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之门_小宗师专辑：看小说，无广告，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比比读小说网。编者的话：本刊本期隆重推出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再生之门——中国式监狱探秘》，作品披露大墙内鲜为人知的罪与罚、刑与法、人生与兽性的博弈、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东西方法律思想之比较。其中有从劳改队到监狱的历史变迁，有监狱人民警察与服刑罪犯斗智斗勇、再铸灵魂的传奇故事，有身为省长、市长的高官沦为“阶下囚”的心路历程，也有外国同行参观中国监狱的感慨。读来惊心动魄、发人深省。两位作家都是国内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其作品《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人生大舞台》、《居者有其屋》等等，都曾获得过多种文学奖项。序 章人类监狱纵横谈欲知其国文明之程度，视其狱制良否，可决也。——（法国）伊佐自从人类社会有了私有制，就有了征服与被征服、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也就有了监狱。监狱是社会文明的最早渊源之一，又是社会文明的主要标志。监狱制度的发展乃至消失，将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文明步伐。正由于此，人类经历了奴隶制的监狱制度、封建社会的监狱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监狱制度。“三王始有狱”，古代中国奴隶制的夏商周开启了“画地为牢”的先河。山东省监狱管理局的监狱学专家齐德玉为我们考证：根据《唐律疏议》记载，夏朝有一个掌管刑法的官吏叫皋陶，是他造出了中国的第一座监狱，史称“皋陶造狱”，由此皋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首任监狱长，我国古代监狱都挂有皋陶的画像，不仅监狱管理者和护卫，甚至犯人都像神祗一样拜祭他。夏朝，监狱被称为“夏台”，也有人叫“夏宫”；商（殷）朝称监狱为“羑里”，还有称为“圉”（yu）；周朝称监狱为“圜土”；秦朝称监狱为“囹圄”；汉朝称监狱为“狱”或者“牢狱”。到了明朝又称为“监”，延至后来才名曰“监狱”。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中期，也开始了它们监狱的历程。奴隶主和封建领主为了扩张领土，掠夺资源，经常发动战争，监狱的功能主要是用来关押拘禁战争中的俘虏和反抗的奴隶，并将奴隶像货物一样存放起来。法学史上称之为“人身保管场时期”。对于被关押的俘虏和奴隶，统治者们不仅百般残害，还当作玩物，或让他们与猛兽搏斗，或自相残杀地进行决斗。这种监狱制度和设置，在罗马帝国达到了顶峰，举世闻名的罗马大斗兽场即奴隶主用来欺辱和残害奴隶的监狱，美国大片《角斗士》就是对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因为不堪被残害，奴隶们多次起来抗争，马克思高度评价的斯巴达克思奴隶大起义就是奴隶反抗的缩影。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奴隶们的不断反抗，奴隶制监狱和奴隶社会最终被埋进了历史的坟墓。在中世纪，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教会的极端控制之下，对于一切不符合基督教义的科学理论和学说，都被视为异端，备受迫害。像创立“日心说”的哥白尼和在比萨斜塔上证明了自由落体的伽利略，就被教会关进监狱，强迫“忏悔”，直至到死。而支持伽里略学说的布鲁诺，则被教会诬蔑为魔鬼附体的疯子，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虽然文艺复兴运动的洪流冲开了教会在欧洲结下的思想坚冰，但封建领主对在工业革命中崭露头角的新兴资产阶级，变换花样实施了新的惩治。这个时期最出名的莫过于法兰西的巴士底狱了。法国首都巴黎东郊，矗立着一处占地约2670平方米、由8座高达100英尺塔楼组成的建筑群。塔楼间连接着高24米宽3米的城墙，上面配置着15门重炮，几百桶火药和无数炮弹。城堡四周被一道宽26米深8米的壕沟所围，只有一个吊桥与外界连接。这就是始建于12世纪，初期为军事城堡，后来被改为王室监狱，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巴士底狱”。它像一头巨兽一样，虎视眈眈地伏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监视威吓着法兰西的人民，成为了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多少年来，人们像痛恨封建制度一样痛恨这座万恶的监狱，梦想有一天把它推倒，救出政治犯，打倒专制政权。日，愤怒的巴黎市民终于揭竿而起，高呼着“到巴士底去！”拿着火枪，握着长矛，像大海的怒涛一样涌向巴士底监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宣告了波旁王朝的覆灭，国王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为了纪念巴黎人民英勇攻占巴士底狱的伟大功绩，法国规定7月14日为自己的国庆节。监狱的主要目的是统治者用来“惩治”罪犯。因而，监狱是“国家机器”重要的组成部分。阶级对阶级、利益集团对利益集团、统治者对老百姓和先知者，在监狱里进行了最严酷的压迫和杀戮。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城北4公里处，古称“羑里”，有一座南北长106米、东西宽103米、高5米的土台子，上面有数十株苍郁参天的松柏，十几座房屋的遗址。据说，当年残暴的商纣王就是在这里监禁了周文王七年之久。那时周文王还未称王，名叫姬昌。为了消灭他的意志，商纣王派人施以残酷的迫害和凌辱，甚至杀其长子做成肉饼让他吃下去。然而，姬昌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在囚室里写出了惠及后世的哲学经典《周易》一书。“文王拘而演周易”，说的就是这段史实。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对监狱最早的描述。1618年，欧洲爆发了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数老人无人赡养，许多儿童成为孤儿。当局便把这些人统统关进监狱，使监狱同时具有了“疯人院”、“收容所”性质。由于经济萧条，财政困难，英国法律竟产生了一个所谓的“穷人法则”：要让监狱犯人生活条件比最穷的贫民窟还要差。“只要有人饥饿，犯人就不能吃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南部的奥斯维辛小镇，建立了面积达40平方公里的集中营，四周电网密布，哨所岗楼林立，里边密布着绞刑架、监禁房、毒气杀人浴室和焚尸炉，由奥斯维辛一号、奥斯维辛二号、奥斯维辛三号组成，它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监狱，是希特勒种族灭绝政策的屠杀场。据不完全统计：将近300万不同国籍的人死在这里，仅被害者留下的眼镜、金牙，甚至玩具、头发就堆成了小山。尤为令人发指的是，一个纳粹狱警发现某个犹太犯人的文身很漂亮，竟将其杀死剥皮制成了人皮灯罩。监狱的功能和性质究竟是什么？历史回答：有什么样的国家意志，就有什么样的监狱！在统治者的力量和意志里，中国奴隶制中期时的“画地为牢”的温馨早已荡然无存。地牢、天牢、虎牢、水牢、木牢、石牢、法国路易十四还发明了“船牢”——让犯人不停地划着一艘大船，消耗他们的生命，让他们与世隔绝。铁窗、高墙、电网圈成的监狱里，充满了镣铐，暴力、酷刑和血腥。监狱成为践踏公正和正义，漠视生命与尊严的地方。囚犯与被虐待的动物无异，有的还借助宗教、鬼魂，以及当政者的意愿来治理囚犯。古今中外，不管什么形式的监狱、牢房，也无论拘押、苦役，还是流放、发配，犯人和管理监狱的人都是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从这些“押解、看守、狱卒、牢头”等名称上便可见一斑。因而，迫害和反迫害、囚禁与反囚禁，永远和监狱相伴而生。美国一所监狱曾发生过几个犯人利用放风时机，将狱警骗到偏僻处杀死，夺下他的武噐，换上他的衣服，然后用刀子割下他的手指，骗开指纹门禁，混出监狱逃之夭夭……在土耳其一所混合监狱中， 40岁的杀人犯塞兰·库达克偶然发现，囚禁在隔壁囚室中的是27岁的女囚犯卡德里椰·奥盖特。 这使他兴奋不已。通过数次与奥盖特的隔墙交谈后，库达克忽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挖通墙壁，隔墙性交。趁半夜时分，他慢慢地用手在两人囚室中间的墙壁上抠洞，而同样性饥渴的奥盖特也开始参与“挖洞行动”。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两人竟然在墙壁上挖出了一个直径为9厘米的洞，迫不及待地通过这个小孔性交，过起了监狱中的性生活，并且竟使奥盖特怀孕。狱方发现后，对其以损坏公共财产的罪名控诉，增加1年有期徒刑和2.18亿里拉（土耳其货币单位）罚款……日凌晨，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首府若昂佩索阿，防卫最严密的的西尔维奥·波托监狱中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一起越狱事件。84名重刑犯挖出了一条地道成功逃离了监狱。监狱管理者是在天亮后，发现几间囚室里空空如也时，才惊觉发生了越狱事件。警卫立即进行检查，最后在两幢建筑的地底下发现了一条长约50米的地道，穿过监狱的边界围墙直通外面的丛林中。尽管监狱内外都有瞭望塔，警卫24小时轮流值班，在监狱墙外的地道出口处不远也有两个警卫岗哨值班，然而黎明前，没有一人曾发现情况有什么异常。纵览世界各国狱中犯人的对抗、越狱事件层出不穷，手法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藏在垃圾车上，有的化装成探监的家属，有的打死警卫人员，抢夺武器，还有的与外面相勾结，租来直升飞机从天上逃跑。美国拍摄的大片《越狱》竟成为最热门的影视剧……中国监狱的历史或许更要早。人文史祖黄帝时期的仓颉造字，就有了囚字——一个人被圈在四面围墙中。华夏的象形文字传递出那时就有了监狱的信息。战国时，著名的齐相管仲在《王辅篇》中说：善为政者，仓廪实而囹圄空；不善政者，仓廪虚而囹圄实。而上古“画地为牢、立木为吏”的对犯人监管形式，则透露着人类史上最早的人文光芒。清朝末年，受西方监狱改良的影响，著名法律学者沈家本向光绪上奏《实行改良监狱注意四事折》提出了改建新式监狱，培育狱吏，制定监狱规划等建议，并拟起草了《大清监狱律》草案。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建立起了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庞大的国家机器。其委员长蒋介石公然说：“法西斯之政治理论，系进化阶段最有效能者。”于是，在监狱首先实行了法西斯式的管理制度。后来以“改良”主义名义建立了许多“模范监狱”，实则是迫害革命者和人民的地狱。更令人发指的是二战期间，日军在我国东北设立的秘密监狱——名之为“七三一部队”，用被俘虏的中国士兵和无辜百姓做细菌病毒试验。这所人间地狱中设有“活人摘取器官台”、“真空窒息室”、“冷冻实验室”等惨无人道的酷刑……统治者像害怕阳光一样害怕政治犯，用最坚固的金属和砖石打造监狱。优秀的思想者和革命者被一批又一批关进监狱。位于重庆沙坪坝区歌乐山麓的白公馆、渣滓洞，系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设立的所谓“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专门关押迫害革命志士的人间地狱。老虎凳、辣椒水、电椅子，钉竹签，各种非人刑具148套，堪为“两口活棺材”。著名的共产党人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爱国将领杨虎城、黄显声等均曾囚禁在这里。信仰坚定、意志坚强的共产党人在这里发出了“为了解除人们的苦难，我们愿把牢底坐穿”的口号。日，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前夕，对狱中的300多位革命人士实行集体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一·二七”大血案。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刽子手凶残地杀死了革命者迎接黎明的希望！这座牢狱被后人称为“魔窟”。中国近代的监狱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反抗史。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无数卖国条约，得以使“洋人”肆无忌惮地镇压侮辱华人。上世纪初年，殖民者在上海、天津等地强征租界，设立法院、巡捕房、监狱，悍然把“国家机器”搬到了华夏大地上，竟有权判处华人死刑！今天，山东省政府所在的泉城济南，还留有一所国民党“模范监狱”遗址，曾是当局监狱改良的样板。这里关押着数百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前夕，他们大部分被悄悄地拉走，遭到了残忍杀戮。而清末批准“监狱改良”奏折的慈禧，因光绪皇帝触犯了她的权力宝座，下令把她的儿子国君监禁在瀛台，到死也没有放出来。戊戌变法六君子的谭嗣同和一批有志复兴中华的先驱，直接从死牢押赴到菜市口。他们那盛满思想与爱国之情的头颅，在刽子手的屠刀下像被割韭菜一样砍了下来，滚落了一地……第一章 杀头不像割韭菜监狱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为着维护国家统治和稳定而存在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监狱制度和相应的监狱设置及刑罚处遇形式。——（德国）马克思1、毛泽东对犯人说话了历史的车轮风驰电掣般驶进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掀开了监狱史上新的篇章。一些“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的革命者，砸碎了锁链，走出了国民党政府的监狱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巡捕房，与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一起走上政坛。那些不可一世的对手，则成了锒铛入狱的“阶下囚”、专政对象。江山易主，百废待兴。而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做着反攻大陆的黄粱美梦，不断在其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派遣特务间谍，与遗留潜伏在内地的散兵土匪相勾结，伺机从事暗杀、爆炸、纵火等破坏活动。人民公安甚至还破获过敌特企图在国庆一周年阅兵之际，炮击天安门的惊人案件。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支援抗美援朝，全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肃反”运动，有力地打击了蠢蠢欲动的反革命分子。由于当时判处死刑的权限下放，有些地方出现了“报仇雪恨”、“滥捕滥杀”的趋势，刑场枪声不绝、监狱人满为患。押犯由1949年的6万余人激增到87万余人，到了1952年，则超过了100万人。“砰、砰......”尖利的枪声响过，一排排脖子上插着“反革命杀人犯”、“反革命爆炸犯”、“土匪头子”、“潜伏特务”等亡命牌的罪犯倒在地上，被反绑着手臂的身躯抽搐了几下，再也不动了。他们生前的罪恶得到了清算。一天，毛泽东主席看到了公安部一份关于处决罪犯的情况报告，点燃一支香烟，走到窗前深吸一口，久久地思索着，尔后回到桌前，提起笔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凡无血债或其它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名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或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处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不久，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针对这种现象进一步阐述：“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另一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落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发如韭，剪复生。但是，杀头不是割韭菜，割人头也绝非割鸡头。正因为杀头事关重大，坚持少杀，严禁滥杀，防止错杀，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一直是我国的刑事政策。“杀头不像割韭菜”，毛主席的这句话点出了我国死刑政策的精髓。中共中央据此通过了有关决定，并在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上形成决议，正式表达贯彻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由此，“死缓”这一刑名应运而生。那么如何关押管理这些死缓犯和各种犯罪分子呢？这是当时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迫切问题，即应该创建什么样的监狱？监狱的性质和职能是什么？有人提出：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大西南还有胡宗南100多万军队在顽抗，广西剿匪如火如荼，经历了几十年战争的老百姓要休养生息，被战争破坏了的城市、工厂、学校要重建，另外美帝国主义又在朝鲜燃起战火，危及新中国的安全，志愿军出国作战。这一切都需要经济的基础和庞大的财政支出，据说美国养一个犯人一年要付出3万美元，比培养一个哈佛大学生的费用还高，我们上哪里弄钱养活这么多的罪犯？毛泽东说：“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这就是我国劳改政策的由来。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高瞻远瞩，以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罪犯的思想理论。后来，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消极因素可以转变为积极因素”，“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特别是他在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更为明确的指出：“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也是农场……”一字字一句句，为新中国监狱的创建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惩罚与教育，劳动与改造”。这就从根本上有别于历史上的监狱与牢房，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其中有不少单位直接叫做劳改大队，目的就是一个：促使罪犯改恶从善、真诚悔过，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中华民族有着重“仁爱”、讲“和谐”的文化传统。两千多年前的《周礼》中就有对囚犯实行劳动改造，重做新人的记载。（《周礼：司圜》）可是，那些过去耀武扬威、鱼肉百姓、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能接受劳动改造吗？2、劳改队长的传奇1951年春，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公安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并先后通过了《公安会议决议》和《关于组织全国罪犯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监狱由公安部门领导管理。根据这一要求，全国一些分管改造的公安干警自觉转为劳改干部。在一无所有，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凭着对新生的共和国的无限忠诚，凭着对党的改造人、改造社会伟大事业的无限忠诚，离开喧嚣的城市和可爱的家乡，告别新婚的妻子和白发的爹娘，义无反顾地走上新的战场。这年夏天，时任山东省泰安行署公安处侦察科科长的齐林山，刚刚处理完平阴等县的几个反革命大案，就被上级领导找去谈话：“组织决定调任你为劳改科长，负责筹建泰安劳改队。”当时，在公安系统都不愿去干“劳改”。有的人一听要去劳改队工作，就好像自己被“劳改”一样，垂头丧气，甚至软磨硬抗不愿赴任。齐林山却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早年毕业于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回家乡当了一名乡村教师。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全面侵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卖家产购置枪械，组织当地群众起义，建立抗日武装，打响了鲁北抗日救国的第一枪。十三个民间武装1000多人，他被推为司令。起义成功后，部队随之编入肖华的八路军东进纵队，组成独立团，齐林山任首任团长。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齐林山练就了一套双手打枪百步穿杨的本领，鬼子汉奸闻风丧胆、心惊胆寒。他们对齐林山恨之入骨，大扫荡时烧毁了齐家院子。他回来看到还剩下几间房屋，便自己点了一把火全都烧光：“要国不要家！”表示了与鬼子汉奸血战到底的决心。敌人抓不到他，又拿他无可奈何，便给齐林山起了一个“齐宰把子”的绰号，并且互相骂誓说：“谁要是亏心，出门就碰见‘齐宰把子’！”齐林山服从革命大局，一次又一次把壮大起来的队伍输送给主力部队，而自己再从头开始组织队伍。建国之后，这位曾经当过八路军团长的老党员，不计个人得失，服从党的安排，调到泰安行署公安局任侦察科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齐林山，面对新的选择，当即表态：“只要是党的工作，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这些罪犯都是我抓的，我去管吧！”齐林山走马上任去了劳改队。从此，他和他的家庭与共和国的监狱管理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54年到1983年的三十年中，他先后在省内的近十所监狱单位工作，亲自创建了泰安监狱、山东省少管所、省劳教所三个具有不同性质和功能的惩罚改造机关，改造好了数以万计的罪犯。这些工作经历和业绩在全国少有人与之比肩。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热血红心，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不因个人的问题和困难向组织伸手。一些友人常常为齐林山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鸣不平。可他却毫不在意，说：“只要想一想那些为革命献身的烈士，应该知足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共和国白手起家、重整河山的年代。当时的泰安劳改队管理干部不足百人，账面上的资金只有二十余万元旧币，听起来数字满大，其实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也就是20多块钱，但是需要接收的犯人却是12个县的3143名罪犯。没有住房监舍，没有生产设施，没有管理经验，要把这些犯人在较短的时间里集中起来关押，其难度可想而知。接到任务后，许多同事有畏难情绪，建议再向上级要一些经费和人员。齐林山掷地有声地说：“现在到处都需要人，需要钱，都有困难。怕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他率领从全地区调集起来的近百名同志，走上了监管改造征程。四处奔波，夜以继日，齐林山在短时间内拟出一份包括干部安排使用、收押罪犯的先后次序以及罪犯监舍建设、生产项目开发等方面的筹建方案，提出了先分散关押、积极承揽生产任务、努力自筹资金、打好基础，然后逐步集中、再图发展的实施步骤。就这样，他们迅速组成了泰安、新泰、长清三个管教大队，收押了3000多名犯人，分别从事烧砖制瓦、运输采石等劳动，出色地完成了创建泰安劳改队的任务。当时劳改队里大都是历史反革命犯，主要有国民党党棍、反动军官和中统、军统特务、宪兵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还乡团、地主恶霸等，几乎全是敌我矛盾性质，改造任务十分艰巨。为了实施有效的教育和劳动改造，齐林山及时总结了他们的特点，叫做“一动两不动”，即这些人思想极端反动，但口不动——你对他进行谈话教育，他不开口；身不动——你让他干活，他就偷奸耍滑。针对这种情况，齐林山带领干警们就从“破一动，动两动”入手进行教育和改造。“破一动”就是打破他们的反动世界现，“动两动”就是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方针，通过劳动改造和谈话教育，让他们的手脚动起来。干警们白天带工，组织生产；晚上组织犯人学习，找犯人谈话摸情况，做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是从没有人叫苦喊累的，也没有一个伸手要报酬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带领干部，北上历城、长清，南下汶上、泗水，东去莱芜、新泰，西行肥城、东平，一个县、一个县地集中罪犯。当时没有囚车，调犯都是徒步行走。这是一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没有周密的计划和严密的戒备是根本无法实施的。每次调犯，齐林山都腰挎盒子枪、手拿喊话筒，始终走在调犯队伍的前面。当最后一批犯人集中完毕后，他这个曾经让日伪汉奸谈之色变的硬汉子也病倒了……齐林山在全省公安系统出了名。两年后，泰安地委任命齐林山担任肥城县县长。时任山东省公安厅厅长的刘秉琳知道了这一变动，专门指示说：“这样的干部，对公安、劳改这么熟，怎么能放到地方？让他干劳改更能发挥作用。”组织上又把他从县长位置上调回劳改系统，去创建省少年管教所。放着县长不干，去当一个专门管“坏孩子”的头儿，一般人很难接受。可齐林山毕竟是齐林山，他说：“谁家都有孩子，谁都愿意自己的孩子能学好，有出息。这些孩子学坏了，我们应该把他们管好、带好，这样对国家和家庭都有好处。”山东省少年管教所的驻地是原省第二劳改总队砖瓦窑场的旧址，当齐林山带领着一批干部来到这里时，映入眼帘的竟是一片断壁残墙、破砖烂瓦，不少人打起了退堂鼓，有的甚至把请调报告送到了齐林山同志的办公桌上，看着这一份份请调报告，他陷入了沉思……第二天，他起得很早，在砖窑旁来回踱步，望着满天还没有隐去的星斗，他想起了昔日牺牲了的战友，更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他想，要干好工作，就必须先把同志们的心拢住，让大家从心眼里热爱这项工作。上班的时候到了，当同志们围拢到他身边时，他没有安排任务，只简单的对大家说了句：“今天，我带你们到一个地方去看看。”从七里山到四里山，整整三华里的路程，他一言未发，同志们跟在他身后一路前行，不明就里。当时的四里山还没有建成烈士陵园，三个山坡上，凌乱地埋葬着成千的革命烈士。山风吹来，掀起阵阵松涛，齐林山默默地采下一把把山花、一枝枝松柏放在烈士墓前。同志们望着他的举动，全都明白了，纷纷学着他的样子，采来鲜花、松枝摆放在了烈士墓前……齐林山对干警们讲话：“苏联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叫马卡连柯，他负责改造战争留下的一大批无依无靠的孤儿，也叫少年犯罪者。但是马卡连柯怎么看待他们？他把他们看成是战争的受害者，怀着严父般的爱心，严加管教而又像慈母一样，对他们的行为充满同情和耐心，不嫌其烦地矫正他们身上的缺点。最后，这些‘坏孩子’都被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有的后来还成了卫国战争的英雄。后来，根据这一史实，马卡连柯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教育诗》。马卡连柯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此后，“少教所”有声有色，成为全省的管教典型。齐林山又奉命参与了创建山东省劳动教养所、第十七劳改队、沂蒙生建钢铁厂等单位的工作。不管是在坑洼不平的旧砖窑场里，还是在黄河岸边的荒坡野岭上，他都任劳任怨、忠诚地执行党的劳改政策，为齐鲁大地的劳改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59年初，齐林山调至山东省第十七劳改队担任副队长，在泉城东部的荒山野地摆下了战场。这里所关押的对象大多是历史反革命犯、旧社会的军警宪特人员等等。五大队有个叫曾虎林的罪犯，原系土匪出身，当过国民党军的营长，判刑入监后仍不老实，经常夸口自己枪法好，打过鬼子，不服从管教、不参加劳动。每当干警找他谈话时，他就搬出自己“抗日”的历史，软磨硬抗，令人十分头痛。队长齐林山接到报告后，认为必须彻底打掉他的反动气焰，才能真正接受劳动改造。这天晚上，罪犯按要求分组学习讨论，曾某又在胡吹海嗙地自我吹嘘。齐林山听到了，大步走进监舍，犯人都赶紧站起来打招呼：“齐队长好！”唯独姓曾的还是坐在床边上，歪着脑袋瓜，二郎腿一跷一跷的。齐林山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问道：“曾虎林！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曾某一震，继而故做镇静地答道：“军人。”“军人和军人不同。你是国民党的反动军人，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今天你就是个俘虏。我们不杀你，是党的政策宽大为怀，我们党早在井冈山时期就讲不虐待俘虏，你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整天吹吹唬唬，不服管教不干活！”“老子也是玩枪把子的，不会拿铁锨。”曾虎林的“二虎”劲儿上来了。齐林山轻蔑地逼视着他的眼睛：“行啊！听说你枪法好，这样吧，我这儿有两把枪，明天你一把我一把，五十米开外，你先打我，我再打你。谁打死谁都不偿命，你敢不敢？”一番话如同甩出一块大石头，“砸”得曾某喘不过气来。早就听说齐队长是个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神枪手，拉过队伍当过司令，谁敢跟他比试啊！曾虎林悄悄地出溜下床边，乖乖地蹲在一边，低下头不吭声了……齐林山接着对他说：“咱们拼武力的时代过去了，事实证明你们已经失败了，但信仰对信仰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你别指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再回来了。你只有好好改造，转变世界观，争取重做新人！”第二天，曾虎林老老实实地与其他犯人一样扛着铁锹，走着队列，喊着“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的口号，干活去了。齐林山勇斗老兵痞的故事，迅速传遍整个劳改队，震慑着国民党军警宪特罪犯的心灵。在劳改工作初创时期，押犯成分和心理都十分复杂，在很多情况下，往往需要干警同他们进行人格和意志的较量，真正从气势上镇服他们，从心理上降服他们，从人格上折服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长期受反动思想影响和毒害的冥顽之徒，心服口服地接受改造。第一批从事对犯人监管改造的干警们，大都像齐林山一样当过兵、扛过枪，渡过长江、鸭绿江，打败了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教训过美帝野心狼。他们经过战火的洗礼，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敌人百倍仇恨。虽然对那些属于敌我矛盾的罪犯恨之入骨，可是他们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毫不含糊，严格管教，督促犯人劳动改造，使一大批昔日的对头得以转化，走向新生，走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中。齐林山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一系列监管改造的经验，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后来，第十七劳改队与省监狱合并，从国民党的“模范监狱”旧址搬出来，在济南东郊组建了新的山东省监狱。齐林山当之无愧成为省监狱第一代开拓者，担任副政委。共产党已变成执政党，一个新政权怎样管理监狱？中国人在看，外国人也在看。3、阶级斗争的年代上个世纪的1955年，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和政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统一规范管理济南及周边地区的已决罪犯，经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山东省公安厅监狱。兰俊昌为第一任监狱长。7月1日，正式启用了“山东省监狱公章”。地点就设在济南市历下区正觉寺街163号，正是原国民党“模范监狱”所在地。这是当时全省唯一以“监狱”命名的押犯单位（其他均称劳改队、管教所等等）。日，根据劳改工作需要，山东省公安厅决定省监狱搬迁至济南东郊工业南路省507劳改队（前身是省第十七劳改队）处，并将其并入。这就是现在的山东省监狱所在地，占地面积43万平方米，按中国传统计算办法为600多亩地。文革期间，一度下放济南市管理，称“济南市监狱”，不久改回。1988年，按序列排名为“山东省第一监狱”。十年后又恢复“山东省监狱”名称。建狱之初，一穷二白，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特别是迁址到泉城东郊之后，犹如来到了“东伯利亚”，周围一片荒草坡，乱坟地。在押犯大都是原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等历史反革命和反动会道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行反革命犯，以及其他刑期在十年以上的重要刑事犯。面对着形形色色顽固、凶险、狡诈的敌人，我们的管教人员英勇机智，依据“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强迫罪犯在劳动中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马克思说过：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当时监狱党委根据犯人的特长，办起了服装厂、制鞋厂、木工厂、铁工厂等作坊式的企业，给犯人提供劳动改造的平台。由于用料精、做工好，他们生产的布鞋、服装质量上乘，成为热销货。甚至连省市领导和军区领导都来定制购买。参加劳动的犯人创造了社会价值，同时也在劳动中更新了自我。那时，大部分干警都是从战争年代走来的战士，纪律严明，无私无畏，生活简朴、工作认真。虽说刚刚平息了炮火硝烟，但监狱和改造犯人是一个新生政权必须正视的问题。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沿战士——监狱警察，面对敌我矛盾关系的罪犯，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监狱的首要理念。于是，一系列有关监管犯人的法规条例，也都贯穿着阶级斗争的理念。比如监狱设施均为高高的围墙、带电的铁丝网；入狱服刑的犯人一律剃光头，穿囚衣，面对干警回答问题，要相隔3到5米蹲下；稍有异动，干警随时可使用枪械等等。只许罪犯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在那个年代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们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山东省监狱从五十年代起集中关押着全省的反革命敌对分子、国民党军警宪特、杀人犯、纵火犯、爆炸犯、破坏社会主义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这是一群灵魂扭曲、精神残缺，甚而是丧失人性的人。当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将被捕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属关进了叶卡捷琳堡监狱。1918年7月的一个深夜，看管他们的秘密警察使用机关枪扫射，将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妻子、孩子和仆人集体处决。他们的尸体被泼上硫酸和汽油销毁，残余骨渣被埋藏在一个废弃洞穴中……虽然同样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新中国的监狱却还有另外的一面——建国初期，位于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和北京的功德林监狱，人民政府实行特殊的改造政策——人道主义关怀，不仅教育改造好了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清朝末代皇帝在内的许多历史反革命犯和旧社会的渣滓，而且把数以万计的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守法新人。这种教育人、改造人、造就人的政策，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赢得了各方面的赞扬。许多刑满释放的犯人和他们的家属感激地说：“没有党的劳改政策，就没有我们的新生，就没有我们的光明前途。”“是党的劳改政策挽救了我们的亲人，成全了我们全家。”当时许多国际友人参观省监狱之后，由衷地赞叹：“劳动改造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创造了我们想象不到的奇迹。”甚至表示：“在科技方面，可能你们比我们落后，但在监狱管理方面，我们是真正比你们落后了！你们的行刑方法代表了人类行刑制度的发展方向，完全可以自豪！”1966年以后，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串联、大批判，大江南北陷入了狂热动荡的浪涛中。学生不上课，工厂不开工，干部被批斗，砸烂公检法，整个社会混乱无序。然而，监狱没有乱。尽管在“斗资批修”的大形势下，这里也不可避免地喊口号、表忠心、成立“革委会”，但监狱警察监管改造犯人的那根弦始终紧绷着。外面斗来斗去，大墙内也不平静。虽说国家规定监狱里不能搞运动，但也有个别犯人蠢蠢欲动。“坐在火山口，守着炸药包”，“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两眼一闭，提高警惕。”这些顺口溜形象地说明了监狱警察的辛劳和危险。监管安全是头等大事。曾在山东省监狱当过多年狱政科长的张正民回忆说：“防止罪犯暴乱、行凶、逃跑、破坏是我们长期的重要工作，稍有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恶果和损失。监狱的外围警戒由一个连队负责，还与周围驻地单位建立关系，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情况，布置应对突发事件的各项任务。监狱内部设立内管队，干警昼夜值班，观察了解罪犯的表现和谨防可能发生的问题，使罪犯的一切活动都在干警的控制之下；不允许有放手犯和自由犯，罪犯活动必须联组联号，二人同行，便于监督。对于警戒线外劳动，要制定预防措施，不安全不能出去劳动；每月召开两次会议，实行‘五固定’，定期清查狱内和劳改场所的危险物品，做到防患于未然，见微而知著……”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一句名言：真理之川总是从错误的沟渠中穿过。特殊的年代出现特殊的犯人。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都会往这上面联系，各种名目的“现行反革命犯”不胜枚举。某市一位机关干部，因保留着国外朋友的照片，则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被捕。更为荒唐的是：有个农民通过熟人买了几根雷管，准备采石头盖房，受到高度警觉的革命群众的举报，竟被作为“反革命爆炸犯”抓起来判了刑，进了省监狱。山东省监狱曾经关过一个名叫杨金川的人，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成份问题，其中有句话：“请示给右派和地主富农摘帽，如果这样，毛主席就更伟大了。”信末没有署名。结果被办案人查获，认为“更伟大”的含意是说：“不摘帽，就是不伟大了。”定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匿名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冤枉啊！”杨金川不服，在监狱里多次申诉，请求复查。管教警察也不断帮他向上反映，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全都是徒劳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9年，中央下达了平反冤假错案的五号文件。山东省监狱确定两名党委委员负责，又从各大队抽一名干部，成立了办公室，协助人民法院前来办案。在这一年里，他们组织人员审阅犯人档案1737份，认定416人有疑义，应予复查。先后发给县以上法院建议复查案件函335件，审查转递上诉、申诉书法2025份，派出干部19人到各人民法院联系催办，接待法院来狱提审、重新宣判案件1225人次。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杨金川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重获新生的一天。经认真复查，他的案子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当他拿到释放通知书时，老泪纵横，紧紧握着管教干警的手，说不出一句话来。而那位买炸药准备炸石盖房的农民，同样由狱中干警一边监管他改造，一边帮助他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最后协调法院还他以清白，无罪释放。山东省监狱老一代领导和干警为后来人留下了公平、公正执法的优良传统。4、管人的和被管的昨天已经逝去，但昨天的一切不能忘记。在山东省监狱，我们倾听了一些已经头发花白、离退休多年的老警官的诉说，这是历史的诉说——从十几岁就在省监狱工作的陈克厚说：“谈到山东省监狱的建立，不能不提起梁家庄，这是省第二劳改总队所在地，下设铁工厂，被服厂、制鞋厂等。1955年春天，公安厅准备成立一所监狱，专门用来集中关押重刑犯。因为被服厂和制鞋厂是室内生产，不需要外出劳动，遂决定以这两个厂为依托，在正觉寺街163号建立省监狱。这个院子就是国民党时期山东省政府韩复榘建立的老监狱旧址。干部任命管理直属省人委，因业务上不方便，托管给省公安厅，后省劳改局成立，又委托给省劳改局管理……”满头银发，干过十多年狱政科长的张正民说：“1956年1月，犯人和干部及家属才从梁家庄全部搬迁过来。制鞋车间百十号人，被服车间200来人，其中女犯将近100人，共计300多个罪犯。每人背着自己干活的机器和被褥，其他行李由地排车拉着，干部和公安干警押解，10多里的路程，步行几个小时，到达正觉寺街，安顿好后，马上投入生产劳动。那年过春节，第一任监狱长兰俊昌，秘书边清范，还有几个科长于振东、周厚琏和我等十几个同志在一起聚餐，一桌子有青菜、鱼肉、花生米等。那天我带队，在济南二中礼堂会演节目，寓教于乐，演出不错，我还受到了表扬……”做过干部管理工作的张庆云说：“那个时候的干部有的是一直从事劳改工作的老同志，有的是从部队转业复员的军人，还有一部分是刚从学校里毕业的学生。干部及其家属大多居住在正觉寺街169号家属院内。家属们有的在监狱的两个车间里干些零活，如给被服车间钉扣子，锁扣眼，给制鞋车间缝鞋垫。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干部一个月只有30-40元的工资，所以，做一双鞋虽然只能挣几分钱的报酬，对家里的生活也是一种有效的补贴……”先后在秘书科、生活卫生科工作的老科长成玉民说：“1958年春天，十七劳改队在济南东郊筹建（后与省监狱合并），齐林山同志带队在茂岭山下开山平地，建筑监舍、办公用房。同时准备筹建生建电机厂。上级派我去市城建局咨询，到了那里，见到一个顾问。那时候顾问很少见，很神秘。那人60多岁，秃头。我给他看了介绍信，问他，我们生建厂该怎么建法。他说：你们厂怎么建我不管，但是必须是西南、东北走向的，不能正西正东地建。直到现在，我们监狱的狱墙仍是斜的……”从事过十七劳改队基建工作的蔡积玉老人回忆道：“建立初期没有院墙，只是用铁皮缠绕一圈，隔一段距离用竹竿插上一个小红旗，作为警戒线。1959年才安上铁丝网。到了1962年老监狱合过来，仍然是以铁蒺藜木桩为界。1963年经劳改局批准，开始建狱墙。先从茂岭山上采石头解决建筑石料。干部带领犯人开山破石，再开采运回。当时，一个干部带着六辆胶轮大地排车，每辆车上运两吨石块，车上有八个犯人，六个正套，两个帮辕。那个时候，张志正是最早的带车队长。他腰上别着匣子枪，个子小，犯人搬起石头走，他在后面一路小跑。石头搬上了车，上坡时，犯人喊起自己编的劳动号子‘好来来喂—好来来喂—’回想起来，那种场面真是热火朝天啊！”伴随山东省第十七劳改队走来的王春功说：“十七劳建立当年，从省内其他劳改单位调来干部50多名，而犯人有500多名。为了临时安置犯人，在现办公楼位置，挖了一条东西100多米长的大沟，沟上搭上瓦顶，用来挡风遮雨。从1959年起，犯人的住宿条件开始改善，陆续住上监室楼。1962年以前，干部工人大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家属都寄居在丁家庄、七里河村里。只有少部分住进了1959年盖起的一栋简易宿舍楼……”长期从事犯罪教育工作的老同志吕东方说：“集训是当时一种很有效的改造罪犯思想的方法，尤其是对改造历史反革命犯。1963年，省劳改局副局长慕思荣带领教育处长杨全信、科长金明，五一劳改队教育科长姜绪贞和我，在省监狱举办重刑犯集训班。共集训了48个犯人，都是原国民党的重要干部、官员、军统特务等。集中学习了两到三个月，我们四个人在慕局长领导下编了四个组，一人带一个组，集中上课，再分开讨论。教材由干部自己根据当时每个小组的押犯情况和时事编写，主要目的是促使他们认罪，教育他们形成三观：即认罪观、守法观和劳动观。让其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面貌，回忆过去的罪行，老实改造。当时省厅不断下发改造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经验材料，其中包括对末代皇帝溥仪的改造情况，我们学习借鉴，效果不错。”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一等伤残军人、转业来到省监狱的孙日成说：“现在四监区就是原来关押反革命犯的车间。在那次清理中，不够罪行的罪犯该撤就撤，该放就放。有个生产队长杀个牛就判了刑；还有个原机床二厂的工人，偷了根电线，就来劳动改造了。这些情况在清理中都做了相应的处理。反革命犯人，改造态度好的可以减刑，不好的作为重点对象进行改造。过去搞生产，干部加班有加班费，罪犯加班，伙房就给下点面条，后来不下面条了，把钱领出来买高价的小饼，买点肉，吃了以后，罪犯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一根五百千瓦的发电机大轴，原来五个班的工作量两个班就能完成。搞形势教育时，我带领罪犯参观百货大楼、参观牛旺庄生产大队，都起到了教育作用……”老狱政科长张正民清晰地记得关押改造外籍罪犯的情景：“在正觉寺老监狱的最深处，有一个独立院落，关押过一批批不同国籍的外籍犯。有日本的、南朝鲜的、俄罗斯的。单独居住，一人一个房间。他们饭食自做，供给标准比其他罪犯高，同时为他们配备翻译，不安排他们劳动，每天学习为主。外籍犯所犯罪行大都是间谍罪，刑期一般都在十年以上。文革期间把外籍犯全部释放回国，我记得最后一名外籍犯是南朝鲜人：从海阳登陆的特务任龙仁。对外籍犯的管理教育是省公安厅一处一科直接领导、具体管理，生活上则是我们负责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通过教育管理，启发觉悟，转变思想，变与我为敌为与我为善，释放回国后，不再敌视我们，还到处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劳动生产是改造罪犯的手段和载体，山东省监狱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组织罪犯从事制鞋、做服装、五金件、电机等等，对外分别称为生建鞋服厂、生建电机厂。负责过监狱生产工作的老人陈希俊说：“从建厂到1965年，我们生产过很多产品，从鞋服、五金用品、汽车配件、到变压器、暖气片，甚至汽车，经历了一系列的艰苦探索。1959年正式生产发电机，第一台用的是废铁皮，那时购不到矽钢片，只能用火把铁皮烧软了再仔细敲平来代替。那台整整做了半年，之后又做了50多台八千瓦的发电机，一直受到用户好评。”“是这样。”吕东方老人插上说：“当时，生产管理科下面还有副业队、农业队、都是老弱病残的犯人，主要负责种菜、种果树、养猪、养鸡等。年初，车间比较少，有二百多亩是空地。那个时候干部要领着罪犯种菜种地，必须掌握一定农业生产技术。我们从头学起，到省图书馆抄了三大本有关农业技术的资料，回来加班加点地学习，把农副业生产搞得挺红火。”当过多年技术员、工程师的陈树田说：“我们生产过蜗轮、蜗杆，汽车总成等汽车配件。到了1965年就想搞汽车，生产212北京吉普车的发动机。监狱政委阎中岳同志去北京八厂要图纸，他们不给，要八机部批准才行。最后还是放弃了。直到1966年2月机械部开会，当时山东有三个单位参加，除了我们，还有济南电机厂和青岛汽轮机厂。会议上内定我们年底生产小型汽轮发电机，从那时一直发展到今天……”岁月是一条河，老人们的回忆是闪光的浪花。1963年9月，为了加强山东省监狱的领导力量，省公安厅特意将原菏泽地区政法部长、省劳改局党委委员阎中岳调来任政委兼党委书记、齐林山任副政委兼党委副书记，原政委赵强改任监狱长。阎中岳主管省监狱的全面工作，齐林山负责监管改造，赵强分管行政事务。与我们整个国家的形势相同，这是省监狱的改造罪犯、队伍建设和监狱经济走向正规、奠定坚实基础的一个时期。国民经济在经历了三年天灾人祸的困难之后，逐渐恢复起来；通过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整个社会充满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风气。监狱建设也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监狱党员代表大会，组成了山东省监狱党委。——经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山东省劳改局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共青团山东省监狱委员会。——修建起了正规的监狱狱墙、电网、大门、二门、岗楼、犯人接见室、就业人员宿舍等设施。——邀请全国劳动模范和爱国华侨人士来给犯人和就业人员作报告。——组织犯人分批分期出去参观农业生产大队、济南城市建设……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举国上下各条战线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之际，一场史无前例但愿也无后例的“大动乱”降临了。先是“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海瑞罢官”、“破四旧立四新”等等，继而形成祸乱全国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黑白不分，人妖颠倒，乱哄哄， 你方唱罢我登场。昨日座上客，今天阶下囚。造不完的反，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搞不完的审查流不完的泪……那是一段不堪回首却必须回首的年代。监狱没有例外。除了基层干警严管犯人，没有出现骚乱以外，山东省监狱部分群众起来造反，组织了“联合夺权委员会”，由派头头孔某某、吕某某带领夺了监狱机关的党政财文大权。原领导班子靠边站，政委阎中岳、副政委齐林山、副监狱长魏青山等人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惨遭批斗迫害。由于这三位领导人名字都与山有关，造反派宣称要搬掉“三座大山”。本来是监管犯人的人民警察、领导干部，却成了被关牛棚的“犯人”，甚至比那些判了刑的真犯人还要凄惨。因为文革中规定不准冲击监狱，里边生活反而显得安定安全。所谓“牛棚”则比监舍条件差远了，集中关在破旧仓库里，透风漏气，蚊虫叮咬。最难以承受的，是随时捏造罪名拖出去严加审讯、严刑拷打。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说过：“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与野蛮的兽类一样。”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法律已被抛弃在一边，一部分身穿警服的人也突然改变了面孔。他们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匠心独具”，在胶皮管子里装进沙子，专打人的肝胆部位，让你既痛苦万分，外表还看不出伤来。或者将人捆绑在长条凳子上，脱掉鞋袜，拿铁刷子挠脚心，折磨得“走资派”痛不欲生。被打者大都是过去的老领导、老革命，而打人者有些则是他们培养的部下。似乎为了显示自己更加革命，比其他人表现得更凶狠无情。还有个别干部，说自己早就受到了走资派迫害，站出来反戈一击，成为被结合的对象，变本加厉地对待过去的同事。“文革”掀开了人性恶的潘多拉盒子，把最丑陋最狠毒的魔鬼放了出来。齐林山因为坚持原则、不惧淫威、不怕诬陷，更是遭到多次凶狠的毒打。那一年夏天，他的两个儿子遵母亲所命，给关在“牛棚”的父亲送去一些衣物，其中有一条制式裤头。不几天再去换洗时，竟变得斑驳破碎血迹斑斑，分明是被人硬硬打烂的。“文革”后期，孩子们曾多次问父亲谁曾打过他。齐林山总是避而不答。问得多了，他就说：“那个年代是特殊时期，尤其一些年轻人，头脑简单，易于冲动，就是办了一些错事，也不要抓住不放，还是让他们自我反思吧。”疯狂的1968年5月，原办公室副主任刘汀波实在受不了派头头们的血腥殴打和人格污辱，乘人不备上吊自杀了。曾是监狱一把手的阎中岳政委也感到前途一片黑暗，试图用刀片割脉自杀。当过八路军团长的齐林山意志坚强，性格刚毅，制止道：“老阎，咱们都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见过大风大浪，哪能过不去这个坎？决不能死！”“老齐啊，他们颠倒黑白，没有人性，没什么希望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咬紧牙关闯过去，我就不信天没有亮的时候。”后来，造反派批斗累了，就近处理，把“走资派”们赶去与监狱犯人们一同干活劳改。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曾经监管罪犯的监狱政委、监狱长却与服刑的罪犯们为伍了。可是，受到过党的宽大政策恩惠的罪犯却比曾经的“同志”有良心，并没有落井下石，还知道照顾这些老干部们。冰天雪地时节，造反派把他们派去上山拉石头。齐林山身高体壮，负责驾辕，阎中岳、魏青山等人则拉帮套。下山的时候，路上的积雪变成了薄冰，滑溜溜的，一车的石头十分沉重，稍微不小心，就会像脱缰的野马冲下去，拉车的人非死即伤。可见派头头们的险恶用心。好在齐林山他们胆大心细，像风浪中的船老大牢牢掌稳舵，才没有出大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68年下半年，窃取监狱革委会主任的派头头吕某某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竟在犯人中间制造了一起所谓的“反革命暴动集团”案，说犯人准备与走资派结合起来越狱，因为齐林山、阎中岳等人都曾经带领游击队打过鬼子，有经验。为此，他们把“反革命暴动”的帽子扣在老干部头上，大搞刑讯逼供，企图屈打成招。然而，那些多是国民党军警宪特的犯人，只是政治信仰不同走错了路，人格上并不低下，没有昧着良心说话。“说！是不是那些老家伙儿指使你们干的？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暴动？”“我不能睁着眼说瞎话。没人指使，也没人想暴动啊……”啪！一掌抽过去：“不说实话，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打！”棍棒皮鞭雨点般打下来。“啊！啊……”一阵阵惨叫让人不寒而栗：“就是打死我，没有就是没有啊！”整整清查了半年时间，受审挨打的犯人竟有400人之多，直接打死了三人，被逼自杀的六人，严重致残的十八人，也没有弄出什么证据来。一年后，由山东省监狱军管组查明这是一起假案。始作俑者派头头吕某某受到了应有的处分，另一个直接参与刑讯逼供的派头头张某某也被法律惩办。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蕾。中共中央“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下达了，山东省混乱无序的局面得到整顿，劳改系统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批示，监狱工作逐渐恢复正常。1970年，山东省监狱被移交给济南市革委会公安机关军管会管理，改名为“济南市监狱”。1972年又转交给省革委会公安机关，仍称“山东省监狱”。此后，军管组撤出，恢复监狱机关共产党员的组织生活，曾被打倒的老干部解放出来，官复原职。1973年7月建立中共山东省监狱核心领导小组，阎中岳任组长、齐林山等人任副组长。他们没有时间顾及个人恩怨，立即风尘仆仆投入到繁忙的整顿工作中去。分管监管改造的齐林山像过去一样，每天都要到监狱里去检查巡视，依然是正确执行党的改造政策，严格而又富有人情味。许多关押多年的老犯人见到他，竟激动地齐刷刷跪下：“真共产党回来了！老政委回来了！”日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一条重要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这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在押战犯集中到大食堂听广播，当听到“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消息时，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活着出去，顿时爆发出一片欢呼。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大会，宣布特赦名单，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被特赦人员心情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这次特赦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进行的。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予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3月23日下午，北京饭店大厅灯火通明，喜气洋洋。293名从抚顺、济南、西安、北京被特赦释放的人员全来了，他们身上穿着新的蓝色的军便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参加接见和宴会的除中央、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外，还有前6批特赦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杜聿明等，李仙洲也特地从山东赶来。叶剑英元帅、华国锋、吴德和政协副主席茅盾、最高法院院长江华步入会议厅，特赦人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万分激动。叶剑英代表中央在会上讲话，重申了党和政府的政策。他说：“被特赦释放的人员在北京可以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访问，……你们熟悉旧社会，你们可以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对比一下两种社会，两种制度。”会议气氛庄严、热烈，场面动人，催人泪下。原国民党军兵团司令黄维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说：“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又在公安部“关于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情况报告”上批示：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转业的，转别地就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当天就批转公安部照办执行。还是由华国锋召开公安部会议贯彻落实，对准备释放和转业安置的对象，进一步核实材料，依法提出建议，按照先省、将级，后县、团级的步骤，分期分批释放、安置。日到18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宽大释放大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全部宽大释放。至此，包括山东省监狱在内的全国监狱、劳改队关押的原国民党战犯和党政军特人员，即历史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释放完毕。这就等于公开宣告了大规模暴风雨式的阶级斗争，以及监管改造战线上的敌我矛盾结束了。5、华岗校长的沉浮命运走进林荫掩映的山东大学校园，在邵逸夫科学馆前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尊高大的大理石雕像：一位风度儒雅、身穿中山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人。他一只手举在胸前，一只手背在身后，仿佛还在讲课似的。雕像底座上刻着两个大字：华岗。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大学首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华岗同志，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学者、教育家。他的生命在大理石中获得了永生。他默默站在阳光下，气宇轩昂，一派学者的风范。可谁能想到：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年，竟然是在山东省监狱度过的……这是一段久远而又撼人心魄的故事。华岗原名华延年、华少峰，浙江省龙游县人，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在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他不仅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也是一位勤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和社会科学家，是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他一生在革命实践和学术研究上都有很大的成绩，为新中国诞生和学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2年9月，党中央任命华岗为满洲特委书记。他化名刘少陵，在由上海出发到东北赴任途中，因护送的交通员被特务跟踪，与其一起在青岛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审讯，华岗坚决不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保守了党的机密。结果，他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判了五年徒刑，关押在济南的山东监狱。在狱中，他和任作民（被捕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等同志一起，团结全体政治犯，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出狱后，仍然一如既往地投身革命工作。建国初期，原在济南的山东大学迁到青岛，与青岛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大学，华岗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兼党委书记。以后，他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哲学研究》编委等职务。此时，同他一起工作的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都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史专家，教务长、总务长和各院院长，也都是知名教授，富有办学经验。凡是学校的重大事项，华岗校长都与他们共同商量，一起做出决定。比如创办《文史哲》杂志，主张学术上各抒己见，广泛讨论。他还深入院系，与教师共同研究课程改革，为文科学生讲授业务课。学校在这一时期出现一派生气蓬勃和兴旺发达的景象，被称为是山东大学建校以来的“黄金时代”。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华岗年富力强、精神充沛，运用他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为党和人民做更多工作的时候，却突然意外地遭受诬陷，锒铛入狱。1955年，在全国开展“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中，华岗被错认为与胡风有关系。同时，山东党内开展了对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斗争，华岗因过去和向明一起坐过牢而受到牵连，竟无端地成了这个“集团”的成员。这年8月，华岗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送往北京隔离审查。整整审查了10年，始终没有查清他的“罪证”，最后还是硬加上了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7年，送往济南山东省监狱关押。仿佛冥冥中有谁写下了悲剧的剧本：华岗两次都是在青岛被捕，并且均被送进了济南的山东省监狱服刑。不同的是：相隔20多年，一个是为人民求解放、身陷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一个是蒙冤受屈、落难在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红色政权手中。只不过如今的山东省监狱是以人为本的模范监狱，给他不幸的晚年带来些许的安慰……1965年11月，华岗再次转到山东省监狱服刑，刚过60岁，却已步履蹒跚，形容憔悴。他的遭遇引起了干警们的关注和同情。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干警们没有歧视他，尽量在生活上给他特殊的照顾：为他在生产区内单独安排了一个小院，内有两间平房，一个厕所，室内设有桌椅、木床、火炉等生活用具，每月生活费50元，一日三餐吃监狱机关食堂的饭，由专人打饭、送水。考虑到他患有高血压、胃溃疡等疾病，监狱时常为他检查身体，提供药物，并且发给大米、面条，准许其在自己住处做饭。对于这个新的生活环境——虽说是监狱，但没有是罪犯的感觉，华岗十分满意。加之回到了山东，离青岛家人近了，通信也方便了，解了他多年来思亲挂家之苦，精神上得到了放松，身体也渐渐好了起来。闲暇之际，他就散步活动身体、整理院子，提水浇浇院里的花花草草。一个人落难了，立刻就会出现“门前冷落车马稀”，唯有真正的亲人永远不离不弃，带给你力量和希望。监狱工作人员深知这一点，等到华岗安顿下来，便多方联系他的亲人。不久，他在山东大学上学的二女儿前来看望父亲来了，给华岗极大的安慰。1966年春节，妻子也专程从青岛来见华岗。监狱方面破例允许她住进华岗的小院，夫妇俩守着暖和的煤炉，包着水饺，度过了一个难得的快乐的春节。几年不见，妻子看到曾经年富力强的华岗被“冤案”折磨得憔悴不堪，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老华，命运对你太不公了……”坚强而乐观的华岗拿出手帕递给妻子，说：“没什么。我一生无愧于党，历史将为我做出公正的结论。好在这里的同志对我很好，你就放心吧！”十年隔离监禁，使华岗几乎与世隔绝，这让一直战斗在政坛、教育界的“学者战士”无法忍受。来到山东省监狱后，环境相对宽松了，他提出“想到社会上去看一看。”经过有关部门慎重研究，答应了他的要求。日，在两名干警陪同下，华岗走了济南街头，沿着大观园、人民商场、百货大楼、趵突泉一路走来，参观游览，新的生活新的景象令他兴奋不已，连声称赞：“好啊，济南变化真大！马路宽了，楼房多了……”回到监舍，仍然意犹未尽，挥笔写下了自己的感怀：“瞻别十一载，耳目为之一新，市场上的产品十分丰富，沿途看到不少新鲜事物，大有回到人间之感。”作为一名学者，身体自由受到了一定限制，可他的思想仍在无限的天际间飞翔，从未放弃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对真理、科学和美的探求。山东省监狱提供了单独小院，照顾他不用劳动，允许看书读报，并且专门订阅了《红旗》、《新建设》、《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等报刊，配发了《毛泽东选集（甲种本）》，购买了《我的前半生》、《红岩》、《王若飞在狱中》等书。华岗如鱼得水，那一度被遏制的“思考和写作”，重又展开了翅膀。“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如此诗句，是华岗在监狱期间真实状态的写照。因严格规定不准许写有关政治方面的文章，他就写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史方面的论著；不准许用钢笔写，他就用毛笔写。他本来眼睛高度近视，被隔离关押多年，度数逐渐加深，读书和写字越来越吃力。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陆续写出了《规律论》、《美学论要》、《科学的分类》、《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近百万字的文稿。这是他晚年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为国家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期间，正是文革动乱的年代，社会上批斗打砸之风山呼海啸，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惨遭厄运，甚至被迫害至死。可在严格执行政策和富有正义感的山东省监狱里，却似乎是一个避风的港湾，蒙冤的犯人们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华岗因祸得福，躲过了又一次劫难。1970年3月，他刑满就业了，分配到五中队饲养家畜，仍然留在省监狱里。他高兴地说：“这是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一定尽力去做好。”然而，由于年高体弱，加之多年关押造成的身心损害，到了年底，华岗病倒在床，失去了自理能力，监狱安排专门人员予以照料，后又送他回青岛家中养病了。一年后，病情稍有好转，华岗又返回济南省监狱来。整整七度春秋，他在此度过了相对平静的生活，与关心照顾他的监狱领导和干警感情深厚。他已经习惯这里的一切了。毕竟身体大不如前，不久他再次发病，干警们连忙把他送进了济南市中心医院。日凌晨，命运多舛的华岗突发脑溢血溘然离世，享年69岁。身边只有省监狱干警日夜相守、端水送饭。弥留之际，他留下了一句话：“历史将证明我是清白的。谢谢你们，谢谢……”此外，他还留下了两麻袋写得密密麻麻的文稿——那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思考……畸形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华岗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他无罪。5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华岗同志的党籍和政治名誉。7月5日，省委在济南英雄山烈土陵园为华岗同志举行隆重平反昭雪追悼大会。悼词对华岗同志的一生做出了正确的评价，肯定他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工作兢兢业业，对人民无限热爱，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可是，这一切来得太晚了，华岗校长已经听不到、看不到了。他凝固成山东大学校园里的一尊大理石雕像。在距离这里不足三公里的地方，就是他晚年生活过七年的山东省监狱。他的双目深邃，眺望远方。他是在透过历史的尘埃，寻觅当年身着警服，头顶国徽，给他最后的人生以真诚关爱的好人们吗？6、作家之眸看监狱在山东省监狱监狱机关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第一次走进了大墙之内。六十年一个甲子。六十年艰苦创业、团结拼搏，六十年栉风沐雨、春华秋实。泰山南北的监狱警察赤诚为国、无私奉献，在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与减少犯罪等方面，做出了非凡业绩，永载史册。在跨过监狱沉重的大铁门之前，我们心存忐忑，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监狱景象一一闪过眼前：铁窗、镣铐、酷刑、血腥，阴森的监舍，粗陋的饭食，犯人间的暴力斗殴、越狱与反越狱，狱警冷酷的目光……即使在新中国的监狱里，犯人也是一律剃光头，囚衣编号，见人必称“政府”。钱钟书的名著《围城》这样为婚姻定义：站在城外的人想进去，围在城里的人却想出来。监狱也是座围城，只不过里边的人都想出来，外面的人却都不想进去，因而极少有人真正了解一个现代化监狱。我们走向厚厚的铁门，走进了一个神秘的世界——谁知，高墙内的天地，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惊讶：第一个惊讶是，当我们怀着猜疑、紧张的复杂心情，走进有着高墙电网、铁门岗楼，法度森严的监狱后，眼前的景象完全颠覆了以前的想象，这里不仅不像监狱，更像一座工厂、一所学校，处处透着文明和谐的气息。规划整齐，道路宽整，树木成荫，花开如春，喷泉假山，各成一景，偌大的院子几乎看不到闲走的人影，更找不到卫生死角，只见一群悠闲的广场鸽从别致的塔楼式窝巢中飞出，时而在天空中翱翔，时而在茂密的草地上觅食。正行进间，忽然一只胖乎乎的小花猫懒懒地横卧在道路中间，“咪、咪”叫着阻住了去路。当我们正为眼前和谐的情致所惊诧时，监狱的同志告诉我们，为了保持生态平衡，他们都在狱内的树上安放了特制的鸟笼，让各种小鸟在这里居住繁衍。一个监狱居然有这样的人文情怀，真是让人眼界大开。第二个惊讶是，这里的宿舍、食堂、医院、超市等生活设施完善齐备，教室、学习室、图书室、阅览室、微机室、活动室等教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监区的大院里竟然还有足球场、篮球场和双杠、单杠等运动器械。陪同的殷警官说：监狱里为犯人们成立了足球、书法、象棋、读书等十一个协会，每天犯人都有体育活动，每周都有各种项目的比赛。犯人们在这里可以按照爱好自由的活动。打造这样的环境，完全是为了帮助罪犯除掉暴戾之气，陶冶良好情操。第三个惊讶是，当我们顺路走进犯人伙房时，看到担任炊事员的都是犯人，有的在蒸馒头，有的手扬菜刀在剁排骨。“馒头可以随便吃吗？”“管饱了吃。我们进了最好的馒头机，蒸出的馒头可好吃了。”“经常这样有排骨吃吗？”“这已经是平常菜了。”更使我们吃惊的是，在十几名挥刀弄铲的犯人旁边，竟然只有一名不带任何警械的干警。殷警官陪同我们走过时，他们既没有喊“报告政府”，更没有下蹲低头。而在亲情会见室里，我们看到为犯人家属等候会见特意安置了了一排排金属椅，犹如医院的候诊区。据说到寒冷的冬天，还会放上棉垫子。第四个惊讶是，当我们走进罪犯居住的监室后，一点儿也没有开始时的恐惧和压抑。每间监室都安放着6张上下铺铁床，一床床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如刀切豆腐块一样齐整。所有物品都摆放得井然有序，毛巾、刷牙缸一条线，就连牙刷都朝着一个方向。洁白的墙上悬挂着各种劝人向好、激励人生的名家名言，明净的地上摆养着各种花草，有的监舍还养着各色观赏鱼。笔者都是军人出身，看到这里感觉好像军营似的，有的甚至比军营还有创新。走出监室，在宽绰的活动大厅，有一个“记分公示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面对我们的疑问，殷警官说，这是罪犯百分考核公示栏，每个犯人的日常表现得分都通过这个公示栏显示出来，改造表现好的都可以得分，分多了就可以受到表扬、记功，直至报呈法院裁定减刑。这样的做法是，执法公开透明。既便于罪犯的相互监督，又有利于激励犯人改造。当我们离开监舍的时候，看到走廊墙壁上挂着一个个造型各异的镜框，许多伟大思想家的身影陪伴在这里：*当你背向太阳的时候，你只看到自己的影子。*愤怒从愚蠢开始，以懊悔而告终。*最值得珍惜的事，莫过于一天的价值。*学会求知，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共处。*自尊不是轻心，自信不是自满。*独立不是孤立。*宽恕别人是一种高贵的行为。*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监狱吗？这分明是一所学校啊！创立了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哲学家黑格尔，曾从法理上分析了犯罪与刑罚的本质，提出了“法律报应说”。他认为：犯罪是对法律的否定，而刑罚是对犯罪的否定。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而体现了正义的价值。报应主义强调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必然联系，即犯罪为因，刑法为果，刑罚的正当性建立在犯罪人应得的基础上。而中国几千年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在实用着“中国式的法律报应说”。自商朝以来就有记载关于对犯人、犯官所施以的种种酷刑：走炮烙、剁肉酱。谏议大夫比干被商纣王活活摘心；秦国商秧变法遭到利益集团阻挠被五马车裂；法家李斯在秦始皇殁后，秦二世胡亥将这位丞相腰斩；汉朝韩信开国功高，汉高祖刘邦赐其免死牌，“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刀刃不死”，吕后诬其谋反，令人用麻袋套住他，不见天不见地，让人用竹刀乱刺至死；抗金英雄岳飞更是遭秦桧陷害治罪，用麻胶粘身活活剥皮；抵御清军不得入关的明朝功臣袁崇焕，竟被敌人使用反间计，偏执的崇祯帝听信奸臣谗言，下令用利刃割肉“凌迟死”。其他诸如水毙、赐毒酒、诛杀九族等等，各种惩罚形式多达上千种之多。严格地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统治下，法律不过是帝王手中的一块魔方，他们可依自己的意志任意玩弄。“法律报应”，在他们那里就是统治者用报复主义、恐吓主义，杀一儆百，用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排除异己，伤害忠良，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已。那时的监狱不过是剥夺被统治者的人身权利、自由，乃至生命的羁押场所。比黑格尔更早的西方法学家孟德斯鸠，在他的《法的精神》中论述了奴隶制的东方形态。他说：“奴隶制精神统治的亚洲，绝没有被消灭过。而且在那个地方的全部历史中，哪怕是唯一一点可以显示自由精神的痕迹都不存在。”岂止是东方？在欧洲的中世纪，宗教掌控了法律，“神的意志”剥夺了人的权利。宗教法庭宣判了几百万人的死刑。著名科学家哥白尼和伽利略都是被冠以亵渎上帝的罪名，以最残酷的行刑手段处死的。后来，法学家们认识到，监狱作为以监禁手段剥夺人身自由的行刑方式，单纯的监禁、隔离和迫害，并不能有效地解决预防犯罪问题和承担起改造罪犯的使命。因此，18世纪的刑事古典学派的思想家们在倡导公开、公正和人道的刑罚的同时，也主张改革监禁刑的执行方式。正如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所说的：“监狱不是先剥夺自由的功能，然后再增添了教养的技术功能。它从一开始就是负有附加教养任务的‘合法拘留’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在法律体系中剥夺自由以改造人的机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楼。上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囚室，每个囚室都是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小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瞭望楼相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这是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刑罚改革的倡导者边沁设计的“全景敞式”监狱。这种新型建筑不仅表现了预防和威慑成为刑法的核心价值，使剥夺自由的监禁成为人类对待犯人从野蛮的屠杀、酷刑走向文明的主要措施，而且还构成一种新的惩罚权力运行机制。通过持续的监视与控制、严格的纪律和考核，使其成为改造行为、规训犯罪者的矫正机构。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现代化监狱建筑的形态，都与边沁的描述相差无几。但是，由于各国统治者的意志的不同，这些高墙里发生的故事也各不相同。两千多年前的哲人柏拉图说过：“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野兽一样。”这是因为“人类的本性永远倾向于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先行考虑这些，然后才考虑到公正和善德。”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值得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以惩治犯人为主体的监狱到底是什么？它应该用什么样的行刑方式更符合理性？不同社会制度监狱的不同之处和共同之处，又应该怎样去理解？今天，我们有机会走进了当代中国的一所监狱，我们最初所看到的也许只是一些表象。因为人类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眼见未必是实。严酷的真相往往掩盖在美丽的外衣之下。为了探索真谛，我们决心勇敢地走向历史深处、走进大墙内犯人和监管人的心灵深处，去聆听岁月的风铃发出的真切回响……第二章 魔鬼之锤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人的本性，因为唯一真正的危险存在人的本身之中……我们并不了解人类，太不了解了。我们应该研究人的心灵，因为人类自己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瑞士）荣格1、血光中的壮士轰轰烈烈而又荒唐残酷的“文革”结束了。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个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同澎湃的春潮一般拍击着神州大地。监狱管理改造工作与全国各行各业一样，迎来了时代的大转折。从一九七五年全国大特赦、宽赦以来，各地监狱中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及军、警、宪、特人员没有了。这宣告疾风暴雨式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结束了。罪犯的成份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基本是历史反革命和旧社会的渣滓，而现在多是十年动乱中——无法无天、黑白混淆产生的“文盲、流氓加法盲”的刑事罪犯：盗窃、抢劫、强奸、杀人、诈骗等。并且具有年纪轻、性情粗暴、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特点。面对这样的犯人，应该用新的监管改造理念和办法。对反革命的专政结束后，政治专政的职能，转化为刑法执行的职能。监狱由此成为刑法执行的机关。然而，有些地方的监狱管理者却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还是抱着过去对待敌我矛盾那样的心态、用极“左”的眼光看待新时期的新型罪犯群体。“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横眉冷对，动辄训斥，甚而体罚打骂，侮辱犯人的人格。实际上，监狱就像一口巨大的压力锅，如果没有装上减压的安全阀，气压积累到一定程度，超出了极限，就会发生爆炸。1979年夏天，山东省监狱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同行的大案——一大队犯人孙某，原籍山东高密县，长期在河北某地生活，因“投机倒把”和反革命言论罪被刑事拘留，遣回原居住地交群众监管改造。孙某就此成为当地阶级斗争的“活靶子”，经常受到批斗。为逃避监管，他于1971年5月携带一把斧子和全国分省地图外逃，打算找一处深山老林中隐居。逃至山东禹城车站时，因形迹可疑受到公安人员审查。孙某凶相毕露，竟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乱砍，一位民警头部受伤当场晕厥。被抓获后经法院审理，以反革命杀人罪和袭警罪判处无期徒刑，关押进了山东省监狱。本应洗心革面，接受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可孙某却抱有极大的抵触情绪，整天像祥林嫂似的喋喋不休地诉说：“我是冤枉的，判重了……”遗憾的是，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个别管理人员还存有“左”的思维，用管敌人的态度对待他：“一边去。一点也不冤枉你！老实点，好好干活。”监管者的态度会对周围产生影响，同一监区的犯人也都鄙视他、看不起他，常常欺负他。有一次，孙某因琐事与另一犯人发生了争执，扭打在一起。他吃了亏，跑去向管教干警告状：“队长，某某打我。”“打得轻！以后你要还到处胡说八道，还得挨打。”他几次要找分管他的干警诉说，却受到了冷落：“等有空再说吧。”心胸狭窄的孙某变得沉默寡言，对监狱、对社会，对周围的人充满了仇恨，并且企图伺机报复那位经常训斥他的干警，而他的细微变化，也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这年8月17日中午，正是午休时间，省监狱一大队劳改车间里暂时安静下来。副教导员李朝明在办公室里填写《在押劳改犯人一次性调查统计表》。本来这是内勤的工作，可这时内勤值班的干警家里来电话说妻子发高烧了，而表格要的又很急，他左右为难。李朝明得知此情，毫不犹豫地说：“你赶快上医院，看病人要紧。调查表的事我来办。”不料，这一替班，却成为一次残忍的命运“替班”……李朝明是一名优秀的复转军人，经受过解放军大熔炉的锤炼，1968年6月，被选拔到省监狱当上了一名管教干警。他深知：这里虽然没有枪林弹雨，没有硝烟弥漫，但却时时进行着无声的战斗。他好学上进，吃苦耐劳，很快就熟悉了业务，成为监管战线上的行家里手。这个时期，国家政治生活风云变幻：庐山会议，九一三事件，批林批孔等等，社会处于混乱和矛盾之中，被禁锢在大墙内的犯罪分子也波动不安……作为一名管教干部，李朝明尽职尽责，白天盯在劳动现场，晚上深入监室，密切关注犯人的一言一行，有针对性地做犯人的思想工作。一天，李朝明按惯例在车间里巡视，发现被判无期徒刑的张某揣着手四处溜达，立即意识到此人有问题，将他叫到一边谈话：“大家都在劳动，你怎么不参加呢？”谁知对方竟粗鲁地打断说：“队长，你不用讲什么了，我已经申诉了！有了结果再说吧。”李朝明明白该犯入狱以来一直不服，老说政府判重了，多次上交申诉改判材料，并借机抗拒劳改，成了不参加劳动的“申诉油子”。“这样做非常错误！别说你的申诉不一定行，即使改判成有期徒刑，还是有罪的。从法律角度上讲，你现在是一名服刑犯人，就要参加劳动，接受改造！”言之有理，不怒自威。张某不吭气了，老老实实地干活去了。收工后，李朝明又专门找到他谈心，听他复述作案情节，耐心讲解法律规定，表示理解他的心情和申诉的权利。但也教育他多从受害人一方考虑问题，别自以为是。在案件没有变化之前，应该服从管教，创造减刑条件。一次、两次，这样的谈话不知进行了多少次。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此苦口婆心，张某终于主动交代了以申诉为幌子、“过一天玩一天”逃避劳改的想法。他此后积极参加劳动，获得了多次减刑的机会……善于学习总结的李朝明写道：“做人的工作难，做犯人的工作更难。这就要我们坚持政策，讲究策略，……不能感情用事，不能简单粗暴。”这样的干警怎能不受重视呢？1975年，年仅33岁的他被提拔为二大队副政治教导员，是当时省监狱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之一。几年后，李朝明调任一大队副教导员。这是一个条件艰苦、任务繁重的单位，分铸造、锻造和铆焊三个车间，工种累，环境脏，如果穿一件白衣服从东门进去，再从西门出来，衣服就会变成黑灰色的。在押犯290多人，大都是年轻力壮的重刑犯。越是艰苦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李朝明作为大队领导，主要负责监管改造，以百倍的干劲和细致的作风展开了工作。他对犯人既严格又关心，对同志则更是一片赤诚。大家常说：“我们的李教，好人哪！”每当干警碰上急事，他知道了总是一副热心肠：“别着急，我能帮上什么忙吗？要不我替你值班吧。” ……就是这样一个替班的中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不测事件。当时，李朝明刚刚填写完报表，用曲别针别在一起时，突然“砰”地一下，门被撞开了，无期徒刑犯孙某手提一个油漆桶闯了进来。李朝明抬头刚要询问，孙某竟从桶里掏出一把铁锤砸了过来。李朝明敏捷地一闪，咚！铁锤砸在桌子边上，现出碗大的一个坑。如果他此时夺门而出还是可以生还的。不！不！那就不是我们英勇的监狱警察了！罪犯手持凶器，穷凶极恶，绝不能让他再害人！“你给我住手！”李朝明大喝一声，冲上去就要夺锤。可是身材弱小、只有1米6多的他，面对的却是一个高出他一头丧心病狂的预谋杀人犯。几经争夺孙某占了上风，像红了眼睛的恶狼一样抡起铁锤砸向李朝明的头部，鲜血顿时喷涌而出……英雄的监狱警察李朝明，即使倒在地下，仍然死死抱住罪犯的一条腿。已经失去人性的孙某又一次次地挥锤砸下去，竭力挣脱逃跑。李朝明拼尽最后一口气喊道：“抓住他……”一场搏斗争取了时间，人们发现了异常纷纷奔来。孙某扔掉铁锤，三藏两躲，最后逃到了车间顶上。听着一阵阵尖利的警笛，看到手持枪械的干警围拢而来，他意识到自己罪孽沉重、难逃法网，一闭眼跳了下去，当场摔死了。楼下，在那间办公室里，眼含热泪的干警们抱起血泊中的李朝明，他的脸已经变形，也没有了呼吸。监狱长带着哭音命令道：“快送医院，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全力抢救！”然而，噩耗还是传来了：李朝明同志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37岁……“朝明啊，我们的好兄弟啊，你走得太早了……”一句句撕心裂肺的呼喊，令人肝肠寸断……这是一起不应发生的事故。但笔者认为有必要为干警们说几句话：长年累月在刀刃上行走，难免出现意外。人们会在血的教训中及时总结，亡羊补牢。关键是在那种危难情况下，李朝明本来可以逃生，可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监狱警察，面对罪犯的铁锤毫无惧色，而是勇猛地扑上去，阻止其再次伤害别人，并为抓捕赢得了宝贵时间。从这点上说，李朝明副教导员是一名称职的干警、一位真正的英雄！庄严肃穆的追悼大会上，山东省公安厅、监狱局（时称劳改局）的领导们都赶来了，面色凝重、心如刀割。这是一位多么优秀的部下啊！省监狱干警在政委李宗田、监狱长杨永巨、副政委齐林山、刘庆民、副监狱长唐进国、孙贯乙等领导班子成员带领下，依次沉痛而庄严的肃立着。灵堂里，摆放着一具玻璃棺，里边躺着李朝明瘦小的身体，一顶警帽戴在头上，警徽闪亮，变形的面庞被化妆师用棉花填充起来，化了淡妆，依稀还是旧时模样。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正面墙上，悬挂着李朝明的遗像，两旁簇拥着洁白的花圈和花篮，一幅幅白色的挽联长垂下来，上写：“汗洒黄河岸边 战士无悔；血溅历山脚下 英灵长存”、“碧血溅大墙，你为我们死；热泪滚泉城，我们为你哭”……“敬礼！”干警们齐刷刷举起了右手，然后脱帽绕棺一周，在肃穆悲壮的气氛中向昔日战友做最后的告别。李朝明的妻子抱着刚满三岁的女儿哭倒在棺前，已成一个泪人，几名女干警泪流满面上前搀扶着。最让人痛心的是他那还不懂事的女儿，望着躺在那里的爸爸，小手拍打着玻璃棺，不停地叫着：“爸爸……爸爸……快起来啊，你不是答应我去公园玩吗？”“爸爸啊，你别睡了，这里凉，咱回家吧……”铁汉子一样的干警们，一个个再也忍不住了，整个灵堂里哭声一片……他走了，义无反顾地走了，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日，山东省民政厅以鲁民字第82号文件，追认李朝明同志为革命烈士。他的妻子、女儿享受烈属待遇。山东省监狱管理局、省监狱领导和同志们也对烈士的亲属备加关爱呵护，经常看望慰问，尽量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分房、工作等问题上给予优先照顾……2、里程碑式的大转折痛定思痛。这起恶性袭警血案发生在1979年，正是结束了十年动乱、拨乱反正，中国社会刚刚进入转型期之时。它震动了全省、全国公安司法界，擦亮了监狱劳改管教干警的眼睛。人们在深切悼念牺牲在监管改造岗位的李朝明烈士的同时，也在进行深刻的反思：时代变了，犯群变了，改造理念、方法和手段也应相应的变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隶属于国务院公安部的劳改局，组成调研组前往各地监狱、劳改单位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大调查。无疑，经历过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李朝明被袭事件”的山东省监狱成为其中的重点。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调研思考之后，他们深刻地认识到：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和阶级状况的变化，改造对象同五十年代的战犯、敌特相比也有了根本的不同。监狱由政治专政的职能，转为刑罚执行的职能。习惯性思维，会使人出现法律性错误。如今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刑事犯，“文盲、法盲加流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些人既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又是动乱年代、极“左”思潮流毒的受害者，既有盲动性、破坏性的一面，又有可塑性强、易于教育挽救的一面。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决不能用阶级斗争生硬、冷酷的办法对待他们，必须采取新的监管政策和措施。在此基础上，公安部于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简称“八劳”）。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劳改战线上的代表，会聚一起，一连开了22天的大会。会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回顾了建国以来的劳改工作，肯定了成绩，总结了正反两反面的经验，确定了新时期劳改工作的任务，提出了加强劳改工作的措施。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出席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从现在罪犯的矛盾性质看，大量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些人触犯了刑律，犯了法，判了刑，就矛盾的性质来讲，判刑之后还应该当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就是敌我矛盾，毛主席讲过也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对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要像父母对待害了传染病的孩子，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学生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对护理、教育、感化、改造他们。所谓感化，不是当作口头禅空说，而是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做，关心他们的吃、穿、住、健康，学习，组织、帮助他们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等，使他们感到有出路，有前途，是为他们好。”另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也说：“我们一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