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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之路：年饥荒的多维透视.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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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
【摘要】：本文分析了不同利益群体在大跃进公共食堂中的行为,指出了向上负责而不是向下负责的权力模式和缺乏制衡是导致困难时期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公共食堂这一问题上,人的良知与欲望的冲突,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利己的价值取向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因素。
【作者单位】：
【分类号】：F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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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 困难时期：大饥荒的数字之谜 31169字 投稿：戴阿陀
困难时期：大饥荒的数字之谜 31169字 投稿：戴阿陀
大饥荒的数字之谜 一、年鉴 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03页“人口数”2、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2页“全国历年户数、人口数” 3、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198页“全国历年户数、人口数” 4、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07页“全国历年户数、人口数” 二、论文 1、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2、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人口研究》第21卷第1期，1998年1月3、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总第67期）4、曹树基《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三、专著和教材 （一）采用官方数据的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62页：最大的问题是严重缺粮。一方面粮食连年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粮食的销售量却因城镇人口的剧增而不断增加。为了维持城镇商品粮供应，国家不断地向农村下达征购指标。由于高估产，1958年至1960年连续三年，国家每年的征购量都高达1000亿斤以上，几乎占当年总产量的30%—40%。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保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只好不断动用粮食库存。进入1960年后，库存急剧减少，周转调拨极为困难，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调入一点销售一点，随时都有脱销危险。五六月间，中央几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为京、津、沪和辽宁等地调运粮食。当时，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七天，天津只够销十天，上海已几乎没有大米库存，只能靠借外贸部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辽宁省十个城市的存粮也只够销八九天。第563页：[1960年]9月底，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近一半，不到正常库存量的1/3。过去大量调出粮食的吉林、黑龙江、四川等省，也因连年挖了库存而无力继续大量调出。在此情况下，尽管采取诸如在调拨上搞南北季节性调剂、在销售上限制居民每次购买的数量等许多措施，但仍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只得靠减少城镇居民的供应定量、压低农村地区的口粮标准、大力提倡采集和制造代用食品等办法，来渡过缺粮难关。在农村，由于连年征购过头粮，许多省区农民的口粮也在急剧减少。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作者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作者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2、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873页：两年持续“跃进”，虽然重工业项目，靠着拼体力、拼设备、拼资源，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钢产量1959年达到1387万吨，1960年达到1866万吨，煤、铁等也增长较多，但重工业的这种“单兵突进”，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拿粮食来说，1959年产量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这两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3、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上卷第383页：由于生活水平下降，营养不足，而劳动强度增加，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十分严重。人口死亡率由1957年的10.8‰上升到1958年的11.98‰和1959年的14.59‰，1960年更是陡升到25.43‰，甚至比1949年的20‰还高，全国人口净减少1000万。（作者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由于营养不良，许多人患有浮肿、肝炎等疾病，健康状况非常不好。 4、朱荣、郑重、张林池、王连铮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89—190页：为了保证城镇人口的低标准定量供应，在中共中央一再指示下，各地普遍加强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征购工作。一九六○年全国粮食征购量达5105万吨，
占粮食总产量的35.6%。农村留粮只有9245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减少37.1%。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只有176公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35.3%。食用植物油收购量达77.5万吨，占总产量的84.7%。其他农产品的收购比重也显著提高。尽管如此，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仍然降低。一九六○年，平均每个城镇人口生活消费粮食193公斤、食用植物油3.6公斤、猪肉2.7公斤，分别比一九五七年下降1.5%、30.8%和70%。在这期间，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幅度更大。一九六○年，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消费额68元，比一九五七年减少11元，消费水平指数下降22.8%。其中，粮食消费156公斤，食用植物油消费1.5公斤、猪肉消费1.2公斤，分别比一九五七年下降23.9%、21.1%和72.7%。因此，农村普遍发生饥饿、疾病和逃荒现象，受灾地区的农民生活更为困难，只能以各种“代食品”维持生存，非正常死亡人数陡然上升。一九六○年，全国人口死亡率由一九五九年的14.59"上升到25.43"，比一九五七年的10.8"增加14.63个千分点。同时，由于育龄妇女病弱者增加，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一九六○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20.86"，比一九五七年的34.03"减少13.17个千分点。这一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4.57"，总人口减少1000万，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负数增长。 5、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下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第580—581页：当年（张注：一九六○年），仍要求坚持办公共食堂。由于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农村食堂普遍食用“瓜、菜、代（代食品）”，农民体质也大幅度下降，浮肿等疾病蔓延。由于畜力减少和役畜质量下降，以人代畜拉犁耕作的现象相当普遍，加重了劳动力的负担。以至出现非正常的人口死亡。一九六○年全国人口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一千万人，人口死亡率达25.43"，是最高的年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5"，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以上所列是全国一般情况。在一些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问题远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一九六○年的人口死亡率继一九五九的46.97"之后，又升为53.97"，自然增长率一九五九年即为—30.29"，一九六○年达—42.24"。安徽省人口死亡率和自然负增长率居全国之首，分别为68.60"和—57.20"。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为39.56"和—25.58"。河南信阳地区9个县人口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这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第三年所处的严重困境。 6、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6—157页：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农业轻工业生产下降，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首先是出现全国性粮、棉、油供应紧张的局面，一方面是农业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国家为维持城镇商品粮的供应，不得不采用高征购的办法。1958年征购587.5亿公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29.4%，1959年征购674亿公斤，占当年总产量的39.7%，1960年征购510.5公斤，占当年总产量的35.6%。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保证城镇人口的最低需要，只好动用库存粮食，1960年底粮食库存量降到286.5亿公斤，比1955年的402亿公斤减少了29%。农业大幅度减产，粮食库存减少，这就形成了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城镇人口不得不普遍减少定量，农村人口不得不“大种瓜菜”以弥补口粮不足。至于食油、肉类、禽、蛋等副食品的供应，比粮食消费更紧张。据统计，城乡人民的平均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3公斤降为1960年的163.5公斤，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的人均年消费量由1957年的2.4公斤降为1960年的1.85公斤，下降了23%；猪肉的人均年消费量，由1957年的5.1公斤降为1960年的1.55公斤，下降了70%。由于饥饿，营养不良，许多地区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人口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这说明人民的生活已处在严重困难之中。 7、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著《中国农业大波折的教训》，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1—22页：由于口粮和副食品不足，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并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推荐了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若干种代食品（通称“瓜菜代”），以克服困难，渡过饥荒。因食品缺乏，营养不良，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城市居民患了浮肿病。据有些省和团中央报告，1960年10月和11月间，重庆市九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省财政厅占到35%。（作者注：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另外，不少地方患肝炎、妇女病等疾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在农村，由于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又收购了大量过头粮，口粮、副食品只分到公共食堂、农户无权安排生活用粮等种种原因，农民的生活比城镇居民更加困难，普遍发生饥饿、疾病和逃荒现象。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猛升到25.43"，比1957年的10.8"提高了14.63个千分点。这一年全国总人口净减少1000万人，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8、顾问：邓力群，李立安，有林；主编：李松晨，唐合俭，杜述胜《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建设档案》，上、下卷，《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下卷第542—545页：史料辑录：大饥荒（编者注：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下卷第545页：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在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3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省份是河南、山东、山西、安徽和江苏等，其中安徽可能是最严重的。1960年安徽省的死亡率上升到68"，比全国平均数高出3.5倍。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9、罗平汉著《“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21页：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的“大跃进”，实际上带有很大的赌气性质。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指手画脚非难人民公社，非难大办钢铁，非难大跃进，企图动摇总路线，散布悲观情绪”。（作者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日。）不但如此，他们还“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作者注：《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日。）因此，有必要用事实证明总路线是正确的，大跃进是可以实现的，人民公社是有无限优越性的。于是，不顾国民经济已经遇到严重困难的客观事实，再次提出超越生产能力的高指标，发动新一轮的“大跃进”。如果说，1958年的“大跃进”，是人民群众带着迅速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的美好愿望，而自觉自愿地投入到运动中的话，那么，1960年的“大跃进”，则很大程度上是在“反右倾”的政治压力之下而展开的。以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实际上是以钢为中心的重工业的片面冒进。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间，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都在86%以上，大大高于1957年76%的水平；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只为13%左右，比1957年的24%下降2/5多。在工业建设投资中，用于重工业的比重过大，挤了轻工业。在“大跃进”的三年中，重工业的比重达到55%—57%。由于轻工业建设缓慢，到1960年，棉纱、棉布、卷烟、糖等的产量均低于1958年，造成市场商品匮乏。某个工业部门在一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有一个比较高的发展速度也是可能的。但这种高速度，一则是不可能持久；二则要以牺牲其他部门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而后者又直接影响到前者，其结果只能是由单兵冒进变成全军受挫，造成国民经济全面受困。在这三年中，重工业独腿“跃进”，表面看发展很快，但由于轻工业发展滞后，农业非但没有发展还大幅度后退。结果，到了1960年下半年，重工业也无力继续“跃进”，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重工业的片面“跃进”还造成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破坏，粮食连年减产，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艰难。由于农业高产“卫星”的误导，在制定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0%，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3%。一面是播种面积的减少，一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导致1959年单产的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3400亿斤，比当时公布的5401亿斤少2000亿斤，跌到了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1960年和1961年的播种面积虽然有了增加，但我国却遭受了比1959年更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196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实际上己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降了12.6%。主要农副产品大幅度减少，其中粮食只有2870亿斤，比上年减少530亿斤，减少了15.6%。棉、油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减产。与1957年相比，1960年全国的粮、棉、油人均拥有量分别下降了29.7%、38.5%和56.1%。粮食的减少还导致了生猪的下降，生猪人均拥有量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36.4%。“大跃进”启动后，大量的农民被抽调从事大炼钢铁等非农业生产活动。同时，为了大力发展工业，兴建了一大批工矿企业和开展了各项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结果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为减少；另一方面吃商品粮的人口大量增加。为了保证城镇居民的最低商品粮供应，不得不加大对农民粮食的征购量，实行高征购。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间，每年粮食征购量都在1000亿斤以上。这三年粮食征购量及其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分别是：1958年征购1175亿斤，占29.4%；1959年征购1348亿斤，占39.7%：1960年征购1021亿斤，占35.6%。过高的粮食征购量，是以降低农民口粮为代价的。1957年，全国农村留粮2940亿斤，1959年减为2052亿斤，1960年为1846亿斤。也就是说，1960年比1957年减少了17.2%。按人口平均，全国农村拥有粮食消费量，1957年为409斤，1959年为366斤，1960年仅为312斤。由于高征购，加之人民公社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从而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成为农业连年大幅度减产的重要原因，并造成了高征购—减产—再高征购的恶性循环。城市居民的情况略好些，据当时对27个大中城市的调查，当时城镇居民每月口粮平均定量的情况是：广州、福州23斤至25斤，武汉、长沙、宁波、杭州、无锡、银川、兰州、青岛、旅大25斤至27斤，重庆、成都、合肥、西安、郑州、济南、呼和浩特、太原、唐山、保定、天津、本溪和吉林27斤至30斤，洛阳30.2斤，三门峡市33.2斤。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粮食，不全是大米或面粉等细粮，甚至更多的是玉米、高粱、红薯干等粗粮以至各种“代食品”。不但城乡粮食供应极度紧张，食用油、肉类的人均消费也极低。1960年平均每个农业人口食用油消费为1.5公斤，猪肉消费1.2公斤。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油消费3.6公斤，猪肉消费2.7公斤。由于粮食和副食品的严重短缺，1959年至1961年城乡居民生活异常艰难。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过低的口粮，加之没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来弥补口粮的不足，农民又要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致使农村发生大面积的饥荒，并出现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据《当代中国的安徽》一书所载：1957年年底，安徽全省农村2557万人，减少了487万人。1960年与1959年相比，全国总人口净减少了1000万人。 10、罗平汉著《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6—201页：粮食的极度匮乏，营养的不足，加上劳累过度，从1959年下半年起，全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到日，全省有44个县、235个公社、5600多个村庄（约占全省村庄的10%）发现浮肿病人5.9万多人，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仅玉田、宝坻（1973年划归天津市）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1. 9万多人，保定、石家庄地区发现的浮肿病人也在万人以上。（作者注：《河北省委关于防治浮肿病情况的报告》，日。）1960年1月至4月27日，河南省内黄县东庄人民公社共死亡572人，占全社总人口的1.9%。死亡最严重的渡店、大村、管庄、卫流河、野庄等5个大队，从1960年1月以来共死亡284人，占人口总数的3.9%；该社渡店大队在此期间，死亡85人，占全队人口的4.8%。除了非正常死亡外，社员患病率也很高。卫流河大队第八生产队有156人，病情严重的33人，其中营养不好，患浮肿病的13人；该大队第五生产队有53户，户户有病人，全家人生病或一半以上人口生病的有24户。云南省剑川县金华公社从1960年1月到4月中旬，共有各种病人4080人，其中浮肿病人占76.8%；死亡1390人，其中因浮肿病死亡916人，占66%。该公社四个情况严重的管理区，患病的劳动力占总数的25%至39%。剑川县所在的大理地区患浮肿病及其他疾病者有3万多人，因此而死亡者有七八千人。（作者注：《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剑川县金华公社大量浮肿病人死亡事件的报告》（日），载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大理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第414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山东省即墨县七级公社湍湾大队从1960年1月至5月，共死亡159人，占总人口的5.19%；外流200人，占总人口的6.25%；浮肿病380人，占总人口的12.3%；牲畜死亡86头，占42%。在得浮肿病的人员中，属病理性浮肿的17人，占发病人数的4.5%；属营养性浮肿的363人，占95.5%。在死亡的159人中，除了因疾病死亡者外，多数是因为浮肿，或浮肿引发其他疾病，或生活困难家庭不和，或家人侵占本人粮食自己外出讨饭而饿死的。河南省信阳地区是全国最早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地方之一，也是三年困难时期情况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到1960年春，整个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竟达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幅度蔓延，大量农民外逃或者饿死。仅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死亡8万多人，新蔡县（现均属驻马店市）死亡近10万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死亡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生产队死亡达30%左右。据信阳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编写的《中共信阳党史大事记（）》记载：信阳1958年全区总人口是4262350人，1959年为4258316人，比上年减少0.101%；1960年全区总人口3817669人，比上年减少10.348%。也就是说，1960年信阳全地区减少人口40余万人。这时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连一向供应比较好的广东，1959年至1960年间，农村普遍一个月一人吃不到10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见不到，青菜也少。吃糠、吃蕉头、吃甘蔗渣、吃红薯藤的事，到处都有发生。最严重时，据广东农业办公室不完全的统计，全省水肿病人在80万人以上。1960年底，广东农业办公室对31个县（市）进行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25%，大大超过了正常年份。另一个供应较好的省份江苏，据1960年1月的统计，全省共有了浮肿病人12.6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个专区和南京市的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情况最严重的宝应县1959年冬至1960年4月，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2%，其中多数是饿死的。1960年，全国农业人口的人均消费额是68元，比1957年减少11元，消费指数下降丁22.8%；人均粮食消费为312斤，食用植物油消费3斤，猪肉消费2.4斤，分别比1957年下降23. 9%、21.1%和72.7%。由于口粮不足，营养不良，全国农村出现了大量的浮肿病人和非正常死亡。1960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2.543%，出生率为2.086%，自然增长率为—0.457%。据推测，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出生率的下降减少的人口数，总共在4000万左右。1959年到1961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后来，我们将这几年叫做“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这种困难局面的出现，固然与这几年连续遭受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庐山会议后的继续“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造成的。首先，人民公社的管理和分配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小队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且不说那些作为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试点单位，即使大多数以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因为一个大队（或管理区）往往由十数个生产小队或作业组组成，人数少则数百，多则数干，各生产小队的情况各不相同，但由于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也就是各小队间、大队内部的各个社员间，仍然是完全的平均主义。在分配上，也仍然坚持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办法，虽然1960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指示》中曾明确规定，供给的部分一般不要低于30%，也不要高于40%，但由于供给部分中主要的是粮食，在当时的条件下，工资仅具象征性，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所以在人民公社的分配中，真正起作用是供给制，而供给制是彻头彻尾的平均主义。有的地方自公社化以来，没有认真进行过分配。湖南省湘潭县1958年根本没有搞年终决算，也没有找补，谁多谁少，社员谁也不知道。1959年虽然办了决算，但真正进行了找补的只有73个大队，226个大队只找补了一部分，同时，找补的金额，也被七扣八扣扣除了。社员说：“干不干，三餐饭。”正因为如此，生产小队和社员都没有积极性，农村的超支户越来越多，有的生产队竟户户超支。社员说：“一年忙到头，汗水白白流，年终搞决算，落个癞痢头。”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出工不出力，不爱惜集体财产的现象普遍存在，农业生产的效率大为降低。小队和社员自然也不会在粮食丰产丰收问题上多想办法，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产量的减产也就是必然的了。其次，人民公社中严重存在的“五风”问题，也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是造成粮食产量降低的重要原因。由于大刮“共产风”，大队、小队的生产资料和各种财物被随意刮走，社员的房屋被拆毁，家具被拿走，自留地被没收，家禽、家畜被刮进了公社所谓的“万猪场”、“万鸡场”。这样，社员没有了家庭副业，没有了自留地，大大降低了生产自救和抗灾救灾的能力。同时，虽然在队有制向社有制过渡试点过程中，也强调反对基层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由于坚持“一大二公”，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以及干部中存在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等作风。湖南省衡山县沙泉公社1960年为了实现“全部双季稻化”，竟将各小队的中稻种全部收到大队，已经浸了种的也要捞出来，结果使一些不能种双季稻的冷浸田也种上了双季稻。该公社双全大队有30多亩冷浸田，以前种单季稻，亩产有600斤，改种双季稻，两季一共只收了56斤，而每亩种子则花去了42斤。（作者注：湖南省委衡山重点县工作队：《衡山县沙泉公社整风、整社的情况（第三次报告）》，1960年12月。）湖南一些公社在“越早越好”的思想指导下，要求过了春节就浸早稻种，实际上这时湖南的气温还很低，稻种根本无法发芽，于是就采取在田边地头烧上熊熊大火的办法，以此提高秧田水温，这自然只会是白白浪费人力物力。1959年秋季，河南省长葛县和尚桥公社为了统一种麦，有11702亩晚秋作物不等成熟就收割，结果少收粮食50多万斤。湖南群众写诗批评生产瞎指挥说：“公社化真正好，集体劳动是个宝；就是干部乱指挥，还怪农民没搞好；广播电话排生产，实际工作是瞎搞。”“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生产的瞎指挥，必然是通过强迫命令才能进行。有些素质不高的社队干部，动辄对社员加以停止吃饭、打骂等处罚。据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2月的一份材料透露，该省祁阳县1959年以来死亡2556人，其中与干部违法乱纪有关的928人，计打死烧死56人，逼死102人，饿死216人，折磨致死554人。又据1961年春中央、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对湖南省湘潭县的调查，“大跃进”以来，这个县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18097人，打人的有4021人，占22.3%。被打群众34466人，当场被打死的52人，打后死的549人，扣饭饿死的400人，打后自杀的125人，被打成残废的332人，打后流产的妇女187人，因被打和扣饭而外逃的12676人。湖南省醴陵县黄獭嘴公社自1959年底开展整风整社至1960年4月，全公社被打的干部、群众达1346人，占公社总人口的3.52%。其中当场被打死的12人，打后几天死的4人，打后自杀的21人。打成重伤的202人，轻伤的413人，因挨打或怕打而外逃的1080人。（作者注：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醴陵县黄獭嘴公社严重违法乱纪事件的报告》，日。）河北省安国县博野公社50名管理区以上脱产干部，有打骂行为者34人，占68%，小队长以上干部1165人，打骂人的388人，占33%，该社有一名大队长，被其亲自吊、打、捆绑、罚跪、斗争的群众达140人之多，其中2人被打死，2人致残。（作者注：中共保定市委：《关于博野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向省委的总结报告》，日。）河南省长葛县和尚桥公社从1957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公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018人中有257人打人骂人，占干部总数的22%。被打伤的群众145人，残废的11人，逼死的7人，因被打致死的4人，打跑了的125人。太原市吴村公社党委书记田某某经常打人，全社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他的，也没有不怕他的，以致小孩子哭的时候，大人就用“田某某来了！”吓唬小孩。河南遂平县嵖蚜山卫星公社有一位姓焦的大队长，他所在的第四队共有社员60多人，他打了54人，群众称之为“焦大老爷”。这里列举的虽然是极端的例子，但强迫命令风以及由此造成的对部分干部、社员的随意批斗，打骂体罚，停止吃饭等，绝非是个别现象。庐山会议后，因为要进行各种“大办”，许多地方除了搞“一平二调”外，浮夸风和形式主义又再度盛行起来。湖南省辰溪县1959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6亿斤，虚报为2.6亿斤，虚报60%。1960年全县栽红薯季节上报说已栽6万亩，结果过了两个月上级去检查，还只栽了3万亩。前面提到的博野公社1959年向县里报产量为斤，实际产量只有斤。按这个数字征购粮1210万斤，比1958年增加了13倍。许多村主粮全部被拉走，甚至社员自留地的粮食也收走了。县委来检查，公社干部就让社员在屋里放柴草，外表放上薯干加以应付。群众说：“公社得红旗，社员饿肚皮。”干部特殊化风也严重存在。山西省长治市工农联盟公社，仅1960年春季请客就花去了8000多元。湖南省祁阳县潘家村公社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一年之内大吃大喝的各种物资，折合金额达47374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河南省许昌县榆林桥公社高庄大队5个干部，1959年一年内吃夜饭用去面粉600斤，肉200多斤，粉条200多斤，白酒40多斤。“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的出现，固然与部分干部的素质低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使然。因为人民公社既大又公，政社合一，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组织，社队干部掌握了相当的权力，这就为他们刮“五风”创造了条件。因此，要解决农村所面临的严重困难，要彻底纠正“五风”问题，就必须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一番调整。11、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238页：刘少奇说：,,,,问题是严重程度不一样，有严重的，有次严重的，有不那么严重的，还有比较好的，没有死人的。全国比较起来讲，河南、甘肃、青海、山东、安徽这5个省是最严重的。,,,,第243页：按理四川也是一个重灾省：1960年和1961年全国人口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而四川，则是1958年至1961年连续4年下降；全国两年净减少人口1350万，四川4年则净减人口622万。（作者注：1984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记载：中国总人口，万，万，万，万，万。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记载：四川总人口，万，万，万，万，万，万。）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绝对数字而言，安徽同四川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四川却不在全国重灾省的名单之内。这大概也是曾希圣不服的一个原因。（作者注：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记载：安徽总人口，万，万，万，万，万，万。安徽两年净减人口439万，包括外迁人口。）其中情况，确实有些复杂。第245页：人们不禁要问，四川遭受如此重大损失，李井泉为什么没有被迫究责任呢？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李井泉在完成国家征购任方面十分顾全大局，在中央天天为粮食心急如焚、无粮救急的日子里，他对于中央派给四川的征购任务，虽然也有不情愿的时候，但基本都能完成，做到了雪中送炭。有关这一点颇受中央赞赏。也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表扬四川“是上调粮食表现得最积极的，这几年把四川这样一个出商品粮最多的省调亏了”。（作者注：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记录，日。）而四川非正常死亡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调粮食太多。 （二）其他 12、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8—9页：一九五八年后，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出现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人口发展也出现巨大变化。三年里粮食歉收，副食品供应紧张，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比前几年增高。死亡率上升到新中国建立后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人口死亡率一九六○年高达25.43"，农村地区高达28.58"。据有关部门统计，超过20"的有675个县，其中超过100"的有40个县。由于生活困难，营养不良，很多妇女出现妇女病，生育率大幅度下降，造成人口亏损局面。根据这一时期不够准确的统计数字，总人口的变化如下： 年总人口的变化 三年累计，按总人口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增加622万人，两者相差757万人。从一九六四年普查结果看，三年困难时期里这两个数字都有一定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里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现象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前一年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加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人，增长率仍保持在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减慢，特别是浮夸风盛行，有些地方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从一九六○年来看，总人口减少1000万人，自然变动减少304万人都偏低，实际人口减少还要多。一九六一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249万。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根据一九六四年普查资料计算，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的三年中，总人口增加数和自然变动数不一致，主要是一九六一年以前统计不准造成的。根据一九六四年普查资料回推，一九六一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大约减少1486万。第48—49页：一九五三年后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死亡率继续下降。全国人口死亡率从一九五二年的17.00"下降到一九五七年的10.8"。六年间，死亡率降低6.2"，下降幅度在60%以上。这一时期年平均死亡率为12.24"。城市口死亡率已下降到8"左右，农村人口死亡率高于城市，平均为12.29"。一九五九年后中国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死亡率回升。尤其是一九六○年，死亡率回升到25.43"，三年平均死亡率为18.14"。农村地区更为突出，一九六○年死亡率高达28.58"。 年全国、城乡人口死亡率（"） 从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的结果看，这段时间的实际死亡率可能还要高。一九六三年底全国人口数为69172万，一九六四年底为70499万，全年增加1327万人。而一九六四年全年自然增长率是27.64"，增长人数应为1930万，比总人口增长数多出603万。这603万人的虚数如何产生的？根据一九六四年六月三十日普查时人数69458万人计算，上半年增加286万人，下半年增加1041万人，两者的比例显然不合理。问题就在于，这多出的603万是以前的死亡人口未销而留下的虚假数字。普查已经把这部分扣除，而一九六三年底人口数包括这部分人。实际上，一九六四年上半年增加人数应是889万。这批死亡人数主要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积累下来的。如果把这603万死亡人口考虑进去，—九六○年前后的死亡率可能要提高10"左右。一九六二年后，随着人民生活状况的恢复和提高，死亡率又开始下降。一九六五年起下降到10"以下，一九七○年后降到8"以下，一九七七年后降到7"以下，死亡率处于稳定状态。一九八三年后，随着老年人口比重逐渐加大，死亡率开始回升，城市和农村的趋势都是一样的。第73—74页：就死因中的饥馑而言，这一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不起作用了，但在个别年度里和个别地方仍然出现过。五十年代，广西曾发生过饿死人事件；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人力不能抗拒的天灾和左倾政策的失误，因饥饿致死的事，又在一些地区发生，并且还相当严重。一九六○年全国粮食产量2870亿斤，这一年人口数为66207万，平均每人434斤。扣除种子、饲料和必要的工业用粮，每人口粮不多。有的地方每人每天只能吃六两粮食，不得不以瓜菜代食充饥。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超过平常两三倍，这里相当大的部分是因饮食不足，导致抵抗力减弱患病而死，特别是老年和儿童较为严重。个别地方的死亡率很高，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过40"的有安徽、贵州、四川、甘肃、青海等5个省。个别的县死亡率超过100"，最严重的是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九六○年全地区有9个县的死亡率超过100"，其中最高的是光山县。 13、张善余著《中国人口地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24页：由于1958年实行“大跃进”等一系列严重失误，全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人口再生产形势骤然恶化。一般认为这次经济困难是从1959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开始的，但实际上部分省份在1958年即已很不正常，如四川、安徽、山东、甘肃等省1958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陡然下降了一半左右，这无疑是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的一种反映。全国平均的人口增长率在1958年也降低了6个千分点。进入1959年后，尤其是两年，全国性经济困难和食品匮乏达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所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口出生率锐降、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人口总量的负增长。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1961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0.19"、—4.57"和3.78"。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再加上某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为掩饰工作失误故意压低死亡人数，故当时的人口统计是不够准确的，实际上如根据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回溯，以上3年应分别为9.8"、—26.6"、—5.0"（许涤新，1987），与50年代中期自然增长率20"～24"的正常水平相比，负增长的态势十分明显。期内全国至少有12个省份出现了1年或以上的人口自然负增长，2个省为零增长；其中湖南、广西、贵州和青海的负增长持续了2年，四川则长达3年。负增长的幅度以1960年安徽省的—57.2‰和四川省的—42.24"为最大。全国有几十个县负增长率达到100"左右。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些统计数据（部分已经过调整）所反映的更严重。如安徽省，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总人口为3004万，而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11岁及以上人口只剩下大约2240万，11年中的损耗率超过25%，远远超过年均1%左右的正常损耗率，超出部分实际上都集中在的3～4年内，由此推计，负增长率将比统计数高得多。当然其中包括了一部分省际迁出，但考虑到当时周边地区的情况（除江西省和浙江省外，安徽邻近各省全部出现负增长或零增长），迁出数不可能很大，大部分仍属于自然损耗，1960年的自然增长率估计可能高达—80"。1961年，中国的人口总量据推算为64508万（《中国统计年鉴》数为65859万），比1957年减少145万。如果按照1957年的自然增长率推计，1961年的人口本应该在7亿以上，这就是说，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4年内中国人口自然减耗量达到6000多万人，在人口发展曲线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凹陷。14、[美]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译出第336—340页：1958年提高钢铁产量指标可以作为例子说明“大跃进”在工业方面的发展情况。1958年2月薄一波提出的最初指标是620万公吨，比上一年535万公吨高l9%。（作者注：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载《人民手册》，1959年，第230页。）三个月后政治局把指标提高到800万—850万公吨，而到8月，紧跟着对1958年可能的农业收成的较高估计，毛泽东说服政治局赞成1070万公吨的指标。（作者注：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89—90页。）在几个星期之内毛又提出1200万公吨的高指标。在整个1958年中，资本投资指标也同样提高。年初提出的145.77亿元指标——比1957年的投资预算额略多22亿元——很快被更具雄心的目标代替。（作者注：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载《人民手册》，1959年，第237页。）最后，国有单位的投资达到386亿元，几乎是1957年水平的两倍。（作者注：《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第295页。）尽管小型工业是投资趋向的非常明显的部分，但绝大部分增加的数额都被引入了中型和大型的国家企业。在和1960年，开办的这类企业（这三年分别是和1815个），年年都超过了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开办的1384个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作者注：崔捷：《基本建设的调整》，载柳随年编《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以下简称《六十年代》），第73页。译者注：原文如此。据所列数字仅两年超过。）例如，冶金部门开办了157个大中型企业，煤炭部门61个，电力部门200个，化工部门85个，建筑材料部门80个，以及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的180个。（作者注：吴群敢：《关于大跃进失误和调整的历史经验》，载柳随年编《六十年代》，第26页。）随着与投资趋向相联系的建设项目的增多和钢铁、机械设备以及其他工业品产量的增加，非农业劳动力随之也空前地增加了。国家单位的职工人数仅仅在1958年就几乎增加了2100万，和1957年相比增加了85%。1959年和1960年另外又增加了500万。1960年结束时，国家单位就业的最高水平是5044万，是1957年数字的两倍多。（作者注：《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第107页。）现代部门劳动力的空前增加对国家实行粮食定量配给以及市场供应其他食品提出了不寻常的要求。尽管增加的许多劳动力要么是单身男子要么是把家属留在农村地区的合同工和临时工，但城市人口仍增加了3124万，国家通过粮食定量配给制度供应粮食的人数增加了2800万。（作者注：《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第103页。）符合粮食定量配给条件的人口的比重在年之间增加了1/3，从15%左右增加到20%左右，其中1958年增加了一半以上。（作者注：徐棣华：《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载柳随年编《六十年代》，第123-124页。）投资的大量增加和城市人口的极大增长这两者导致国家对农村人口提出了空前的粮食需求。1958年，公粮和义务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在1956年和1957年的平均数上增加了一千多万公吨。1959年，收购达到了6740万公吨的空前高额数字。此外，由于粮食产量与1957年相比降低了2500万公吨，交售量等于总产量的39.7%。尽管有些食返销给了农民消费者，但国家在1959年购买的粮食，扣除返销的，占总产量的28%，大大高于1957年l7%的净收购率。（作者注：《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第393页。）最后，接受夸大了的粮食产量数字在1959年导致了该年农业计划中巨大的计算错误。既然1958年粮食产量极大增加，计划制订者便决定缩减总播种面积，而给棉花、食用油籽以及其他非粮食作物分配稍高的份额。结果，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少10%，粮食播种面积下落13%。事实上，1959年的单位面积产量和1957年并没有什么显著差别，而总产量下降l3%，约2500[万]公吨。（作者注：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第42页。）尽管1959年减少播种面积的错误在下一年被部分地扭转了，但是总产量仍然继续下降。产量的减少部分地是由于公社制度下造成的农业管理不善。最明显的是，许多“大跃进”时期兴办的灌溉工程设计拙劣，结果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产量。这在华北平原上更是一点不假。在那里，不能提供适当的排水系统意味着灌溉将导致土壤含盐量增加，因而降低产量。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减少反过来又影响农业产量。在年间，非农业职工人数迅速增加的必然结果是农业劳动力减少了2291万，下降10%还多。（作者注：《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第122页。）最后，1960年的恶劣天气也会进一步降低产量。最终的结果是：1960年粮食产量1.435亿公吨，低于1957年的产量26%，是19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他食用作物也遭受了灾难性的减产。1960年的油料作物产量比1957年的产量少一半，比中国共产党掌权后的任何其他年份都低。甘蔗和甜菜的产量陡然下降，到1962年可能降到1957年产量的1/3或更低的水平。到1962年，肉类产量只有1957年水平的一半。（作者注：《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第158页。）粮食产量的下降和分配制度方面的失误导致了20世纪面积空前的饥荒。根据官方资料，死亡率在年平均是11.1"，1959年上升到14.6"，1960年达到25.4"的高峰。1961年的死亡率陡然降到14.2"，但仍比年的水平高出不少。1960年死亡人数大量增加，以致在这一个年头中中国人口减少了1000万。（作者注：《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03—105页。）累计增加的死亡人数——除开预期的正常死亡数——估计有1600万到2700万。（作者注：较小的数字是将官方关于增加的死亡率的资料应用于官方公布的一系列总人口的数字而得出的。但是西方人口统计学者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的资料在1949年后的整个时期里少算了死亡率。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如果不承认实际死亡率高于公布的死亡率，中国关于年龄结构和按年龄的生育率资料便不能和公布的人口总数一致。科尔估计，在年之间登记了全部死亡人数的63%，在年之间，登记的死亡人数上升到85%。科尔估计，如果考虑到少登记的死亡，在年之间多死2700万人。安斯利〃科尔：《年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第70页。）这部分地是婴儿死亡率急剧增加的结果。（作者注：广泛认为，中国的婴儿死亡率资料一直少报了，这大概解释了没有登记死亡的大部分原因。利用官方公布的年龄结构、按年龄的生育率和人口总数重新推算的中国人口动态表明，1957年和高峰的1960年之间的婴儿死亡率增加了一倍多。朱迪斯〃班尼斯特：《中国人口新资料的分析》，载《人口和发展评论》，10.2（1984年6月），第254页。）人口统计的最后结果比这些数字很可能要大得多，因为出生率从年的平均33.0"下降到了1961年的18"的波谷。就历史时期的比较来说，这些资料表明，丧失的生命远远多于中国20世纪其他的歉收或自然灾害时死亡的人数。20世纪中国的主要旱灾饥荒于1900年、年和年发生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年的饥荒，就持续时间和地域两方面说，可能是最严重的，至少使2000万贫苦农民受到煎熬，但是经过政府和私人努力部分地得到了缓和，死亡人数估计不超过50万。（作者注：玛丽—克莱尔〃贝尔热尔：《年的中国生存危机》，载《经济、社会、文化纪事》，38.6（1973年），第页。）在1928年波及河南、陕西和甘肃的大饥荒中，死亡人数要多得多，超过200万。（作者注：同上书，第1398页，估计死亡人数“超过200万”。何炳棣：《年中国人口的研究》，第233页，估计在陕西一省有300万人死亡。）和年的饥荒相比，更多的死亡一般归因于蒋介石北伐导致的铁路运输的中断，这实际上削弱了救济活动。人们很可能回想起铁路时代以前的年饥荒的历史以便弄清“大跃进”灾难的规模。那次饥荒主要发生于陕西和山西，也波及河南、河北和山东的一部分地区，政府和私人从沿海地区运输粮食到内地的工作受到运输工具不足的阻碍。估计有900万至1300万人因饥饿和跟着发生的传染病而死去。（作者注：何炳棣：《年中国人口的研究》，第232页。）在现代人口统计上，苏联农业集体化当时及其以后曾发生过接近“大跃进”危机范围的灾难。一致的估计认为，主要由于政府政策造成的粮食极度缺乏而引起的死亡人数大约为500万，大致是俄国农民的1/25。（作者注：达纳oG. 达尔林普尔：《年的苏联饥荒》，载《苏联研究》，15.3(1964年1月)，第259页。）如果用西方对过量死亡人数的估计来代替官方的数字，相比之下，中国饥荒的死亡人数为这个数目的3—5倍，甚至至按比例也超过了苏联饥荒。 第341页：关于这次大饥荒的范围所知不多，但是可以提出两个假定。其一，这次饥荒是不均衡的，是农村事件。其二，即使在农村地区，死亡也高度集中在有些地区。15、林毅夫著《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3页：《集体化与中国年的农业危机》第17页：1959年起，中国农业生产突然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剧烈滑坡。谷物产量在1959年下降了15%，1960年和1961年的谷物产量只及1958年水平的70%。一份报告对新近公布的人口数据进行仔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危机导致年间约30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及约有3300万应出生人口没有出生或延后出生（Ashton等，1984）。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 16、林毅夫著《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1—295页：第十章
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年的饥荒 17、杨德才著《中国经济史新论（）》，上、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上册第152—158页：在一个个粮食“卫星”上天的时候，粮食的实际产量却在不断下降；在人们狂热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想象中的丰衣足食却被饥肠辘辘所包围。即使在过去了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人们仍然无法想象那么多一眼就能看穿的“谎言”、“浮夸”和“卫星”，毛泽东及相当一部分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会信以为真呢？（作者注：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说假话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对说真话的人进行了打击、迫害，而使理性的人、想求生的人只好根据领导者的需要去说谎话。他说：“由于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在这些运动后，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后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在这里，杨小凯只是给出了人们为什么弄虚作假的原因，而没有给出毛泽东等为什么对这些弄虚作假信以为真的原因，因而，这仍是一个颇令人疑惑的问题。）日，毛泽东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道：“鉴于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对工业越来越大的压力，还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的领导工作的重心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在一片狂乱中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不过半年多时间，到1959年春天，便深深地陷入了困境。困境主要是由1959年粮食供给紧张与粮食总产下降开始，并呈现持续的趋向。在年期间，因粮食严重短缺而导致大批人员的非正常死亡，史称“大饥荒”（或称“农业危机”、“三年自然灾害”）。关于粮食产出与人口变动的详细情况，如表4—2所示。 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页；b．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从表4—2可以看出，粮食总产出在1959年之前是呈现不断增长趋势的，而自1959年则开始下降，1960年为最低点，直到1966年才又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之上。与总产出变化呈现同步波动的便是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变化，1960年也是最低点，后来人均粮食占有量虽然不断提高，但即使到1966年也没有恢复到1956年的最高水平，如图4—2所示（张注：此图省略）。“大饥荒”是令人恐惧的，不计其数的人口在“大饥荒”的蔓延中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究竟有多少人在“大饥荒”中非正常死去，这是迄今为止依然无法解开的一个谜。有学者认为，“苏联农业集体化带来的饥馑所造成的生命损失，一般估计约500万人，就是说，大约每25个苏联农民中就死了1人。与之相比，中国的饥荒，如果根据西方关于非正常死亡数的估计，而不是根据官方的数字，死亡人数当为苏联的3～5倍，在比例上甚至也比苏联还高。”（作者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页。）埃什通（Ashton）等人认为，“危机的额外死亡人数,,,,总共大约3000万。”（作者注：Ashton, Basil, Kenneth Hill, Alan Piazza and Robin Zeitz, “Famine in China, ”,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 613-645, December1984.）有的国内学者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左右。”（作者注：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具体数字虽然众说纷纭，但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则是不争的事实。非正常死亡主要是指因缺粮而导致的饿死。为什么会出现导致饿死人的缺粮问题呢？传统的解释是：（1）三年的自然灾害；（2）政策失误加上人民公社的管理不良；（3）人民公社规模过大造成社员缺乏激励。林毅夫用经验资料逐个检验了这三种解释，认为上述解释不是造成农业危机的主因。林毅夫采用博弈论观点解释了这次农业危机，他认为农业生产的监督极为困难，农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社员承诺提供同在自己的农场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此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社员如果有进出自由，那么此合作社的性质为“重复博弈”；如果退出自由被剥夺，其性质就变成“一次性博弈”。在1958年前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尊重，但自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被剥夺了，因此，“自我实施”的协约无法维持，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滑坡，由此造成这场农业危机。（作者注：林毅夫：《集体化与中国年的农业危机》，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林毅夫的“一次性博弈”假说提出后，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讨论主要针对的是其假说的两个方面：在对林毅夫假说的内部逻辑一致性方面，董晓源等学者（Dong and Dow）在劳动效用函数的基础上，剖析了社员在没有退出权时劳动积极性更高的这一现象，并提出反常的政策是年间农业生产绩效之所以不良的原因。（作者注：Dong Xiaoyuan, Dow Gregory K. Does free exit reduce shirking in production teams? Journal of Comparison Economy, 1993（17）: pp. 472-484.）在对林毅夫实证资料的可信度和解释方面，孔（Kung）讨论了对劳动者的监督和退出成本问题，并对退出权发生时间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作者注：Kung James Kais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peasants’ choice of institution: did the right to exit really free rider problem in Chinese collective agriculture? Journal of Comparison Economy, 1993（17）: pp. 485-503.）也有论者认为，在特定制度约束下，农民所付出的劳动是在当时限定资源情况下的最优配置之一，不能是危机的主因，危机的主因应该是当时特定的制度和自然灾害综合影响的结果。（作者注：曹雷：《关于中国年农业危机的理论及其检验》，程恩富主编：《中国海派经济论坛》，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还有学者在采用经济计量的方法定量检验林毅夫的假说后认为，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实施，特有的农作制度，对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户形成了束缚，同时又缺乏市场机制调节，致使农业生产关系受到破坏。强制集体化对生产要素配置的干预，加上灾害影响，劳动力因素相对比资本要素对农业总产出的影响较低，农业生产资源配置缺乏效率，造成了年间总要素生产率低下，而年间自然灾害更加剧了这场灾难的影响。（作者注：赵国杰等：《中国年农业危机的主因：对林毅夫假说的定量检验》，《天津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虽然经济学家关于年中国“大饥荒”的原因解释五花八门、高深莫测，而非经济学家的解释似乎更加直观、容易理解。为了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饥荒”的经验教训，在1962年初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将“大饥荒”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作者注：夏明方等主编：《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天灾也好，人祸也罢，由“大饥荒”而诱致的高死亡率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并在1960年达到了一个令人畏惧的高度（见表4—3）。表4—3
年中国人口死亡率 从表4—3可以看出，中国农村的死亡率一直比城市高，而1960年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大饥荒”饿死人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而非城市。（作者注：唐朝诗人郑谷在其诗《偶书》中写道：不会苍苍主何事？忍饥都是力耕人。谁能想到在一千多年以后的中国真的上演了一幕幕活生生的现实悲剧？！）从省际来看，在山东、河南、山西、安徽和江苏都出现过“非正常死亡”，其中，安徽是死人最多的省份。1960年，该省的死亡率上升到68"，比全国平均数高3.5倍。由于1960年的出生率为11"，该省人口仅此一年就减少了6 %，即200多万人。（作者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2页。）真正是死人遍布，触目惊心！如果假定中国“大饥荒”确实是由自然灾害而导致的粮食总产出下降所诱发的，那么，正常的情况应该是整个国家不分城乡来共同应对饥荒，而实际情况却是同属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城市与农村情况竟有天壤之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是与所有权变化以及谁在控制着粮食有关的。（作者注：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14页。）他说：“虽然饥荒总是包含着饥饿严重蔓延，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影响到遭受饥荒国家中的所有阶层。事实上，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一次饥荒中，一个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都遭受了饥饿。这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对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总量短缺只不过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能力的差异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已。”（作者注：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8页。）对照阿玛蒂亚〃森的论述，中国“大饥荒”时期，城乡、省际之间出现的饥饿、死亡情况不同，其根源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合作化、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组织制度的推进与演变，不断改变着所有权结构，个体农民的“个人交换权利下降”直至其完全丧失交换权利。在个人交换权利完全丧失的情况下，即使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其也无法通过控制粮食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第二，由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安排，粮食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加上地方（尤其是省、地、市）主要领导者追逐政治权位等效用的最大化，导致越是粮食的产出地上缴给国家的粮食越多，在出现粮食供应紧张、自然灾害等情况后，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者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而“难以启齿向中央要求粮食援助”，（作者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1页。）这样的结果便是粮食短缺日胜一日，饿死人也就无法避免。18、胡鞍钢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第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1—292页：“大跃进”的最大灾难是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饿死约1500万人。（作者注：据美国人口学家计算，从年，中国因饥饿而多死亡人口为1650万人，与笔者计算的数据比较接近。见China’s Food，Scientific American，December，1985。有人估计这一农业危机造成了2300万～3000万人的额外死亡。Ashton，Basil，Kenneth Hill，Alan Piazza，and Robin Zeitz，1984，“Famine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0，No. 4，pp. 612-645；Pen，Xizhe，1987，“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3，No. 4，pp. 639-670.引自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经济衰退，粮食大幅度减产，从1959年初春全国多数省市出现大饥荒，人们因为食物营养不足而普遍发生浮肿病，育龄妇女绝经，暂时不能生育，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死亡率明显上升。全国人口死亡率从1957年的10.8"上升到了1958年的12"，1959年的14.6"，1960年更是陡升到25.4"。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年总人口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又比1960年减少了348万人，两年合计总人口减少1348万人。（作者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10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笔者估算，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的3年共计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人口1500万人，其中1960年约为1000万人（995万人），196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作者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79、80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其中农村人口死亡率在1959年达到14.61"，1960年达到28.58" ,1961年为14.58"。笔者估计农村人口非正常死达1335万人，占总非正常死亡人口的89%。从各地人口死亡率分布看，以1960年为例，安徽高达68.6"，居第一位；四川为54.0"，贵州为45.4"，甘肃为41.3"，青海为40.7"，河南为39.6"。其中安徽农村人口数，从1957年年底的3064万人减少到1960年年底的2557万人，净减少了487万人。（作者注：《当代中国的安徽》，引自：罗平汉：《“文革”前夜的中国》，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直到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结束时参加安徽省三级干部会议透露，全国（饿死人）比较起来，河南、甘肃、青海、山东、安徽五个省是最严重的。安徽死了那么多人，省委有没有向中央报告？刘少奇拿着两份中共安徽省委的报告讲，是不真实的。安徽省死了这样多的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是）不可能的。（作者注：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日—2月7日）》，238—239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这表明，各地在饿死人方面都是向上谎报、瞒报、低报的。我们只能从全国和各地区人口普查数据的年龄分布等做估计，是“事后诸葛亮”。 19、路遇主编《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上、下册，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上册第56页：年，人口出生率由1958年的29.22"先后降至24.78"、20.86"、18.02"；死亡率由1958年的11.98"先后升至14.59"、25.43"、14.24"；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8年的17.24"先后降至10.19"、—4.57"、3.78"。从而造成了新中国人口再生产历史上的一个陡峭的低谷！这里特别再讲一下人口死亡问题。死亡率从1958年开始上升，到1960年达到顶峰，按统计部门公开发表的数字25.43"，也是新中国五十年来最高的。一些地区，特别是那些浮夸风刮得严重的地区，人口死亡率更是高得惊人。1960年安徽省人口死亡率高达68.66"，贵州为52.33"，河南省为39.56"，其他一些省的死亡率高于40"。出现这么大面积的高死亡率，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罕见的。古今中外的人口发展史表明，当社会遭受大灾大难时，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人口，人口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大灾大难，年中国人口的大量死亡，这个历史教训是惨痛的！ 20、彭干梓、吴金明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发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8—122页“饥荒笼罩农村”第121页：国外一些专家的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万至2700万，其严重性远远超过20世纪以来中国历次粮食歉收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作者注：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5页。）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据，1956年至1958年每年平均增加1509.6万，1960年却比1959年减少1000万，1961年又比1960年减少348万，删去年平均出生率19.45"，比年的31.7"下降12.25个干分点的因素，因饥荒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会低于国外学者所估计的底线。 21、尹保云著《现代化通病——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0页：在年的大跃进3年期间，积累率由“一五”期间的平均24.2%的水平，提高到1959年的43.9%水平，3年期间的积累比“一五”计划的5年时间还要多44%；但是效益却严重下滑，每100元积累所创造的收入却由“一五”期间平均35元下降到1959年的19元，1960年降到—0.4元。大跃进给人口带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据统计，在3年期间，全国人口净减约1340万。（作者注：引自马洪等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53页。）22、苏星著《新中国经济史（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本书第一版（1999年）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第368页：1958年到1960年，是建国以来，人民生活最困难的三年。市场上商品特别是农副产品奇缺；口粮标准过低，多数人吃不饱饭；加上长期的紧张劳动和疾病流行，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专家们计算，人数共达1700万人。（作者注：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23、王博、孙海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史》，共十二卷，中国经济文献出版社，2006年（张注：我怀疑此书是非法出版物。其内容基本上是七拼八凑、“剪刀加浆糊”的产物。）第1658页：1958年到1960年，是建国以来，人民生活最困难的三年。市场上商品特别是农副产品奇缺；口粮标准过低，多数人吃不饱饭；加上长期的紧张劳动和疾病流行，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专家们计算，人数共达1700万人。24、陈大斌著《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代》，新华出版社，2011年第256—258页：1958年“大跃进”及“公社化”过程中的“五风”，“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继续跃进，造成的全面经济危机，首先是在全国城乡出现了全面的粮食危机。农村的形势更加严重，许多地方出现“饿、病、逃、荒、死”现象，不少地方人口成批“非正常死亡”。产生粮食危机的原因，一是“大跃进”违背自然规律，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二是“五风”作祟，全国的浮夸风把减产说成增产，造成了更大的被动。据国家有关统计资料，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的统计数字为5401亿斤，而实际上只有3400亿斤，虚报了2000亿斤，占实际产量的58%还多！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继续下降，只有2870亿斤，比“大跃进”的1957年还减产26%以上。这一年粮、棉、油料产量，生猪、大牲畜存栏量等主要农牧产品大都降到1951年的水平。农产品大幅度减产的同时，城镇吃国家供应粮的人口大幅度增长，这是“农业大跃进”和“工业大跃进”“比翼齐飞”造成的。据统计，1961全国吃供应粮的城镇人口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增加3124万，比1951年增加了一倍！三年困难时期，城乡人民生活都非常困难，但真正形成大饥荒，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还是在农村。这是因为当时国家在城乡实行的是不同的粮食政策，国家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一个能够有效地从农村拿到粮食，而保障城市的实物配给的体系。城市人口虽是低水平配给，但却有保障。相反，农民却要承受强制性的粮食征购任务，而自己的口粮却无保证。因而，饥荒主要出现在农村，城市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饥荒。所以有的学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场制度性饥荒”。（辛逸、葛玲：《三年困难时期城乡饥荒差异的粮食政策分析》，刊《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他们指出，这三年城市人口死亡率从9.22"上升到13.37"，而农村则由12.5"上升到28.58"，比城市高出一倍还多。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粮食政策造成的。为了保障城市日益增多的人口的低水平配给，国家要加大农村粮食统购任务。从农村农民手中再多拿粮食，农村的浮夸风把粮食产量吹成了大大的气泡，正为加大征购量提供了依据。于是出现了全国性的购“过头粮”现象，不少地方竟拿走了农民赖以活命的口粮。“大跃进”中的几年，每年从农村征购粮食的比率大大超过了“极限”，1958年征购量达到总产量的29.4%，1959年达到39.7%，1960年向农民征购粮食高达1021亿斤，占总产量的35.6%。当时全国人口中，农村人口占80%以上，留下的粮食只有总产量的60%多一点，这其中还包括来年的种子和为数不少的饲料粮。在农村统购、城市统销的粮食政策下，粮食大减产再加上高征购，农村的大面积饥荒就不可避免了。除了上述根本原因之外，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体制，把农民手脚全捆死了，剥夺了一切“小自由”，维持生命的一日三餐全靠“公共大食堂”供给，个人再没有任何维持生计的能力和手段，哪怕是要搞一点微小的补充也难而又难。还有各级干部在严重的“五风”影响下，工作作风恶劣，不允许饥饿的社员外出逃荒，有人说，社员连讨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社员们说，“家里无粮又不准出门逃荒。只有躺在家里等死了！”“军事化”、“大兵团作战”远离家门的青壮年劳动力，下死力气干极重的挖河、深翻地等强体力劳动，却食不果腹，饿得头昏腿软也不让休息，干部动辄打骂批斗，把这些民工逼上了死路。不少地方的农田水利“跃进”工地，成了青壮年农民的生死场。1959年秋后全国一些地方没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不少地方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瞒产”斗争，集中社队干部办“训练班”，批斗折磨，逼出假“交代”，再派民兵翻箱倒柜，把社队和个别社员手上仅存的粮食全部拿走，一些地方甚至拿走了牲畜的饲料和来年的种子。还有当时普遍实行的集体“大食堂”，更是给粮荒雪上加霜。除了平时造成严重浪费之外，为了巩固大食堂，不准社员自家开伙，砸了各家各户的铁锅。当“大食堂”无米下锅之后，社员们煮点树叶野菜充饥都没有办法。老幼病人也只有用沙盆瓦罐熬野菜汤当“病号饭”。凡此种种，加重了1959年冬天开始的大饥荒。全国各地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大多是从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先后开始的。当时的各级党政机关的文件上，都把当时农村的这种悲惨现象概括为“饿、病、逃、荒、死”5个字。这5个字里，“饿”是中心，是派生其他几种现象的根本原因，病、逃、荒、死皆由“饿”而生。经过那段艰难日月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所谓病，绝大多数病人并没有什么传染病或身体哪个器官发生病变，最普遍的病是因饿而生的“浮肿”和“干瘦”。当时无药可救，而当生产形势好转，吃上几顿饱饭之后，这些“病”便不治而愈。人饿倒了，无力耕作或外出逃荒，田园必然荒芜；所谓死，主因是饿死或饿出病来死去，当时称“非正常死亡”。在“大跃进”后农村出现“饿、病、逃、荒、死”最严重的那几年，全国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尚没有一个全国的正式统计或被大家认为较为准确的估计数字。河南省在“大跃进”中出尽风头，“反右倾”中也搞得十分“红火”，层层抓“小彭德怀”，结果给全省人民造下大祸。原本在全省比较富裕的信阳地区，出现大面积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史称“信阳事件”。1960年初，“国务院卫生部和内务部都向上做了反映，秘书长习仲勋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做了汇报，董老派人到信阳调查了3个月，当时查有实据的饿死人数目为70多万。”“中央监委向中央的汇报调查报告，惊动了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有批示，并召开紧急会议，派出了王从吾（中监委副书记）、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安子文（中组部副部长）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几十人来到信阳，亲眼看到了许多村子已绝人迹，以及人吃人等等惨状，仅光山县就饿死许多万人，北京来人无不掉泪。”当年，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曾亲赴信阳实地调查，他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孙保定：《“大跃进”期间的河南农村人民公社》，刊《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根据当时中共信阳地委给中央的报告，1959年冬到1960年春，该地区所属正阳县死亡8万人，新蔡县死亡近10万人，曾经名扬全国的先进典型遂平县的嵖岈山人民公社一社就死亡4000人！有的生产队人口死亡达30%。（《农业集体化文件汇编》下卷，第421页）“饿、病、逃、荒、死”的惨剧不仅发生在信阳，也不仅发生在河南一省，当时安徽、山东、山西、甘肃、四川、湖北等地都有程度不同的发生。安徽在全省范围普遍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现象。 四、回忆录 1、王梦初编《“大跃进”亲历记》，人民出版社，2008年收录了二十八篇回忆文章。其中一篇作者张树藩，篇名《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作者当时是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2、张湛彬、刘杰辉、张国华主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收录了三十二篇回忆文章。其中一篇作者王定，篇名《一个“大卫星”的幕后》，介绍了日，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13万余斤的“大卫星”是如何放出来的。作者曾长期在环江县工作。 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92to.com,您的在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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