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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正富：今日中国的变革是“转型”吗？
　　1月19日，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员、春秋研究院研究员陈平教授七十大寿，复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春秋研究院特意举办研讨会为陈教授庆生。观察者网昨天（6日）刊发了陈平教授的讲话。本文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观察者网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陈平教授在生日会上展示了早期照片。图为陈平教授与他的老师普利高津(中)及罗斯托(左)
　　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在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陈平老师的观点，他的那篇《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中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对我影响至深，他是中国最早看出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有根本问题的人。回顾西方经济学历史，从瓦尔拉斯的模型构建出来，经由上个世纪萨缪尔森的努力成为经济学主流，这里面一系列的大人物做出了一次次非凡的贡献&&先是建立一般均衡体系，然后再由莫迪利亚尼推广到货币领域，贝克再推广到非经济学领域，有效市场理论再把它推广到资本市场领域。用钱颖一老师的话说，一般竞争理论已经延展到经济社会生活的一般分析当中。
　　西方体系遭遇大危机
　　有句话叫做&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实际上，经济学的扩张背后是数学化支撑的一个历史进程。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强调科学和理性的时代，正好赶上这个思潮的扩张，基本上对它是无条件接受，带着敬仰和仰望的态度来学习的。真的从根本上考虑或是认识这个体系的问题要到很晚以后。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陈平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较早地认识了西方经济学存在的认识论问题。今天我们都知道，陈平老师研究复杂系统，致力于用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观来分析被线性经济学简化的经济社会，对现代经济学的好多重大命题、好多大人物的发现进行了深刻地挖掘，在学术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
　　当时国内没有西方经济学的非主流分支，都是主流。到今天为止，非主流慢慢成为一个大的潮流。所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比一百年前也许在某些地方有所进步，但总的来看，进步很小。现代经济学的绝大多数重大问题依然是未解之谜，需要另外的思路、另外的研究范式来解读。虽然后来我对美国学术界的变迁不是很清楚，但总的来说，全球经济思想都面临着巨大挑战。
　　学术思潮的变革背后也透视着社会思潮的变迁。前几年谈的比较多的是中国体制改革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阶级问题。2008年以后，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很多问题暴露，谈的多一点的还是西方，尤其是西欧和北美，两百来年形成的一整套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和配套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都面临着挑战，甚至可以说是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他们这个体系走到今天，同样面临着结构性的深层次改革，某种意义上和中国清末帝制所面临的改革挑战具有等同分量。我觉得他们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个文明最深层次的理念和它的制度安排能否面向未来一百年，能不能支撑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人类和平共处、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国家与国家和平共处的世界，这是个大疑问。他们的这个体系似乎非得建立在一个一部分人、一部分国家高出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国家的等级制之上。
　　我觉得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当代世界发达国家内部问题的暴露可以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这个时代面临着真正大的变革，不仅是中国的变革，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深层的制度、文化、文明体系的变革。在这个背景下，学术思潮的变革就具有更加宏大的意义：它要超越传统学术狭隘的一面，融入世界大型变迁当中，进行学术转型和认识体系的重新塑造。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有一批实干的经济学家，比如陈平教授，表现出了较早的觉悟并且做出了一系列探索，他早年讲中国的小农体系，后来讲生态文明与全球格局，用复杂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这些想法虽然还不至于构成一个整体的理论，但很多方面都具有前瞻性、冲击力和启示性。
　　《国富论》到底有多了不起？
　　我最近不停在想，亚当&斯密到底有什么贡献呢?你仔细想亚当&斯密又有多么了不起?苏格兰当时是个很小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到伦敦坐车要几天。这是一个手工业的时代，用马克思的话说&工场手工业正在进行的时代&，两三百万人口的地方，出了很多著名的学者，这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我们仔细看《国富论》到底有多了不起?今天回过头来看，并不觉得亚当&斯密是一流的，他其实缺少跨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大视野。他讲的是一个分析主义的故事，讲做针工场分工的历史。他参加了这些制造商的活动，了解市场环境的变化。之后他提出了价格机制理论，破除了当时对自由市场可能造成混乱的担心。但是我们仔细想想，价格真像他说的这样吗?真的可以由&看不见的手&调节价格向价值回归吗?市场自古就有，有多少时刻市场价格是可以向价值回归的?
　　所以说，亚当&斯密的核心贡献实际上很成问题。没有人追究亚当&斯密到理论漏洞是因为资本主义获得了成功，正好是建立在自由交换、自由调节生产的基础之上。然而特别是最近几十年，已经有很多重大事件表明，很多时候价格不会回归到价格上去，一定要有政府的强力干预，一定要有危机、战争、灾难。但是没有一个人回过头去认识亚当&斯密的理论在本质上的问题。亚当&斯密不是一流的，但是他胜出了。他的自由市场理论在西方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占有最核心的地位，不光是经济学，政治学有很长时间也一直摹仿这个理论来建立政治学的一般竞争理论。所以，亚当&斯密理论的胜出不完全是这个学派对别的学派的优势，更是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胜其他种种体制的历史选择。
　　用转型来概括今日中国变革是不够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好处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走怎样的制度安排道路，是决定以后中国未来理论方向的关键。反过来说，提供一种理论，让这个选择过程保持开放性，就至关重要。只要社会各界的选择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用实践去检验成果，中国就极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欧美现代化的道路。
　　这样一个现代化过程，即由帝制中国转向未来中国的进程，当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基本安定，会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会由什么样的文明体系呈现出来?如果任何一个文明体系与当今欧美的体系有本质区别，那一定是另外一套话语建构的。我觉得这确实是个挑战。当然，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对于建构未来世界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但全套的西方体系，或者替代性的全套的东方体系乃至西方体系极大部分的分支，都有着重大的缺陷。实际上我们面临的真的是一个转型，这不是由一个简单理论就可以命题的转型，而是整个世界观的转型。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但这个任务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我们正好处在建构的过程。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让中国社会保持一个自主选择，那中国就有希望走向辉煌。如果不是自主选择，是目前西方主导下的、指导下的、笼罩下的、西方意识形态主宰下的，那就不是在选择。
　　2008年的时候我就说，转型就是前面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实际上就是欧美。欧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就叫转型。从一个被认为是怪胎的中国社会制度转到一个被认为是未来发展方向的制度，转型就完成了。用这个词来概括中国今天的变革是牵强的，我们的历史进程不是转型，而是自主式创新，是在寻找明天。西方所有的思想题材，都是这一自主创新过程的养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承也是养分，共产党这几十年来的红色传统也是养分，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经验也是养分，所有这些养分都在历史进程中，就像一个大的发酵罐，一个大的化学反应，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大国，一个负责任、文明、繁荣的国家，这才是我们的追求。
　　我们要避免过早地封闭自己的心理，需要继续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吸收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思潮。毕竟我们有两三千年帝制的传统，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走出来。还需要继续努力，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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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具有企业家经验的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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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员、春秋研究院研究员陈平教授七十大寿，复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春秋研究院特意举办研讨会为陈教授庆生。观察者网昨天（6日）刊发了。本文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观察者网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陈平教授在生日会上展示了早期照片。图为陈平教授与他的老师普利高津（中）及罗斯托（左）
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在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陈平老师的观点，他的那篇《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中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对我影响至深，他是中国最早看出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有根本问题的人。回顾西方经济学历史，从瓦尔拉斯的模型构建出来，经由上个世纪萨缪尔森的努力成为经济学主流，这里面一系列的大人物做出了一次次非凡的贡献&&先是建立一般均衡体系，然后再由莫迪利安尼推广到货币领域，贝克再推广到非经济学领域，有效市场理论再把它推广到资本市场领域。用钱颖一老师的话说，一般竞争理论已经延展到经济社会生活的一般分析当中。
西方体系遭遇大危机
有句话叫做&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实际上，经济学的扩张背后是数学化支撑的一个历史进程。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强调科学和理性的时代，正好赶上这个思潮的扩张，基本上对它是无条件接受，带着敬仰和仰望的态度来学习的。真的从根本上考虑或是认识这个体系的问题要到很晚以后。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陈平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较早地认识了西方经济学存在的认识论问题。今天我们都知道，陈平老师研究复杂系统，致力于用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观来分析被线性经济学简化的经济社会，对现代经济学的好多重大命题、好多大人物的发现进行了深刻地挖掘，在学术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
当时国内没有西方经济学的非主流分支，都是主流。到今天为止，非主流慢慢成为一个大的潮流。所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比一百年前也许在某些地方有所进步，但总的来看，进步很小。现代经济学的绝大多数重大问题依然是未解之谜，需要另外的思路、另外的研究范式来解读。虽然后来我对美国学术界的变迁不是很清楚，但总的来说，全球经济思想都面临着巨大挑战。
学术思潮的变革背后也透视着社会思潮的变迁。前几年谈的比较多的是中国体制改革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阶级问题。2008年以后，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很多问题暴露，谈的多一点的还是西方，尤其是西欧和北美，两百来年形成的一整套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和配套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都面临着挑战，甚至可以说是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他们这个体系走到今天，同样面临着结构性的深层次改革，某种意义上和中国清末帝制所面临的改革挑战具有等同分量。我觉得他们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个文明最深层次的理念和它的制度安排能否面向未来一百年，能不能支撑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人类和平共处、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国家与国家和平共处的世界，这是个大疑问。他们的这个体系似乎非得建立在一个一部分人、一部分国家高出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国家的等级制之上。
我觉得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当代世界发达国家内部问题的暴露可以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这个时代面临着真正大的变革，不仅是中国的变革，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深层的制度、文化、文明体系的变革。在这个背景下，学术思潮的变革就具有更加宏大的意义：它要超越传统学术狭隘的一面，融入世界大型变迁当中，进行学术转型和认识体系的重新塑造。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有一批实干的经济学家，比如陈平教授，表现出了较早的觉悟并且做出了一系列探索，他早年讲中国的小农体系，后来讲生态文明与全球格局，用复杂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这些想法虽然还不至于构成一个整体的理论，但很多方面都具有前瞻性、冲击力和启示性。
《国富论》到底有多了不起？
我最近不停在想，亚当&斯密到底有什么贡献呢？你仔细想亚当&斯密又有多么了不起？苏格兰当时是个很小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到伦敦坐车要几天。这是一个手工业的时代，用马克思的话说&工场手工业正在进行的时代&，两三百万人口的地方，出了很多著名的学者，这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我们仔细看《国富论》到底有多了不起？今天回过头来看，并不觉得亚当&斯密是一流的，他其实缺少跨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大视野。他讲的是一个分析主义的故事，讲做针工场分工的历史。他参加了这些制造商的活动，了解市场环境的变化。之后他提出了价格机制理论，破除了当时对自由市场可能造成混乱的担心。但是我们仔细想想，价格真像他说的这样吗？真的可以由&看不见的手&调节价格向价值回归吗？市场自古就有，有多少时刻市场价格是可以向价值回归的？
所以说，亚当&斯密的核心贡献实际上很成问题。没有人追究亚当&斯密到理论漏洞是因为资本主义获得了成功，正好是建立在自由交换、自由调节生产的基础之上。然而特别是最近几十年，已经有很多重大事件表明，很多时候价格不会回归到价值上去，一定要有政府的强力干预，一定要有危机、战争、灾难。但是没有一个人回过头去认识亚当&斯密的理论在本质上的问题。亚当&斯密不是一流的，但是他胜出了。他的自由市场理论在西方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占有最核心的地位，不光是经济学，政治学有很长时间也一直摹仿这个理论来建立政治学的一般竞争理论。所以，亚当&斯密理论的胜出不完全是这个学派对别的学派的优势，更是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胜其他种种体制的历史选择。
用转型来概括今日中国变革是不够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好处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走怎样的制度安排道路，是决定以后中国未来理论方向的关键。反过来说，提供一种理论，让这个选择过程保持开放性，就至关重要。只要社会各界的选择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用实践去检验成果，中国就极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欧美现代化的道路。
这样一个现代化过程，即由帝制中国转向未来中国的进程，当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基本安定，会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会由什么样的文明体系呈现出来？如果任何一个文明体系与当今欧美的体系有本质区别，那一定是另外一套话语建构的。我觉得这确实是个挑战。当然，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对于建构未来世界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但全套的西方体系，或者替代性的全套的东方体系乃至西方体系极大部分的分支，都有着重大的缺陷。实际上我们面临的真的是一个转型，这不是由一个简单理论就可以命题的转型，而是整个世界观的转型。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但这个任务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我们正好处在建构的过程。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让中国社会保持一个自主选择，那中国就有希望走向辉煌。如果不是自主选择，是目前西方主导下的、指导下的、笼罩下的、西方意识形态主宰下的，那就不是在选择。
2008年的时候我就说，大家都在说转型，意思是前面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实际上就是欧美。欧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认为这就叫转型。从一个被认为是怪胎的中国社会制度转到一个被认为是未来发展方向的制度，转型就完成了。但我认为用这个词来概括中国今天的变革是牵强的，我们的历史进程不是转型，而是自主式创新，是在寻找明天。西方所有的思想题材，都是这一自主创新过程的养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承也是养分，共产党这几十年来的红色传统也是养分，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经验也是养分，所有这些养分都在历史进程中，就像一个大的发酵罐，一个大的化学反应，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大国，一个负责任、文明、繁荣的国家，这才是我们的追求。
我们要避免过早地封闭自己的心理，需要继续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吸收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思潮。毕竟我们有两三千年的传统，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走出来。还需要继续努力，大家共同努力。
（本文为录音整理稿，未经作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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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正富：今日中国的变革是“转型”吗？
　　观察者网2月7日文章：今日的变革是&转型&吗？&作者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
　　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在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陈平老师的观点，他的那篇《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中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对我影响至深，他是中国最早看出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有根本问题的人。回顾西方经济学历史，从瓦尔拉斯的模型构建出来，经由上个世纪萨缪尔森的努力成为经济学主流，这里面一系列的大人物做出了一次次非凡的贡献&&先是建立一般均衡体系，然后再由莫迪利亚尼推广到货币领域，贝克再推广到非经济学领域，有效市场理论再把它推广到资本市场领域。用钱颖一老师的话说，一般竞争理论已经延展到经济社会生活的一般分析当中。
　　西方体系遭遇大危机
　　有句话叫做&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实际上，经济学的扩张背后是数学化支撑的一个历史进程。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强调科学和理性的时代，正好赶上这个思潮的扩张，基本上对它是无条件接受，带着敬仰和仰望的态度来学习的。真的从根本上考虑或是认识这个体系的问题要到很晚以后。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陈平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较早地认识了西方经济学存在的认识论问题。今天我们都知道，陈平老师研究复杂系统，致力于用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观来分析被线性经济学简化的经济社会，对现代经济学的好多重大命题、好多大人物的发现进行了深刻地挖掘，在学术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
　　当时国内没有西方经济学的非主流分支，都是主流。到今天为止，非主流慢慢成为一个大的潮流。所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比一百年前也许在某些地方有所进步，但总的来看，进步很小。现代经济学的绝大多数重大问题依然是未解之谜，需要另外的思路、另外的研究范式来解读。虽然后来我对学术界的变迁不是很清楚，但总的来说，全球经济思想都面临着巨大挑战。
　　学术思潮的变革背后也透视着社会思潮的变迁。前几年谈的比较多的是中国体制改革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阶级问题。2008年以后，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很多问题暴露，谈的多一点的还是西方，尤其是西欧和北美，两百来年形成的一整套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和配套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都面临着挑战，甚至可以说是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他们这个体系走到今天，同样面临着结构性的深层次改革，某种意义上和中国清末帝制所面临的改革挑战具有等同分量。我觉得他们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个文明最深层次的理念和它的制度安排能否面向未来一百年，能不能支撑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人类和平共处、人类与自然和平共处、国家与国家和平共处的世界，这是个大疑问。他们的这个体系似乎非得建立在一个一部分人、一部分国家高出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国家的等级制之上。
　　我觉得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当代世界发达国家内部问题的暴露可以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这个时代面临着真正大的变革，不仅是中国的变革，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深层的制度、文化、文明体系的变革。在这个背景下，学术思潮的变革就具有更加宏大的意义：它要超越传统学术狭隘的一面，融入世界大型变迁当中，进行学术转型和认识体系的重新塑造。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有一批实干的经济学家，比如陈平教授，表现出了较早的觉悟并且做出了一系列探索，他早年讲中国的小农体系，后来讲生态文明与全球格局，用复杂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这些想法虽然还不至于构成一个整体的理论，但很多方面都具有前瞻性、冲击力和启示性。
　　《国富论》到底有多了不起？
　　我最近不停在想，亚当&斯密到底有什么贡献呢？你仔细想亚当&斯密又有多么了不起？苏格兰当时是个很小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到伦敦坐车要几天。这是一个手工业的时代，用马克思的话说&工场手工业正在进行的时代&，两三百万人口的地方，出了很多著名的学者，这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我们仔细看《国富论》到底有多了不起？今天回过头来看，并不觉得亚当&斯密是一流的，他其实缺少跨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大视野。他讲的是一个分析主义的故事，讲做针工场分工的历史。他参加了这些制造商的活动，了解市场环境的变化。之后他提出了价格机制理论，破除了当时对自由市场可能造成混乱的担心。但是我们仔细想想，价格真像他说的这样吗？真的可以由&看不见的手&调节价格向价值回归吗？市场自古就有，有多少时刻市场价格是可以向价值回归的？
　　所以说，亚当&斯密的核心贡献实际上很成问题。没有人追究亚当&斯密到理论漏洞是因为资本主义获得了成功，正好是建立在自由交换、自由调节生产的基础之上。然而特别是最近几十年，已经有很多重大事件表明，很多时候价格不会回归到价格上去，一定要有政府的强力干预，一定要有危机、战争、灾难。但是没有一个人回过头去认识亚当&斯密的理论在本质上的问题。亚当&斯密不是一流的，但是他胜出了。他的自由市场理论在西方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占有最核心的地位，不光是经济学，政治学有很长时间也一直摹仿这个理论来建立政治学的一般竞争理论。所以，亚当&斯密理论的胜出不完全是这个学派对别的学派的优势，更是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胜其他种种体制的历史选择。
　　用转型来概括今日中国变革是不够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好处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走怎样的制度安排道路，是决定以后中国未来理论方向的关键。反过来说，提供一种理论，让这个选择过程保持开放性，就至关重要。只要社会各界的选择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用实践去检验成果，中国就极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欧美现代化的道路。
　　这样一个现代化过程，即由帝制中国转向未来中国的进程，当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基本安定，会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会由什么样的文明体系呈现出来？如果任何一个文明体系与当今欧美的体系有本质区别，那一定是另外一套话语建构的。我觉得这确实是个挑战。当然，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对于建构未来世界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但全套的西方体系，或者替代性的全套的东方体系乃至西方体系极大部分的分支，都有着重大的缺陷。实际上我们面临的真的是一个转型，这不是由一个简单理论就可以命题的转型，而是整个世界观的转型。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但这个任务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我们正好处在建构的过程。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让中国社会保持一个自主选择，那中国就有希望走向辉煌。如果不是自主选择，是目前西方主导下的、指导下的、笼罩下的、西方意识形态主宰下的，那就不是在选择。
　　2008年的时候我就说，转型就是前面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实际上就是欧美。欧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就叫转型。从一个被认为是怪胎的中国社会制度转到一个被认为是未来发展方向的制度，转型就完成了。用这个词来概括中国今天的变革是牵强的，我们的历史进程不是转型，而是自主式创新，是在寻找明天。西方所有的思想题材，都是这一自主创新过程的养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承也是养分，共产党这几十年来的红色传统也是养分，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经验也是养分，所有这些养分都在历史进程中，就像一个大的发酵罐，一个大的化学反应，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大国，一个负责任、文明、繁荣的国家，这才是我们的追求。
　　我们要避免过早地封闭自己的心理，需要继续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吸收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思潮。毕竟我们有两三千年帝制的传统，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走出来。还需要继续努力，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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