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怎么了--刘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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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怎么了--刘晓春
目录（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1）近年来，有关地域文化的研究讨论似乎很时髦，见过一些专著、报刊、电视台还有一些杂志上说此话题的也不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人们越来越感兴趣的话题，热也好冷也好，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有些观点、议论的内容，因人而异更是正常。即便是出于某种商业动机的论述也好，研究也罢，说是“炒”也好，说“跟风”也罢，总之只要观点上有一定道理，即便有些偏颇，哪怕有些个哗众取宠的味道都无可厚非。&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域之间历史、经济、文化又各有特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方观念历来也是存在的。现今是商品社会信息时代了，彼此之间离得近了隔膜少了，各种文化文明交流得多了，发生些碰撞本来也是正常的，于是，有些的“觉醒”，有些的不平，就不仅正常，甚至是一种必然了。　　然而，无论是研究还是讨论还是争论，激烈、激愤、声嘶力竭都不怕，可一旦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仇恨就不好玩儿了；揶揄、调侃甚至讽刺嘲弄都没什么，一谩骂就没意思了；相互轻视，鄙薄或者拿对方的弱点开开心，也还罢了，可一旦话说得太“损”，或把别人贬得简直不是人了，那就不仅“小家子”气，简直有些卑鄙了。　　前一段儿是河南人遭了灾，时下北京人眼瞅着又要倒霉。也不知道北京人是怎么的了，是得罪谁了还是自己越来越不争气，总之给人骂的可以。早些时候有部《“批判”北京人》，观点不算不尖锐；不久前又有本书，叫《俺说你们北京人》，里面有些文章写得很好，然而有些读起来不免耳热心跳。　　比如有人说北京人用政府的力量制定各种法规和措施限制、歧视外地人，违反了国家的《劳动法》和《教育法》，于是北京人就“无耻、无赖、无教、无聊、无知、无能、无法、无补、无道、无德、无端、无望、无行、无意、无用、无稽之谈，无病自灸、无理取闹……”　　我数了数一共18个“无”，好厉害！本来很有些无地自容的，可一出门，先是差点儿让挂着“粤”字车牌儿的“大奔”撞了，躲进超市好不容易摆脱了推销面膜的江苏小姐，结果让门口的湖北保安给截住了；饭馆叫了盘儿菜吃出个苍蝇来，堂倌儿要揍我，四川经理出来一看见是北京人,立刻就露出不屑，挥挥手让我滚了；公交车上大帮的民工明目张胆地不买票，售票员连个屁也没敢放；路边椅子上躺着脱了鞋的游客，拉泔水的河南小伙儿风驰电掣；电梯间跟山东小妹赔了笑脸儿——她不高兴的话随时提前关梯；打开电视主持人带点儿“港味儿”大明星都有“台音儿”，财经股评一律沪上，逗乐开心全部东北；想想还是赶快睡觉，免得明天上班精神状态不佳，听董事长骂“格老子”，经理责问“侬想不想挣钞票”，主任问“有没有搞错！”　　平心而论，北京人在自己的城市里，是歧视着别人呢，还是正遭受着歧视呢？　　退一步说，可能实际上谁也没歧视谁；但北京人真的是越来越不得烟抽了，说文雅一点儿，北京人正在走向沉沦，而且早已走向了。（2）我一个朋友开了家公司，兼营广告、信息、出版、印刷、中介，还沾点儿房地产，还沾点儿旅游，多多少少还有点儿职介，有点儿销售，有点儿物流。时不时的，我过去给帮帮忙。有回我上人才市场给他招人，说起标准来，大专以上、30以下、品貌端正、谈吐规矩等等自不待说，还有呢？　　一会儿工夫谈了有七八个了，忽然让我刚给打发走的一哥们儿又回来了，往跟前一坐：“老哥玩的有点儿不忒仗义了嘿，干吗他们一个月一千到我这儿就改五百了？”　　得，明白了。我两边儿瞅了瞅，声儿不高不低：“没别的，我是用不起咱北京的，也不好意思。不光你，明白吗？再说了，咱也不是干这个的材料，跌份。”　　那哥们儿站起身，伸长了手在我肩上按了按，一点头，走了。　　一个北京的没要，绝对不要。这其中的缘由还用往下说吗？　　那阵子我在银行信用卡部打工，经常与一些高档酒店或餐厅的收银领班打交道，在一家京城有些名气的粤菜“食府”认识了一个姓何的广西小姑娘。小姑娘长得挺甜人也机灵，偶尔就多跟她聊几句。知道她外边正学着财会还补着英语，窃以为新鲜，一个收银哪儿就熬出头儿了？　　一年以后，账上的事我去找他们财务总监，给我倒水的赫然就是这何小姐！浅灰色西装上挂着总监助理的胸卡，气质又不同了，普通话也大有进步。我暗忖，若干年后，我要递给她名片的时候恐怕要用双手了，而她一个电话，也许我就要卷铺被卷儿了。　　我一个当经理的中学同学的女儿，重点高中没考上，上了某星级酒店办的职高，据说孩子哭过好几回，全家人对外也讳莫如深，一直说联系着到海外去上学……也不知道怎的，看着街上打着时髦手机的小姑娘，我就老想起那何姓的广西小姑娘那灿烂的笑。我估计，今生我对同学女儿毕恭毕敬的机会怕不大。　　北京人在沉沦。　　“金陵王气黯然收”，北京人的“霸气”、“豪气”、“优越感”正在消散，原本最引以为荣的几分傲倨，几分闲适，几分恬淡，几分超然，早已给汹涌而来商品经济的大潮所淹没，说白了，早就找不着北了。　　君不见，黑车、黑导游固然在“宰”人家，可是那神态那口气那模样，连哈带哄的好比见着他亲爹了？　　君不见，动不动瞪眼撇嘴的也还有，可大半是对“民工”了，遇到坐“大奔”的，管他昨儿是不是在广东挑粪四川要饭呢。　　君不见，慷慨激昂的也还在，可那只是在自个儿家端起“二锅头”的时候。第二天照样吃粤菜追川妹买义乌的小商品听上海的股评，到公司收起京腔毕恭毕敬地听人家用“鸟语”发布命令；某些场合，还得注意去掉“儿化音”避免暴露身份。　　要知道，早先，咱做生意的固然殷勤，可并不这么下三烂。　　要知道，早先，就算家道中落甚至日暮途穷了，暴发户跟前可也没装过孙子。　　要知道，早先，是吃山东馆儿上老西儿的油盐店打醋，那些“口蘑”、“南糖”、“云腿”、“苏绣”一切等项是给咱上贡的；“驴叫鸟儿语”也没觉着太难听，只不过张嘴一听是圆润的“京片子”，至少不受歧视，至少不挨蒙，也轻易没人敢蒙。　　变了。　　真正变的是什么？　　是北京的人。　　话说到这儿了想起王朔的一句名言，就是“别太把自己当人”。全国公认的北京的“爷文化”，目前有些变味儿。（3）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为我所在的北京以及我的北京人身份自豪。对于有些外地人的批评甚至嘲笑，大部分我是能够接受的，原因很简单，人家说得有道理。可是对有些话，有些的议论、评价感觉就不那么舒服了，比如“北京的地名极俗，极难听：小黄庄、北太平庄、八里庄、魏公村，还人妖胡同呢！”　　——摘自《俺说你们北京人》第20页。　　我不懂得这些地名怎么就那么“俗”和难听，相反，倒觉得它们是那么亲切，所以也就对这些议论，真的有点莫名其妙。　　还有，说北京拥挤简陋污浊不堪，公交车上“一个女孩的乳房就硬生生的顶在我后背上，不是我看到的，是我感觉到的，你瞧瞧，这都成什么样子了！”（同上）　　我这个人就不那么道德高尚，公交车上哪个女孩子的什么部位顶我哪儿了历来不敏感；同时建议这位仁兄最好别到北京这样的破地方来了，免得下次再来北京又碰上车上人多，万一一不留神您老人家身体的某一关键部位顶了人家“女孩子”了，别再羞愧得轻了生！也许，北京公交车上的拥挤，街道上“做小生意的，炸油糕的，卖水果的……一片狼藉”，外地人的“贡献”恐怕不能排除。以此来抱怨北京的不好，说“再也不想和一大群男女老少前胸贴后背了，再也不想行走在北京脏乱的街道和胡同里了”，是不是多少有些做作？用“丑陋的北京人”的话说，是不是有点儿不地道？　　至于另一位先生的关于“根据……权威统计北京女人的胸围是排在香港、广州、上海之后，与首都机场一样平坦，一望无际……”的感叹，我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说实话，我对北京女人的乳房历来感兴趣，尤其跟我老婆一起上街，多看人家丰乳肥臀一眼我老婆就瞪我的时候，更知道自己有些“低级趣味”。但把同乡的乳房同其他地方的乳房加以比较，进而证实某个地方的人没资格骄傲等，却委实没这位先生专业。我不知道这位先生对自己故乡的女人的胸围有没有研究，对自己家人亲戚朋友们的胸围有没有研究，如果有的话，不妨也公布出来，以资大家做进一步的探讨，弄不好产生一个新的边缘学科——地域乳房学，也说不定。　　“东北人全是活雷锋”，固然是一种调侃，挺有意思；而“河南人全是小偷”就是放屁了，一点幽默也没有，简直令人恶心了。　　北京人固然“丑陋”，但并不全部丑陋，也不是整体上丑陋；相反，北京人很好，与中国乃至世界所有地方的人比的话——如果一定比的话，值得骄傲的地方很多！当然，这并不是说北京人没有缺点。在这里，我想说说的是北京人自己的一些缺点，为了照顾全国人民的情绪，更多地剖析一下北京人的缺憾与弱点，当然也有一些辩解，不过即便是辩解，也不是想证实北京的女人们的胸围比哪儿的大。　　北京人的沉沦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有的时候，感觉起来有些悲哀，但认真地想一想，其实是很正常的；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合理的回归。　　三十年前，我高中毕业上南方逛了一圈儿，归来途中本来身心俱疲想早点儿回家了，可火车上碰见了一个人，于是就改主意又找补了趟泰山。　　碰见的固然是北京老乡，记得异常清楚，是北京广播器材厂业务科的干部，似乎姓胡。出差回来公事已然办罢，顺道玩儿一天，“也算劳逸结合吧”，他说，口气大得可以。　　我俩结伴，第二天就上了山。从南天门下来已经是下午了，谁也没料到岱宗祠原来比山上还有得看，转来转去等想起来该回了，时间已经不早了。　　夕照衔山，暮霭沉沉，中午一人一个面包，此刻肚子早空了，等到我们在街上找饭馆食堂的时候，泰安城已是万家灯火了。　　时值初冬，又累又饿又冷，好不容易在“东方红旅馆”的斜对面找着了个食堂，没进门就听里边有争吵声，“阿拉，阿拉”的一听就是上海人。我们进去他们出来，悻悻地。没的说，到点了，饭馆该下班了。　　我那同伴拽了我一下儿，看着那几个人离远了，照直就进去了。对着迎上来的服务员先摆了摆手，然后带着几分体己几分抱歉更有几分没商量的口气：“北京来公干的，晚了点儿哈？”　　说罢，大马金刀就坐了下来。　　说服务员回嗔作喜是吹牛，可那山东大汉怔了怔之后居然有些抱歉地说：我们这儿只有面条儿了……　　那碗热汤儿面我是在感激、惶恐同时颇有些自豪的心情下吃下去的，味道好极了，尽管缺了点儿胡椒面儿跟香菜……　　晚上，我们和衣而卧，被子盖下半截儿——“东方红”旅馆的被子净是虱子（大串联后遗症）。我那同伴悠悠地吐出一口烟来：“记着，到哪儿也别给北京人跌份……”　　十几年前，姜昆有段儿相声，讽刺的是北京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　　“……别老张嘴儿首都闭嘴儿北京的，北京怎么了，首都怎么了？明儿把首都改你们哈尔滨，全国人民干吗？”　　“……你……有钱先把袜子后脚跟儿的窟窿补补！”　　穿着带窟窿眼儿的袜子可眼睛长在脑瓜顶儿上，看不起一切外地人--姜昆不算不损。这就是北京人？　　当然不。　　然而至少说明一点，那时候漫说哈尔滨，就是广州、上海又怎么样，北京人*?吗？漫说北京的精英们，就算下九流的贩夫走卒一类，是那么鼠媚的吗？　　两年前我有幸参加了个研讨会。说是研讨会，实际上研讨还在其次，更多地应该既是公司宣传、产品推介又是感情联络信息通报，外加一点儿试探，一点儿暗示，总而言之吧……　　主持的是一家电脑网络软硬件兼营的美国籍大公司华北区的不是二把就是三把手儿，应邀的是几家国有银行科技、信用卡部门的多少负点儿责的小头头儿。我因为其时正在某银行打工，负责某项具体工作，也就忝陪其末，属“跟着哄”一类的。“研讨”之余固然是吃“工作餐”，酒酣之余话题就多少有些扩展开来，也不知道怎么那几个头面人物就各自说起了在各地闯荡的感受了，其中一个微醺着对我摇头：你们北京不行，最……　　后来基本一致的观点是，北京城是有发展前途，可北京的人却是最没用的。　　叫我悚然的倒不是这结论，而是当我仓惶四顾寻求援手的时候，忽然发现“真正的北京人”原来只有我一个！　　政界……咱们不要去提，科技、学术、金融、演艺的巨擘大腕，操纯正北京话的不多。　　东北味儿，透着就那么俏皮；西北味儿，透着就那么憨厚；上海味儿，透着就那么高贵；广东味儿，透着就那么发财；闽南味儿，透着就那么海外；浙江味儿，透着就那么精明；甚至河南味儿，毕竟沾点少林寺的仙气，憨中带点悍。惟独北京味儿，怎么就透着那么土，那么笨，那么小家子气，多多少少的傲里带愚。　　我看到，在许多“高雅”、“高级”的场合，北京人是特意掩饰自己的口音的；有些卷舌音后膛音是尽量避免的。　　北京人是从什么时候由“大爷”变成“孙子”的？（4）这话说起来就有些难了，严格地或科学地加以界定几乎可以说完全不可能。不过，无论如何也必须得有个界定，否则下边儿就没法儿往下说了。怎么界定呢？如果不特得罪人，不如先拿上海说事儿。　　我在上海呆过，“阿拉桑孩宁”这话可不是所有在上海住的人随便敢说的，至少在人多的地方是如此。这两年不知道怎么样了，在过去，假如能在本市微微扬起下巴说自己是上海人的，首先上海话要彻底地道——这没几十年的修炼绝做不到。而“真正的上海人”的耳朵是异常灵敏的，他们可以分不出东北话与北京话的区别，甚至分不清云南跟西安的口音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一旦“上海话”里略带那么一点儿“异味儿”，立刻就敏感起来，而一旦“苏北腔”尚且没有完全消除，吓唬吓唬北方人还行，当着“真正”的上海人是不敢妄称的。　　上海人以为，没有在他们大上海生活过三代以上的，绝没有资格自称上海人。当然，像宁波、奉化一带的好说，可一旦苏北，就算查出你祖宗是，也得给我夹着尾巴！　　北京怎么样？北京可没那么狭促，北京历来就是宽宏大量的。　　可遗憾的是，“真正的北京人”就难说了，在旧时代，开馒头铺的“山东儿”，油盐店、棺材铺的“老西儿”，&南货店、淮阳馆儿的江浙人，澡堂子的定兴人，三河的老妈子，就算早扎了根儿北京生活了几十年哪怕几代了，仍不敢说自己就是北京人，最起码不敢自称“老北京”。极而言之，甚至丰台进城送花儿的，通州运粮食的，门头沟拉煤的，都通通不是，北边儿出了安定门一过护城河，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了。小时候出安定门在护城河边逮蛐蛐儿，正往洞里撒尿呢，猛地一抬头俩大孩子站跟前了：河南河北的？　　没两句话已经鼻青脸肿了。　　说起来惭愧，也许“老北京”比“老上海”的“大市沙文主义”一点儿也不轻。　　老舍先生写过一部小说叫《离婚》，里面那个最传统最正宗北京人“张大哥”不就认为么，出了四九城，所有的地方就都是“乡下”，无论上海天津，无论巴黎伦敦！古往今来其他大都市有没有这毛病我不太清楚，反正巴黎人一律歧视“外省人”是没错儿的。这种事儿，多多少少有点儿像欧美的白人对有色人种，冠冕堂皇发表观点是一回事儿，骨子里又单一股劲儿，可意会不可言传。　　真正的贵族是些什么人呢？这话还不能扯得太远，一扯远了弄不好就把自己也“搁进去”了。有关北京的书是出了不少了，对北京的人文地理的考证也不能算不周详，然而再远的不提，假如要是真的从春秋战国说起，北京或者北京人就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什么“蓟”、“元大都”等等，跟现在意义上的北京人其实不沾边儿，要知道明朝的时候，北边儿来的，可不就是“鞑子”吗？老北京形容愣头磕脑的人，不是“跟直眼鞑子似的”吗。所以，我们现在体味感受得到的所谓“老北京”，历史并不特长，应该是在满族入关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之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孙中山那会儿提出来的，是在南边儿；而遗老遗少则多在北京。　　北京人的“味儿”，北京的传统、风俗、精神状态等等应当说是比较独特的，而这一带有地域色彩的“独特”的形成，主体上应该是满清贵族与汉贵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融。因此，严格地讲，“真正的老北京”必须是满洲来的八旗子弟与“附逆”、“归顺”进而同化甚至改造了这些入侵者的汉贵族，或是这些人的子孙。是这些人引领着风尚、潮流，造就了高雅、高贵、恢弘同时相对蠢笨狭隘低俗的文化氛围、精神面貌、地域色彩，成全了北京的“劲儿”与“味儿”，还有“魂儿”。　　宽泛一点儿说，附庸风雅随波逐流的中下层，以及不断“补充”进来的“外埠人”，也是形成“北京”人的另一个族群和因素，肤浅一点地说，也许骄奢中的些许俭朴，趾高气扬中的一点儿本分，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圆滑、狡诈与某种意义上的忠厚、懦弱、木讷等等，都与此有关。　　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至今我们仍然能感受得到的一些所谓的北京人的特点、特质，是与满汉贵族，特别是八旗子弟的辉煌、没落、沉沦有极大的关系。（5）现在，相信你对什么是“老北京人”应该有个大致的轮廓了。然而彻底总结“真正的北京人”的基本条件，毫无疑问是费力不讨好的，所以也根本就不用再费这劲儿，简短捷说有几条儿是必须的：出身要有来历，即便现在再贫困潦倒，至少祖上不是如此，起码爷爷那辈儿不是种地或卖苦力出身；历来是“城里人”，甭管早年间是怎么来的，是挑着挑儿逃难的还是随“燕王扫北”过来的，还是做官、投奔来的，至少有百年以上历史了；即便是买卖家出身，从来也没吃过“钱粮”，早先也一定跟哪个亲王、贝勒有过关系，就算没名正言顺地给他们府上当过差，至少跟他们家的下人有过来往，绝不是赤手空拳一点来历没有的。　　这样的北京人，现在有，数量相信也一定不少，然而却轻易不怎么能碰到。这听起来很有些荒诞，可却是事实。因为这些“真正的北京人”早已忘记了他们自己的所谓“出身”、“来历”，有些时候说起老北京没准儿能滔滔不绝，可对北京人的身世却懵然不知。懵然不知不算什么，也根本不值得有什么遗憾，可要命的是，这些人在完全地不知不觉中，却继承着北京人的一切，在心里，在血液中。外地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许许多多令人讨厌的“毛病”，他们身上全有，比如眼下连出租车都懒得开，还有球场上把大牌球星骂个狗血喷头等等。　　刘一达不久前写了一篇《谁是北京人》，说北京历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这话是对的。文章中列举了一些统计数字，说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北京内城的人口大约有45万多人，算上外城也不过76万人。如此看来的话，说北京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就非常恰当了，因为现在我们北京，加上流动人口差不多有两千万了。按照我们刚才的划分，即清朝中、后期至民国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一段时间为限，“北京人”——不算郊区的话，绝对不超过三百万。　　由此说来的话，也难怪我们觉着这些人比较地“稀少”，因为与现在的近两千万比较，所谓的“老北京”真的是“凤毛麟角”了。　　在我们后面的讨论之中，所有提到的“北京人”，当然包括这些人；但同时，又绝不仅限于这些人。因为现在意义上的“北京人”，早已超越了这一范围。只有当我们特意关注这一特定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冠以“老北京人”来加以区别。（6）当初满清八旗大军金戈铁马赶跑了李自成，做了紫禁城的主人，首先把北京城的原来居民来了个大疏散。那年月，整个北京才真的来了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呢。　　公元1644年，大清定都北京的时候，一道命令，原来居住得好好的汉族百姓不分贫富贵贱，通通轰到外城去了。劳苦功高的八旗人马，占据了整个内城，所谓“分列八旗，拱卫皇居”嘛。当初入住北城的是镶黄与正黄旗，东城则是正白和镶白，两红在西，两蓝在南。当然，这里说的东西南北纯粹是方位概念，而与现在的“东城区”、“西城区”不是一回事，比如那时候的两蓝旗居住的所谓“南城”，是指崇文门以里和宣武门内，而再往南就属外城，是“贱民”的区域了。　　八旗之中历来有亲疏尊卑，像镶黄、正黄和正白旗，属“上三旗”，因此住的居中而靠北。我们的老祖宗一向以坐北朝南为尊贵，“南面而王”嘛。稍微注意一下儿北城的深宅大院跟菜市口天桥儿一带鸽子窝般的小破屋子，多多少少还有些影儿。当然，这是总体而言，南城也有深宅大院北城也有穷街陋巷，只不过规模不同而已。而当今，北边儿的房价儿就比南边儿贵好些，也不知道跟历史有没有关系。　　八旗之中，汉军的地位最低，还在蒙八旗之下，因而就只能分布在“外围”。所以，从当时来说，整个北京城的居民、居住，完全是根据地位的尊卑人为地、强制性地划分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说在全国范围是比较特殊的。据说清初的时候其他城市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可即便如此，也决不会如北京这样的严格与齐整，因为全国毕竟只有一个紫禁城，也只有一个皇上。　　对北京来说，这一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是无上的荣耀，也是深深的屈辱；是辉煌，也是无耻。可是无论如何这是历史，而这一历史，则奠定了北京城人文史发展变化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阶段性基础，为后来五彩斑斓的“旗人文化、京师文化”涂上了最初的一笔。　　如果说驱逐与强占、耀武扬威与忍气吞声是那个时候北京的基调，那后来发生的事情，慢慢地就没那么惊心动魄了。然而，也正是在这风平浪静之中，潜移默化地，又一次地天翻地覆了——这就是整个满洲贵族的被改变。　　我们知道，入关之后大清王朝的“革命传统教育”一直抓得比较紧的，“反复辟”的措施也是相当严厉和常抓不懈的，甚至“忆苦思甜”也一直在进行。皇上、政府，对贵族们的要求很高，有许多的“不准”，例如不准开买卖经商，不准投机房地产，不准流连戏园，不准逛歌厅夜总会；定期较考骑射，御赐没盐没味儿的“白肉”等等，目的只有一个，保持优良传统，不忘本，使大清江山永固。　　用心可谓良苦，措施也不算不力，然而历史的进程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据记载，这些严厉的规定，强制性的措施，一开始是贯彻实施了，可越往后就越形同虚设了。随着王朝的逐渐巩固，社会的逐渐安定以及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满汉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了；随着敌对情绪的逐渐消除，文化、习俗等也开始交融；随着官僚体制演变、膨胀，政令的贯彻越发地不得力，腐败也开始滋生。再往后，随着国力的衰微外患的不止，社会的整体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贵族与平民的界限逐渐模糊，满、汉的分野甚至基本上消失。而在这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人”就形成了。　　一个城市也好，一个族群也好，它的文化、风俗、风貌、精神状态等等的形成，必然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而历史，也一定是在革命与改良，突变与平稳的交替中发展的。北京，在经历了满清的军事占领的突变之后的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体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有些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非常正常，可是如果跳跃或跨越历史再来审视，就一定惊愕不已。假如我们中的一个人五十年前突然睡去今天才醒来，对电视机里的许多景象会闭上眼睛；而大清的元勋们假如看到后来躺在烟榻上或沿街乞讨的“穷旗人”更会大哭不止。可是所有的这些变化、变迁，又是如此地合情合理，同时也是一种必然。　　再回到北京的当初，我们知道，禁令逐渐废除或形同虚设，在乾隆年间，内城已经开始允许汉人经营与居住，到了嘉庆年间，内城的娱乐场所已经逐渐增多；到了晚清，满汉两族除了某些风俗习惯尚略有区别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了。至于到了现在，满族作为一个民族，至少在北京已经基本消失，相当多的满族人早已认为自己是汉族人了。　　有一个现象有点儿逗，那就是满、汉之间尊卑的变化。当初为大清国的建立立了汗马功劳的许多“汉奸”，像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等，虽受极大的恩宠，但终归还是受满贵族的猜忌的。清初的时候，除了个别情况，汉族人是很难挤进高层的。那时候相信这些急于有所作为的人的心里，对自己的汉族出身是恚怒的。　　沧海桑田，等到民国以后“旗人”成了贫穷的代名词，南城的殷实的汉族人简直就不拿正眼儿夹他们了，甚至懒得跟他们说话——满嘴豆汁儿的酸臭。于是相当多的满族人对自己的种族开始避讳；而近些年又变了，不是好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动不动也自称“爱新觉罗”吗？即便是彻底的平民、贫民，一到有人对他们的某种行为、做法有所赞同、夸奖的时候，也许就带几分惭愧地低声说，我们家，在旗。听者也一定装出点肃然起敬来：是啊，“在旗”的，理儿多。至少过去是吃过见过的。所以在北京，如果一定要探究两族现在的差异，恐怕也就止于此了。　　两个曾经相互敌视水火不相容，语言风俗甚至进化程度都完全不同的民族彻底地融合，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也是一个奇迹，然而这奇迹主要是在北京发生的。也许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北京曾是满族的所有“精英”们最集中的地方，同样还是整个汉民族的文化“精粹”之所在，所以他们既改变了北京同时也被北京所改变。在这里，我丝毫没有忽视其他地方的意思，我想说的只不过是，两个民族的最直接的交锋一定发生在这里，因而两个民族，尤其满清贵族的文化特征以及它的变迁的集中体现也必然发生在这里。　　这就是我要说的北京人的变迁，也是第一个变迁。（7）如果有谁以为通常意义上的现代的“北京人”仅在于此，未免有些狭隘了。因为北京人的组成结构还有一次大的变化，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当时相对保守、闭塞的北京人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对此我做了个不很全面但有一定代表性的调查，我问过不同层次的北京老住户（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北京”），这些上了年纪的平头百姓几乎异口同声：来了好些的人……　　解放，对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就不多说了。但是所有这些深刻的变化中，“来了好些的人”无疑是重要的，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　　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精英，全国范围的真正的精英。　　打从毛主席决定定都北京，全国各地的精英们就络绎不绝地涌了进来。有的是随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城”的，照毛主席的话是来“赶考”，而实际上是来“坐江山”的；有的是带几分屈尊几分感恩戴德几分受宠若惊给“请”来的，大部分是来“共商国是”，小部分也可能只是某种点缀；还有的是“投奔”来的，摩拳擦掌要来大显身手报效新中国的；还有的是怀着几分惶恐几分侥幸来弃暗投明的——我有个长辈亲戚，当初在南京伪财政部任高级职员，给“留用”经过教育来的北京，据他说当初是既战战兢兢又感动得看见党员、领导就忍不住想跪下谢恩。　　如果这些人还不算精英，那世界上就没有精英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自不必说，没有毛主席的雄才大略英明伟大，哪儿有中国的今天？要知道，辅佐主席的更是一大群人杰啊！略低些的，像党和军队的各级干部们，经过几十年的战争洗礼、大浪淘沙，应当说素质都是相当高的。当然这些人中也有个别差一些的，可是从整体上来说，正直、忠诚、责任感，还有精干、信心十足以及嫉恶如仇是他们的基本素质。可以说他们才是新生的共和国的真正脊梁，是中华民族真正最宝贵的财富。　　而所有有资格来北京参与谋划共商大略的“民主人士”，可以说完全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是饭桶；至于那些“留用”的，则一定是有“一技之长”，有的甚至是要受“依仗”的。再有那些不远千里不请自来的，就算个别的动机也许有待商榷，至少都是些眼光长远胸怀不俗的有志之士，绝非等闲之辈。　　一个城市，人员人口如此巨大的变迁，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此外还要知道的是，新中国的建立，并不等同于以往的朝代更迭政权变换，而是带有根本的性质——整个所有制，整体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的彻底地推翻与重建。在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后进城来的，可以说是些“完全不同”的一些人。老北京的居民的震惊，也许不亚于当初的“鞑子”进城，所不同的是，对前者是感到绝望与屈辱，后者则是惊喜与欢欣。　　民主政权建立之后的种种深得民心的措施，使北京的老居民彻底地信服了，衷心地拥戴了；而“解放者”们，越来越处于掌声与鲜花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人们逐渐地、部分地融入了“北京”，而北京也面貌一新。而这些，也为后来“北京人”的独特的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在经历了解放之初的“突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对小了，但仍然在不断地进行着。在这里过多地考证相信读者就该烦了，所以简单地说，大学生在毕业，部队也在复员转业，干部也在调动，周边农村的也悄悄地在往里钻。也正是在这相对地稳定与流动中，“新北京人”诞生了。　　有的时候我就想，居民的迁移，人口结构的变化等等，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因为许许多多的词儿，比如“增加”、“减少”、“稀释”、“浓缩”等等，很大程度并不能表达这些变化。也就是说，某些物理上的分析在用到这纯物理的问题上的时候，往往就不灵了，说明不了问题了；我觉得，在这方面，也就是说在探讨人口的组成与结构的发展变化的时候，用“化合”来表达也许更贴切。当然，对这种现象的比较深入的讨论我们先放一放。　　关于人的变迁的讨论，不得不就此打住。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同样的是翻天覆地的，遗憾的是因为时间距离太近。这二十来年所发生的变化尽管是深刻的，可就一个城市的人文现象的探讨来说，似乎还不够格儿。近二十来年，来到或闯入或客居或占领的簇新的“北京人”，无论是感到由衷地惬意还是在咬牙切齿，无论是自鸣得意还是深恶痛绝，都还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地“融入”，所以也就既没有大言不惭的资格也没有蹙眉摆手的窘迫。举个例说吧，听到有人褒贬起北京来，假如即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惴惴不安，既没有义愤填膺也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冷冷地哂笑那么一两声儿，那咱们还是先“白白”吧。　　我们既是对北京人的来历做了点儿探寻，知道了北京人的多多少少“与众不同”，那似乎就该看看我们的&“与众不同”&究竟表现在哪儿。北京人历来谦虚大度，对有些“谬赞”一向不怎么爱听，所以对有些批评也一直不拒绝。再者说了，北京人再多，跟全国乃至世界的人比，终归还是“一小疙瘩”，听听别人怎么看，也是应该的。别的人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特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比如看《参考》，特关注国外对中国的报道、评论。也许有点儿小家子气？（8）北京人所以受到批判甚至辱骂，总有原因；平心而论外，包括一些地方的人受歧视，遭误解，多多少少总是要有一点儿理由的，不管这些“理由”是不是有道理，也不管批评者带多少偏见。　　如果我们仔细地回味一下儿我们自己的轻视别人，看不起某些的外地人或者特定某些地方、某个层次的人，也许就会发现，我们也总是有一定理由的。小到每一个个人，一个地区、地域的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与其他的个人、地区、民族、国家总是有区别的，这区别有时候有的方面不大，而有时候有些地方区别就很大；区别一旦大到彼此不能相互了解理解，难免产生误解，我想大部分的偏见、歧视甚至仇恨就是这样产生的。　　一个民族或国家怎么解决彼此之间的误解我不知道，也懒得知道；可是如果说到北京人怎么消除外地人的“仇恨”，倒是有些想法。很简单，那就是稍微静下点儿心来，先听听他们的理由，然后反省一下儿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些什么毛病。　　北京人所以受到批判甚至辱骂，总有原因；平心而论外，包括一些地方的人受歧视，遭误解，多多少少总是要有一点儿理由的，不管这些“理由”是不是有道理，也不管批评者带多少偏见。　　如果我们仔细地回味一下儿我们自己的轻视别人，看不起某些的外地人或者特定某些地方、某个层次的人，也许就会发现，我们也总是有一定理由的。小到每一个个人，一个地区、地域的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与其他的个人、地区、民族、国家总是有区别的，这区别有时候有的方面不大，而有时候有些地方区别就很大；区别一旦大到彼此不能相互了解理解，难免产生误解，我想大部分的偏见、歧视甚至仇恨就是这样产生的。　　一个民族或国家怎么解决彼此之间的误解我不知道，也懒得知道；可是如果说到北京人怎么消除外地人的“仇恨”，倒是有些想法。很简单，那就是稍微静下点儿心来，先听听他们的理由，然后反省一下儿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些什么毛病。　　一般地说，北京人给许多外地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比较地傲慢。　　这是真的。　　尽管有些遗憾，尽管一定会有许多谦逊的，有教养的北京人辩说自己根本不傲慢也从来没有那种荒唐的优越感——没用，人家没说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甚至也不是单指某个人某件事，人家说的是整体印象。　　这就有些要命了是不是？　　北京人的傲慢之所以引起很大的反响，之所以被如此众多的人所不能接受，是有相对深刻的理由的。　　傲慢，有些时候固然讨厌；但最可怕的，并不在于某个人是不是傲慢，而是这种傲慢是不是给别人接受。　　有些名人、明星傲慢，但傲慢归傲慢并不那么招人讨厌——至少没有引起普遍的反感。为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有傲慢的资格或者说本钱。大腕、巨擘、泰斗级的人物，忒谦虚了反而不好，反而显得有些假了不是？　　我的老板也很傲慢，很少正眼儿夹我；偶尔我踌躇再三谨慎地提点儿什么，他不用嘴而拿鼻子回答我，我很痛苦有时候还特恨他，可是我……倒没觉得这人太让人不能接受，有时候背地里还替他吹嘘几句……他妈的！　　别人怎么样不太清楚，我的愤愤不平或郁闷经常是为些小事儿，比如说前不久过节，我到红桥买螃蟹，那孙子爱答不理的，等我一跟他侃价儿，张嘴正宗大闸蟹空运过来的，斜眼儿瞄了我一眼，那意思你小子坐没坐过飞机还难说呢。一怒之下我一揪他脖领子抡圆了一大嘴巴，跟着一背挎给他扔出去了，余怒未消一脚踢翻了螃蟹篓子——当然这是想像。不过的确窝火：一个小贩，也敢看不起我！　　两方面，双方。　　我的意思是什么事儿就怕细琢磨，外地人来京的，打工的也好，做小买卖的也好，甚至捡垃圾的、收泔水要饭的，遭遇傲慢的时候也许不那么激愤；同时，如果外地的达人雅士在北京碰上了服务员、卖票的、看门儿的、开车的、跑腿儿的甚至马路边光着膀子的混混儿，动不动眼睛也长在脑瓜顶儿上，果然可恨。　　另一方面，您要真有点儿来头儿，说一驾到，市长到飞机场接去了，也行；要不真有两下子，什么诺贝尔，普利策奖您得过，一句话，北京哪行当说不定就“起飞”了，或不是真大款，奔驰宝马您坐着，小费一上来一百美元，玩儿“扎金花儿”一千起步，也还行，哦，一县级干部，比我们同学他爸差着“五百多级”呢！要不就是一穷酸，不知道北京的院士都“撮堆儿”？大款，就凭您也敢说做买卖的？这儿不是你们山沟也不是“县级市”，您在我们这儿属“小打小闹”一级，甭牛，牛也论不上你呢！　　傲慢，本来应该是大城市人——至少一部分大城市人的通病，可为什么北京人的这毛病就那么突出，或者说为什么如此被人严重地感受，弄到全国共讨的地步呢？北京人的这毛病是怎么养成的呢？说到极致，一个服务员、售票员或者普通工人小干部甚至街头无赖，又有什么资格、资本歧视无论地位、文化修养、物质条件都比自己略胜一筹甚至十筹八筹的外地人呢？仅仅因为是居住在北京，仅仅因为居住的时间比较地长了？怕不一定。单纯的“首都情结”，或大都市情结，也只能说明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是一小部分，远不是全部。　　理论上，有些东西是很难解释清楚的。至少在许多外地人看来，北京人的——某些的北京人的傲慢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是再怎么“体谅”，再怎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想也还是不能释怀的。所以就有那么多的“凭什么？”　　当初“洋人”的傲慢，很好理解，因为他们无论哪方面都比较地“优越”；现在中国人到巴黎、东京受歧视，也有“道理”，因为我们毕竟比较地“土”——文化、习惯上的差异太大；“北佬”到广州被嗤笑，大陆同胞在香港遭人侧目，还有“道理”，因为那边毕竟是给最先开发的。　　鲁迅先生说过的，当初异族统治的时候，“南人”就受歧视，至少元朝的时候就很严重，因为他们是后被征服的。正如抗战时期北京的“高丽棒子”就特别地趾高气扬，原因他们是“二鬼子”。我这里丝毫没有对港、穗的人的任何不恭敬的意思，但必须承认的是，当某种“文化”以它的经济实力、文明发展程度为后盾，逐渐征服或改变相对“落后的文化”的时候，最先接受、皈依、或被同化的，就有某种优越感。　　在这里，没有必要一定要说明白探讨清楚这是对还是错，但这种情绪情结是肯定存在的。然而问题在于，北京相对于上面提到的城市，并没有优越的地方，也就是说北京，北京人并不具备什么“优势”，那么北京人的傲慢或优越感是哪儿来的呢？　　尤其是开放改革以后，即便商品大潮改变了一切，但相当部分北京人骨子里的那种傲慢劲儿并没有给冲掉，这又是为什么呢？　　前不久据说北京拍的一部电视剧在上海受到冷落，一问原来是忍受不了北京的妄自尊大；可北京人却感觉特委屈：我们都到了这种地步，自我糟蹋，把大爷都改成痞子了，还不依不饶啊，还要怎么你们才瞧着顺眼？上海人就说了，正是你们的装痞，才是真的目空一切妄自尊大呢！　　的确，有些时候，北京人换了个方式，但傲慢不改。　　北京的傲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北京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9）不少的外地朋友说北京人比较地蠢。　　到底什么地方蠢，都有哪些表现，一般语焉不详；有些时候有的人是真的说不很清楚，而有的人则是不太好说，但总的感觉依然是蠢。我就曾经非常诚恳地请教过我的外地人朋友，大致的回答就是，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的夜郎自大，自我感觉良好，明明吃了亏却还以为占了便宜；有时候以为自己很聪明很高明，对别人的哂笑完全没有感觉；有些自以为是的味道，还可能有些妄自尊大的成分，但即便可意识到一些，感觉到了某种缺陷的时候，并不承认，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替自己解释开脱，居然有的时候就真的解释通了开脱掉了，接下来立刻又欣然陶然了。　　凡此种种，我认为我们身上都有。　　也许是近几年接触的外地人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好意思敞开说了的缘故，我们自己身上的某些“蠢”，&过去真的是不曾感觉、意识到的；对比之下，北京人相对地不机敏；懒于接受不熟悉的东西，总有种全懂全知道的感觉；总习惯认为自己很内行，并且不情愿承认缺陷不足等，绝对是有的，某些方面还很严重。　　有些细小的事情，平常我们不曾注意过，因为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了；有些看法观点，我们历来不曾怀疑，因为我们一向以为如此。可一旦来了一些与我们不完全一样的人，用他们的眼光用他们的逻辑他们的习惯来观察品评，也许就会产生惊愕，也许就会产生狐疑，更有可能产生不屑。中国人被西方人批评喜欢在公共场合喧哗，在高档餐厅脱鞋；发达国家的游客惊讶本地人的随地吐痰，中国大陆人则惊讶日本街头柿子树上的柿子没人摘等等，都属于这范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的一个外地朋友来我们公司找我，事先打电话问我怎么走，告诉了可他却要我到门口接他。见面之后他有些抱歉地笑笑，说劳你出来一趟为了省得登记了，说着瞥了眼我们公司门口器宇轩昂的警卫。我恍然大悟地跟他解释，今后无论上什么地方，只要门口站岗的不是背着刺刀枪的真解放军，你就照直进，一定不要登什么记自找麻烦。　　我那朋友就问，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站岗的？我就问你们那里没有？他回答说个别单位也有，但远没有北京这么普遍。　　回想一下儿，果然。在其他的省市，像点儿样的单位有些规模的公司，门口也有站岗的，但决不如北京这样地普遍。当然，不能不指出的是，有些的部门、单位等的雇保安可能是不得已的，其中原因、内幕不说也罢。但总体而言，装门面吓唬人，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本质是没错的。说中央机关、要害部门、军事禁区、金融机构、保密单位等单说，一个快倒闭了的厂子，收破烂儿的倒垃圾的都“平趟”的地方，弄俩别着电棍的大门口一站，是有点儿荒诞。　　最近有些根本不设防的小区口儿也来了，小伙子是任谁也不认识任谁也不敢得罪，看见高级点儿的轿车出入还敬礼，真有贼偷了东西一趟拿不了，弄不好他还得帮着看着，这不是没影儿的事儿吗！说严重点儿，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变态。　　据说这举动也好时尚也好，最初不是北京发起的，而外地似乎更学的是国外；但到了北京给发扬光大却绝对是事实。究其原因，理论上无非是“保证治安”，可这方法，在有些外地人眼里，却体现了北京人“蠢”的一面。　　再说出门打车，北京的“的哥”够水平早已名声在外了（当然最近不行了，最近来了一大拨远郊区的，水平差远了）。有一回我带一个外地哥们儿从潘家园回海淀，上车没多会儿就开始了，由台海局势就追溯到了抗美援朝，我搭了几句腔，于是那司机越发地滔滔不绝，我也有些飘飘然了。我领教过津门司机的拿上海人开心也听过哈尔滨“的哥”的“黄段子”。要知道，真揣测得到迈克阿瑟的困惑与毛泽东心事儿的，可不是随便什么人——本来我还担心坏了北京“的哥”的名头呢。不由得就瞥了瞥旁边的朋友，而朋友正襟危坐，一脸的木然！到地方下了车我那朋友嘟囔：“基本是《黑雪》，几乎没有自己的看法……”　　我真的是忍了又忍，绝对含蓄绝对婉转绝对客气：“你们湖南拉板儿车的都比他有水平，是吗？”　　“没这样自以为是……”　　整个一天没情绪，再怎么惊叹故宫的宏伟也无济于事。　　有一回我陪一对四川来的夫妻逛八达岭。前边有个“团”，看衣着估计是“海外赤子”一类，我们就跟着“蹭”听。导游大半儿是收到了几次相当热烈的掌声的缘故，更加地来神儿了：长发在风中招展，手势极有气势，妙语连珠时不时还来两句笑话，游客阵阵哄堂。解说词根本我也没听，因为本来也不用，只需欣赏朋友脸上的惊愕与陶醉就够了。　　“别的省市也有长城……”我忽然就听朋友轻声嘟囔。　　胸口堵得慌——我感觉。　　可是再仔细想想，记不太清楚了，别的地区好像真的也有长城？尽管如此，我还是为那导游不平：别的地方也许有，就算有，能跟八达岭比吗？也许只剩下几块砖了，也许只是个土丘，否则外国元首们怎么都到北京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登长城呢？　　“'楚客之诡云梦未观洪河之险，蜀叟之谈剑阁不识崤函之固’啊！”下得山来，仰天吟道，声音不高不低，恰好他们夫妻能听得到。　　“据说在航天飞机上能看到地球上惟一的人工建筑就是长城……”那四川的什么研究生出身的女同胞说，声音也是不高不低，恰好我刚听得到。　　“……后来听说已经证实这是误传，可是就算不是误传，中国人也没太多可骄傲的，劳民伤财可根本没有起作用，法国也有个'马其诺’……”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一直没闲着。往大了说，修长城蠢吗？往小了说，北京人为自己的老祖宗而骄傲蠢吗？　　也许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像我这样激愤，可是有些时候，有些的事儿，是不可说不可提甚至不可细琢磨的。真要抬起杠来，说到最后，弄不好我就急了：你要非说北京的长城一般，北京人的文化素质也一般，故宫就那么回事儿北海也比不上西湖，那你来干吗呢？回你们山沟去！我蠢，大爷今儿就蠢了！　　也许，我的情绪我的反应本身就透着一种蠢。　　蠢这个字儿，都包含什么含义呢？　　许多人的说北京人的蠢，又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也许，不机灵，不聪明，不识相，不识变通，北京话说“看不出路子来”就是？那这恐怕说对了；还有，如若说蠢就是几分颟顸，些许迟钝，某种程度地自以为是，相当程度的夜郎自大就是？那就更没错了，北京人那就不是“有些”而是“相当”了。今天出租车上“神侃”的“的哥”的爷爷或祖爷爷，很可能当初曾把鸟笼子挂在茶馆儿的檐下，指手画脚地形容着&“虎神营”是如何镇住“洋鬼子”&的；也许关上了院门压低了嗓子说老佛爷背不住要出京了；也许最远到过通州可天下事全在心里；也许翅子席也吃腻过可如今只喝得起豆汁儿，但咸菜丝儿切的不可不细……　　许多的事儿原本就不用操心，许多的事儿历来犯不上着急，许多的事儿一直用不着亲自动手；于是许多的事儿就生疏了，就不“门儿清”了。可是，一旦世道变了，四平八稳的模样还有，大大咧咧的架子还摆着，全门儿清的姿态还在，可心里头多多少少有些没底儿了。然而心里越没底儿，越显得气定神闲，越大马金刀，越洒脱不羁……　　许多的事儿不屑去做甚至不屑去想，明知道鼠媚点儿，下作点儿，贱点儿鬼点儿贼点儿，玩儿点儿花活能得大利享大福，可偏不屑不齿不忍不敢，所以瞧着人家发了财也不眼红……说不眼红也有点儿嫉妒，所以才“已就已就了”，才不忿不安不得劲儿，所以才撇嘴才哂才嘲，嘲人也自嘲……　　规矩也好，习惯也好，传统也好，历史也好，凡老的，就是好的。告别了低矮潮湿快塌了的小平房住了楼，说接不上地气；早起冲杯奶中午来杯啤酒下午来趟“家乐福”，可抱怨着喝碗浆都难，黄酒不零卖，买什么都那么不方便，所以怀念着四合院小吃儿老买卖铺儿。所以必是等到实在“绷不住”了，才勉为其难，才随大流儿，才不能免俗；所以让外人看着才有些痴人说梦，有些坐井观天，有些傻……　　凡此种种，蠢吗？　　蠢。　　北京人的某种“蠢”还有另一层含义。　　证券投机，不行；传销集资，不行；物流超市连锁店，还不行。文化方面呢？先港台后日韩，小品全是东北味儿，北京大学的高才生全看《大话西游》；西边儿有贾平凹怀古，东有王安忆忆旧，好不容易出了个王朔还让人给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举的京城文化“四大支柱”原来完全站不住脚，更何况还有一大半儿北京人根本不承认他是北京人；玩文化的就剩了个刘一达，出了北京就找不着北；主持人元元可算一花独秀，可一打听原来观众群是一帮北京老太太。惟一说得过去的是京剧了，没料想一考证原来根本不是北京的玩艺儿，徽班进京没多少年，老名角儿还是上海给捧红的。　　谁要说北京人不蠢我跟谁急。　　蠢点儿就蠢点儿吧，已经这样了。　　什么时候北京人就能不蠢了？天安门广场真的改成了集贸市场，西单图书大厦变成了按摩院洗浴中心，四合院全带“欧陆风情”，油条豆浆馄饨全改成了汉堡咖啡薯条儿，胡同口扭完了秧歌儿的老太太也说“好高兴好开心噢”，北京人也许就不蠢了。等到王朔文风改为婉约灵隽一派，刘一达也改卖羊肉串儿了，元元说话也大舌头了，北京的文化也就不蠢了。　　等到北京人完全放下了“大爷”的架子，彻底地吸收了上海人的精明，广东人的实际，浙江人的机敏，四川人的泼辣，再加上东北的幽默、西北的淳朴、广西的艰苦朴素、深圳的百无禁忌，再加上河南的忠厚、湖北的温良恭俭让，那北京人就彻底不蠢了。　　说起来的话，北京在各地的批评下，已经有了些改进。大连、上海、哈尔滨的人说北京根本没有广场，有广场也是没文化的广场。于是北京人惶恐了，西单修了个卢浮宫，那玻璃塔高耸入云，壮观极了！钓鱼台边儿上那茂密的灌木丛给铲了，丁香、榆叶儿梅木槿连根儿刨——惨不忍睹，代之以平展的草坪，透着那么现代；不是有人撰文说北京的公交车设售票员既是狭隘的地方保护也是浪费还是对乘客的侮辱吗，上下车不分门忒蠢吗？于是也改，于是人多的时候近途的远途的挤成一团怨声载道，没带零钱的把大票儿塞进匣子破口大骂，票款收入大减裁下来的人还得给安排；寒冬里有鲜花绽放，西北风里有椰子树在摇曳，琉璃厂的雕梁画栋宛如浓妆的老妓，平安大道仿古的建筑简直就是恶作剧！我相信这些的煞风景要是问问比较蠢的老北京，也许还不至于发生呢。　　当然，由于历史等的原因，北京人的确有些地方的蠢是实在难以忍受的，比如毫无来由的优越性和荒唐地妄自尊大就是。正如前面举的例子，皇亲贵胄也好，破落户也好，早年大茶馆里的闲人也好，现在胡同口儿光着板儿脊梁的侃爷也好，论见识，比不上大部分走南闯北的外埠人，论财大气粗，更没法儿跟人比，可是骨子里总有股高人一等的感觉。美国总统怎么样，不净是养牛的演电影的做小买卖的吗？比尔·盖茨怎么了，发明的东西再好还不是供我儿子玩游戏？要没他我们家孩子没准儿还上了大学呢！道听途说的小道儿消息也好，书摊儿上小报上广播电视上趸来的也好，所知不详却也滔滔不绝；茶余饭后一说一乐也就罢了，可一旦乐此不疲甚至为中东局势来个虚火上升，外人看着是有点儿愚蠢。这样的蠢，知道的，熟悉的，理解的也许会为之一笑，可不知道不熟悉不理解的，就会觉得特讨厌甚至忍无可忍。　　改革开放之初，“明珠海鲜”、“大三元”都没开张，北京人对粤菜的认识还停留在吃耗子跟蛇上的时候，我一朋友在丰泽园请了个广州客人吃了顿饭。都点了什么菜记不清了，反正相当丰盛，气氛也特融洽。等“葱烧海参”上来的时候，我朋友就对客人殷勤地让，及至看他尝了尝连连点头的时候，朋友就开始说了：北京的大饭庄以山东为主，山东靠海，所以北京的海味儿天下第一不敢……也差不多。　　那客人是个总编，在当地恐怕多少也算个人物，笑眯眯地点了头之后，说我们那里也靠海也有海鲜，有的也有一些特色……　　我朋友不说有些面露不豫吧至少很不以为然，正色道：出海味，不见得会做；像有些东西，水发听说要几十道工序……　　“那边来的厨师做得很地道的喽……”——那时候广东人不知怎的老把香港称为“那边”。　　我朋友没再说什么，只是笑了笑。说实在的，我也笑了笑，别的我不知道，就知道“丰泽园”20世纪30年代开张的时候请的“八大堂”“新丰园”的名厨，而“八大堂”的海菜，再远了不说，当年太后老佛爷都是点了头的！广东？广东记得好像出甘蔗，郭小川诗里说的，至于香港……对了有个“香港脚”……　　头几天有人请我吃饭，翅盅上来我先拿小羹匙浅呷小半口，闭眼两秒半至三秒然后似是而非地点点头；明明不吃饭，“第一鲍”上来一定弄勺米饭和汁儿，鲍可剩而汁儿不可剩；不管什么鱼坚决清蒸绝不红烧；吃果盘儿的时候也许轻描淡写地问，你们那香港的主厨探亲去了……　　当然这并不妨碍哥儿几个一块儿小饭馆撮的时候永远少不了“火爆腰花儿”，自己家做鱼的时候大作料招呼。　　我是比过去不蠢了呢还是更蠢了呢，连我自己也糊涂了。（10）北京人的笨表现在不善于做事，也不会赚钱。什么叫笨？不懂得机巧，不识变通，不会走捷径，认死理儿等等，就都是；此外，不科学，不严密，因循守旧，因陋就简等等，也是一种笨。　　外埠人对北京人的笨感触颇深，有的见诸笔端，有的则心里窃笑；而北京人，常常懵然不觉。比如有人就异常激愤地说北京人处处设防无论什么破地方也一定要有个站岗的，结果丢的东西比哪儿都多；北京的偏袒本地人方法、理由荒唐而霸道，既没法律根据也不合情理；北京某些暧昧的地方，比如某种意义上的投机取巧甚至某种意义上的骗，手法拙劣方式古老，绝对地傻。　　所有这些，都是真的，北京人的确笨。　　北京人不仅现在笨，可以说从来就没不笨过。　　我在公共电车上售过票，当初为逃票的没少跟人打架，追出好几里揪回来的也有，让人给揍了的也有。不少好心人就说，上海就没这麻烦，人家那儿是上车验票而不是下车检票。现在北京不少线路实施了这方法，但有的仍然坚持老办法，相信纠纷还会不少。乍一看，似乎只是习惯上略有不同，可细一品，恐怕多少有些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北京呢，叫“先礼后兵”，一开始有点儿“假不指着”，可临完了又跟“贼逮似的”，两头儿不落好儿；上海那叫“防患于未然”，公事公办，没那么多虚的。假如学学刘一达再咂摸咂摸，就更有意思了：北京属“官本位文化特征”，上海属“商本位文化特征”，为官嘛，大智若愚，凡事睁只眼闭只眼，想不想，该不该，能不能是一回事儿，做不做又是一回事儿；可一旦闭着的那只眼不能不睁开了，不叫出个“真章儿”来没完！为商呢，亲兄弟明算账，追求最大利润既不低人一等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而做生意，信用规矩规则就必须完备而精准，看似冷漠可实际既方便又少找麻烦。　　小到公交车的检票方式，大呢，那就多了。我以为，开放搞活以来北京发生的诸多纠纷、尴尬，小到父子反目夫妻成仇邻里失和，大到企业倒闭公司破产国家重点工程成了“豆腐渣”甚至高官入狱，都与此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儿联系。　　举个小例子，当然不恰当，但我们可以看看笨的另一个“侧面儿”。我有个“发小儿”，原来跟我一样，全民企业的职工，后来因为跟头儿“较劲儿”给开了，于是就逮什么干什么。还是多年前呢，那时候“时兴”马路边儿上卖“卤煮”，公交车站卖包子，我这哥们儿曾托人找了个大油筒卖过一阵子煎饼，可能是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后又改蒸包子了。租了半间门脸儿，置办了锅碗瓢勺，保姆市场雇了个小丫头和面，他妈跟他姐也搭把手，包子铺就开张了。地方不错，工商卫生等等的又基本上不花什么钱——地面上熟，派出所街道都多多少少有点儿面子，按说的话是没问题了，发大财不行弄几年鼓捣出个“全聚德”来估计差不多！要不我们哥儿俩喝酒的时候，我把“东来顺”的发展史一说我朋友怎么激动得热泪盈眶，临走非给我装一兜儿包子呢。　　任谁也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这买卖竟开不下去了。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什么地方也没出问题，来吃来买的人就算不多可也不是太少，可就一样儿，不赚钱。一个月下来，说一点儿不赚是瞎话，可刨了成本跟小丫头的工资，几乎就剩不下什么了。　　长话短说，再后来虽没发展成“全聚德”可我这哥们儿真靠那包子铺赚了钱，后来改正经的饭馆，“红焖羊肉”火过之后饭馆包了出去，眼下跟人合伙经营轿车呢。扭亏为盈一举改变状态的并不是“经营理念上发生了革命性提高”，也不是“作风上有了根本性改观”，甚至也不是临近的人群的“饮食习惯上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有的只是工艺上的一点点儿小改进——请了个高人。　　“亏了那'南蛮子’……”我哥们儿说。　　这里要解释一下儿，所谓“南蛮子”，是当初北京人还混着蛋的时候，对南方来的打工仔尤其是浙江、安徽一带人的蔑称。说是蔑称，可即便是在当时，骨子里仍有几分嫉妒，偶尔地还带几分亲切；那时候北京的“大爷”们根本分不清说“鸟语”的外地人哪儿是哪儿，凡南方来的就一律学着《说岳》里的金兀术称之为南蛮子，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看见温州的大老板，还别说一块吃过饭，跟人家秘书说过句话还得吹几个月呢。所以无论是真急了的时候还是私下里，还有叫人“浙皮子”的吗？　　……那“南蛮子”究竟是怎么挽救了一个濒临绝境的“企业”的呢？原料的配方上略有小小的改动，尤其是包子的馅儿。具体工艺我那哥们儿至今不多透露，大体上是大油加土豆替代了肉馅儿。包子皮儿在面粉里也掺了点儿东西，既白且暄。成本下去了，外观上去了，自然就多赚了。即便是按现在比较苛刻的标准，无论食品卫生方面的还是道德良心方面的，都无懈可击——猪油和土豆儿也许更有营养；只要不“超标”，适当的添加剂是允许的。　　看见没有，这不是一种笨？　　当然，现在那种“大油土豆馅”的包子早已绝迹了，再有就是“坑害”了。然而我知道当初温州的鞋也好晋江的药也好，甚至台湾产的电器，口碑似乎不怎么好。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提倡昧着良心敛财就是不笨的意思，但某种程度上的“变通”，北京人比之于有些的地方，的确不行。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仅就这一点上，可能并不涉及太多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北京人并不比别人“高尚”多少，“实在”多少，“规矩”多少，应该咂摸的似乎是笨多少。　　封闭、保守的时间长了，很容易就产生笨；而一旦再是曾经辉煌、“先进”过的，尤其如此。当年，我在青藏高原一个藏族聚居的小镇呆过几年，给我流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一座座山相连”之外，还有湍急的大河以及小河上的那别具风情的水磨。记得藏族老师带着我们春游的时候在水磨边流连，特别对我这个北京来的学生说：利用水力磨青稞炒面可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比起用人推来可省力多了。面对着老师笑吟吟的脸，我想着电影里中原地区的人推磨的身影，果然十分惭愧。可是后来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穷得吃水还使驴驮呢，可磨面却早是用电了，甚至停电的时候都不用人而是用柴油发动机带了。　　边陲的藏人比内地的人“笨”的地方恐怕还有一些，然而奇怪的是，从来也没有人说他们笨，甚至从来就没有这么认为过。为什么？如果看看西藏拉萨八角街上的商品和那些生意人，看看姑娘身上的时装和手机也许就明白了。实际上，“笨”在很大程度上不光是指“原始”，更多地可能是墨守成规。在全国各地，相对“原始”的地方很多，可是为什么北京人显得特别地笨呢？原因恐怕也正在此。先是对某些的先进包括加引号儿的先进的排斥，然后是不得已捏着鼻子的接受，再然后是瞻前顾后笨手笨脚的效仿，效法模仿的工夫又不到家，于是经常就出现不伦不类，于是就更显得笨了。　　所以，欧洲游客用筷子夹饺子，永远也学不好京剧里的道白，一点儿也不笨；上海西餐厅里食客对刀叉的运用自如，证券交易市场里的老太太对大势研判的高瞻远瞩以及短线分析的精深入微，更不笨。拿筷子吃西餐的豪气已不在了，拎起画眉笼子任谁也不夹了的豪情也不在了，端起二锅头给个县长都不换的豪言也不说了，生意场上来几句“鸟语”，AA制实行了几天觉着忒累可动不动为谁老不结账而义愤填膺，编电视剧炒港台的“戏说”，传销、“职介”、“切汇”、“碰瓷儿”、“信息台”玩儿进了公安局，等等等等，够笨，实在是笨到家了，北京人。（11）说到懒，我相信许多的北京人对这个词儿并不特别反感。　　假如哪个外地人对哪个北京人说你比较地懒，我估计得有一半儿的会装出几分惭愧，然后微笑着点点头。当然在公司里老板板起脸来的“指出”就另当别论了，那时候就不会装惭愧露微笑，而是要拍着胸脯辩白或作痛苦悔恨状的。　　大城市人，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环境相对不那么恶劣，多少有些闲散，有些懒惰，情有可原嘛。可是这“懒”必定是要在一定的程度上才是可以原谅，可以接受的。一旦超过了一定限度或者比较随意或富有创意的加以“引申”、“发展”了，这事儿就不怎么好了，就是令人不安的了。　　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小小的注意，就是先把一些不属于北京特有的“懒”给剔出去。我看到一些对北京人的批评，其中有关“懒”的方面的，其实并不单指北京。比如说北京人懒到了不盖房，不倒垃圾，不“收破烂儿”，不照看孩子，都通通交给了民工、保姆等等。实际上，这是大都市病，并非是北京独有，上海、广州、重庆等甚至一些中等城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比如香港也有“菲佣”，中东石油大国外籍工人包揽所有体力劳动等。这涉及的是城乡、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因素，虽然很值得探讨或争论，但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说来真的有些不好意思，北京人相对于其他城市或地区，的确有自己独特的懒。其中的有些特点，想起来颇有些费解，有的时候简直叫人哭笑不得。　　举个小例子：中国人是勤劳的，北京人自然也是中国人，当然也是勤劳的。中国人在国外，这勤劳的特点尤其能显现出来。现在国外的科技精英不提了，早年间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发家致富以及给人留下好印象好名声，听说不外“几把刀”。具体几把刀记不清楚了，但至少有菜刀和剪刀。即便当今，中国人在国外经营餐馆和服装生意的不是仍是大批的吗。然而，至少这“两把刀的勤劳”，北京人不具备。　　想当初，北京有个“造寸”，服装店的牌子上特意标出“上海迁京”的字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领子里翻出“造寸”、“雷蒙”的商标来，是叫人“肃然起敬”的；想当初，北京的大饭庄，甭管股东是谁，经营的掌勺的，必是山东人才叫得响。即便现在“名厨料理”不还是拿香港说事儿吗。　　今天放眼整个北京，经营餐饮业的北京人不多，甚至可以说少之又少。也许在簋街的角落，你还会看到一两个操着京腔的女老板，也许在胡同深处，或许还碰见一个半个卖“卤煮”的老头儿，而凡是上点儿档次的地方，无论是富丽堂皇的生猛海鲜还是气势恢弘的正宗川菜，无论是雅得可爱的“沪上本邦”还是憨得可疑的“小土豆儿”，已经没北京人什么事儿了。菜肴的风味上没有，服务员领班没有，经理董事还是没有，于是就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北京人已经在这个相当红火的产业中悄然隐退了。原本霸气十足的“几大楼”早已风雨飘摇。　　而裁缝、服装店就更不用说了。这两年遍布街头巷尾的小裁缝店少了许多，而几年前这行业一直是被南方人垄断的；近一段时间，无论生产还是营销，无论品牌还是店面，“北京”两个字简直彻底不存在了。服装厂倒闭、转产，贫嘴的服装摊儿的主人也早已改行，过去挺时髦儿的“玩儿服装”一族，忽然间没影儿了。即便在三里屯，举着“正经杭绸”、“地道苏绣”的北京人也见少，“前南”、俄罗斯的许多“倒儿爷”疑惑着，怎么原来的“北京大姐”换成了嘴里没含“茄子”的南方小妹了。　　吃，还有穿，这两大市场，这永远不会衰败永远会红火的行当，这金山，没北京人的份儿了。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北京人懒，懒得挣这份钱，可实际情况则复杂得多。　　北京人还没有懒到看这儿大把钞票都不想挣的地步，甚至也没有懒到小把钞票不想挣，如果看看那些卖袜子的下岗女工跟早市上跟小贩争得脸红脖子粗的老爷们儿，也许就能明白点儿什么；假如再看看在企业里挣扎着的，战战兢兢的，公司里忍耐着的，浑浑噩噩着的一群；再看看酒店里捏着嗓子学港味儿的服务员，夜里街头吃着烤羊肉串儿就“要着”的“的哥”，电气车上流着汗的乘务员、商城里委屈着的收银员，可能又感觉北京人也许并不太懒。　　所以，这就是北京人特有的“懒”，这懒最集中的特点有两点：一是“懒于”面对或承受风险；再就是“懒于”掉价儿。　　在餐饮界，北京人有过辉煌。我清楚地记得沙滩“翠花餐厅”的火爆与轰动，因为那时候我正在附近工作。那时候以及后来一段儿时间里，“开饭馆的”几乎就是“大款”的代名词；而经营餐饮，似乎绝对是稳赚不赔。而所以大部分的人没有干，不是不想不是懒，而是钱不够。那个时候，无论是何种风味的餐厅，无论是哪儿请来的“名厨”，无论跑堂儿的什么口音，一旦你要找老板，里面一定会踱出个气定神闲眼睛长在头顶的“大哥”，或是八面玲珑能把死人说活了的“大姐”——百分之百的北京人。所以就纳闷儿了呢，现在这些人都哪儿去了呢？　　我知道一个。　　至少我知道他们中的一个，现在正在路口儿（哪个路口儿抱歉不说了），打着小旗儿“指挥”自行车呢。　　我的一个朋友，国有企业工人出身，卖菜起家，正好住的是门脸儿房，最先经营了一阵子“出口转内销”的毛衣，后来就开了家饭馆。地点嘛……好在这地方已经拆了，就在宣武门里路东。那边儿住的，如果记性好的话也许还能记得起，就是那家儿“宫爆鸡丁”学文革时期的“灶儿温”不放花生米而放核桃儿仁的，想起来了吗？　　我哥们儿这饭馆属于“风味餐厅”，什么风味？想要什么风味有什么风味。比如一开始有北京风味的炒饼，有比“东来顺”量大可价儿低的爆羊肉，比“康乐”还舍得用油的香酥鸡，还有比“丰泽园”的烤馒头还奢华的炸馒头。后来又有了西北风味的“泡馍”、“拉面”，四川风味的火锅。再后来还上过“生猛海鲜”——原先的鱼缸里弄了两只王八。基围虾则用“标本”，如果真有客人点，就临时上斜对面儿的海鲜馆儿去买原料。也不能说没“火”过，一天的流水最多也到过两千。而生意有点儿不行了，是在满大街是“红焖羊肉”的时候。　　临近的饭馆越开越多，时新的菜又一拨儿接一波儿；食客选择的余地一大也就越发地挑剔，流行的风味变化一快就总有赶不上趟儿的感觉。再后来又出了“家常菜”，像“天外天”、“郭林”等的，地儿好，菜价儿不高还什么风味全有，于是越来越多的小饭馆就露出窘相来了。那一阵子聪明点儿的老板纷纷地“撤”了，敛敛几年挣的钱改投资其他，饭馆往外一包，既没了风险又有固定的收入。可我这朋友属于“不识时务”的，就是不转这个弯儿：经过考察研究，原来自家的店一是太小二是档次不够三是地点也差四是风味特点不突出，于是在靠近南郊新建的小区边儿上弄了个“火锅城”。　　经营了一年多，招牌换了几回，到最后终于支持不住了。盘了店还账一算纯赔了不到四十万，东躲西藏了小半年，债主的围追堵截告了一段落，这才臊眉耷眼地去上班儿。又咬着牙请了他们单位的头儿撮了几顿——旷工的事儿不追究了，总算没除名，大街上踏踏实实站岗去了。　　就我知道，许许多多北京人的“懒”就是这么来的。　　除了饭馆，还记得当初胡同口卖菜的，卖瓜果梨桃儿秤上“找齐儿”的，大街上卖煎饼卤煮，马路边儿开公司的吗？还记得那阵子流行的各种“指标”，钢材、盘条、电解铜；汽车、水泥、聚乙烯吗？那时候北京人可一点儿不懒。上广东进服装往外地“背烟”去俄罗斯贩羽绒服，工程转包信息披露，拉广告，做保险，开网站，办中介，哪儿样不是北京人的天下？　　当原来挣钱相对容易的许多行当逐渐变得风波险恶的时候，当原本不用殚精竭虑，不用拼死拼活就能生存变成不玩儿命就玩儿完，玩儿命了也保不齐不玩儿完的时候，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北京人就逐渐变得“懒”了起来。原因很简单，养尊处优惯了的北京大爷和“准大爷”们，本来也不是干这个的材料。再往深了说，就是素质上比人家差：没有走南闯北的经历，眼光就短浅；没种过田挑过粪没饿得打过晃儿，就没有吃大苦赚小钱的心理准备，心态就不好；没有生意场上几起几落的历史，遇到挫折就怨天尤人；尤其再有个尽管不甘心可也说得过去的“退路”，再加一点儿“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的傲气以及“乐天知命”的恬淡，“袖手何妨闲处看”的超然劲儿就出来了。　　“忒累。”——这几乎成了不成功的北京人的口头语了。　　所以，所以当着许许多多到北京来“淘金”的外埠打工客，那些早已成功正在成功即将成功的大老板中老板小老板们，当着他们带着几分疑惑几分嘲弄几分怜悯小心翼翼拐弯儿抹角儿地问，“既然……的话……那为什么……”的时候，北京人通常就会微笑着摇摇头：“懒得弄那些个……”　　于是，先是倒垃圾捡破烂收废品，再是小买卖贩水果小商品，再是发廊餐馆歌厅酒店，再是小商场大超市大公司，再是重要机关权重部门，影视文化，大街上卖光盘的，火车站倒票的，医院门口儿的“托儿”，北京人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都“悄然隐退”了，都让那些“不累”的人们给顶了，替了。　　因为北京人懒的太累，对“太累”经常地就不仅不屑，简直有些痛恨了。　　真的就“不累”了吗？　　而“懒”，说得文雅一点儿叫“慵”。一旦引申开来，就是慵散，闲适，疏放，洒脱，豁达等了，就是另一种境界了。多多少少带点儿“大隐隐于市”的味道，多多少少沾点“看破红尘”的格调，当然这里面绝没有一点点儿的“酸”。　　我所在的公司对面就是赫赫有名的“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最近我们公司举步维艰，就把原本有点儿样儿的礼堂租给了“天意”的老板们当了库房。出来进去，看着大集装箱三天两头地来，光租金动辄十几万，也说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滋味。我对这些南腔北调的老板们历来是“敬而远之”的，也许是看惯了他们的斤斤计较，跟送货的司机争得脸红脖子粗，与进货的熟人丝毫不讲情面，吃方便面骑小三轮住小平房喝啤酒不就菜等等。然而有一天我跟他们其中的一个喝酒，也不知道怎么就说起子女就学的话题。我为儿子上了“民办公助”的中学交的一万多块钱骂了几句，他没跟着骂，只是替我解心宽地说，我儿子上小学交了三万多赞助呢……不过不怕，等他上中学，就是交三十万也认了……　　实话说，我心里“格登”一下儿，我历来不缺甚至很富有的自尊自傲一瞬间没了。我可以坐着，抽着烟呷着茶看着他们汗流浃背地上货送货奴颜婢膝地跟我们经理套近乎侃租金；我也不必殚精竭虑地揣摩行情为积压而惶恐为脱销而焦虑，我不屑为那蝇头小利而假装笑脸，更不会因此而对天起誓。然而，真需要钱的时候，实事求是地说我比他们窘迫得多，遇见事儿了我也比他们气短得多。　　懒，无论是什么样的懒，真的假的，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北京人为自己的“懒”已经付出或正在付出了。　　值得欣慰的是，在暑期的时候“麦当劳”里，已经能听到打工的大学生有北京口音的了；等到大批的处长、科长、科员、工人、下岗职工的儿子、女儿们开始在河南的包工队里干活儿了，“皇城老妈”的服务员操着京片子了，清理油烟机的送水的修空调的甚至收废品的是我的街坊、同学同事的孩子而我儿子也不再老说“忒累”了，真的去扫了马路也不想自杀了，也许咱北京人就彻底地不懒了。　　早晚有这么一天。（12）如果说在外地人眼里北京人的傲慢、蠢、笨、懒还可以容忍的话，那北京人的“狂”就是最难让人接受的了。　　我第一次体会到北京人的狂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外地。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城市老爷卫生部”给砸烂之后，开始执行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从北京到了青海。一家人住在西宁市的“西宁宾馆”里，市“革委”的领导们出面招待北京来的“全体革命职工”。吃饭的时候谈笑风生，其中一个大半也算个人物，可说到北京似乎还有些心有余悸的样子：“你们北京人可真厉害！”　　原来那人不久前到北京去“外调”，住店时好像因为介绍信有什么疑问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与服务员有了小小的争议。那人的陪同或是下属就说了，这是我们省的什么什么领导。服务员似乎怔了怔，立刻就不吵了，都以为这下好办了。没想到的是他十分恭谦严肃地问：“知道×××吗？”　　知道吗？！要知道×××其时是省里的大人物，党政军大权独揽不说，反他的人不少是吃了枪子儿的，去看看《青海日报》大门口墙上的弹痕吧。提他的大名，大部分青海人是要尿裤子的！　　“那是我儿子。”服务员指着自己的鼻子，不紧不慢十分平静地宣布。　　也许，北京人真正的“狂”还不全在于此，比如说北京的服务员也好售货员、售票员也好，历来没把外地的官儿们放在眼里，至少“县太爷”一级是不在话下的；外地人，对北京人的“狂”的反感有的时候并不是在北京人对官的蔑视上，如果对权贵一律地蔑视，粪土当年万户侯也还罢了，相反，很多时候又是对权对官儿的“自我化”。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一个外地人和一个北京人喝酒，微醺之余外地人也许会说，我们那儿县长家我都去过。北京人呢，十有八九会尽量掩藏着笑，宽宏大度地带着体谅点点头，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一件小事儿或跟谁谁吃过两回饭。外地人必是要等到第二天酒醒之后才咂摸过味儿来，他结交的也好熟悉的也好间接认识的也好，至少比自己的高三十级。同时也许还想起，一块儿吃饭，似乎从来是自己结的账，托办的事，也一直没消息。　　就算，就算没有压谁一头的话，也没有撇嘴和哂笑，有的时候北京人的气质或者神态就叫许多人受不了。出租车上，面对着“的哥”的高谈阔论，有的外地人就心悦诚服自惭形秽，有的就觉得自己碰上了疯子；有的就纳闷他怎么对中央政治局内幕如此清楚对萨达姆的脾气摸得这么透？有的就视为痴人说梦。买东西也好，住宿也好，吃饭也好，逛公园也罢，不知不觉中总会碰上一些趾高气扬的家伙，总会遇见一些莫名其妙的张狂与轻狂。比如说让外地人感触最深的那些驱赶与吆喝着外地“老冒儿”的售票员，俨然丞相门前五品官的公园收票员，表面恭敬而暗藏杀机，宰你没商量，宰了你还笑你傻，你抗议就是大逆不道。　　令人费解的是，即便是商品大潮早已吞没了一切的今天，即便许许多多的“规范”、约定俗成的“风尚”已经“治”好了大多数城市的“欺生症”，可在北京仍然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暗流”在涌动。用我的一个外地朋友的话说，就是你们北京人是礼貌多了，在公共汽车上旅店里也不怎么总是遭训斥了，可是我总觉得与其如此还不如过去了呢。你们北京人的轻视人看不起人由外表改到了心里。　　“我最讨厌，最最讨厌的就是你们北京人的那种不出声的笑！”我的那个外地朋友说，“还不如痛痛快快地骂我呢，怎么就那样的狂妄，凭什么？”　　问得好，凭什么？　　有一个词儿现在不怎么出现了，有一种人现在基本看不见了，就是所谓的“狂生”。狂生或者狂士我们在书里见过不少，这些人都有什么特点呢？恃才傲物的有，不容于世的有，时乖命蹇的有；使酒骂座俾睨群小的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有，总而言之就是不忿不屑不*?不指着；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无为无不为；就是“从前阔”，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是“墙上的野猫猛似虎，没毛儿的凤凰不如鸡”。而所有的狂生，必然是要有两下子的，否则也就没有资格狂；然而这所谓的“两下子”，又大部分没能施展开来或者一时半会儿没法儿施展，所以才要狂。北京人的所谓“狂”，或多或少与古时候的狂生有些类似，然而奇怪的是，咱们这儿怎么忽然凭空就冒出如此多的“狂生呢”？　　实际上，北京人的“狂”是有些来历的。　　八旗贵胄名门后裔就不必说了，哪怕现在穷得丁当响呢，往前脋那么几辈儿，说不定金马玉堂钟鸣鼎食之家；就算不是贵族出身，直接或着间接地，十分或者九分八分地跟人家亲近过，不亲近也接近过，不接近也靠近过，至少见过感受过受过熏陶——从国外回来的人爱谈政治，五星级酒店的服务员看不上国产西装，清华大学扫地的都带书卷气，联防队员急了张嘴就“我拘了你！”——跟这一个意思。再有就是当初或雄赳赳坐着坦克车进京的，或金榜题名鲤鱼跳了龙门的，或者揣着公文组织部报到的，当然不能混同于一般。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必然也应该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感，尽管有的时候不被人理解。还记得当初“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感叹吗？一旦堂堂国家干部、知识分子、正式职工混得不如街头卖假药的，他们外地人十分敏感的“不出声的笑”就经常挂在脸上了。　　平心而论，有些的“狂”并不是北京人的特有。香港卫视中文台一个著名节目请了个在美国教书的上海籍著名嘉宾，在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忘了怎么个话题说到了上海人的有些高傲，于是这个著名人士无意中就掰着手指算开了，上海人每年平均创造多少产值，每年为支援各地贡献了多少等等；我在不同场合直接或间接地听过不止一个广东人说过，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为全国财政做了多少贡献。甚至假如广东真的独立了，什么亚洲四小龙通通不在话下的论调都出现过。&“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的心脏”和“东方的巴黎”还有“亚洲的得克萨斯”与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当然是有一定的关系，但令人费解的是，有的时候越是对这些地方的繁荣、文明没有贡献的，反而越有优越感。所以这些人的“狂”，的确是非常叫人受不了的。　　北京的流氓，上海的瘪三，广州的瘾君子，并不能代表北京，也不能代表上海，广州。我一直没有机会到美国国会或哈佛去演讲，所以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他们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随地吐痰，同时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看好莱坞的“大片”。好在我现在就能告诉那些对北京人的“狂”深恶痛绝的外埠人，北京人并不都狂；同时还要有些惭愧惶恐地补充一点儿，也许，有的时候，一些相当有修养的北京人的表现出的“狂”，是对某种浮夸、虚妄的一种反动。　　当年欧洲上流社会鄙视美国人，尤其讨厌那些“该死的得克萨斯暴发户”，而这种情绪也蔓延到了欧洲的平民阶层。这种鄙视是不是很可怜或很荒谬我们这里不做评论，但是如果仔细地体味目前北京人的某些的“狂”，多多少少有些“没落贵族”的味道。而这种情绪或情结，一方面是某种失落嫉妒的混合体，而其表现形式，往往就是对许许多多公认的好东西的蔑视；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捍卫，尽管所捍卫的东西的价值值得怀疑。就后者来说，这些人并不是“遗老”，也没有太多的激愤郁闷，甚至也不太多地留恋什么，然而却墨守着从小，从他爷爷那辈儿就养成一些规矩或者情结或者操守或者情调……总而言之说不清楚的那么一股劲儿吧。　　这些人不拒绝现代，“麦当劳”照吃，“的”照打，空调照用，也并不怀恋豆汁儿大碗茶、“当当车”、芭蕉扇，可是却绝没有浮夸虚妄，绝没有投机钻营，绝没有哗众取宠。燕窝大鲍翅，也没摇头叹息，可招待客人炸酱面也一点儿也没显窘迫；偶尔让人请了回“高尔夫”回来也没吹半个月，有人给介绍“法拉利”也听得挺仔细，可并不妨碍琢磨着什么时候遛遛画眉，书桌下面藏几罐蛐蛐儿；有人忽发现那澄浆罐值俩儿钱了也从来没想找人估估价儿；听说安在旭要来没欣喜若狂，知道刘晓庆进了班房也没好几宿睡不着觉，可是听说哪儿要拆了说不定骑车过去看看；电视里的歌星也知道几个，电视剧插曲也会哼哼可时不时地沏壶茶听听唱片里的“二黄”；掌故轶闻知道得不多，老“八大饭庄”什么菜拿手也不怎么门儿清，早年间没跟“爱新觉罗”有什么瓜葛，小时候也没吃过“谭家菜”，跟齐白石下过棋，跟梅兰芳的儿子没的说，可爱看《茶馆》喜欢“人艺”偶尔也炒盘儿麻豆腐；职位名声也好生意也好收入也好，当然从来在意，从来也没不在意过，可给个“理事”却不一定干，日本那边有人请，年薪多少多少万十有八九还就不去。　　这些的人，属于甭跟他们致气的一群。所以有的时候，大红大紫的，小红小紫的；特明白特机灵的，比较明白比较机灵的；前卫的，乡土的，学者型的精英式的；居高临下的，礼贤下士的，如果觉着他们有些狂，少招惹少答理他们就是了，犯不上。（13）用外地人的话来说，就是北京人特别能“耍嘴”。北京话呢，一般来说该叫“臭贫”吧。北京人爱耍嘴，好臭贫？　　也许我自己是北京人，也许没有太长时间居住在其他地方的缘故，当我头一次听人家对我们有此评价的时候，并未太在意。可是说的人多了，最近文章上也看到了，这才着实吃了一惊。能举个例子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等到我弄明白了他们大致的意思，心里多少也轻松了些。外地人所说的北京人的“耍嘴”、“油腔滑调”、“云山雾罩”、“尖酸刻薄”等等，固然都有来由，可是仔细分析一下儿，真正“纯北京”的恶习并不突出，还有些属于误会，更有些属于地域性的偏见或者说误解。　　首先来说，能“侃”善“聊”，喜“摆龙门阵”，能“聒天”，好“谝传”，爱“唠嗑”，并非北京人的专利。若干年前，我在成都的一家担担面馆等人（那时候四川还没发展到全省皆涮呢），看着旁边几个口若悬河的人就感觉有些奇怪：大半是受了古龙武侠小说“蜀中唐门”的影响，真以为四川人大都缄默而凶悍呢。那时候三峡才开始动工，话题就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地方发展规划水土保持功在千秋事有利弊等等，不小心我插了句嘴，不料没遭白眼，跟前倒多了杯“大曲”，好在等的人没到，于是也就加入进去了。后来由澜仓江聊到湄公河，苏联援建埃及的大坝到以色列与阿拉伯的水之争，四川人的能聊算是领教了。　　此外亲身经历的还有天津，还有哈尔滨、牡丹江。都说东北人豪爽好客，可我以为他们的能“侃”会逗笑儿，天生的乐观幽默的特点至少不比豪爽来的差，要不怎么出了赵本山跟雪村呢。假如你在那里的城乡结合部碰上了个见过世面的赶大车的，再假如你一不留神让他欣赏上了或者一不留神话里伤着他了，那就听吧，我敢担保，北京胡同里的“片儿汤话”大师，仨绑一块儿也不是对手！　　话虽是这么说，北京人的擅长“神哨”并且历史悠久也是事实。过去就不提了，那时候的“小道消息”、政治幽默大都出自北京。而现在，北京人，或者说相当部分的北京人，“懂”政治，关心时事，好发宏论，擅分析时局，喜针砭时弊，还多少对历史有些研究，也是事实。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儿没准儿就会发现，各地的“神聊”、“胡侃”、“山哨”各有特色，其他地方的内容、范围就不一一说了，可北京人偏重于政治、文化大概是不会错的。　　然而遗憾的是北京虽然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可北京人却不一定全是政治家文学家，因而有的时候就给人以“痴人说梦”的错觉，因而也就难怪有许多外地人说北京人很善于“信口开河滔滔不绝”了。最新的“段子”说，刘晓庆的被抓，四川人首先查出她根本不能算四川人；上海人先是全表示不知道，然后听说歌星和影星本来不是一回事立刻就义愤填膺了，然后赶忙分析富人纳税对股市的影响；广州的酒楼已经推出了“监狱套餐”，电视剧《影后的末路》也已经到了后期制作了；而北京的文化人则全不表态，倒是马路边儿摆摊儿卖袜子的压低了嗓子：你知道她得罪谁了吗？　　其次，某种程度上的地域差异造成的语言习惯上的不同，表达方式上的区别，也容易引起误会。有位叫严亚亚的先生写了一篇《感受京腔》的文章，这个“仅在北京生活了大半年”的作者，居然说北京话听起来“说不出的亲切和舒服”！受宠若惊之余，真有好好跟他聊聊的冲动，我相信正经的北京爷们儿没一个不想结交他的。文章中说北京人说话，一是快，二是发音较含混，三是儿话音很多。　　这三个特点，我相信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听了，多半会有些莫名其妙的。　　先说快，初到江浙、湖北、四川等地的北方人，差不多都有跟不上趟儿的感觉；我在无锡听过女人吵架，哪还是什么“软语”，真跟炒豆儿似的，听得我直喘不过气儿来；武汉街头听俩人抬扛，则完全“耳不暇接”。再说含混，现在有不少北京人已经承认了，可是仍旧有人认为“正经的普通话”本来就是这么说的。至于儿话音多，那就要看跟哪儿比了，你听河北保定一带听听试试。我认识一个河北新城县的哥们儿，说猪下水：肠儿肚儿，“儿”是特意强化突出的，听着就想笑。　　按说口音、方言的不同与“耍贫”、“油腔滑调”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可一旦在感受各种口音的时候哪怕是掺进了一点儿感情色彩，说话人要表达的意思甚至神态用心往往就会发生变化，产生歧义。这也是我上边罗嗦了半天的原因。　　我看过一个电视台的搞笑节目，就是给日本电影《追捕》重新配音，罪犯那原本冷酷生涩的声音忽然变成了河北乡下土里土气的味儿了，结果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可是要注意的是，那个配音者的家乡人，很可能笑的就不很厉害。还有看过长春电影制片厂早期译制的苏联电影吗？那里边的苏联军官一嘴的东北话，猛一听以为赵本山配的音呢，好听是好听了，可总感觉不对路子。　　我在平谷县的一个小山村生活过几年，那时候尚未改革开放山区还是相对闭塞的。偶尔跟一位大叔谈起隔了不到十里临近的村子的说话，那大叔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没有，说他们村儿的人说话都跟驴叫一般，原因是他们那边儿水硬。　　北京人的风趣调侃以及某些语言习惯，让某些不习惯或本来就心存戒心的外地人听来，往往会产生误会，甚至令人生厌。可能不是主要原因，但也可能是北京人“贫”的一个因素。饭馆里同样一句“来了您呐”，有的人就可能感到亲切友好，有的可能就感觉对方是在表示“又来了一个挨宰的”所发出的欢呼；“慢走了您呐”，也许是客气，可没准儿是“快滚吧”的艺术化。相声大师也是语言大师侯宝林模仿让自行车撞了的人：“你给你爸请大夫把我撞药铺来干吗呀？”我相信，这样的“贫”并不是所有的人，包括北京人所能够理解、欣赏的。　　同样是骑自行车发生碰撞，萧乾先生有过记述，说有一回雪后路滑差点儿撞倒了人，对方当然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