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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风险
来源：皮书数据库&&作者：郭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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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发展水平、商业规则、社会制度、宗教文化、法律体系各不相同，许多国家都处于敏感地带，内外矛盾交加，政局动荡，战争不断，这些因素都将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产生影响，使该战略的实施充满挑战与风险。这就需要我们对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现状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深入了解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出去&所面临的风险并重视防范，未雨绸缪，进行有效规避。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公共关系研究所年开展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传播之价值&课题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与分析以及对多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进程的经验总结，概括得出未来的十大传播风险：各国文化差异显著；中国品牌在国外的认知度低；国外公众对中国品牌的偏好度低；中国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不被西方认可而导致国外媒体及公众对中国企业的负面态度；企业缺少与国外媒体的有效沟通机制和主动沟通意识；没有与国外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与技巧；缺乏专门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人才；不善与外籍员工沟通；可用于指导实践的相关理论体系严重匮乏；在海外进行危机管理风险更大、经验不足。进一步研究表明，最突出的三个方面风险可归纳总结为：地缘政治经济风险、商业游戏规则风险、文化差异冲突风险。
　　（一）地缘政治经济风险
　　所谓地缘政治，是指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俄罗斯学者拉祖瓦耶夫指出：&第一，地缘政治学突出了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地理对政治的影响。第二，把地缘政治学推广到列强争夺世界或地区优势和权力的斗争上，最一般的是，人们称国家间竞争，特别是全球性竞争的典型情况为地缘政治。第三，认为地缘政治学首先反映了国际舞台上争取权力的斗争同地理的联系，地缘政治学被看作外交政策的工具，它从地理决定论原则出发规定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和优先权。&
　　进入到全球化的今天，政治和经济又密切关联，难以分割，正如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Edward Lindblom）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所言：&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也是政治性的。那么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就普遍意义而言，&经济&是一种特殊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由个人、企业还是政府进行。更确切地讲，&经济&是这样一种行为，它有可能也是政治行为，只是寻求以特殊的方式实行。&
　　在全球化时代，当今的国际关系都是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必定会遭遇相应的地缘政治经济风险。在&一带一路&途经的沿线国家之中，中国与一些国家存在战略利益问题，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冲突。其诱因包括来自国际层面的大国博弈、世界经济震荡等原因，也包括东道国层面的政治、经济和法制原因。
　　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调整恢复期，地缘政治经济局势更显复杂，沿线国家缺乏多边自由贸易安全体系和有效投资合作机制。长期以来，欧亚地区地缘政治矛盾突出，国家相互之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地缘政治的巨大风险。有相当一部分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是中国国有企业，国企背后的政府背景使其在海外投资时屡遭质疑。中东、中亚地区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相关国家一再对中国的战略意图进行过度猜疑和恶意揣度。而&一路&涉及的南海和东海等海洋权益争端以及海洋通道运输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近年来该问题始终未能圆满解决，这对中国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着实是个难题和考验。
　　中国若想实施&一带一路&，需要避免与其他大国产生冲突，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若处理不好，则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一带一路&建设可能会付诸东流，并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二）商业游戏规则风险
　　商业游戏规则风险则是指由于经营环境、经营战略、经营决策、竞争对手、市场供求及价格等的变化导致投资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法律风险、资金风险、利率风险、市场风险等。
　　法律风险是指投资企业对东道国的法律环境生疏，从而不按照该国法律法规进行操作，或者在适应过程中面临本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法律变动而造成的不确定性因素。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涉及的国家众多，其法律体系与中国不尽相同，有的国家与中国甚至属于不同法系，易产生法律信息不对称的风险。部分国家立法不够完备，在执行上对外国企业有所歧视，甚至会基于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有针对性地对某些跨国公司或者海外企业进行或明或暗的特别管制。中国企业面对对方在投资、劳工福利、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时，容易因不熟悉规则而碰到困难。
　　资金风险是指企业资金不能保证正常运营，融资渠道出现阻碍，无法获得所需资金，或融资成本大幅提高等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时，基本以海外基础工程建设为主要途径，其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区域，铁路、港口等建设很难在短期内见到效益，有可能长期存在亏损。
　　利率风险是指一定时期内由于利率的变化而导致的国际投资的资产价值发生变化。而在与多个国家进行贸易的时候无疑会收付多种外币，以外币计量其资产和负债，汇率的变化必然影响资产和负债的价值。
　　市场风险是任何一种直接投资都会随时面临的风险。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面对的国家发展水平不同，一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不稳定，可能存在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所以市场风险也相对较大。
　　（三）文化差异冲突风险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近年来，我国&走出去&的有些企业因不尊重当地风俗习惯而遭到所在国居民抗议抵制，因员工文化背景不同沟通不畅，产生争议和隔阂，因内外部发展环境、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发生变化，对文化差异认识不足，无法很好整合企业文化，导致投资失败，经营困难，各类问题频显。
　　2015年初，华为公司在全球投放了一个&芭蕾脚&的广告，画面上是一双芭蕾舞者的脚，一只脚穿着舞鞋光鲜亮丽，另一只脚赤裸着满是伤痕。广告文案是：&The journey is hard.And joyful.&中文文案是：&我们的人生，痛，并快乐着。&这个画面虽然使用了&芭蕾&这一西方元素，但传递或被解读的却是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至上理念。这种典型的中国价值观，与西方所倡导的自由、创新、个人主义价值观不相符。现代西方企业强调劳工权益，注重为员工谋求福利，这一广告不仅难以为华为公司赢得艰苦奋斗的尊重，反而可能给西方公众带来冷漠无情、缺乏人性的感受。
　　反观通用电气公司（GE）在奥运期间投放的国际广告以及在华广告就十分得体。在国际广告中，该公司将鸟巢这一奥运代表元素以远景方式呈现，而在华广告中更加突出鸟巢，让其位于画面正中，占据较大版面。联合利华公司的企业标志也恰到好处地对在华标志做了细微更改，添加了屋顶这个象征&家&的元素，使其看起来更有温暖的感觉，让在华消费者感受到家的归属感。国别和民族差异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差异会使各国的市场需求以及偏好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上两个公司的成功案例是通过细微的改造，以迎合不同地区消费者心理，将广告以不同表现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对中国企业&走出去&颇具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文化多元，存在差异是必然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活动中必将遭遇文化差异冲突的问题。而管理文化差异，降低冲突风险，应大力倡导对话主义，通过对话沟通解决矛盾和摩擦，增进人与人之间、社群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认同，凝聚最大共识，创造积极信任，构建合作共赢的良好国际生态。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中若想要真正&走出去&，甚至&走进去&，跨文化管理能力是对其一大考验，这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摘自P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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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互联网
建设“一带·一路”巨大的市场空间吸引了投资机构、国内和国际企业的目光。中国企业也凭借这一股东风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向海外输出中国产品、中国技术、中国创新、中国标准和中国文化。在抓住机会之前，我们需要先问自己六个问题。2013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 2013 年 10 月，首次提出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两项倡议迅速得到沿线各国的广泛响应，目前已有 70 多个国家和组织对“一带一路”表达了支持和参与，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合作框架。有 34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协议。据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总量约为 21 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的1/ 3 左右，人口共计 46 亿人，占比超过60%。巨大的市场空间也吸引了投资机构、国内和国际企业的目光。中国企业也凭借这一股东风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向海外输出中国产品、中国技术、中国创新、中国标准和中国文化。对于亿欧最为关注的中国企业家来说，我们有机会抓住这一次的利好机会。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问自己六个问题。1、为什么要出海？是为了跟风起势？寻找新增长点？还是因为现有业务的成本危机？自身是否具备出海的必要条件？明确布局出海业务的原因可以让我们更明确投入的力度和布局方式。2、哪些产业更有机会？除了以能源、建筑、电力等为主的一带一路核心扶持产业，我们在跨境电商、金融、物流、旅游、教育、科技等方面也有机会。如何把握商机？3、去什么国家？为什么ofo出海的第一站选择新加坡？去哪些国家一方面和企业自身资源相关但同时也受到当地政策、经济等环境的影响，了解这些信息可以帮你建立出海路径。4、可以借助哪些资本力量？国内主流投资机构，如达晨创投、IDG、君联资本、坚果资本、梅花创投、昆仑万维、深创投等都开始布局移动出海领域。我们如何借力资本？5、各地政府有哪些支持“一带一路”的政策？一带一路有 18 个重点省份如新疆、陕西、上海、浙江等，各省市都相应发布了政策文件，以陕西为例，我们可以从陕西一带一路的官网上了解最近的信息。6、走出去需要面对哪些挑战和风险？除了传统的商业风险之外，还有很多非商业的风险如地缘政治风险、社会责任风险、环境责任风险、合规反腐的风险等，怎么避坑？在没想清楚之前，别贸然行动， 2017 年 12 月 14 日下午14：00-17：30，中国大饭店，亿欧携手行业顶尖智库与代表企业举办“ 2017 亿欧创新者年会-科技一带一路峰会”，共同探讨“一带一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了解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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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影响与风险
发布时间：　编辑：墨西哥&叶宏超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实施共建&一路一带&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可谓功在当前利在长远，同时这项宏大事业也必然会面临各种困难和阻力。
　　就经济逻辑观察，&一带一路&有望带来多方面积极影响。第一，将为中国经济开拓创造更具全方位特点的开放格局。早先中国处于产业链低端，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时代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并向发达国家输出加工品。经过几十年开放发展历练，中国已成功转变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经济发展与结构提升对开放格局提出更高要求。未来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仍有很多扩大合作领域空间，同时与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重要性将会显著提升。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大部署，也是&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的战略举措。
　　第二，创造培育国内、区域以至全球范围的新经济增长点。在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周期调整下行压力形势下，结合共建规划适当追加国内相关地区与行业配套投资，有助于国内经济短期稳增长目标并将对长期增长发挥积极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受到基础设施缺乏等硬件条件与体制政策不完善等软件条件制约，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共建&一带一路&对症施策，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更好实现经济较快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对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做出贡献。
　　第三，改进完善国际经济与金融治理架构。目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与全球化深化要求不匹配，要把21世纪经济全球化提升到更高水平，需改进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在IMF份额调整受阻与守成大国对全球治理架构&存量改革&消极拖延形势下，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用建设性方式主动进行&增量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探索合作发展新路径，本身具有对现存治理结构在有效解决当代发展问题局限性方面提出质疑补救的含义。依托&一带一路&创建亚投行等新金融机构作为&增量改革&关键举措，将对改进完善现有体系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推进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历史进程。随着全球经济格局与主要经济体相对实力演变，国际货币体系与特定主权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会相应调整。虽然新兴大国经济与货币相对重要性变化，并非在每个时点都具有成比例的精准一致性，然而二者终究会通过非线性方式实现其内在一致性要求。伴随中国开放经济体量增大及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交易范围逐步增加使用应是大势所趋。本币国际化是大国经济开放成长的自然历史过程，并且对货币发行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因而它不应是短期政策目标，甚至也不是可以选择的政策工具。共建&一带一路&将探索使用区域内货币进行贸易结算与发债融资等金融与货币合作途径，中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国，其本币即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将获得前所未有机遇。
　　第五，改善外部资产负债结构与收支状态。伴随经济追赶提速与加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大。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资产从亿美元上升到亿美元，同期对外负债从6527亿美元上升到46323亿美元，净资产从2764亿美元升到17764亿美元。然而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不合意，虽有巨额净资产却遭遇净值负收益。例如2014年数据显示，中国对外资产61%是收益较低的官方外汇储备，对外负债58%则是回报率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为逆差599亿美元，二者收益率差异为负2.7个百分点。给定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最终用人民币衡量的净收益负值可能更大。共建&一带一路&将拓宽中国以非外汇储备形式持有外部股权债权空间，有利于提高中国储蓄在国外配置效率以造福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也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
　　共建&一带一路&必然会面临各种困难与风险。第一，共建&一带一路&会始终面临如何处理与大国关系的难题。例如，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创设国和主导国，显然会较多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美国对亚投行反应已显示这一点。不过美国也在实施&新丝绸之路倡议&和&印太经济走廊&战略，与&一带一路&有很多潜在合作空间，美国有关政策未来变化不确定性较大。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与地缘政治原因，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或许有复杂感受与反应，共建&一带一路&如何协调与俄罗斯这个重要战略伙伴国关系其实有特殊敏感性与微妙性。
　　欧洲大国、印度等与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上有较多合作空间与意愿，不过也会在地缘政治与具体合作方式上存在很多立场差异与磨合之处。日本自然会更多从消极方面看待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行动，不过日本与不少沿线国家经贸与援助关系与&一带一路&在客观上也不无交集。大国崛起如何管理大国关系演变始终是难点，共建&一带一路&越是取得成效，由其激活的潜在风险因素可能会更大。在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给中国提供了一次充满挑战的&主场&历练机会。
　　第二，如何处理沿线小国关系也会面临复杂难题。沿线国家中像巴基斯坦这样全天候好伙伴并不多。如菲律宾、越南这样近年与中国双边关系出现特殊困难的国家也积极参与创设亚投行，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内在具有互利共赢性质，然而与这些国家具体合作仍可能会多一些制约因素和困难。又如由于不很久远的历史原因，蒙古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难免会多一些考量。即便是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总体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崛起快车以实现自身发展抱负，然而有学者指出：&今天一路一带上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平等的伙伴而是我们的藩属。丝路时代的回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历史记忆中不美好因素，也可能转化为影响合作的交易成本。
　　第三，工程与项目实施层面会有更多困难与风险。21世纪以来中国大量企业走出去曾面临的各类困难，都会构成共建&一带一路&的潜在和现实挑战。一是体制政策风险。沿线发展中国家即便在政治层面明确了合作立场，在体制与政策层面仍可能存在大量协调困难，例如特定项目用地能否及时到位，过于繁复的海关检验程序能否得到合理控制，汇率波动与外汇管制可能发生突然变动等，都会给本来可能互利共赢的项目蒙上阴影。二是管理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外面临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环境，在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员工管理等方面都会遇到新困难，简单采用国内行之有效方法可能会&水土不服&。这就要求中国有关企业在管理运营层面认真学习善于学习，尽快适应所在国特定环境以保证平顺运营，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企业微观面支持。
　　三是环境风险。大型基础建设与工业投资项目必然伴随对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某种人为干预，受到技术可行性、预期赢利性与环境可持续性等三重变量的相互制约。虽然保护环境与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基本方针之一，在具体工程项目设计和实施层面如何统筹兼顾各方面目标达到最佳平衡，仍会面临选择困难甚至会有争议。
　　四是经济形势与政局变动风险。中国企业近年国外投资，经常遭遇经济形势变化导致已确定项目搁浅取消的冲击。去年国际油价下跌在一些国家引发这类情况。如中资企业主导财团在墨西哥投标获得一个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高铁项目，今年初被墨西哥政府以经济形势变化为由取消是一个事例。另外，投资目标国的一次执政党更替，有可能对已确定或在建项目带来颠覆性影响；如果出现政局动荡或爆发内战，则可能对中国企业投资设备财产甚至人员安全带来威胁。
　　第四，企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坚力量。打铁先要本身硬，中国企业和机构大规模走出去同时，如何把握好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关系，做到技术过硬、管理到位、效益良好、美誉度高，将是决定未来成败的关键。另外因共建&一带一路&创设的亚投行、丝路基金如何在自身决策机制与管理方面贯彻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如何在实施项目层面坚持自身特色定位又与现有相关国际金融与发展机构有效合作，内部运行如何结合利用投票与协商机制达到既高效决策又充分集思广益，都存在需要通过实践探索逐步解决的问题。
　　第五，如何保证中国在沿线国家大规模投资的安全性与收益性。拥有海量国民储蓄是中国倡导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支持条件之一。中国早先国民储蓄境外配置以官方外汇储备为主要形态，共建&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富余储蓄今后将更多转化为在沿线国家生产性投资及相应债权股权。以主要发达国家高等级债券等金融资产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外汇储备，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以生产系统、基础设施等实物资产或大型工程为主要资金运用对象比较，在投资收益、风险、安全等不同维度指标和属性方面都可能存在反差性变化。面对更具有异质性的新投资环境，如何控制风险系数，获取合理收益，减少财务损失，将是共建&一带一路&长期面临的挑战。
　　最后，如何正确看待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内深化改革推动体制转型关系方面，也可能存在认识风险。亚投行冲击显示中国改革发展阶段性成就与影响力提升，国内媒体热议时扬眉吐气与欢欣鼓舞是大国崛起阶段的正常合理心态。不过也需防范公共兴奋与欣慰感可能传导一种潜在认识偏颇，就是把亚投行冲击解读为&中国模式&大功告成而盲目乐观，把共建&一带一路&开局顺利看作是所谓&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完胜，而淡忘国内改革大业仍面临爬坡过坎与壮士断腕的挑战。改革开放激活创造力是中国发展成就的根本原因，中国也是战后经济全球化体系与秩序建设的参与者与受益者，倡导&一带一路&并非意在颠覆现有经济秩序，也不是仅追求中国自身利益，而是要与沿线国家一起依据各自国情改革开放，探索共同发展与互利共赢道路。
　　中国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争取共建&一带一路&成功，是对新时期中国奋发有为新外交方针的检验，也是对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引领发展潮流能力的检验。共建&一带一路&事业能否取得预期成功，根本保障条件在于中国能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建构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挑战，在于能否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建成现代国家治理架构与能力，在于能否保持中国经济持续追赶从而为&一带一路&合作提供生生不已动力并动态充实其内涵。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成功条件在这个战略本身之外。
　　要长期坚持&亲诚惠容&、合作共赢的基本方针，通过持久合作努力逐步实现规划目标，由此获得国际社会更广泛诚挚的认同。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找准定位，谋而后动，发挥核心竞争力，避免一哄而起一拥而上。项目设计实施需重视兼顾市场赢利与社会责任目标，避免短期行为与竭泽而渔。要重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有序转移，充分发挥这类转移对承接国在就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特殊影响。项目设计实施应加强与国际机构与发达国家有关机构的务实合作，学习借鉴行之有效的国际经验和方法。要把培训、学位教学与实践高效结合起来，大力培养各个层次各种类型人才。
　　总之，共建&一带一路&无捷径可走，只能通过持久而正确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携手共进谋发展愿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出处:《金融时报》中文网当前位置：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矿产资源企业“走出去”的合作策略
时间： 03:56:30 &&&&来源：网络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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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一带一路”行动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成为中国在新时期优化开放格局、提升开放层次和拓宽合作领域的重要方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与中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加强对沿线国家矿产勘查开发投资与合作，对构建中国多元化的资源供应来源、提高抗风险能力具重要作用。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将“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
“一带一路”行动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成为中国在新时期优化开放格局、提升开放层次和拓宽合作领域的重要方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与中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加强对沿线国家矿产勘查开发投资与合作，对构建中国多元化的资源供应来源、提高抗风险能力具重要作用。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将“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列为合作重点，必将进一步加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步伐。
一、我国矿产资源企业“走出去”
的合作优势和机遇
（一）“一带一路”构建了沿线国家实现矿产资源互补合作的新平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是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与我国具有资源互补、经济互助的合作基础，尤其是具有较强的资源互补性。比如，中亚国家的油气，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镍、铁，马来西亚、文莱的石油，越南的铝土、铁，泰国、老挝的钾盐等，都是我国急需进口的大宗矿产品。而我国丰富的稀土和钼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需求也可为相关国家所用。据2013年海关统计，中国矿产品进口值排名前15位的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9个，占60%，矿产品出口值排名前15位的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11个，占73. 3%。
（二）“一带一路”提供了沿线国家打造合作政策框架的新机遇
在“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下，沿线国家积极制定了吸引外资的政策框架，构建了国家间矿产资源合作的政策体系。这为我国矿产资源企业走出去的合作战略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与制度平台。目前，已搭建的政策框架包括产能合作政策、金融合作政策、对外招商政策等。
（三）“一带一路”创造了我国产能过剩国际调节的新空间
对于矿产资源加工类企业，当前国内煤炭、钢铁、电解铝等产业正面临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以煤炭为例，目前，全国现有煤矿生产能力40亿吨左右，在建煤矿总规模约11亿吨。
“十二五”期间，我国已经累计淘汰落后煤矿7250处、落后产能5.6亿吨，2015年全国淘汰落后煤矿1340处、落后产能约9000万吨，但依然面临产能严重过剩问题。“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为我国矿产资源企业的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促进煤炭国际贸易提供了契机，将有利于缓解国内煤炭产能过剩的压力。此外，“一带一路”的发展必将带动煤炭、铁、铝、铜等矿产资源新的增长需求，这无疑给国内这些富余产能的配置带来新的契机。
（四）“一带一路”带来了沿线国家加强矿产资源领域合作的重大机遇
为了促进“一带一路”建设，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我国推出了三大创举，分别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丝绸之路基金以及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rAAP)，共同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2015年3月，国家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倡议，勾勒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其中，丝绸之路基金明确表示将资源合作作为重要的融资支持方向。这些举措将为矿产资源合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资金支持和贸易便利化服务等。
二、我国矿产资源企业“走出去”
合作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政策波动风险
尽管沿线国家积极构架合作的政策框架，但仍存在政策的不稳定性。有些沿线国家政局不够稳定，政策变动大，导致很多项目无法继续进行下去，给我国企业造成损失，也降低了矿产资源合作的安全性。政策的不稳定包括矿产开发政策的不稳定性、财税政策的不稳定性等。例如，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公布的年全球矿业投资环境调查显示，吉尔吉斯斯坦政策的不稳定就与政府调整矿法和提高相关税费有关，这些不确定因素降低了我国矿产资源企业“走出去”的安全性。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差异风险
企业的核心能力理论中将企业的文化作为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跨文化的整合能力则对企业跨国投资经营的成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当前我国矿产资源企业“走出去”而言，虽然成功并购了境外矿产资源企业，取得了境外矿产资源，参与了矿产资源项目的开发，但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掌握和识别境外不同的文化市场环境、不同的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不能将境外的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与自身的进行很好的整合创新，导致企业最终经营失败。例如，2009年，华菱以12. 718亿澳元入股FMG，获得后者17. 34%的股权，成为仅次于FMG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弗鲁斯特( Andrew Forrest)的第二大股东。而2010年，华菱旗下上市公司华菱钢铁( 000932．sz)巨亏26. 44亿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差异带来的风险。
（三）我国矿产资源企业资本运营模式与渠道创新面临挑战
我国目前已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丝绸之路基金等，为我国矿产企业“走出去”的资金需求提供支持。但企业走出去依旧面临着境外融资难、融资渠道单一的问题。企业现有融资方式主要包括内源融资和外部融资。我国企业目前依然是以内源融资和银行借款作为境外运营的主要渠道。但内源融资规模的限制及并购贷款50%的上限规定，无法满足我国矿产企业“走出去”所需的庞大资金需求。如国外流行的债券融资、换股并购、优先股融资、杠杆收购等外部融资方式，并没有成为我国企业境外融资的主要方式。因此，融资渠道和手段的单一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寻求国际合作的挑战之一。
除了以上三点外，沿线国家对外资合作企业的环保要求也比以往更严格，矿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不论是当地法规政策还是整个社会文化对环境保护都有着较高的要求。综上可知，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具体的优势机遇、劣势挑战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矿产资源企业“走出去”的合作策略显得十分迫切。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
矿产资源企业“走出去”
的合作策略
（一）利用资源互补，抓住机遇，制定产能合作的激励机制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可知，交易成本包括制度成本。中国企业“走出去”涉及企业与监管部门、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及有关组织、母公司与海外投资机构企业与海外投资人员等多种交易关系，每一层关系都面临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制度创新的经济学意义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抓住机遇，积极制定产能合作的有效激励机制，从而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合作效率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我国矿产资源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策略。
首先，应完善产能合作对外投资的配套政策，降低国内产能向外转移的政策成本。简化符合产能合作标准的对外投资审批手续，鼓励对有利于优势产能向外转移的直接投资提供商业性和政策性信贷支持。完善外汇管理和服务，拓宽企业和项目融资渠道，完善融资担保机制，发展人民币跨境融资。
其次，鼓励中外合作共建园区，充分利用资源互补，降低合作各方的交易成本。综合运用经济外交手段，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加快与新兴经济体合作共建工业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积极争取税收、土地、用工等方面的当地优惠政策，促进合作机制的完善。
此外，加强产能合作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议在中国主要投资国设立专门的“中国驻外商业服务机构”，负责为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和机构提供法律、市场信息、劳动签证、采购、贸易、投资、物流信息等各方面服务，及时发布投资指南供企业参考，开展企业对外合作培训。重点针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知识产权纠纷、劳资冲突、安全保障等法律事务提供专业的、低成本的服务。通过上述三点，可以为我国矿产资源企业“走出去”的产能合作打造有利的政策制度平台，建设有效的产能合作激励机制，降低合作成本。
（二）关注目标国的政策动态
开展国际矿产开发政策、金融政策、招商引资等目标国政策信息跟踪机制，全面了解资源丰富国家各方面的政策及其变动情况。企业有必要建立政治经济情报搜集和政治风险预测评估体系，以提高投资决策的准确性和安全性，并建立境外资源丰富国家的矿业政策法律库。对我国“走出去”的矿产企业而言，只有根据搜集的信息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法律、政策和制度有一个全面而详细的认识，才能准确识别出国别政策体系的差异性，在进行跨国经营的过程中才能针对这些差异进行有效部署，使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符合当地法规、政策的相关要求，从而避免经营中的政策风险。
具体而言，关注政策动态，从目前的政策体系分析应主要包括产能合作政策、金融合作政策、目标国招商引资政策。
在产能合作政策方面，日哈萨克斯坦出口投资署同意与丝路基金签署框架协议，由丝路基金出资20亿美元，建立中哈产能合作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哈产能合作及相关领域的项目投资。哈方负责落实哈国相关优惠政策．比如对项目融资、商务人员签证等方面提供便利并协调各相关方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同日，丝路基金还与哈萨克斯坦巴伊捷列克国家控股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商定，综合运用金融、信息、法律、组织等资源，以股权、债权等多种方式，在中哈产能合作专项基金框架下开展合作，共同寻求产能、创新、信息技术等优先领域合作机会。日，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
在金融合作方面，日，捷克中央银行与中国银监会于捷克首都布拉格联合召开“一带一路”金融合作论坛。此次论坛上，中国银监会与捷克中央银行及双方银行业协会不仅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还签署了《跨境危机管理合作协议》，对推动双方进一步深化监管合作有着重要意义。此外，对于自贸区金融和贸易监管的薄弱环节，东盟自贸区也在积极加强监管的合作，比如积极制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的法律法规。
在对外招商引资政策方面，巴基斯坦在市场准入、财政税收、投资便利化等方面进行了动态政策调整。巴基斯坦已与包括中国在内的50个国家签有投资保护协定，还与52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外商在巴基斯坦投资享受设备进口关税、初期折旧提存、版权技术服务费等方面优惠政策。截至2015年12月底，中方对巴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已达39. 47亿美元。为了吸引外国的投资，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在招商引资方面不断地调整政策，制定了新的刺激计划。自从2015年9月份以来，印度尼西亚政府不断地放松管制，出台了简化对投资商的相应审批程序方面的利好政策。公共服务上，为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赴印度尼西亚投资，印度尼西亚投资协调委员会还特别设立了中国投资服务小组，协助解决两国企业投资的困难和障碍，为中国工商界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投资商务论坛在北京召开，印度尼西亚政府非常诚恳地邀请中国企业去印度尼西亚投资电力、基础设施、海洋产业、工业园区等项目。
综上可知，中国矿产资源企业实施走出去合作策略，应重视并关注目标国的政策动态，做好政策解读工作，抓住机遇。
（三）创新企业资本运行模式，提高企业间合作的金融支持保障
企业“走出去”运营融资困难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矿产资源企业海外经营的紧迫问题。为此，合作企业要创新利用金融工具拓展资本运营的渠道和手段，提高企业资本运营能力。具体可通过战略联盟融资、融资租赁、金融互换、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工具的使用拓宽融资渠道。具体创新形式及内容如表1所示。
我国“走出去”的矿产资源企业在融资时，可以考虑与当地有着资源互补、竞争小的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战略联盟进行融资。例如，煤炭企业可通过与沿线国企业之间以联合资本或技术开发煤炭资源、联合销售为主要目的而建立起利益共同体，也可通过与其下游企业由于煤炭的供求关系而建立起战略联盟合作，形成资金的往来，由此可拓宽融资的渠道。另外，矿产企业设备投资大，融资租赁是企业很好的选择，可以缓解资金压力。企业通过租赁可以用少量资金及时引进先进设备，做到边生产、边刨利、边还款。这一方式不但保证了生产手段的先进性与高效性，也为企业间的合作提供资金和技术的保障。我国“走出去”的矿产企业将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可以通过金融互换手段，与目标国当地企业合作，互换金融工具，可以有效地避开金融风险而使资产得到保值。我国矿产企业还可以将应收账款、矿产资源收益权或项目收益权通过资产证券化进行融资。应收账款多、投资规模大的矿产企业可考虑资产证券化。矿产资源丰富的、有明显优势的也可以将矿产资源证券化；而经济效益较好的项目，或在建成后有足够的项目收益，且这类收益是可预期、可计算的，也可以将项目收益权证券化。
（四）注重跨地区跨国合作的文化融合
与沿线各国合作时，要始终抱着亲诚惠容的理念，要尊重合作目标国的文化，要入乡随俗。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意企业的言行举止，给目标国留下良好的形象，在文化宗教方面避免产生摩擦。在承诺不对当地文化和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情况下，将矿业投资与推进资源丰富工业化进程、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等联系起来，以避免沿线国家对中国产生疑惑，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加障碍，影响“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与此同时，通过对当地市场环境的深入了解，对投资目标国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氛围进行充分的认识，能够使企业在境外的投资市场中更好地履行当地企业的社会责任，在跨国投资经营中得到境外市场民众的支持，减少可能的民众抵制风险。
“一带一路”是21世纪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我国矿产资源企业实施走出去的合作策略创造了难得的机会。尽管我国矿产企业的合作总体乐观，但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政策风险、文化融合风险、融资风险、缺乏话语权、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严要求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根据现代经济与管理的前沿理论提出对策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资本运营与金融工程理论、企业文化理论、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结合“一带一路”的现状，提出了如下合作策略：充分利用资源互补的优势，制定产能合作的激励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创新合作的融资工具与手段；注重跨国跨企业间的文化融合；关注目标国的政策动态，对外树立可持续发展、负责任的形象。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责任编辑：刘建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