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物价
70年代的物价
70年代的物价我在网上神游时看到一篇文章是讲70年代的物价的，摘自如下。 上世纪70年代初在山西大同、榆次，记得物价极其稳定，多少年都不变，但是许多商品是凭票供应。日常用的咸盐、酱油、醋、豆腐都是8分钱一斤。馒头5分一个，烧饼7分一个，红糖月饼一毛一个，以上三种均收粮票2两。猪肉分三级，分别是7毛8、8毛7、9毛4一斤。冬储大白菜每斤5厘到1分。标准粉一斤1毛8分5 。牛奶2毛6一斤。理发也是2毛6。洗澡是5分。 饭店的东西也便宜，白皮面8分一碗，3两粮票，桃花面三毛八一碗，3两粮票，那可是一碗十分好吃的面，一种很大的碗，面是近半尺长的刀拨面，相当于现在半斤面条，上面有一块大约一寸宽二寸长的烧肉、两个炸丸子及调料汤。过油肉、苜蓿肉都是4毛3一盘 。汽水1毛一瓶，冰淇淋1毛5一盘。 后来工作原因去了北京，哪里物价也不高。豆汁3分、米粥3分、卤火烧1毛2一碗，肉包子1毛一个、啤酒1毛一杯。在合成纤维厂食堂，炒素菜5分一个、炒肉菜1毛一个，茶蛋1毛一个，粉肠1毛一段，特别好吃的烧茄子2毛一盘、汆丸子2毛5一碗，小香槟3毛3（退瓶1毛5）一瓶。冰棍3分一根，冰糕5分一根，雪糕1毛一根。 北京的饭店只要是让中国人进去的，价格也完全可以接受。带肉的水饺1块4一斤。全聚德烤鸭8块一只，东风市场（东来顺）涮羊肉2块一盘，考羊肉串2毛一串，莫斯科餐厅奶茶3毛一杯，烤鸭加苹果3块8一份。 那时作者是学徒工，工资是每月23块，加上10块补助，共33块。一般工人一级工33块8，二级工38块5。 很多人一直在怀念以前的物价，其实是怀念错对象了，举例说猪肉那时是7毛8-9毛4一斤，现在了是10-13元一斤，翻了大概17倍。而工资了那时二级工38块5，算是中收入了。如果把工资翻17倍，也才644.5。我想各位看官基本明白了。其实我们应该怀念的是什么了，是那时的房子。评论：1、部队肯定是最好的，政权的基石，政府大院就不用说了，永远都是最好的，其次是国企职工。不过当时所谓的公务员可没现在那么多，以前一个科长就不得了，现在处级干部比站街的还多。估计是现在富了养得起了吧。从老毛到老朱都要搞精兵简政，搞来搞去越搞越多，毛给大家就留了这么个体制，个别人再能耐你也不可能跟整个集团抗衡。2、文革之前也一样。 我就是部队大院长大的（普通的军人子弟，不是高干），虽然没经历过文革之前，但通过观察建筑物的历史和与别人闲聊知道确实是有游泳馆，内参电影院，舞厅，更何况师级以上的都配小车（我只知道北京市这样，别的地方不清楚），而且你要把当时的居住面积、地理位置、户型放到现在来比较的话，那真是一个天价了。3、质量差是九十年代鼓励个体经营的结果,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产品质量是很好的,那个时代的缝纫机用到现在都没有问题!4、很多人一直在怀念以前的物价，其实是怀念错对象了，举例说猪肉那时是7毛8-9毛4一斤，现在了是10-13元一斤，翻了大概17倍。而工资了那时二级工38块5，算是中收入了。如果把工资翻17倍，也才644.5。我想各位看官基本明白了。 ----------------------------------------------------[ 转自铁血社区]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3美圆!每月2美圆! 70年代,提高到:每月二级工38块5=25美圆!____(79年,1美圆=1.4962元人民币) 30年提高了12倍! 按这个速度,到现在,应该是:25X12倍=300美圆=2000元!______这是二级工的,初级工人! 八级车、钳等高级工人，70年代是150多元一月，到现在就是：100X12=1200美圆=8000元人民币！！！ 我想各位看官基本明白了！！！ --------- 70年代，中国GDP的70%是居民消费拉动。 现在不到30%！ &七十年代你什么时候吃过0.12元一碗的卤煮火烧？那个时候，我到西四的延安饭庄去吃过。那时的价格是0.40元一碗，包括底汤及两个火烧。如果你想加量，每增加一个火烧，加人民币0.05元。（1976年时的价格）呵呵，1968年我退伍回来，在水厂工作，虽然是干部编制，拿的工资与二级工相等，48.5元，加上奖金共54元多点。每个月给母亲10元，自己伙食费11元，交给家里25元，还留8元零花钱。山东或许比山西物产丰富？物价好像不比山西贵。出差坐车进城，或者一碗打卤面或者半斤油条，都不到一角五分钱，作早餐不饥不饱，因为工资低再多便舍不得吃。70年代广州的物价：一个悠闲的周末，在朋友家里吃饭，有机会听朋友的父亲谈起20世纪70年代广州的物价，朋友的父母当年都是广州嘉禾广东煤田地质局的，她父亲还拿出一个很旧的笔记本，边说边查看（有的他笔记本没有，只能回忆），原来广州的物价那样便宜，我听到后有些吃惊，就记录下来，写这些文字过程中还打了两个电话核实：食品类：大米0.142/斤、青菜2分钱一斤、猪肉0.79元/斤、火柴2分一盒、盐0.15元/斤、白砂糖0.75元/斤、水果一般是5分到1毛5一斤；海鲜类：大闸蟹0.8元/斤、龙虾2至3元一个（约为0.6至0.8元/斤）、虾0.4元/斤、带鱼0.30元/斤、大黄鱼0.35/斤、塘鱼0.25至0.4元/斤、咸鱼0.25元/斤；生活用品：中挡皮鞋一双4至8元、球鞋1至2元、肥皂0.36元/块、香皂0.3元/块、万金油5分/盒、头痛散2分一包、衣服一套约6元、汗衫一件约8毛；娱乐：看电影5分到1毛/场、看粤剧0.2元/场、听人讲古仔2分钱一场、公园门票2分到5分、划船5分钱、露天游泳池6分/场；饮食：斋汤粉0.1元/碗、带肉片0.2元/碗、冰棍2分一根、冰糕3分一根、雪糕1毛一根、芝麻大饼(咸)2分/只、大饼(甜)3分/只、油条3分一根、淡豆浆2分/碗、咸豆浆2分/碗、甜豆浆3分/碗、阳春面8分/二两一碗、菜汤面1毛5/碗、小馄饨2毛/碗、白皮面8分一碗、汽水8分一瓶、冰淇淋1毛一盘、饭店炒素菜5分一个、炒肉菜1至2毛一个、茶蛋1毛一个、粉肠1毛一段、小香槟3毛3（退瓶1毛5）一瓶；烟、酒：飞马烟0.28元/盒、丰收烟0.27元/盒、大前门烟0.35元/盒、阿尔巴尼亚香烟0.16元/盒、最便宜的电车烟是8分钱一盒、普通白酒6到8毛一瓶、茅台7元一瓶要批条；那时买什么东西大家都很放心，绝对没有假货。应酬费用：请5个人上中等馆子约5至6元、过年给小孩红包1毛至5毛、婚礼红包一般2至5元、走亲戚买礼物每次约1至2元。其他生活费用：小学学费2.5元/学期、中学学费3元/学期、很少幼儿园。理发0.25元/次、寄放自行车2分/次、书籍5分至1元每本、墨水8分/瓶、公交车票价：汽车1至5分钱，电车1至3分钱，公交月票2元(供固定的一个人无限次坐所有市内公车)、寄信本埠4分外地8分，印刷品本埠1.5分外地3分（稿件可当印刷品寄）、公用电话4分/次（不计时），生活电费0.24元/度（工业用电8分钱/度，农业用电4分钱/度）、他们家住单位的平房26平方米，单位每月收房租水电费总共3元左右；婚娶：彩礼一般为一至二百元、一场较热闹的婚宴200元左右（但收的贺礼能补回来）、家庭三大件（单车、手表、缝纫机）合计400元、新娘衣服及其他新家用品约200元，讨个老婆有800元就很风光了。那个时候房是公家的。居家生活费用：当时一个4口之家住在广州，家庭开支40元就很好了，因当时物质都比较匮乏，无法和现在相比，但吃的都是有机食品。整个七十年代物价都很稳定，那时朋友的父亲工资42元/月，母亲的工资36元/月。住广州嘉禾省地质局的房子，坐通勤车到市内越华路广东煤炭厅上班（当年一路上都是田园风光，现在都建房子了），她父母都感到当年的生活很幸福。（有的地方可能不准确、不全面，有知道的帮助补充，也希望看贴的人都谈谈童年的物价，我们就能知道物价的变化趋势）。那时候还没有商品房，住房都是公家的，她家那时住26平方米的平房。通过旧车票看70年代的北京物价北京, 车票, 物价, 长途汽车, 纪念品北京 车票 物价 -文/张大彤 我喜欢收藏各类车票。家里藏着很多旧车票，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有火车票，也有长途汽车票，但最多的是城市公共汽车票。 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收集车票，第一张车票来源于我的叔叔。一次，我叔叔到北京开会，回到家里我问他：北京有哪些好玩的景点？带纪念品回来了吗？叔叔说，这次到北京时间短，没有时间去拍照，也没有买什么纪念品。他摸了摸口袋，掏出一张车票，递给我，算作是纪念品。我接过车票一看，是一张地铁票，如并列的两指大小，由白纸印制，票面中央图案为地铁站的候车站台，上边印有“北京地铁乘车票”、下边为“当日一次有效”的红字，右侧印有票价及编号。我没有见过这样的车票，便将它保留下来。我只听说过地铁，但没有看过，更没有乘坐过，因而有一种好奇心理，很想找个机会去北京亲身体验一下。两年后，我到北京去旅游，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我将此次北京之行的火车票、公共汽车票全部保存起来，留作纪念。 我身处广州，保存最多的自然是广州的公共汽车票。上世纪70年代，广州的公共汽车票没有现在这么贵，市内线路价格最低为四分，最高为一角五分，实行分段收费，近郊线路一般为两角。那时的公共汽车票如中指大小，颜色有红、黄、绿、蓝、黑、紫，五颜六色。除广州市的车票外，其它城市的车票藏量也不少，像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郑州、长沙等地的都有。各地的公共汽车票大同小异，印制最简洁的为昆明的车票，仅有汽车公司名称、票价和编号，而其它城市的往往还有诸如“一次有效，下车作废”、“注意保存，下车收回”等文字。那时的车票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汽车公司多数冠以“人民”两字，如“北京市人民汽车公司”、“杭州市人民交通公司”。最珍贵的要算几张深圳公共汽车票了，上面印着“深圳镇公共汽车”这几个粉红色字样，现在，深圳已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深圳镇”早已成为历史了。 此外，我还收藏有火车票和长途汽车票。过去的火车票不同于现在的软质票，那是又厚又硬的，只有现在火车票的三分之一大小，各地出售的火车票样子基本相同。至于长途汽车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印着固定起始站和终点站的，另一种是随机人工填写后撕取的。这两种均为软纸票。但有一个地方的长途汽车票很特别，那是江苏省的公路汽车客票，是仿照火车票制作的，为硬质厚纸票，大小如火车票，如果不是细心地看，很易误认为火车票。 转贴注:75年我去过北京,当时的地铁就是这个价格你知道6-70年代的社会秩序和物价是怎样的吗？解放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工农群众得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没有的权利，真正的扬眉吐气了。携手革命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喷发出巨大的热情。在科学技术极端落后，基本没有工业基础的情况下，逐步建立了坚实的工业体系，研究出两弹一星，使中华民族真正站立起来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灭了黄赌毒的社会毒瘤。娼妓，赌博，毒品销声匿迹，物价低廉，开始出现老有所养，少有书读，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干群关系融洽，腐败现象少有耳闻，偶尔有个别人伸手，就是数字不大，也会得到应有制裁。呈现出一片祥和气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就是诞生在60年代前期。即使到了60年代后期，正当文革如火如荼，那时许多群众组织大都有武器在手，武装人员个人常带武器在身，但从未听到过有持枪抢劫商店和银行的事件出现。如果住房区一旦遇到盗窃，只要一人发现就一呼百应，齐心围剿。使盗窃者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中，做坏事的人成为过街的老鼠无处藏身。那时国家发展还未到电气化的程度，家庭电器一般家庭还没有，不少的人夏夜在户外避暑睡觉，常夜不闭户，虽然一般人家那时没有什么太贵重的东西，但生活用品还是有的，总也有一些维持日常生活用的钱财，并不耽心有人趁自己睡觉了进屋盗窃。女同志深夜下班回家也不耽心有流氓作案。到了70年代后期虽然也会偶尔出现小偷，那也是不敢明火执仗的干，只能偷偷摸摸的做，因为那时倘若别人知道了，就是不受到法律制裁，但一定会受到人们指责，在平时抬不起头来，因为那种道德威慑力是非常强大的。50年代物价极低，就是60年代的物价也仍然很低，虽然各地有点差异，但基本差不多。当时我地大米质量上等的每斤1毛3-5分，差一点的9分一斤，鸡蛋4分钱左右一个，猪肉按定量7毛左右一斤，蔬菜就更便宜了，一般都是几分钱一斤，白菜1-2分钱一斤，象鳖1元一斤，青蛙2毛多一斤，电影票5分一张，4-6百页一本的小说才1元左右一本，读中学才10元以下一学期，读中专连吃饭都不掏一分钱，交书籍费10来元。读大学也基本由国家包了，毕业后都由国家分配到单位当技术干部，即使你是贫困山区的学子，只要考得上大学，决不会因无钱上不起学。当时工人的住房的费用，40-50平方的一套房子每月只1-2元房费，由于当时子女都有几个，住房还是比较拥挤的，当然城市居民也有一家几口人挤在20来平方的房子里，工人一旦结婚，单位一般会安排住房，虽然房子小，但总有个安身之地。农村生活比工人是要差些，没有工人那么多福利，但有病还可享受合作医疗，能医治一般常见病，而工人一般都有医疗保险，国营工人不论要花多少钱治病都由国家包了。集体企业工人也大部分由国家负担。虽然工资普遍低，但还是能保证基本需求。那时物质是匮乏些，但由于计划分配基本人人平等，70年代年后期就出现了走后门，比较紧张的物质有关系的就能多享受，如排骨等俏货，如认识卖猪肉的人就可以走后门（这个名词也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买到。不过那时虽然物质生活艰苦点，但生活安定。工人不担心会突然失去工作。生病，住房。小孩读书不用发愁。虽然国家也不富裕，却没有拖欠工资的情况出现。我家兄弟姐妹4个，只依靠父亲每月50多元钱维持生活，虽然不宽裕，但也能维持我们兄弟姐妹读书，生活还是过的去。我写这些可能会有人说，你愿意过那种清贫的生活，就回到那个时代去吧！讲这种话的人一定不懂得时代在发展，人们的生活也一定会得到提高，就象古时代的统治者在他那个时代生活一定是最好的，但比起现今的一般人的生活，他还是差远了，我们能享受电视，电话，冰箱。空调，这些皇帝能享受到吗？这并不能说这个皇帝当时生活就不好。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就是好生活。这就是历史事实。在电气化时代要我们退回到电气化以前的时代去，那不是很不合时宜吗？我如实说出这些并不表示我不愿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只是让现在的轻年人了解那个时代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任何时期有它的优点，也存在着不足，那时的确在贫困农村温饱问题还没有全面解决。我们后人就是要坚持好的，改进不足之处。回忆一下70年代末的物价见网上有人贴出六十年代的物价，也回忆一下70年代末的物价. 70年代末10元人民币可以买l70斤大米 (相当长时间大米价格维持在一角四分四立/斤)l14斤猪肉 (七毛几一斤)物价： l小学1学期的学杂费+课本费&3。3元 - 3。7元l棒冰4分，牛奶冰糕5分，豆沙冰糕5分l电影票 ，小学包场& 7分/张 ， 宽银幕的话12分/张。有次学校推销八大样板戏的电影套票五毛，俺零花钱不够，没登记。还被班主任批评觉悟不高。成年人1角五/张。& 很多时候免票，因为解放军军分区大院露天放映。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二十年时间物价内基本没有涨。工资估计也差不多。小学班主任蒋老师常讲的一个故事：有个人生活很困难。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求援，主席果真给他寄了三百元钱。我那时一直不懂的是主席这样有爱心,为什么大家不也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给大家寄钱呢! 三百元是一笔巨款， 能够使一个人一下从贫穷到小康。光有钱不成，在小店买碗面条还得付二两粮票。粮票按使用范围还分市粮票，省粮票，全国粮票。后来到上海上学，发现上海居然还有半两的粮票。上海人民果真精打细算会过日子! 买一些工业品需要工业券。后来又有外汇券看电影是那时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了。 放电影方式分小机子，大机子。 所谓小机子就是一台放映机一个放映员单机放。放完一个拷贝, 全场观众还要无比郁闷的等反映员换拷贝。或者等在同时放映的其它影院的拷贝跑片过来。最不幸的是有时放在中间屏幕上一阵黄光闪过。“烧片了！”有人惊呼.& 放映员打起电筒，大汗淋淋地拼接。有时损失实在太大放映员接不上，观众只好依依不舍的告退。偶尔大机子放，双机连放，兴奋过瘾。&& &-------------------------------------------------现在怀旧， 给将来写回忆录积累点素材吧！&相时而动的生活　大学生“第一笔工资”之变 50年前，一位大学毕业生领到的第一笔工资，是56元整；50年后的今天，这一数字番了几十倍，达数百元甚至几千元不等。我们谨以此文记录建国50年来中国大学生“第一笔工资”之变，用小小的数字展示整个时代的发展进程。上世纪50年代： 工资零头能过一个月 受访者：黄耀明，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大连海运学院本科毕业生，国家交通部内河局长江船舶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黄耀明1955年从大连海运学院驾驶系专业本科毕业之时，正赶上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开始。当时，对中国普通百姓来说，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粮票”的出现。50年代初，我国粮食极度短缺。中央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于是，在中国后来被使用了约40年的“粮票”正式出现。1953年底，北京在全国率先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印发的“面粉购买证”成为北京居民使用得最早的粮票。之后，面票、布票等相继问世。 正在全国计划票证盛行的当口，黄耀明被分配到位于北京市城区的交通部内河局。这个来自广东的50年代的大学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在1955年10月7日这天上午，从机关财务室领取到了他平生的第一次工资，数目是人民币56元。那一年他22岁。 “我当时觉得好多，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钱！”已年近7旬的黄耀明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唏嘘不已。 黄老告诉记者：“拿到钱后我根本就没有多想，第一件事就决定先寄给父母一半，这就去掉了28元。”黄老的父母是广州市民，属于一般家庭，家里的负担还能承受，并不真正需要刚参加工作的儿子寄钱补贴，但黄耀明觉得这是他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当时学校一起分到交通部的还有3位同学，都是和我一样，拿到工资就赶往邮局给家里寄钱，只是多少不同罢了。” 工资剩下的一半28元钱还够开销吗？面对记者的疑问，黄老笑着告诉记者：“信不信由你！第一个月我就只用了8块多钱，算起来也就差不多是我工资的一个零头。” 当时物价便宜是花费不高的重要原因。据黄老介绍，当时大米1斤只要1角2分钱，面粉1角5分，猪肉都是吃供应，肉价只有5角左右。黄老一日三餐吃的机关食堂的菜更是便宜，素菜几分钱一份，荤菜最贵不过2角。油条、馒头、肉包子之类往往1角钱就能吃好一顿早餐。 “就这样的物价消费水平！你说能用多少钱？”黄老非常感慨。 虽然是交通部这样的国家大机关，虽然第一笔工资就“高达”58元，但黄老和他的同事们却没有使用任何电器，既没有手表也没有收音机，这一切都需要资历、需要票证才能买到。黄老的宿舍和办公室与其他人一样，惟一带电的设备就是电灯。到逢年过节，能在部里的组织下，偶尔看上一次电影，就算是最奢侈的开销了，因为电影票2角一张。 黄老的工资很长时间都是56元，10多年间他坚持每个月给父母寄半个月的工资，即便如此，黄老到结婚的时候还攒了一笔够排场的积蓄：“工资和消费水平长时间不变，到结婚成家的时候，我不缺钱。” 上世纪60年代：最大的消费是“积存粮票” 受访者：冯勋伟，1965年华东纺织工学院(现更名上海东华大学)本科毕业，现为博士导师。 冯勋伟1965年从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的时候，所面临的处境与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大相径庭。 冯老向记者回忆，从60年代初，个人口粮定量就开始全面压缩，各地饮食业实行凭票用餐，食油、禽、蛋、肉等严格限量供应，还增发了饼干票、儿童食品补助票等。有过来人这样描述当时的票证使用之广泛：“票据种类繁多，面额毫厘计较，只要你能想到的商品，就会出现相应的票据。有地方还发放过煤球票、冰棍票。油票最小的面额甚至是‘0.25钱’──大约也就是‘一滴’油……” 所以，当时决定留校当教师的冯勋伟非常满意自己的教师工作，因为教师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到各类票证补助。那时候是按级发工资，冯老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是58元5角，“好像是21级，反正就是这么多。”大家拿着这么多工资就发愁：“这么多钱可怎么用啊？”当时的物资真是太匮乏了，你在大街上转悠一天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买！ “我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人！”冯老告诉记者。这位60年代中期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从领第一个月工资开始，就承担起了家庭责任和义务。冯老说的他自己的这一大家人至少有5个左右，基本都没有什么工作，主要靠他的工资来源。 因为物价便宜，也没有额外的花费，“主要就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讲究什么生活质量的那种生活需要。”因此，冯老第一个月的工资在支出所有必须开销以后，还略有节余。因年事久远很多事情记得并不那么清楚了，冯老回忆说：“大概还有个10块钱左右的节余吧。”养活了一家人后，还有10块钱的节余真是不简单。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正是令中国所有40、50年代出生的人都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0、1961)”刚过去的第3年，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储粮情结，普遍的做法是：每月两斤的议价杂粮券绝不会放弃，平时能用杂粮券的尽量用杂粮券，以便省下粮票，想方设法把省级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把零碎粮票换成大额粮票，把旧票换成新票。冯老也不例外，“我把第一个月工资中节省下来的10元钱换了几十斤上海市的粮票。”上世纪70年代：工资没多涨但格外珍惜 受访者：许为国，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华中师范学院毕业，现任湖北省计委某处室处长。 许为国1976年分到省纪委时已经29岁，当时已婚7年，小孩快满5岁。他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2元，标准的行政23级，但这份看似普通的工资对于许为国来说可谓意义重大—它真正宣告许为国完成了“鲤鱼跳农门”的飞跃。对此，许为国有着发自内心的感慨！即便到现在，这位已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处长每年只要一见到新分来的大学生，就会真心实意地说：“你们才是真正的大学生啊！我嘛。半真半假，只能算是‘时代造英雄’。” 许为国是标准的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1972年全国工农兵大学第一次招生，他就被推荐上了。当时的他是湖北黄岗地区(现黄岗市)浠水县马垅镇快活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因为“根红苗正”，公社就层层推荐他到武汉华中师范学院上大学，学的是中文，他当时的水平也就一个初中毕业。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他符合“革命又红又专”的条件。许为国告诉记者：“当时全国山河一片红，只有靠当兵，顶替和靠政治挂帅才能读工农兵大学，1973年甚至还出现了‘白卷英雄张铁生’。”他告诉记者，“一个叫张铁生的农民在工农兵大学的考场上，一开考就交了白卷，可居然还上了北京大学。” 52元钱的工资看似不多，可带给许为国的实惠简直是太多了。因为，他一下子成了真正的国家干部，可以不再种田下地了；他现在可以把老婆孩子从农村接到武汉来了；他能够让父母跟着他这个有出息的儿子来大城市享清福了。 “即便是70年代，生活水平物价水平也都和60年代差不多，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工资的功能就是养家糊口，非常经用。”许为国感慨万千地告诉记者：“惟一不同的是，70年代工农兵出身的这一批大学生对这份工资看得很重，也很珍惜，上大学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真是时代给予的意外收获，离开穷山恶水的农村，能吃上国家饭拿到一份稳定的工资真是感到喜从天降啊！” 动荡的年代，停滞的生活 50、60、70，这三个年代，是中国建国以后非常特殊的三个历史时期，发生了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诸多深远影响国际国内的大事，但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比较缓慢，这种状况几乎持续了整整30年。 20世纪50年代初，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与此同时，国家实行了第二次全国工资改革，此后不仅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由国家直接管理。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分配到各企事业单位的10来万大学生的工资基本都是相差无几，一般第一个月都在行政21级到23级之间，十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明显的变动。那时侯，中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月工资也仅在30元至60元之间，这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的大学生属于真正的高收入阶层。 这三个年代的消费水平和物价水平所遵循的共同特点是：物资匮乏，老百姓用工资满足基本生活所需，长年累月吃计划供应，以粮票为主的票证供应制度主导和反映了那三个时代的主流消费水平。上世纪80年代：打破30年的沉寂 受访者：邹运东，1983年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现供职阳朔教育局。 邹运东在了解记者的采访意图后，竟然直截了当地向记者建议：“你把我就当70年代的大学生来采访好了，我当时的工资应该和他们差不多，虽然跨了一个年代，但是80年代初的整个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正如邹运东所说，在80年代初期基本上还是沿袭着70年代的物资供应水平和消费水平，虽然粮票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真正淡出还是在90年代初期，属于10年以后的事情。而且，全国的工资也没有任何调整。 他总的感觉是第一个月手头就显得特别的宽裕：“钱绝对是够用，还有钱攒，到结婚时轻轻松松就攒了500元钱，好像什么都不缺。” 受访者：黎秋菊，1988年湖北师范学院政治系毕业，现供职武汉市汉阳区交通局，病退在家。 但到80年代中后期，情况有了巨大变化。湖北省信访局退休干部易思泉向记者回忆说，国家从1981年开始研究涨工资政策的，真正全面开始上调工资是在1984年之后。也就是说，到80年代中后期，大学生的工资才开始水涨船高，幅度还比较可观。1988年大学毕业的黎秋菊，正是中国建国以来30年间第一次涨工资的直接受益者。 第一个月黎秋菊就领到了84元的工资，虽然照样也是吃食堂，但物价的涨幅特别小，基本没有给黎秋菊留下什么印象：“对那时的物价我真的没有什么概念，应该是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 黎秋菊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用第一月工资剩下来的钱，买了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花了50多块钱，用了8年还是好好的！”上世纪90年代：地域不同起薪相差3000块 记者特选取90年代中期处于不同行业和地域的两个大学生为访问对象，他们的不同工资状况，应该最能反映时代特征！ 受访者：方伶俐，中南政法学院96级经济法专业毕业，现为湖北某报业集团办公室文员，工作地：武汉市。 方伶俐1996年刚到报社的第一个月工资为376块，这是杂七杂八加起来的总和。她向记者介绍的时候显然觉得是少得可怜，多少想维护一下自己小小的虚荣心。所以，她特别向记者强调了工资外的福利待遇：“我说的这个工资是报社帮我解决了住宿问题以后的工资，而且，报社动不动就会发各种东西，福利还是可以的！” 以记者对这个报社的了解，方伶俐所说的“解决住宿”，实际上就是单位为刚分来的学生提供简陋的住房，一般是两人一个单间，好点的两室一厅就住四个甚至6个单身。所谓福利，基本是广告客户用来抵押广告版面的日用物品，冬天有饮料，夏天有电风扇等。 方伶俐第一个月就配了一个摩陀罗拉的129寻呼机，花了700多元。她向记者坦言：“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我吃饭，还基本上只能在食堂吃，我出外吃餐馆都是男朋友买单。”方伶俐来自湖北襄樊县城关，父亲是一家当地银行的负责人，她买寻呼机的钱完全来自父亲的特别赞助。 受访者：胡坤，1997年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毕业，曾供职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工作地：深圳市。 和方伶俐相比，1997大学毕业的胡坤家庭条件可没有她优越，但出生于陕西宝鸡市石油机械厂一个工人家庭的胡坤所学的专业和分配的单位，特别是地点，却要优于方伶俐。这也导致了胡坤第一个月的工资远远高于方伶俐的376块。 胡坤的第一个月工资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来说，实在是有点高了。 “97年我第一个月的正式月薪是4000多，是指税后的！工资单上有很多名堂！一大堆，比如，理发费、洗澡费、书本费！” 第一个月的工资刚拿到手?胡坤就先拿出<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多元请朋友同事吃饭！也就是说胡坤的一顿请客饭钱就相当于方伶俐在武汉第一个月的工资。 然后胡坤就开始还帐：“我到深圳前，找朋友借了2000元！”然后就开始租单独的房子，房租一个月500元……。“好像还添了几件简单的衣服，反正一下子4000元的工资就用完了。”胡坤感到钱花的真叫快！ 据胡坤向记者介绍，在深圳的头三个月，所拿的工资好像处理完一些事情后，只能勉强够买盒饭！谈起深圳的消费水平，胡坤具体不知道该如何向记者描述：“就说出租车吧，好像起步价当时是全国最高的，约16元左右！” 2000年世纪之交：起薪多少由市场决定 受访者：黄远锋(化名)，2003年湖北大学法律系毕业，当前状况：上海东漂族。 谁都无法相信，这个来自武汉的大学本科生所能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竟然是为广州一家媒体驻上海的办事处跑发行，冠冕堂皇的称谓是发行主管，实际干的工作就是每周负责到火车站提广州托运来的3000份杂志，然后负责分送到全上海市500多家分散在十几个区的报摊亭。一月四次，风雨无阻，“每一次都是把人累得趴倒。”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10月中旬，黄远锋拿到了平生第一次打到自己招行一卡通上的第一个月工资：1100元。 “在上海这个城市，你每天出门身上带50元钱转一天，就是乘公交和吃盒饭两样开销，就可以全部花完。”为了尽量压减开销，黄远锋大部分时间就呆在金山区的出租房里：“还有房租，还有最简单的开销……，我还比不过安徽来这里的民工。” 心情郁闷、情绪低落的他不愿再讲下去了。他向记者表示，元旦后就准备辞掉这份工作，临近春节了他很想家，但过完年后他具体再干什么他很茫然。他很后悔自己所学的专业：“四年学的东西太杂，好像都没有用，没有单位要，只有等以后考个律师资格证再说，现在打工只能是为了生存！” 受访者：陈建刚，2002年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艺术专业毕业生，当前状况：自办公司。 在家庭装饰设计大赛上屡次获奖的陈建刚，在2002年6月份还未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上海徐汇一家著名的装饰设计公司就和他签订了聘用合同，期限为3年，第一年的月工资为12000元，以后逐按40％的比例递增，违约金是3万。 陈建刚第一个月拿到12000元工资的时候稍稍有点满足感，到第二个月再拿到这个数目时他就有了点自己的想法，等到做满第六个月时他就向公司老板递交了辞职报告，而且，还主动交了30000元的违约金，没有任何争执发生。 到第七个月，他以前的老板就发现在同一栋民防大厦的写字楼里，新开了一家很小的名叫“辉建”的装饰设计公司，他的创办者正是刚刚离职的陈建刚。虽然这个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10万人民币，但陈建刚以前的老板却毫无保留地预言：“这个小伙子最多3年就可以使他的公司资产达到150万，因为他能设计60万平方米建筑小区的所有效果图，并且只需要2周的时间。” 12月27日，记者见到陈建刚的时候他正在电脑上绘图，公司里的另外两个设计师也正忙得不亦乐乎，一个打杂的非技术业务员正在紧张地联系晒图打印。陈建刚显得春风得意，他优雅地做了一个请坐的姿势，他告诉记者：“这是个属于自己当老板的年代，12000元的工资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嘲笑，我是个优秀的设计师，我要抓住上海当前的装潢市场好时机，我的价值我知道。” 记者评述：快步向前的时代，相时而动的生活 从80年代至今，一晃20年过去了。20几年间，中国激情飞扬、翻天覆地。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国家实行粮食运营“双轨制”，省市地方粮票逐步取消直到90年代中期全面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宣告物资匮乏的时代结束。随着十一界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得到确立，90年代初期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到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已得到突出体现：日常所需各类物资极其丰富，人民生活水平飞速提高，中国社会开始步入真正的物质文明时代。 中国大学生包分配的制度，从1996年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被逐渐打破，90年代末开始的扩招、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对接、中国就业方向与市场选择等因素，使中国大学生的就业进入由市场主导调控的时期。中国高校开始进入大力推行毕业生双向选择，进入市场自主择业的时代。市场决定就业，包分配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大学生的工资也开始逐渐被市场左右，各种层次、高低的工资同期出现、并存，悬殊急剧拉开。特别是在广东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市之间最为明显。低的不足500元，高的接近4000元?差距数千元。中国大学生的工资真正进入了由市场说了算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似乎永远不可逆转。 大学生第一个月的工资，也从养家糊口的主要来源渐变成养活自己、包装自我、享受生活的重要角色。大学生不再为第一个月的工资而斤斤计较或者裹足不前，他们开始从中分析自己的价值，预测职业发展的前景，并将之作为下一份工资的主要参考和讨价还价的资本。&美国物价VS中国物价06-12-30 22:15& 发表于：《【石城星火】》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1533元人民币，同年美国为3860美元。 注：下列数据，美国货物以美元为单位，中国货物以人民币为单位。 在美国买辆奔驰E-320，50000美元，月工资1295％。 在中国买辆奔驰E-320，980000元人民币，月工资63926％。 在美国买双意大利皮鞋，50美元上下，月工资1.29% 在中国买双意大利皮鞋，1500元人民币上下,月工资97.8% 在美国租一套三居室，1000美元上下，月工资25.9%在中国租一套三居室，2000元人民币上下,月工资130.46% 在美国吃份麦当劳的巨无霸，4元。 0.1% 在中国吃份麦当劳的巨无霸，20元。1.3% 在美国置套好点儿的西服，500块差不多了。 12.9%在中国置套好点儿的西服，2000块还不够。130.46% 在美国买台苹果G5计算机，顶死了1500。 38.8% 在中国买台苹果G5计算机，怎么也要30000。 1956% 在美国买斤瘦猪肉，三元。 0.07% 在中国买斤瘦猪肉，十元。 0.65% 下面的不想算了，有兴趣的自己算。 在美国订一个大生日蛋糕：二十元。 在中国订一个大生日蛋糕：二百元。 在美国买一课哈根达斯，三块！ 在中国买一课哈根达斯，六十！ 在美国HolidayInn, 七、八十块。 在中国HolidayInn, 七、八百块。 在美国加满一箱汽油，三十块足够。 在中国加满一箱汽油，三百块也足够。 在美国买套25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要花50万。 在中国买套25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要花250万。 在美国办一年的有效签证，120元。 在中国办一年的有效签证，1240元。 在美国用手机，一个月50块基本可以随便打。 在中国用手机，一个月1000块基本可以随便打。 在美国看电影；新大片儿： 8块！ 在中国看电影；新大片儿： 50！ 在美国买件羊绒衫，差不多100元。 在中国买件羊绒衫，差不多1000元。中国60年的衣食变迁：温饱及小康作者：陈明远&温饱及小康 下编?民以食为天(1) 人人有饭吃（1）新中国诞生之初，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干扰市场，物价继续上涨，难免通货膨胀。但是人民政府采取了直接发放粮食（米、面）作为月薪的好办法，如华北发放工资的单位是“小米”若干斤。这样就使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尽量少受或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小米”为工薪单位的过渡时期<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下发了《北平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工警薪给暂行标准（草案）》，对于薪给数额（为每月多少斤小米）作出规定—大学校长：月薪小米1300斤至1500斤；专科学校校长或独立学院院长：月薪小米1000斤至1300斤；教授、副教授：月薪小米800斤至1300斤；讲师、教员、助教，月薪小米400斤至850斤；职员：月薪小米250斤至750斤，工警180斤至450斤，学徒工120斤至180斤。（注：每斤小米约合今人民币1元6角。）国立清华大学职员公会讨论后，于4月16日呈报《建议书》，提出要求：将最低薪额250斤小米拟改为350斤。工农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所需63斤小米（不包括衣、住、教育、医药及其他）；家庭以成人数4口计,则每月应需252斤小米。华北大学生每人每月所需为106斤小米（不包括房租捐税），以4口计，每月应需424斤小米。辞谢“3万斤小米”的筵席张元济先生（1867—1959）是商务印书馆的*。1949年9月，他应邀从上海到北平，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写了一本书《中华民族的人格》广为散发。书里说：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与国人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如果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把人格的扶植放在脑后，那就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去竭力追求物质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便以为“只要抢得富贵，免得贫贱……什么都可以不管了。长此下去，将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在新中国诞生之际，张元济先生恪守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小事上也绝不含糊。<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9月18日，以华北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等单位的名义，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政协会议的著名人士。据竺可桢日记所载，那天出席宴会的有500多人。他感慨：“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相当可观。如以每人6000元计，即300万元，或3万斤小米也。”（注：当时1斤小米折合老人民币100元，或今人民币1?6元；当时300万元或3万斤小米，约合今5万元，每人100元。）很明显，他对这样的铺张有看法。与竺可桢相比，张元济则干脆“辞谢不往”。我们不能忘记，整整半个世纪以前，有识之士早已对于“公款浪费”表示了反感。齐白石老人的饮食国画家齐白石（1864—1957）是湖南湘潭人，贫农出身，从小做过牧童，当过15年木匠，27岁才开始艺术生涯。老人生活十分俭朴。他每天黎明即起，随即叫醒全家人立刻起床。他起床后必先立即画一幅画，这已成定例。等到大家都起床、打扫完庭院和屋子后，他再漱洗，吃早点。稍事休息，就坐在画案前，整个上午一般要画两幅画，有时也写字或治印。午饭以后，白石老人只在躺椅上休息一会儿，就又投入到新的绘画创作或治印当中去，数十年如一日。温饱及小康 下编?民以食为天(1) 人人有饭吃（2）白石老人的日常生活十分俭朴，饭食一般都很清淡。他不喜欢吃炸、炒的食物，比较喜欢吃些带汤面松软的饭菜。每天都是他的夫人胡宝珠老人亲自上街购买，然后下厨烹制。白石老人最爱吃的菜肴就是小干鱼煮丝瓜。他不吃大鱼大肉，却很喜爱削皮肉（即猪头肉），每当街上有叫卖削皮肉的，他就让家里人出去买回来给他吃。他说过：“饭桌上有削皮肉就是大荤，有豆干就是小荤了。”老人平生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有时陪客人吃饭，偶尔喝上一口葡萄酒。这也许是老人健康长寿的一项“秘诀”吧！周恩来总理的饮食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央政府总理（1949—1976年）。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讨论工作或接待客人时，他规定的就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周总理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见他吃饭时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周恩来个人请客吃饭一律自费。他的客人很多，有来西花厅拜访的、谈话的，还有来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总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而唯一好些的菜是一盘炒鸡蛋。冰心回忆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把我们当作外人。”周恩来不收受馈赠礼物。1961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给淮安县委回信，并寄去100元钱。信中说：“周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总理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橘子。他问清值25元钱后，让寄去50元。总理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毛泽东主席的饮食习惯毛泽东的饮食一辈子都是湖南口味。青少年时代是在湖南韶山、湘乡、长沙度过的。据身边人回忆，20世纪40年代以后，毛主席吃的仍是湖南家乡菜；每天要求“四菜一汤”的标准。毛泽东喜欢吃大块的红烧肉，认为吃红烧肉、肥肉补脑子。厨师为主席做红烧肉比较讲究，猪的大小、猪肉部位的选择，都有一定的标准。做法是：首先把鲜猪肉切成块放到锅里炒直到肥的被煎出了油，再放上盐、味精、辣椒粉等佐料之后就可以了。吃起来，油腻腻、香喷喷，很有味。旧社会，湖南人民初一、十五“打牙祭”，才吃这种“高级菜”。他还喜欢吃猪皮冻、鸡皮冻等。他喜欢吃鱼类，如草鱼、武昌鱼、白汤鱼头、小鱼、小虾等。毛泽东喜欢吃鳙鱼（大头鱼）炖汤，放上几片豆腐，新鲜可口。特别是冬天，湖南省湘潭、益阳一带有很多人家都吃。毛泽东曾开玩笑说：“吃大头鱼一定会使人大脑发达，越来越聪明。”当然，吃大头鱼主要是喝汤。温饱及小康 下编?民以食为天(1) 人人有饭吃（3）在中南海，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中南海的湖里常年有几只用柳条编织的鱼篓，鱼篓里放上肉类等一些诱饵。这几只鱼篓是专门用来给毛泽东捉小鱼小虾的。每天早晨，工作人员去将鱼篓中的小鱼小虾倒出来，趁着新鲜做给主席吃。毛泽东每顿饭都会将这些小鱼小虾连皮一起吃掉。这是毛泽东餐桌上常年不断的一道小菜。有时候中南海的小鱼小虾不够吃，生活管理员就让玉泉山农场的工作人员在稻田里捕捞，以保证毛泽东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小鱼小虾。毛泽东每天早饭吃一小碗牛奶麦片粥，牛奶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质和蛋白质，麦片中除蛋白质和脂肪高于一般谷类外，赖氨酸含量特别丰富，所含的膳食纤维具有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作用，可预防高脂血症和心血管病。蒜泥和辣椒是毛泽东每顿饭必备的佐餐小菜。毛泽东吃的蒜泥是在蒜泥中加入葱、姜、小辣椒调和而成。大蒜既是佐餐佳品，又是一味良药。他喜欢吃素菜，每顿饭除了肉类外，必须有青菜，比如芥兰、马齿苋、蕨菜等；笋类、蘑菇等菌类也是毛泽东喜欢吃的，每天不少于一斤（500克）。带有苦味的蔬菜毛泽东也喜欢吃，如苦瓜、苦菜等。从1959年开始到1975年，毛泽东每次回到湖南，皆由湘菜大师石荫祥掌厨。据随行厨师回忆，主席每餐四菜一汤：两个荤菜，两小碟子蔬菜，加鱼汤。毛泽东在饮食方面也决不循规蹈矩毛泽东对任何有计划的菜谱都是坚决反对的。他坚持个人的习惯和偏好，不愿意在饮食方面受任何约束，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有时不听保健医生的话，不相信西医营养专家的饮食配方。随身保健医生认为：在毛泽东的饮食习惯里，可以说有一些习惯是不够科学的。比如说，毛泽东一直喜欢吃猪油，觉得用猪油做的菜就是香，而且口味厚重。毛泽东每餐必有一碟红辣椒，而且越辣越好；没有辣椒，他就吃不下饭。冬天辣得浑身冒热气，那才是辣得过瘾的时候，毛泽东曾风趣地说：“一个敢吃辣椒的人，就没有不敢做的事了，当年起来造反的红军，没有一个不吃辣椒的。”他还经常说：“要革命造反就要爱吃辣椒。”甚至说：“不吃辣椒不革命！”可见毛泽东对辣椒感情之深。“辣”就是毛泽东的个性吧。还有一次，毛泽东脚痒。他找吴旭君护士长说：这段时间给我*白米太多，给我吃些糙米吧。吴旭君找到管理员说了此事，这时离开饭的时间已很近了，管理员赶紧给玉泉山农场打电话，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搞上二两糙米。磨糙米的方法是将稻子用砖头在地上搓去稻壳就行。这样，当晚就用这种糙米做成了米饭。毛主席吃了很高兴，于是工作人员就经常给主席做糙米饭吃。此后毛泽东一日三餐主食都吃杂粮，每顿饭一小碗，以糙米为主，加一些薯类和豆类等杂粮。晚饭时喜吃一个烤红薯和烤玉米。江青怎样照顾毛泽东的饮食在延安时期，江青专门料理毛泽东的健康、日常工作、衣着和饮食。在毛泽东卧室吃早饭时，只要看到毛泽东想说什么，大家一下子住了嘴，静静地等着他开口。据史沫特莱和尼姆回忆：在延安窑洞中，当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时，江青进内屋去装一碟花生或一盘炸辣椒出来，然后为毛泽东剥花生，毛泽东不停地就着茶吃。毛主席非常喜欢喝茶，起床后爱喝绿茶(龙井)。后来到了北京，江青的饮食要求越来越高了。她嫌毛主席是“土包子”，两人越来越无法共食，终于分开吃饭。江青讲究饮食，喜怒无常，稍不如意就发脾气。实在不好伺候。江青非常“洋气”，喜欢吃西餐。她推荐、动员毛泽东品尝西餐。毛泽东推崇中国菜，但这并非说他拒绝西餐。60年代初，毛泽东在吃过几种西菜后，突然对西餐中的几种菜肴感起兴趣来。他说，原来西餐中也有许多菜的制作方法妙不可言啊。60年代初，工作人员开始为毛泽东物色精通中西菜肴制作工艺的厨师。当时，毛泽东聘请的一位姓陈的厨师擅长做西餐，毛泽东对他的手艺赞不绝口。江青很欣赏西餐，有一次在吃过陈师傅做的几样西菜后，称羡不已。她对毛泽东说：“陈师傅的手艺还真不错，我那边的师傅没一个比得上！”毛泽东听罢便对她说：“如果你想要，就把陈师傅调到你那边去好了。”江青闻言喜出望外，真的毫不客气地将陈师傅要过去了。<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订制了一份西餐菜谱。从保存下来的菜谱内容看，已周到的照顾到了毛泽东的饮食喜好。这份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类、羊肉类、牛肉类、汤类。毛泽东晚年生活遗物中，尽管各式各样餐具品种丰富齐备，但没有一套完整的西餐餐具。<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临近中午，与毛泽东分居已久的夫人江青也来了，来时特意带了两道菜：胖头鱼汤、肉丝炒辣椒。这是毛泽东很爱吃的两道菜，是江青在钓鱼台她的居所做好后带来的。生日宴上，菜肴比往常丰盛。毛泽东喝了胖头鱼汤，高兴地说：“胖头鱼汤好香噢！”并坚持自己用勺舀汤喝。这顿饭，毛泽东吃得比平时高兴。（据毛泽东身边多位工作人员的*整理。）毛泽东家庭的伙食费1955年7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毛泽东定为1级工资，每月649?6元（1965年3月调整为404.8元），由中央警卫局财务处发放。江青的工资为文艺2级，相当于行政8级，每月287.5元。刚实行工资制的时候，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草拟了一个《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把毛泽东、江青工资的开支分列为：主食(450元)、副食品(120元)、日用品(15元)、杂支零用(18元)、房租费(49?63元)、党费(20元),两个女儿李敏、李讷的读书和生活费(每人每月25元)、李云露(江青姐姐)生活费（30元）等8个项目，请毛泽东、江青阅示。可见，工资的最主要开支为伙食费（主食、副食品共570元）。<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以前，毛泽东一家没有订制收支报表。但是毛泽东身边某些工作人员趁随他外出活动时无偿索取地方财物，买东西走后门不给钱或少给钱。1962年春天，毛泽东对此作出批评，清退了个别有贪污渎职行为的工作人员。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多吃多占，毛泽东拿出自己的稿费赔偿，共赔2万多元。由此毛泽东建议，对自己一家的收支认真填写报表，每个季度向中央警卫局财务处上报。毛泽东的生活费收支报表（现存中央档案馆）共42本，内容为1962年到1975年(缺1974年)的月度报表、季度报表、年度报表。其中1968年8月以后的是与江青分开，独立上报的。<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1月，毛泽东的家庭生活收支账如下。收入：上月接转14095?45元，毛泽东工资404?8元，江青工资243元。支出:月房租费125?02元，送王季范、章士钊4400?00元，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两个月）党费40?00元，日用消费品92?96元，液化气9?6元，伙食费共659?13元。（据胡丹心《毛泽东1968年的家庭收支账》及冯景元《读毛泽东家庭生活收支账》整理。）&吃的艺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生活的最重要内容之一。离开了吃，会使这些中国人的生活失去许多内容和乐趣。这一点，比起世界上许多民族来，显得非常独特。老舍先生把这一点看得很准，以为这是考察中国社会的一个难能可贵的窗口。在老舍著作中描写吃的篇章有200多段。这种奇特的文学现象反映出的带有规律的特征是：吃，在中国人那里，绝不单单是生理现象，吃绝不是为了求饱；吃是社会现象，他们在吃里交际、交流、延续，甚至在吃中决定他们的计划、事业和命运；在吃里面，有着中国人的许多特别的习惯、风俗、行为规范和思想方式。老舍聚会：吃的艺术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有了自己的小院子，他常常把小饭馆的菜叫到家里来。有一次，*盛开，他特意请了赵树理、欧阳予倩等好友来赏花。到吃饭的时候，只见一个老伙计提着两个大食盒走进院来。这种大食盒足有三尺直径，呈扁圆状，内分格。打开盖一看，里面分装着火腿、腊鸭、酱肉、熏鸡、小肚，都切成薄片，很是精致。在北京，这叫做“盒子菜”。大家吃得兴高采烈。饭后，桌子一撤，余兴开始，老舍先来一段京戏《秦琼卖马》。赵树理站在屋子中间，唱上党梆子，声音又尖又高：“清早起来，出得门来，大腿朝后，屁股朝前！”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这样的聚会，一年之中有好几次，食品总不会重样。后来，整风、学习、批派……老舍尤其注意不冷淡了那些挨了整的朋友。他们来到北京，老舍会郑重其事地邀请他们一起去吃一顿饭。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没人敢理这些倒了霉的人，甚至没有人和他们握手。这一顿饭，对他们来说，远不是一顿饭，它是情，是人情！是温情！是激情！著名演员石挥，著名作家孟超，他们都在困难时吃过老舍的饭，尝过这情的滋味。老舍还很爱到小馆去“看饭”。别的京剧演员笃行“饱吹饿唱”的信条，唱完了戏再吃饭，马连良独反其道而行，实行“饱唱”，而且越饱越唱得好。老舍去看他的戏，必早到一两个小时，参观他如何贯彻这个“饱吃饱唱制”。只见马连良高高地蹲在一个大烤肉炉前，自己下手，边烤边吃，悠哉乐哉。老舍一边看一边点头，“嗯，温如先生嗓子好的秘密原来在这儿！”老舍带我们逛隆福寺，路过小吃摊，总要在摊前的长条凳上坐一坐，给我们要一盘灌肠，他自己则脸朝外，背对摊子而坐，专看来往的行人和来摊上吃东西的顾客。他由美国回来不久，曾专门写信给他的老同学，相约到西直门外高梁桥附近的野地里聚会。大家席地而坐，架好炉火，大嚼烤羊肉。这吃法，有个有趣而形象的名称，叫做“雨来散”。请想一想，周围有河、有桥、有柳、有苇，远处有西山，近处有古城墙，青烟缭绕，肉香四溢，简直是古画里的情景。使老舍恋恋不舍的，大概不是那烤肉，而是这张“古画”！在老舍的作品里，常常反对全盘西化，以为大可不必发展烙饼卷洋臭豆腐（cheese），也反对老张、赵子曰式的愚昧落后的吃喝方式，他主张淘金，去掉沙子，露出真金，重新挖掘出中国悠久文化传统中的真正好东西。这就是老舍在“雨来散”里，在烤肉里，在“豌豆黄儿”里，在“盒子菜”里，在他帮助整理挖掘的30多种北京风味菜肴里，看到的更深的含义。&老舍在许多饭馆里留下过他的墨迹，他的关于刀削面、猫耳朵、拨鱼儿的诗曾使它们的经营者“晋阳饭庄”大受其益。最有象征性的题词，莫过于“仿膳”。“四人帮”时期，写匾者的名字被挖了去，如今，又在原处补刻了出来，那便是“老舍”二字。（据舒乙文整理。）学生食堂的包伙一般说来，50年代前期各大专院校学生食堂的饭菜还是不错的。<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1955年，大学生每月伙食费旧币12.5万元（新币12元5角，合今人民币150元），学生自己随意买饭票、菜票。可供选择的菜肴，种类很多：甲菜旧币1500元（新币l角5分，以下可类推），有宫保鸡丁、咕噜肉、熘肝尖、木须肉等；乙菜1000元（1角），有荤素搭配的肉炒菜，如菜花炒肉、烧茄子等；丙菜500元（5分），有素菜，如虾皮熬白菜、土豆丝、拌茄泥等；特菜2000—3000元（2角或3角），就是最好的菜了，有红烧鱼、排骨、肉丸子等。早饭的小菜有数十种之多，随意挑选。每逢节日，菜的品种特多；这样的伙食，比学校外面的饭馆便宜，令人相当满意。1个月下来，有时还吃不到12万元（新币12元，合今135元）。再以华北地区某农林学院为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到1958年，大学生都是编桌就餐，8人一桌，由炊事员送主副食到桌，学生每人每月伙食费13元（1955年前的老人民币13万元），主食随便吃，蔬菜、鱼、肉、蛋供应充足。早餐除白面馒头外另备有小菜、鸡蛋、花生米和豆浆、米粥等。中晚餐主食有米饭、馒头、包子、花卷等。主食不定量随便吃，副食四菜一汤，蔬菜、鱼、肉、蛋供应充足；每周会餐一次，还备有水果。5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待遇<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大学本科毕业生，正赶上开始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1953年底，北京在全国率先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印发的“面粉购买证”成为北京居民最早的粮票。<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10月7日上午，在北京市中央机关某部，刚分配来的某大学毕业生从机关财务室领到了平生第一次工资（试用期），数目是人民币56元。那一年他22岁。第二年转正，定为行政21级，月薪62元。当时对老百姓生活说来，最重大的事件就是1955年11月，全国城镇户口正式颁发购粮本和“全国粮票”。北京市居民的供应包括一半的“面粉票”和一半“杂粮票”。当时物价还算便宜，面粉每斤1角5分，米（算杂粮）每斤只要1角2分钱，猪肉供应比较充足，每斤肉价只有5角左右。伙食花费不高。在机关食堂，一日三餐的饭菜便宜。大饼油条一付（各一）5分钱，馒头2分钱，肉包子3分钱；往往1角钱就能吃好一顿早餐。中、晚饭供应的素菜几分钱一份，荤菜最贵不过2角。当时的机关食堂，还延续着延安时期传下来的习惯：星期天只供应两顿饭，上午10点钟和下午4点钟各一顿。据说是为了保障早上“睡懒觉”多休息一会儿的权利。因为在延安平时夫妻分居，只有星期六各自回小家庭“团圆、过夫妻生活”，所以星期天早上要“多在床上泡一会儿”。当时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后，还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拿到工资就赶往邮局给家里寄钱。数量多少不同，很多人寄给父母28元，养家费占工资的一半。温饱及小康 下编?民以食为天(1) 观察世风民情的窗口（3）<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国家决定降低知识分子的待遇。此后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后试用期一年，每月人民币46元；第二年转正定为行政22级，月薪56元。这个规定一直实行了20多年。20世纪50—60年代军队战士的伙食一位老军人回忆当时的伙食标准说：<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参军后不久我就当上了给养员,负责连队伙食。那时我们每天的伙食费0?<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元，合每月10元；虽那时的生活费便宜,但这样的标准在夏天每天的副食只能是“两瓜一茄”(南瓜、冬瓜、茄子),冬天只能是每天白菜,一个星期只能在星期天见到油荤，当然米饭是管够的(每天的标准是1?5斤,因副食太少,每月45斤粮食全部吃完)。80年代以后伙食标准提高到每天1元,合每月30元；但仍只能保证基本生活。因生活标准太低,部队相当多的时间都在搞农副业生产,以改善生活。由于训练时间太少,对部队的战斗力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1961年我们部队赴藏平叛,刚参军的（四川）德阳籍士兵伤亡极大,我们班的班长一起参军的同一个公社的青年人就只剩下他一个人活着回家。50年代的莫斯科餐厅<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苏联展览馆建筑群在北京西郊动物园以东建成，其中包括莫斯科餐厅。建成后举办“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周恩来总理剪彩，展览内容甚至包括了一台计算机的雏形，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大增。这座建筑气势恢弘，高入云霄的镀金尖顶上缀有红星，夜晚闪光很远就可以看见。回廊则宽缓伸展。莫斯科餐厅就在西侧回廊上，一片绿荫围绕。展览期间餐厅从全国各地抽调来30多名厨师，为苏联专家提供伙食。展览结束后，莫斯科餐厅赠送餐券。那时宫殿般豪华的餐厅里，鱼贯穿梭的全都是身穿漂亮布拉吉的俄罗斯女子，门口站立的不是服务员而是武警—天堂的捍卫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莫斯科餐厅对外开放营业。套餐价格只有1元、2元、3元；名贵的黑鱼子酱4元一份。花费10元就可以尝到美味的油煎大虾和乳汁烤鱼。大量的银质餐具几乎全是从苏联进口的，罐焖牛肉由精雕细琢的铜罐盛装，十分精美。闪闪发光的银勺刀叉都是艺术品，咖啡杯外面套有一个银托。那时莫斯科餐厅是我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最爱光顾的场所。中苏友好的年代，是莫斯科餐厅最灿烂的时光。那时北京的冬季几乎家家储藏大白菜，主食一半是面粉大米，一半是棒子面、窝头之类粗粮。但是，偶尔在假日里，坐在莫斯科餐厅的落地玻璃窗边，头顶是金碧辉煌的大吊灯，胸前围着洁白的餐巾，手持闪光的镀银刀叉，慢条斯理地切割喷香的炸猪排或烤牛肉，可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当时《北京晚报》上出现了一幅照片：一个年轻人得意地举着叉子，配图文字是“我也去了趟老莫！”—就像把苏联称为“老大哥”一样，很亲昵。这被认为是“老莫”这一名称的由来。餐厅播放的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等名曲，则被称为“老柴”。不久，上海市也建成了类似的苏联展览馆，配有莫斯科餐厅和咖啡厅。那时人们常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莫斯科餐厅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明日天堂降临人间。北京饭店的谭家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北平有名的“谭家菜”在日伪时期衰退。1943年主人谭琢青因高血压病故；1945年掌勺的赵荔凤大厨师也随之去世。温饱及小康 下编?民以食为天(1) 观察世风民情的窗口（4）新中国成立以来，谭家菜的三位主厨搬出谭宅（米市胡同19号），在果子巷继续经营谭家菜。1954年，谭家菜的主厨彭长海加入西单的恩成居（一说承恩居），使谭家菜进入到国营企业。在恩成居做谭家菜的一共有三个师傅、两个徒工，还有一个师姐。师姐和其中两位师傅都在谭家帮过厨，可以说是学得了谭家菜的正宗嫡传。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恩成居宴请外宾后，对谭家菜的口味赞赏有加。周总理说：“这么好的菜系应该拿到大饭店里，好好发扬。”<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谭家菜在周总理的提议下进入到北京饭店内部经营，从此成为北京饭店食谱的一套招牌菜。一桌大约100元新人民币（合今1600元—2000元），这就算是比较昂贵的。可当时的美食家品尝以后，遗憾地表示：“无复当年在谭家里那种味道了。”北京饭店没有重新装修前，谭家菜和川菜、粤菜、淮扬菜等几大菜系的厨师，都在一个大厨房里工作，因此，每个厨师都会做些别的菜系的佳肴。中南海首长在家宴请客人时，也会找几大菜系的主厨师过去帮忙。国家领导人每年夏天去北戴河疗养，北京饭店会有几十名厨师被分在不同的楼号，为首长服务。他们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20元钱（合今人民币300元—400元），算是很高的待遇。如今，北京饭店C座7层的“谭家菜零点餐厅”虽然场面不大，但是以金黄和朱红为基调的装饰，仍然能够体现出谭家菜作为清末“官府菜”的气派。北京饭店谭家菜的现任厨师长王炳和，是当年谭家菜主厨彭长海的徒弟，他从17岁就开始跟从彭长海学做谭家菜。一代一代往下传嘛。“大跃进”造就的“满汉全席”<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成立以后，所谓“满汉席”、“满汉大席”一蹶不振、销声匿迹。而正式标榜“满汉全席”并大肆宣传，其实历史并不久，据我考证，实际上是来自1959年（国庆10周年）“仿膳饭庄”之“仿”造，迄今还不到半个世纪。*成立后到1925年，原清宫御膳房厨师们合伙在北海公园北岸开设茶社，取名“仿膳”，意思就是仿照御膳房的制作方法烹制菜点。经营的品种主要是清宫糕点小吃，以及一些风味小菜。根据当时一些记载，仿膳茶社以茶座兼卖点心为主，饭菜面食为辅，并没有推出什么宴席。与二三十年代中山公园的几家茶座类似。新中国成立以后，仿膳由茶社变为饭庄。1956年公私合营，仿膳茶社更名为仿膳饭庄，不久改为国营企业。1959年，仿膳饭庄由北岸迁至琼岛漪澜堂、道宁斋等一组乾隆年间兴建的古建筑群中。赶上“十年大庆”着实火了一把。此后，逐步发展为世界知名店。据《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一书所载：“党和政府为了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商业部调集了全国各菜系名厨，充实‘仿膳饭庄’的技术力量，还组织专人发掘整理出900余种菜谱，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使‘仿膳饭庄’成为集中华饮食之大全的超级饭庄。”既然是所谓“御厨”掌灶，必定有一些宫廷菜，如：豌豆黄、芸豆卷、栗子面窝头及炭火烤制的肉末烧饼等小吃；西瓜盅、冰糖葫芦、蜜饯龙眼、梨丝、炸榛仁、盐水豆腐等冷盘；三丝鱼翅、酱汁石花鱼、关东煮虾等海鲜；御府熊掌、锅塌鹿肉、蘑菇炒野鸡片等山珍；其他如炮羊肉、熏猪肝、御府铁板里脊、水晶丸子、八宝鸭子、挂炉鸡、糖醋白菜卷、糟笋之类“宫廷菜”，跟民间菜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若真是完全按清宫的做法去经营，仿膳饭庄恐怕很难赚大钱。经营者非常清楚这一点，所谓“御厨”只不过是用来招揽顾客的“幌子”罢了。为“十年大庆”他们挖空心思收罗南北大菜精品，另请各菜系高手加盟。以充足的资金作后盾，创出一套价格昂贵的“仿膳”菜来，称呼它为“满汉全席”，融合了历代宴席精粹，是南北菜肴的总汇。但它毕竟是1959年“赶超风”以后才鼓吹起来的，大可不必冠予“宫廷”两字，因为即使历朝宫廷都不会制作如此豪华奢侈的宴席。我们禁不住长久地反思一个问题：既然*中央三令五申号召“勤俭建国、厉行节约”，既然在1959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就已出现了饥荒的征兆，开始饿死人而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那么，究竟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危难关头，吹出了“满汉全席”这样的空前牛皮？这是“大跃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又一个“放卫星”的产物！所谓“别人没有的我国都要有”的浮夸风体现。难道始作俑者记不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唐诗了吗？<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仿膳饭庄为“十年大庆”而加工制作的全套“满汉全席”，号称134道热菜、48道冷荤及各种点心、果品，分四至六餐。也就是筵席不断地开，连续两三天才能吃完！据说，如今一全套“满汉全席”标价24万或36万元，甚至更高。席间所上佳肴多者达182道，少者也有64道，集山珍海味、奇珍异食之大成。因此进餐过程很长，有的甚至要分好几天，方能散会。如此挥霍浪费、炫富摆谱，实际上助长了歪风邪气，有何必要？反倒引起民怨众怒。&<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大跃进”时期，在农村、乡镇大搞人民公社，一度又推行“集体下地记工分、集体进食堂吃大锅饭”的军事化供给制，声称“吃饭不要钱”。当初毛泽东主席首先发出号召：“人民公社好！”河北省徐水县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试点，因毛泽东的视察而举世闻名。它倡导的军事化和集体化生活方式，成为人民公社的一个样板。共产主义天堂标准中央农村工作部一名副部长向河北省徐水县的干部群众传达：他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供给制试点。这是继承延安和老解放区（老区）的传统，很快就制订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当前目标如下—工业：县里要建一座有200台机床的机械厂，还要建联合钢铁厂、化肥厂、联合纺织厂、水泥厂、酒精厂、淀粉厂、制糖厂、人造石油厂、综合化工厂、炼焦厂、热电厂。农业：原有耕地79万亩，1959年要把播种面积扩大到160万亩，平均亩产3000斤。1962年把播种面积缩小到64万亩，而使亩产粮食达8000斤。文化：7年至10年内把现在30岁以下的人提高到大学或高等专科文化程度，县办综合大学一所，各社办综合大学一所，各村办红专业余大学。生活水准：计划到1963年每人年均分配粮食2000斤，食油50斤，肉类300斤，棉布100尺，糖240斤，水果147斤。供给制方案还公布了“伙食标准”：每个农民、中学以上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幸福院的老人、小学学生、幼儿园的幼儿每人每月4元；托儿所的幼儿每月2元；工人根据技术、劳动强度每人每月10元至12元；干部，县级每月18元，其他一般干部12元。服装和日用品发放：农民每人每年单衣2身，两年棉衣1身，每年鞋子4双、帽子1顶、袜子2双、肥皂2块、香皂1块、毛巾2条。工人除发工作服和每人每年多发1双袜子、4块肥皂、2块香皂、牙膏2支外，其余跟农民相同。干部比工人多1件衬衣、2块肥皂。津贴费：农民每月1元—3元；幸福院老人和学生每人每月3角；工人分七等，1元—16元。干部分四等：县级16元，局科级12元，普通干部、教员8元，勤杂人员6元。卫生、医疗、文娱：农民、工人、干部每10天发1张洗澡票，25天发1张理发票，每月1张电影票。看病全部免费。这就是当年徐水县制订的“共产主义天堂”标准。尽管水准很低，但仍属画饼充饥。按照主观的供给制方案应统一发放的物品，客观上因物资不足而无法兑现。如毛巾每人每年应发2条，实际只能发1条，至于看电影、洗澡等，则根本无法实现。津贴费的标准一降再降，到后来干脆除了吃饭不领1分钱。吃光用光，再也没得吃了。那时，公社社员除了1双筷子、1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县委还规定在1958年10月前拆完全民所有的土房和破旧砖房，据统计，全县共拆掉32000间房子。拆房容易盖房难。当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派来几十名师生帮助建房，但由于缺乏材料和资金，许多社员整整一冬天没有房子住。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供给制”的许多设想由于财力、物资不足而无法兑现，后来不得不挪用公家的商业资金900万元，造成资金无法周转。所谓“吃饭不要钱”<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大跃进”的当时，在全国率先实行供给制的还有安徽省无为县的响山社，当时《人民日报》曾这样报道：&响山社实行供给制，一方面贯彻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包含有若干“按需分配”的因素，体现了“各取所需”的方向。用“供给制”进行分配的办法，开始就受到广大的贫农、下中农的热烈欢迎，后来一小部分富裕中农也满意了。响山社社员用自编的民歌赞颂“供给制”道：“发米发柴又发盐，过年过节样样全，有烟有肉有香油，红糖鞭炮带挂面。到热天，发草帽，另有一把芭蕉扇。发毛巾，发香烟，还有肥皂洗汗衫。要结婚，能支钱，生了孩子更安全。有产假，还不算，糯米红糖加鸡蛋。男女老少喜洋洋，高高兴兴忙生产。要互助，心相连，响山变成幸福山。”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出巡大江南北。农村中出现的“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引起了毛泽东对战争年代供给制的美好回忆。1958年9月下旬，毛泽东在视察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当他了解到这个公社办起了公共食堂，已实行了“吃饭不要钱”，便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引自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225页。）<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9月，刘少奇在江苏省考察时也表示积极支持供给制：“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公社干部势必要跟农民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地委干部、省一级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刘少奇在河南考察时又说：“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好的。”（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9月27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经过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过实行供给制问题，在中央的会议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如何在我们干部中间及在军队中间实行供给制问题。如果要实行供给制，标兵在哪里？5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引自《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87页。）财政部长李先念9月中旬到河北、河南访问了一些人民公社后，充分肯定实行供给制度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件”。名义上“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各取所需”，但实际上造成极少数的“地头蛇”、痞子流氓干部肆意多吃多占，各自用了掌实权的手，“取”了他们自己贪得无厌的“需”，成为既得利益者。而广大群众无权无势，遭到盘剥，多劳少得，敢怒不敢言。农村供给制食堂的乌托邦<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11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谈了三国时张鲁的事，随后又批示印发了《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给与会者。毛泽东把张鲁誉为中国古代倡行“共产”生活的先驱。张鲁在汉中掌权30年，以五斗米教号召农民。在大路旁置“义舍、义米”，“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毛泽东对“义舍、义米”的解释是：张鲁也搞“吃饭不要钱”，不过不是在整个社会上搞，而是在饭铺里搞，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先河。对“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毛泽东解释说：“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又说张鲁也搞群众性的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治病用神道，也好，那时只能用神道来治病。这正好说明了“人民公社”是小农平均主义的产物。&许多地方强迫全体农民“共产”，把每个社员家里的铁锅砸光了，炉灶掀掉了，柴火全都没收、归公。“大跃进”的高强度生产任务，使农村劳动力空前紧张。而农民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又是“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障碍。然而舍此不顾，安徽无为县响山合作社最早经办供给制的公共食堂，向上“捷报频传”。湖南、福建等地也在夏收前开办了一批公共食堂；福建安溪县还专门编了公共食堂的所谓“八大好处”。欺上瞒下、吹牛撒谎之风盛行。当时《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孟津县红旗公社“九十顿饭菜不重样”的“奇迹”，这是一篇典型的“假大空”奇闻：在“使所有社员，吃饱、吃好、吃满意”的战斗口号下，全体炊事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使像野菜和红薯那样的粗食，经过精心烹调，也能做出几十种花样，使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这307个食堂，有279个食堂实行了一堂三个灶、老弱五顿餐和三水五味台的制度。一堂三个灶，就是在一个食堂中有青壮年灶、老年小孩灶、病人产妇灶；老年人、病人、产妇每天能吃五顿饭；三水五味台是在食堂内设有洗脸水、漱口水、白开水，五味台上放有醋、酱油、辣椒、盐面、蒜汁等调味品，供社员们吃饭时选用。所有食堂都经常在社员中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他们吃饭的要求和口味；特别注意社员们每天在饭厅吃饭的情况、议论和反映，以便及时改善饭菜的花色品种。现在全社已经有214个食堂做到一个月90顿饭菜不重样。社员们可以在这里吃到包子、炸酱面、油饼、蒸糕、葱花卷、炸红薯丸子等等。他们也吃菜馍，但做得好吃。有一种是把五种家菜和野菜切成细小碎末，加上油盐、大料、葱花、蒜汁和其他作料，白面擀得像薄纸一样，然后把拌好的菜馅卷在里面蒸熟。下面是湖北省光化县公布的人民公社一周食谱（菜单）：星期一早上：烤面包、苞谷糁、萝卜丝豆腐；中午：红薯大米干饭、粉条汤、炒白菜等；晚上：面条、辣酱、白菜。星期二早上：锅贴馍、小米汤、炒辣椒丝、酸菜；中午：油饼、萝卜豆腐汤；晚上：五香胡椒汤。星期三早上：蒸花卷馍、大米汤、烧豆腐、红薯等；中午：炸油馍、溜白菜、萝卜丁面汤；晚上：面条。星期四早上：蒸发糕、高粱糊、包菜、泡菜等；中午：蒸面条、青菜汤；晚上：肉丝面。星期五早上：五香锅贴萝卜、白菜汤；中午：蒸菜包子、红薯片汤、辣椒酱；晚上：烙饼、萝卜、粉条汤腌菜。星期六早上：糖包子、伏汁酒；中午：小米干饭、白菜汤、炒豆芽、萝卜；晚上：三鲜面片汤。星期天早上：糖炸馍、红薯圆子汤；中午：大米干饭、肉丝汤烧萝卜；晚上：炸椒面条。这个“供给制食谱”的内容，竟然可以跟1942年延安根据地供给制食谱相媲美。特别如“争取每天不要重样”的提法，字句都几乎一模一样。但在当时物资匮乏的现状之下，只能“生虚火、发高烧”造成一时轰动的效果，根本无法持久。到1958年底，全国的人民公社普遍实行“供给制”，办起360多万个公共食堂。90％以上的农民不准自家生火开灶，被迫都在公社食堂吃大锅饭。调查报告：公共食堂吃什么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当今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有人认为我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还有人认为1958年的制度剧变是我们过去一系列光辉业绩的一部分；其他学者也有一些别的看法。&公共食堂兴办过程其实有两个阶段：（1）先是不让所有人民公社社员在家里做饭吃，而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2）后来因为粮食不够了，就限量供饭。不同地方的粮食状况不一样，这两个阶段的时间界限也不同。究竟公共食堂的兴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兰州大学的几位师生到华北一个村庄作调查，访问了一些年长的村民，也在县档案馆查阅了一些历史档案。办食堂前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北村庄，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村庄的东边就是古卫运河的河道，一些老人还记得当年河水充盈，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但这条河流上的漕运孕育了这里的粮食贸易传统，使这块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里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政治形势早已稳定，但当时的农业科技还没有明显进步。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斤。粮食紧缺。农民想了一个办法，用麦子换高粱。兑换的比例令我惊奇，一斗高粱能换一斗二升麦子！为什么这样不合理？老农解释说，因为高粱难吃，人吃得少，就能节省粮食！一位地主后代说，他的爷爷在家里吃饭最受优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几次白面馒头。粗粮是他们的主食。地主家尚且如此，其他农户家就可想而知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日子最好过的是1953年至1955年，农民这样回忆说。生活改善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横行乡里的土匪流寇被消灭，社会安定了，农民得以安心生产。“土地改革”前，这个村庄几乎所有的“贫农”都有土地，少则五六亩，多则十几亩；两户地主家的土地多一些，但他们人口也多。面对土匪流寇，地主的命运比少地的农民好不了多少，他们也不愿意多置地产。总体看，这里没有明显的土地占有上的两极分化。随着合作化运动开始，农民的生活水平开始降低。土地瘠薄，没有劳动者的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必然下降。农民说，玉米从播种到收获，要锄8遍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监督这样的劳动是非常困难的。从1957年开始，政府就号召提高农产品产量，干部组织生产队大量种植地瓜(红薯)，粮食种得少了。没有可靠资料表明1957年全县究竟种了多少地瓜，但1958年的情况比较清楚。这年全县种棉花24万亩，种粮食作物50万亩，其中地瓜竟达38万亩(春地瓜10万亩，秋地瓜28万亩)！这种农作物播种的指令性计划严重背离了当地的农业传统(历史上这里种红薯的土地面积只占总面积的2％左右)。从农民的回忆以及全县的一般情况推断，这个村大部分土地都种了红薯。<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5.0font-family:仿宋_GB年春天，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开始执行。先做的事情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30斤左右的粮食。多的也不过200来斤，这样的户数有三四户，所以收到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当时的会计回忆，干部从他家里拿走十几斤黄豆，七八斤带皮谷子，还有红薯干三四十斤，黑南瓜200多斤。他还说，1957年的时候，农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两粮食。成人吃稀的，学生和老人吃稠的公共食堂刚开始办的时候，是放开肚皮吃，但因为粮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面地吃。成人吃的饭是粮食与地瓜干混合煮的饭，比较稀。儿童在幼儿园有专人看管，是为了让妇女有更多的时间下地干活。干部们做了一个决策，给儿童、小学生和老人吃稠一点的饭，大家都没有意见。很快，粮食就吃完了。年长村民们的记忆也不太清楚，有的说放开肚皮吃的时间有一个月，还有的说只有大约20天。再后来地瓜干也没有多少了，就开始吃夏天地里新产出的东西，主要是胡萝卜。这种没有热量的东西不顶饱，大家都很能吃，于是也就不敢放开肚皮吃了。&全村办了四个食堂，后来合为两个。每个食堂又分成几口锅，全村13口锅，分别支在不同的农户家里。所有农家大体分成13份，被分配到每口锅上吃饭。食堂设有事务长，负责每天将做饭的原料分给每一口锅上做饭的妇女。食物这样短缺，事务长和锅上的炊事员会不会多吃多占？村民说，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那时，一碗饭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谁也没有那个胆量多吃多占。公共食堂到底办了多长时间？村民大体记得，到1959年春节，村里给每一家分了一点面粉过年，村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年饭。过完年后又继续吃食堂，实在没有吃的了，时间不长就散伙了。公共食堂的这种情形，自然不能为村民提供起码的营养水平。会不会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回答这个问题颇让村民们犯难。体弱多病的人加上营养不良，自然容易死亡，但很难说他们是饿死的。为什么躲不过1958年大多数村民不喜欢在公共食堂吃饭。干部们却有两个办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第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悉数收走。也有胆子大的农民偷藏粮食，但这种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经常召开的斗争会上，村民对私藏粮食的人拳打脚踢，没有多少人能扛得住。有老人回忆，有的村民私藏粮食后又害怕起来，便半夜三更把粮食偷偷地倒在野地里，以免干部们再来家里搜出粮食。命之所系的粮食就这样被糟蹋了。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1958年，这里也搞“大炼钢铁”，每家农户的铁锅都被收走，成了炼钢的原料。办了公共食堂，铁锅还有什么用！这是收走铁锅的理由。可是，胆大的村民还要在家里做饭吃，或者吃自家私藏的粮食，或者偷集体地里的地瓜、萝卜吃。没有铁锅怎么办？用沙锅来代替。那时沙锅卖得好了。家里做饭要烧火，但不能冒烟，以免被干部发现。有点钱的人可以用木炭解决问题，穷人就在晚上做饭，还要防止烟气跑到户外。饥饿难耐，敢不敢跑出村外要饭吃？一般不敢。人民公社运动是全国性的，跑出去要饭很容易被逮着，还会被看做抗拒社会主义的懒汉，要接受斗争。但据我了解，这样对农民的紧密控制并不是全国性的。至少在陕北，这种控制并不紧密。在乡里乡亲之间，干部们执行大家所厌恶的政策，能下得了手吗？农民们不能集体抗拒吗？当代人也许对此很难理解。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代人能做的是解释它，而不是否认它。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受村民欢迎的好人，他从战争年代就开始做党的基层领导。1958年他吃了一个大亏。这年，上级政府号召提高播种密度，用三条腿的耧来播种，但这位书记不相信这个办法能增产，坚持用传统的两腿耧播种。就这样一件事情，他遭到了“拔白旗”的命运，上了斗争会的板凳，并被斗争者踢下了板凳。干部不听话尚且会遭受严厉处罚，其他农民自然会害怕的。不过，换个角度看，农民们也是比较“自觉”的。政府要办公共食堂，大家也就办了；多数农民也乖乖地交出了粮食。政府又允许停办公共食堂，大家就回家吃饭去了。华北的农民自古以来就饱受战争的蹂躏，学会了在忍辱负重中生存的本领。日本侵华时期，“皇协军”也想让地方秩序安定下来，偶尔会敲打一下地方恶势力，但总体上那是一个官匪勾结、民不聊生的时代。&土匪喜欢华北平原。在这里，家家总有一些粮食，小农户也没有武装手段对抗土匪。而土匪在平原地区又有很好的机动性。农民对付匪患的一个办法是“装穷”。他们本来就穷，但要装得更穷。哪家农民的生活如果稍显富裕，立刻就有村里的“地勾子”报告给土匪，这家人就要遭殃了。敢于多购置土地当地主的农户必然是人丁兴旺的农户，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对抗土匪，人均占有土地也不多，实际生活水平也不高。即使如此，地主家的人还有可能做土匪的人质。在这块土地上，并没有很大的地主，地权分配比较平均。按我们的调查，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不到1％。有人拿西北山区农民和华北平原的农民作了一个比较，发现西北山区农民从房屋建造到室内中堂布置，都显示出某种文化气息，而华北平原的农民则似乎过着一种没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活，全部生活围绕一个字—吃。原来这是农民的一种十分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农民靠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贫穷与琐屑，换得了活命的机会。当人只顾得活命的时候，就只能与所谓文化相揖别。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在这里，有一种掠夺性的制度在农民内部建立起来了。农户家家都可能做“地勾子”，于是就没有谁敢在家里藏粮食。当大家都希望从别人家里掏出更多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时，就都逃不过饥饿的命运了。大家都真正穷了，就不用装穷了。而每一个人都穷了以后，人们也就不用再和谁去对抗了，因为对抗已经不能换来任何利益。这个制度的好坏实际上是一个“皇帝新衣”的故事，它的始作俑者和实施者都知道这个制度必须终结。但制度的惯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历史事变，使这个制度的直接危害竟延续数年之久。这段历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弯路”，哲学家可以叫它做“能变好事的坏事”，但在当事农民那里，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撰文：*英，参与调查人：曹子坚、魏巍、贾云鹏）人民公社的家当吃空了人民公社初期推行的“部分供给制”，具体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伙食供给制（包括口粮供给制和主副食供给制），第二种是基本生活供给制。如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的供给范围包括伙食、住房、衣服等7项；河北省徐水县人民公社的供给范围则更广，包括吃饭、住房、穿衣、教育、生育等15项，称为“十五包”。（参看罗平汉《人民公社供给制探析》，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全国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