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政改革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编者：日至11月1日以“经济转型与全球治理”为主题的2015新兴经济体智库峰会暨第80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合作举办。来自国家相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8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以及美国、德国、巴西、印度、土耳其、意大利、比利时、新加坡、泰国、韩国等国的智库代表，在本次论坛上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本版择取其要，发表部分成果。
　　□魏礼群
　　当今世界新兴经济国家都面临经济转型、提升经济增长水平的紧迫任务。然而，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不一样，各国推进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做法与路径必然也不相同。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转入发展新常态，转型升级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
　　近两年，中国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鲜明特点，是通过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和创新宏观调控，加快市场化进程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向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水平，以实现更高形态、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一是简政放权取得前有未有的进展。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政府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简政放权改革，提前两年多实现减少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
　　目前，国务院部门共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40多项；中央层面投资核准事项减少76%，境外投资项目核准除特殊情况外全部取消；工商登记实行“先照后证”、“三证合一”，注册资本由实缴改为认缴，企业年检制改为年报制；分四批取消 211项国务院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减少三分之一；中央层面取消、停征、减免42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每年减少企业和个人负担近千亿元。多数省（市、区）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减少40%，有的超过70%。
　　简政放权改革有效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与创造力。新增市场主体呈现“井喷式”增长，近两年多时间，全国新增市场主体2000多万个，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11万户，新登记企业中，90%是小微企业，96.3%是私营企业。各类社会组织也有较快发展。
　　二是在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中完善市场监管。
　　简政放权是要把本属于市场、公众、企业、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交出去，充分尊重它们的权利和发挥它们的应有作用，但放权不等于一放了之，完全撒手不管。简政放权与市场监管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二者不可或缺，不能偏废。在简政放权的同时，中国政府也着力创新和加强政府监管。
　　近两年来，国务院确立了“放、管、服结合”的改革思路，强调搞好事中事后监管和优化政府服务。包括及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查处经济、金融、财税领域违法行为，努力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加强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开展网上服务，推进由“进多个门，办一件事”向“进一个门，办所有事”的服务模式转变。
　　三是积极适应新形势创新宏观调控。
　　近两年来，中国政府积极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
　　其一，确立了“区间调控”的宏观调控思路，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使经济增长速度、新增就业、居民收入、消费价格等宏观指标都保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围，把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上。除了重视对经济“量”的调控外，还重视经济“质”的提升，提出了提质增效、结构优化、绿色发展等一系列组合性的宏观调控目标。
　　其二，实施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方式。在“区间调控”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对可能滑出合理区间的重要影响变量进行预调、微调，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
　　其三，创新宏观政策工具。在综合运用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结合，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的结合，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结合，长期政策和短期措施的结合。可以说，中国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
　　通过深化简政放权和创新宏观调控的一系列举措，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第一，整体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十天前公布的数据，前三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6.9%，其中，一、二季度都增长7%，三季度为6.9%。虽然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回落，但经济整体平稳的基本面没有变，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也没有变。
　　在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还要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10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基础上取得的，是在高基数上的增长，现在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5年前的1.5个百分点，相当于10年前的2.6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现在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量要比过去大很多。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也比预期的好。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增就业1066万人，已超过全年的预期目标。这主要是因为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等改革举措推动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情持续高涨。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4%，涨势温和。这些都显示，中国经济转型中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取得新进展。从供给结构变化看，今年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了8.4%，占GDP的51.4%，比去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从内需结构变化看，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
　　从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看，国民收入分配继续向居民倾斜。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高于GDP增长速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这些说明，中国经济开始由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由依靠过高投资拉动向投资消费协调拉动转变。
　　第三，创新驱动发展势头良好。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一系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新动力、新经济成长迅速。
　　今年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工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2个百分点。“互联网+”、智能设备、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绿色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信息、文化、健康、旅游等消费需求旺盛，新的经济增长点快速形成。
　　总之，中国政府一手抓简政放权，着力推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手抓创新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努力使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共同发力、协调并用。这对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促进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验。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体制改革还处于攻坚期，结构调整正值阵痛期，动力转换仍在过渡期。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创新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为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释放更多的红利、开拓更大的空间。
　　第一，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增强市场和社会活力。坚决把该“放”的彻底放开、该“减”的彻底减掉、该“清”的彻底清除，不留尾巴、不留死角、不搞变通。为进一步打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空间，国务院决定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清理。
　　日前，国务院决定第一批取消6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年底前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此类事项，原则上全部取消。同时，要全面推进负面清单管理。从2018年起，将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管理从自贸区扩展到全国，从外资扩展到内资，将有助于破除束缚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
　　还要加快市场开放，特别是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改革，扩大电力、电信、石油、金融、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通过负面清单制度对一些重要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固定下来，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以更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第二，进一步创新和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要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监管和执法体系，把相关部门的监管事项和规则放到统一的监管平台上，推进跨部门、跨行业综合执法，并动员公众、媒体等参与监督，形成“大监管”合力。要创新监管方式，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大数据监管系统，构建互联网+监管模式，实现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加强对重点领域的监管，特别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完善消费市场监管，推动建立服务业监管标准，全面推进市场监管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第三，进一步创新和加强宏观调控，增强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要继续完善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总量和结构调控结合”、“近期和长远调控结合”、“间接调控和直接调控结合”等，及时完善调控政策，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实效性。
　　近期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体系改革，进一步采取减税降费措施，减轻企业发展负担。加大民生工程建设和公共产品投资力度，加强公私合作项目（PPP）的落地。货币政策总体保持审慎和稳健，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实施相机调控。要实施更有力的产业政策、国土政策，并使各项政策工具协同发挥作用。要着力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鼓励运用高技术和先进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提高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端产品比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要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和沟通，寻找利益共同点，积极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营造有利于国内经济转型发展的外部环境。在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强与国际宏观调控的协调越来越重要。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转型的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不断取得更大的成效。
　　（作者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本文是作者在第80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增长”开幕式上的讲话）
[责任编辑:李克强强调：以改革创新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新网
李克强强调：以改革创新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9月17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6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李克强强调，改革发展与创新紧密相连，创新不仅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且可以放大各生产要素的效应，从而提升全社会综合竞争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转型升级。
　　李克强积极评价世界银行对华合作。他说，当前促进全球经济稳固复苏的关键是解决好发展问题。中方乐见世行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动减贫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愿与世行深化合作，提高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能力，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动力。
　　李克强从不久前夏季达沃斯论坛“创新”的主题，应询介绍了中国改革发展的情况。他说，改革发展与创新紧密相连，需要依靠创新驱动。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理念、制度、机制创新。创新不仅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且具有乘数作用，可以放大各生产要素的效应，从而提升全社会综合竞争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转型升级。
　　金墉表示，世界银行钦佩中国政府致力于推进改革的决心，赞赏出台的改革举措，愿与中国开展更紧密的合作，为中国经济升级提供支持和帮助。
【编辑:刘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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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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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15:58　赢周刊　
　　“他是上海人的骄傲，他也是4个科学院的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他就是中国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教授。”这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助理周雪林对徐冠华的介绍。
　　徐冠华在“2012创新中国高峰”上指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三大问题，即传统产业步履维艰、高技术与新兴产业无序发展并陷入“低附加值陷阱”、中小企业存活率低且难以做大做强。
　　要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徐冠华呼吁政府要转变职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快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步伐，推动产业自主创新，并要大力发展创新服务业。
　　□赢周刊记者 韦常春 整理
　　传统产业步履艰难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传统产业步履维艰。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传统产业规模非常巨大，在解决就业、维护国计民生以及保持社会稳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中国传统产业低利润的状况令人堪忧，不少人认为传统产业是夕阳产业，我以纸笔业为例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各种笔的产量都居世界首位，圆珠笔的产量更占了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可以说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制笔大国。但从整个产业链、价值链上来看，我们的制笔业确实是大而不强，甚至很多企业面临着生存危机，这是为什么？我想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圆珠笔的“空心化”，这好像和我们信息产业“空心化”有类似之处，所谓“空心化”指的就是圆珠笔的笔珠、笔芯和墨水主要依靠国外进口，或者依靠设备的进口，所以我们一直是在价值链的最低端从事生产活动，我国出口圆珠笔的价格大约是5毛钱到1元钱人民币，但是在美国市场转眼间就卖到1美元以上。中国在获得的一块钱当中，进口的笔头、笔芯、技术和设备占了大头，再加上劳动力成本，剩余的利润一般是2分钱到5分钱。这么少的利润，如何进行创新和扩大生产？如何支付越来越高的工资的要求？
　　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制笔产业链在其他环节上的缺失，也就是在美国市场上从1元人民币到1美元的增值，就包括了从产品设计、采购、物流、批发经营、零售服务各个环节，在这些价值链中创造更高利润的环节，全部不在中国企业手里。所以，制笔业不是没有利润，而是我国企业缺乏占有制笔业价值链高端的能力。制笔业的这种处境在中国传统产业当中具有代表性。
　　“低附加值陷阱”后果非常严重
　　第二，中国存在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中的无序发展和“低附加值陷阱”。有不少地方政府很热衷于发展高技术产业，不惜代价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产业发展重点向高新技术倾斜。从实践来看，许多地方对此缺乏理性认识，更多的表现为概念的炒作、雷同式的布局、低层次的竞争、技术的盲目引进、缺乏有效的核心技术支撑等等。也就是导致“升级版的GDP主义”，因为无序发展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战略性发展机遇的措施，后果非常严重。
　　以光伏产业为例，去年末遭遇哀鸿遍野的困境，一夜之间跌到谷底，数据显示，浙江374家中小光伏企业中，至少有50％处于半停产状态，而在拉晶和切片等环节，停工的企业甚至达到70％―80％，已经破产转行的企业也不在少数，这个状况令人深思。
　　实际上在历史上已经有过深刻的教训。本世纪初，短短几年，一场替代技术的危机，也就是以液晶面板为主的平板显示器，对CRT显像管的替代给中国的彩电工业带来了创造性的毁灭。我们曾经花费了20年时间使彩电工业的价值链95％都在本土生成，成为当时中国引进技术成功的典型。但到了2008年，中国彩电工业由于没有能力参与到全球性的产业技术替代过程，只能被动跟随，以致彩电的产业链80％再度转移到了国外。
　　现在有不少地方没有吸取教训，无序缺乏战略指导和技术支持的发展模式，在一些新兴产业里仍旧在不断重演。
　　在一些高科技企业，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和经济活动，在性质上，和制笔这样的传统制造业没有本质的区别。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高技术产业链低端活动的成功，比如在装备线上拧螺丝这样的活动，并不会必然带来这些高技术产品高端活动的成功。事实上，在不少高技术企业里，我们仍旧处在价值链的老位置上，仍旧被锁定在组装、加工、制造的低附加值环节，我们的高技术企业陷入到“低附加值陷阱”当中，根本原因是缺乏核心技术。由此，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的专利持有者。据调查，苹果公司每售出一台iPhone手机，苹果获得其中58.5％的利润，而做组装代工的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只有1.8％。它说明了高技术产品组装线没有改变中国产业活动的性质，产业升级的目标也不可能在这种路径下实现。
　　中小企资金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第三个问题是中小企业存活率低，难以做强做大。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孕育大企业的摇篮，尽管这些年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但是存活率低，难以做大做强的问题仍然具有代表性。
　　究其原因，我以为融资困难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资金短缺、融资困难是普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大量民间资本苦苦寻找出路，另一方面是企业融资困难和融资成本高。原因何在？关键是我国的企业融资金融体制缺乏满足中小企业发展所需求的金融中介体系、金融产品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尤其缺乏有品牌、有信誉、有能力的中介服务机构。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一是低利润使得企业没有研发能力，又缺乏市场化的公共研发机构、研发平台和技术平台；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得企业研发成果未进入市场已被其他企业仿制；三是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不足，制约了企业的扩展能力。
　　当前更要强调自主创新
　　从中国经济转型看科技与经济结合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三个方面分析。第一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我们从圆珠笔、彩电等产业的发展得到了什么教训？最根本的就是技术可以引进，创新能力不能够引进。实践一再表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的实践才能够获得。如果中国的产业要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并且能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那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开发平台，培养自己的技术开发队伍，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这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当前我们要更加强调自主创新？这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已经占据了国际市场的大部分份额，量的扩张几乎没有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资源环境的压力以及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已经将利润空间挤压干净。所以尽管作为市场需求的技术引进仍旧是合理的，但从国家战略和技术层面上必须要明确，依靠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创新才是基本的出路。
　　建设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
　　第二是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不健全。
　　一、创新环境的问题，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市场需要，来源于公平的市场竞争。然而，目前社会化市场化创新环境的不健全和激励机制的缺失，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并且创新环境的不健全、公共服务的缺失，也使得企业很难从社会、从市场获得技术创新所必需的资源。
　　当前，政府主导实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工程、产学研结合等等，我认为都是必要的。但政府需要更多的关注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建设，因为政府主导的项目只能够涉及少数企业、少数研发人员，也只能在一个时期内起作用。而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将惠及全社会，从而调动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众多人员的积极性，依靠市场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创新大军，形成中国自主创新蓬勃发展的局面。
　　二、政策导向问题，当前我国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也和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我举几个例子，比如现有的GDP导向机制，使得国有企业不愿意冒技术创新的风险，也不愿意在竞争性的领域做创新性的工作。还比如地方政府在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博弈和权衡，妨碍了中央政府制定的鼓励创新的政策进一步落实。我记得2006年制定了鼓励研发投入的税前抵扣政策，这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极为有效的激励政策，但在我国，据我所知，执行得不尽人意，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减少了地方的财政收入。还比如现有的创业板的入市标准等等，我听到的反映(是)，(它)使得进入创业板的企业很多都不再需要社会融资的支持，而真正急需支持的中小企业进不去，没有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政府的管理思维要转变
　　第三是政府的管理思路、管理方式还没有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刚才谈到的制笔业、彩电业、光伏产业等等众多的案例都说明，我们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宏观层面、战略层面把握不足，过多的依靠微观层面的项目操作，这样就引发出一些前面谈的后果。包括战略规划、前瞻性研究部署不足，导致产业技术换代和市场前景判断的失误，比如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和市场机会的前瞻性研究部署不足、研发不利，因此不能够有效地担当新兴产业的技术支撑。比如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衔接不力，导致了在研发市场、金融贸易整个产业链上的布局的脱节，难以形成配合有序的高价值的产业链。
　　二是过渡的关注规模总量的扩张，忽视了质的提升和改善，被GDP牵着鼻子走。GDP主义是一种典型的计划思维，只注重产值的增长，不关注附加值的提升。
　　政府应当把选择权还给市场
　　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第一，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快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步伐。如何把科技和经济结合起来？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给出了选择，那就是依靠市场机制。市场机制作为经济社会系统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仅为科技和经济活动的结合提供了联结的桥梁和纽带，而且能够通过筛选过程实现择优。
　　要做到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快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步伐，我以为必须抓紧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市场竞争要求政府必须大力推动科技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紧密结合，建立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目标的技术创新体制和机制。企业的创新不仅包括研究开发的创新，也包括产品的设计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等一系列环节。所以单纯的技术突破不能解决市场竞争力的问题。因此，孤立的科技改革和孤立的经济改革都不能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大力推动科技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紧密结合。
　　二是市场竞争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介入和干预微观的创新活动，要给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更自由的氛围和更宽松的环境，并摒弃现有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科技奖励和评价体制。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以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连最内行的专家都难以判断哪种技术最终会得到市场的认可，政府官员也一样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单一的用指定项目的行政手段来判断、确定优胜者，成功率会很低，并很可能把创新的幼苗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我们还是应当把选择权还给市场。
　　三是市场竞争要求一个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市场化的环境，减少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当然我认为对于一些战略性的产业，政府主导的产学研结合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对于众多的中小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对于千千万万支持产权的持有者来讲，产学研主要靠政府是做不到的，要靠市场，要靠中介机构来建立起这个桥梁和纽带。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浩浩荡荡的产学研结合的大军，而不是一些孤独的操作者。
　　政府职能频频越位和缺位
　　第二，加强科技和经济的结合呼唤政府职能的转变。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但在管理服务方面的政府职能仍然存在很多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当前政府的越位体现在通过项目的实施干预微观的经济和创新活动。
　　我要说明，为了实现国家的重大战略目标，政府推动极少数的重大项目是必要的。但是现在遍布各级政府、各个管理部门以项目为中心的工作方式必须要改革，因为项目操作的方式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手段有明显的局限性。表现在：一是众多的传统产业、中小企业难以受惠，它不是普惠性的长期性的政策；二是产业链中的个别环节和其他环节不容易形成有效的衔接；三是容易导致“权力寻租”行为。
　　政府的缺位集中体现在市场经济环境建设的落后，宏观战略和政策的把握不足，所以政府应当把职能定位在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制定和落实公共政策以及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研究、前瞻性布局和重大研究基础等方面，我相信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亟须推动传统产业自主创新
　　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当务之急。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即使在发达的经济体，传统产业事实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并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OECD 2000年的统计数据，高技术和中等高技术产业只占到整个附加值的8.4％，日本占到9.9％，欧盟占到8.3％，美国仅为7.9％。由此可见，对高技术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GDP贡献要做出恰如其分的估计。
　　事实上，传统产业并不绝对等同于低利润、低附加值，传统产业也有高附加值和高利润，关键取决于企业在产业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圆珠笔的案例就给了很好的注解。近来美国奥巴马政府也重点发展新兴制造业，可见传统产业并不传统，并不是悲观主义者中的夕阳产业。通过把高技术活动扩散到传统产业部门，传统产业依然可以太阳照常升起。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呼吁经济、科技管理部门高度关注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我们现在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听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有关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声音。当然这也重要，但是绝不能把传统产业孤立在主流的科技政策、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之外，这也是我多年做科技部部长下来以后反思的结果。
　　大力加快发展创新服务业
　　大力加快发展创新服务业，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有人习惯把第三制造业孤立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外，并且按照这种思路去发展第三产业。实际上，第三产业的很多部分都是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基础上逐步的发展和逐步的分离出来的，所以第三产业不仅仅服务于人，不仅仅服务于社会，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要服务和支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大量的创新服务机构和创新中介机构，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可以说，没有现代服务业就没有现代农业和现代制造业，脱离了现代服务业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是传统的农业和传统的制造业。所以，中国经济的转型一定要依赖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创新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科技和经济的结合也只有在市场化的创新服务业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够真正的实现。
　　我们这里谈的创新服务业，是指通过市场经济机制为企业创新提供专业服务的产业。它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内容之一。发展创新服务业，很重要的是由政府通过项目手段对经济活动实施大量的微观干预，调整到更为市场化导向宏观管理，提供了一种现实的选择和初衷。我们认为，创新服务业的发展，关乎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大局，我们呼吁，要把创新服务业放在与高技术产业同等的位置进行战略部署，制定让创新服务业享受与高技术产业相同的优惠政策。
　　尽管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们信心依旧。这源于我们全国人民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同，同时也基于中国经济转型所具有的多方面的优势的认识，这些优势包括对于国情本土市场潜在的需求，以及对中国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是我们国家实现经济转型的国家基础。中国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资源，是经济转型的宝贵的战略资源，可以实现大批量生产和低流通的成本优势。高智力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已经由“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复杂制造”形成新的国家竞争优势。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国家力量建设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技术的组织优势和其技术溢出的能力。传统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创新方面仍旧存在极大的空间。
　　问：在从低成本制造到低成本研发，到低成本复杂制造的过程中，我们能离开“低附加值陷阱”吗？走出这个陷阱是中国必须做的吗？还是说我们就是“低附加值陷阱”的状况是可以被容忍的？
　　徐冠华：这个问题要从历史来看，(它)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因为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是缺乏技术的，技术层次很低，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走这条路。但是应当看到今天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如果我们继续走下去，死路一条。从整体上讲，我特别感觉到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这种情况，我们的传统产业或其他各方面的产业，实际上已经发展到顶点。中国制造已经占了世界制造业，特别是低端制造业的大部分市场，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
　　另外，(由于)我们企业内部的竞争和现在面对的资源环境的压力，面对人民币汇率调整等方面，实际上我们的利润空间已经被挤压到最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作为，那我们就(要)等死了。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走创新之路，除此以外别无选择。不是顺应，而是必须要做。
　　问：在西方的产业链布局中，比如和美国相比，我们现在逐渐和德国在制造方面慢慢接近，但在布局中，中国始终处于低端的，我们在高的部分还是属于相对低端，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低附加值的陷阱？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步跳到美国和德国那样的先进阶段。
　　徐冠华：我们有一个跟踪的过程，但为什么现在强调创新？我觉得在有些产业，在有可能的方面，我们要在创新方面有突破。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走在人家的前面。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跟踪，也就是做人家已经做过的工作；从发展阶段来讲是必要的，但从长远来讲，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你永远处在价值链的低端或者跟在人家后面，可能你有所提高，但是你永远不能超过别人，即使是很小的差距，造成价值链上的差距会非常之大。所以我们提出要加强原始性创新，要有新的发明和创造，目的是争取走在人家的前面。经过30年的学习以后，我们在有些领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要改革我们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包括研究院所、大学，也包括企业。
　　问：中国在改革创新环境方面存在哪些阻力？
　　徐冠华：一些人对自己民族的创造能力缺乏自信，而且不止一个，一次、两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值得我们深刻的反思。
　　第二，我觉得政府有一个问题，就是贯穿各个政府部门、从中央到地方，项目操作的方式代替了政策、战略，代替了一切。这里面会出现很多失误，包括在创新上的失误。我相信政府是致力于创新的，但是决策怎么做，需要认真考虑。要改革政府的管理，首先要解决各个片区、各个部门的项目操作的方式，这是创新的一个大的障碍。
　　第三，对于科学研究的支持，现在我们在探索很多改革，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又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评价和奖励制度的改革极为重要。现在大家都浮躁，浮躁怎么能创新？一篇文章要分成好几篇文章去发表，为了多得一些分数。我们评一个大学的教授，不看你教书教得好不好，而是要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得了多少科技奖励。我们评价一个医生能不能做主任医生，不是看你的医德医术有多好，当然也看，但看得不够。主要是看你的论文得奖，这岂不是笑话！对于研究人员更是如此。这已经不仅仅是科技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知识界的问题。大知识界是我们社会的理论或风气的带动者，如果知识界都这样追求，中国的创新还有什么前途？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完全是可以解决的。我认为这些问题应当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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