万元，清一点的单位一个节日也要送元，三个节日保守一点估计，一年该有100万元。　　4、工程回扣：在当前要求显现政绩的情况下，各县都要搞什么形象工程、招商工程、房地产开发、拍卖等等，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些运作上都是暗箱操作，成了名副其实的捞钱工程，一个中等县一年上3－5项目很正常，一年下来，也可捞取几十上百万很正常。 　　5、工作费用：30万元的车和一个司机，一年出差、旅游、招待朋友等，起码也要50万元。 　　6、生活费用：到了县委书记这个级别，吃饭基本全部由全县人民负担。喝酒基本都是五粮液以上了，平时的生活费用基本上都是要全县人民给他报销。一天离不开二百元费用，一年这一项也要7万元左右。　　7、其它费用：以上说的都是人们常见的几种捞钱的方式，并且计算的数字都是很保守的，一些高明的县委书记可能还有更高明的方式。比如，老人去世、子女结婚、生病住院、在党校进修、出国考察、乔迁等等，只要有由头，钱会源源不断送来，而且还会象文强所说：“是正常人情来往。”请问，普通官员有人给他送吗？ 　　这样计算下来，一年一个县委书记就会很正常的捞取全县人民的血汗钱几百万元。至于其他什么县长、常委们就要差一些，谁叫他们没有当上一把手呢？至于部门一把手（局长、主任什么的）就更少些，部门副职们嘛，就和普通办事员差不多，除了有个头衔好听点外，什么也没有。
　　且听老虎们的肺腑之言　　作者： 麻 花　　腐败是当今别具特色的小尼姑，和尚动得，阿Q也动得，老虎宠爱，苍蝇钟情。他们舞权弄术游刃有余，毫无自律，一个个胆大妄为，只图快活一时，不怕遗臭万年。　　
一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有如当年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霎时间撼天震地，颂声四起，有说“是十八大以来的政治最强音”； 有说“是振聋发聩的金玉良言”；有说“也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　　妙绝时人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柳斌杰发表高见：要把“权力老虎”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不能让“老虎”自己编笼子。现在有些“制度笼子”不管用，就是因为笼子是“老虎”自己编的。——但是，笼子与老虎，谁是谁非？　　老虎自白：中国体制，鬼都会腐败　　且让老虎们自已说吧：　　原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问题，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人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提拔腐败，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　　原浙江杭州滨江区区委书记尚国胜：“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　　原云南麻栗坡县委书记赵仕永：“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做到副省长这个位置上，基本就是牛栏关猫、天马行空了，没人敢管你了”。　　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中国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有人问我纳粹是什么？就是组织。问我组织又是什么？组织就是有那么一帮人，想混得比别人更容易更轻松，想混成人上人，于是向前迈出一步，从人堆里冲出来，结成团伙的那一伙人呗。”　　逃到美国领事馆要求避难的王立军：“这种体制，干部谁不贪？”　　文强肺腑之言：我不收钱上级收　　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谁不明白，如今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你工作干的再好也没有用。全国像我这样的干部不说有几百万至少也有几十万吧?是谁给我为所欲为的权力呢？我的上级都干什么去了？又是谁明明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却假装不知道?现在的官员比国民党还坏，我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是这个社会、这个制度。　　“有些老百姓恨我没有替他们惩治罪犯，沉冤昭雪。也许我走前该给他们道个歉。有些案子我要是不去收那些人的钱替他们摆平，那些人就要把钱送到我的上司那里，最后要把我摆平。这都能怪我吗？我跟那些百姓有什么仇？我会无缘无故地加害他们吗？他们是受害者，难道我文强就不是受害者吗？　　“以前北京菜市口砍头，也有很多的民众拍手称快，可这拍手称快后还不是一切照旧。中国人几百年变了吗？我看什么也没变。杀了我不过封了我的口，这能封住贪污腐败的源头吗？　　“那些拿过我的钱的人和送过钱给我的人，如今都在带领老百姓参观我贪污的那些证据。我不否认那些证据的真实性，但你们要是也去那些人家里搜搜，就会觉得我那点儿赃款、字画拿到他们家里恐怕人家会嫌寒酸的。”　　“老虎”们的这些肺腑之言，无一不是发自“双规”、被逮捕后或死刑前。声声哀叹中，饱和着警世、喻世、醒世三方面的积极含义。他们似是自我开脱，但他们也是制度的受害者，如同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腐败源于传承千年的封建集权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软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腐败的产生乃是制度的产物。由于是公有制，没有产权约束；由于是集权，权力不受制约；由于没有公开监督，形成了体制性的腐败——这是灾难性的！”　　大大小小的“老虎”无一不是腐败体制催化滋生的产物；大大小小的“老虎”无一不握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权力。“老虎”与权力，无论何时总是一条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生物链”， 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一对穿连裆裤的双胞兄弟”，谁也关不了谁。　　反腐败的关键是反制度腐败，否则，打“老虎”只会是舍本逐末，避重就轻，遮人耳目。“萝卜拔了坑还在”，不把催生“老虎”的“坑”填平夯实，“制度笼子”不啻豆腐渣，当然不管用，灾难势必永世长存，无休无止， 如《左传·闵元年》所言“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腐败是当今别具特色的小尼姑，和尚动得，阿Q也动得，“老虎”宠爱，“苍蝇”钟情，就连“跳蚤”也趋之若鹜。他们舞权弄术游刃有余，自律能力丧失殆尽，一个个总是胆大妄为，只图快活一时，不怕遗臭万年。　　由于人事制度的腐败，绝大多数“老虎”的才能和品德与他们担任的职务极不相称，狗尾续貂，滥竽充数。最近落马的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在位期间发布的一项“政令”，着实让人不寒而栗：“同意拆迁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拆迁的大大地坏”；“抓错的也要抓，判错的也要判”；“不管有罪没罪，硬判也要判”；“就是告到联合国，还是得转到我这儿，中央还是得靠我们干活儿。”　　“老虎”们编的这类祸国殃民笼子倒挺“管用”，把仁政、德政、公平、正义连同法制一股脑儿关了进去，严严实实，百无禁忌！　　“打老虎”绝非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老虎们毕竟是高高在上的少数，就连地方上的“苍蝇”也离地三尺，再怎么样贪腐，都与广大民众没有直接关系。民众痛恨的不是“老虎”，而是混迹于地方各种司法、行政机关，直面广大民众的小官小吏。他们职级不高，权力不大，却有着足够的能量和空间阳奉阴违，瞒上欺下，兴风作浪，为鬼为蜮，玩弄法律法规于股掌之上，炮制各种冤假错案，甚至践踏人权，施展种种暴行丑化国家形象。他们是激化各种矛盾，导致上访和“闹事”事件层出不穷的始作俑者；是损害国家民族声誉的罪魁祸首；是社会不稳定的一大因素，比之经济领域的老虎、苍蝇，更具危害性！　　制度腐败的“生态环境”，源于传承了几千年、雷打不动的封建集权。历来都因面广量大，盘根错节，积弊深重而难以根除，就连康乾盛世的皇帝老子也禁不住感慨：“吏治不清，国无宁日！”　　当前，灾难性的腐败制度，恰似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不尽，“老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人们深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书记若不以壮士断腕之勇气，刮骨疗毒，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是民谚所说“豆腐脑泼地——不可收拾！”
　　反腐这点事儿，简单的跟1一样。　　（转自花木兰的博客）　　周末吃多了，讲个山寨故事消遣：　　某山寨在讨论反腐是否能成功？很多人说“根本就没法反，一反整个就翻船了。”　　寨主说：“不得不反了。不是因为正义，因为债务大到不能再印钞时，咱就只剩一条路了：抢！”　　“抢？抢老百姓没问题！咱有枪有炮……”　　“笨死了！老百姓有钱吗？目标都不会选，没看见那些贪官们个个都是小金矿？”　　“这倒是，可是这成吗？这不是抢咱自己人吗？”　　“没办法了，老百姓没钱，抢有什么用？”　　“不管抢谁的，老百姓不骂咱强盗？”　　“笨死了！谎话说了这么多年，怎么没长进？怎么能说抢呢，缺心眼儿。 这金钱是万恶的根源，要为民根除这万恶之源——腐败！ 是反腐 ！……别说漏嘴了呵，什么挖金矿了的，要说挖腐败的根源。”　　“对对对，说反腐！这就大快人心了！”　　“另外，要多快好省。……省点劲儿，别一个一个挖，多如牛毛挖到猴年马月去，累死了。”　　“那，怎怎怎么个弄法？”　　简单点儿，一茬子过，听着：　　1、杀鸡给猴看，祭旗震慑。那个铁道部的，长得就像个贪官污吏的，叫什么来着，就他吧……，再整几个猴平常就认得的，能镇住的。　　2，立法。这个也不用费神想了，把隔壁越南小子的拿来炒一下就行了。
　　抄这条：《越南反腐败法》第46条第1款领导干部“公开财产申报表”和第46条第2款领导干部“解释新增财产的义务”的内容。　　还有这条：要求领导干部公布自身拥有房地产情况和子女自费国外留学经费来源情况。并且要说明新增财产的来源合法性。　　3，好了，这就行了。等那天选个黄道吉日，一公布即日起执行。同时宣布为了清查腐败，银行帐户一律冻结，每日取款限500元，付费通类的转账不限，信用卡消费不限，不会影响民众生活，望大家协助政府打击腐败！……起个名字，贴个告示，就叫“反腐败风暴”吧，海啸也行。　　然后，10万元以上的，3个月内不来银行新设的“反腐工作组”提交来源合法性证明的，一律上缴国库，就是咱的了。经商的一样，拿纳税证明来，不来的上缴国库，也是咱的了。……偷税漏税者公安局的有请。好了，有问题的举手……。　　“那些学陈水扁把钱藏在家里，糊在墙里的不就漏网了？”　　“别担心，张艺谋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三个月后换新钞，新钞弄个高科技的，别整天训练老百姓自己验钞了。老百姓别担心，全部存入银行给你取新钞。万元以上来的，填个来源合法待查表，不来换的旧钞作废！”　　“天哪，那些贪员们还不联合起来闹事儿？”　　“哈哈哈，天助我也！禽流感爆发，谁！也别想撬动民众！
贪官串连裸官上街？裸跑啊？借他个胆儿都不敢！”　　“那卷款外逃的呢？”　　“没事儿，现在全世界联网，政府出面就能冻结。美国不是把瑞士都撬开了，世界上把相关法律都弄好了。”　　“那些个裸官怎么办？”　　“裸官们两条路：要么自己召回海外子女，要么卸下乌纱帽。
卸了乌纱帽，就断了财源，在外的子孙就混不下去了……。
召回的，我看你钱怎么往回拿……。”　　“那些个有好多套房子的呢？”　　“那都是些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不用担心，交代不清资金来源的就咋吃进去的咋吐出来。”　　明白了？想玩儿过山寨王？——下辈子吧。　　——————　　反腐的故事会发生吗？　　我认为会的。怎么收拾人（腐败分子）对这一届政府来说是轻车熟路，都是文革过来的知青。　　有句话：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是重复的时候总是押韵的。　　我们来看看它的压不押韵，来推测历史是否会重复：　　1，在毛主席之后没有一上任就党政军三权在握的，温和的
一把在握。……
管反腐，这个曾经的金融宰相，没有比他更清楚其中脉络的了。而且他没子女。　　3，正是季节。工厂没活儿干时叫淡季，忙着干活儿时叫旺季。工厂没活儿干时通常干什么？……整顿。世界工厂前些年旺季，顾不上。现在没活儿干了，一样的，整顿！　　再听听高层的话，
说：老虎苍蝇一起打……。
说：正在夯实……。　　我感觉是压上韵了。的确还处在夯实阶段……。　　……1年后中国新气象：不仅消灭了贪污腐败，顺便？还扯平了贫富差距。
　　王振忠的“实话”耐人寻味！　　古彭万俟轩　　最近，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篇《外逃最高级别的警官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在米国的实话实说》的帖子。该帖子以访谈的方式，记录了王振忠面对西方记者说的一番大“实话”。对于王振忠，网友们可能记忆犹新。这个收受巨额贿赂、充当黑社会保护伞、制造惊天大冤案的高级警官，早在10年前就带着情妇、携带巨额赃款出逃。他在美国花天酒地挥霍6年后，已于2007年6月患肝癌在美国去世。我无法确定这篇帖子的真实性，但王振忠的“实话实说”确实很刺激，也很耐人寻味，它从另外一个角度透视了中国官场内幕。所以笔者认为很有评点的必要。　　王振忠是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中国外逃级别最高的警官。该帖子介绍说，王振忠跑到美国后，通过反思，“良心”发现，感慨不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一番话。这番“实话实说”到底说的什么呢？笔者照录如下：　　“这三十年，当官都是为了贪污。我们还往外国跑。真正有背景的正在台上大讲反腐败，不用往外跑。就在美国，高官的后代都在这里。我们只是没有背景罢了。为啥不愿公示官员财产？因为他们的孩子老婆都在外国，存款在外国。要是真像他们说的那样，腐败分子是极少数，100个官有一个，早就公示财产了。不愿公示财产的官员，都是禽兽！我也是禽兽！我当官就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是为人民做事，反而当不上官！我是禽兽，我承认！愣是，明明是禽兽，却天天说谎充好人，我受不了！那些禽兽比我可恶！他们天天在人民面前吹牛……　　“在中国当官，是全世界最好干的。你把中国人民得罪完不要紧，只要你上面关系硬就行了。老百姓怒火万丈想撕吃了你，千万人骂你，不影响你的上司对你重用。也就是说，在中国当官，从来不考虑民意的。加上没人监督你。上面的人比你还烂，不管你。只要你上供就是。老百姓没法管你。你的财产不公示，你的全家跑外国没人问，贪个几百万没人管，有人告了顶多退回去就是。反你的腐败是因为你官场关系链出问题了，不是你腐败了。现在，我后悔，不该出来。就是回去判个刑，也都是特殊照顾，判几年，减些刑，呆不几年出来了，甚至不影响重新任用。中国官员的人权是最好的，全世界最好。”　　这番话是不是王振忠说的，或者说有没有这回事，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番话算不算“实话实说”，是不是很有见地。如果这番话确确实实道出了中国官场内幕，这个帖子就有存在的警示意义。君不见，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如今的官场还有几个不贪不腐的廉政官员？大到国家领导人，小到村民小组长，还有几个屁股是干净的？王振忠“说”的没错，那些在台上做廉政报告的官员，说不定就是一个巨贪。他之所以还能坐在台上人五人六、大言不惭，就是因为他们有“背景”。中国官场为什么前“腐”后继？为什么愈反愈烈？根子在上面，腐败官员都是上行下效，胆子才愈来愈大。在中国官场上混，你想不腐败都难。因为这个大环境，逼着你去搞贪腐。古人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其实这个观点在中国的改开年代已变成老黄历，令人嗤之以鼻了。你在这个产生腐败的土壤环境中，想保持自己的清白和崇高，别人也是容不下你的。所以大家都比着贪，放心的贪，大胆的贪，迫不及待的贪，结果贪腐数额越来越大，官员级别越来越高。再加上无论你贪腐多少，只要你有“背景”，仍然能免除死罪，甚至在贵人的庇护下逍遥法外。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也不要害怕。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贿赂上层领导，只要你有深厚的背景保你庇护你，你就放心大胆的干吧！　　任何人都不要怀疑，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2007年的一份数据　　说明老子“打天下”子女“坐天下”绝非空谈　　2007年由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出台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调查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担任主要职务的，85%至90%为个人资产二万亿的3000名高干子女所占据。这3000名高干子女实际上形成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最大的官僚资产集团，比国民党执政时期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要厉害的多。　　该报告说：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2932人为高干子女，共拥有个人资产2万零450亿元。高干子女巨擘按其势力范围划分，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从南方情况看，广东省12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权力背景为父亲曾担任中共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不一。　　该报告说，上海市10家大地产商有9家是高干子弟，15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有13家为高干子弟 。江苏省有22家大地产商15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高干部子女操控，其权力背景为父亲担任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及曾担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新华社）　　亿万高干富豪巨擘主要靠父辈权力掠夺国家资产，依靠家庭背景权力通过非法及“合法下”的非法积累资金：　　（1）操纵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　　（2）通过操纵进口、引进成套设备获取暴利。外国设备用比国际市场高出60%至300%的价格引进，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600万美元及720万美元。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报价引进；　　（3）操控国内商业资源、商品，通过出口获利；　　（4）操纵国土开发、倒卖地产，靠银行借贷无本牟利；　　（5）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3万至4万辆；　　（6）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导致国内金融机构大批连续出现坏帐；　　（7）独家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大都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高速公路获利700万至1100万；　　（8）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　　（9）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污谈何容易。然而中国公有制经济给公民养成了“国家资产”就是“个人资产”的“公有思维”，特别是国有经济就是“官有经济”，好像“唐僧肉”可以随便“加拿大”。官家占据居高临下的权力位置，自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权力越高，这种占据的机会就越多，攫取的利益指数就越大。
　　他俩说的话算不算“泄露机密”？　　两位贪官吐真言：　　【1】王振忠，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中国外逃最高级别警官，曾策划枪杀无辜者谎报扫黑大捷。他在主管娱乐场所、扫黄等问题上存在收受贿赂等问题。日，王振忠出逃美国，日病死美国纽约。　　王振忠说过：　　在中国当官，是全世界最好干的。　　你把中国人民得罪完不要紧，只要你上面关系硬就行了。　　老百姓怒火万丈想撕吃了你，千万人骂你，不影响你的上司对你重用。　　也就是说，在中国当官，从来不考虑民意的。　　加上没人监督你。上面的人比你还烂，不管你。只要你上供就是。老百姓没法管你。　　你的财产不公示，你的全家跑外国没人问，贪个几百万没人管，有人告了顶多退回去就是。　　反你的腐败是因为你官场关系链出问题了，不是你腐败了。　　就是判刑，也都是特殊照顾，判几年，减些刑，呆不几年出来了，甚至不影响重新任用。　　中国官员的人权是最好的，全世界最好。　　【2】据人民网转载报道，曾任河南省商丘地区常务副专员、周口市市长、河南省水利厅厅长等职的张海钦，为了养情人和3个“儿子”，大肆受贿700多万，2008年11月被鹤壁市中院判处无期徒刑。　　张海钦说过：　　公检法都是党的打手。　　叫他们打谁他们打谁，　　就是不打主政领导。　　人大政协，　　是腐败分子集结地。　　我算是‘
’（今天正日着），现任。　　一到了人大政协，也就是贪足捞够了，算是‘
’了。　　人大政协工会都是党的花架子，　　让他们摆着‘代表’人民的，　　其实人民连屁也不算，　　一亿人的话，不顶一个官的话。　　在中国除了官是人，　　老百姓都不是人。　　人大政协里贪官多，　　名人多，富人多，开发商多，矿主多。　　你见过有老百姓在人大政协的吗？　　30年了，你见过人民选举过人大政协和官员吗？”
　　沉重的话题,无奈的现实,堕落的社会,黑色的幽默.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声明：转载，不代表本人同意该观点。请您自己甄别。 　　北京是掩埋绝望了的上访者的坟场 　　----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萧瀚 　　最后，上访者每个感觉器官扭曲变形了上访者不是一败涂地，就是死得很难看。　　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找不到被官方命名的北京上访村，但长年跋涉在大大小小共产党官僚中的上访者完全知道村庄的坐落方位：它位于北京永定门幸福路周边。　　在这里，每天都聚集着一群又一群不幸福的人。而且成千上万张嘴只会喊：　　冤。　　他们是从中国各个角落蜂拥而来申诉冤情或抗议请愿的人，被通称为上访者。　　党中央政府机关接待上访者的办公室大多设在附近。聚居的上访者多了，形成自然的村落，于是被称为上访村。　　●上访，相信是一项鲜为外国人知的中国特色。　　早在3000年前中国的周代，就有史书记载关于“击鼓鸣冤”、“拦轿下跪”的上访方式。今天这种制度仍然存在。它其实是指民间百姓对一些无法解决的不满情况，向上一级或中央政府申诉、寻求合理解释，或希望透过“英明领导”的额外作为得到解决的一种行为。它被解释是补充国家管理制度“不善”的一种方式。 　　这种制度的存在，建基于几项必要条件：非公民社会。人民没有选举领导人及影响政策的权利；人民相信政府官员是高高在上的“智者”或仁慈的“父母”。相信腐败不是制度的问题，地方以外必有“青天”；它是一种行政手段，所只有一个缺乏完善法律制度的国家或社会才会如此普遍的存在。　　●历经岁月和制度的磨难（炼），上访者大多都脸颊深陷，眼睛突出，双眸中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芒。他们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裹，里面藏有被他们视为“第二生命”的申诉冤情的材料。　　一个个伤心的故事。当中包括家庭纠纷、干部贪污腐败、地方当局野蛮圈地、酷刑、基层民主、司法不公、“文革”后遗症、地方发展强迫迁徙、杀人命案等。　　中国国家信访局公布的信访数字是每年1000万件。上访数位每年则超过50万人次。　　一位信访部门的高级官员承认：上访者80%是农民。80%的问题发生在基层。80%是基层不作为所致。而中国信访问题专家则称，仅0.2%的上访者问题能获解决。　　●身轻言微的上访者，有时被迫走极端。　　有人把自己武装成人肉炸弹，与执法者甚至政府高官同归于尽；有人将含冤而死的亲人的头颅割下提＃上访，期望能得到重视；有人到天安门广场撒冤情传单，立即被警察拘捕；有人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体，却趁机下跪喊冤；有人冲闯中国国家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地中南海，或正商谈国是的人民大会堂，不是被劳教，就是被下狱；有人拦截中央首长乘坐的车辆请求给其案子写“批示”（即享有特权的上级，命令下级绝对服从的书面意见），反而被地方当局强送精神病院。等等。　　但他们的问题，往往得不到理会，反而遭到粗暴对待。　　●中国说要依法治国（Rule of law），实质上是以法治国（Rule by law）。宪法明确指出，公民〔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规定上访是公民合法的权利。但更多的上访者说：看得见的，是成堆码放的法律文本。但我们却始终看不到，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　　不仅如此，上访者还是国家政治卫生的天敌。上访者赴北京请愿抗议，影响地方官员政绩。地方当局视他们为“洪水猛兽”，轻则关押十天半个月，重则送进精神病院终身监禁。甚至还用焚尸炉阻断上访者上访反映问题。　　但党中央的政策则是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杜绝上访。往往把上访者的申冤推送回原籍，或将其强制收容遣送回去。　　上访者开始是为冤情而上访。后来冤情慢慢淡化，上访本身转而成为主要目的。　　有的甚至成为职业上访者，协助其它人上访。　　●上访者的问题为何久拖不决？法学专家认为，乃是因为一党制下的司法制度中缺乏独立、统一、完整的司法权。信访部门的批示，不仅没有法律地位，还是绝对服从于政府指令的一个小小行政机构。对上访者的问题只有传达的责任，没有解决的权力。当司法制度缺席，即使上访者付出超乎想象的努力与牺牲，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其所想象中的正义。　　所以，上访者把接待他们的信访官员的态度总结为三个字：踢皮球。　　有人上访“战斗”了51年；有人上访15年间，光一个信访办“拜访”了2018次；有人被一个信访办以无理上访为由强制收容遣送了152次；有人上访途中丢了老伴，甚至被迫失踪。　　超过90%的上访者，明知无望，但仍滞留北京。因为他们一旦开始上访，就已有家而不可归了，上访起码给他们一个生存的理由。事实上，当上访者迈到请愿路上时，就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丢失了。最后，每个人都患上“寻求正义导致的神经疲劳症”。他们的每个感觉器官全部扭曲变形。 　　即使如此，人类司法史上也不会留下司法黑暗对他们的羞辱。他们也不会影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历史进程。地球也不会为他们沉沉地喊一声冤。　　●在上访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死在北京，自然结案。
　　振耳聩聋！！！　　
　　赵树凯：上访事件和信访体系　　——关于农民进京上访问题的调查分析　　----（1999年12月）　　农民上访是乡村社会诸多矛盾的集中反映，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基层工作的突出难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于184起上访个案的分析，探讨农民上访的内部规律和化解乡村冲突的思路。初步看法是：上访现象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信访工作体系似应进行适当调整。　　我们曾经专门分析过农民日报收到的196封农民上访信，如果说，写信还是农民表达诉求的温和形式，那么，亲自进京上访则具有了更多的行动性，对于城乡稳定都有直接刺激。为了深化这项研究，1999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对进京上访农民进行了一次专门调查。主要方法：（1）跟踪查阅并统计了农民日报社群工部 1998年和1999年两年的上访登记记录；（2）研究人员专门到报社接待上访农民并进行深度访谈。在1个月的时间里，共访谈上访农民15批（30人次），根据录音整理出个案报告15篇。　　一、上访者：精英式人物开始突现　　（一）、人口特征：上访者是一个以男性居多、中年人居多的农民群体。　　在报社的上访登记中，1998年和1999年共184次上访，其中1998年91次，1999年93次。考虑到有一部分上访没有登记，实际上访次数会更多。　　从性别看，男性150次，女性23次，还有11次未注明性别。在我们直接访谈的15起上访中，男性 14次，女性1次。　　从年龄看，35岁至60岁的中年农民居多。上访登记中，这一年龄段的上访者有125次，占总数的67.9％。最大年龄者73岁，最小年龄者24岁。在我们接待的上访者中，最大年龄62岁，最小年龄26岁，平均年龄48岁。　　（二）规模变化：与上年同期比较，1999年上半年大量增加而下半年显著减少。　　从登记来看，年度间的变化不明显，都是90余次。但是，年度内的分布却有显著差别。1998年1月至7月记录上访32次，8月至12月59 次，1999年1月至7月记录上访65次，是1998年同期的两倍。但1999年8月至12月的上访记录次数锐减，只有28次，是1998年同期的一半。这种变化并不是常态，访谈发现，1999年下半年整肃法轮功和50周年大庆，北京和各地都加强了对于上访人员的控制，抑制了上访人员的增加。　　在访谈的15起上访中，初次进京者10起，再次或第三次进京者有5起。　　（三）区域分布：上访者的来源地范围很广。　　在184次记录中，除5次未注明来访人地址外，其余179次涉及全国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河南省36次，河北34次，山东17次、黑龙江 11次，四川9次、湖北9次、安徽8次、吉林、内蒙古和山西省各6次，重庆、辽宁和江苏各5次，其他省分别是1至4次不等，海南、西藏、上海、广西等没有。上访人次的差别显然与地理距离有关，但其他因素同时存在　　（四）职业构成：普通农民是上访者主体　　上访者的社会身份绝大多数是农民，但具体职业不尽相同。从我们的直接访谈看，15起上访的30人中，普通农民20人、乡村教师1人、林地承包者1人、乡村医生2人、个体从业人员4人、村民组长1人，乡镇企业工人1人。从文化程度来看，15名主述人当中，中专学历1人、高中学历3人、初中学历10人、小学1人。　　（五）上访者的个人表现：精英化趋向值得注意。　　在15起上访农民者中，我们与每起上访者都有两个小时以上的个别交谈，其中有一部分还一起就餐。从这些上访者在访谈交流过程中的个人表现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在数量上约占半数，可以称为“理性型”。基本特点是：为上访准备了一定的书面材料；有比较清楚的叙事能力，能够完整有序地反映问题；对于相关的政策法律有初步了解，能为自己找一定的法律政策依据；态度自信但并不强硬。　　第二类在数量上是少数，可以称为“感觉型”。基本特点是：一般没有为上访专门准备材料；感觉到事情不合理，但又缺乏明确的政策法律依据，上访行为本身带有某种咨询性质。有的直接说“就是因为不懂法才上访”。　　第三类在数量上是少数，约占三分之一，可以称为“精英型”。基本表现是：一般有过上访经历，对于信访路径比较熟悉；表述问题头头是道，有条有理；能熟练地援引法律政策，甚至轻松地向接待者背出政策法规的部分原文。他们对于相关政策法律的熟悉程度往往令人吃惊。在态度上，高度自信而且立场强硬，有的很富有鼓动性。　　访谈过程中我们形成的突出感受是，近年来上访事件的增多，上访经历的复杂，上访过程的漫长，正在磨练出一些善于表达部分农民利益的“上访能人”，这可以说是另一种乡村精英。这些人不同于旧社会那些喊冤叫屈的“告状者”，也迥异于改革初期那些为冤假错案平反而上访者。第一，他们的上访多数不仅仅为自己的某种冤情，而是往往代表着一个数量的村民，得到了特定人群的支持；第二，他们对于相关的政策法律有比较好的理解把握，有些人甚至有一定的现代政治知识；第三，他们在村民中具有相当强的动员能力，是冲突过程中基层政府的主要谈判对手。有不少人来北京上访前曾经组织策划过较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如河南农民李进才曾组织400多名村民到地委上访，吉林农民江宪文曾组织了200多村民到省城上访。话语中，他们虽然常常会感叹自己力量微弱，但同时又强硬地认为公理在自己方面，因此，当正常的上访失败时，不讳言将进行更有力量的努力……　　一些地方官员经常说某人是“上访油子”、“痞子”等。现在看来，对于这些人做何道德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乡村中有什么样的策动能力。不论这些上访精英的个人品行如何，或者在上访过程中是否怀有个人目的，但作为上访代表而言，他们不仅有见识，能看到部分农民的共同利益所在，而且有魄力，能够将这种分散的共同利益实现某种组织化的表达，因此，他们被相当一部分农民推举为代言人。当这些人与一定范围内的公众利益、集体力量相结合时，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力是需要关注的。所以，探寻乡村冲突的化解机制，需要重视对于这类人物的观察分析。
　　赶快留名。　　原因你懂的，呵呵。
　　（续上）　　二、上访诉求：群体性的利益表达　　（一）主要诉求内容　　农民上访反映的问题涉及农村生活的很多方面，多数事件具有综合性，如负担问题直接连着土地问题甚至腐败问题。根据直接引发冲突的“事由”加以简单分类，大致如下：　　1、农民负担问题（63次）。其中：反映乱摊派滥收费52次；农业税不据实征收2次；公粮收购中打白条、压级压价、暴力征粮等问题7次；电费问题2 次。　　2、土地问题（51次）。其中：地方政府违法征地，村干部将款项挥霍，对于农民补偿不合理，19次；土地利用不合理16次，如耕地非法变为宅基地，工业造成耕地污染，水土流失严重等；土地承包问题11次，主要是农民承包的耕地、林地权益被侵犯；还有5次记录只注明“土地问题”，具体内容不详。　　3、乡村干部贪污腐败以权谋私问题（24次）　　4、村级选举违法问题（4次）　　5、农村教育问题（4次）。如村小学失修无人管、乡村教师工资被拖欠等。　　6、打击报复问题（30次）。包括干部利用权势对上访人进行人身伤害、非法关押等。在我们的15起个案访谈中，有12起上访人提到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　　7、政法部门问题（12次）。主要是反映地方司法部门徇私枉法或判决不公，如吉林省杨淑涛反映其子被人杀害，公安部门要求受害人家属“私了”。　　8其它问题（6次）。如反映县种子公司出售假种子、乡镇机构精简清退退人员不合理、村里五保户没饭吃等。　　（二）上访组织形态　　从上访代表的利益背景来看，大致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为单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利益来上访，称“个体型上访”。个体型上访采取的形式主要就是单个人上访。上访人就是利益直接受到侵害的人，如反映本人的离婚问题、反映家人被村主任打伤、反映村里随意撕毁与自己的土地承包合同等。　　第二。为某个群体的共同利益上访，上访者称代表若干村民，所提交的上访材料有若干村民签名甚至指印，我们称之为“代表型上访”。这里的群体是个不确定的范围，指有着共同利益而且这一利益受到相同侵害的部分村民，有的是几乎一个村民组，有的是几十个承包户，有的是几十户耕地被征用的农户，有的是一个行政村中的部分农户，也有的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特殊群体，如河北邱县的一个现役军人母亲上访，代表70多户现役军人家属反映乡政府扣发两年的优抚金。　　在我们直接接待的15次上访者中，有2次是个体型上访，13次是代表型上访。代表型上访的重要特点是，上访者一般都是结伴而来，多数情况下是两至五人。报社的上访接待记录一般只登记主诉人，因此无法统计每起上访者的具体人数。据群众工作部的负责人说，在上访者中，大概有三分之二为两个人以上。　　第三、有共同利益诉求的若干农民一起参与上访或者大部分参与上访，这种上访既有利益的集体性，又有行动的集体性，突出特点是以行动的规模化来显示诉求的强烈，我们称为“集体型上访”。这与通常基层政府部门所说的“集体上访”概念有所不同，后者不论上访人背后的利益群体有多大，只要上访人数达到5人，即定为“集体上访。”在我们接待的13起代表型上访中，最多人数是5人，均不属于我们定义的集体型上访。但是，有8起在来京上访前发生过集体型上访，规模从 60人左右到400人左右不等，其中：集体上访到乡县一级的有4起，上访到地（市）一级的2起，上访到省一级的2起。　　三、上访行动：一个理性的诉求过程　　在直接访谈中，我们没有发现在言语语行为上有“滋事”倾向甚至无理取闹的上访者。听报社接待人员介绍，他们曾遇到过个别蛮不讲理或者精神上似乎有点怪异的人。绝大多数上访农民在表现上都是平和、理智的，访谈人员可以比较容易地进行交流对话。因为我们能很耐心地倾听，上访者都表现出欣慰和感激，反映从来没有那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么认真地听他们讲话。　　（一）上访者怎样来到北京　　1、绝大多数是经过逐级上访来到北京的。我们访谈的上访者，只有一例从乡镇直接到北京来上访，他说不知道“不能越级上访”的规定。其余14起都是先到乡镇、到县市、到省一级一级逐级上访的。　　2、上访的费用筹集。代表型上访的费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上访代表自己承担，这是少数情况。河北农民康树元说：“村民们信得过我，就让我来替大家上访，还要凑钱给我，我不要。我自己能负担得起。”辽宁农民李启阳说：“这些年我搞韩国小食品生意，赚的钱我都用来上访了”。一种是共同共同集资。集资又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均摊，支持上访者农户负担的费用相同，如每户五十元；其二是自愿出资，每户数额不限，三十五十不等。　　3、上访农民都准备了若干份上访材料，这些材料送到各个部门单位，包括控告信、村民签名、相关的证明材料等。　　4、上访农民了解法规政策的途径主要有：？通过电视等新闻媒体。？自己买书看。一位上访者称为了上访买过300多部法律书，另一位还给我们看了他刚刚买的《土地法释义》。？亲威朋友以及热心人提供。山西农民郑金和说“我这些文件（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山西省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是从当干部的朋友那儿要的。”　　（二）上访者在北京　　1、上访农民在北京一般都去过三个以上的中央部门或者新闻单位。他们往往是把自己知道的有关部门都跑遍。　　2、上访者的北京生活。主要有四种形式：？住每天10-20元的便宜旅馆；？借住在亲威或朋友家；？借住在来京打工的老乡处；？靠打工、捡破烂等维持生活，居无定所，上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但又不同于以就业为目的的外出农民。　　（三）进京上访后的心理准备　　几乎对于所有的上访人来说，都面临一个问题：这次来京上访后，如果问题仍然不能得到解决，他们会怎么办。这也是我们向他们正面提出并讨论的问题。从十几位上访者的回答看，有四种选择：　　第一、继续上访。辽宁的李启阳说：“我是铁了心要上访的。这问题一天不解决我就一天不安歇，就是上访一辈子，我也认了。国家需要安定这我们都知道，可我们上访农民都是有真凭实据的，有照片，有录音，有录像。”　　第二、放弃上访，转向正面对抗。吉林江宪文说：“我们村民已经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六条做出决定了，罢免现任村长，但镇上不批，所以现在他们还没下台，要是实在不行，我们回去后就行使我们的公民权利。　”河南李进才说：“现在我看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我准备回去发动我们村的群众，真正依法选出我们村民的当家人。”　　第三、选择躲避，外出他乡。安徽农民董辉说：“我想好了，这回要是真的不行，回去我就准备搬家。我在湖北打工，我就把我全家老小都搬到湖北去！至于户口问题，孩子上学问题，唉，只有以后再说了，一步一步来吧！先逃出去再说。”　　第四、接受失败现实，放弃上访。内蒙古农民杨荣久说：“我们农民能有什么办法，这事拖了三年多都得不到解决，我们已经告到头了，没有别的办法了！”
　　（续上）　　四、上访升级：冲突积累的因素　　（一）上访的升级　　上访多数都起因于农民和乡村基层干部的冲突，而上访者从家乡走进北京，是上访升级的表现。从我们的直接访谈来看，上访升级有两种机制：　　第一、直接利益受损引起初期的上访，而且逐级上访都没有解决，最后来到北京。主要特点是，一开始冲突就比较激烈，在后来的上访过程中，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也没有明显的扩大或加剧。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政府的问题主要是缺乏作为。　　第二、上访引起上访的升级。在初次上访后，作为上访起源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增加了新的冲突，导致进一步的上访。如上访农民被拘留、上访群体被暴力驱散及打击报复等现象出现，引起农民更多不满而进一步上访。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政府主要问题是对于上访事件本身处置失当。　　（二）信访部门的因素　　毫无疑问，各级信访部门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对于稳定农村卓有贡献。但是通过这次调查，我们也感到，信访部门在化解冲突、解决问题方面的作用还发挥得很不够。信访工作人员通常的处理方式是：第一，把农民的上访材料留下来，填一封信转到其他部门，让上访人回去；第二，把上访地区的干部叫来，让他们把上访群众领回去，自己解决。转信往往不解决问题，而让基层干部来领人只是矛盾的下交。一方面，材料在一层一层向下转，另一方面，农民在一级一级向上走，上访行动往往是“终点又回到起点”。这其中，主要不是信访工作人员个人的问题，而是信访部门本身有种种体制性的局限。如有的农民去县政府信访办反映违法征用耕地，而征地过程本身就是土地局经过县政府批准的，在这种的情况下，县信访办只能无所作为，农民也只有继续向上走。　　（三）司法部门的因素　　某些地方的领导对司法部门的干预已严重影响了法律执行。内蒙一农民反映，他们组的土地被乡村干部非法卖掉二十几亩，他们到法院起诉，法官告诉他：“当然你赢了，连判决书也拟好了，但我不能宣判，否则我的饭碗也没有了。”　　（四）媒体承担了上访者过多期望。　　越来越多的上访者涌向媒体，把媒体看成了主持正义的希望寄托，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显示出行政和司法部门不得力。媒体没有实际权力，媒体也有自己的运作方式，他们强调“新闻”价值，有时甚至重视“炒作”的需要，也要受一些规章制约。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媒体的暴光，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化解社会冲突的制度化途径。　　五、关于农民上访：理解和意见　　（一）关于上访的正面理解　　上访显示了农村存在的种种冲突与不和谐，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上访是消极的负面的。对于基层干部来说，上访是农民对于他们权威的一种挑战甚至抵抗，因此他们不能容忍甚至敌视。但是，任何社会都存在冲突，都需要正常的冲突化解机制。我们认为，上访也有正面的意义，根本一点是，上访并不是“造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抵抗，而是一种体制内的利益诉求形式，甚至可以说是现行体制内积极的政治参与。如果说农民上访是一种对于基层政府的抗争，那么这也是一种“依法”抗争，而无意动摇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基础。农民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他们没有采取直接的对抗方式，而是以现行的政策法律为依据，在现有的社会政治体制内部寻求帮助，这正说明他们相信政策法律，相信政府，说明他们还有一定的政治效能感。这应当是党和政府所愿意看到的。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信访这种冲突化解渠道的有效性，使绝大多数上访者能在体制内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至于使有些人被迫采取制度外的解决方式。　　（二）加强信访体系建设的一点意见。　　信访体系成功的关键是对于各种权力部门监督的有效性。现在的问题是，信访机关主要设置在行政部门内部，农民所控告的部门往往就是这个信访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显然让信访部门来纠正这些部门的问题是困难的。于是农民只有继续向上告，而在上一级机关，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目前的信访体系，虽然从外部看是群众监督，但从内部机制看还是权力机关的自身监督。信访在本质上应该体现人民群众的监督权，而有效的监督应该是，由权力的授予者来监督这种权力的使用。因此，可以考虑的调整思路也许是，在各级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比较完备强大的信访机构，将信访监督和人大常委会对于政府及其它权力机关的监督结合起来，将上访事件的处理和人大常委会经常性的执法检查结合起来。　　在信访体系调整中，有必要建立人民代表和农民上访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在解决农民群众不满意的热点难点问题中的作用。农民有诉求可以首先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也应当积极主动地到上访农民中做工作。如果上访者的要求不合理，代表应该做好解释安抚，如果上访者的要求是合理的，应该积极帮助落实。人民代表在掌握民情、代表民意、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可以从那些基层农民最关心的事情入手，特别是那些导致农民上访的事情。通过这种信访体系的运作，可以将大量冲突化解在基层，也让人民代表实实在在地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密切人民代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　　---------　　说明：本项调查得到了农民日报社社长张得修同志的大力支持。赵树凯主持本次调查并进行了初期访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政教专业学生任永杰承担了大部分访谈和录音资料整理工作。
　　从孙东东言论看信访制度缺陷　　（转帖）　　近日网络、访民一再声讨北大孙东东教授发表的雷人语录：“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有精神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只有把他们送进精神病才是最好的保障——”以上言论无疑在访民受创的伤口再撒上一把盐，深深烙痛访民脆弱的心灵。孙东东原意只想献媚，拍拍马屁，没想到马屁却拍到马腿上，拍到了无数在京有冤无处伸的访民身上，因此引起许多社会良知者和千千万万个访民的声讨，迫于形势的需要，于4月6日，孙东东向众访民致谦自己先前不当的言论。　　我个人很纳闷，盛誉海内外的堂堂北大容得下如孙东东这般无良教授，为何却没有良知者贺卫方教授一席之地？而今，贺卫方教授远走新疆的石子河支教，暂离喧嚣的城市，当个边塞诗人。是金子到哪儿都发亮，贺卫方教授走到哪儿，亮到哪儿，循着贺教授博客的留言就会找到答案。　　作为一个有着八年访龄的访民，我深知上访路漫漫，个中心酸只有访民最清楚，不是谁愿意去上访，而是我们没得选择，当我面对当下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面对活生生的生命被无良官员肆意剥夺了，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却在长官意志下被判刑，虽然已在狱中忏悔的原福州市政法委宋立诚书记曾发话对“福清纪委爆炸案”“要做有罪的判决，但要留有余地”而判了死缓，他的意志却左右了我弟弟吴昌龙不堪的命运，这样的结果对清白人而言，是一万个不公正，如果财产被掠夺了，还可以重来，但是生命是不可以重来的。一直以来，许多媒体都在关注河北省聂树斌被冤杀后，真凶却主动出来要替死去的聂树斌澄清冤情，至今四年多过去，问题仍拖而不决，这样只能让人们对司法越来越失望，甚至感到绝望。一个有希望的政府，不应为个人的私利，所谓的政绩工程，为掩盖错误而不惜牺牲无辜者的生命来染红那一顶顶罪恶的乌纱！　　众所周知，信访条例是国务院制订的，上访制度是一种司法救济，上访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现实生活中这条路是走不通，信访、上访从根本上解决不了访民问题。　　按照北大教授孙东东的逻辑，去上访的老访民是精神病人，也就是说，国务院制订出来的信访条例会让正常人变成精神病人。那么，一个效率低下，让正常人变成精神病人的信访办是否也该跟当年国务院废除打死孙志刚的收容遣送站一样废除，取而代之当是高效率的司法救济，在司法方面加以改革，只有司法独立了，官员问责机制健全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再加上中央一再倡导，公民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等相关权利若到位了，我们的社会想不公正都难，想上访难如登天。　　每年亲历北京如潮的访民，上访了十年、二十年以上的访民比比皆是，他们有的家破人亡、有的遭地方政府打击报复身陷狱中、有的如孙东东所言被当作精神病患者关进精神病院、有的在上访途中被当地截访人员暴打或关进黑监狱等等，打压令访民生存雪上加霜，迫害令政府信任度越来越缺失，从访民身上种种不幸遭遇可以看到上访是条不归路，上访成了埋葬上访者的一个大坟场。　　有专家学者说：“靠上访解决问题概率只有千分之二，也就是说，一千个访民里只有2个人的问题通过上访才得到解决，余下998个访民依然心存千分之二渺茫希望，继续跋涉在无望的漫漫的告状路上。　　关于访民悲惨命运的话题，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萧瀚曾写过一篇文章《北京是掩埋绝望了的上访者的坟场》，他说：“我注意到访民多年，但是我实在是帮不什么忙，我只想劝访民一句：你们擦干眼泪，收拾行李回家，不要再告了。这是这个司法制度害的你们成了今天这样子，你们不要相信它了，如果实在忍下这口气，就去皈依一种宗教，然后用宗教救赎的精神去宽恕给你制造不幸的人，如果这条做不到，你们就干脆复仇，这种血亲复仇在任何社会制度下是允许的，是有一定正义性的”。教授悲观的话语里透出访民悲哀的命运。　　对于上访问题，北大的两教授也发表各自不同的言论，孙东东认为，只要把老上访户关进精神病医院，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保障；贺卫方认为通过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两方面来解决上访问题。　　从访民身上，看到信访制度的缺陷，访民们期待着中央有切实可行解决访民问题的举措，面对客观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尽快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社会才会稳定和谐。　　
　　山西再调查：令政策的发改委疑团和杜善学窜升之谜 　　------郭清媛 李闻莺撰文　　6月19日下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分钟内先后通报两名山西“大老虎”落马，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二人被查，进入舆论焦点。　　中央纪委网站暂未公布二人具体违纪违法内容，但二人违规的事在山西坊间多有传言。　　“聪明人老杜”　　6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落马。　　对于杜善学的落马，山西省官场部分人士感慨“聪明人老杜”反被聪明误。　　现年58岁的杜善学，是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人。1976年6月，进入临猗县财税局工作，中途有4年的山西财经大学求学经历，专业是会计。　　1982年，财税科班出身的杜善学，进入山西省财政金融贸易委员会工作，一年后进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　　在2003年去长治工作之前，杜善学一直在财政部门工作，历任山西省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山西省财政厅商业企业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山西省财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山西省财政厅副厅长、党组书记。　　杜善学的聪明，在长治工作期间广为人知。2003年2月分开始，杜善学在长治工作长达8年，历任长治市委副书记，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中共长治市委书记。　　2009年9月，小城长治“火”了一把，96万张印着时任市委书记杜善学和市长张保电话的“特殊名片”在全市散发。据当时媒体报道，这在山西尚属首例。　　3年后，当张保因山西省“12?31”苯胺泄漏事件被免去长治市长和山西省十二届人大代表职务时，杜善学已荣升为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　　杜善学在长治任职期间，长治市曾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而颇费力气。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杜善学多次亲自到该市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指挥部调研，有时还会冒雨调研。　　据一位曾经接近过杜善学的知情者称，主政长治期间，杜善学不仅在本市极力督导创卫工作，还很注意与上级部门搞好关系。而杜善学“搞关系”的方法，也很值得“学习”。　　该知情者称，如果杜善学想完成一项工程，会先去找负责把关这一工程的人，如果直接负责人不行，就会想办法从亲属、朋友等身边人入手，先交心，再说事。　　一位曾与其任职长治市委书记期间直接接触过的当地人士称，杜善学当时说话很和善，对于自己的工作，有很多想法，大有“我要在仕途上干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　　“窜升”之谜　　杜善学的“雄心壮志”在2011年得以实现。　　2011年1月，杜善学从长治官调吕梁，担任该市市委书记。10个月后，时任吕梁市委书记的他，跻身山西省委常委之列。2012年1月，他又成为山西省委秘书长，并在一年后跻身山西省副省长行列。　　然而，走向这个位置的过程，也为他的落马埋下不少伏笔。　　“10个月成为常委，太快了吧。”当地一名知情者透露，杜善学的“窜升”，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当时甚至有人传言，杜善学善于经营仕途，如此快的晋升，或许是通过“借款筹钱”的方式，找中间人运作而得。　　6月19日，当杜善学落马的消息传出时，仍旧有知情者向澎湃记者透露，杜善学的快速晋升，疑似参与买官（向谁买官了？）。　　该知情者解释到，山西吕梁是革命老区，向来比较穷苦，在该地区的柳林、交口等地的煤矿业发展起来后，从官到商，皆被一种暴富心态裹挟，这种生态土壤，容易催生利用非常规手段达到的“速度升迁”。　　山西省一位已经退休的厅级干部也曾向澎湃记者透露，“买官卖官”是山西官场的一个痼疾，吕梁地区属于重灾区，今年初落马的吕梁市委书记丁雪峰，就被指运作买官。　　接近山西省官场的张云（化名）称，杜善学脾气不太好，为人比较霸道，尤其是任山西省委秘书长期间，经常骂下级处长。　　张云称，这种工作性格，很影响工作氛围，在他担任山西省委秘书长的一年中，整体工作环境都很差，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今年2月，中央第六巡视组向山西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曾透露，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仍然存在，一些部门和地方主要领导调整比较频繁，有的地方超职数配备和高配领导干部，一些干部档案存在不清、不实、不真问题。　　6月7日，山西省委通报中央第六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其中提到，省委组织部制定出台了《关于干部工作“八从严”的意见》、《关于建立“跑官要官”行为登记制度》，集中开展了“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档案造假、违规破格提拔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这也被外界解读为山西省委明确承认了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存在的问题。　　令政策的发改委四年　　与杜善学同日落马的，还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　　公开资料显示，令政策出生于1952年，山西平陆县人。该县隶属山西运城，和杜善学算是老乡。　　有所不同的是，除了早年在平陆县常乐公社医院、国营硫磺矿以及运城地委机要办公室工作过，最近30年，令政策一直山西的省厅局内调动，直至2008年担任该省政协副主席。　　1984年12月，令政策进入山西省委办公厅办公室。此后，他先后担任过文书信息处干事，文书信息处副处长，省委机要局副局长，省粮食厅副厅长，省粮食局副局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正厅长级)、党组副书记。　　“令政策的问题，更主要集中在他任山西省发改委主任那四年。”山西省官场一位知情者王刚（化名）介绍，今年62岁的令政策进入山西省委办公厅后就一直在省厅局内调动，2004年开始担任山西省发改委主任，直至2008年担任该省政协副主席。　　在这四年间，令政策曾负责该省的能源发展问题，曾力推把山西建成国家的新型能源基地和工业基地，也在媒体面前公开表示，不要带“血”的煤。　　不过，据王刚表示，山西以煤为主，利用煤炭寻租的官员不在少数，令政策也疑似在这些官员之列。具体的寻租方式与手段，目前还不便透露。　　此外，据接近山西官场的一位知情者透露，相伴而落的杜善学和令政策，也被指有个人作风问题。　　同时，令政策还被指疑似参与太原市地产乱象，不过这些指责目前有待证实。　　二人均系被“突然”带走　　事实上，无论是杜善学还是令政策，这场调查似乎来得悄无声息。　　6月19日，也就是被宣布落马的当天，山西省政协网站还在首页报道，6月17日，由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带队的省政协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调研组在交城和文水调研。　　最近3个月，令政策的活动也非常频繁，曾先后就水源保护和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专题，前往山西偏关、宁武、静乐、洪洞、介休等地调研。　　据《山西日报》6月18日报道，6月17日，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省长李小鹏在太原会见了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刘振亚。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参加会见。　　《山西日报》6月14日的报道显示，6月12日，杜善学和令政策还同场出席了该省政协举行的水源地保护对口协商会议。杜善学在听取报告后作出了发言。　　随着两人的同日落马，十八大之后，已有超过30名山西（或主要在山西任职）官员被调查，其中一名正部级官员，三名副部级官员。　　一位接近山西省政府的官员透露，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