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为何遭到高层警告？
来源：综合
作者：侠客岛
原标题：玩球的资本大佬，这是来自高层的警告
　　中国高层发展论坛，这个由国研中心主办的高规格论坛，总是不乏猛料。
　　最新的一则，是论坛上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表态。他先是肯定了这“总体是一件好事”，但“也发现一些非理性和异常投资行为”。比如，“国内的钢铁厂去海外买饮食公司”、“在中国开餐馆的去海外收购网游公司”，以及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足球俱乐部等。
　　在潘行长看来，之所以说这些投资行为“非理性和异常”，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些要么是“高杠杆”，要么是“在直接投资的包装下转移资产”。
　　这事儿有意思。
　　说起来，中国企业这些年在海外买买买，几乎已经见怪不怪。普通民众印象中随便能想起来的，就有万达去美国买了院线又买制作公司，去马德里买了个大厦又转手；安邦在纽约买了华尔道夫；美的去德国并购了知名机器人制造公司，苏宁跑到意大利收购了老牌足球俱乐部国际米兰&&
　　潘功胜列举了数字：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快速增长，同比增长了40%，而此前几年增幅一般在10%到20%之间。
　　在岛叔、资深市场人士赖熊看来，对外投资增速如此之快，逻辑很简单，就是企业出海做并购。如果查看2016年的ODI数据可以发现，去年的高增速基本是在上半年完成的，以至于到了今年，ODI的增速基本都在同比下降；去年下半年，在外汇管制等一系列措施下，ODI快速下降，同期海外资金对华投资（FDI）则出现回升态势。在他看来，这已经可以明显看出监管层的动作和思路。
　　按说，中国企业出海、“走出去”，一直是国家战略之一，也是国家非常鼓励的行为，因为这有利于中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那么，为什么央行副行长会“突然”点名批评这其中的一些投资行为？
　　答案很简单，就是一些企业打着“对外投资”之名，进行转移资产甚至是洗钱等行为。
　　究竟该如何判定“对外投资”与“资本外逃”之间的界线？操作中当然并无明文规定。但要判定其目的如何，也不是无迹可寻。
　　做海外并购，原因之一是确实有并购需求，并购行为可以提升在产业链上下游的竞争力。比如美的买库卡的机器人，海尔买GE，万达买院线，海航买酒店，都算是这一类在产业链上的布局。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业链的拓展、技术的提升等需求，会要求企业必然走向海外收购，这也是重复之前日本等经济体走过的道路。但如果投资行为跟企业本身的主业没有任何关系，对企业的业务和形象都看不到直接的良性影响，那这种行为逻辑可能就需要研究。尤其是在2015年汇率改革、人民币改革之后，不乏企业借着投资之名外流资产。
　　毕竟，商业最讲究的就是逐利。
　　我们可以拿足球来举个例子，这也是潘行长专门点名说到的领域。
　　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彼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足球的寥寥无几。之后的2015年，有5例中资入股海外足球俱乐部的案例，包括万达入股西班牙的马德里竞技，华人文化联手中信资本入股英超俱乐部曼城的母公司（领导人去英格兰看过的球队）；2016年更是风起云涌，包括苏宁2.7亿控股国际米兰70%股份、复星集团买下英格兰第二级别联赛的狼队、7天酒店创始人买下法国尼斯队等。到2016年8月，中国企业至少已经投资了14家海外足球俱乐部，其中12家是控股。
　　而在国内，这种风潮同样没有停止。你也许会问，国内的足球俱乐部怎么也会有资本外流的问题吗？是的，比如收购大牌的国外球员（掏天价转会费）、给这些球员支付高额薪水，其实也算是这一范畴之内。比如，上海申花买阿根廷球员特维斯，转会费1100万欧元，年薪接近3800万欧元；上港买巴西球员奥斯卡，花了6000万英镑，又花4700万镑买下了胡尔克；苏宁买特谢拉、J-马丁内斯、拉米雷斯三个球员，加起来就接近1亿英镑。
　　一位资深足球从业者告诉岛叔，一些国内的俱乐部为了避开国内的外汇管制，在给这些球员支付薪水时，经常会先把钱打到球员所在国从商的中国企业户头，再由这些企业转移支付给球员。而像河北这样的省份，以前一年往外流的外汇没多少，但是在成立中超足球俱乐部、并且大手笔收购国外球员之后，单个俱乐部就能用掉河北省接近八成的外汇额度。
　　其实，做为一个普通的球迷，经常也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是，投入这么大，能挣回来钱嘛？比如现在的中超16支球队，前些年大概一年开支5000万就可以运营，而现在水涨船高，一年不投2个亿，几乎都很难留在这个级别的联赛。但从球场上能挣到的钱是很有限的，通常分为转播费用、比赛日收入（门票、商品销售、纪念品）、赞助商等三大块。转播费，去年每家中超球队分红不到6000万，其他的加起来通常也很难满足开支需求。
　　既然从球场上挣不回来钱，那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呢？
　　答案也分两种。
　　第一种，是去海外买买买，本来就是为了转移资产。通常来说，要通过足球赚钱，时间周期是很长的，投入会有漫长的回收期。投资海外球队，如果说是大牌球队还好，可以增加知名度、品牌形象度，算是无形收入；或者投入那些青训体系完备的俱乐部，可以通过培养年轻球员出售来赚利润。
　　但如果说收购的球队既没有名气、又是低级别，盈利和青训都很堪忧，短时间内根本看不到扩大企业影响力、盈利等可能，那这背后有没有洗钱（通过收购之后再倒卖等方式）、或者是炒作概念等心怀鬼胎的动机，就很难说了。
　　说白了，中国的投资人都不傻，现在这么流行挣快钱、挣热钱的方式，为什么还要吃力不讨好地进行投资回报这么漫长的行为？甚至有的中国企业，国内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还要跑到海外去投资，甚至被被收购方告上法庭，这背后的逻辑就很难解释了。
　　第二种答案则更具备中国“本土特色”――投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为了足球场外的收益，甚至说白了，是在“买政策”。放眼看去，中超的这些俱乐部背后，注资方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地产商。事实上，多年前中国足球爆出黑幕的时候就已经有论者指出，企业投足球，很多时候算的是“政治账”，背后捆绑的是拿地、圈地、圈钱时候的政策支持。
　　也有人会说，无论是投资足球，还是企业在海外买买买，终究都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是市场行为，不能用道德标准来衡量。那么，为什么央行副行长还要点名说这件事呢？
　　一句话，放风。
　　毋庸讳言，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着外汇储备减少、资本外流的压力。在人民币贬值的背景下，逐利的资本自然向外寻找相对优质且“便宜”的资产（包括货币、理财产品、实业、不动产等），这一点从年中国保险业在海外的收购力度就能看出。但反过来，资本流出又会对一国的金融体系稳定性造成压力，因为这相当于国内的钱变少了，流动性趋紧，意味着央行要放出更多的钱平缓流动性压力，这就造成各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提升；央行越“放水”，人民币贬值可能就更大，就又需要更大的放水，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这也就是为何监管层频频释放严管信号的原因。两会前夕，时任商务部长高虎城就表示，对外“盲目投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隐患”，“有关部门果断采取措施，积极进行引导”；3月10日，周小川谈到对外投资时说，“投一些体育、娱乐、俱乐部，对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好处，同时在外面还引起了一些抱怨”，“如果有一些过热情绪，有一些跟风，也有一些动机不良的，对这种现象进行一定管理也是正常的”；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则表示，“天价球员是投资足球的人有钱就任性造成的，他们意在商业而不是意在足球”，“对此高度警惕，并将出台更严格的整肃措施”。
　　据曾在监管层工作多年的岛叔赖熊分析，潘功胜的这番表态，结合之前各部门高官的发言来看，实际上，是给地方外汇管理机构以及市场主体敲警钟、打预防针――以后不要在试图利用外汇管制的缺口和漏洞了，监管层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责任编辑：郭彪 UN832)
&&&&&&</div
中国人哪来这么多钱？[]
客服热线：86-10-
客服邮箱：　　打造跨国公司不单单是企业的事，也不单单是政府的事，希望能有一批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级跨国公司，具有在全球主动整合资源的能" />
免费阅读期刊
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中国企业为何要走出去?
　　打造跨国公司不单单是企业的事，也不单单是政府的事，希望能有一批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级跨国公司，具有在全球主动整合资源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具有较强的行业影响力，具有良好的国际形象。 中国论文网 /2/view-6280795.htm　　中国对外投资迅猛增长，数量很大，成绩也不小，但是问题也不少。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新一轮改革开放总体战略目标，国际国内的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展国际化的经营到底应该怎么做？政府应该怎么做？企业应该怎么做？ 　　对外投资增加迅猛 　　2013年中国的对外投资达到了1078.4亿美元，同比增长率达到22.8%，连续两年中国位列全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从1993年开始，中国连续多年是发展中国家中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外国资本不断流入中国。21世纪之初，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一年才一二十亿美元投资，而这么快中国一年的对外投资就超过千亿美元。 　　截至2013年底，中国一共有1.53万家大陆企业在境外（包括中国香港）设立了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184个国家和地区，比上年增加了5个国家。中国对外投资累计存量是6604.8亿美元，比上年排名前进两位，位居全球第11位。 　　中国对外投资的第一个特点是快，过去10年的复合增长率为38.5%，如此快的速度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第二个特点是投资多元化，企业海外投资的分布多元化，行业也是多元化，几乎涵盖所有行业。 　　第三个特点是中国企业从整体来看，国际化经营的程度低。尽管中国已经成为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一些公司在全球各地布点，但是国际化程度不高。有关部门统计，在2011年，50家“最具全球竞争力中国公司”的海外业务占比为27%，远低于世界非金融100强跨国公司62.3%的水平。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与老牌跨国公司比存在差距。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大型跨国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截至2013年底，在非金融类的对外投资中，国有企业占55.2%，有限责任公司占比为42.2%，股份有限公司占比6.2%，股份合作企业占比2.2%，私营企业占比2%。在中国跨国经营百强企业中，有90家是国有企业。 　　中国的国企在海外投资时，西方企业会抱怨或者指责中国国有企业可以在国内得到低成本融资，到西方国家投资还有其他想法。其实中国国有企业都是抱着商业目的在对外投资，而东道国的国有企业很少，不理解这种情况，会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让中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时面临独特的障碍。 　　为何要“走出去” 　　中国尽管这么多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只有6600美元，作为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结束，还处于工业化中期偏后时期。在这一背景下为什么中国早在世纪之初就提出“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从国家层面来看，推动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的经营至少有四方面的意义。 　　一是大国维持全球地位，需要一大批能够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跨国公司来支撑大国的地位。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靠强大军事实力，靠对全球规则的主控，靠美元是国际货币，还靠美国跨国公司掌控着全球生产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比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IT产品出口国，但是在IT产品上，芯片用的是英特尔、高通产品，操作系统用的是微软、安卓或者苹果的产品，这些最核心的技术由美国跨国公司掌控。尽管其在产业链上占的比重有限，看上去大部分产品是中国组装生产再运往全世界，但是核心环节是由美国跨国公司掌控的。 　　二是通过对外投资进一步保障中国资源、能源的供给。中国现在60%的石油需要进口，有色金属、橡胶、煤炭的进口占全球交易量的40%以上。对于严重依赖外部资源环境供给的国家来说，可通过海外投资在国际上掌控一部分资源。中国是最大的需求方，如果中国企业能在供给方有一定影响力，对于稳定资源、能源的价格很有帮助。 　　三是利用全球市场与资源，保障和平发展与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比如，中国技术创新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来展开，吸引高端科技人才往往回来的是华裔科学家。既然高端人才不容易来，那么企业可以把实验室、研发中心建到硅谷和其它国家，主动在全球整合资源。华为除了在国内的深圳、北京、南京、杭州有上万人从事研发外，在全球很多地方也建了研发中心。 　　四是中国的对外投资有利于改善和东道国的关系，拓展中国发展的国际空间。中国和绝大部分的贸易伙伴之间存在贸易顺差。比如说印度，面对巨额顺差，印度人很不高兴，怎么办？通过投资，推动中国企业在印度建基础设施、开发区、工业园区，把中国适用技术带到印度创造就业，带动出口。 　　机遇与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从全球来看，每一次大的危机都会导致全球跨境投资的下降。2007年全球跨境达到投资高峰期，一年两万亿美元。金融危机一爆发，很多企业受到冲击，减少了对外投资。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很多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开始收缩，可是中国企业开始往外走。 　　这除了中国外汇储备丰富，中国经济增长稳定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危机爆发后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原来中国企业买不着的企业，不仅可以买到，而且可以很低成本买到。比如说沃尔沃，金融危机以后受到了冲击，才有了吉利去收购沃尔沃。10年前福特买沃尔沃花了64亿美元，吉利从福特手里购买沃尔沃才花了20亿美元。 　　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来说是战略机遇，可以通过低成本并购获得技术，获得品牌，获得海外相应的渠道。但是战略机遇期是有限的，随着各国慢慢走出经济危机，企业价格会迅速回升。 　　与此同时，要重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有很多国家欢迎中国企业去，但中国企业在很多国家还遭遇着歧视性的待遇。如，工商银行去美国开分行，申请多年也不批，因为金融是敏感行业，加之工商银行是国有银行。美国先把后申请的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分支机构批复了，拖了很久才把工商银行的分行批了。
　　第二个挑战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一些企业“走出去”后，需要面对当地环保标准、道德标准等社会责任标准。 　　第三个挑战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时是后来者，尤其在矿业投资上，不得不去高风险的地方。 　　第四个挑战是被迫出高价。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时不得不出高价，出了高价股东挺高兴，但是很多人都骂企业，觉得企业扰乱了市场。前几年西方媒体总批评中国企业，在国内可以低成本工资，到海外哄抬物价，导致中国企业像窦娥一样有冤没地说，出了钱也不买着好。 　　在海外投资中，企业还会遭遇和国内投资不一样的风险。首先是政治风险，外部的局部战争频繁，中国企业“走出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政治风险，包括战争、内乱。中国有家企业在菲律宾投资电网，盈利比国内还好，可等工程师回国后，再去发现拿不到签证了，人去不了。苏丹分裂以后，对中石油是很大挑战，油田在南苏丹，码头港口在北苏丹，石油通过管道运到港口再出口，南北一打仗就殃及池鱼。 　　此外，还有自然灾害风险、商业风险、工会风险、文化风险、法律风险、管理风险、人员安全风险等。 　　在工会风险方面，上海汽车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花了5亿美元并购韩国双龙，上汽想把图纸带回来，结果工会盯得死死的，让企业连一片纸都没有带回。最后工人闹罢工，企业一天损失几十万美元，罢工持续了100多天，双龙最后再次破产出售。一些国家的工会是资方的对立面，处理不好关系就会出问题。 　　在法律风险方面，中国工程公司在加蓬的一个项目雇了一批当地工人，主体工程完工后，解雇了大批工人，此举遭到工人的强烈抗议，工人罢工并要求赔偿。当地法律规定，临时工持续工作一周以上自动成为长期工，工资也得涨，有权获得足够维持两个妻子和三个孩子生活的工资及交通和事业补贴。一个非熟练工人如果连续工作三个月以上则自动转为技术工，工资也要随之提高。中国工程公司最后不仅没有挣到钱，还赔了钱。 　　打造世界级跨国公司 　　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的问题显示中国公司国际化经营能力亟待增强，“走出去”没有做好准备；企业跨国经营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仍有待进一步改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相互竞争，缺乏协调机制与配套服务。 　　希望能有一批中国企业最终成长为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具有在全球主动整合资源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具有较强的行业影响力，具有良好的国际形象和一定的美誉度。要实现这一目标，以下是对政府和企业的一些建议。 　　打造跨国公司不单单是企业的事，也不单单是政府的事。主体当然是企业，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来打造跨国企业，但是政府也需要推进相关工作。 　　第一，把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作为我国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十二五”期间应结合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率先取消对外投资的核准管理。第二，加强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融资服务。第三，加强信息服务。第四，加强人才培训服务。第五，加强海外权益保护和保险服务。第六，加大税收支持，减轻企业税负。第七，加快国内立法，完善法制环境。第八，为重点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开通绿色通道。第九，改善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舆论环境。第十，建立为我国跨国公司服务的社会支撑体系。 　　对于企业来说，要着力增强国际化经营的能力，包括战略决策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品牌管理能力、市场开拓能力、企业社会责任能力。 　　对比联合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在很多方面中国企业的认识还有欠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有难得的历史机遇，而且到了开展全球化经营的关键点。 　　站在这一新历史起点上会发现，要真正实现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目标，培育一批中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跨国公司，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有大量工作要完善。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研究员，本文根据其在经济50人论坛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文章不代表本刊观点。）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
【xzbu】郑重声明：本网站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xzbu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xzbu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四大挑战 _ 东方财富网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四大挑战
作者：张起花
企业观察报
东方财富网APP
方便，快捷
手机查看财经快讯
专业，丰富
一手掌握市场脉搏
手机上阅读文章
根据报告内容，我国企业出海扩张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
　　日，由商务部研究院、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联合撰写的《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以下简称报告)面向全球首发。
　　该报告旨在系统归纳中国政府在促进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做的积极努力，从公司治理、经济、环境和社会等角度披露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实践信息，阐明中国企业近年来走出去取得的主要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并对相关方提出建议。
　　全方位展示中国企业的全球企业公民建设情况，这有利于增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活动透明度，有利于促进实现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与国际社会、环境的协调统一，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根据报告内容：2014年，中国企业共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其中金融类159.2亿美元，同比增长5.4%；非金融类1072.0亿美元，同比增长15.6%。截至2014年底，共有1.8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企业2.97万家，分布在全球186个国家和地区。
　　对此，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事业的发展正处于可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商务部愿与各方形成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运用多种方式，在共同致力于提升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同时，也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企业的海外可持续发展经验，推动中国企业同投资所在国一同走出一条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同所在国的共同发展。”
　　但是，根据报告内容，我国企业出海扩张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　　海外业务盈利水平待提高
　　经济效益在企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占据基础性地位，报告统计显示，中国企业反映其海外经营业绩情况为：13%的企业盈利可观，39%的企业基本盈利，24%的企业基本持平，而其余24%的企业目前暂时处于亏损状态。
　　对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划发展局局长邓志雄表示，我国企业大规模快速走出去，必然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尤其是在风险控制、国际化管理、环境治理、企业文化与当地风俗文化的融合等方面。经验不足，容易影响海外业务的盈利能力。要提高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经济效益，必然需要时间来提高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并不断提高企业自身的国际化水平。
　　当前，中央企业已然成为现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截至2014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10余家央企中已有107家在境外共设立8515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80多家央企已在“”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
　　“十二五”以来，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从2.7万亿元增加到4.9万亿元，年均增长16.4%；营业收入从2.9万亿元增加到4.6万亿元，年均增长12.2%。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约占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7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
　　所以，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王文斌表示：“当前，中央企业在海外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中央企业必须率先以国际一流公司为标杆，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发挥表率和示范作用，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企业海外战略、决策治理和日常经营当中，全面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据邓志雄透露，为了引导中央企业更好地走出去，目前国资委不仅加强了对央企的领导，为正在进行海外投资的央企高管提供更好的激励，而且还制定了不少支持性举措，包括人才队伍建设、风险防范办法、激励约束机制、金融支持、服务保障等。
　　他认为，当下“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我国企业可以以此为契机，化解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目前中国企业存在 ‘三多、三少’问题，‘三多’分别为‘人才多、钱多、产能多’，而‘三少’则为‘资源少、市场少、环境容量少’。可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进行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
　　此外，邓志雄说，如果将“三高七路”上的能力进一步强化，可作为央企走出去的重要抓手。“三高”即“高铁、特高压、高度信息化”。“一个在能源，一个在交通，一个在通信，是最重要的社会运行网络。过去三十多年，中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了”三高“技术能力的综合集成市场。”
　　“七路”即铁路、公路、水路、空路、油气管路、电路、通信线路。“作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来，它们已经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邓志雄认为，自上世纪50、60年代起，发达国家先后对“七路”有所放弃，而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培育出与中国相竞争的队伍，“中国企业所形成的标准、成本、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得我们可以把‘三高七路’能力向‘一带一路’沿线的亚非拉国家推广过去。”　　兄弟企业间竞争待弱化
　　报告中调研问卷还显示，中国企业普遍认为海外经营的主要竞争对手依次为：中国企业、其他国家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这说明，目前中国企业处于加速国际化的进程中，大量企业开始或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在中国企业之间也会形成较大竞争。
　　据本报记者了解，散兵游勇、各自为政的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失败的教训很多，也很惨痛。一些同行业的央企互相压价，甚至不惜牺牲利润，把精力大多放在了如何成功拿下项目上，这显然不利于中国企业在境外市场盈利能力的提高和品牌形象的树立。最终，很多外企往往利用我国企业之间互相残杀的内部竞争从中得利。
　　欣喜的是，近年来，在国家“一带一路”、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等战略部署下，抱团出海的国家意志越来越强。
　　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秘鲁出席中资企业座谈会时提出，在走出去过程中，面对地域文化差异和各种风险，企业一定要抱团出海，防止恶性竞争，国家会在金融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支持。
　　此后，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营造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法律政策配套的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良好区域投资环境，引导国内企业抱团出海、集群式“走出去”。
　　今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通知，要求央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协同发展，加大海外业务合作力度，倡导有序竞争，避免不规范恶性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推动国际化经营向中高端发展。
　　对此，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一届政府对央企“强强联合”的思路是针对龙头企业进行整合，减少央企在同质化竞争中的内耗，避免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自相残杀，同时拓展海外市场、加快产能输出。“强强联合有助于打造国家品牌，对走出去效果最为明显。”
　　今年5月20日，我国两家航运央企、发布公告称，双方共同投资3.3亿美元成立中国矿运有限公司，专项从事铁矿石海上运输及相关干散货业务。中国矿运的出现，让中远、中海重组预期再度增强。10月16日起，、中海发展及停牌，这三家央企重组整合的风声越来越大。
　　5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拥有核电牌照的投资集团公司，与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重组成立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舆论普遍认为，经过30多年“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产业已经进入“出海”新阶段，央企之间的整合重组有利于我国国产第三代核电技术“走出去”。
　　而在此之前，中国南车和已经重组整合成集团，南、北车的重组以轨道交通装备为核心，这种资源的重组，无疑会极大提高中国高铁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
　　在减少内斗，一致向外的行动中，我国央企已经率先而为，形成了一股潮流。业界专家认为，如此“抱团”的趋势是值得肯定的，希望更多领域的更多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时候，能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资源的优化重组，共同做大做强。
　　本地化采购待提升
　　报告内文显示：49%的企业比较重视东道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政策及规划，作为企业经营的参考。40%的企业将此纳入企业发展战略，与企业经营密切结合。这说明绝大多数“走出去”企业都秉持着“立足当地、共谋发展”的经营理念，积极融入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
　　据报告撰写组代表、国资委研究中心张金城介绍，外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建立联系能够促进东道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从而增强东道国企业的发展能力，容易使外来投资企业与东道国一起形成良性双赢的局面。而实施本地化采购不仅能帮助中国企业建立起更具竞争力的全球供应链，东道国企业也能在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过程中，提升产品标准、拓展市场、增加经济效益。
　　报告撰写组调查后发现，在意愿方面，绝大多数中国公司坚持东道国产品优先采购原则。在同等条件下，72%的企业会优先考虑采购项目所在地的产品和服务，并提升本地化水平。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受访企业仍以中国国内采购为主。有57%的中国企业通过中国国内进行采购，只有38%的企业从东道国采购，9%的企业从第三国采购。
　　谈及原因，受访中国企业表示，在文化及语言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东道国环境缺乏了解增大了本地采购的风险。其他困难包括缺乏跨国经营管理经验，建设境外营销网络的成本和费用过高，企业资金短缺且项目融资不畅，以及缺乏海外产品质量管理经验等。
　　某些东道国缺少中国企业所需要的产品的供应商，供应商网络不完善，或者即使有相关供应商，其产品的价格或者质量也无法达到中国企业的要求，这也是阻碍企业本地化采购的因素。
　　张金城表示：“尽管在跨国经营中，中国企业仍面临着本地化的各种挑战，但是本地化采购的工作仍然是必要的。因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进行本地化采购，会促使当地供应商迫于竞争压力，为满足客户对质量标准和按时发货的要求，进行更多技术创新，从而在这种逼迫下获得技术能力及管理经验的提升。这个过程也有利于中国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输出，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融入东道国。”
　　报告显示，当前，海外业务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从东道国进行采购。海外运营时间越久的企业本地化采购的程度更高。
　　与小型企业相比，大型企业更加积极地寻求建立本地联系，以求海外业务的更稳定且可持续发展。虽然，寻找合适可靠的本地化供应商并建立合作关系是个耗时的过程。但是，随着在东道国运营年限和经验的增加，跨国公司会对当地经济和行业模式更加熟悉，更容易实现本地化采购。相应地，本地供应商也需要时间去适应跨国公司对其质量、供货速度等方面的要求。　　融资渠道待拓宽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大企业“走出去”力度，是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举措，可以推动我国优势和富余产能跨出国门、促进中外产能合作、拓展发展空间，提高中国产品尤其是装备的国际竞争力，推进外贸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制造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但是，如要让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迈得更稳，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当下，商业的跨境金融服务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必需的支持和保障。一方面，“走出去”企业在境外的投资、经营活动，需要依赖银行的信用及资金支持作为坚强后盾；另一方面，当面临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时，亦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避险方案，帮助企业防范和化解风险。
　　报告显示，在与金融机构紧密合作的企业中，57%的企业选择了境内金融机构(如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只有25%的企业选择境外机构(如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这表明，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对资金需求很大，但融资渠道有待拓宽。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我国国内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比较少，覆盖面小，而且能力有限。加上国内金融监管制度的限制，不少企业反映国内政策性机构存在费用高、投保难、境外服务能力滞后等问题。
　　虽然，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在国外一些地区设立了工作组和分支机构，对民企项目也很关注，但是由于贷款担保等问题，有时候银行最终也爱莫能助。因此，业界不少专家也一直呼吁，解决好我国企业境外发展的融资问题，不仅仅需要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更需要拓宽、创新融资方渠道。
　　由此看来，一方面，我国很多金融机构该顺势而为，成为“走出去”的一部分，发挥其在融资、贷款、资源整合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及地位，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以联合融资、银团贷款、跟踪服务等多种方式涉猎海外项目，帮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实现金融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也需要企业自身寻求多渠道的融资办法。除了寻找境内金融机构支持，也可以千方百计取得境外金融机构的支持。除了选择境外直接投资贷款，也可以考虑通过内保外贷、项目融资、融资租赁贷款、债券融资等形式获得“走出去”的资金保障。
　　去年年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部署加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力度，会议明确，要简化审批手续，便利“走出去”。健全政策体系，服务“走出去”。拓宽融资渠道，助力“走出去”。这让很多企业看到希望，他们都在静待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
(责任编辑：DF154)
[热门]&&&[关注]&&&
请下载东方财富产品，查看实时行情和更多数据
郑重声明：东方财富网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东方财富网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及时性、原创性等。相关信息并未经过本网站证实，不对您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扫一扫下载APP
东方财富产品
关注东方财富
天天基金网
扫一扫下载APP
关注天天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