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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种植可行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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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种植可行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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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雅 馨梓?)
第三方登录：奉献——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政委、少将王传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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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部队来的。兵出身，不懂经济，来是向大家学习。我这个人本事不大，但我支持有本事的人工作。 ——王传友
天山网讯 新疆的王传友是个传奇人物，早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培养教育，是名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一生坚守着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工作。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坚持原则，务求实效、敢于担当。他的根是苦的，果是甜的，品质是高尚的。
他从学校走到部队，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曾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下可简称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下可简称为西中心）和白城兵器试验中心（以下可简称为白中心）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1990年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1994年年底，他调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和政治委员。他一生都在无私奉献，立新功，尽职尽责，直到光荣退休。回眸他的一生，光阴没有虚度，诚至金开，成绩斐然。
难忘的童年生活
追根溯源，王传友是周灵王太子晋的后裔。大约在距今150年，王传友的祖先就由现在的安徽省阜南县王化集迁至现在的河南省固始县蒋集镇。王传友的父亲王世洪（在世时人们都叫他王彦洪，）从十岁开始就给地主扛长工，后来，还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坐过牢，做过苦役，吃尽了人间苦头，九死一生。他的父亲经受了那些非人间生活的煎熬，但却活了下来。乡亲们都知道，他的父亲勤劳、朴实、善良、开朗，平时很少生气，还喜欢抽烟喝酒，但身子骨硬朗，结实，很少生病；一生疼爱子女，从来没有打骂过他们。1983年春节刚过，九十岁高龄的他无疾而终。王传友的母亲王张氏（解放后户口登记时取名张彦红，对外没用过，），二十岁那年与王传友的父亲结婚，一生中所吃的苦比自己的丈夫还要多。他们婚后生育有两男三女，最小的就是生于日的王传友。母亲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不但勤劳持家，而且教育孩子也很有方法。
在子女的心目中，王传友母亲的形象是伟大的。母亲身材瘦高，有毅力，能吃苦耐劳，样样活都能干。犁地、撒种、车水（用手摇水车车水）、锄草、收割等等农活样样都精通；操持家务更是一把好手，在当地妇女中无人可比。
母亲的言行让子女们铭刻在心，“做人要冻死迎风站，饿死打饱嗝。”母亲在强人恶人面前从不低头，在困难危险之中从不畏缩；她常常说：“不要记仇，冤家可解，不可结”；“别人对自己不好自己难受，自己对别人不好，别人也一样痛苦”；“人不能有十年媳妇熬成婆的想法”；“帮人要帮贫”……母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小的时候，受过继母虐待，而她长大成家之后，却以德报怨，把老人接到自己的家中，进行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为继母洗头、补衣、做鞋，直到送终。
母亲对自家人是这样，对待别人也很好，只要有能力帮别人的，她都会去尽力帮助；从不去伤害别人，甚至连伤害别人的话也从来不说。不仅如此，她对子女们也严加管教，要求子女们要勤劳、俭朴、正直，善待别人。王传友深受母亲的教导，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品质。
王传友出生后命运多舛。首先，母亲生他时已是高龄（时年四十二岁）产妇，再加上平时营养不良，故而没有奶水可喂养孩子。王传友出生时就身体弱小，先天不足，后天又营养不良，到了三四岁，他的头还直不起来。其次是以男冒女，他除了出生在大荒年，取乳名叫荒子外，父母为了避免大儿子王传文被国民党抓壮丁。当时，旧政府规定：家有独生子（指男孩子，女孩子不算）可以不被征兵。于是，就对外说小儿子荒子是小女儿，在女孩子中排行老四（王传文是老大，王传友是最小的，中间还有王传友的三个姐姐），叫小四姐。这样，对外瞒到七八岁了还在延续着原先的说法。王传友的名子也几经周折才固定了下来。先是只有乳名没有大名，上学时才开始给他取名。几经改动，最后才定名叫王传友。
王传友家中几辈人都是睁眼瞎，吃尽了不识字的苦头。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决定再穷也要供出一个读书人，好给家里看保（甲）长派粮（款）的条子，不让别人再糊弄自己。于是，就让小儿子荒子在当地读起了私塾。大约读了五年。《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左传》《古文观止》《幼学琼林》等，王传友都读过，而且还全能背诵。
新中国的阳光暖洋洋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传友的一家人也和全国人民一样从此翻身得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就在这个时候，王传友的家乡成立了乡政府（相当于后来的生产大队）。没想到，只有十二岁，个头还很矮小的王传友却被选为了乡干事。由于自己年龄太小，干了段时间的工作之后，接着他就当上了当地的儿童团团长。他放牛时还抽时间看一些小说，如：《薛仁贵征东》等。
1952年，王传友来到了蒋集镇完小住校插班上五年级。刚开始，由于王传友不懂数学，又是乡巴佬，同学们都看不起他。他们都没想到，新同学王传友已经读了五年私塾，有一定的语文功底。王传友知道自己的情况，但也意识到了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于是，他就暗暗下定了决心，要努力学习，不懂就问，一定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大家。果然，没过多久，王传友真的赶了上来。有好几次，老师提出的问题，别的同学都回答不出来，而王传友同学却回答得很圆满。老师表扬了他，同学们也开始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后来，有一位名叫蒋元一的住校同学得了伤寒病，其他人都不敢接近他，怕被传染上。在这种情况下，王传友没有多想就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病人的义务。不但陪其住，还给病人端水喂药、送饭，直到病人痊愈。这件事不但感动了校领导和老师，更是感动了同学们，大家都跷起大拇指夸奖他。不久，学校少先队改选，王传友同学被大家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他就被选为少先队大队长，成了全校上千名学生中的佼佼者。
六年级上了一学期，王传友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固始县一中。他考的是第五名，而且是在7:1的竞争中取得的，特别是语文考了满分。他的成绩让老师们刮目相看，一下子给固始县一中的老师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入校后，王传友同学被分到了第五教学班。班主任是祝学棨老师，各方面对他都很照顾，甚至还给他代交过学杂费。这是他因为父母双双年迈，家中缺劳动力，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所致。他在学校学习成绩优秀，还能拿到一点助学金。尽管如此，王传友同学在学校里的生活还是难以为继，有一段时间他吃不起学校里的饭，就从家里带点咸菜和玉米渣子在附近的老乡家里做饭吃。
由于王传友在固始县一中品学兼优，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他入学的第二年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举为这个拥有2000多名初、高中学生就读的固始一中的学生会主席。
1955年，王传友响应国家号召想应征入伍，他各方面条件都合格，但由于母亲的思想不通就没能去成。第二年，他终于说服了母亲，实现了自己当兵的理想。由于他是固始县这批新入伍的1330人中30名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中的一员，就被留在了国内进行文化技术方面的培训。
当了新兵后，王传友第一次坐上了汽车，并见到了电灯，还看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饱了眼福。
当时，他们被带到驻在许昌市井巷街的武汉军区，暂编第七团三营十一连学习队列和条令，并轮流帮厨。
有一个星期日，王传友与三四个战友上街闲逛时买了1市斤橘子，大家却不知道该怎样吃。王传友小时候曾看到过地主家用橘子皮泡酒，误认为这东西的皮可能好吃。于是，在王传友的误导下，大家拿起橘子啃着皮就吃。没想到，吃到口中的东西又苦又涩，太不好吃啦，他们每个人就赶快往外吐。
“呸！呸！太苦了，难吃死啦！”
“这东西我吃不了，你们吃着咋样？”
“我的也苦！”
“啥玩意儿，吃不成，扔了！”
“扔了，扔了！我这一辈子再不吃它啦！”
接着，他们就把这些橘子全给扔了。没想到，街上有小孩子看见后拾了起来，去皮吃瓤，吃得很高兴。他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瓤好吃。扔了的东西也不好意再去要，只觉得可惜。这时候他们才感到自己真的太老土啦。好在他们都一样，谁也不笑话谁，但这件事给他们每个人都烙下了一生中深深的印记。
集训后，王传友被送到了西安空军第二预备学校四大队三中队。
在这期间，王传友患了牙周炎和疟疾。尤其是疟疾，发病呈现周期性。发病时先是冷得要死（即寒战期），接着就是发高烧（发热期），又热得要死，还多汗（多汗期），这算是一个周期。三个周期下来把人搞得面黄肌瘦浑身无力。王传友没有因此而休息，他带病坚持训练。
平时训练时，因为他的身体弱，其单（双）杠、木马考核不过关。王传友并没有气馁，为了自己能过关，他就在业余时间，特别是在夜间进行刻苦练习。他还是一名中队团支部副书记，负责办黑板报，把黑扳报办得很不错。日，在预备学校学习和训练即将结束的时候，王传友的各项考核成绩都很优秀。为此，他经过组织严格考察被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王传友同志被分到了设在吉林省长春市的空军第九航空学校学习。他在转学途中就被指定为临时党支部书记。开学时被分配到了航空照相机械设备系。
在整个学习期间，王传友每次考试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平时考试，半年考试，共有18门功课，每一次都是5分（满分）。可到了毕业考试时，他却反常地出现了两门功课都考4分的成绩。按理，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可教员和领导们却感到很惊讶。他们认为，王传友应该考满分才对。误认为王传友肯定是骄傲了，结果未给他评上优秀学员，但还是把他评为上等学员，发给他了荣誉证书和10元奖金。
实际上这次影响王传友考试成绩的原因主要有另外两个：一是他经常到他们学校的隔壁邻居——汽车拖拉机学院看反右大字报占去了他的时间，影响了他复习功课；二是因为恰在考试前几天突然收到了一封家信，说自己只有十一个月大取名叫套子的儿子夭折啦。这第二件事，大大影响了王传友的情绪。他从信上得知，套子得了急性肠胃炎，治疗不当死亡啦。全家人都非常悲痛，母亲病倒了，特别是妻子更是悲痛欲绝。马上就要毕业考试了，这可怎么办呢？况且，他又离家十分遥远，非常担心母亲和妻子的身体，想请假回去看看，安慰和照顾好她们。但这只能是妄想。他只有把痛苦和担心暗藏在心里，没有也不想向任何人诉说。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手中抓着那封冰冷的家书来到了宿舍外面，翘首向南远望着中原故乡静静地站立着，心中既思念又难过，但也不能哭出声来，就任凭自己伤心又担心的眼泪流淌在自己的脸颊上。
军人应该是铁打的汉子，不能为感情所左右。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心中要装着党和国家，家中的事情就要往后放。他冷静下来之后，警告自己说，王传友，你是军人，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感情，振作起来，从家庭的小圈子里跳出来，多想想国家的事情。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次考试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军事任务，自己一定要坚决完成好。
可是，人毕竟是感情动物，这么大的事儿放在谁的身上都会难受的，王传友也一样。自从他看完家书后，从没有对外声张过，表面看上去很平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然而，有谁能会想到，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情。当他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后，他虽然使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克制，但他的心里还是乱成了一团麻。
毕业分配时，王传友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哈尔滨去。领导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就把他分到了山东高密县的空军独立第五团。
他们一起被分去了3名学员，指定由王传友带队。他们先去了山东省高密县找部队，没想到部队调防了。他们就一路追到河北省沧县姚官屯空军独立第五团新驻地。报到后，王传友被分配到了直属中队，负责维护李仲宽和米盛山两位副团长飞机上的照相设备。这个团是战役侦察团，当时东南沿海和中印边界局势紧张，任务十分艰巨。王传友到岗后服从命令听指挥，工作起来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特别是对分管的飞机上的照相设备就像对待自己的眼睛一样进行着精心维护，很快就能独立工作。因此，首长们都很喜欢他。
1958年国庆节过后，王传友被调到了北京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成立的一个保密部队工作。那时，部队的保密观念很强，“不知道的不问，不准讲的问了也不讲。”王传友只听领导说，在那里工作政治上要求很严，第二天就得出发。就这样，王传友在空军独立第五团神秘地消失，悄悄地来到了刚成立的（处于筹建时期）导弹试验基地（即后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被分配到第二试验部。当时，这个中心刚刚组建，人员是从各部队、地方和军事院校抽调来的。王传友报到时，第二试验部只有蔡剑桥政委和李自强干事两个人。大约一个月之后，导弹试验基地委托八一电影制片厂办了一个集训队。队长、政委都是该中心派去的，教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学员一半是军人，一半是从地方上招的初、高中毕业生。集训队里分摄影和洗印两个班，王传友也被安排在了这里进行集训，并被分到了洗印班。学员们在这里先学了半年的公共理论知识课后，又开始学习了两个月的专业知识课，随后就到八一电影制片厂进行实习。王传友以前在航校里学习过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并且又经过了部队的实际工作锻炼，所以他在这里的成绩一直处于前茅。到了实习的时候，他很快就可以独立完成洗胶片任务了，还成功冲洗过《回民支队》等影片。
1960年3月，他奉命到了位于甘肃省境内的导弹试验基地场区第二部驻金塔县双城子。甘肃省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重灾区之一，双城子更是严重。因此，部队领导要求王传友他们这些人每天要节约一两粮食支援当地老百姓。可他们这些军人吃饭时既没肉也没油，肚子总显得饥，尤其是那些饭量大的人更是饿得发慌。王传友饭量小，与他同住在一起的李裕松同志饭量大。于是，王传友每天还要节约一两粮食帮助这位同志。
由于饿，大家就要多喝水来补充。这一招似乎多少管点用，可不喝了还是饿。于是，他们这些人为了止饿，就在一天之内不断地喝水。结果喝水多排尿就多，特别是在晚上，就得多起夜。夏天还好说，可那时正是隆冬时节，起夜就成了大问题。那里的冬季不但漫长，还特别冷，再加上他们住的营房还没有封顶，夜深冷得越很。晚上，战士们要不是实在憋得没有办法了，他们是真的不愿起夜。实际上，白天喝了那么多的水，晚上能不起夜吗？别人不说，就说那位冬天与王传友同铺的同志吧：他喝水多老是尿床，王传友也得跟着受罪。
后来，周总理知道了这里的情况，就动员各大军区对他们进行支援。他们自己也想方设法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困难，如：他们常去水塘里捉鱼，上山打猎，天暖和了种菜等等。经过多方努力，他们算是能吃上点肉和油了，有时还能吃些罐头，技术人员还能分到一些酒和香烟。但总体上还是吃不饱。那时，条件虽然苦点，但大家的情绪却是高涨的。
不久，王传友同志被授予了少尉军衔，任三科技术助理员。1961年，他参加了执行空对空导弹“五○甲”任务。1962年，空对空试验部队裁员，王传友要求复员。当时，部队领导却没有放他走。原因有两个，一是少尉以上的军人只允许转业不允许复员；二是几位处长都不同意王传友离开这里。经过商量，决定让王传友到五个处共用的大食堂去当管理员。方案报到部里后，蔡剑桥政委不同意，说让王传友当管理员太可惜了，把他送到基地指导员训练队学习吧！就这样王传友同志又一次得到了培训学习机会。结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心建筑工兵团三营十一连任副指导员。这也算是王传友人生道路上的一次转折了，他由一名技术干部改行搞起了政治工作。
十一连连部驻张掖市火车站旁，主要任务就是装卸沙石、石灰、砖瓦等建筑材料供场区建设。因连队分散在酒泉、张掖、黄羊镇、十八里铺一直到兰州沙井驿千里长线上，条件艰苦，难度非常大，任务可谓极其艰巨。当时，王传友同志又是政治战线上的一名新兵，他所领导的三个排，三个排长年龄比他大，甚至个别老兵也比他年龄大，因此，工作起来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好在十一连的连长和指导员都很好，都是老资格，身经百战，又都有丰富的带兵经验，给了王传友很多鼓励和帮助。连长张振山是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过副连长。指导员陈询昌是抗美援朝初期入伍的，不但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也有丰富的带兵经验。他们言传身教，不久就把王传友带出来能独立工作。
1963年，有一次，团组织股长梁振新同志带领工作组来到十一连检查工作时，十一连的干部、战士都在工作组面前高度赞扬了副指导员王传友同志，讲述了他的许多工作业绩，称王副指导员思想品德好，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工作组回去后向政治处领导汇报工作时，也将王传友的情况一并作了汇报。结果在处务会议上，组织股、干部股和保卫股三个股的股长都争着要王传友同志。保卫股股长王成福同志资历老（抗战时期入伍的），把王传友内定调到了保卫股。由于种种原因，到1964年春末，王传友同志才被正式调到了保卫股。
王传友上任不久就成功侦破了一起盗窃案。当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五一三医院仓库里的被装物品被盗了，该案嫌疑人可能是已复员回家的河南省遂平县那批老兵中的某人。保卫股领导命令王传友同志负责办理此案，王传友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到了遂平县后，王传友直接向县公安局局长作了汇报，并向局长说明了自己是刚上任的新手，希望能派一名有经验的同志协助办案。局长是一位八级老干部，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王传友和这位由遂平县公安局派来的有经验的公安干警一起研究了案情后制定出了详细的侦察计划并作了具体的工作安排。按照计划，他们开始对那批从基地复员的老兵进行逐一摸排。当摸排工作还没有进行到计划的一半时，就发现了作案人是王庄大队的杨某。为了进一步调查取证，他们通过该大队妇女主任从作案人杨某的一个亲戚家认出了可能的赃物——医用大被单。经过鉴定比对后，确定这就是他们要寻找的赃物之一。随后，他们就立即拘捕了杨某，并对他进行了突击审讯。杨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还交待了剩余赃物的藏匿之处。没想到，他们来到杨某家准备到地窑里取出剩余的赃物时却发生了意外。当时，王传友他们带着杨某来到了杨某的家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杨某的母亲和妻子一见此情，二话不说就要拿刀拼命。王传友走在前面没注意，后面的侦察员一见这种情况，迅速上前制止住了这种爆力行为，并缴了那把刀。要不然，没有防备的王传友同志可能就会受伤。杨某毕竟也是当了几年兵受过教育的人，他被抓后态度还算老实，此时王传友又给他的母亲和妻子做了思想工作，使她们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杨某主动到地窑里取出了所藏匿的全部赃物。根据杨某的态度，王传友建议对其要从轻发落。
通过办理此案，王传友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为自己以后能独立办案，特别是为一些大案的成功侦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6年，王传友随着工兵团政委陈家清参加了四清工作，成了当时敦煌县南湖工作队的一名成员。有一天，山水沟大队一个重要清理对象跑了。这人姓张，五十多岁，博古通今，还会武术。据说，十几个年轻人一齐上也打不过他。四清时组织上发现他曾经给马步芳当过卫队长，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当这个姓张的家伙觉察到工作组可能要对他采取措施时，他一惊慌就畏罪潜逃了。等到工作组发现他失踪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当地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异常惊恐，驻山水沟大队里的工作组也非常着急。驻地及其四周不是沟就是高低不平的土地和沙漠，不能行车。这样就给追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如果靠步行去追赶这个逃犯，怕是不行，当时最佳的办法只能靠骑马才可能追上。
可他们这些人都不会骑马，怎么办呢？大家为此事一筹莫展。正巧在那天下午，会骑马的王传友同志来到这个大队检查工作。当他得知了这一情况后，主动要求来完成这项任务。经过工作组研究后批准让他去完成这项工作，决定让他带上一位民兵（曾当过骑兵的复员军人）立即出发。这位民兵的家人一听说是去抓那个功夫非凡的张某，十分害怕，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急得哭出了眼泪。后来，经过王传友和工作组的同志努力劝说，很快做通了这个民兵家人们的思想工作。
他们在出发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用自行车内胎装了4袋水，还带了两个行军壶、几个没有长熟的哈密瓜和足够几天吃的大饼。这个民兵带了一把砍柴大刀，王传友带上了一把手枪。大约在那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他们朝着大家推断的罪犯可能潜逃的离这里约40千米的崔毛头沟方向追去。幸好那天没有刮风，一路上也算走得顺利。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多钟时，他们就到了崔毛头沟。这条沟长约10余千米，宽窄不一，最窄处只有1米多。沟岸上稀稀拉拉分散居住有14户人家。沟里长满了芦苇，跑饿了的马一进大沟里怎么打也不愿走，一停下来就大吃了起来。
这时候，天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这种十分困难时，王传友索性原地休息了起来。他们背靠背坐着吃起了大饼，吃完后就轮流着打个盹。
天亮之后，王传友他们就向着当地工作组居住的方向走去，早饭过后他们到达工作组驻地。这里的工作组长是工兵团政治处副主任武建民，听了王传友同志的报告后，就立即派出工作组成员到各家各户发动当地群众帮助一起搜查逃犯。经过王传友和大家的共同努力，结果在一个百姓家里抓获了在这里正找饭吃的那个逃犯。
王传友一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立即就把那个罪犯押回工作队。
在四清运动中，王传友排除“左”的思想干扰，尽量保护了一些被冤枉的好干部。四清运动结束后，王传友被评为了优秀队员。1967年，王传友连续成功侦办了几个案件，成绩突出，政治处要给他记三等功一次。王传友觉得自己还不成熟，需要进一步锻炼，就给婉言谢绝啦。
1968年是王传友同志永世难忘的一年。
1967年开始，王传友的母亲因积劳成疾又长期得不到治疗，病情突然加重了，并且越来越严重。这年年底王传友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着急，打算到来年年初回去探家。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部队在这个时候又要接新兵了，副团长马长根同志要求王传友同志与他们一起去接兵。军令不可违，王传友什么话也没有说，在元旦前夕就出发啦。临出发前，他还给家人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执行任务去了，不知道具体去哪个地方，等任务完成之后就准备探家。
几经周折，王传友他们到达了陕西省新兵兵源目的地。在领导的安排下，他们一起去的人被分成了两部分，一小部分到了陕北，大部分到了泾阳，王传友等同志就被分到了泾阳县。当他们到达泾阳县后又被分成了三个片区，马长根坐镇指挥并负责城关片区；副参谋长张振山负责县南永乐片区；王传友负责县北的石桥、兴隆、白王片区。这里离县城远情况也比较复杂，武斗很厉害，除了一个公社武装部长外，其余干部全部都找不到。
把情况这么复杂的片区交给王传友，这也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他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好这次接兵任务。王传友到达后，既要安排部署好接兵任务，又要做好两派头目的工作，特别是造反派头目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尽量在接兵期间不发生武斗。当时确定新兵对象除了考察其它条件外还要重点讲究两点：一要政治合格，二还不能把那些打、砸、抢分子接到部队。而恰恰有打、砸、抢行为的人大多数都是造反派中的骨干。如不要这些人，这些人就找接兵的同志闹事，甚至还进行围攻。有一次，这些造反派到王传友同志跟前直闹腾了一夜，搞得王传友整晚没法睡觉。这样，大闹小闹，几乎天天都有，左右摆不平。要想保证新兵的质量，就不能轻易放宽条件，不合格就得继续做工作。为此，他和这次接兵的同志竟耗时有88天之久，创接兵历史上的耗时之最。就这样，最后还差一点带不走人。
等把新兵送上火车后，马副团长才同意王传友同志回家探亲，而且给他准了正常假期的两倍（三个月），让他多一些时间好好陪侍重病中的老母亲。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到王传友回到家中的时候，母亲已经撒手人寰18天之久。王传友悲痛欲绝，跪倒在母亲的坟墓旁，心想自己回来的晚了。顿时，慈母一生中对自己和家人的恩情厚意一骨脑地都涌现了出来。
母亲在临终前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更不用说自己平时因工作忙没能对母亲尽到孝心……
平息“六一○事件”
王传友带着短时间内难以忘怀的悲痛提前结束休假归队。他归队后立即参加了平息发生在中心工兵团震惊全科工委的“六一○事件”，即造反派大闹中心工兵团的事情。这件事成功平息后，为工兵团争得了威望，对中心今后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事件的起因是因为中心工兵团里有人在中心服务社门前贴出了一张团领导虐待关押朱某（工兵团里一名战士）的大字报。中心造反派头头、设备研究所的曹某鼓动不明真相的几百名当地群众把工兵团围了起来，并抓走了团长孙培生同志进行揪斗。工兵团集合两个连把孙团长抢救了出来。这下可惹恼了造反派，他们不依不饶，甚至开始攻打团办公大楼，还要来抓其他团领导。其实，这个时候团领导早已离开了团部，只有一位政治处副主任在坚守着岗位。这时，王传友一马当先在工兵团篮球队的开道下挤进了办公室。正在此时，部队抓到了造反派头子曹某，并把他带到了王传友同志的办公室。设备所为救曹某来了不少人，双方互喊了口号。部队的人说曹某喊了反动口号，曹某不承认。
事后，中心设备研究所里政委同志来领曹某回去，但他却不走了，说是要求调查澄清后再走。中心设备研究所里领导的想法是：不走也好，让正面教育的单位（不让搞“四大”的单位，部队就是这样的单位）治治他。
为此，团里就成立了监管小组，由王传友同志来负责。
造反派中的一些人说，“曹司令（即曹某，造反派头子）需要有人陪住。”
为此事他们闹了两天两夜，闹得王传友和监管组的几个同志也无法休息。后来，经过仔细分析研究，领导同意来人陪住。结果一下子来了十多人。他们每天都要和监管组的人进行大辩论，无理取闹，其他没有被监管起来的造反派三五成群地还要进行所谓的探视。
就这样，他们在这里折腾了一个多月。在王传友正确坚持下，工兵团也一点没有示弱。造反派越来越没招，可能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嚣张气焰也开始慢慢地变小了，刚开始那种威风劲也没了。最后，他们一看斗不过部队，就不得不灰溜溜在离开了。
一场紧急备战
1968年年底，王传友由保卫股副股长调任工兵团机械（技术）营教导员。这是一个大营，有机械一连，主要装备有推土机、压路机、平路机、挖掘机、刮运机等；机械二连，主要装备有发电机、空压机、碎石机、搅拌机、卷扬机等；钻井连，主要装备有红星、冲击等四台钻机；加工连，主要装备有木材粗细加工、钢筋加工、混凝土预制板加工等设备。王传友在这个营任职期间没有配备营长，除王传友这个教导员外，还有一名技师。
正赶上营级干部大换班，机械营的营长升任为团副参谋长，恰巧教导员和一名副营长又进了“五七”干校。王传友到任时，营长、副教导员尚未确定。他到任不到一周时间，部队突然接到了上级的紧急命令（林彪“一号通令”）。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机械营各连正在进行点验（被装）时，团部来了紧急电话，让王传友跑步到团部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团部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团长却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条作战命令，说苏联要进攻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处于中蒙边界地区，形势万分危急。接着团领导又宣读了作战方案，各部队要按照具体的作战方案进行，会议精神也要马上传达到位。同时宣布，团直属修理连作战时划归机械营指挥。团政委作了简短讲话，强调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地位非常重要，无论有多大牺牲，也要守住阵地，一定要坚持到支援部队到达。
散会后，王传友教导员立即跑步回到了机械营，命令各连停止点验工作，每连除留一个班守卫营区和厂房、设备外，其余携全副作战装备到营部集合。星期日是两顿饭，部队来不及吃晚饭了，半小时后全部集合完毕。机械营加上修理连共计800余人，在王教导员作了简短的动员后就向阵地出发了。
机械营担负的守卫阵地白玉山，正面约10余千米，距敌军出发地约40千米。王传友和营部技师、文书及勤杂人员随前卫连（机械二连）行动。经过7个小时的急行军，大约在深夜一点多钟，5个连有4个连都到达了预定的阵地，而机械一连却去向不明。经派人找到这个连的指导员后才知道怎么回事了。原来，知道阵地位置的连长休假回家了，指导员带一个通信员往防守阵地找坑道口，部队就地休息。由于天太冷，大家又冷又饿，就躲到了避风的山旮旯窝里啦。指导员探路回来时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了，急得哭了起来。
各连进入阵地后轮流做了点饭吃，部队稍加休息后就开始上山构筑工事。第三天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司令员李福泽同志来到前沿阵地视察工作。他又高兴，又批评，高兴的是部队士气旺盛，批评的是部队在用石块在山上垒工事，这不符合战术要求。司令员指示部队，工事要在山下戈壁滩上挖，山上打猫耳洞。敌人炮袭时进猫耳洞，敌人进攻时就进入阵地抗击。这就是科学指挥，王传友以前是技术干部又是搞政治工作的，不熟习这些。通过李司令员的批评和指点，王传友顿时明白了不少。他想，作为一名指挥官临阵指挥时，光靠热情和干劲十足还不行，必须要懂得更多的战略战术。为了补上这一课，王传友下定决心要学军事知识，再苦再累都要坚持。他除了学习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知识外，还学习军械、兵器知识等。
这次行动，从进入阵地到撤回到营部，历时两个多月，正值严寒季节，仗虽然没打，苦到吃了不少。开始时，营里只有王传友一人领导，一周后才调来了一名副教导员。
天寒地冻，为了指挥的需要，营部住在白玉山主峰瞭望坑道里。热腾腾的饭盛到碗里没吃上几口就结了冰。尽管如此，王传友作为战地指挥员始终坚持着，密切注视着各连报告来的一切情况，进行及时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判断指挥。
战斗命令解除了，王传友带领部队回到了原来的营区。他们撤回到营区后，没有顾得上休整，就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施工之中。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电厂二期扩建；二是发射场第二发射位修建；三是大树里雷达测量站和45号校正塔以及1号、17号营房的修建。
为了完成好这三项任务，王传友带领机械营把全部的机械都用上了。由于文革影响，部队处于抓技术培训少的状况，从而造成了缺乏技术力量，不能满足正常工作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机械设备又常出事故，要是维修不了，要么停工，要么就得全靠人工作业。
在这种情况下，王传友冒险去抓了技术培训，结果招致了意见，说他走白专道路。他对团领导说：“现在捡废品都可以立功受奖，因为技术不行，设备损坏也没事。抓技术训练受批评，说是不突出政治。这样下去，机器就会彻底动不起来的。”
马长根团长听后同意王传友同志的看法，对他说：“你搞技术培训，要只干不说，防止出现麻烦！”
得到团领导的点拨，王传友心里明白了。他领导着部队只管默不作声地搞技术培训，从不去到处宣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部队里各项技术得到了提高。年终总结时，全营4个连有3个连被评为“四好连队”。大家也一致要求给王教导员记功，王传友同志作为营党委书记，却没有将自己的功劳往上报。
1970年7月，机械营调来了营长周子洲。等他熟悉了工作后，王传友同志才于这年的9月份休假。
王传友回乡休假未满就接到了团部的电报，内容是他被调到团政治处任副主任，要求他立即归队，有紧急任务。
接到电报时，第二天正是王传友的二侄子王广志要举行结婚典礼。按理，王传友作为亲叔叔要参加完自己侄儿的婚礼后再走才对。但军情紧急，他必须马上出发。家里人虽然都能理解，但王传友的哥哥还是在暗地里流了泪。
王传友归队第三天，新任务就下达了。他要带领部队乘坐第二批专列去到四川西昌七二○一工程参加大会战。后勤处副处长张友顺任车长，王传友任政委，团长马长根、政委南秉堃随车行动。
车到四川普雄时，不幸与一小股乘文化大革命武斗时期上山为匪的黑彝匪徒遭遇。王传友等领导同志立即组织部队拿枪下车，匪徒见部队人多，看不是对手就一下子逃跑了。
部队到达西昌地区，团部住在了冕宁县漫水湾车站附近。机关和部队没有营房，大家全都住进了帐蓬和活动房中。部队集结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抢建通往发射场的安宁河大桥。这个要建的大桥不算大，桥身长不到200米，但建设难度却是非常大。原因有三：一是没有大型机械；二是河水无法断流；三是冬季施工。
施工开始了，首先就要建桥墩。仅挖桥墩坑一项就是一个难度极大的工程。能用得上派场的只有一台挖运机，其余工作全得靠人力。第一个让人头痛的事情就是河水无法控制。为了能让挖坑工作顺利进行，部队官兵都泡在了冰冷的河水里面，排成一条长龙用洗脸盆舀水。边舀边挖，进度极慢。在这种情况下，病倒了不少人。为了尽快把大桥修建起来，许多干部、战士带病坚持参加施工。营长、教导员都下水了，士气大受鼓舞。团长也不分昼夜守在工地上。王传友负责宣传鼓动工作，下水拿着喇叭筒高声大喊。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干部、战士们情绪高涨，只顾热火朝天地大干着，一时间也不觉得冷了。
部队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战天斗地的精神也使当地群众深受感动，一些群众甚至从几十里外的地方拿着鸡、木柴等物品前来慰问这些解放军。春节期间，磨房沟水电站革委会乔副主任来部队慰问。王传友同志接待了他，并把他领到了工地上整个看了一遍。部队干部战士的精神彻底感动了他，他也看到了部队这时候最需要的是抽水机。于是，他回去后就连夜派人送来了两台大马力抽水机支援部队的建桥工程。有了两台抽水机，这下可好了，一下子解决了部队里的很大困难。
那时候当地供给也非常困难，部队每人每月吃不到1斤肉。当负责执行任务的四川省军区何副司令员路过到这里时，看到了这支部队太苦太累了，经他做工作，才给解决了每人每月1斤肉。
这座大桥从1970年11月底开工，经过大家全力拼搏，到1971年3月底就胜利完工。这比原计划完工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月。
大桥修好了，下一个任务就是抢修从大桥到菠萝沟发射场的大约23千米的山区道路。修这条主干线时虽然也很苦，但一切还算顺利。最让人难过的是，在修建从指控站到列别堡支线时，五连班长徐青春在排除哑炮时不幸壮烈牺牲。
路通之后，工兵团成立了工程前指，团首长任指挥长，团副参谋长赵兰君同志和团政治处副主任王传友同志任副指挥长。指挥所就设在菠萝沟南坡上一个破庙里。
桥通、路通，电也接通了。接着就开始挖建发射场场坪、打燃料洞库、开挖测试厂房地基以及进行测控站各种三通一平工作，其中，发射场坪需要搬掉半座山才行。他们就从铁道兵八七二四部队请来了一位技术员进行大爆破指导。他们在山坡上打眼后装了3吨多炸药。
一天下午，由王传友、赵兰君在现场指挥，军务股长朱同良负责清场。根据技术员的计算，以山北边河沟为界，设为清场区域，王传友看后要求把河北边的作业人员也撤走，以此来加大保险系数。结果点火放炮后，冲上天空的石头落下来把河北面的一个打铁工棚给砸得了。在场的人看到后，都说要不是扩大了疏散范围，工棚里的六七个人可能就没命啦。
惊魂稍定后，大家都非常感谢王传友同志，说他会算。而他却说，自己并不会算，只是觉得搞得安全点好。
一段特殊的经历
1971年的6月，政治处主任张振明升为团副政委，工区党委准备推荐由王传友同志来接任政治处主任。恰在此时，正好赶上中心直属政治处撤编，主任邓保全来团任政治处主任。工区政委许震同志怕王传友有想法，王传友同志并没有多想。作为他自己，上级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干，一切行动听指挥。老主任调走了新主任刚到任，不熟悉情况，王传友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尽全力配合新主任把工作做好。
王传友同志除了日常工作外，还要清理阶级队伍。团政治处宣传干事许瑞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是一派的头头，他曾经坚持组织演出《长征组歌》。没想到这一派后来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许瑞生受到了牵连。有一次，在工区政治工作会上，政治部领导指示会后要动员许瑞生的爱人景某与丈夫离婚。王传友认为这种做法超出了组织上的权限，是一种不妥的行为，当众顶了回去。
不久，就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部队上原定的发射任务也被无限期推迟，转入营房建设。同时还要开展学习马列著作和批林整风活动。王传友同志首先参加了工区读书班学习，学习了《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接着又参加了中心（在东风）举办的读书班，学习了《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
1971年—1973年，王传友除了参加读书班外，自学时间也比较多。他不仅读完了上级规定的马列著作，还读了《毛泽东选集》1—4卷的绝大部分著作。
在这期间，王传友同志除了学习外，大部分时间就是到连队蹲点。
1973年年底，王传友同志被派往北京参加国防科工委举办的为期半年时间的读书班，学习《帝国主义论》。这个读书班规格很高，除了当时一些名教授讲课辅导外，还有高级领导干部作报告，并可以看中央发至省军级文件和内部资料。
春节期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四人帮”鼓动放火烧荒。与此同时，他们还点名批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司令员李福泽同志。顿时，中心大乱，国防科工委的其它单位也乱了。学习班不得不提前一个多月结束，号召大家回去参加运动。
王传友在基层工作，没有什么问题可揭发的，所以就请假回家探亲去了。回来时，王传友把爱人和三个孩子接到了部队。
没想到，王传友同志把家人接到部队后，问题却出现了一大堆。首先，不到20天就搬了两次家。刚开始，他们家住在漫水湾工棚里，大约一周后就搬到了马坪坝。
可恰在这个时候，王传友同志被国防科工委点名叫走了。没想到一去就是4个月之久。
1968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生“六一○事件”，国防科工委检查组要在这件事情中找出一些问题出来，把它作为揭批司令员李福泽的要害之一。检查组说，当年李福泽曾向工兵团下令镇压了造反派，抢回孙团长是司令员李福泽下的命令。为此，他们点名让知情的马长根、王传友和一连指导员刘宽顺（“六一○事件”时带领连队战士抢回团长的人）等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参加揭批李福泽会议。
他们几个人到会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由马长根同志作为他们几个人的代表向大会作了一般性发言。陈述说：一、部队出兵抢回孙团长是战士们自发的，没有任何人指示；二、部队是正面教育单位，造正面教育单位的反是不对的。尽管如此解释，但检查组仍对其不放过。这些人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六一○事件”知情人身上。于是，他们就要想方设法让马长根、王传友和刘宽顺他们这些人揭发李福泽，证明当时是他下令镇压了造反派。但这些人也想得太简单了，没有的事儿怎么能让他们这些知情者去编造呢？检查组使尽了一切手段，就是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所谓“证据”。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揭批李福泽大会结束了，接着又是各试验部、工区揭批李福泽干将。工兵团卫生队里有几个人跳出来让王传友揭发“六一○事件”的有关问题，但没有得到响应。
王传友摆脱了没完没了的纠缠，一心投入到了部队思想工作上了，大部分时间就在深入连队抓稳定，取得了工作成效。
1975年部队搞老、中、青三结合班子建设，王传友同志也成了重点考察对象。考察的结果出来了，王传友同志各方面优秀。没过多久，中心整编，所属各试验部、工区均分离出来后改编为独立的试验训练基地。七工区编为国防科工委西昌试验训练基地（即后来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下简称为西中心），工兵团正式列入了新基地序列。王传友由工兵团政治处副主任，调任西昌试验训练基地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由正营级升为正团级。当时，政治部没有主任，日常工作就由王传友同志负责。
当时，西昌试验训练基地的主要任务有三大项：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清查天安门事件；二、组建技术部队；三、工程施工。在开展这些工作的过程中，王传友同志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是他由基层政治机关调到了上级的政治机关，工作有一个适应过程。二是所领导的政治机关有许多职务没有王传友高的人，资历却比王传友同志老，对王传友同志的工作不太配合。三是西中心领导之间意见不统一，化解起来有难度。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西昌地区发生地震。一些靠反潮流起家的领导在此时却只对批邓工作抓得很紧，而对防震工作却不去重视。一次，王传友正在带领机关干部修建防震棚时遭到一位领导的坚决反对，他要求把这项工作停下来，转而抓批邓之事。王传友没有同意，说当前防震工作是主要的，时间不等人。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些曾经被整怕的老领导又不敢表态支持王传友的工作。事情最后闹到了司令员和政委那里，两位领导了解情况后说话了，“司令部、后勤部的防震棚都快修好了，政治部不修（防震棚），万一再地震砸死人了，他（指王传友）是要负责任的。”
在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主席三位伟人相继去世时，部队干部战士都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政治部有些人在某些领导的支持下想大搞批邓来与全国批邓高潮相呼应，王传友作为政治部主要领导心里明白，这如果与当时的形势相违背，是要招来麻烦的，只能应付了事。
在清查天安门事件工作中，王传友采取了“没人检举不去挖”的态度。有效的保护了去过天安门的人。
1978年8月底，王传友同志被选送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基本系学习，由南秉堃同志接任了他的工作。
这一学期，学院接收了三个大队的学员。学员都是由正营级到正师级的现役军官组成的。每个大队编8到9个班，每个班有7个人左右。王传友在二大队七班任班长，班党小组组长是塔山英雄团政委张国初，赵令勇任副班长。二大队9个班中七班是比较好的。
在这个一年半的学习中，王传友同志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家庭问题，他的父亲在河南老家，由于家中特别贫穷，老人家的生活很苦；妻子儿女在部队也困难。王传友每个月只能给妻子儿女四人寄30元生活费外，还要给老父亲寄一点生活费。为了省钱，王传友把烟也戒啦。日子苦点也就罢了，三个孩子又经常生病。二是社会上出现了自由化倾向，有人公然否定解放后三十年来的伟大成就，否定毛主席。王传友在这个关键时刻感到了极大的忧虑。他想，这不就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出现的情况在我们国家重演吗？为此，王传友找二大队的政委王凡平，谈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与王传友一起到这里来学习的人把王传友的情况向西中心司令员张敏同志进行了反映，说王传友的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张司令员知道后并没有找王传友谈话，也没有批评他。
在这个自由化比较严重的时期，王传友同志尽力引导大家正确对待过去的三十年和正确对待毛主席的伟大功绩，不要随波逐流。经过他的努力，使他们班的理论学习没受到干扰。
王传友同志在北京学习完成后，向张敏司令员主动提出要求把自己分配到团里去当副政委或政委都可以，主要是自己以前没有当过团副政委或政委，下去补上这一课。果然，王传友同志毕业后就被任命为通信总站政委。
王传友到任后，第三天就下连队进行短期蹲点。他按照一个连队蹲点一周的时间轮换着转，大约有了两个多月时间，把整个总站都转了一遍，掌握了一些基本情况。王传友政委经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之后感到这个总站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思想信仰危机，大家认为，“今天讲的明天又错了”，“昨天批的今天又对了”，无所适从；二是管理松懈，在干部中严重存在着“老办法失灵，新办法又没有”的看法；三是部队的生活设施太差，连团部的洗澡问题也解决不了，大家还要跑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解决。情况搞清了，王传友和也是刚调来的总站长冷湖滨同志商量后决定就从这三个方面着手来抓，重点是领导干部。
经过半年的努力，通信总站基本恢复了元气。各项工作都走在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各部队的前面，西中心领导还在会议上多次表扬了通信总站。一年以后，通信总站成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先进单位，并一直保持了七年之久。
王传友同志在总站工作了两年多，是王传友同志一生中很值得回忆的有重要意义的一段。
1980年9月，王传友同志再次被调到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政治部工作，任副主任。
王传友副主任主抓发射试验的政治工作。10月，他参加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组织的各行各业60余人学习团，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加“一箭三星”发射任务，进行实地见习。回队后，在傅晓辉政委带领下，张辉亭参谋长、于才副部长和王传友副主任一起到盐源县落区参加东风五号高弹道测量回收任务。
为了防止弹着区造成伤亡，上级命令要在弹头落地点方圆约20平方千米范围内的居民集中隐蔽在安全地域。王传友此前没有搞过这样的工作，以为是很简单的事情。可实际搞起来了才感觉到这项工作是十分复杂的，难度非常大。盐源县境内多为大山区，山区里没有通信，交通也十分不方便。弹着区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都是深山区，居民居住又十分分散，通知到位难，撤出来更难。为撤出一事，部队派出了40辆卡车，但这也只能将居民运送不到一半的路程。
就这样，事情也不是很顺利，原计划集中后第二天下午发射，却因火箭出现了故障，要推迟到第三天下午。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老百姓不听劝阻说什么也要回家。这一下子可把王传友他们这些在场的同志给急坏啦。好在当地的干部比较支持解决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事情，他们分头又把这些偷偷走掉的老百姓给找了回来。
这次弹头着地前，王传友同志与科工委群工部武风岐处长曾仰卧在山坡上观看，为以后找到磁记录坚定了信心。没有人员伤亡是执行这次任务的一大收获。结合疏散工作过程中需要克服很大困难，并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情况，王传友在以后卫星发射时，火箭一级落区居民不搞集中隐蔽的改进建议。他的建议在以后的卫星发射中得到了验证，是正确的。
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执行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因三级氢氧发动机管路工艺未过关（地面试验验证不出来），卫星未进入预定轨道。接着在4月8日，进行了第二次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两次卫星发射，王传友同志都是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之一。
1985年3月，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王传友被破格调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政委。
在王传友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逐步建立健全了试验政治工作的规章制度。发射工作是“万人一杆枪”，为了确保发射成功，必须坚决落实周总理亲自制定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6字方针。为此，王传友同志要求政工人员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渗入到试验任务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不仅要求做到参试人员，还要做到他们的家里，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任务上。特别是部队在安全方面的工作，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监督、检查和奖罚机制。为了确保发射场的绝对安全，不出现任何问题，每次他都亲自住在发射场坪上。
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第三次执行发射任务，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这次，中央领导同志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一行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观发射，王传友向他们作了详细情况汇报。发射第二天上午，赵紫阳召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航天部有关领导和专家座谈，听取“卫星要靠自行研制还是外购”的意见，这在当时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专家们充分论证了自己研制的重要性，认为不但可以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还可以使自己的卫星快速发展。最后赵紫阳表态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1986年3月，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格为副军级，王传友同志成了副军级干部，继续担任原来的工作。
1986年9月—1987年1月，王传友同志参加了国防大学进修系一期学习。这一时期却遇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军队里的一些高干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些人认为，部队不好带，是“老传统失灵了！”
在班里的讨论中，王传友同志很肯定地说：“现在部队出现的问题，不是老传统失灵了，而是老传统失传啦！”
他的这个发言立即得到了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王立忠等一些同志的支持。后来，王传友还把自己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国防科工委《政工通讯》刊物上了。
回部队正赶上全面启动“八六七”（发射外星工程，即发射捆绑火箭）工程之时。司令员因病经常住院疗养，参谋长寇文信同志在集中精力抓施工，副司令员仝连捷在抓一号发射塔改造和科技工作，部队的管理工作基本落在了王传友同志的肩上。他白天深入到部队之中、施工工地检查指导工作，晚上来到办公室看文件，处理当天的事务，真可谓日以继夜。
由于过度劳累，他的身体开始走了下坡路。
带病执行任务
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了第四颗卫星的发射任务。
发射前几天，中央领导人乔石同志来到了西昌检查工作，到测试厂房和指控大厅进行了参观，并在指控站发表了重要讲话。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同志、刘华清同志也参观了这次发射。在发射成功后，刘华清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洪学智和刘华清两位军委领导同志还指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利用空余时间可以开荒种点地。于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就种了一些花椒等作物。
12月22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又成功发射了第五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的前一天下午，西中心接到了科工委的通知，说李鹏总理要来西中心。经过研究决定。安排总理一行住在凉山州邛海宾馆。刚安排就绪，就在这天的晚饭前又接到通知，说李鹏总理一定要住发射场。这下可把西中心的同志们急坏啦。发射场哪有条件接待总理和几十位随行以及省、大军区陪同人员呢？当时，惟一能住的地方就是尚未交工的外宾招待所。
说实话，要在一夜之间把未交工的宾馆整理完毕交付使用，真的是太困难，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时间紧，任务重，王传友同志拿起筷子准备吃完饭之后再行动。但他又一想，时间太有限了，要节约每一分每一秒，必须马上行动。于是，他放下筷子就立即往离发射中心60千米的机关赶去。一到机关，他就紧急召集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领导和其它有关部门同志开会。王传友向大家作了介绍后说：“时间紧迫，就不讨论了。由郭英俊参谋长负责，从工兵营调两个连打扫卫生，并安装电话；从教导大队抽20个干部负责警卫工作；后勤工作由周可亭部长负责，集中未参试人员安装电灯、床及餐厅餐具，筹措生活用品；由政治部马遂顺主任负责向宾馆供应用品、按预报随行和陪同人员的花名册分配住房，安排就餐、乘车编号。王永德副政委负总责。要求务必在次日下午三点以前全部完成任务。”
会议开得紧急而简短，散会后大家分头行动起来啦。军人的作风就是过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干起活来不但质量高没得说，而且是神速的。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真的在第二天下午三点以前全部完工。
王传友一看此情，心中的一块石头一下子落了地。
李鹏总理和夫人朱琳以及陪同人员于下午五点钟到达了。他们刚被安顿好住下，又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要把通往总理房间的专线保密电话移到他的秘书房间；二是胡乔木和夫人从云南也赶来了，需要安排房间。当时，单间没有了，让谁腾房呢？王传友政委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最后去求科工委张敏参谋长出主意。
张敏同志住的是双人间，除了他以外，另一位住的同志是一位省军区首长，无法腾出房间来。这时，他忽然想到了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同志住的是单间。于是就急中生智想出了办法，对王传友说“你跟我一起去给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太恒同志汇报这个工作！”
张太恒司令员一听明白了，说：“好办，我搬出去让胡老住！”
就这样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
晚饭后，王传友政委和四川省省长张浩若同志一起陪同李鹏总理在指控站大院中散步，并简要汇报了任务准备情况。王传友汇报完毕一起走进了指控大厅休息室。
卫星发射于当晚七点半左右发射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发射成功后，李鹏总理很高兴，作了简短讲话表示祝贺。之后，李鹏总理在王传友同志的陪同下，看望了指控站计算机室参试人员。次日早饭后，李鹏总理在外宾招待所门前接见了航天部室以上领导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团以上干部，并分别与大家进行了合影留念。接着总理一行就乘车离开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返回成都市。
这次的卫星发射和西昌卫星发射的各项接待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可有谁能够想到，王传友同志是在带着病工作，他每时每刻都在忍受着痛苦。王传友同志患有痔疮，在这次的卫星发射前，他的病又犯了。十几天前，他还去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五一九医院看医生。陈书恒副院长给他动了手术，直到执行这次卫星发射期间还在不断流血。从动了手术后到这次卫星发射结束后几天时间内，他一直在用纱布把肛门贴起，解便时拿下，便后再贴上。这样，前后共有一个多月，他的体重下降了5千克。
这次任务完成后，他立即到成都军区总医院检查后发现，自己体重下降的根本原因还不是因为流血造成的，而是因为得了糖尿病。
我们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属于终身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治愈。
回到部队后，王传友同志自我安慰说，既来之，则安之。得了终身病有什么可怕的？工作如常。
任职白城中心
1989年4月，王传友同志被安排到科工委学习班（中央党校分班）学习，原计划学习三个月，恰巧遇上了“六四事件”，结果在5月底就提前结业。6月1日，科工委政委邢永宁同志找王传友谈话，说是要调他到白城兵器试验中心任政委。王传友接到命令后，于第二天就回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行了交接班。于6月7日赶到了沈阳市。当晚，他到白城兵器试验中心干休所看望了这里的老干部。
王传友同志来到了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中心，比科工委其它试验中心的资格都老，组建于1954年。试验部队驻地就集中在约7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因为不太大，人员又集中，这也为王传友同志能及早熟悉白城兵器试验中心的情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王传友到达白城兵器试验中心后，司令员郑光耀同志召集白城兵器试验中心领导和部门领导与王传友见了面。随后，郑司令员和朱宗德副司令员陪同王传友同志到各部、站和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转了一圈。一是为了让新上任的政委王传友同志了解情况，二是做思想稳定工作。
很快了解基本情况后，白城兵器试验中心就召开了一次由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郑司令员和新上任的王传友政委都在大会上围绕着稳定问题讲了话。之后，王传友同志就开始深入到实际中去调查研究。他认为，只有了解透这里的情况后才会心里踏实下来。并利用一周的业余时间和星期天到连队和白中心仓库、供电等后勤直属基层单位尽快熟悉了情况。
白城兵器试验中心党委常委会上，大家一致选举王传友同志为党委书记，并上报科工委党委，很快得到批准。
不久，“六四事件”平息了，部队又开始了紧张的武器试验。王传友对卫星、导弹试验是熟悉的，而对常规武器的试验过去从未接触过。为此，王传友同志下决心要尽快熟悉常规武器的一般程序。他从此时开始，就到试验现场进行观察学习，在业余时间阅读有关武器方面的资料。
9月中旬，科工委丁衡高主任到白城兵器试验中心检查工作时很高兴!发现王传友同志不仅能认识团、营、连的干部，而且对部队承担的试验任务程序也入了门，对部队思想情况掌握得比较准确。
王传友同志在白城兵器试验中心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时间虽然不算长，却取得了突出的业绩。这都是他和领导班子精诚团结，齐心协力，紧密配合，不懈努力的结果，同时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关心和支持。
解决了部队长期很难解决的中层干部老龄化问题。当时，大多数团职干部都在四十五岁左右，有的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了。这在其它中心是不多的。过去，曾经讨论过转业的事情。因当时认识不统一，结果老的不愿走，留下啦；年轻的想走，走啦。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党委常委连续开了四天常委会，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解决了干部服从部队建设需要问题。转业干部中年龄大却还不愿转的，王传友同志逐个谈了话，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同意转业。在安置工作开始后，白城兵器试验中心派出得力干部到地方上进行联系。结果都很好地安置了这批转业干部，从而使离开者满意。在新老班子接替时，安排新班子成员，都严格按照干部“四化”标准和干部考核任免程序进行，使留者安心；
部队任务完成得很出色。这一年，较大的试验任务多，都顺利完成了。还得到了科工委的表彰。在工作中王传友的耳膜也给震穿，至今还落下伤残；
改善白城兵器试验中心的生活和试验设施。主要有7个连队的营房、机关营区下水道更新改造，营区通向试验区的道路，环境试验室需更新改造等。特别是引进丹麦弹道测量雷达，十门容量的移动电话，改善试验条件，提高了试验效率；
师以上干部因为文革形成的派性的干扰，得不到合理使用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王传友政委多次向科工委作了反映，领导很重视。从1989年冬到1990年春，科工委崔毅副政委、总政干部两名处长分别带工作组到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蹲点各一个多月，了解到团以上干部大量情况，为今后团以上干部使用创造了条件；
改变领导作风。白城兵器试验中心驻地集中，离机关很近。以前，各级领导干部只跑面不蹲点，解决不了深层次问题，反而还给基层单位带来了不少麻烦。基层单位为了接待上级领导，还应接不暇。根据这些情况，王传友政委倡议领导干部到基层蹲点。开始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为此，王政委首先带头到汽车营蹲点，接着副司令员朱宗德同志到火炮站蹲点，纪委书记周腊明在弹药站蹲点。大家都发现了过去跑面听汇报所不知道的问题。
1990年开春一次生产会议上，王传友政委提出粮食产量要翻一番的要求。这年刚好是“马”年，他就鼓动大家说：“羊马年，好种田。”
散会后，主管生产的副司令说王政委提出的要求太高了，中心的收成最好的年份也只能达到30万斤。
没想到，这一年收了近300万斤。试种水稻也开始了。以前这里没有种过水稻，王传友政委就亲自带头下水田教大家种水稻。
白中心有个养鸡场，过去是因为管理不善，造成了连年亏损。王政委建议选个志愿兵管理。王政委的这个建议落实后，这个鸡场大变样。由亏损变成了每只鸡可盈利10多元钱。由于农副业生产大幅度增收，部队里的干部战士、职工、离退休人员都得到了实惠。
1990年7月底，王传友同志奉命调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任政委。这是故地重返，特别感到亲切。因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政委王占华已离开酒泉赴太原去了，科工委也没有派人组织交接工作，所以只能由司令员李元正召集部站以上领导见面，介绍情况。
由于王传友同志在这里工作过12年，所以他对这里的情况并不生疏。见面会之后，他就投入到了工作中。
当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面临着两项影响较大的工作：一是科学试验卫星发射工作已进入直接准备阶段；二是深入调查包工头徐某的行贿案。
这两件事情都很重大，特别是徐某的行贿案，牵连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人，办理此案在部队的思想稳定方面产生了影响，进而对卫星发射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必须要尽快处理好。
王传友政委刚到任时，这个行贿案中牵连到的，其中数人已被搜查过家。特别是后勤部多数领导都是受贿案主要嫌疑人，由此引起了干部思想严重混乱，直接影响到了发射任务的准备，造成了几次合练都不理想。
这个案子原来是由司令员、政委亲自抓的。王传友到任后经过初步了解情况，进行了全盘考虑。他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卫星发射，必须把主要力量和主要精力都集中到这上面来。为此，他提议，案件问题改由副政委黄培圣同志主抓，确保司令员和他自己能够集中精力抓发射任务。这样还能稳定部队情绪，减轻受牵连人的思想压力。并责成专案组以最快的速度清查，宣布一般问题的干部不再追究，使他们轻装上阵，投入到发射任务的准备工作中去。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分析了前一阶段的任务准备情况，提出了下一步工作（主要是抓合练）的要求。
这次会议后，干部思想逐步趋于稳定，合练成绩也逐次上升，圆满完成了10月初发射任务。
试验任务总结工作结束后，部队的主要工作转入了冬季训练。10月中旬，王传友政委和政治部刘兆梅主任率工作组来到了安西站、（新疆库尔勒）落区部、和田站（当时正在执行由二炮部队发射的东风三号导弹抽检回收测量任务）。为了能参加这次任务，他们先到了和田站，10月底返回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机关。这次出行，王传友政委走遍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所有部站单位。
王传友同志第二次调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后，他感到部队里缺少市场，需要尽快解决。东风场区有上万人，除已有的两个军人服务社外，没有任何市场，连队生产的肉、菜剩余部分只能分不能卖。日常生活用品多半得靠出差到外地的人员代购。这样不但给代购的人增加了负担，被代购的人也往往不一定就能称心满意，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选购的东西。
这个问题在中心已存在几十年了。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尤其显得突出。可想要改变，却阻力又很大。首先是有些领导担心营区搞市场会乱糟糟的，怕造成不良影响。但广大干部、职工、家属想要改变这种现状的积极性确实又很高。王传友经过调研和认真思考后终于下定了决心，让放手搞营区内的市场。他准许离退休职工、基层干部家属、未就业的子女搞个体经营。这样，大家生活丰富，小百货店、食品店、小饭馆都有了，部分没有工作的家属也得到了就业。
一次不寻常的发射
1992年下半年开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了四种近程导弹飞行试验任务后，就转入到“实践型卫星”的试验任务准备工作。
当“实践型卫星”发射任务进入测试阶段时，突然接到了科工委的通知，说要组团赴俄罗斯拜克努尔靶场参观学习，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要派人前往。司令员李元正同志和技术部主任刘庆贵同志前往。
没想到在执行这次任务的过程中，天公不作美，给这次的发射制造了不少麻烦，这是事前所没有预料到的。当火箭由测试厂房转入到发射阵地的前三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所在地突然刮起了大风，把许多供电、通信线杆都给刮折啦，甚至连停在测试厂房旁边的火车也给刮翻啦。大风过后，在王传友政委、张长文副参谋长和张克义部长亲自组织指挥下，经过一天一夜全力奋战，才恢复到了正常状况。火箭、卫星转场前一天的中午，王传友政委刚吃过饭，总工程师李风洲同志慌忙跑到了王政委的家中说，卫星有故障了，燃料加不进去，请王政委到现场去看看。并且还请示说，火箭转场时间要不要改。
王传友政委立即赶到了现场。他到达现场后首先听取了现场技术人员的汇报。技术人员向他汇报时特意强调说，加注前增压试验时都是正常的，说明星体没有问题。王政委听了技术人员的汇报后，根据总体情况经过思考后判断，问题可能出在加注接口处。于是，他要求技术人员们再去查查加注接口处，看看这里有没有问题。技术人员立即行动起来了，对加注接口进行了认真检查。果然不出所料，问题真的出在了加注活门上。
在场的人们无不感到惊讶和敬佩。
第二天转场，火箭运到发射场地时，发射场就开始刮起风下起了雨，并且越来越大。风大雨大，又不停止，从而影响到了下一步的吊装工作。吊装中队不得不把工作暂时停下来，等风雨停了再搞。没想到，人停工了，风雨却一直不停止。大家都急得团团转，眼看着离规定的发射窗口时间越来越近了，如果把火箭拉回去，要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可该怎么办呢？
大家此时都把眼睛集中到了在场的气象处长杨崇庆同志身上，希望他能说出一些鼓舞人心的话来。
没想到，杨崇庆却说：“风雨停不停，很难说，加大也有可能。”
一听这话，大家几乎都要一起跳起来。
“这怎么能行呢？”
“老天爷怎么这样？”
“这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嘛！”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脸望着天空说开了。
这时，有人建议，“不行，就把火箭往回拉。”
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就等王传友政委拍板啦。
王政委：“根据我在场区十余年所观察到的经验，这里连续下一天雨的时候很少。你们不要急，再等一下，我找有关人员研究一下！”
副参谋长张长文同志持有同样的看法。
在王政委的召集下，技术部的刘福生政委、副总工程师徐克俊、吊装中队的队长和副队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副参谋长张长文、后勤部副部长王钖山、气象处长杨崇庆和作试处长葛亚华等参加了这次会议。
大家经过研究确定了两套方案：风小雨小后的吊装方案和夜间吊装方案。
王政委指示，吊装队在散会后立即投入到吊装工作的准备中去。
散会后，吊装中队在刘福生政委和徐克俊副总工程师的参与下，又研究了具体的吊装方案。这时已是上午十一点钟了，吊装中队根据具体的吊装方案先用棉被把发射塔架包裹起来，以防吊装时碰伤弹体。另外，他们还加强了力量。这些工作都进行得很快。十二时吃午饭，饭后雨开始变小了，但风仍然在6级左右，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下午一点左右，风已降至3级以下，雨也只是星星点点地下着。
历来吊装工作的基本程序是，上午吊火箭，下午吊卫星，需要一天时间，而这次吊装工作却只剩下半天时间。也就是说，在这半天之内要干好过去一天才能干完的工作。
吊装工作开始了，大家需要的是迅速、高效、百分之百地成功，沉着、冷静，力争不出任何误差。当把一级火箭只起吊到一半时，雨完全停止了。这时，大家都高兴得欢呼起来，连年逾古稀的航天部老总任新民同志也鼓起了掌。
时间不等人！大家拼死努力，使得吊装工作非常顺利，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火箭吊装工作。下午六点钟，全部工作就圆满结束啦。
这时候，航天部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同志们像火山爆发一样地沸腾起来。他们高兴得互相拥抱、互相祝贺，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任新民同志激动地对着王传友政委说：“坚持得好！指挥得好！”
是啊！这一步的成功，说得客观一点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说得准确一点，这是王传友政委在关键的时刻指挥若定，正确判断的结果。由于他大胆地作出的这个决定，不但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并争分夺秒地抢回来了宝贵的时间。
我们回想一下，不管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不可能有现在的结果。在风大雨大一直不停的情况下，连气象专家都没把握判断风雨是否能停下来的情况下，王传友同志作为指挥员敢大胆地作出不拉回火箭的决定，是要有相当大的勇气的。万一老天爷还要继续下下去，谁也没办法让它停止。果真如此的话，王传友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经过对火箭卫星转场前后出现异常情况的正确处理，大大增强了参试人员的热情和信心。再者，发射场测试进展得也十分顺利，尤其是加注工作。经验告诉大家，在加注燃料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的，而这次却顺利通过。
正式发射就要开始了，进入发射六小时程序，开始很正常。可到进入两小时程序时，天空中又出现了云层，当进入半小时程序时，天空中又零零星星地落了几滴小雨。这时，王传友政委在指挥所接到了参谋人员的报告，于是，他就立即出来观察。他抬头一看，天空的四周都很晴朗，只有发射场上空和西边有些云，不会有问题的。回到指挥所后，他指挥大家要按照预定程序继续进行。
等到进入五分钟准备时，发射上空的云却出现了一片空白。这时，王传友又一次进入指挥所签发了“按时发射”的命令。发射获得了圆满成功。
半月后，卫星回收也很顺利。这次发射成功，对科工委各发射部队产生了积极影响。
接受总书记检阅
9月11日—13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同志们来说真是个大喜。
9月11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和夫人王冶平在甘肃省委书记顾金池同志、总参副总长韩怀智同志、兰州军区政委曹芃生同志陪同下，由嘉峪关市乘专机抵达4号机场。王传友政委和薛守唐等同志陪同邢永宁政委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前往迎接。
下午六点钟，总书记在众多人员的陪同下开始乘火车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发。火车从机场出发要走1小时40分才能到达东风站。根据江总书记指示，王传友同志在火车上的会议室里要向总书记汇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工作情况。
王传友政委向江总书记汇报工作时提到了东风精神，他说：“‘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科学求是、开拓进取’是我们大家所信奉的东风精神。”
总书记听着，还连声称赞：“东风精神好！”
当王政委汇报到部队的思想情况时，总书记又问：“你们的条件这样艰苦，是怎样保持部队思想稳定的？”
王传友：“主要靠四条：一是靠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东风精神；二是靠事业留人；三是靠各级干部的表率作用；四是靠不断改善生活条件。”
总书记听后说，“你们就是要既重视思想工作，又重视物质生活的改善！你们这个地方搞小市场是对的。”
漫谈中他问王传友同志：“你对搞市场经济怎么看？”
王传友：“以前认为是不能搞的，学习了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后，我认为是可以搞的。”
总书记在作了简短的指示后，问：“你对有争议的先搞航天飞机，还是先搞飞船，怎么看？”
王传友回答：“看法是先搞飞船。具体理由请邢春圃副总师向总书记汇报！”
邢春圃回答道：“从美国、苏联的实践经历来看，先搞飞船符合我国国情。”
总书记听完汇报后回卧铺车厢休息了。
趁着总书记休息的时候，王传友同志向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由喜贵同志提出要在总书记视察完工作离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中心要组织部队干部、战士、职工和家属进行欢送。由副局长听后坚决反对，怕安全出现问题。
王政委立即说：“安全问题，我们可以加强嘛。”
由副局长听后琢磨了一阵子，但还是不同意。王政委一听急了，不愿放过这次可表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同志们对总书记的一片情意的机会。于是，他就与由副局长据理力争。这时，总书记的秘书贾廷安同志听见了，过来一起研究。同意了王传友同志的请求。
在这次工作汇报中，王传友政委向总书记报告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专用铁路需要维修的建议。总书记听后当即表示同意，并指示陪同视察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叶青同志负责落实。总书记对王传友的工作汇报情况很满意。
第二天，也就是9月12日，早饭后，总书记冒雨视察了发射阵地，并在发射塔架平台上接见了发射部队和航天部的工作人员，还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重要讲话。紧接着，总书记又冒雨视察了测试厂房，午饭前返回中心一所。
用餐时，总书记边吃边向大家谈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下午，在王传友等同志的陪同下，总书记一行前往东风烈士陵园瞻仰了聂荣臻元帅的陵墓，并敬献了花圈。返回时，总书记还视察了指控站计算机室。
第三天，雨还是下个不停。总书记就继续冒雨视察工作并和大家合影留念。在中心一所小礼堂，总书记特意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题写了“東风航天城”几个闪闪发光的大字。
总书记视察完工作离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从中心一所门前到火车站这段道路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坚持不坐汽车，步行着与大家握手告别。
王传友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一直把总书记和夫人王冶平一行送到了机场。刚上机梯，江总书记又返回对王传友同志说：“先搞宇宙飞船是对的！”
1993年的春节期间，为了加强军地关系和民族团结，王传友同志作为政委到阿拉善盟和额济纳旗去拜年。这两个地方都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较远且道路十分难走，作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党委书记兼政委的王传友同志能够亲自去给当地群众拜年，当地群众非常感动。
这年4月—6月，王传友同志再次到国防大学进修系参加了学习。学习回队后，立即投入到了发射大地测量卫星试验任务和“九二一”工程准备工作。
经过大家的精心准备，10月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了以“九二一”靶场建设为主题的技术研讨会。会上，有20多人宣读了研究报告，王政委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讲话。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起到了统一指导思想，调动广大技术人员积极性的作用。
1994年元旦，王传友政委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广大官兵正在进行其近程导弹定型试验。
当时，定型试验三发中先打了一发，打得不错。第二发却偏差太大。快过春节了，还有一发要打。既然出现了偏差，就要查找原因。于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技术人员和航天部试验队坐到了一起开始分析出现偏差的原因，可双方意见分歧相当大。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技术人员认为是控制系统有问题，不同意再打第三发。而航天部试验队的同志们认为是偶然故障，坚持要打第三发。经过双方多次协调后仍僵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负责试验的副参谋长张长文和副总工程师邢春圃向王传友政委报告了情况，并请王政委与他们一起去说服航天部试验队。
当天晚上，他们就到了航天部试验队住所——7号招待所会客室，与陈总工程师和他的主要助手进行了座谈。在充分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王政委针对航天部试验队同志们的思想顾虑，讨论式地谈了两个小时。最后，航天部试验队的同志们还是愉快地接受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意见，同意把火箭拉回去进行检查。
果然不出所料，经过检查后证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意见是正确的。经过对火箭改进后，于1994年春，又拉来了数发，打得很成功，达到了设计要求。陈总工程师见到王政委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谢谢你！”
这一年的任务还是比较多的，除此以外，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除进行了弹头试验，还配合研制部门进行了探空火箭试验以及配合二炮进行东风五抽检试验等；“九二一”靶场建设方案继续论证，通信大楼施工，发射塔基础开挖，测试厂房、指控中心、试验宾馆等基本建设工程招标，并举行了工程开工典礼。
8月份，总参谋部由军务部杨副部长率各大军区军务部长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进行了装备、部队管理检查评比。这次检查评比是全军性的，各军兵种部队都十分重视。
这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在进行近程导弹弹头试验。两项工作都是大事。
将两项工作都搞好确实难度极大。他提出，首先要集中精力抓试验，试验任务结束就立即全力以赴投入到迎接检查的准备工作中去。
实际上，这是一着险棋，两项任务之间间隔时间很短，处理不好不仅发射试验任务受到影响，而且在全军的检查工作中也难以取得好成绩。由于决策正确，经过大家不懈努力，抓好了每一个环节的工作，抓紧了分秒时间，使这两项工作都取得了好的结果：发射任务进行得顺利，总参检查评比组也很满意，给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年终总参通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受表彰的三个军级单位之一。
日晚，王传友政委到达北京准备参加国防科工委党委扩大会议。25日听报告，26日上午分组讨论。分组讨论前，科工委丁衡高主任、戴学江政委和沈荣骏、怀国模两位副主任以及政治部许瑞忱主任找王传友同志谈话，宣读了他调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调令”。谈话中，王传友同志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下了眼泪。在场的领导都知道，王传友同志舍不得离开科工委，他对科工委有着很深的感情。因为他是在科工委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先后在三个中心做过主要领导工作，又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开创者之一，马上就要离开了，还真有点恋恋不舍。
时间再回到这一年的6月份。当时，许瑞忱主任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考察领导班子。需要谈话的人都谈完了，只剩下在北京参加会议的王传友政委和后勤部部长李克义两个同志了。
等到他们两人分别被许主任约谈后，王传友同志就回家吃午饭了。没想到，王传友同志刚进家门，许主任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让他在下午常委会前15分钟到许主任所住的房间去，有事要谈。
下午，许主任告诉王传友说：“你一出门后我就接到戴政委的电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求从军队调个人去任党委书记、政委。军委很重视，让每个大军区推荐两人备选，去的同志保留军籍。科工委推荐了你和云维春（马兰基地政委），现在要听你本人的意见。”
王传友同志回答说：“我一直在部队工作，对军队有感情，现在正是‘九二一’工程全面建设阶段。再说，也没有地方工作经验，怕干不好。我的年龄也大了，又有糖尿病。从个人愿望上说，舍不得离开部队；但自己一生都服从组织安排，现在老了也不想讲价钱，组织决定，我服从。”
许主任听后把王传友同志的意见概括为二点：一、对部队有感情，从个人愿望上舍不得离开；二、服从组织决定。
许主任接着问王传友同志道：“我概括得对吧？”
王传友：“对！”
接着，许主任就谈起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说那里的工作难度的确非常大，因为他自己曾经在马兰基地工作过，对新疆的情况还是知道一些的。王传友同志也从老首长的谈话中感觉到首长舍不得让他走。
之后，许瑞忱主任就电话告知了戴学江政委。关于这次的谈话内容，王传友没有向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任何同志透露过。工作还是照常干，没有丝毫的松懈。
这次突然宣布了王传友同志的“调令”后，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下午还参加了分组讨论会。
27日上午开始，他先后去到了中组部、农业部、国务院办公厅、总政治部领受指示。中组部王旭东副部长、辛向东处长简要向他介绍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农业部刘江部长、刘成果副部长向他介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并要求王传友同志近日就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那里参加经济工作会议。
王传友同志来到国务院办公厅后，刘济民副秘书长接见了他。告诉他说：“兵团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我在1980年曾到过那里解决过农一师上海知青闹回城的问题。兵团很困难，关键是要把经济搞上去。”
到总政后，于永波主任亲自与王传友同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他说：“刘华清副主席和张震副主席原本打算跟你谈谈，但因农业部和中组部催你尽快报到，今天我代表军委给你谈谈。”接着，于永波主任介绍说，军委定王传友同志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王传友：“我年龄大，又不懂经济，怕搞不好！”
于永波：“军委相信你一定能搞好。年龄嘛，他们提出要五十七八岁的，你五十七，正好。你去任党委书记、政委，经济工作是不熟，但党的工作、政治工作，军地大同小异。”
于永波还说，军委研究，王传友同志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保留军队待遇。
28日下午，王传友同志和丁文斌同志（河北省秦皇岛市委书记，与王传友同志一起调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后，任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一起又去看望了在新疆工作过的王恩茂同志，聆听王老谈了一些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和今后应要注意的问题。使他们很受教育。
经过大家这两天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简要介绍，他们算是对兵团有了初步的了解。
日晚上，科工委的戴学江政委还为王传友同志举行了欢送会。
就这样，王传友同志带着无限眷恋的心情离开了部队。
初到兵团工作
日早饭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北京办事处冯传志主任把王传友同志和丁文斌同志一起接到了该办事处。当晚，他们就乘飞机到达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金云辉等兵团领导同志到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迎接。
31日上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召开了新老班子交接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王乐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以及新疆其他一些领导。
这次会议上，一些领导讲了话，新到任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王传友同志也讲了话，他说：“我是从部队来的。兵出身，不懂经济，来是向大家学习。我这个人本事不大，但我支持有本事的人工作。”
与会同志听后都非常感动，认为新来的王传友政委是个思想不保守的领导。看来他还是一个说实话、办实事的人。好像没有大话、客套话。“未成曲调先有情”，让人感觉到他这个人务实，可靠，还能接近群众。特别是王乐泉书记针对王传友同志说的这两句话在随后的讲话中着重强调指出：“大家注意到了新政委这两句话了吗？”意在王传友同志讲得好！
1995年元旦放假期间，在金司令员的陪同下，王传友同志和丁文斌同志看望了在乌鲁木齐市居住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省级以上老领导。随后，金司令员还举办了为王传友同志和丁文斌同志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离休的老书记、兵团老领导的见面会。
接下来到机关各部门看望大家。元旦过后，王传友政委参加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计划、财务、体改等方面的工作汇报。
王政委说：“我要适应兵团的优良传统，而不要求大家适应我。眼前的工作，一切按原党委部署的工作进行。”
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为期4天，王政委利用晚饭后时间逐个听取了兵团各师局领导的工作汇报，初步了解了整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会后，王政委还与兵团常委进行了逐个交谈。
王政委应邀参加了兵团军事部党委扩大会议。随后，他又参加了兵团组织慰问困难企业的活动。王政委到农六师共青团农场进行慰问。在这里，王政委发现，共青团农场的团办公室十分破烂。整个房间连一把椅子都没有，来人却只能坐在长条凳子上。
慰问了农场团部以后，王政委一行又随即慰问了几户职工家庭。这些职工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居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修建的土坯房里，家中没有像样的家具，生活都非常艰苦。有的家中只有三五只羊。尽管他们困难，却毫无怨言，对领导前来慰问说了不少的感激话。
王政委看到和了解到基层干部、职工的精神状态比较好。
王传友同志是个干实事的人，通过对这个团场的慰问他看到了兵团的真实情况，感慨万千。面对这样的情况，他能说什么呢？改革开放了，市场经济的大幕也已经拉开，兵团人只要有志气，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能过上好日子。于是，他在这个团场的大会上喊出了“人穷志不短”的口号，号召大家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大大鼓舞了兵团人的奋斗精神！
1月15日，王传友政委在于秀栋副秘书长的陪同下，一路东行返回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交接工作并搬家。途经吐鲁番境内时，他还来到兵团二二一团考察工作。看望了老干部和个别连队，并参观了那里新种的果园。途径哈密境内时，他到兵团哈密管理局看望了红星医院和一些老干部。1月17日到黄田农场考察后一路东行，在路边与红星牧场领导班子见了面。当晚，他们就到达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安西测量站。这一天恰巧是王传友同志的五十八岁生日。
1月18日晚饭后，王传友政委一行回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次日下午就进行了领导交接班的工作。
他这次回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虽然与他上次离开没有多久，但这次却是永远调走了。
王传友政委知道应向同志们表明什么，自己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不应该去过多地考虑个人的感受和选择，而应该无条件听党的话，服从组织需要。大家听了无不受到感动，说他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夜深人静了，王政委还没有一点睡意。此时，他想得更多，没有别的。他的感情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在漫无边际地飞奔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曾是他的家，他在这里经历过两次战斗，一次是开创，再次是发展，这里的人和物对他来说都印着很深的感情。如今离开了，同志们深情和关心更使他感动。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