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直补想领不敢领种粮大户为何成“二传手”_网易新闻
粮食直补想领不敢领种粮大户为何成“二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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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连山镇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政策调整完善试点调查
近日，广汉市连山镇的一些种粮大户向四川日报民情热线（028－）反映，本该是发给他们的粮食直补款，却被农民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争了去，使他们只当了个过路财神，心头想不通，希望本报报道能为他们找个解决办法。
记者采访获悉，为打破“大锅饭”，围绕“谁种粮谁受益”原则，我省于2013年在广汉等11县（市、区）启动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政策调整完善试点，变补“有田者”为“种田人”。但此举并非一帆风顺。一年来，许多农户因领不到补贴，通过涨租金或要求到期收回土地等理由，变相将这份补贴要到手。“想领又不敢领，领了还要转给农户，我们只是二传手！”连山镇的一位种粮大户道出了大家的委屈和无奈。
本报记者 李淼 文/图
现状直补款“左进右出”种粮大户费事还倒贴
“烦心得很！”提到这笔补贴，种粮大户们几乎异口同声。
今年3月转直补款的场景，种粮大户杨萍至今记忆犹新，3月29日一大早，杨萍便走进连山镇邮政储蓄所。13万多元直补款“左手”刚打到她账上，还没捂热，“右手”又得挨个打转给农民。
2013年，杨萍租地600余亩，涉及400多农户。这意味着，当日她要仔细对照镇上给的承包户账号，填写400多张转账凭单。
杨萍站在柜台前写了一整天。“手都写耙了，中拇指被笔磨出个深窝，光打印明细就换了3个存折。”
这事还惹“恼”了邮储所。杨萍被工作人员“吼”：你们这纯粹是走过场，汇款占窗口一天，村民取钱还要几天，耽误事。
56岁的种粮大户黄明水则比较“潮”：他喊娃娃在家用网银汇款，虽然省了很多事，但转账也耗去两天，打明细更是用掉7本存折。
恼火的是，大户们有时还要“倒贴”。
种粮大户冷小波在汇款时，密密麻麻的账户信息让他不小心看花了眼，给锦花村一个农户汇了两遍，多打了500多元。“喊他们退，死活不干，吵起来了，最后找到村上出了证明，才把钱要回来。”冷小波有点气。
即便这样，冷小波还常被农户问：钱对不对，转够没有？“以前政府直接打，农民不怀疑。现在大户打给他们，反倒觉得我们总要克扣多少似的。”
四川日报民情热线记者在广汉市农村调查走访时了解到，不光是大户费事，农业部门和镇村干部也做出大量动员和实种面积核实工作。“工作量比确权还多一半以上，每年都要来走一遍。”广汉市农业局副局长尹全坤介绍，尽管文件规定谁种谁补，但实际操作中，他们也无法干预大户与农民之间的自主协商。
探因一旦与农户争利 再包地就难了
为什么种粮大户要“让一步”，把到手的补贴转给农民呢？
四川日报民情热线记者调查发现，在以前，直补并非问题。杨萍拿出一份签于2012年的出租合同，上面与农户特别注明：经双方约定，由农户依法享受各种支农惠农政策补贴和服务。
直到2013年，我省在广汉等11县（市、区）启动粮食直补完善试点，明确“谁种粮谁受益”原则，这事才“敏感”起来。原来要付给农民的直补款，按照这一原则，将补给承包土地的种粮大户。
今年，改革再度加码，全省又新增24个试点县（市、区）。省财政厅计划，3年内粮补新政将覆盖全省72个产粮大县。
不少村民难以接受这一变化，一位农户就找到连山镇锦花1社社长冷小波讨说法：大户有大户补贴，还有项目，而粮补是国家给农民的，取消绝对不行！另外，在农户眼中，粮价也一直在涨，一年一亩地800斤黄谷的租金太“相因”了。所以大家提出，如果不给直补款，要么就涨租金，要么就把土地收回来！
记者采访了解到，农户对新政大多不愿接受。“领了十年了，突然取消，心里肯定欠欠的。”锦花村村支书李元清说。
新政公布不久，涉及流转的社长们找到种粮大户黄明水：老黄，你得表个态，不能与农户争利啊。黄明水则给农民吃“定心丸”：放心，该拿给你们的一分不少。“一旦争利，会造成大户与农户的利益矛盾，再要到农户手里租地就难了。”黄明水对形势看得很清。
杨萍不仅明确不要补贴，在保底租金外，还把年纯利20%作为分红，并为农户代交垃圾费等费用。“说大了是带民共富，说小点是维护流转关系。”她坦言，不想农民“骂”自己吃饱了就不松口了。
好口碑也有回报。今年五一等村就主动将700亩耕地租给杨萍。新签合同上依然注明：农户继续享受各种支农惠农政策补贴。
“没听说有大户真拿到这笔钱的。”尹全坤补充，但农民对专门的大户直补却不“眼红”，“想得，就去包地种啊！”
呼吁种粮人真得直补款 种粮大户会更多
直补不敢拿，大户们打心底很纠结。“种粮本来就辛苦而利薄，这笔钱比土地年收益还高呢！”冷小波心有不甘。
据记者了解，目前全省各地粮食直补加农资综合补贴，亩均120元左右，户均390元左右。
广汉更高。该市在完善粮食直补试点中，每亩直补从2013年的180多元提高到228元，“一亩田种两季粮纯利也就150元左右，还要种得好才行。”黄明水说
眼瞅着成本天天见涨，大户们已感到压力：一亩田水稻和小麦一季成本分别为1000元、500元。“水稻亩产上不了600公斤、小麦上不了400公斤，就要亏。”
黄明水靠规模种田加与农机专合社联营，去年纯利17万元。而“经停”他账上的直补就达19万元，是笔不小的“诱惑”。
诱人却不敢得。所幸，他还有两笔大户特有补贴：省上为种田500亩以上的大户每亩补100元，广汉今年全面铺开本市大户补贴，也为1000亩以上大户每亩补150元。借此，黄明水的1000余亩可以稳当地拿到25万余元的补贴。
补贴对于规模经营和粮食安全的杠杆效应已显现。连山镇副镇长罗志义告诉四川日报民情热线记者，该镇今年新增5个种粮大户，有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黄明水也感觉种粮的年轻人多了，估计全市40岁以下的大户已占4成。据了解，今年广汉享受省上补贴的大户有103户，共包地2万余亩。“如果直补款也能真正落到种粮人手上，包地种粮的人会更多。”冷小波讲。
见惯了大世面的黄明水看得较远。“种地也不能只盯着补贴，万一不补了，地就不种了？”他认为，现在种田比较稳定，种好点还算有钱赚，只要做出自己品牌，还是有潜力。
如何平衡种粮大户与农户的利益之争，本报民情热线将继续关注。
杨萍与锦花2社签于2012年的合同中，其它类第六款注明：经双方约定由甲方（土地出让户）依法享受国家和当地政府提供的粮食直补。
本应补给种粮大户的粮食直补款，最后还是转给了农民。
作者：李淼
本文来源：四川在线-四川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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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策在地方遭推诿走样 谁的大豆价格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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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2014年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资金应于今年5月底前足额发放给大豆实际种植者，但截至目前，一些豆农仍然没有收到补贴款。但李景娣和其他豆农向本报记者反映，统计部门并没有对该地区大豆的实际种植面积进行测量。
按照规定，2014年目标价格补贴资金应于今年5月底前足额发放给大豆实际种植者，但截至目前，一些豆农仍然没有收到补贴款。
&我们作为租地方是大豆实际种植者，但我们还要和甲方（出租方，即土地所有者）签协议按照6∶4分成，我们只能拿到六成的补贴款，而不是全额。即使这样，地方相关部门到现在还没有把补贴款给我们。&6月4日，在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区承包千亩耕地的豆农李景娣向《华夏时报》记者不断地诉苦。
据李景娣所知，像她一样，加格达奇地区没有拿到补贴的豆农还有很多，涉及耕地面积有上万亩，另外嫩江和大杨树等地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对此，齐齐哈尔大豆协会会长陈彦贵表示，地方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对农民种大豆的积极性是个重挫。
迟迟拿不到补贴
李景娣已开始今年的春耕，但去年的补贴款却迟迟没有拿到。
她给本报记者出示了一份黑龙江省政府下发给大兴安岭地区财政局、发改委等行政职能部门的&红头文件&，上面印有《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发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通知》字样，《通知》的签署日期是日。
《通知》明确了补贴资金发放的时间，即今年5月底前兑付给大豆实际种植者：&为保证农民春耕生产需要，省级财政将于5月10日前将补贴资金统一拨付给地、县财政；地、县财政要在5月25日前（最迟不晚于5月30日）将补贴资金兑付到大豆实际种植者手中。&
李景娣耕种的土地并不是她自己的，而是租别人的。据她介绍，2013年她与出租方签了一年的合同，合同中有一条款是&所租土地的各种补贴归甲方&，甲方就是出租方或土地所有者。
加格达奇相关部门以此为由迟迟没有将补贴款下发，李景娣和像她一样遭遇的20多位豆农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多次造访加格达奇区岭南管委会，但相关负责人要求他们先与土地所有者协商好方能下发补贴。
李景娣多次与出租方协商未果，土地所有者执意要求一切补贴归自己所有。
此间，岭南管委会相关人士建议李景娣等人去仲裁单位寻求法律援助，援助律师也表示，合同所签补贴事项并不包括目标价格补贴，因为承包合同签署时间为2013年，而目标价格补贴出台时间为2014年。
本报记者查阅资料，&目标价格补贴&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而《黑龙江省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下发执行已是2015年1月份的事情了。
所以，李景娣签署合同的补贴应为粮食直补、良种和农机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并不包括目标价格补贴。况且，中央和地方的文件均明确指出，目标价格补贴归大豆的实际种植者。
黑龙江省相关部门负责人在解读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时表示，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是发放给大豆实际种植者的，而非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谁种地谁受益。据李景娣介绍，岭南管委会也说目标价格补贴应该给种植者，但管委会仍要求种植者与所有者协商。
&管委会说要双方认可才能发放补贴，这段时间我们还去了省里面反映问题，但回复我们的结果还是协商解决。&李景娣说。
政策执行不力
无奈之下，李景娣与出租方达成六
[责任编辑：wang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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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承包别人的土地，当时只有土地直补，合同上写的是直补归甲方所有那么今年的粮食差价补贴应该归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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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推荐律师泣血的“草根声音”——北大荒垦区上访问题调查(2)
泣血的“草根声音”
——北大荒垦区上访问题调查(2)
&&&&&&第七章&&强行摊派的神秘“稻种”
——高价“服务”：“统一”还是垄断？
国家《种子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种子使用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购买种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刘景奎，40岁，建三江分局浓江农场农工
&&&&张晓敏，女，38岁，同上。
&&&&张桂荣，女，49岁，建三江分局青龙山农场农工
&&&&张欣，30多岁，青龙山农场农工
&&&&刘景奎，高高的个子，肤色如铁，身材挺直，声音洪亮，一听讲话就知道他是属于有知识有文化的新一代农民，更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他写了许多类似七言诗之类的顺口溜，来描述他在浓江农场生活的感受。访谈结束后，他把其中的几首发到我的手机上，诗中充满愤怒与悲怆。如《丧天粮》：
满怀憧憬北大荒，
农场坑农赔精光。
妻离子散无居所，
负债累累难回乡。
再如《怒秋田》：
凛风飘雪初春寒，
挥汗洒泪盼丰年，
蚊叮虫咬伤未愈，
当官可知我可怜？
&&&&“愤怒出诗人”。我相信，一个农民不会因为喜欢写诗而编造如此悲惨而愤怒的谎言。
&&&&浓江农场对上访人员控制极严。刘景奎是以“购买农机具”的名义，张晓敏是以“出门串亲戚”的名义，跑出农场来见我的。
刘景奎，原是黑龙江省绥化地区五营乡的农民，他能吃大苦耐大劳，又雄心勃勃，一直觉得在家乡承包村上的那点土地无法施展抱负，更难发家致富。听说农垦系统建三江那边鼓励农民承包大片土地，发展家庭农场，2005年，他和妻子带上11岁的孩子，举家搬迁到浓江农场第五作业区。他的这种身份不属于农场正式职工，因此被称为“代耕农”。
&&&&张晓敏身体瘦弱，说话低声细语，她家在浓江农场第一作业区。
&&&&2005年，刘景奎购买了一些农机具，包地135亩，第二年又包地175亩，全部种上了水稻。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却遇到一个令他和广大农工极为困扰的问题：近几年，浓江农场以“大面积作业”和“统一管理”为由，向所有农户实行“统一供种、供肥”——这当然是正确和必须的。但是，垦区既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有大农业企业”，在统一向自己所属的家庭农场和广大农户提供生产资料方面，无疑应当遵从以下原则：质量品质应当是令人放心的；价格应当是更加低廉优惠的；服务应当是更为周到全面的。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社会主义企业的光荣称号，才能体现党的“执政为民”的宗旨。
实际情况呢？刘景奎和张晓敏说，浓江农场统一供种供肥的价格普遍高于市场价，而且是说一不二的“霸王价”。“你种我的地，就得买我的种子和化肥。”而且强行摊派，不得自行外购，不买本场的种子和化肥，就不发“种粮补贴”。如2010年，每吨化肥市场价格在1680元左右，浓江农场却卖到1980元一吨。
农工们说，“当爹的”卖给“儿子”的东西，全是高价！
&&&&现在就来看看浓江农场强行推销的神秘稻种“空育&131”。
&&&&2006年，农场要求所有种稻农户必须统一使用“空育131”稻种，结果稻田普遍发生大面积“稻瘟”（俗称“掐脖瘟”，即稻穗底部受病枯死），水稻亩产骤降至700斤左右，平均每亩减产200至300斤。这一年，刘景奎等大批种粮户赔钱了。农户们为此到场部提出意见，说场部强行摊派“空育131”稻种，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场领导回答说，“这是天气异常，自然灾害，不是稻种问题。”
&&&&刘景奎等农户反驳说：“为什么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在同一地块，种植别的稻种生长情况良好，亩产很高，而种植‘空育131’就发生大面积稻瘟？说明农场统一发售的‘空育131’抗病性很差，这只有三种可能：其一，它不是良种；其二，它曾经是良种，但种植多年后现在退化了；其三，农场提供的不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高质量的种子。”
领导无言以对，但迟迟不给答复。刘景奎等大批农户被迫到地处哈尔滨的农垦总局上访。他们刚下火车，就被浓江农场和建三江分局的工作人员截住，领他们到了一家旅店，说“你们不必上访了，影响不好。我们已经决定，根据农户受灾情况，由‘阳光保险’负责理赔。”
接着，浓江农场与受灾农户达成协议：亩产800斤以上的不赔；亩产800斤以下的，由农场普遍推广的“阳光保险”负责理赔。刘景奎说，这种“阳光保险”的操作也是不合理的，农户每年必须按每亩5元交费，而且不给收据，不给保单。
2006年，刘景奎获赔9000元，杯水车薪。但获赔本身就证明浓江农场强行推销的“空育131”稻种是有问题的！
2007年，浓江农场依然强行要求农户按照自己承包耕地的亩数，购买60%的“空育131”稻种，其余40%的稻种可自行选择。这年刘景奎吸取了教训，没敢多种，损失较小。
2008年，浓江农场依然故我，继续强行摊派“空育131”。刘景奎没有大面积包地，幸免于难。许多农户被迫从农场以高价买回“空育131”稻种后，只是象征性地种上一部分，大部分当“高价大米”吃了，或以低价作为大米售出。农场只对强行摊派进行严格“管理”，只要你把“空育131”买回去了，种不种、种多少？即不再多管。浓江农场第四作业区的孙长山等十几户听话的农民大面积减产，损失惨重。他们集体上访到北京，来自高层的压力迫使浓江农场再次向受灾农户做了理赔。
2010年春，浓江农场仍然是“一切按既定方针办”，继续强行摊派“空育131”稻种，而且由往年的“白种”（即带壳稻种）变成了“包衣芽种”（即已经催芽并包上农药的种子），“白种”价格一般在1元多钱一斤，芽种却卖到3.3元一斤！
农场还要求，农户在一般作业区承包的耕地，种植“空育131”面积必须达到70%以上，示范带（即靠近交通要道的耕地）种植率必须达到百分之百。拒绝不种、违抗命令者，不发给水稻良种补贴（每亩15元），明年还要取消承包资格。有的领导在会上对农工们说：“你们种农场的地，就得听农场的喝（吆喝），你要想找公平，就去有公平的地方，农场的政策就这样！现在地火，有的是人想种，你爱种不种，不种就滚球子！”
结果，到2010年7月中下旬，农户们发现，凡是种植“空育131”的又发生大面积稻瘟。8月19日，四区的刘景奎、一区的张晓敏等10户农民找到场部反映意见，场长刘志波出面接待。农户们说，“损失是因为农场强行要求我们统一购种造成的”，因此应由农场按正常收成予以赔偿。
刘志波态度很和缓，似乎也很理解农工焦急的心情。他说，损失面那么大，农场全面赔偿是不可能的，农工家里生活困难的，有孩子上学的，我们可以赔一部分。
张晓敏家种了600多亩地，损失惨重，她说：“损失是共同的，有的赔，有的不赔，不公平，我们不能接受！”
刘志波面带微笑，拍拍张晓敏的肩膀说：“没事，慢慢接受吧。”
在浓江农场无法解决问题。日（星期日）上午9时许，10户种稻农民上访到建三江分局。值班人员说“领导不在”，10户农民不肯走，一直等到下午3时许，从楼里出来一位戴眼镜的领导（后来得知他是建三江分局的局长）。农户们纷纷向他反映“空育131”稻种的问题，局长摇头予以否认，说“‘空育131’是建三江的主打品种，抗低温，米质也好，你们不懂！”
张晓敏等人说：“你不种地不知道，‘131’已经有过多年病史，把老百姓坑苦了，为什么你们还强迫我们种？”
局长说：“有的损失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不能怪种子。”
刘景奎说：“‘131’已经坑我们好几年了，有些农户宁可把‘131’倒进壕沟里，改种别的稻种。同一地块，别的稻种都丰收了，‘131’却大面积稻瘟，用‘自然灾害’能解释得通吗？”
局长说：“技术问题你们不懂，我找技术人员跟你们说！”然后他打电话叫来几位技术员，他却走掉了。
日，浓江农场各作业区召集农户开会，第四区约有150人到会。大家都站在院子里，管区干部大声说，场部决定，从今天开始，各农户“预定2011年稻种”，所用稻种全部由农场提供，不得自行外购，并要求30%的耕地必须种植“空育131”（不知为什么种植面积逐年降低？），另外70%的耕地，可在农场提供的稻种目录上“自行选择”。
农户大哗，纷纷表示抗议和不满。但没人听。
近几年来，在强行售卖“空育131”稻种的问题上，农场和农户已多次发生冲突，干群之间的矛盾和情绪日趋激化。在一次露天的农工会议上，管理干部吼道：“我不操你妈，你们不知道我是你爹！你们想要公正，就去找有公平的地方，农场的政策就这样！你们再上访，来年就别想包地！”
日，各管理区又电话通知农户，赶快上报明年购种数量。毫无疑问，对于种植“空育131”稻种的广大农户来说，2011年可能又是提心吊胆的一年！
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浓江农场。同属建三江分局的青龙山农场农工张桂荣说，她所在的农场也一直强行摊派“空育131”稻种，拒绝不种者不发良种补贴。2010年，为逼迫广大农工种植“空育131”，青龙山农场同样强行推销不能吃、不能卖、也不敢种的“芽种”。
我手中有一份青龙山农场与农工签订的《2010年农业生产承包保证书》，在“统一供种”条款中赫然规定了如下霸王条款：“2010年分公司（即该农场）100%统一供种，品种按分局（建三江）推广品种供给，其中水田100%供应芽种，并统一包衣（农药）……对于没有完成分公司统一供种的种植户不能享受良种补贴，同时按照供种协议面积，不予返还每亩10元的技术保证金。”协议还规定，“每亩供种4.5公斤”。
农场强卖，农工不得不买。张桂荣说，农工们花血汗钱把“空育131”稻种买回来，却因多年减产、绝产的惨痛教训，很多人不敢种。往年农场提供的都是“白种”，可以当“高价大米”吃掉或卖掉。2010年农场提供的是包了农药的“芽种”，不能吃也不能卖，喂鸡喂鸭都不行。张桂荣被迫花费近万元，从农场购买了“空育131”稻种，大部分扔掉，然后又花了2.3万余元，在佳木斯种子公司购买了别的品种稻种，秋后她种的少部分包衣“空育131”得了稻瘟病，自行购买的稻种幸免于难。张桂荣说，她所在连队的农户，大多数把农场强卖的“空育131”稻种扔掉了！
我不得不提出疑问，浓江、青龙山等农场（据刘景奎、张晓敏、张桂荣反映，这个问题同样发生在建三江分局的其他农场）的农户不断反映、不断告状、不断上访，以大量事实证明“空育131”稻种连年发生稻瘟，造成大面积减产，使农户遭受严重损失，为什么管理部门依然我行我素，强行摊派？如果为了“统一生产和经营”，自定的“霸王价”为什么又大大高于市场？这不成了垄断性经营了吗？
我看到，在“空育131”稻种的包装袋上，赫然印有“北大荒集团建三江种业有限公司”的字样。我查阅了农场强行“供种”收费后给农工的大量收据，所有票据都是“黑龙江北大荒种业集团”提供的。前锋农场农工收到的票据上就印着：“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建三江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前锋分公司”。
我手头有一份证据：即2010年因“空育131”稻种遭灾获得“阳光农业保险公司”理赔的名单。据说，农户的收成必须损失在四成以上才能获得理赔。在严格控制获赔范围的前提下，已经公布于众的该名单显示，仅浓江农场第一作业区、第四作业区就有285户获赔，近8万亩地受灾！那么，全浓江农场有多少地受灾呢？全建三江分局有多少地受灾呢？
多年来，垦区管理者一直坚持“天灾”的说法。
种子是个非常复杂的科学性很强的问题，我非专家，不能贸然做出什么结论。“空育131”到底是不是抗寒抗病能力强的种子？还是使用多年、已趋退化的种子？亦或是个别农场提供了不规范的“空育131”种子（有农工猜测，会不会有人以未经严格筛选的“空育131”商品粮代替种子以谋取暴利）？这些都需要进行严肃认真的调研。但是，一个可以确认的前提是，广大种稻农工不可能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无事生非，非把一个可以让他们发家致富的高产的优良稻种说成是劣质稻种，为此四处奔波，多年来不断上访告状——“空育131”一定让他们吃够了苦头！
这究竟是为什么？哪怕是一个儿童，也不会硬说嘴里的糖果是苦的呀？就此问题我进行了更广泛的调查。农工们坦率地说，如果是好的真正的“空育131”稻种，米质不错，吃起来口感好，加工出来好看，但单产低，抗病性差，因此多年的“掐脖瘟”一直缠绕着“空育131”。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而巨大的矛盾：农场向社会出售“空育131”大米可以获得较大利润；而农工靠贷款种稻子，他们只希望保产量保回报，害怕因稻子患病遭灾而搞得血本无归。管理者强迫种，农工们害怕种，“空育131”之争，就这样成了两个利益群体之争和干群之争。
我的问题是：
第一，国家《种子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种子使用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购买种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农场应当按法办？还是应当按官方意志办？按官方意志办了又遭了灾，谁来赔偿家庭农场动辄几十万元的损失？
第二，垦区管理机构卖给家庭农场、广大农工的种子和其它生产资料，价格比市场还贵，而且不许农工自行外出采购，“统一经营”是否就此变成了垄断经营？
空洞的争论没有意义，正确的结论只能来自实际。正如农工刘景奎对黑龙江省调查组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老百姓就认‘死理儿’：让我们丰产高产、发家致富的种子就是好种子，让我们减产绝产、倾家荡产的种子就是坏种子！”
由农场造成的损失年年在继续，土地承包费也年年见涨。2010年，浓江农场规定每亩耕地上缴承包费320元，每垧地高达4800元。至于国家惠农政策规定的“粮补”到底应当发放多少？农场根据什么理由克扣了多少？管理者们从来没有公开、透明地说明和解释过。本文中所写到的各农场所有上访农工、农民，都没有听到过农场关于国家有关政策和落实情况的通报。他们就像“长工”，老老实实地听吆喝、种庄稼就行了。
据了解，在垦区许多农场还普遍实行一些令人不解的“规定”：
如每年农户交纳各种费用必须“上打租”，即开春就把一年的承包费、技术保证金、飞机航化费（每亩收费16元）等等各种款项，甚至包括可能发生的“罚款”一次性交齐，年终再“多退少补”。
我查阅了青龙山农场制定的、农工必须签名同意的“2010年农业生产承包保证书”，其中赫然列出19项可以扣掉农工预交的每亩20元技术保证金的理由。农工触犯其中任何一项要求，技术保证金就会被全部没收或部分没收。
开春备耕，正是广大农户用钱的紧要关节，为了交纳“上打租”费用，农户们不得不向银行贷款或四出借钱、“抬钱”，否则地就种不成了。一年年下来，广大农户形成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经济生活“模式化怪圈”：开春备耕，向银行贷款，向农场交纳“上打租”；秋后卖粮，偿还银行贷款和利息，然后再贷款交“上打租”、备耕。如果年景不好或遭了灾，农工们就成了为农场和银行“扛活”的“杨白劳”。
农工们普遍反映，农场的承包费“灾年不降，年年见涨，没有上限”。
此外，非常奇怪的是，秋后农场对农户卖粮也严加控制。粮贩子到农场各家各户购粮，必须把数万或十几万、数十万的购粮款打入管理区干部个人的账户，管理区才能出具“路条”，让粮贩子把粮运走。
刘景奎说，他卖粮时，与其交易的粮贩子必须把购粮款打入第四管理区主任的私人账户。
张晓敏说，她的卖粮款必须打入管理区出纳的账户。
从开春供种供肥到秋后卖粮，农户们就这样受着农场的严格控制、“统一管理”，按照他们的“霸王条款”辛辛苦苦地劳作着、牺牲着、“奉献”着。
浓江农场的各项收费也高得惊人。全场推行农田井灌时，张晓敏等种植户打了两眼井，收费高达3.4万元，另外每亩收“水电线路费”高达2950元。
说到这里，张晓敏落泪了，她说：“现在我们种地不容易，头上悬着一把刀啊！”
刘景奎说，在浓江农场包地的“代耕农”很多是从黑龙江省绥化和庆安地区来的，农场流传一句顺口溜说，“绥化庆安大虎B，赔了一批来一批。”他存有一封今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上访信，摘要如下：
由于农场近年来都是“统一供种”，而且今年供的是水稻芽种“空育131”，并强制我们种植户必须种植，种植面积要达到70%，示范带100%（公路两侧），不种131就不发补贴。而且不允许我们大面积种植其它品种。现在种植的131稻种大面积发生我们无法防治的病害，且病害正在继续漫（蔓）延，已造成无法估计的经济损失。我们种植户都是贷款和“抬钱”种地，每年就靠粮食收入来维持生活。现在我们已没有经济来源，倾家荡产，一贫如洗，今后的生活无法保障……农场领导干部的做法与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大唱反调，农民的真心感受只有渴望与无奈。
我们不想种植“131”品种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品种抗病能力低，发病率高。2006年秋天已经给我们种植户造成严重减产，不少地块绝产。2007年至2009年期间，农户为了保住承包地，无奈从农场种子公司购买来高价的“131”种子，只能作为“口粮”吃掉，吃不完的又作为商品粮低价出售。2010年，农场又统购统销“131”芽种，没有发票、生产许可证、检疫证、合格证，农民真的没有办法，扔不起才种。下决心把“131”品种扔掉的种植户，改种其它品种，都获得了大丰收，其他农户种植的龙粳20、龙粳25、龙粳26、龙粳29等品种，都没发生病害，可惜农场不让我们种植。
农场的强制购种已经违反了《种子法》第39条、第41条、第69条之规定，严重违背了国家制定的惠农惠民的政策。当农民种了农场不抗病的种子受到巨大损失的时候，农场领导干部互相推诿扯皮，百般抵赖，不予赔偿，老百姓在状告无门的情况下只有信访，请求中央领导派人实地调查。我们所反应的情况都是属实的，绝没有半点伪造的不实情况，如有不实愿负法律责任。
刘景奎这样形容自己的劳动生活：“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猫晚，干活比驴多，吃的比猪差。”谈到上访，他决绝地说，他和其他上访农户相约，不能成群结队一起上访，以避免“全军覆灭”，大家要“轮番上阵，前仆后继”，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刘景奎说，为避免上级了解真实情况和农工们的不满，浓江农场对广大农工特别是上访人员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控制手段。访谈中，我与同在浓江农场、多次上访的卢凤琴通了电话，卢凤琴说，她现在“走哪儿都有人跟着，实在出不来了。”刘景奎说，每有领导来检查工作，农场都派人把守住各个路口，严禁农工们接近。
有一次，建三江农垦分局搞“稻米节”，有高层领导前来，农场把有意见、敢说话的一些农工拉到附近饭店，好吃好喝好招待，门被反锁着，不许出去。等上级领导和贵宾们走了，才把农工们放出来。
我在北大荒当过知青，从事过农业劳动。我知道那里耕地广阔的劳作条件和特点。
以往，为耕种方便，农户的育秧大棚都靠近自己承包的几百亩或上千亩的地块。为了发展“观光农业”、“旅游农业”，浓江农场把农户大棚集中起来，说是搞成“大棚基地”，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育秧”。刘景奎等人说，这是不切实际的“面子工程”，大棚需要农户重新购买，育秧也还是各家各户自己去大棚劳作，结果大棚离自家的地远了，运秧又增加了用工和费用。刘景奎说，这些“观光农业”真是“惠农变坑农，劳民又伤财。”
青龙山农场张桂荣讲，“农场为了显示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强行要农工统一购买农场提供的大棚卷帘门，每个门收费1850元，那有啥用啊？”“为了好看的‘统一工程’，农场腾出一块空地，让农户们把自家的农机具集中起来统一存放，可既没有遮风的也没有挡雨的，而且还要收费。自己花钱买的农机具，风吹雨淋能不心疼吗？可是在自己家的库房里存放，连队也要收费！”
今年，张桂荣在自家库里存放农机具，场里竟然收费2300元！
这一切是“服务”还是剥夺？是扶农还是害农？
日中午，刘景奎致电给我说，前几天浓江农场又“政策”突变，正式开会通知农户，2011年不再以现金方式收取“土地承包费”，而改成交粮（大概因为粮食不断涨价，行情看好）。张桂荣说，青龙山农场现在正强迫我们交“任务粮”，每亩上交480斤稻子，收粮的票子上竟然不标明价格——会不会随时压价呢？而且，农场还强迫农工们把粮食送到给价很低的场部“粮食中心”，不得送到其它地方。
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2006年即已庄严宣布废除延“交皇粮”制度的今日，浓江农场竟然反而变本加厉了。
我算了一笔账：2010年，刘景奎上交的土地承包费为每亩320元。按照浓江农场的新规定，2011年每亩地上交水稻213公斤，按水稻收购均价每公斤2.5元计算，农户每亩土地承包费实际上涨到632元以上，同比涨了近一倍。
&&&&补记：
经上网查询，“空育131”搞得建三江民怨沸腾已经有数年之久。2006年，农工们就开始对建三江分局所属农场强行派购稻种“空育131”发出声讨，媒体也做了不少报道。这就是说，“空育131”年年发生稻瘟，不能年年都怪天灾吧？
现将有关网文和报道附录如下：
“空育131”：是天灾还是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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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8:00)
用收购来的带病商品粮充当稻种强行卖给稻农，一片片水稻没等成熟就大面积枯死，国家良种补贴变成了伪劣稻种，稻农血本无归，欲哭无泪。这就是发生在黑龙江农垦建三江分局859农场的坑农害农事件。
本网讯：日前，本网接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分局859农场几个生产队村民的来信，反映农场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利，把收购来的带病商品粮充当稻种，强行高价卖给稻农，截留国家给农民的良种补贴，捞取不义之财，致使全场发生大面积稻瘟病，给稻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据村民介绍：今年他们种的稻种都是“空育131”，这是一种紧穗稻种。这个品种2005年在本地就发生了稻瘟病。因此，稻农今年都不愿意种这个品种。但是，今年春天，农场却强行推行这个品种。生产队的领导对稻农说：“如果不种这个品种，农场就不给良种补贴。”被逼无奈，稻农们只好在农场种子公司领取了这个稻种，但国家良种补贴现金却由场里从稻种中直接扣除。对此，有些农户怕受害，就把每公斤3元多钱领回的“空育131”当成商品粮卖了或磨成米吃了，宁可花高价亏了，也不种这个稻种，再去买别的品种。这个场的11队稻农以及其它队的一些稻农，出于对农场的高度信任，加之手中没钱去买别的品种，只好听天由命，种上了“空育131”。
据村民反映：859农场的这些作法实在太霸道，农户选种都身不由己。强行截留扣取国家给农民的良种补贴，更是违反了中央关于“良种补贴必须以现金的形式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的规定。同时，农场发给的“空育131”稻种，根本不是从种籽基地调来的，更不是专业地块，专业人员培育出来的。而是从农户中收购上来的商品粮，经过精选，包装后就充当种籽卖给了稻农。场里收购时每市斤8角多钱，卖给稻农却是1.59元，价格翻了一倍。这其中牟取的暴利还有待调查。
事情如果仅此而已，农户们也就忍气吞声的认了。可是更让稻农们伤心和愤怒的是：水稻插完秧后，凡是农场发放的“空育131”稻种育出的秧苗都开始发病。为了防治稻瘟病，从6月底，稻农们就整天奋战在水稻田里。按场里要求喷洒各种农药，一遍不行，就喷二遍三遍，但最终还是眼睁睁看着秧苗死去。每亩地仅药费就支出20元到30元，结果是稻、财两空。这个场的11队已有3500亩稻田发生了稻瘟病。其中1500亩已绝产，剩余的2000亩，也死了一半。目前，稻瘟病还在漫延，秋末将全部绝产。稻农于山家种的280亩“空育131”水稻，已绝产200多亩。一些插种几十亩、上百亩的稻农，已全部绝产。放眼发病稻田，稻穗全白，放把火就能点燃。
面对这人为造成的灾难和损失，农户们纷纷找农场要说法，讨公道。农场的答复是，已请农业专家鉴定，结论是：不是种籽的事，是水稻户自己管理不好造成的。但事实却否定了专家的所谓鉴定。同样一个稻池子，一样的管理，一样的种植，为什么别的稻种就一点病没有，长势特别好。稻农于山除了场里发放的“空育131”，还从佳木斯卖了另一个品种的稻种却没有一点病，现在稻子已压圈，丰收在望。这样的事实在全场随处可见，而场领导和所谓的农业专家却视而不见，硬说稻瘟是空气传染。但为什么只传染“空育131”，而不传染别的稻种？场里却拒不解释。
非但如此，据了解，场里最近针对此事采取了高压政策，明令各生产队严加管理，不许四处上访。并且宣布：谁要上访，就取消明年的包地资格。另据农户举报，今春农场在不给收据的情况下，强行向农户多收取每亩10元的包地费。
据了解，859农场共有水田面积20多万亩，今年全场插种的水稻品种大部分是“空育131”，保守估算，今秋全场将有几万亩的水稻颗粒无收。
构筑国家粮食安全，重视解决三农问题，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今年，建三江垦区已被国家命名为“绿色米都”。面对大好机遇，作为黑龙江农垦基层管理单位的859农场，本应为当地农户保驾护航、排忧解难、服务于民、致富于民，反而做出这些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严重阻碍党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目标的贯彻实施。
本网将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并进行跟踪报道。
（中国百姓权益网）
&17:57:54&[举报]
你好！&这段时间我们农场的稻瘟病很严重，上网查询抗病方法时，无意中看到您07年写的《空育131，天灾还是人祸？》，没想到三年后故伎重演，我们农场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我们是黑龙江省建三江管局勤得利农场，与报道中的859农场同属三江管局。今年，我场场领导在全厂范围内强行摊派“空育131”稻种，所有使用该稻种的稻田，截止目前已有80%患稻瘟病，很多稻田近绝产。很多农民贷款数十万元，此次全场稻田发病，致使非常多的农民不仅将多年的积蓄全部赔光，还欠下了数十万的贷款。我暑假回家，看到乡亲父老整日唉声叹气，希望能帮助他们讨个说法，但凭我目前的能力，很难独自完成，看到您的文章，我顿时感觉深有同感，希望您也能为稻农们伸张正义，以免再危害他人，谢谢您！
新浪网友&07:12:31&[举报]
空育131实在害人不浅，我今年也种植了250亩“空育131”，现在损失7成以上，原因也是种子问题。农场买给我们的种子根本不是正规繁育的。而是从农户手中买来的商品粮，农场今年不让农户自己出去购种，必须买农场的种子，否则不给种子补贴。而农户不想买131想要买别的种子，农场却供应不上。致使我多年积蓄全部赔光，还欠下十几万贷款，我一个农民不知找谁申诉，希望有好心人为稻农们伸张正义。
丰收时节吞苦果：天灾还是人祸
日&来源：经济参考报
农场强行指定购种渠道，农户自购种被倒进水沟
谈起稻种的来源，前哨农场的许多农户都感到气愤不平。他们告诉记者，购种渠道只有一个，那就是农场规定必须在建三江农垦分局种子公司前哨种子分公司购买，没有其他可选择的余地。因为你不在那儿购种，就甭想得到国家给的补贴。
在前哨农场租地种的60岁老汉马树兴和老伴刘志荣向记者哭诉了一件伤心事。今年春天，他们觉得农场指定的“空育131”经过多年种植，已经抗病力低，所以就不打算种了，自己从庆安县买了11编织袋别的水稻种。没想到正在浸种之际，农场的人来检查。农场第二管理区主任郑胜良一看不是在农场购的“空育131”，竟然把他家正在浸着的种子倒进了门前的水沟里，老两口望着被倒掉的五六百斤稻种放声痛哭。马老汉说，农场不仅倒掉了他家的稻种，还扬言到秋收时要再罚1000元钱。
和记者讲话之际，马树兴就跳进了水沟，顷刻间就捞起了许多稻种，马老汉说，这就是被倒掉的稻种，有五六百斤，太让人心疼了，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找到说理的地方，更不知找谁赔。
马树兴说，虽然稻种被倒掉一部分，可他仍然坚持种了200亩被倒掉的品种，另有70亩种的是农场指定的“空育131”。马老汉指着一片穗大籽粒饱满的稻田说，这就是被倒掉的品种种出的水稻，现在丰收赚钱已成定局。而另70亩农场指定品种种出的稻子，却得了严重的颈瘟病，赔本也已成定局。
前哨农场第二管理区主任郑胜良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农户的稻种“是被我给倒了”。他解释说，马树兴家自购的稻种糙米很多，是不合格的种子，所以不能允许他种。当有农户现场提出马家自购稻种亩打粮很多并取得了丰收时，郑胜良说：“就是打一万斤，你的种子也不合格。”
郑胜良说，农场推广的“空育131”有长势好的水稻。随后他带记者参观了一片长势非常好的水稻田。可是等郑胜良走后，该片水稻田的主人却告诉记者，这片水稻的品种是一种“390”，根本不是“空育131”，她家的“空育131”也得了严重的颈瘟病。
农场自制“一号文件”，强收技术保证金和保险费
在前哨农场采访，农户还反映，农场不仅强制他们购种，还强制他们参加农业保险，强行收取他们种地的“技术保证金”和“植保金”。
该农场在2006年自行制定了一个“一号文件”，这个文件与中央的“一号文件”相背离，新增加的一些农户负担严重冲抵了中央惠农政策。农户给记者复印了一份前哨农场自行下发的“一号文件”——《黑龙江省前哨农场文件(哨场发[2006]1号)》。在这份文件上，果然有这样的规定：“凡承包农场熟地的必须参加农业保险”；“承包农场的耕地必须同农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技术保证金合同和陈欠偿还合同及各项管理文本，否则不应、不予承包土地”；“为加强植保管理，按0.3元每亩提取植保金”；“收取1元/亩的水利管理保证金……提取10元/亩的水利建设基金”；“为补充精神文明建设费用不足，各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加收3至5元/亩”；“凡在以往年度未经农场同意，没有完成农场应缴各项费用的人员不能承包农场土地。”农户们说，农场不断给农户增加各种负担，而又通过地租的形式体现。所以动不动就以土地相威胁，现在农户最怕没地可种，但土地在农场手里攥着，这对于租地者来说，农场增加什么样负担农户都只能承担。
对于农场自行制定的“一号文件”及农户负担问题，前哨农场副场长李文生说，农场土地与地方土地不一样，农场的国有土地是农场经营，企业经营要追求一定的效益，同时要拿效益承担许多社会问题，如教育、卫生。国家给农民减免的，农场也都减免了。农场与地方没有可比性，所以不能参照地方。
该农场原工会主席、现农业协会会长司志军说，农场的文件与中央的“一号文件”是不违背的，但后来发现它有些不妥当。
农场方面说，农垦部门对种子的要求比较高
关于种子推广问题，前哨农场水稻办副主任张宗沂说，农垦部门比地方要求严，所以对种子的要求比较高。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种子管理处处长高原说，由于“空育131”是一种“铁秆作物”，优点特别多，所以分局才推广它。今年发生颈瘟病，不是种子问题，而是天气因素和农户不按技术规范种植造成的。种子公司卖出的种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她可以保证农户用作稻种的不是商品粮。高原还说：“在科技推广过程中，在我们为农户做好事的过程中，不理解我们也是正常的。”
农户一方气愤地抱怨农场，农场及农场指定的售种单位一方却说是为农户着想。看来水稻严重患病影响产量的责任一时竟难说分明。然而，水稻大幅减产的事实却分分明明地摆在那里。那么，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到底谁该为农户的损失负责？（记者:程子龙）
第八章&&她们的奉献与劳动不应被遗忘
——我的白发苍苍的姐妹们
&&&&张希恩，女，56岁，宝泉岭分局绥滨农场
&&&&郑淑华，女，50岁，建三江勤得利农场三分场,1980年曾获农场授予的“先进工作者”称号
&&&&于永香，女，54岁，北安分局长水河农场
&&&&李淑燕，女，50岁，建三江分局青龙山农场，1984年获“五好家庭”、“致富能手”称号
&&&&马凤华，女，54岁，同上，1982年获“三八红旗手”称号，连续三年为“妇代会”代表
&&&&卢凤琴，女，年近六旬，建三江浓江农场
&&&&(她们审阅本文后，都按下手印。卢凤琴刺破手指，按下血手印。)
她们都老了，白发苍苍了，访谈中多次泣不成声。
在我看来，她们是我们国家不能忘记的一代，她们是用血染的肩膀把北大荒扛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一代拓荒者。她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拯救了北大荒。
我是1968年上山下乡的知青，1976年返城回到家乡哈尔滨，后调入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我知道，随着“文革”宣告终结和拨乱反正，中国上千万知青抛下乡村生活的一切，从镰刀到棉衣，甚至包括婚姻与爱情，如大海狂潮般涌上返城之路。这是历史的必然，谁都无法阻挡。北大荒农场系统和“生产建设兵团”系统的数百万知青就这样一夜之间离去了，连队空了，医院空了，学校空了，基层领导岗位空了，农场的孩子没有上课老师了，连开拖拉机的人都找不到了……
大地寂寥，人影稀疏，北大荒陷入一片瘫痪！
当时的领导者做出正确决策，一方面鼓励农场职工振作精神艰苦奋斗，一方面请职工向各自家乡的父老乡亲传话，广泛召收和热情欢迎各地农民到北大荒开荒种地，搞“家庭农场”。全国人民都知道北大荒黑土地肥得流油，“插根筷子都发芽”，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数以十万计的农民满怀憧憬，纷纷涌到北大荒。
他们是我们这代知青走后立即接替上岗的“接班人”，因此他们有一个统一代称叫“顶岗工”。
卢凤琴性格沉静，讲话从容不迫，有条有理。
张希恩性格爽朗，快人快语，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她老家在山东省利津县，1976年，22岁的她投奔姐姐来到绥滨农场，几年后认识了丈夫于庆仁，在这里结婚安家了。与她同来接受我访谈的三位女性，大体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在青春如花的时候奔赴北大荒当了“顶岗工”。她们同所有扎根北大荒的人一样，也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一代人。因为她们和广大农民的到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一度萧瑟沉寂的北大荒恢复了生机，数以万计的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今日北大荒的繁荣局面就是沿着他们的脚印走过来的。
到1991年，这批“顶岗工”在黑龙江农垦总局属下的各农场已经奋斗近20年了，根据群众要求，他们的身份和职业认定必须提到日程上了。这年，黑龙江农垦总局就此问题上报了一份“59号”申请文件，农业部以“165号”文件做了批复。具体文件我没查到，详情不得而知。但是，这以后却遗留下一个“大麻烦”，造成连年持续不断、至今不能平息的女性“顶岗工”上访人潮。按照那时制定的相关政策规定，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农场的“顶岗工”，凡是年满18岁的男性劳力都转为正式职工，而女性“顶岗工”因为结婚以后变成“家属”，就未给转正。在奉献了全部青春热血之后，现在她们都老了，年近六旬，已到退休年龄，却成了一群“无业游民”！
农场改制、停发工资以后，农垦总局规定，凡属农场职工，每人有一垧（15亩）免收承包费的“基本田”，用以维持生活。但到了退休年龄的人不给，上学的孩子包括上大学的孩子不给，长期在外打工者不给等等，这些没有正当名份、已经年老体衰的女性“顶岗工”就更没有了。改革开放以来，她们与男性劳动者并肩劳作，为振兴北大荒奋斗了几十年，到老了却没有任何“名份”，因此也就没有一分田，领不到一分退休金。当时依据怎样的理由制定了这样的具体政策，我无法做详细的考证。我只想说，这样的规定对女性显然是带有歧视性的，遗忘和抛弃她们是不公平的。
其结果必然引起大规模的上访。至今，她们已经在上访路上奔波了十多年，在遍及北大荒垦区的各农场，几乎都有一批这样的“老太太”，在上访中她们已经相互认识并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她们经常相约，共同行动。本文访谈的四位女性就来自不同的农场。
据张希恩介绍，通过多年坚持不懈的上访，已经有部分人解决了“名份”和养老问题。建三江分局属下共有15个农场，其中八五九农场和创业农场本着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全面解决和落实了这批女性“顶岗工”的问题，大家都能安居乐业、颐养天年了。让人不解的是，同属黑龙江农垦总局一体化的系统，同属建三江分局的“天下”，为什么其他管局、其他农场至今没有解决？
在全农垦这批上访“老太太”中间，建三江分局浓江农场的卢凤琴是态度最为坚决、而且是有威信、有影响力的人物。她因受到农场严格监控而无法出来见我。她在电话中说得一针见血：“有些姐妹解决了，有些姐妹没解决，少数农场解决了，多数农场没解决，这就是不公平！这就是我们坚持上访的原因！”
据卢凤琴介绍，至今尚未解决上述诉求的“老太太”在全农垦系统有“1万多人”和“近3万人”两个说法。无论哪个数字，都是一个骇人听闻、持续不断的“上访大军”和影响广泛的“不安定因素”啊！
面对涉及如此众多的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级机关理应认真倾听，全面调查，从速进行相关政策研究并给出答复、尽快落实。她们毕竟在北大荒最为困难的岁月做出过重大贡献，她们是我们的老姐妹。在今日北大荒的丰收景象里，仍然闪耀着她们的心血与汗水。但是，在极少数接访人员的眼里，她们只是一群“不断找麻烦的人”，接访态度很不耐烦，甚至是极为恶劣的。
卢凤琴等一些上访老人说，黑龙江农垦总局信访办主任任少军，大概因为上访量太大，有点烦，对待上访群众的态度有时极为粗暴。
日下午，在省劳动厅信访办公室，接访人员听老人们哭诉了开荒种地那些年的辛苦和老来艰辛困顿的生活，有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潸然泪下。受命前来接访的任少军发了大脾气，竟然指着卢凤琴、赵桂荣等十几位上访群众说：“当年小日本进中国杀人杀少了，应当把你们都杀掉！”
老太太们愤怒了，上访者之一、王桂华指责他说：“小日本杀少了？杀多了还能有你啊！如果小日本再侵略中国，我要能上战场，就第一个上去杀日本鬼子！”
一位姓汪的老太太说：“那你就把小日本再叫进来，把我们这些老太太都‘突突’了呗！”
日，葛淑芝、薄宪民、张艳华等50多位上访的老太太群众向任少军反映和诉说眼下的艰难生活，任少军又不耐烦地说：“饿死你们活该！”他还指着卢凤琴说：“政策出台之日，就是镇压你们之时！”他经常威胁上访老太太们说：“你们再出去上访试试？出去我就拘留你们！”
坐在一旁的省劳动厅信访办的毕主任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批评任少军：“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们农垦干部高楼大厦住着，但也不能把这些有贡献的女职工老了就扔在一边不管了！”后来他对上访老太太们感慨地说：“你们农垦有的干部，真不如老百姓素质高！”
过后，上访的勤得利农场农工赵桂荣被拘留10天，第5天时她的心脏病犯了，被抬到医院输液，整整躺了5天。
访谈中，长水河农场的于永香流着眼泪说，1995年她和丈夫离了婚，独自带着孩子生活，没有基本田，也没有退休金，因为不是正式职工也没有“低保”，生活十分艰难，没办法她开了一个小吃店，儿子29岁了，至今无钱结婚，长年在外打工。
2008年4月，张希恩到北京农业部上访，被农场公安部门拘留10天。此次她到哈尔滨来见我，是借了500元来的。行前丈夫还不放心地嘱咐她：“快六十岁的人了，这次可别再给蹲进去了！”
建三江青龙山农场的李淑燕说，今年7月24日，她和几位农工因上访被青龙山公安局拘留起来，被抓人的家属和周围群众听说了，约有上百人于27日聚集到建三江分局大院要求“放人”。附近各农场公安人员受命纷纷火速出动，前往制止这场“群体性事件”，李淑燕的丈夫王为玲在院子里被公安人员打伤倒在地上，群众拥上前拉开公安人员，又找辆车把李淑燕丈夫急速送往医院。可是他没钱治伤，医院不留。李淑燕丈夫流着泪对送他的群众说：“你们就别管我了，把我扔大道上吧……”
李淑燕被拘留10天。放出之日，她向看守所管理人员索要拘留证明，对方就是不给。李淑燕铁了心，说“不给拘留证明，我就不出来！”逼得看守所长把自己的手机号给了李淑燕，说：“大姐求求你，出去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就打手机找我。”
最后，这份拘留证明是李淑燕在青龙山农场公安局要出来的。
关于这批“顶岗工”，我无法进行更全面的调查，但在北大荒垦区肯定是一个人数不少的族群。她们觉得自己在“献了青春献终生”之后被抛弃和被损害了。她们深陷痛苦与愤懑，为此奔波呼号、上访告状了十多年。让我惊诧的是，整个北大荒垦区有一套相当完整、层次分明的行政领导体系、经营运作体系和司法体系。“顶岗工”问题为什么有些农场解决了，有些农场至今没能解决？
政策不统一就是不公平。不公平就永远不会有和谐与安定。
上访群众的问题不解决，垦区永无宁日！
第九章&&工人日报的“内参”
——“围城”之困的铁证
邹振龙，56岁，建三江分局前锋农场农工
张丽英，女，54岁，同上
白文革，49岁，同上
(他们代表了20位农工。)
邹振龙，眉头紧锁，说话简洁果断，对国家农业政策和相关法律研究得很透，骨子里有一股军人的倔劲。
张丽英一边吸烟一边讲话，性情泼辣，话语干脆，一看就知道是个敢闯敢干、敢碰硬敢拼命的女性。后来我开玩笑常叫她“孙二娘”。
白文革，圆脸，话不多，双腿行走困难，访谈后我才知道他的腿被打断过。
邹振龙，原是黑龙江省明水县农民，1973年参军当了海军航空兵，1977年复员回到家乡。那时正是知青返城大潮席卷北大荒的时候，农场严重缺少劳动力，于是到处招工。明水县共有34个复员军人报了名，前锋农场大喜过望，专门派车前来接邹振龙他们到场里，希望他们“大干一番事业”。
家庭农场在农垦系统大规模兴起后，邹振龙靠借钱、“抬钱”40余万元，在七连东北部的荒草甸子（处女地）开荒2000多亩，劳作时渴了就喝沼泽地里的水，饿了就吃自带的冷干粮。1990年全部种上大豆。那时，邹振龙对自己兴办的家庭农场充满信心和憧憬。
一天，农场姜副场长找邹振龙谈话，劈头就说：“根据农场统一规划和发展需要，场畜牧科要扩大，你种的2000多亩地就划归场部畜牧科吧。”
邹振龙大吃一惊，当场拒绝，他说：“我开荒种地经过一切合法程序，也是你们批准同意的，这些年我总共投了几十万元成本，怎么能白白送给畜牧科呢？”
姜副场长说：“土地是国家的，是农场管的，我们说收回就收回。你是复员兵，觉悟高，就算响应国家号召，支持农场工作、照顾大局吧。”
经过再三争取，姜副场长答应再免费给邹振龙划拨2000亩荒地，还答应补给邹振龙开荒雇工费1.1万元（实际上只给了7000元）。就这样，邹振龙开垦出来的2000亩耕地，连同已经播种的大豆、一台链轨式拖拉机和全套农机具，都被划归场畜牧科了。
在社会主义中国，在黑龙江农垦这个现代化的国有农业大企业，怎么会发生这种明火执仗、公然抢地的事情？我不得不再三向邹振龙表示疑问：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吧？
“真的！”邹振龙泪流满面地说，“不然我不会上访到今天！”
不仅抢地，还要抢粮。入秋，大豆熟了，地里金灿灿的，风一吹，豆铃哗啦啦响。场部畜牧科的人欢天喜地到邹振龙的地里收豆子，邹振龙站在地边看着，泪如雨下。那是自己付出多年血汗和借来的几十万元巨资才开垦出来的耕地啊，那些大豆都是他的汗珠子啊，可场领导的一句话，就归了别人！
就这样，邹振龙投入数十万元开出的2000多亩耕地、数套农机具和价值14万余元的大豆，被前锋农场全部无偿剥夺！
邹振龙和我手头现在握有多人提供的证言，证明了这次剥夺。一个有着美好发展前景的家庭农场就这样被前锋农场“消灭”了！
姜副场长最初答应的“再免费提供2000亩荒地”的事情，其后根本没给落实。后来这位&姜先生因病去世，邹振龙的事情更没人管了。
邹振龙一家人的生活自此陷入极度困境。他无事可干，无地可种，只好四出打工，老母亲和妻子都有病在身，他甚至连25元一盒的药都买不起，抱头在药店门口痛哭。两个读初中的孩子因交不起费用也失学了，也跑到外地打工。至今他还欠着20多万元的外债，每逢过年，邹振龙就像《白毛女》里的“杨白劳”，家门口堵满了要债的人，一家人只好东躲西藏。
1993年，场部畜牧科解散了，邹振龙找到场领导，想要回本属于自己的2000亩耕地。但历时7年，从那时在任的陈宏有场长到后来的张贵春、窦玉敏场长，再到现任的宋宝玉场长，四任领导都以“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我管不了”为由，拒绝退还。
我要问，遭受这样残酷而又无耻的欺压与剥夺，农工们能不上访吗？邹振龙能不上访吗？朗朗乾坤，堂堂中国，难道还不允许他们找个说理的地方吗？邹振龙和其他一些遭遇不同灾难的农工逐级上访，直到农垦总局，无人理睬，也没有结果。
2009年初，腊月二十四，刚过完“小年”，邹振龙、张丽英、白文革、杨玉学等5人到达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民警问他们是做什么的，邹振龙如实回答“是来上访的”。民警用车把他们拉到西城区一个派出所，做了登记之后，然后又用车把他们送到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集中接待信访的地方，俗称“马家楼”。数小时后，黑龙江农垦总局驻京办主任带车来拉他们，说“我接你们到驻京办谈”。车开到农垦驻京办门口，邹振龙他们要下车，一帮工作人员极力阻挡，把张丽英的衣服都被撕破了。然后车把他们拉到北京通州区耿家庄一个铁门挂锁、高墙耸立的大黑院子，自此被非法关押起来，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里面有个自称“王主任”的人说，“我已经和你们建三江局和前锋农场联系了，过几天他们就派人来给你们解决问题。”
但一直没听到“楼梯响”，也不见“人下来”。大铁门整天锁着，24小时有人看守，任何理由都不许出门，烟民买烟都由“工作人员”代买。有人要出去，不听话就被暴打一顿，打得鼻口流血。邹振龙他们发现，这个大院子关了数十人，一间房住8人或十几人，一打听，有黑龙江、山西、四川、湖北的，全是上访人员。邹振龙他们被整整非法关押了31天，春节和正月十五都是在这个黑院子里度过的！
后来，当地派出所巡查时发现这个铁锁高挂的大院子很可疑，经调查才发现里面关押了很多人。于是一天夜里，通州公安部门来了7辆警车和大批干警，对这个院子进行了突袭和全面查抄，所有被关押的人被解救出来。农工们热泪长流向派出所长表示感谢，所长说：“我们发现以后，下了决心要彻底拔除这个非法拘留点！”
农垦驻京办被迫把邹振龙等人送回前锋农场，说“你们的要求回去就能解决”。
写到这里，连我都不相信他们的许诺了！
这里必须指出，类似通州这种非法关押上访民众的神秘“黑院子”是近年在北京兴起、生意日趋兴旺的“地下产业”。据《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40期所载刘长、何三畏报道（《作家文摘》报10月15日转载）披露，2003年出现了有史以来的“信访洪峰”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强调“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强化追究信访责任制。自此各地进京“截访”愈演愈烈，一些不法分子乘机在北京等地办起“黑监狱”，替地方政府“截访”和非法扣押上访民众，以此收取地方政府的巨额佣金。我在前文所写的龙镇农场进京上访农工刘玉云等人，就是农垦驻京办雇用了一辆黑色大奔，从北京直接拉回哈尔滨的。刘玉云说，她下车时，开大奔的人要求农垦干部“结账”，她听说费用为2万元。
农垦拦截上访农工投入的大量经费，肯定来自农工的承包费！
邹振龙等人返回后，所有的合理要求都如泥牛入海无消息。
2009年3月，邹振龙、张丽英等4人再次入京上访。他们遇上《工人日报》一位姓赵的老记者，50多岁的样子，人很正直，富有同情心。听了邹振龙等人的控诉之后，他深入到前锋农场进行了三天暗访。大量血淋淋的事实令赵记者十分震惊，他说：“宁可我不干了，也要把这个黑幕捅开！”离开前，赵记者约前锋农场负责人见了面，质问为什么无偿剥夺农工通过合法手续承包的耕地？这位负责人的回答是：“因为农场的家庭农场取消了。”
赵记者介绍了自己采访的几家农户的艰难生活情况，负责人不为所动，仍然多方为农场诡辩。赵记者拍案而起，怒斥说：“有个寡妇孙海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住着破房子，连吃饭都困难，你上她家去了吗？你们就不能救救她吗？！”
这是多么可贵的、高尚的、正义的、富有同情心和伟大人格力量的声音啊！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声音！行文至此，我愿意向赵记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可惜访谈时农工们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当时，赵记者与农场负责人吵了起来。过后，农场要“安排吃饭”，赵记者严词拒绝。
2009年4月，邹振龙等4人第三次入京，找赵记者询问报道情况，赵记者说，前锋农场和农垦上级机关“派人来报社做工作了”，但报社坚持正义，还是发了一份《内参》。
这份《内参》是经过赵记者深入调查、广泛听取农工意见后写出编发的，充分反映了前锋农场某些不良现象和农工们的强烈呼声，极具参考价值，现摘要如下。
花样太多：不落实国家农业政策
生活艰难：农垦职工呼吁解决问题
（农场职工上访信）
工人日报编辑部：
我们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前锋农场的职工，我们这里地处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我们反映的情况是：第一、前锋农场对职工承包土地的租费过高问题。以旱田为例，2008年每亩收费180元，2009年每亩收租费则又提高到214元，完全违背了国家和黑龙江农垦总局明令的农场田地收费不许超过2005年的收费标准，而前锋农场2005年的收费标准是每亩地每年125元。第二、干部们大量占用农田等问题。按上级有关文件，农场挣工资的干部不许承包土地，但前锋农场很多干部们都有数千亩不等的土地，而且有些土地他们只交很廉价的租费；第三、农场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农场许多职工没有土地或者因为土地租费过高而生活十分困难，职工中有许多现在仍然住在破烂不堪的泥草房里，有的家庭连电视都没有。我们这里的问题很多，但这里的干部们很有“办法”，职工们反映的问题，他们给上级汇报时都糊弄过去了。我们希望新闻单位能把这里的事情认真调查一下，让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能了解我们这偏远地区职工的困难。
前锋农场蒲建清、张丽英
&&&记者 调 查
日，记者到前锋农场进行采访，现将采访的有关情况归纳如下：
从兴办职工家庭农场谈起
&&&&1984年，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根据中央（1984）1号文件，出台了《关于国营农场职工家庭农场的暂时规定》，这个“规定”明确：家庭农场与国营农场属于土地承包关系，承包土地15年不变，三年不上交农业税。而前锋农场规定：土地开发一切费用需要个人投资；开荒种植第一年家庭农场每亩向农场交5公斤粮食、第二年每亩交10公斤、第三年每亩15公斤。农场职工当时承包的是沼泽荒地，“荒地”俗称“生地”，经过多年耕种后才能成为正常生产粮食的“熟地”。种地所需要的种子、化肥、油料等一般核价后，由农场先行垫付。开荒环境差、个人投资高、粮价低，由于以上原因，全农场当时只有部分职工报名兴办家庭农场。
&&&&到了九十年代，职工开垦的荒地成为“熟地”，粮食生产比较稳定时，农场以职工欠款为由开始收缴职工家庭农场的土地，但将没有欠款的职工土地也一同收走。例如农场职工周（邹）振龙没有任何欠款，他1989年从部队复员，个人投资开发荒地2000余亩，1991年农场畜牧科组建农业点，因为土地不够，农场就强行收缴周（邹）振龙的土地，同时把收割的大豆也一同收走。
&&&&1998年，农场12连职工蒲建清与农场签订的家庭农场土地承包合同还未到期，农场以他欠款为由将土地收回，并将他个人投资价值十几万元的农用机械没收。2006年农场以补充方式给蒲建清调配396亩土地，时任场长窦玉敏口头告诉蒲建清：调配的土地不交任何租费。但到了2008年初，新任场长到任，农场开始对蒲建清的土地每亩按180元到220元收费，因没有交费，日，农场出动公安、法院人员雇用装卸工，将蒲建清当年收获的粮食约6万斤强行拉走，土地也同时没收了。
&&&&马久义、孙海云夫妻当年开垦土地3000多亩，以后陆续被农场以各种理由收走，到2000年他们只剩下1000亩土地。2007年8月，马久义因车祸死亡，2008年3月，农场将他家的土地收回，理由是马久义死了，孙海云没有能力继续耕种土地。孙海云有两个女儿，一个上学一个待业，母女三人现在仍然住在残破不堪面积仅十几平方米的泥草屋里。家中一贫如洗。马久义、孙海云夫妻开办家庭农场二十多年，由于几次遇到荒年和旱年粮价低等原因，他们累计欠农场的垫资款和承包费50多万元。欠农场钱款在租地户中是个普遍现象。因为欠账要被农场收回土地，所以孙海云夫妻从个人手中借债还给农场。马久义2007年8月出车祸前，他们刚将农场的欠款还清，但目前仍有个人欠款30多万元。因为土地被收走，孙海云没有了还债的可能，2008年6月，那些债主们将孙海云告上法院向她讨债。到目前为止，八十年代开办家庭农场的职工只剩下六户。
&&&&日，江泽民主席签发的73号主席令，其内容有“不许将耕地收回抵顶欠款”的规定。
&&&&&&&&&&&&&&
&&&农场干部拥有大量土地问题
&&&&职工们列表提供了一份有40多人的农场各级干部占有大量土地的名单，这些土地有的记在干部自己名下，有的记在干部亲属名下。例如刚退休的前场长孙鹏，有土地4000多亩；农场副书记吕宏（用其丈夫名）有土地10000多亩；农场副厂场长孟庆华有土地8000多亩；农场前副场长王树文有土地4000多亩；农场副场长纪春武有土地2000多亩，连队领导都拥有较大数量的土地。按规定由国家发给固定工资的农场干部属于公务员身份，不允许拥有土地。
&&&&干部的土地大致有以下几个来源：
&&&&第一、是从职工家庭农场收回的土地，例如，职工白文革家庭农场的3000亩土地被农场副场长井洪伟、畜牧科长杨晓军买走；孙海云家庭农场的土地一部分卖给双鸭山石油公司，还有一部分卖给了窦玉敏的堂弟。
&&&&第二、利用“连片地”名义买地。“连片地”是指八十年代开办家庭农场时，在各户农田之间有一些地边地角的低洼地，后来这些土地逐渐被开垦“连片”而种植庄稼，这些边角地实际数量很少。九十年代后期，家庭农场的土地陆续被农场收走，此期间，农村干部们陆续私自开垦湿地。例如农场原场长孙鹏以其小舅子的名义在十七连开垦湿地1500多亩，又在五连南边开垦湿地1000多亩。又如农场孟庆华副场长在八连南边开垦湿地2000多亩，在二十连西边开垦湿地1300多亩，其他还有一些农场领导也陆续开垦了数量不等的湿地。2007年5月，前锋农场借“连片地”之名制定所谓的“连片地”政策，称：已经开发的“连片地”归个人种植，三年之内，每年每亩土地上交15元，第四年按“熟地”管理，私自开垦的土地从此有了合法身份。
&&&&第三、关于占用“养羊”和“林地”土地问题。2004年春，黑龙江农垦系统曾规定“可利用湿地养羊放牧”。前锋农场当时也号召农场职工利用农场湿地养羊放牧。养羊当时占用五连、七连、八连、二十连、砖厂湿地约十几万亩，但到了2007年，因为一些原因，养羊户基本消失，仅剩下的几个养羊户也被撵到三江自然保护区，养羊户腾出的湿地全部被农场各级干部种粮食了。例如：四连李强连长在2007年将在湿地放牧养羊的李荷叔侄撵走，自己开垦湿地种植大豆2000多亩，2003年他又在王克印家庭农场门前开垦湿地2000多亩。2007年春，农场副书记吕宏以栽树为名买走湿地4000多亩，几个月后毁掉树苗约20多万棵，种大豆。被人举报后才将树苗补种上。2008年春，吕宏个人又在这片湿地周围开垦湿地6000多亩。
&&&&一些土地农场干部以每亩40元到280元不等的价格以买“荒地”名义廉价买走，之后，他们办理了30年的个人使用权，这些土地他们每亩地每年只需上交给农场16·5元的土地承包费。占有大量土地，又交少量租费的人，他们目前收入太丰厚了。
关于农场税费改革的问题
&&&&国务院《2005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通知》（2005）24号、中发（2006）1号两个文件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国有农场则通过降低土地承包费的方式降低农场职工的社会负担。为贯彻中央精神，2007年，黑龙江农垦总局（2007）7号文件制定：“黑龙江农垦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操作方案”，其内容明确规定：为解决农垦职工负担过重，将农场职工负担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全部免掉，2006年收取的此项费用要予以退还，2007年及以后通过降低土地承包费的方式给予部分免除，农场因此减少的收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出的方式补助。中央2006年给黑龙江垦区国营农场税费改革补助资金8·94亿元。7号文件同时明确规定：规模田收费控制在2005年以内，前锋农场2005年旱田每亩收费120元。
&&&&依据国家和黑龙江农垦系统的对农业减负政策，2007年前锋农场也制定了“税费改革操作方案”，然而前锋农场制定的方案有两份，一份报给上级机关，因为要领取国家财政补贴，这份“方案”要一直上报到国家农业部农垦司，其中主要内容有：前锋农场土地总面积44万亩（而采访中，接待干部介绍，前锋农场土地面积为97万亩），机动地13万亩、基本田2万亩，每亩收费58元；规模田28万亩，旱田每亩收费74·7元，水田每亩收费159元。这样一个“方案”表明前锋农场依据国家政策为职工们减负了，而实际收费与此并不同。前锋农场在收取土地租费问题上采取了一个混淆实质问题的手法，即签订土地合同中在“耕地类型”一栏中，一律让职工填写“机动地”。个别也有填写“规模田”的。如此，对上级汇报时，可以表示只是对随行就市的“机动地”高收费了。但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黑垦发（2005）18号文件明确规定：“机动地原则上控制在耕地面积5%以内，并主要用于新增农业劳动力安置和基本建设占用地、自然灾害损毁土地的调整”。农垦职工向记者提供的他们与农场签订的“土地租费合同”揭示了上述问题。
租费高、负担重、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
前锋农场近几年中一直在调高土地租费，以旱田为例，2004年收费每亩90元，元，元，元，元（水田220元）2009年又提高到214元(水田245元)。现在一亩土地化肥、种子、农药、收个费、机耕费、人工费、水费、大棚等，旱田成本约300元、水田成本约500元。在正常的风调雨顺年份，旱田每亩收入不超过400元、水田每亩收入不会超过800元。如此，去掉给农场的租费，每亩地职工自己可得的利润仅在百元以内，而基层连队职工在农场规定每亩收取180元到200元的租费基础上，还要由连队再次收取水费、水利设施费、电费、材料库费、油库费、场地费、管理费、义务工费、机动车存放费、田地杂草费等，由此，基层连队职工承包的土地租费实际还需再支出约50元，正常年份种地利润也很微薄，如此，租种农场土地职工们生活困难就不难理解了。
采访中，提到土地租费问题，干部们多次称：农场自己有公、检、法、司、学校等机构，社会负担太重，对土地的高收费迫不得已。
关于基本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2007年7号文件规定：具有农场户籍、在劳动年龄范围内实际参加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人员，包括在岗农业职工和没有职工身份但实际参加农业生产活动的配偶、成年子女、落户农民，以及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可以分配基本田，数额是水田8亩、旱田15亩。基本田是在农场工作了一辈子职工的养家糊口田。在采访中，前锋农场领导曾介绍了农场对基本田的发放政策：未退休职工、18岁以上、本地户口、连续两年承包土地没有其他资源（指没有规模田、养羊、林地）具有以上条件可人均分配旱田15亩或水田8亩。而有工薪收入、服兵役、在校学生、挣工资人员、有车户、经商者等不分配土地，上述规定导致众多农场职工失去分到基本田的资格，职工们反映前锋农场95%以上的职工没有基本田。在采访中，曾问及无地职工的生活问题，农村领导回答：他们可以干别的活、做点生意或者给种粮户打工，比如他们现在给种粮户装车每天收入也不少。在前锋农场场部所在地的大街上可以看到一群群站在大街上等待被别人雇用打短工的农场职工，这种短期临时收入应该说无法保证职工生活稳定。
农场存在的其他问题
职工们介绍前锋农场仍然存在“黑地”问题。前锋农场介绍土地总量97万亩，而2008年8月，上级有关部门航拍时测定前锋农场的土地约120万亩。
关于土地承包合同问题。农场实行的土地承包合同期有一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三十五年、无年限和“连片地”八种合同，职工们反映说：如此多的合同方式，领导们怎么办，怎么说都有理由，上级也难查出农场在土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005年农场职工医院卖给个人成为私人医院，职工的医保关系现仍在职工医院，因为费用原因，出现很多职工到私人小诊所看病的现象。
前锋农场一直实行“上打租”政策，即每年开春职工们必须把土地租费预先交给农场，否则一律由农场收回土地。如此，农场可以“旱涝保收”，而年成不好的欠收压力却由职工承担。前面提到的马久义、孙海云夫妻欠农场50多万元就有灾年导致粮食欠收的原因，家庭农场职工欠农场钱款在当地是个普遍现象。
关于大集体职工问题。前锋农场有近300名八十年代后期招收的具有大集体身份的职工，如今多是六十多岁左右的老人了，虽然当年招工手续正规，但他们的身份却不被认可（相邻的859农场、胜利农场与他们性质完全相同的职工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他们没有分地资格、老无所养。例如薛殿庆、石凤玲夫妻都属于农场的大集体职工，1994年离开农场的基建岗位下岗，他们目前没有经济收入，包括养老金。住在同样给别人打工的女儿家一间临时搭出来的简易房里。他们的儿子死了，儿媳再嫁，老夫妻还要抚养今年正在上初中的孙女。今年10月份，66岁的薛殿庆刚刚找到一份给私人旅馆烧锅炉的工作，每月可挣500元，但这只能在冬季干几个月，刚刚57岁的石凤玲已经老态龙钟。三连职工白文革当年开办家庭农场，1997年土地被收回，他没有分配到基本田，平时靠打短工维持生活，如今租住别人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简易房子里。在采访中看到很多职工生活很困难，在一些连队，例如十连，总共一百二十多户职工就有六、七十户住在破烂低矮的泥草房里。
前锋农场有上百万亩土地，职工人均土地约一百亩，如此丰富的土地资源，国家连续五年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粮价逐年走高，农业形势大好，前锋农场职工们的生活不该如此。
&&&&大量事实表明，《工人日报》这份内参发出后，几年来情况没有任何改变，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日，前锋农场农工白文革、邹福祥、李殿坤等8人第四次入京上访，结果又由农垦驻京办出面，把他们截了回来。白文革、邹福祥、李明经隔离审讯后，分别被行政拘留7天和10天。
请读者注意，前锋农场的张丽英与本文开头所引的大兴农场赵成凯事件，是性质相近的典型案例，在垦区带有普遍性。因张丽英多次拼死抗争，她的名字在建三江广为人知，也算个“名人”了，农场有些干部对她下手也就比较“狠”。
张丽英的老家原在吉林，1977年知青大规模返城期间，她来到前锋农场。1993年，她和丈夫借钱开荒近1300亩，并获得省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后来她离婚了，就自己带孩子耕种这片土地。
2000年，前锋农场要求所有家庭农场必须“三带”，即必须接受由农场统一提供的、价格高于市场的种子、化肥和油料（与前文所说的浓江农场一样）。张丽英坚决拒绝了，为此多次遭到处罚。与此同时，前锋农场的土地承包费也年年涨。因为张丽英不听话，有一年交了15万余元的“上打租”，还欠8万多元。队长擅自作主，多次把张丽英自费开发和承包的耕地发包出去。张丽英拥有省土地局颁发的《土地证》，她自然不服，进行了激烈抗争。
2010年春天，农场把张丽英的900亩地发包给其他15户农工，15户农工坐着面包车赶到地里准备开干。张丽英正在地里扣大棚，见一帮人进了她的地，她操起一把大铁锹冲到地头站住，怒喝：“谁敢一脚迈进我的地，我就敢把你的脑袋砍下来！”她又走近面包车对司机说：“你要不开走，别怪我砸烂你的车！”吓得司机拉着那些农工赶紧跑了。
如此这般，豁出命来的张丽英前后撵走他们三次。双方争执不下，张丽英也就拒交“上打租”，前锋农场因此向农垦法院起诉了张丽英。黑龙江垦区拥有自成体系、独立管理的公检法系统，农工告状就等于在告农垦公检法的“顶头上司”。很多上访农工对我说，他们在农垦系统告状，经常连案都立不上。垦区进省入京的上访人流持续不断，这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这不是垦区公检法工作人员的品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张丽英多次败诉。
她被迫加入上访队伍。2009年春节前后，邹振龙他们被关进北京通州区一个大黑院子，张丽英就是其中一个。后来她回到吉林老家住在母亲家中，前锋农场竟然派人跟到吉林，就住在她母亲家对面，整天监视张丽英的动静。母亲对他们说：“我女儿回去后，不准你们处罚她，否则我就不放她走。”农场人满口答应。但回到农场，公安人员就把她抓起来塞进车里拉走了。她在车上给工人日报赵记者打电话求救，赵记者要她把手机递给车上的公安人员，这位公安人员说：“我跟他说得着吗！”不理。
日，建三江农垦公安局判处张丽英行政拘留10天。张丽英不服，申请复议到省农垦公安局，结果是“维持处罚决定”。
2009年4月，工人日报发出的“内参”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不久，北京某机关派出一个调查组，由一位女干部带队，到达前锋农场，由建三江农垦分局、前锋农场负责人等多人陪同，分别到上访农工邹振龙、张丽英、蒲建清家了解了情况。当着领导的面，这几位家庭农场户主如实讲了他们的遭遇。农垦方面的陪同人员表情冰冷，没有任何态度，还当场指责他们不该上访。张丽英反驳说：“你们不给解决问题，我们能不上访吗！”
这个调查组在场里的其它活动，农工们就不知道了。
4月19日晚11时，上访农工白文革从一位朋友家出来，身后就有车跟上了，到了一处僻静的角落，前面又有车堵住出路，车上下来两个大汉，拿着镐把，二话不说，抡起镐把就往白文革的膝盖处猛击，白文革顿时瘫倒在地，之后凶手迅速跳上车逃之夭夭。此前不久，白文革在场部曾遇上一位机关干部，那人喝得醉醺醺的，见了白文革他就骂道：“因为你小子上访，场里罚了我5000元，他妈的你得把钱还我！”白文革说：“我上访是我的权力和自由，和你有什么关系！”那人说：“早晚有一天我把你的腿打断，叫你再上访！”
两年多过去了，此案至今没破。白文革找场长催办十几次，不知农场公安部门做了哪些调查工作，至今没有结果。
白文革左膝盖为粉碎性骨折，两腿胫骨纵裂。他治伤共花费1万多元，是上访“难友”们凑起来的。
白文革悲愤已极，他只在医院住了8天，4月29日出院后，他拄着双拐由儿子掺扶着，和张丽英等人直奔北京，找到北京那个机关，那位调查组组长由秘书陪同出面接待。张丽英说话不客气：“你们没去调查时我们还没挨打，你们去了，白文革的腿就给打成这样，请问你们的调查结果是什么？总得给我们一个答复啊！”
女组长的答复与农场领导人是同一条理论，她说：“你们不是地方的农村，农垦是国有企业，有权收回土地。”
张丽英、白文革愤怒地问：“他们是国有企业，就有权不贯彻落实国家惠农政策吗？就有权随便撕毁合同吗？就有权随便把土地发包给别人吗？就有权年年疯涨承包费吗？”
双方吵起来了。女干部说自己“有会”，起身而去。
日下午，我正在听邹振龙、白文革、张丽英等人介绍情况，张丽英的儿子郑江峰来电话，说家里来了一批农场公安、法院人员，开着一辆大货车，强行拉走了她的400多袋大豆（每袋180斤），价值11多万元。理由是张丽英在农场起诉她的、由农垦法院判决的官司中输了，需补交5万余元的费用。因张丽英没行动，因此“强制执行”。我在电话中请求法警给张丽英留下一点活命粮，对方以“执行命令”为由断然拒绝。
张丽英的儿子郑江峰在电话里泣不成声。
邹振龙、张丽英等人还带来前锋农场十二队农工水新宏的一份上访信。
信中写到，80年代中期，他和父亲水维伦借钱开荒达7000多亩。1990年因农场建设排水干渠，他家退出4000多亩，只耕种经营2500亩地。1998年，当时的队长张继坤不履行任何法律手续，强行把水家的2500多亩地无偿收回，还将其自购的大批农机具、包括拖拉机、大犁、点播机、8吨油罐等扣留至今。水新宏一家没有了生活来源，只好四处流浪打工。这期间，队长张继坤竟然莫名其妙给水新宏增加了40多万元的挂账（即欠债），后来又增加到50多万元！
水新宏多次请求场领导，让他承包一些土地以维持生活。2010年，农场给他安排了200亩地，可这些耕地分别处在两个连队，又分为3个地块，给他造成极大困难。
水新宏在信中写到：“这样给我安排土地，就是故意给我制造困难，打击报复。”
在建三江分局负责人于日赴北京送给我的《反馈材料》中，同是这位水新宏，在12月12日写了一份新的证言材料，主要表述了农场领导对他怎样“关心爱护”云云，最后说：“现在生活条件有所好转，希望管理区能够继续帮扶我。”
是水新宏在前信中撒了谎吗？
我不知道前锋农场要他写第二封信时，水新宏是怎样的心情？享受过那么多的“关心爱护”，他该是多么幸福快乐安康啊！他怎么会编造出那么多悲惨的“谎言”呢？
第十一章：一个家庭农场的兴衰
&&&——洪河农场农工姜宝贵的自述
我和建三江大兴农场其他职工一样，1984年响应农垦总局的号召，与刘涛、孙万宽共同创办了家庭农场。
我们怀着美好的憧憬，共同集资5000元买了一台拖拉机，其他费用都是在农场“扶上马、送一程”的政策下，由农场先垫付种子、化肥和油料，热火朝天开始了艰难的创业。由于对困难估计不足，我们几次都差一点就把家庭农场放弃了。
首先是土地条件。由于所有的岗地、好地都被农场开发完了，我们开的土地都是农场不能开的沼泽地。光是交通，就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拖拉机常常掉进沼泽里，有时陷得就剩下一个驾驶室了，发动机也灭火了。我们只好求助其他家庭农场，找来几台拖拉机，最多的时候找来五、六台拖拉机才能把我们深陷的拖拉机拽出来。一拉需要几天时间，太难了！之后还要修车，因为发动机进水，所有润滑油都要换掉，类似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外加地势太洼，再赶上春雨，等我们把地种完，最晚已经到7月15日左右了，连队的岗地庄稼都长20多厘米了。这样，庄稼的成熟期自然也就不够。到了秋天，由于各种原因（低温、干涝、土地生化、播期太晚），庄稼几乎绝产。头三年几乎都一样，因为这叫养地，即生荒地必须经过几年时间才能养成熟地，赔也必须要种，不种不赔，地就养不熟。
由此我们各自都背上了沉重的外债，“驴打滚”的利息使我们个个陷入绝境（月息3分以上，10个月为一年）。像我们这样子的家庭农场很多，因此很多都黄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都有。大兴农场最典型的有孙福禄、吕江、王志、“豆腐刘”，他们的家庭农场全部破产，土地被农场收回了，人也不知去向，这是其一。
其二，生活环境更是叫人不堪回首，冷热不说，吃的喝的住的都是问题。由于地远，我们就住在临时搭的窝棚里，冬不遮风，夏不挡雨。播种期集中在一个月左右，有时带来的米面不够用，只好忍饥挨饿。我们白天黑夜连轴转，好不容易回家一次，有一次忘记带盐了，后来十几天也吃不到盐。
喝水是就地解决，在地上挖一个大深坑，喝雨水。虫子、野兽、耗子和人共饮共用。有的耗子掉坑水里淹死了，时间长，连毛都泡下来了，我们还得照样喝。
前期还够用，到了后期，水就不够用了，再赶上长时间长不下雨，就更惨，做饭的水都没有了，我们只好吃生米。
洗脸是一种奢望，十几天洗不了一次是常事。回到家里，连媳妇都认不出我了，简直跟野人一样。
不得不提的就是漫天飞舞的蚊子、瞎蠓和小咬，用手一抓就是小半把。人被咬的没办法，只好用黄油把人除了眼睛以外，全部用黄油涂上。白天更不好受，为了防瞎蠓咬，全身捂的一点不露，汗水和黄油搅在一起，叫人难以忍受（修改说明：去掉“真”字，突出难以忍受）。但稍不注意，被咬的地方就出很多血，因为瞎蠓一咬就掉一小块肉，所以人们最怕的就是它。
其三，就是精神上的压力，由于长期负债经营和体力上的透支，很多人被拖垮和病死。我就几次差点儿彻底报销，在炕上一病就是一两个月不能下炕，我妻子也和我一样满身是病。类似我这样的岂止我一个人。我以上说的这些，若不是我亲身经历，你就是编也编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对自己开出来的耕地的倾注，胜过我们的孩子和生命。
其四，人为制造的灾难把我们坑了。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实施，土地条件逐渐好转，这时垦区有些领导和机关干部也把眼睛盯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把地价逐年提高。前几年年年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