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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1-100民国纸币值多少钱？为什么没有人民币收藏热？
发布时间：09-08-31
阅读：26728
所属分类：
民国纸币值多少钱？为什么没有人民币收藏热？（为什么中华民国纸币不值钱）
中华民国离我们有多远？很近，不到60年！ 目前收藏市场的老版人民币价值节节高升，1951年的珍品已经到了近百万元的天价，因此很多收藏者纷纷把目光对准了民国时期的旧货币。 由于民国时期国家动荡，四大银行发行了相当多的纸币。部分货币收藏家则认为在当前市场上，民国时期的纸币的价值有限。 民国纸币收藏未来的升值空间到底如何？请静待市场反应。
作为大众化的收藏品，钱币投资回报率非常高。人民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片”，第一、二、三套人民币的市场价格在近三年内一直处于上涨状态，基本没有停顿过。大全套第三套人民币（27张）市价在25000元左右，近半年上涨了3000元；第四套人民币由于还没有停止流通，1980版50元也出现了升值10倍以上的情况，后四位同号的大全套的市价在1500元左右，近半年也上涨了350元。
老龙手头里有几十张印着孙中山头像的民国时期纸币，这些纸币大都为民国普通币，且品像一般，虽然没有收藏价值．但作为初涉纸币收藏者，作为一个品种玩玩也好．
目前的情况是，民国时期的纸币在收藏市场热度一般。目前为止最有价值的珍品在交易时也仅有三五万元，其他的普通纸币就算品相再好，市场价一般也只有40到60元。　　 据了解，当时的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滥印了大量的纸币，本来就不能与黄金储备平衡，到了后来通货膨胀更是废纸不如。其中以中央银行发行量最大，传世的也最多，如今的价值也最低。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为扫除清朝残余势力，应付军政急需，发行了陆军部军事用票和中华民国南京军用钞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亦发行了带有辛亥革命标志的钞票。 1914年推出的国币条例，确定以银元为中华民国国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中国国内的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无法持续，且国内的货币发行杂乱不堪。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并禁止银元的流通，将白银收为国有。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法币急剧贬值，从而彻底崩溃。 由于法币急剧贬值，日，国民政府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0.22217克。但是金元券膨胀速度比法币更快，十个月上涨一百七十万倍，各地纷纷拒用。民间自动重新使用银元，国民政府于是使用银本位币制，发行银元券。 有人说民国纸币不是收藏者最理想的藏品，老龙认为收藏是种乐趣，什么物品都有收藏价值！ 收藏者要具备专业的鉴别能力，而且资金门槛较高，不太适合普通收藏者。而人民币收藏相对来说就简单了许多，也适合收藏新手，尤其是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币投资量不大，却有很高的上升空间。 以下资料是收藏中华民国货币前必看的基本资料，共享： 中华民国纸币 中华民国初期，孙中山指定“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兑换券，同时批准普通商业银行发行钞票。各地军政府也曾发行过军用钞票。国民党政府从1931年开始发行“关金券”，这是一种缴纳关税的专用纸币，1942年4月投入流通。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入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国民党采取通货膨胀政策，货币急剧贬值。1945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九省发行“中央银行东北九省流通券”。1948年5月停止发行。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废除法币和关金券。然而金圆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比原规定的发行量增加65万倍，物价比币改前上涨了170万倍。解放前夕，上海一银元折换金元券16亿元，各地纷纷拒用，遂以银元代替流通。金元券已形同废纸。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崩溃前在重庆，广州一带发行银圆券，规定金圆券五亿兑换银圆券一元。至此，国民党政府经济已彻底走向崩溃。 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日伪政府为掠夺中国人民财产，通过日本控制的银行或直接发行了“军用券”、“中银券”、“联银券”、“中储券”等。 民国成立后，于1914年推出国币条例，确立银本位货币制度，定国币“壹圆”(一元）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即约等同于银圆壹枚，又定十分一元为角，十分一角为分。国币的壹圆被铸成九成银、一成铜的硬币，上有袁世凯头像，即俗称的“袁大头”；并推出以银铸造的辅币。袁大头出现后，逐渐取代“龙洋”、“鹰洋”等旧有银圆，在全中国流通。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亦曾颁布国币条例，继续使用银本位发行货币。但国府壹圆含纯银只为23.493448克。铸造成的银圆比“袁大头”略小，含银量亦较低。因为上有孙文头像，被称为“孙小头”。 实际上，民国初年中国货币是两、元并用。因为各银圆成色、重量稍有不同；因此大宗交易，以及资本账结算，仍然会使用银两为单位。而由不同的银圆转至银两，有一定的折让。直至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才规定所有交易及结账以元为单位。 1、国家银行票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成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沿用旧名。“中国”和“交通”二行在民国初年，被定为国家银行，继续发行兑换券。后因袁世凯称帝，而引起了讨袁战争。接着各地军阀进行混战，财政状况极为恶化。二行在1916年曾停止兑现，引起了粮食和各种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使劳动人民蒙受了很大损失。鉴于粤省军事紧急，税收短绌，且值省立银行停兑之后，纸币停滞，信用渐失。孙中山先生为调剂金融，补救经济，于日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发行货币，履行国家银行的职能,发行银行兑换券。该行发行的纸币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1928年，国民党政府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原中央银行改名为广东中央银行。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2月，大清银行改组成中国银行。1928年国民党政府指定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逐渐成为官僚资本银行之一。解放后成为人民政府外汇专业银行。 2、商业银行与特种银行票 除国家银行发行钞票外，不少普通商业银行经政府核准也取得了发行钞票的特权，在前清取得发行权的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信成银行等；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才取得发行权的有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大中银行、中国丝茶银行等。另外，还有经政府特许发行钞票的特种银行，如殖边银行、边业银行、劝业银行等等。这些银行在抵制外钞、发展中国民族经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3、军用票 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称帝激起了以云南为开始的全国规模的讨袁战争。各省纷纷成立“护国军”，宣布独立，讨袁战争结束后，北洋军阀形成一股军事政治力量。他们在各自的靠山—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互相争斗，使全国陷入了连年内战之中。各地军政权为了筹措饷需进行战争，一般都发行了军用钞票。这类钞票均在战地发行，属于临时性质。这部分负担，当然都无一例外的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 4、各省地方金融机构钞票 民国成立以后，各省财政艰窘，筹措无着，均以发行纸币作为筹款的唯一方法。另外，地方的其它机构也都根据各自的需要，发行钞票。由于这些金融机构，滥发无度，币值日低，物价步涨。这个时期的币制混乱，较之清未有过之而无不及。 5、法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之交，我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国内的货币发行也未趋统一，杂乱不堪。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1933年在汉口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总行由汉口迁至南京，改称＂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纸币．1936年，国民党政府准其与法币同样行使，办理农贷和农业建设投资，为地主富农放高利贷提供资金．解放后，由政府接管． 6、关金券 关金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原来海关收税为银两，1929年世界银价大落，影响关税收入。政府于1930年1月决定征收金币，以值0.601866克纯金为单位作标准计算，称“海关金单位”，合美元0.40元。1931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缴纳关税之用。1942年4月，以关金一元折合法币二十元的比价，与法币并行流通。1948年8月发行金元券后，停止发行。 金元券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势，国民党政府于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O.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O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解放前夕，上海银元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拒用，逐以银元代替流通。 8、银元券 大陆解放前夕，金圆券已形同废纸，民间多已自动重新使用银元。国民党政府乃恢复银本位币制，在重庆、广州一带发行银元券。规定金元券五亿可向中央银行兑换银元券一元。 9、东北九省流通券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币制方面采取分区发行制度。对于经济环境特殊地区，发行区域性流通券，限在当地流通。1945年12月日，首先在东北地区发行了“东北九省流通券”，其币值为法币的十倍。日停止发行。大历史中的金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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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中的金圆券
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这一过程引发了经济规律的破坏性一面中隐藏的全部力量，它是以一种无人能弄明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0
《北平无战事》剧照，王庆祥饰方步亭（左），倪大红饰谢培东。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币制改革法案》，要求冻结国统区所有银行业务，停止现行货币流通，发行金圆券，并以金圆券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外币
近期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大热，也带动人们重新关注国民党1948年的币制改革。在很多人看来，通货膨胀不仅影响了国共两党命运，直到今天仍旧在人们心目中留下阴影，甚至还有人会担心金圆券往事是否会重演。
那么金圆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那一幕充满疯狂、欺骗、贪婪、权力的闹剧中，理性和历史分别扮演什么角色，而无数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选择与命运又是如何？
1948宪政之年与好人政治
进入1948年，国共战事仍旧紧张。内外压力之下，1948年5月民国政府举行“行宪国大”，采用差额选举，期间虽有不少闹剧，但是也经四次投票而成，竞争的真刀明枪也可见一斑。
蒋介石一度希望“政学系”张群继续担任行政院长，其次是何应钦，因CC系阻碍等原因，两人均婉辞。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邀请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
临危受命，翁文灏内阁一干人等在历史上也与金圆券难脱关系。今天知道翁文灏的人或许不多，但他当年确是风云人物，不仅是政治家，更以科学家闻名，创造地质学多个第一：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等，甚至主导发现及开采中国第一个油田，胡适曾经撰文说翁是国家瑰宝，“人世所稀有”。
翁的出仕，除了国家存亡之前的个人选择，也与民国曾经出现的学者从政浪潮息息相关，他的朋友丁文江就一直提倡“好人政治”，而翁的出任也算民国文人从政的一次绝响。
新内阁6月走马上任，首先要应对的就是物价问题。进入1948年，城市通货膨胀不断上涨，物价形势恶化，原因正在于法币不断增发，信誉已经破产，那么此时重新发行一种货币渡过眼前危机成为务实选择。
当时蒋介石已经下决心来挽救颓势，他在5月10日一条日记中写道，“深夜静虑，此时只有前进，方是生路。凡事不能必其成功，亦不能过虑其必败。”诸多布置之中，币制改革是他的一次重要赌注。
从构架而言，除了翁文灏之外，王云五新任财政部长，这两人都算是学者出身，声望不错，而且没有贪污问题。中央银行总裁则是俞鸿钧，俞是广东新会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英文秘书、上海市长、中央信托局长等职，不仅长于财经，而且在孔宋狭缝中仍游刃有余，还深得蒋介石信任，可见为人之长袖善舞。无论是当年的“孔祥熙美金公债舞弊案”还是后来大陆黄金运送台湾事件，都少不了他的身影。更值得指出的是，1949年他将中央银行黄金260万两分期运达台湾，当时他本人早已不是中央银行总裁，而所奉命令更是来自下野的蒋介石，这件事尚能成功可见其为人干练。 &
蒋介石选取了翁文灏以及王云五，一方面希望以社会贤达的名声赢回民意，同时这些文人也很难对自己形成实质威胁。但没有政治根基的翁文灏等人一开始就面临僵局，内阁成员也与前任张群时相差无几，后续落实政策举步维艰。
&晚年王云五 & & & & & & & & & & & & & & & & & & & & 翁文灏 王云五的B计划 和翁文灏类似，王云五也是一介书生。与翁这个出身名校的海归不同，他只受过5年私塾教育，主要靠自学，通晓多国语言，18岁后就在上海各校教英文、史地等。据说19岁后花3年读完《大英百科全书》，后又修完土木工程及数学、物理、机械各种课程。王云五的学生之一即是胡适，两人相遇被认为改变彼此命运，胡适曾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王云五最为人称道者，是他1921年经胡适推荐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
王云五在战时开始活跃于政坛，1946年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对于财政部长之职，蒋介石本来希望是俞鸿钧，但是俞已经去了中央银行，因此翁文灏推荐了王云五，而蒋介石也和王云五有旧，加上王对于币制改革表示极大兴趣与信心，使得他最终主导金圆券改革诸多事宜。
金圆券有两套方案，一套是王云五的财政部方案，另一套则是央行总裁俞鸿钧的方案。央行方案本质是民国政府曾经的关金券用法（注：“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是一种国民党统治时期缴纳关税专用的纸币），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且带上方案去见蒋介石。但是俞的方案对于蒋来说太慢了，最终王云五的方案中选。
按照当时蒋介石的想法，肯定是成本最小减支最快的方案胜出。
1948年7月初，王云五方案初步获得蒋介石首肯。7月29日，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等人聚会浙江莫干山，蒋明确表示：“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所以，第一批钞票上并没有金圆券字样。
为了谨慎，蒋介石在7月中旬还咨询了专业人士意见，如俞鸿钧、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等人，7月31日以及8月17日、18日又三度咨询前任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意见，甚至后一次将《币制改革计划书》交其阅读。张也尽到义务，直言新货币必须有充分金银或外汇准备，财政开支能够控制，“否则等于发大钞。”张看过方案之后还预言物价绝对无法限制，所定20亿元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就将冲破限关，请慎重考虑。
留给蒋介石的时间不多了，他告诉张公权币制不得不改。他在8月10日日记写下，“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逆水行舟之际，币制改革成为他的利器，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
金圆券出笼 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破例出席给予说明，下午行政院会议经4个小时的讨论后予以通过。根据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的特权。8月19日，蒋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
根据《金圆券发行法》，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公分即克），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
收缴金银和限价政策是金圆券政策两大支撑，城市是国民党经济的命脉，上海、天津、广州三大城市是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场。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从相关史料看，币制改革前40天可谓成功，虽然一些商品紧俏，但大部分商品价格都回落到限价之前。根据《申报》等新闻报道，当时民众竞相排队换取金圆券，中央银行窗户甚至被挤坏。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
俞鸿钧、傅斯年等人都为王云五发来祝贺，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对于人民如此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很多亲历者确实也记录市民阶层排队换取金圆券，甚至穷人把仅有的一点首饰交出。大家相信这个政府，结果呢？日，根据俞鸿钧的报告，收到黄金166.3万两，白银893.7万元、银元2403.8万元、美钞4773.5万元、港元8732.5万元，合计折合1.9亿美元。
国民政府并不完全清楚，这大概是他们从金圆券中拿到最多的东西了，那他们准备好失去什么了么？ 蒋经国上海打虎
“建丰同志”成为《北平无战事》的一个亮点，真实的历史又如何呢？
金圆券这出闹剧最大看点自然是蒋太子上海打虎。上海是货币发行中枢，无数军费经费从中央银行（注：当时中央银行总部在上海）国库发出，分散到各个单位。根据中央银行统计，全国各地66处供收兑黄金中，仅上海就114.6万两，占收到的黄金的绝大部分。上海经济地位当时如此重要，还是最严格执行经济管制的地方。
金圆券的成败在上海管制这一主要战役中已经注定。随着党国进入危急存亡之秋，蒋经国得到父亲更多的信任，这次虽然他被指定为副手，但是大家都知道“小蒋”必然是主角。上海是经济金融中心，当时钞票军费都是从上海印刷运往全国——其中，不少钞票一直是刚刚送出上海又被运回购买物资投机，上海地区督导区还包括南京市、江苏、浙江、安徽，可谓关键。
蒋经国第一道命令就是将自己的戡乱建国第六大队带到上海，扩大编制员额，进驻各个治安机关，如警察局、警备司令部、铁路警察局等单位，同时四处招贴公告，表示举报违反经济管制者，经查属实，可以获得三成奖励。
年近四十而首次被委以重任的蒋经国正在雄心勃勃开展工作，甚至企图复制自己的赣南模式，多次公开喊话，试图通过动员民众来完成任务。在币制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之下，蒋经国口号之一“我们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尽人皆知。
最开始，蒋经国的任务推进不错。他还将上海各界搅得天翻地覆。他在上海的办公地点在中央银行，办事多在乐义饭店等地，常常邀请人见面吃饭，鸿门宴并不好吃，据说态度很是粗暴。对于企业家而言，其中很多要求非常无理，而且高估企业家资产，近乎明抢。
到了9月底，行政限价开始遭遇抢购风潮，人心开始思变，管制到了转折成败关头。此时蒋经国再出重手，甚至动了杜月笙的“外甥”万墨林、儿子杜维屏，但是当遭遇真正的休戚相关的大老虎，尤其是孔宋家族时，全国上下都在看蒋经国如何做，这也成为关键。
无论扬子公司案还是蒋经国打老虎，在各类研究以及通俗小说中，细节已经被说了很多，其实值得探究的是这件事中蒋经国的个性。在1948之前，蒋经国是“新太子”，以别于“旧太子”孙科，但是除了赣南新政、三青团等事迹，即将四十岁的蒋经国在政治上并没有得到太多展示。电视剧中呼风唤雨的建丰同志其实和小蒋当时的独力奋斗局面不同。留苏经历以及在苏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等事情，对他影响甚大，他刚刚回国时甚至要重新学习书写中文。
最终扬子公司事件不了了之，孔令侃做出和解姿态，据说交给政府600万美元，和当时大多数企业家一样，他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再转赴纽约。孔令侃事件中，蒋经国被认为是悲剧人物，他甚至对自己一个朋友说：“我无法忠孝两全。”但是在上海民众为反腐叫好、为蒋经国的勇气与挫折受到感染，甚至将打虎失败归为金圆券失败根源之际，人们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蒋经国自己在日记中以及吴国祯的回忆录，都表示扬子公司是在囤积，但是合法。
《蒋经国传》的作者陶涵如此评价他的短暂上海经历，“国民政府推动的币制改革，6个星期就垮了，包括唯一一个认真推动、执行的地区——上海，也都失败。基本症结是未能全国普遍一致执行币制改革。由于上海以外地区物价迅速攀升，商人和民众涌入城里，买尽一切商品、物资。虽然当年秋天浙江、江苏省谷物大丰收，上海却严重缺粮。原料也一样缺乏，生产商遂停止生产。”但凡在自由市场中经历过的人，从常识就知道管制政策不可行。在金圆券还在管制的关头，司徒雷登日就评价“财政问题甚至比军事更减分。以无异于警察国家的方法来控制物价和外兑率，这种企图将不可避免流于破产，这种迹象正在日益明朗。”
对蒋经国个人而言，上海经历往往被评价为失败，其实这是他真正成为蒋介石左膀右臂的开始，我认为是他正式政治生命的转折点。和任何病入膏肓的政权一样，国民政府大陆统治晚期面临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的恶性循环，将蒋经国送往上海，必然将正面与各个利益集团碰撞。
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记载，“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经国是可以承担此一任务的唯一人选。”换个角度而言，蒋经国的任务虽然不讨好，但是使得他从边缘人物进入政治舞台的核心，也是蒋介石对儿子的一次重大投资，赌注不仅是经济管制的成败，还是儿子的历练以及政治前途，国民政府的前途名誉也被押上。
金圆券崩溃
金圆券初期的短暂成功之后，迎来第二阶段，9月底成为一个关口。9月下旬，金圆券继续发行，快到9月底已经12亿元，即将接近20亿关口，此时限价以及管制斗争也在进行中，关于金圆券兑换外汇黄金的期限是否突破也成为要点。
从市场层面，无论如何评价行政管制，限价逻辑的短板在于，或许可以维持一时一地的局面，但结果一定会导致短缺，而短缺必然导致抢购，而与抢购对应的必然是囤积，无论商家还是个人。从9月30日到10月7日，全国各地出现抢购现象，南京、上海等地粮食尤感奇缺。根据《大公报》的媒体后续报道，“商店纷纷藉词休息，甚至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亦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之恐慌。”
金圆券发行因此划分为两个阶段，最开始40天达到预期效果，9月下旬之后则突变。蒋经国在10月初也不得不承认“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这个时候，币制改革操盘手王云五却不在国内。1944年，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5.5亿美元，份额名列美英法后的第四，也是常务理事。此次IMF会议将于美国召开，但中国任轮值主席，王云五期望借此机会争取贷款，决定出席。
通过币制改革获得美国更多援助一直是国民政府的如意算盘，王云五在币制改革后接受采访时就明确表示，“最初时，我们当然希望自力更生，但必要时，自然也希望友邦之援助。”王云五9月20日离开，10月9日回国，不仅没有获得贷款，期间更是金圆券加速发行，抢购风潮爆发，黑市猖獗，市面惨淡。
无论是此前按时交纳的人们，还是持币观望者，都在看政府何去何从。国民政府先底气不足，决定收兑金银延期1个月到10月底，这无异于为金圆券信誉破产埋下大坑。随后，行政院10月26日调整限价，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同时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金银外币准许持有，银币准许流通，政府铸造金圆，金圆券存款时得以同额金圆券兑换金银，同时改订金圆券兑换率，黄金每两一千圆，白银每两十五圆，银币每元十圆，美钞每元二十圆。
如此一来，金圆券的价值大为贬值。《观察》社长和主编储安平就认为政府自己率先破坏了金圆券，政府自己先就做了国家民族的敌人，让原本按时交出金银的民众被利用。
限价放开之后，金圆券发行额度自然难以守住。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而军费仍旧继续需要供血。失去限价以及发行额度的金圆券改革从官方层面宣告失败，不到70天的坚守付之东流。
这一结果彻底说明了金圆券的破产，相关人物也相继离职，蒋经国于11月6日辞去上海区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财政部部长王云五辞职，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金圆券无法支撑，战况也加速恶化，随着济南失守，国军军心涣散，而11月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又给了国民政府最后一次打击。 金圆券的真假命题
金圆券翻云覆雨之间，中产妇孺的财产被洗劫一空。最讽刺的是，此前守法的人显然是上当最深的人，而那些抗命以及观望的人再次显示了世俗智慧的正确。郭廷以总结，“发行不到3个月的金圆券完全失败，前此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的守法良民为之破产，怨声载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溃。”
回头来看，如同《北平无战事》里出现的两个正面冲突的公文，金圆券从发行一开始就有两个命题，一道为真，一道为假。一方面表示金圆券是十足准备金率，另一方面又表示要发行20亿。孰是孰非其实非常清楚，法币总额约为663万亿，最多不超过700万亿，但是以300万元法币合金圆券1元计算，其实回收法币仅需2亿元金圆券，而关于兑换黄金外汇的办法又无具体规定，所谓十足准备也是虚晃一枪。金圆券一开始就定为发行20亿元，意味着泡泡被吹大了10倍，政府凭空增加18亿元购买力，无疑为不见血地抢劫民间财富。
吹大泡泡之后，又没有守住发行额，限价助长囤积，而打老虎不过转移民怨，加上期待之中的美国贷款援助久候不至，金圆券命运，其实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9月底已发行到12亿元，11月9日则增至19亿元， 11月底为33.94亿元，12月为83.2亿元，1949年1月为208.22亿元，2月为506.44亿元，3月为1960.6亿元，4月为51612.4亿元，5月为679458亿元，6月底止累计发行额为1303046亿元。
按照经济学经典定义，每月价格上涨50%就是恶性通货膨胀。根据学者杨培新等人相关数据，从1946年12月到1949年4月，国统区价格上涨了5400万倍。金圆券10个月的贬值速度，其实就是之前法币14年的100倍。
金圆券故事并无太多意外，这是财政赤字的必然结果，管制物价失败也在意料之中。从1937年到1949年，纸币发行增加了1445亿倍，而无论物价管制还是滥发纸币都不能改善国民政府的财政困境，官方财政预算制度名存实亡。
进入1949年，蒋介石下野，国民政府年初随着立法院长孙科迁往广州，当时还是国府的南京公务员可以领3个月薪水的遣散，南京、上海于4、5月相继失守，金圆券开始逐步退出舞台。到了7月3日，行政院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被更短命的银圆券取代，那又是另一个不堪回首的故事。
除了收获金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与各个阶层的关系已经破产，尤其是他曾经的支持者。从北伐到抗战成功，蒋介石的成功总被认为离不开浙江财阀支持，这一说法最早由日本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提出。但是到了国民党统治晚期尤其金圆券事件后，银行家与政府关系开始若即若离甚至走向对立。
正如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日后回忆所言：“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
金圆券的方案最大问题在于其理念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暂时应付来为军事换取时间，但是军事却不足以支撑。政治领袖往往相信信心就可以决定一切，而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如此。也正因此，当他们认为旧有货币无法维持在于信心问题，如果新发行一种货币取代法币，那么一切也可以顺理成章再来一次。问题是财富不能凭空创造，你可以骗人一次两次，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很多评论称蒋介石“谬采书生”，其实不应忽视诸多金融改革最后决定者仍旧是他。从他早年日记来看，他对于经济不仅很感兴趣，也是下过一番功夫。从日记中可以发现，他曾经用相当多的精力钻研经济学。从1919年开始，就多次出现看“经济学原论”、“国民经济学原论”、“经济思想史”，以及“船中看‘经济学’，如获至宝也”等记录，而且不时会加评价。历次民国金融重大变革，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参与首肯，又如何能推行。
很多人认为王云五不懂金融，但其实金圆券的方案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即尽量花最少的钱得到最高的回报，不能不说王云五的学习还是有成效的。他也看到通货膨胀根源在于赤字财政政策之下的滥发货币，也希望通过币制改革最终实现预算平衡，“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
有一种说法认为翁文灏是代王云五受过，蒋介石为翁文灏所累。事实上，王云五何尝不是代蒋介石受过？在科层制官僚系统之内，下级永远为上层负责，任何人进入系统，即使学者，身份也随之改变，行为逻辑自然是以个人利益最大成本最小的方式进行。对于公共利益的追求，也不得不屈从这个逻辑。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很多人是法定政府，如果要维持国家生存即必须维持这一政权生存，翁本人思想已经注定他的逻辑。早年相熟的胡适后来又一次拜访翁文灏，却发现这个最聪明的头脑只能在机关闲聊，胡适觉得可惜，但这就是现实。
对比之下，中共经济政策则运行得当，偏重实物，物价与国统区完全不同，即使台湾历史学家也表示中共“工业侧重轻工业、手工业，低利贷款，减免税收，工资的一半为实物。商业为集中与分散并行。对外管理，对内自由，不令不必要的商品流入，而运进必需的物资，一切在求自筹自足，保障供给，军民兼顾。一九四七年后，财政金融日渐统一。一九四八年成立人民银行，发行统一人民币，物价颇称稳定”。
在更大的层面，经济金融固然重要，但只有在社会稳定秩序存在的情况之下才能运作正常。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历史中，始终没有能力在组织动员上深入中国腹地尤其农村地区。而这些巨大空白逐步完成对城市的割裂与包围，最终当城市在军事和经济上失去优势，国民政府的溃败势成必然，而这是其脆弱体系一开始就注定的。
金圆券因战争而起，又因战争而灭，其中并无太多经济逻辑，留给世人的，只是对于当时政府的失败以及通货膨胀的恐惧。问题在于，类似金圆券的通货膨胀是否还会再出现？只要保证央行与财政部独立，这种通货膨胀就只会留在博物馆，但是同时也不得不警惕，也许通过通货膨胀掠夺公众财富已经成为过去，但隐蔽的方式或许还会存在，这就要求对于“看得见的手”的权力给予限定以及监督。
从大历史的角度而言，即使这些人都是一时人物，面对法律与制度、社会发育都不完善的国家，他们的努力，无论用意崇高还是善良，方式激进还是保守，在各种约束条件之下也许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是始终无法超越时代，最终付之阙如。失败是注定，而成功是偶然，我们还在历史的三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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