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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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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下行通道，潜在增长率随之下移——的调整证实了这一点，但这并未影响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稳居世界第二，同时人均也突破6000美元大关，跻身于“中上等收入国家”。　　根据国际经验，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美元的“起飞阶段”；但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的同时自身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出现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当今，已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迟迟不能自拔。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如今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美元的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而东亚的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虽然也经历过短期停滞甚至倒退，但在实行了适当的改革后成功起飞，分别持续了将近10年的高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都已经突破了2万美元，成功跻身于“高收入行列”。　　中国当下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迎面而来。身边既有失败的前车之鉴，亦有成功的经验。中国能否借鉴这些先例，摆脱陈旧增长模式的沉珂，实现新阶段的持续增长，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能否跨越陷阱？　　面对“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吴庆直言不讳地表示：“从当下的状况看，中国如果不在制度上做大的变化，体制方面不取得大的进步，经济增长方式不转变，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虽然这样的判断比较负面，但吴庆坚持认为，如果中国不有所作为，现在的收入水平甚至还会倒退。　　这样的判断也许并非危言耸听，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诸国就是鲜活的例子。阿根廷在1964年时人均就超过1000美元，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即便是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近邻韩国，人均GDP也曾在经济转轨时期出现过两年的负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陈道富则相对乐观。他认为，按照人均GDP，中国现在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是经济增长的转换。只要改革坚持沿着更加市场化、更加多元的体制迈进，中国有条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他表示，从中国内地经济高速增长的福利效应层面讲，中国亟需深刻反思既有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低下与不公。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够转换成广大民众可享受的福利效应，中国经济才会有实质性飞跃。　　有学者称，中国有保持10年8%高速增长的潜力，可能在未来5年将经济规模扩大到15万亿美元，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但章玉贵对此不无担忧地表示，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少数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不能有效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有效治理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则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偶然事件的爆发，都有可能演变成系统风险。　　“事实上，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早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章玉贵说。　　无经验复制　　纵观陷入或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验和教训都有。掉入陷阱的如南美诸国，民粹主义盛行，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仍在加剧；如过早进行资本开放的泰国，对国外经济的依赖过于严重，这为其金融系统风险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同时亦有成功经验者，比如上世纪70年代韩国的“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后来韩国政府将发展方向从扶持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韩国用了8年。　　那么这些经验教训，中国是否可以借鉴？几位受访的学者表示，中国可供学习和借鉴的东西非常少，原因在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背后各有原因，而成功跨越的几个国家均为小国经济。　　教训方面，“拉美国家是典型的案例，但恐怕没有太多的教训可以汲取。很多国家掉入陷阱有各自的原因，但每个经济体各自背后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钊对《英才》记者说。　　经验方面，“成功的亚洲四小龙，他们的经验中国几乎没有办法借鉴，因为他们都是小经济体。最大的韩国现在经济总量也只有中国的1/4。”吴庆表示，这些小经济体在出口导向的经济道路上可以起飞，由此跨越中等收入的阶段，其关键因素就是他们小，出口导向型的跑道就那么长，小飞机可以飞起来。小经济体在出口导向型道路上，很快会遇到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不够了，二是土地价格快速上升。小经济体人口小，国土面积小，增长到一定程度，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就会上涨，市场力量就推动他们摒弃出口导向型的道路。但是大经济体这两个优势一直迟迟消耗不完。　　那么，中国该如何寻找出路？陈钊认为，首先，应从制度层面好好想一想，有哪些阻碍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因素。　　吴庆则表示，中国当前的增长方式对刚进入世界市场的中国是一个好的选择，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应该换一条道路。“出口导向型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海外市场已经无法容纳我们了。小国靠世界市场，对于大国不可能。从市场经济需求的层面讲，必须自己修跑道，自己要开拓市场。”　　章玉贵则明确认为，当下中国已经没有可以炫耀的资本，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并不能掩盖已出现的巨大风险。且不说在支撑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制度和技术的任何一方面，中国都没有骄傲的资本。　　顶层设计是关键　　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英才》记者采访的几位学者均提到，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这也是中国进一步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的关键因素。　　从亚洲四小龙韩国的成功可以看出，曾经深受军人政治困扰和家族企业控制，之所以能用8年时间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除了在民主政治方面的改革之外，也与韩国执行的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国家发展计划密切相关。　　那么，中国有哪些制度层面的问题亟需解决？陈钊认为，结构性的问题当下已经十分严重。首先是资源配置在不同所有制方面的存在结构问题，特别是资源要素在民营部门与非民营部门的不平衡。比如，国有部门垄断了上游资源领域，这就导致民营部门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国有部门，进一步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创新和产业升级。另外，信贷方面，国有部门具有优惠条件，从体系的贷款很多都是打了折扣的，但由于投资效率并不高，这就导致其对上升所造成的成本压力并不敏感。他建议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建立以企业信誉为中心的融资体系。　　“第二是资源配置在空间领域的结构问题，比如城市不公平地提供公共品服务，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显著。而这种不公平对待，对当代以及下一代人力资本的积累造成了负面影响，进而拖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换代。而解决这些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正是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陈钊说。　　提及金融领域，业内几位学者均表示了自己的沉重担忧。章玉贵指出，中国真正的危险在于，内外经济的失衡极有可能使免疫能力一直在低水准的中国金融体系，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几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日益开放与联动的竞争世界中免受外来的冲击。从泰国、菲律宾等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教训中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独立强大的金融后盾，发生金融风险的代价无法估量。　　吴庆直言，中国的汇率和改革比较慢，无法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当前在美联储掀起又一轮货币宽松政策的情况下，应及早进行汇率改革，提高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防在美联储突然收紧货币政策的时候，引发对中国的巨大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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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国强：中国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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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在经济观察报-上投摩根之高校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发表了观点，对中国在今年以来外贸发展新的情况和对全年的展望做了主题演讲。　　隆国强讲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现状，一个是主要因素，第三个就是全景的展望。　　他表示，前八个月中国进出口增长的势头非常强劲，进出口总额18700多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不管你看哪个国家的数据，40%的增长率都是非常强劲的，不多见的。其中出口增长了35.5%，进口增长45.5%，贸易顺差比去年略有减少，减少了15%，这个顺差的减少是在去年已经大幅减少的基础上继续减少。　　8月份当月，进出口增长34.7%，其中出口增长了34.4%，比上个月略微放缓3.7个百分点。进口增长35.5%，比上个月大幅度增长了12.5个百分点，当月贸易顺差和上月相比，环比减少30%。　　这是前八个月进出口发展情况，这是从2008年开始，刚才文总讲两年前同一天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爆发了金融危机。我们2008年原来在20%到30%的增长率，一下变成负的增长，负的20%-30%。进口波动可能更大，去年1月份进口增长是负的4%，逐月抬高，到今年年初曾经高达80%的增长率，然后逐月回落。　　大家肯定会想原因何在，一会儿再分析。　　除了总的增长方式以外，不同贸易方式表现还是略有差别。前8个月，一般贸易增长43.3%，一般贸易是加工贸易和出口贸易的主要表现形式。所谓一般贸易这是一个综合的词，如果不学外贸不会懂，实际就是指通常你们脑子里理解的对外贸易，就是一般贸易。就是一个外贸公司去买了东西，进口了，这是一般贸易的进口。或者说一个外贸公司加工了，或者收购了再卖出去。为什么会提出一般贸易的概念？因为中国一半左右的贸易是所谓的加工贸易。加工贸易这个词只有中国有，全世界没有，你到外国去讲，人家听不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我们为了能够参与全球分工，当时我们关税非常高，40%-50%的关税，如果没有特殊的政策，有一个工厂在中国，它要先采购零部件，在中国加工再出口。但如果我们有50%的关税，那意味着要先交50%的关税，然后再出口。如果你收那么高的关税，那肯定没有人愿意到中国来办厂。如果不收税，中国政府也不愿意。中国既要保护国内市场，又要参与国际分工，怎么办呢？当时中国政府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加工贸易政策。什么叫加工贸易政策呢？如果一个工厂在中国，你跟中国海关说，我要进口这些货，这批货的目的是何在，不是拿到中国卖，是在工厂加工完以后再出口到国际市场去，就是加工以后再出口。在这种情况下，你进口的关税就减了，这是保税政策。在海关登记一下，就不用交关税了。在1994年有了增值税以后，增值税也不用交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政策，中国的出口高速增长，今天中国是世界工厂，跟我们实行的加工贸易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出口的目的挣了外汇是为了中国自己的工业化，我们需要进口技术、进口设备。在相当一段时期，我们出口竞争力很弱。加工贸易谁来干呢？当时很多工厂从日本、韩国、台湾搬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个别年份一般贸易是有顺差的，绝大部分年份一般贸易都是逆差，它是花外汇的。我们整个进口里面27%-28%买的是原材料，包括木材、铁矿石、石油，都是初级产品。现在中国贸易结构跟发达国家一样，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大量出口制成品，我们出口95%是制成品，现在我们是挣了外汇买资源。加工贸易就是把全球的生产网络，或者说把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管理、品牌和国际营销的渠道，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国的基础设施结合起来，这样形成了中国在劳动密集环境的增值，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把我们的劳动卖出去。加工贸易表面上看卖的是商品，实际在中国来说卖的是劳动，因为你卖服务卖不出去，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或者像印度那样搞服务外包，我们的劳动力不得不附着在商品上卖出去。表面上看我们卖的全部是制成品，但增值主要是劳动力。如果没有加工贸易，几千万农民工，加工贸易创造了非常初级的劳动机会。　　前8个月两种不同的贸易方式表现是有差别的，一般贸易进出口都比较高，而加工贸易进出口相对来说增长速度比较慢。但是你看到这个逆差，一般贸易出现了300多亿的逆差，而去年同期只有1亿的逆差。加工贸易顺差达到1950亿美元，增长了21%。那么也就是说，还是保持了前30年加工贸易赚外汇、创造顺差，一般贸易用外汇。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说谁好谁坏，不是说赚了外汇就好，如果说搁到十年前，我们当时紧缺的是外汇，那时候赚了外汇就是好的，现在这两种不同的贸易方式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不过运作方式不一样，当然对国家的意义也是不一样。加工贸易创造外汇，没有人来用，那就变成了买，贬值。我们两万多亿外汇储备，关键是看怎么花得好、花得有效，使短期和中长期增长更有效率。　　另外我们看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欧盟现在是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3000亿美元，增长了36%，中美双边增长了32%，中日增长了34%，跟总体增长速度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情况不一样在哪儿？我们对欧洲、对美国都是享有较大的贸易顺差，但是对日本我们是逆差的，因为中日双边统计不一样，有时候日本人统计，认为他有逆差。因为我们有一些贸易是经过香港中转的，所以双边统计有比较大的逆差。近期日本经济稍微有点起色，主要是对华出口增长，这和中国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有关，对中国出口高级轿车、数控设备等等。今年1月1号开始，中国东盟自贸安排生效，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增长47.2%，比整体高10个百分点。这里反映了自由贸易安排在刚刚开始生效的时候，确实对双边贸易的增长有一个很大的刺激作用。　　为什么会保持这么高的增长呢？放在全世界，全球数字还没有出来，我估计也就是百分之十几，中国为什么达到35%呢？这里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全球经济的复苏。刚才文总讲了，现在要讨论僵局，大概三个星期前，勃兰特说美国经济是罕见的危险脆弱。但是不能否认，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尤其是美国经济反弹速度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当时大家说的是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拿这次危机和1929年、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我记得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请了海内外专家到我们那里开了闭门会议，讨论全球金融危机的走势、全球经济的走势。当时观点是五花八门，但总体观点是比较悲观的。但是大家看去年三季度、四季度，今年一季度，美国好得很，二季度数据也很好，但修正以后掉了很多。现在大家又很恐慌，讨论美国，这个风险可能会有。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没有结束，但全球经济的走势确实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为什么超出预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货币当局，吸取了历史上的教训，在危机爆发的时候，采取了政策的措施。这些措施短期内是有效的，比如尽量宽松的，财政刺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但后患无穷，会产生很多后患，比如美国危机爆发以后，金融市场，特别是股市反弹很强劲，非常快，这对恢复美国消费者的信心，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经过一年多，恐慌过去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是金融恐慌，觉得世界末日来了，不敢花钱了，消费大幅度下降。到了后来憋了一年以后，我们上次跟美国来的经济学家聊天，他们说消费者憋了一年，发现没有那么可怕，日子还得过，美国的妇女说一年都没买新衣服了，得补补自己的衣柜，得补补库存，所以消费还是存在的。即便是二季度，美国消费还是增长的。　　我5月份在清华当了三个月的学生，非常荣幸，清华这儿结束以后，又到哈佛当了5个月的学生。在5月份我去逛了他们商场，我觉得也很冷清，陪同我的人说这已经很好了，你不能看商场里多少人，得看有没有停车位。我们不能拿的人跟人家那儿的人比，要看人家的设计。当然欧洲差一点，日本也差一点，但总的来说，它确实已经度过了危机爆发初期的恐慌。恐慌过去以后慢慢步入正轨，去年底需求慢慢就上来了。这些需求带动了出口。　　第二个，中国企业相对的竞争力。中国出口为什么这么好，特别是展望未来，这点一定要谈进去。影响一个国家的出口竞争力有很多因素，汇率、企业竞争率等等，欧元升值、贬值，日元升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还是变化挺大的。这是一个因素，但这不是最主要的，真正最主要的是危机爆发以后，全球出口市场出现了洗牌，竞争力差的企业大浪淘沙死掉了，死了很多很多的企业，中国也死了很多企业，你们去沿海一带看看，危机爆发的时候，也死了很多企业。但也留下了很多企业，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座谈的时候强调，要保出口，但更重要是保出口企业，这是革命的火种，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别看这个企业瘦小，但别让他散，骨干不能走，企业不能散。中国企业为什么能够活下来或者说活下来比别人多一些呢？得益于两个方面，得益于经济增长，四万亿刺激计划，危机爆发以后，增长是最快的。靠国内市场，使很多出口企业活下来，这是很关键的。在危机爆发的时候，我到东莞去，一个做家具的老板说，我原来给别人贴牌100%出口。危机爆发以后，到国内市场去看，品质、材料、工艺什么都不如我，唯一的就是比我贵，那他就有信心了。国内市场很强劲，出口企业靠中国国内市场让他避免了灭顶之灾，可能瘦了，但活下来了。还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协调，地方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融资、贷款等各种各样的支持。　　到苏州调研，苏州地方政府的官员在危机爆发最厉害的时候，陪着在苏州外企老总到总部，说我们地方政府怎么支持企业。外企全球有很多订单，到全球各个地方生产，现在订单大大减少，还可以分布在各个地方来做，但也可以集中在投资环境最好的地方，才能让他整个企业在危机中扛得住。地方政府这么积极的态度，加上中国确实有低成本加工的优势，大量订单挪到中国来。可能把马来西亚的工厂关掉，把订单集中到中国。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当风暴过去的时候，洗牌的结果是中国企业活下来的更多。当需求开始恢复，消费者预期开始稳定的时候，中国企业迅速扩大规模。为什么跑到沿海去？招工，出口企业觉得订单做不过来，但全球订单增长没有那么快，为什么？原来十家企业做，现在变成五家企业做，就忙不过来了。　　经过这场危机，经过这场危机的洗礼，中国出口企业相对竞争力反而增强。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判断未来我们出口形势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去年的基数，基数非常之低。这个柱状图是每个月实际的出口金额，这是增长率，不管看柱状也好，看线条也好，去年是一个负增长，百分之二十几的负增长，今年是在一个很低的基础上算增长率。如果跟2008年比，2008年是出口最快的时候，大概只有6%左右的增长，我们已经恢复到历史最高，但为什么是35%的增长率呢？就是因为上一年的基数太低。这是统计因素。这对我们判断未来的走势是很关键的，去年12月份我们出口增长由负转正。当然还有一点政策因素。　　我们考虑到全球因素，考虑到基数，首先一个判断，出口一定是一个前高后低的态势，加上外部经济在减速，我们还不敢说，但确实是减速，很关键的是基数在变，基数迅速抬高，所以一定是前高后低的走势。未来几个月出口增长率会明显回落。但前8个月已经那么高了，尽管前高后低，但整体算下来还是很高的。　　我个人认为仅仅就进出口来说，短期来说没有太多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但是我们有很多远虑，长期需要担心的问题。我们可能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前30年我们依赖低成本的制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低成本劳动力，靠这个赢得国际竞争力的时代，慢慢结束了，慢慢削弱了，土地成本在上涨，未来落实科学发展观，环境成本要内陆化。在短期内还有一个空间就是我们的工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抵消劳动成本上涨。但如果从中期或者更远一点来看，我们必须要找到接替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是所谓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国际市场赢得竞争点。我们靠企业的创新能力，靠企业的管理，从中期到长期来看并不乐观。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讨论很热烈的话题，就是中等收入线条。你会发现有一些国家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很顺利进入高收入，这是成功的。但还有一些国家，从低收入很顺利进入中等收入，但是到了中等收入以后，经济停滞，出现了很多问题，金融危机、社会动荡、政治动荡，这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接续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没有形成。所以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怎么能够在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里面赢得国际竞争力，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跨不过这个坎，在中国也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没有近忧的情况下，我们要多考虑一点远虑，现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为未来接续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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