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一带一路”PPP项目规避五大风险有“讲究”_中国发展网
开展“一带一路”PPP项目规避五大风险有“讲究”
摘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复杂、宗教文化多元，包括战争、内乱、国有化征收、汇率波动等区域性风险系数较高。不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后发优势明显，同时具备人口红利和土地资源优势，基建投资机会巨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复杂、宗教文化多元，包括战争、内乱、国有化征收、汇率波动等区域性风险系数较高。不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后发优势明显，同时具备人口红利和土地资源优势，基建投资机会巨大。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投资过程中，PPP模式逐渐崭露头角。本文作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经验，就&一带一路&PPP项目风险提出了应对措施，颇具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其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沿岸经过65个国家，横跨欧亚非3个大陆。而从基建投资的角度而言，主要存在如下特点：
&&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偏低，基础建设较为落后，但人口和土地资源优势明显，基建投资机会巨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覆盖了全球近70%的人口，但普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中49个为发展中国家，2015年除中国、印度、俄罗斯外，其余国家经济总量均在1万亿美元以下，与该地区人口占比存在较大落差。同时，长期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缓慢，多数国家基础设施不尽完善，这为海外资本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会。据预测，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总规模或高达6万亿美元。
&&投资风险偏高，但区域后发优势明显，投资利润空间较大。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集中了世界四大文明、三大宗教的发源地，涵盖了现代社会三大主流法系，宗教文化上多元化特征明显。而且其中很大比重国家未形成现代化的政治体系和经济模式，导致法治建设落后、商事信用缺乏等，这些无疑增加了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地缘政治极其复杂，暗合了全球&不稳定之弧&，战争、动乱、罢工等风险性事件时有发生。
不过，从投资角度而言，风险往往和收益成正比，高风险地区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也造就了投资利润空间。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自身发展资金严重短缺，为有效吸引外资，以上国家普遍出台了不同程度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包括减免税收、政府补贴等：如越南的《外国投资法》给予特别鼓励投资项目4年免交所得税及4年后减半征收的优惠。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后发优势明显，同时具备人口红利和土地资源优势，未来10年间将是其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投资回报率较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有更高的上浮空间。
&&资金和技术存在缺口，对应中国企业优势，具备投资盈利基础。
因为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系数普遍较高，甚至部分国家政府信用尚存瑕疵，所以该地区大型基建项目往往面临融资贷款压力。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前，未出现大量热钱涌入的情况。同时，由于长期城市建设滞后，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缺乏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经验，也未形成享有全球优势的专利性基建技术和高效的综合运营能力。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的缺口，恰恰对应了国内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资管等）相对充裕的资金供给，以及以中国建筑、中国铁建等为代表的先进基建制造商的技术优势，形成了资金和技术上的对接。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投资出现了产业链上移、参与主体综合化等新的趋势和特点，颇值得关注。
企业盈利模式从EPC转向BOT/PPP
工程总承包（简称&EPC&）模式曾经是国际基建商的主要运营模式，通过承包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全过程或若干阶段，对所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费用和进度负责，并收取工程款。2015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签订了近6000个EPC项目合同，金额高达930亿美元。EPC项目充分体现了中国基建企业在国际工程建设中的先进技术和项目管理能力。
不过，虽然EPC模式下，基建商可以在项目建设完工后的短时间内，通过应收账款买断等方式收回全部资金，资金回笼压力较小。但近年来，由于利润空间不断压缩，国际工程承包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10%左右。为获取更高的利润率，大型基建商纷纷着手向产业链上游转型，开始介入项目投资环节，并参与项目建设运营的全过程，盈利模式由EPC向BOT/PPP转移，以此享受工程项目的后续利润。包括中国电建集团、中国能建集团等大型基建商均设立了专门的海外投资公司，专营海外PPP投资项目。
企业参与主体由单一趋向综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需求，不但给传统的基建商提供了转型的机会，更赋予了产业链上更多中国企业以商机，包括银行、保险、供应商等。
例如，中国在印尼首例BOOT项目&&印尼巨港150MW电站项目，由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中国成达化学工程公司、SSP（一家印尼当地公司）按照54%、44%和2%的股比合资设立项目公司，其中项目公司自有资金占10%，另90%由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同时中信保为本项目承包了海外政治保险，而项目的主要供应商除两家印尼公司外，南京汽轮电机公司也占有重要比例，最终该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简称&FIRR&）达到了26%。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参与海外PPP项目的主体从单一基建商转变为多元化机构，涵盖了金融业、制造业等多个领域。这意味着更为广泛的中&国企业可以参与&一带一路&基础建设投资，分享投资红利。
责任编辑：潘世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风险与对策_参考网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风险与对策
张国旺[摘 要]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合作稳步推进，亮点纷呈。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社会经济体制建设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因而缺乏有效的投资保护政策，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都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合作，应加强战略对接，创造良好投资合作环境；落实顶层设计，提供投资合作支撑；共建合作平台，促进投资便利化；畅通投资渠道，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投资；风险；对策[DOI]10.ki.zgsc.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合作存在巨大提升空间。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慢以及保护主义盛行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所下降，但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日益紧密，并提振双方投资合作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同时，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取得富有成效的进展。商务部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地已累计吸收中国500多亿美元的投资，与中国新签额度达3049亿美元的对外承包工程合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资金支持，9个贷款项目额度为17亿美元；中国成立的“丝路基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额达40亿美元。2016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3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145.3亿美元，较上年下降2%，占同期总额的8.5%，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马来西亚为主要投资目的地。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与中国企业新签了8158项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额达1260.3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36%。沿线国家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中的份额达到51.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较上年增长9.7%。2017年前4个月，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39.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比例达15.1%，而上年同期这一比例仅为8.2%；中國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与中国企业新签1862项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合同额达318.5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2.3%；完成营业额为189.5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8.1%，同比增长5.6%。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方面，根据商务部（2017）统计，截至2016年9月，中国企业建立了77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涵盖了36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领域包括加工制造型、资源利用型、农业加工型以及商贸物流型四大类，涉及产业包括轻纺、服装、家电、钢铁、建材、化工、汽车、矿产品加工等。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泰中罗勇工业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伊朗奇瑞汽车工业园、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成立较早、运行良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1]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状况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很多国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社会经济体制建设不完善，因而缺乏有效的投资保护政策，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都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对“一带一路”沿线35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偿债能力、政治风险、社会弹性和对华关系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评估。从总的评级结果来看，多数国家的风险级别较高。其中，仅有新加坡为低风险级别（AAA-AA）；中等风险级别（A-BBB）的国家为26个，占评估国家总数的比例为74.3%；高风险级别（BB-B）的国家为8个，占评估国家总数的比例为22.9%。这些国家中，多数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稳定性差；部分国家由于国际地缘政治和国内政局动荡等因素的影响，拥有较高的政治风险。并且，在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较为明显的分化。从风险类别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大的潜在风险为政治风险，同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也是制约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活动的重要因素。从国家类别来看，相对于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评级结果总体较低，投资风险较高。排名前五的国家中除了阿联酋外均为发达国家。评级最高的新加坡，其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稳定性、对华关系、社会弹性都位于很高的水平，对中国的投资依存度较高，而且投资受阻程度很低。此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吸纳新加坡、以色列和匈牙利为创始成员国，这反映出了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建设投资的支持，将有利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从横向比较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经济基础和偿债能力的评分结果明显低于中国对外投资风险整体水平，但是对华关系的评分结果高于整体水平。在政治风险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整体纳入评估的57个国家排名中处于中等偏低位置，政治风险评分比整体低7%；在经济基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整体57个国家排名中也处于中等偏低位置，比整体经济基础评分低4.4%；在偿债能力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和整体的差距较小，比整体偿债能力评分低2.7%；在社会弹性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整体水平十分接近，在整体中的排名也比较分散；在对华关系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于整体水平，排名较为靠前，其中对华关系排名前10的国家中有8个为“一带一路”国家。[2]3 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的对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既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配合，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离不开企业的主体作用，将投资合作落到实处。具体来说，在国家、政府和企业层面，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的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endprint3.1 加强战略对接，创造良好投资合作环境战略对接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途徑和内容。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不断寻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愿景和总体规划的契合点。截至2016年，公开表达了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和参与意愿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00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46份，涉及3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领域包括国际互联互通、产业合作、贸易与投资、货币金融、科学技术、社会民生、人文教育、海洋合作等。201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SCO）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5次会议在俄罗斯乌法举行，会后与会元首发表《乌法宣言》，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明确表示支持。联合国也多次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2016年11月，联合国决议对“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表示欢迎，并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第2344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手段。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世界卫生组织（WHO）分别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文件。这些文件的签署大大深化了中国与各有关国际组织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关系。在国别方面，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捷克、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塔吉克斯坦、沙特阿拉伯、波兰、匈牙利等国分别就战略和规划对接与中国达成共识。[3]3.2 落实顶层设计，提供投资合作支撑为了落实共建“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中国提出了多层次的空间布局，具体包括“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合作框架。“六廊”即“六大经济走廊”，包括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六大经济走廊涵盖中国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自治区，涉及蒙古、俄罗斯、荷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越南、新加坡、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和缅甸等国家及所在地区。“六路”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六大领域，包括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多国”是指一批先期合作国家，“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的合作港口。“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体框架，尤其是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为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撑。3.3 共建合作平台，促进投资便利化近年来，为了打造面向欧亚、对接周边的现代国际贸易聚集平台，中国大陆部分地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园区建设。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沿边省区已建立7个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17个边境经济合作区和2个双边边境经济合作区。在国际上，还就双边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与尼泊尔、缅甸、蒙古、越南等周边国家开展深入磋商，并取得积极进展。中国企业正在建设的56个经贸合作区涉及“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累计投资额185亿美元以上。这些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双方深化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与白俄罗斯、泰国、埃及等国合作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成效显著，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上的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中国一直支持跨境投资的便利化。近年来，为了吸引各国企业来华投资，中国政府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为外资准入创造良好条件，并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省市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双方投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截至2016年，与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53个，并且大部分国家与中国建立了经贸和投资合作促进机制；与中国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54个。这些协定和机制的建立为扩大双方企业相互投资提供了制度保障。[3]3.4 畅通投资渠道，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企业是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市场主体，更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的实施主体。扩大对外投资、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中国走向海外的企业已有3万家，总资产达6.4万亿美元。为了畅通投资渠道，更好地发挥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合作中的主体作用，还需要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要尽快制定国家对外投资法。境外投资是一个涉及国家层面的复杂系统工程，它不是简单的资本输出行为，而是与政治、法律、市场、技术、文化等诸多方面相互联系，需要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作支撑和保障。为了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法可依，应顺应经济发展大势，尽快出台国家对外投资法。二是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支持。当前，企业遇到的一个最大瓶颈就是外汇受到严格管制。为了便于企业开展正常的投资经营活动，国家在保障金融安全采取外汇监管时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管理和区别对待，而不要简单地实行“一刀切”。三是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绿色通道”和境外保护。对于企业的投资经营来说，时间就是商机和效益，因此需要国家加快完善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与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投资的审批，为一些优良而紧迫的投资项目开设“绿色通道”，不断完善登记制度，对贷款、海外融资、人员出入境、进出口经营权等方面的限制条件要适当放松。[4]参考文献：[1]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6）[R]..[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R].2017.[4]江金骐，洪鸿，龚友国.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外汇支持[N].中国企业报，.endprint
2017年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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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一带一路”机会中应规避三大投资风险
第一财经周东春 20:25
在我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又该如何把握&一带一路&的机遇呢?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贸易走出去。
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早阶段，主要以进出口贸易、劳务输出和初级工程服务为主。这个阶段主要以国外办事处为存在形态，还停留于信息交流阶段，参与当地产业经济的深度比较浅。
第二阶段：中国投资走出去。
改革开放走上快车道之后，以央企、国企为代表的中国平台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国家鼓励它们走出去在海外投资基础设施，顺带援助相对落后的国家，包括能源、港口、公路、管网、信息等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但角色还是以乙方为主。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制造型企业为了更好实现全球化，增加国际影响力，主动在海外投资建厂，借助国外的技术力量和政策，逐渐实现了国外生产的本土化。
第三阶段：中国品牌走出去。
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之上，除了国企之外，民企已经发展壮大、实力雄厚，这些大型企业凭借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不断向海外拓展。这个阶段是带着实力，带着信心，带着品牌走出去，角色已从乙方转变为甲方，参与内容也开始从传统工程承包、投资建厂变成了产业运营、技术并购、创新交流、品牌输出等。这是新一轮的海外品牌和资本输出战略阶段，其玩法和手法较之前大相径庭。
四大海外投资热点
在&一带一路&的新发展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投资方向和热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1.基建能源交通领域：作为传统热点投资领域，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和相对落后的国家，未来还会有很大发展空间，主要以中交建、中电建、中铁等大型央企走出去为代表。但是，这些企业未来需要转变传统发展思路，要从乙方的工程承包商向甲方的综合运营商转变，修路建港口只是基础，而沿线或周边的优质资源的控制和运营更为关键。
2.特色园区运营领域：现在很多中国民企也在走出去，在海外动辄拿下几十乃至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一般会按照经济特区、旅游度假区、产业园的方向去打造。在这个领域，从长线资源控制角度，未来会有很大发展空间。但是，由于海外跟国内发展背景截然不同，并且企业对项目未来战略发展创新思路并不是很清晰，所以，短时间内很难形成气候。所以，如何给海外特色园区项目找到魂魄，打通关联，如何创新发展模式、如何长计划短安排，显得至关重要。
3.主题商旅地产领域：中国的不少大地产企业在海外都在进行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投资，这里面的机遇和风险并存。由于土地私有制和国外没有中国超强的消费力，也未经历中国这样的快速城市化阶段，中国企业的传统套路不见得适用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发展需求，反而那些具有潜质的主题旅游、特色度假、特色商业等方面的项目具有一定持有价值和发展潜力。
4.国际技术并购领域：国际技术并购是传统企业再创新的重要渠道，重点在高科技、新能源、通航、健康、金融、互联网等领域。中国资本型企业和制造型企业，通过国际技术并购，不仅可以加快企业创新步伐，壮大企业发展规模，而且可以有效吸收目标企业的技术专利和技术人才，融合创新，实现企业的真正全球化。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还有很多投资机会，每个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的实力和资源，去发掘海外真正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投资机会。
企业需规避三大投资风险
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遇与风险并存，特别是在风险方面，更要引起重视。海外投资可能会面临层出不穷的问题，有遇到各种阻力被迫叫停的，有与当地文化和政策冲突、导致项目悬而不决的。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和规避风险，防患于未然。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国家环境动荡，对项目投资过于敏感，利益分配不均衡，涉及政治外交平衡，涉及国家能源安全等因素,都可能会给项目造成很大阻力。所以，一个企业在进入一个国家之前，首先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政治风险评估，判断政治风险指数和投资可行性，谋定而后动。
2.文化风险：要具备与本土文化、社会习惯和法律的兼容性。&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语言文化、商业规则、法律体系、行业标准等方面情况比较复杂，对中国企业的适应能力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很多相对落后的国家缺乏会计、律师、咨询等中介机构，而中国的很多海外投资企业容易忽略本土文化、社会习惯、政策等方面的专业研究和评估，这会给企业在前期沟通、后期管理和运营等方面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3.市场风险：主要是企业推出来的产品是否接地气，是否符合当地市场需求。因为很多国家的市场与国内市场没有可比性。我们在参与老挝一个城市综合体项目时，发现当地根本没有房地产市场概念，更像几十年前的中国，只能通过创新的方式去另辟蹊径。所以，深入研究当地市场消费习惯和市场容量对于企业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总之，中国企业要想更上一层楼，应当要抓住&一带一路&这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接轨世界发展标准，打开更为广阔的全球化市场。
(作者系智纲智库深圳中心副总经理)
编辑：黄宾梁亚滨：“一带一路”的实质、风险与未来_人民时政_人民论坛网
梁亚滨：“一带一路”的实质、风险与未来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是什么？就目前来看，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各种解读，例如&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论，实现&中国梦&论和针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制论等。这也说明目前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本文认为&一带一路&的实质从&改革开放&的逻辑来看，应该是维持并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商业体系和贸易环境。
1、&改革开放&的成功逻辑
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勤劳致富&观念，认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只要不懒惰，就一定能够富裕起来。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在既定条件下，勤劳致富的边际效应是快速降低的。事实上，千百年来中国勤劳的老百姓相对于同时期的欧洲人并未表现出突出的富裕程度。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所做的研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仅在宋明时期，即10-15世纪期间，略高于欧洲，其它时期都低于欧洲，进入18世纪即近代以来便远远落后于欧洲。中国古诗中描绘的社会场景也并不支持勤劳致富的现实，例如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就写到&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真正的财富创造有赖于一整套健康完善的分工、流通和交换制度或规范。这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在财富的创造中，商业流通，即交换和贸易，可能比单纯的劳动更为关键，因为只有正常的商业流通才能促进社会分工，刺激生产，并实现交换方不同的比较优势，不断创造出新的商品和服务，增加社会财富。事实上，尽管中国人深信勤劳致富，但现实中是要么很多劳动都被无效浪费，要么被大量闲置。这两种情况都曾广泛存在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方面农民在为生产队集体干活时，存在大量&磨洋工&现象；另一方面在农闲时会出现大量闲置劳动力，集体靠在墙根下晒太阳&侃大山&经常是农村的常态。因此，我们看到此时的中国呈现贫穷与劳动力闲置并存的现象，发展的潜力并未激活。
然而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开始了中国长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并在这期间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创造出难以想象的大量社会财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人变得比以前更加勤劳了，而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性转变创造出健康的经济结构。我们谈&改革开放&往往笼统地理解为&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并打开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但并没有追问一些关键问题，例如：&什么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怎么改？&以及&谁开放？向谁开放？&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改革&，毋庸置疑是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和历史经验可循。可供借鉴与参考的唯一经验在哪里呢？在西方。因此，改革的一个重要导向性任务是&向西方学习&。
同理，&开放&也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的中国打开国门参与国际贸易和竞争，同样重要的是西方也打开国门对我开放，允许我参与国际贸易和竞争。这是改革开放能够获得成功的另一半逻辑。只有这样，即双方开放，我们才能够顺利接触到国际原材料市场、消费市场和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以及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在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发挥比较优势，把长期闲置的大量劳动力转变为不断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巴西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卡多佐认为：&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因此不发达国家可以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关系来服务于自己的发展，而不是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独立发展道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有赖于出口导向型的发展路径，其本质是欧美资本来华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然后销售到欧美市场。正是这一路径打造出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其实是不断融入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从边缘到半边缘，向着核心不断努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地位和份额。这期间既有我们自己的努力，也有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对我国接纳的因素，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充分体现在我国从努力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到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整个过程中。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访美期间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2、&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动力
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当初愿意接受一个曾经的&革命者&和长期的&挑战者&中国呢？事实上，自从中国先后放弃&一边倒&的亲苏反美政策和&两个拳头打人&的既反美又反苏政策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最为重要的外交政策与目标之一。直到2002年即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共十六大报告依然在坚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西方对中国的接纳大概主要出于两个因素。一方面，中国巨大的人口优势代表了无限的发展潜能和市场空间。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可以使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与竞争，有助于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实现互惠互利，创造财富，符合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启动的全球化逻辑。换句话说，西方有利可图。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希望经济上的联系、深化和成功，最终能够从政治上改变中国。笔者2005年在英国读书期间，广泛接触到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必将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权力的分散化，最终削弱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在中国实现西方所期待的民主化。
然而现在这两个因素都出现了问题。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单一国家经济体，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越来越强，欧美市场也趋于饱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华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也被逐渐取消，轻易获取高额利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非但没能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而增强了其合法性和统治地位。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被描绘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之一，也因此被国内外的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共能够长期执政的基石之一。因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戒备和抵制情绪越来越强烈。
在中国看来，最为明显的表现无疑是来自美国的两项战略性政策规划：&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重返亚太&。前者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排除中国的区域一体化贸易体系。新制度和规则的引入可能会架空目前依然使中国受益的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一系列非关税贸易壁垒，重塑世界贸易格局。奥巴马在日的一次采访中为TPP辩护说：&如果我们不能塑造使我们的商业和工人在市场上参与竞争的规则的话，那么中国就会制定有利于中国工人和中国商业的规则。& 日，美国中美关系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更是明确指出，TPP就是针对中国的，美国要敦促所有亚洲伙伴国批准该协议。因此，中国目前面临两种不同速的全球化，西方想要另起炉灶。换句话说，TPP一旦成功很可能会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一起剥夺中国继续参与全球化的权利，从而永远将中国置于国际贸易与竞争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后者则具有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针对中国崛起的明显的遏制意味，是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洋上不断发生外交纠纷与军事对峙的背后因素。2012年版安全战略《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曾明确指出，鉴于&中国作为地区强国的崛起具有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经济和安全的潜力，& 美国制定并推出&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美国希望通过强化双边和多边同盟体系、推进TPP、TTIP等手段，不断增强本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存在，以确保其作为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稳定主宰者的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出现巨大而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以巨额投资为代表的刺激性政策，提前透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挤压了未来的发展空间，造成资源的无序开发以及环境的严重破坏，同时导致过剩产能急剧扩张，短期内推高了我国的整体负债水平，推延了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机会窗口。传统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呈现边际效应快速递减现象，给经济发展形成明显的下行压力。中国迫切需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发新的国际投资、生产和消费市场，即&走出去&。
3、&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
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适时推出，其实质是试图维持或者重新塑造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商业体系和贸易环境。一方面，中国希望通过大规模资本、项目和技术输出，强化与其它国家的贸易关系，打造中国版的区域一体化模块，避免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年进行的一项贷款实际利用情况研究表明，70%的海外贷款都附加了前提条件：至少一部分资金将用来采购中国的设备和雇佣中国劳动力。同时，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所实施的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努力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模式复制到其它国家和地区，进而增加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就像三十年前西方国家在中国所做的那样。尽管尚无充分数据能够证明其它国家也能够实现类似的增长，但既然三十年前西方国家能够在中国培育成功巨大的生产能力和消费市场，那么为什么中国不能将这种努力在其它国家地区尝试一下呢？中国希望与世界上更多国家在全球化或区域一体化的路径上分享发展的成果，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均衡发展。这也秉承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以来对国际秩序的新观点，不再寻求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是&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风险
作为一个宏大的计划，&一带一路&倡议被赋予了过多的热情、意义和期待，几乎涵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艺术等所有行业。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目前中国从上到下、从西到东、从经济到艺术的各行各业都在热烈讨论，甚至炒作这样一个新概念，并试图将所有项目都尽量与之建立联系。这反而模糊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位，削弱了其推行的效率。即便按照目前商务部最小范围的定义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也包括65个国家：东亚的蒙古，东盟10国，西亚18国，中亚5国，南亚8国，独联体7国，中东欧16国。这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变得无比庞大，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很难实现高效率的投入和产出，反而非常容易沦为&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式的试错行为。&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1、战略谋划拖累市场经济规则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时往往存在强烈的政治性指令倾向，附加了诸多战略上的意义。这给&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地和实施带来极大的道德风险。如果项目的落地不是基于成本收益核算，而是某种政治决定的&国家投资&，那么失败的学费永远交不完。目前国内存在一种不健康的氛围，把&一带一路&倡议炒作成举国动员、不惜一切代价执行的&神圣战略&。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也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相违背。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
委内瑞拉的高铁项目是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典型失败案例。技术上来讲，一个国家想要建设高铁至少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人口众多、资金雄厚、电力充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铁能够实现盈利。然而，在2009年中国同委内瑞拉签署高铁合同时，委内瑞拉一个条件也不符合。所以该合同的签订显然不是出于经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其失败也几乎早就注定。所以，&一带一路&倡议若想获得成功必须严格遵循商业规则，绝不能做&赔本儿卖吆喝&的国家冤大头。
国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泛战略化&和过度热情已经给一些原本非常有前景的项目带来消极影响，例如中泰铁路的合同签订就经历了一波三折，至今依然无法尘埃落定。泰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不但在政治上处于东盟国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地理上能够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陆上和海上运输的连接点。同时，中泰铁路项目本质上具有互利共赢的商业属性。但是中国势在必得的战略性解读，不但容易引发泰国国内和其它国家对该项目真实目的的猜忌，而且提高了泰方的谈判筹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历经10年协商之久的中泰铁路最终在日奠基，尽管由最初的高铁方案改为中速铁路方案，但依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个标志性项目。然而，不到四个月后的日，泰国政府突然变卦，出于对贷款利率等因素的考虑，泰国决定自筹资金投资中泰铁路项目建设工程，不再向中方贷款，同时将高铁改为大幅度缩减原规划路线到三分之一以内。泰国交通部长对此曾表示，中泰铁路合作项目是连接该地区的一个重要政府间项目，也是为了纪念中泰两国建交40周年，&这正是我们为何对中方说，这是一个友谊项目，所以不要赚取任何利润。&尽管波折与反复在商业项目的实施中非常常见，但即便最后中泰铁路能够最终建成，经过修改后的路线也无法与中国的铁路相连，原先的所有战略性假设也将不成立，其经济价值也将严重缩水。
2、对地缘政治风险重视不够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谋划中，很多学者和媒体人士过于沉醉于对雄伟蓝图的描画，反而对明显的地缘政治风险视而不见。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项雄伟的蓝图都会毫无例外地引发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因此，一项能够使各方获得&绝对收益&的项目未必在现实中能够顺利实施，因为很多间的博弈往往更注重&相对收益&。&一带一路&倡议的陆海两条路线都穿越地理上的&破碎地带&，突出特点是大小国林立，民族宗教文化繁杂交汇，历史包袱沉重，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地缘政治风险极高。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样板，中巴经济走廊的谋划太过于自信，忽视了地缘政治的影响。一方面，南亚地理环境存在诸多脆弱地带，历来是东西方商人或入侵者觊觎的战略目标或通道。这大大破坏了该地区寻求安全与稳定的努力。一波又一波的入侵者使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流动性很强的文化有机体，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在这里交汇。地理与文化上的破碎状态使得在该地区很难出现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一的中央王朝和确定明晰的国家边界。甚至在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很多地方依然是宗教极端势力、地方军阀和山地部落的领地，无法实现一国内部的政治统一。这种情况导致该地区成为域外大国进行势力角逐的重要场所。同时，反过来，很多国家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外部大国的支持。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内部存在诸多地理和文化上脆弱性，极易被外部势力渗透和利用。这种外部势力，既包括周边和域外大国，同样包括各种极端势力。因此，中巴经济走廊要想获得成功的话，投入必须非常巨大，以压制各方势力的反对，或与其达成妥协。另一方面，中巴经济走廊穿越与印度存在领土争议的克什米尔，已经遭到印度的强烈反对。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斯马-斯瓦拉杰（Sushma Swaraj）就指出，莫迪总理在访问中国期间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同时，印度政府还召见中国大使表示反对。事实上，早在3月份，巴基斯坦就在俾路支省拘捕了一名疑为印度情报机构&印度调查分析局&(RAW)的间谍，认为印度在该省支持分裂叛乱活动。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拉希勒&谢里夫(Raheel Sharif)在瓜达尔召开的有关&中巴经济走廊&影响的发展会议上表示，中巴经济联盟的意义已在该地区&惹来非难&，&在这一背景下，我必须指出，我们的近邻印度，已公然挑战这一发展倡议。我要特别提及印度的情报机构印度调查分析局公然参与破坏巴基斯坦的稳定。&由此可见，如果中巴经济走廊不顾忌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印度将非常可能利用巴基斯坦的脆弱性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建设一个地区很不容易，但是破坏起来却非常容易。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样存在类似的地缘政治风险，特别是我国想要争取的一些关键国家，例如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都与我国存在领土主权或海洋权益争端。尽管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存在较深的依赖，但政治上依然存在对华信任赤字，所以安全上多依赖域外大国的支持。近年来南海愈演愈烈的岛礁争端无疑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趋势，而美、日等域外大国也对此积极利用，以削弱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力。
&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自由主义路径，希望通过增强与沿线国家的深度一体化合作来加大各国的&绝对收益&。然而，安全问题往往涉及的是&零和博弈&，是现实主义路径。目标和路径的差别增加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也加大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理想目标和现实可能之间的距离。
3、缺乏统一标准
在资讯高度发达、民权意识不断觉醒的今天，纯粹的商业活动已经很难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因此，有远见的企业往往在其商业活动中融入符合现代理念的价值观，以谋求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由于过于宏大，具体项目的设计和推进可能涉及多家企业，缺乏统一的符合现代理念的标准和价值观。
在绿色环保方面，我国企业大多缺乏具体而统一的标准、措施和指导计划，导致很多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不断遭遇环保机构或民间团体的阻挠和抗议。2015年底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蒙古达成协议，投资蒙古多座水电站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向蒙古方面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以开工建设埃金高尔水电项目。然而该合作项目遭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对，2016年6月被以生态理由而冻结。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总经理谢尔盖&茨普料纳克对此透露说：&这条河是贝加尔湖的主要水源，而贝加尔湖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对该项目进行评估，在得出结果之前，该项目将会被冻结。&
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较少体现民主、公开和透明原则，也不太注重对少数族裔经济、宗教、文化权利的尊重，极易引发当地民众的集体抗议和杯葛。中国企业&走出去&非常习惯走&上层路线&，注重维护与目标国中央政府层面的关系，对基层情况往往缺乏必要的调研、征询和利益分享机制。这导致中方投资者要么无法得到与沿线环境和社会风险相关的真实信息，要么是信息严重滞后。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的搁浅和巴控克什米尔连续爆发反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民众抗议，既与外部势力介入有关，也与中国企业没能对当地民众的正当权益做出积极回应有关。受米松水电站影响的克钦族和中巴经济走廊影响的吉尔吉特人在两个项目的设计和推进过程中都有被忽视和相对剥夺感，因此以各种理由加以反对。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在立意上并没有错，但在推行过程中必须把握度和技巧。首先，明确定位，政经分开，避免泛战略化。讲战略意义不等于可以忽视商业利益，如何能既实现国家战略，又具备商业价值，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意义所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是维护并塑造对我国有利的国际商业体系和贸易环境，其政治上的战略利益体现在经济利益的维护与实现之中，所以切忌为了所谓的战略利益，制造一些伪命题，不计成本地进行投入。否则便是缘木求鱼，不但无法实现既定目标，反而陷入地缘政治的斗争漩涡中。
其次，务实与务虚分开。务实方面，尽可能缩小&一带一路&倡议的覆盖范围，企业先行，精耕细作，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资源都是有限的，目标范围越大，平均起来获得的投入就越小，效率就越低。因此，国家必须考虑成本，企业必须考虑利润。&一带一路&倡议应为连通&市场&而服务，而非为&连通&而连通。务虚方面，则恰恰相反，应扩大范围，学术先行，增强调研。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不仅存在诸多刻板现象，而且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多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忽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借助&一带一路&的概念，加强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以更好得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再次，正视安全困境，摒弃绝对安全理念。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就是其它国家的绝对不安全，因此安全困境的存在一定会导致所有国家采用各种手段来抵制和破坏任何国家试图实现绝对安全的努力。绝对安全并不存在，也无法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实现并加深彼此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形成命运共同体，因此安全也一定是各国共享的安全，而非一国对他国的压制性安全。
第四，增强战略定力、坚持和平道路。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告诉我们，武力不可能征服世界，但是具有竞争力的商业可以。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经验也证明，对抗与封闭无法实现中国的复兴；相反，合作与开放可以实现这一点。世界和平是我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一带一路&成功的前提和基础。在和平时代，国家间的角力与博弈依然存在，但更多地体现在战略定力上，比拼的是外交智慧和技巧，而不是蛮横。强硬虽然容易在国内赢得喝彩，无益于解决问题，甚至恶化局势。我们不可能强迫别国遵循我们提出的秩序，唯有靠吸引。所以，&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构出足够强大的&软实力&，吸引其它国家拥护并主动加入。而根据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文化仅仅是软实力的来源之一，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因此国家在建构和施展软实力的时候，外交政策既要注重实用技巧，又要体现出价值观。国际关系中的主流价值观无疑首推对国际法的尊重和信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以国际法来约束我国的自身行为和方式，可以大大增强行为的可预见性，对外可以削弱安全困境，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对内可以缓和民族主义情绪，培育民众的理性思考能力和成熟大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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