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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今年医保又开始交了
今年医保又涨了30元。今年加了卫生费，卫生费
有的镇按户交，也有按人口交的。同是黄石镇交的钱也不一样。有的村每人交180元，也有的村每人交210元。把卫生费捆绑进去还有的把保险费也捆绑进去进行强制搭车收费。现场也没有保险公司人员由村官一起收，无知的乡下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保险.是哪家保险公司的，也没有告知什么条款，就不明不白的交了钱，并且还是强制交的。去年保险每人10元，今年要每人20元。这保险公司看到了农村的蛋糕，不费劲的大赚一笔。村里为什么那么卖力为保险公司收钱呢？
你不知道他们都是人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我们那医保一人150，卫生费一人30，保险一人20，独生子女好像都不用交。
老人家快80了也要交，够黑的
我们那医保一人150，卫生费一人30，保险一人20，独生子女好像都不用交。
莆田保险只服“中国人寿”，与地方ZF私交没得说，捆绑销售，不交保险其他就都不能交！
20块意外险，具体明细也没看见,呵呵...心中万只XX奔腾而过...
我们这医保一人150元！卫生费一户120元！没说要交保险的
我们这独生子女结婚了就要交啊
城区刚缴医保150
150&&没交卫生费&&意外险20元自愿不强制&&农村的飘过
黄石道尾这边医保每人150，意外险每人20强制交，不交意外险村干部说了医保fa票没有，太他妈黑了。没办法每家每户都得交意外险，今年每人还要交40卫生费，我家就交了1千多了。
什么社会啊莆田文革风云传奇人物李庆霖的人生浮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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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文革风云传奇人物李庆霖的人生浮沉(二)
& & 说点关于李庆霖的事(1)
　　位于闽北的武夷山是全国有名的旅游风景区。每年都有许多各地的游客去那里旅游观光，其中也不乏那些曾经插队落户过的“知青”。
离武夷山不远，有一个崇安监狱。一天，一批当年的上海知青兴致勃勃游玩武夷山之余，偶然听说当年向毛泽东“告御状”的李庆霖就在那里服刑。不由得思绪万千，顿生前往“探监”的念头。他们一起找到了崇安监狱。
只是，他们去的时候，李庆霖已经离开了那里，刑满释放回家了。当年负责管教李庆霖的林管教倒还在。在上海知青们的一再要求下，他向他们介绍了他所知道的有关李庆霖的一些情况。
1980年4月，李庆霖从建阳监狱转到崇安监狱时，已经52岁。
岁月的风霜，使他比实际年龄要衰老得多。
监狱的围墙很高。围墙四周被拉上了一道道高压电网。一根根拇指一般粗的钢筋被锻打成梭刀似的直挺挺刺向蓝天。
对这个新的环境，李庆霖显得有些畏惧。
监房里连他算在内，一共住了十二个人。那些睡在身边，剃着光头．满脸横肉的青年刑事犯，更使李庆霖胆战心惊。他怕自己稍有疏忽，便会招来什么不测。
李庆霖毕竟是一个教了二十多年书的小学教员。他很有涵养，对人彬彬有礼，慢声细语。他以自己最大的忍让与那些刑事犯们和平共处。
负责管教李庆霖的青年警察姓林，福州人。
李庆霖平时就喊他林管教。
林管教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青年。
偌大的一个监狱就李庆霖一个是政治犯。林管教对这个政治犯明显地与那些杀人越货的刑事犯区别开来。在生活上给予李庆霖许多关照，让他干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李庆霖进崇安监狱不久后，监狱新盖了一座监房。监房多起来了，林管教请示了监狱长，替李庆霖收拾了一个小房间，在里面搭了一个铺，还搬了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让李庆霖搬进去一个人住。
李庆霖从心里就非常感激林管教。
林管教闲时也常到李庆霖的住处听李庆霖汇报思想。
李庆霖以为林管教曾经也当过知青，不然不可能对他那样好。但这个疑问他一直藏在心里，不敢问。
一天，林管教又到了李庆霖的住处。
李庆霖马上站起来，保持着立正的姿式。
林管教说：坐下吧，坐下吧。
李庆霖就小小心心坐下了。
林管教打量了一下房子，发现房子被李庆霖收拾得一尘不染。床上的被子叠得很齐整。小小的房间使人感觉就象李庆霖写的思想汇报材料里的小楷字一样，看了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两个人默默坐了一阵子后，李庆霖突然毕恭毕敬站了起来，然后冲林管教喊了一声报告。
林管教说：什么事坐下说，坐下说。
李庆霖就又坐了下来。但他吱晤了半天，仍然不敢把自己的一个想法说出来。
林管教就说：说吧说吧。
李庆霖于是说：林管教，我想托你上镇里买一幅毛主席像。
林管教有些吃惊：你买毛主席像干什么?
李庆霖说：“我想把它挂在屋子的墙上。土改的时候，我就开始挂主席像了，后来一遇上再版的主席像我就去买回家挂。
林管教不止看过一遍有关李庆霖的档案材料。他对李庆霖的情况已经有了大体的了解。他觉得眼前的李庆霖比材料里的李庆霖要和善得多。
他说：你对毛主席感情很深?
李庆霖眼圈就红了起来。一会，他说：你能帮我这个忙吗?我知道我的要求可能有点过分。
林管教当然不这么认为。他想尽管李庆霖眼下是个囚犯，但这并不等于说把他热爱领袖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他说，你打算现在就买?
李庆霖说：服从林管教安排。
林管教突然灵机一动，他说：这样吧，我放你一个小时的假，你自己到镇上买去。
说点关于李庆霖的事(2)
　　李庆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我自己去买?
林管教点头说：从监狱大门出去，向左拐，那有一条石板路，你就顺着石板路一直往前走大约不到十五分钟就到了镇上。
林管教放手让他走。李庆霖反倒心里有些不安，他说：还是林管教你帮我买了吧，我不要去，不要去。
林管教说：怎么?我都敢让你去，你自己反倒不敢去了?
李庆霖说：你不怕我逃了?
林管教说：你不会逃。你不象要逃跑的人。你去吧。
李庆霖被林管教感动得眼眶湿漉漉的。他想，他被打成反革命罪以来，第一次见到这样好的人。他就越来越怀疑林管教是个知青，否则的话，不可能对他那样好。
其实，林管教对李庆霖完全放心也是不实际的。对羁押犯进行严格管理，是他的职责。他已经对李庆霖观察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他认定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头一直很自觉地遵守着狱规，从来没有违反过。李庆霖去镇上的时候，他其实一直在暗处盯梢着，仔细观察着李庆霖的一举一动。所有这一切李庆霖当然是无法知道的。当李庆霖买好主席像回来的时候，林管教也早巳坐在李庆霖的屋子里了。
林管教看着一脸兴奋的李庆霖，他说：买到了?
李庆霖说：买到了。
李庆霖不但买回来一幅主席像，还买了笔墨纸浆糊之类。
李庆霖难为情地笑了笑。他说：林管教，我还打算写副对联贴在主席像两边，行不?
林管教想了想，说：你写吧。
林管教想不出李庆霖要写些什么内容。
这时，有人在外面喊林管教，林管教就走了。
又过了一天，林管教再次来到李庆霖的住室时，那幅主席像已经贴在屋子正中的墙上。主席像两边，贴着一副用漂亮的楷书写的对联。上联是。敬尊主席心永不变。下联是：坚信大方向志难移。
林管教有点被感动了。
见林管教进来，李庆霖慌忙站起，心里有些忐忑。?等林管教让他坐下了，他才颤颤地坐下去。
林管教忽然想起要问李庆霖一些问题。那些问题在他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就说：当时你怎么会想起给毛主席写信?
李庆霖不语。两眼木木地望着门外。
门外是一个大操场。操场边的墙上，有他按照监狱领导的意思，刚刚用红颜料亲手写着的八个大字：知罪服法．奔向光明。
李庆霖的目光刚好落在那些字的上面。
林管教又说：我看过你的材料了。我知道你那时还是莆田下林小学的一名普通教员。
李庆霖收回目光，象把思绪收回来。头低低的。他说：是。
林管教说：后来，你就给毛主席写了那封信?
李庆霖深深叹了口气。提起往事，他心情显得特别沉重。
凡是见过李庆霖的人都知道，李庆霖是一个长得非常清秀且有内在气质的男人。
1973年，在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前，李庆霖还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小学教员。
他的工作比较清闲。每天有时上二节课，有时上三则课。课余没事干的时候，更多的时间，他则喜欢一个人躲在宿舍里用一些旧报纸练习楷书。他一股不仿字贴，而是拿来已经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一笔一划写着，他写得极认真，极功整，也极见功力。
他对毛主席有着一种特殊的深刻感情。
李庆霖共有二男一女。那些日子，李庆霖的心被去山区插队的大儿子李良模牵挂着。儿子隔几天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诉说着知青生活的艰难。然而李庆霖对儿子的艰难处境却束手无策。
李庆霖一点也不怀疑毛泽东发起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但问题是，他一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忠臣”，一边却还是一个父亲，一个知青家长，他必须相当现实地去面对儿子，面对家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说点关于李庆霖的事(3)
　　教了二十多年书的农村小学教员遇到了无米之炊的艰难窘境。
李庆霖忽然想起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一封信。
在李庆霖这一生中，让他最敬爱的人就是毛主席了。他对毛主席敬爱的原因有三：1、以落后打败先进；2、以少数打败多数；3、以弱小战胜强大．
李庆霖以一个农村小学教员非常朴素的思想感情，理解着伟人毛泽东，并至死不渝地热爱着。
谁都可以想象李庆霖此时此刻矛盾复杂的心情。历史上海瑞骂皇帝被关了十七年的故事他烂熟于胸。李庆霖知道自己虽然不是海瑞，毛泽东也不是嘉靖皇帝。但当时的中国“形势一派大好”，他却要“哭穷”，却要指出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诸多不足之处，其性质等于当着大家的面在捉毛泽东身上的虱子，和海瑞骂皇帝实际上是一样的。
可是，李庆霖欲罢不能，他想无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也必须给毛泽东写这封信。
李庆霖毕竟是一个小学教员。他不可能象他敬爱的领袖一样，站在高山之巅，鸟瞰整个中国，胸怀全人类。李庆霖只是用非常朴实的语言，如实地，客观地向领袖倾吐自己的难处，反映了上山下乡存在的一些问题。
他在信中说：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等，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许多实际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却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行呢?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开学关，是否再打发他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他在信中又说：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很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敬颂大安。
确实，李庆霖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知青家长。他的唯一希望就是试图通过这封信，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使他的儿子和他的家庭处境得以改善。除此之外，他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和更加远大的抱负。
信发出去后，李庆霖显得更加忧心忡忡。他无法想象那封信将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福?是祸?
林管教无论如何想不出当时一国至尊的毛泽东，如何可以读到一封极普通的人民来信。他曾经听入说过李庆霖是通过自己在省体工队的女儿李良培和毛泽东的秘书王海容的特殊关系，把信转给毛泽东的。然而，当林管教向李庆霖提起这件事时，李庆霖完全否认了。他说，他女儿是一个毫无知名度的小小省队运动员，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王海容，他是把写好的信直接投进莆田邮局的信筒，寄往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毛主席收的。
显然，李庆霖本人对毛泽东能够收到他写的信也颇多费解。
后来的情况，林管教是知道一些的。
据他所知，当时已经八十高龄的毛泽东是在中南海的游泳池边读到李庆霖的信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遇到的许多实际问题，毛泽东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他并且听过这类问题的汇报。但李庆霖从一个家长的角度哀婉地倾诉了一个父亲的苦楚，伟人毛泽东读后不禁泪水盈眶。
晚年的毛泽东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斗争上，一封普普通通的人民来信，能使他动之以情，实在是一个谜。
毛泽东为这封人民来信亲笔写了回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用毛笔回信，简单几句话，横写，繁体字。
毛泽东写好信后交给汪东兴（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叮嘱他从稿费中代他取出300元，连同信一起寄出。
毛泽东还向汪东兴说了以下一段话：
李庆霖是不是党员？
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参加“十大”；
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
又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毛泽东交代汪东兴办的那些事，说白了实际上也是关于李庆霖的政治前途问题。
小学教员李庆霖当然不可能知道毛泽东曾经对他的政治前途作过如此具体的关照，更无法预料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不但改变了全国近二千万知青的命运，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但在接到毛泽东的复信后，李庆霖很快地就做了两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一件是李庆霖又带了一个头，把刚刚从中学毕业的小儿子李良雄动员下乡；
一件是同年的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生日的这天，李庆霖庄严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林管教曾经对李庆霖的举动作过两种猜测：
1、知恩图报。出于感激敬爱领袖的亲切关怀，又把身边唯一的一个小儿子送去山区插队，那很自然；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无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爱乌及屋，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很自然。
2、个人的政治目的。
或者可以认为李庆霖二者兼而有之。
不管怎么说，如上两件事，李庆霖都做到了。
林管教说：“你当时怎么会想起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出于一种信仰。或者说，有你个人的政治目的?
林管教问得直截了当。弄得李庆霖有点难堪，不知如何回答好。
实际上，连李庆霖自己也说不清楚当时究竟是为了什么要那样做。
但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员，到官至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李庆霖很快地便被一道又一道的政治光环笼罩住了。
李庆霖显得有点头重脚轻，毫无思想准备。
李庆霖的母亲当时已经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对李庆霖的升迁和整日忙碌，她既欢喜又担心。那是一个中国母亲正常的心态。
又是一个冬天的夜晚。
李母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眠。
窗外北风呼号，那种声音令李母感到畏惧和战粟。
她变得神经极度脆弱。
一个清贫但非常安详有序的家庭生活，被一种突如其来的，炫目且无序的生活所取代，使她难以适应。
这天夜里，昏黄的灯下，李母和儿子作了一次倾心长谈。
李母在谈话中明显流露出自己心中的忧虑。
李庆霖却一笑置之。
李庆霖显然忽视了母亲的忠告。或者说，正随着政治战车狂奔的他，耳边只有象风一样在呼呼作响的各种各样的溢美之词，他已经听不进去母亲和亲人们的任何声音。
后来，在监狱里，李庆霖每每忆起母亲的那些话，便不由地潸然泪下，后悔莫及。
监狱里的犯人普遍文化程度低，这也是导致犯人们犯罪的主要原因。监狱领导决定开办一个犯人文化补习班，给一些文化低的犯人补补课。
一天，林管教找到李庆霖，告诉他说监狱领导有意思让他当文化教员。
前面已经提到，在这之前，李庆霖在监狱里实际上已经在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了。他负责管理监狱里的报纸分发和广播播放，开会时写一些会议横标。还协助管教人员编校监狱里自己创办的一张小报“新生之友”。因为这些工作，李庆霖便被免去了每个犯人必须从事的体力劳动。
李庆霖为此更加感激监狱领导特别是林管教给予的关照，越发努力地工作。李庆霖越来越怀疑林管教是一个知青。但是几次话到嘴边，却不敢往下问。他知道作为一个犯人是不可以随随便便乱说话的。
说点关于李庆霖的事(5)&
　　有风从外面吹进来，有些凉意。已经是深秋了。李庆霖算了算，在这座监狱里，他还要呆上十多个春夏秋冬。
想到这，李庆霖有些哀伤。他害怕他会死在监狱里，没法子活着回到莆田老家。
他发现他越来越想念家里的老母、妻子儿女了。
两天后，林管教给李庆霖送来了一封家信。
信是李庆霖的大儿子李良模写来的。
信中告诉李庆霖说他的老母亲病了，且病得不轻，老母亲弥留之际，心仍在牵挂着远在闽北山区监狱里的儿子，希望能最后见儿子一面。
李庆霖边看边流泪，信看完了，已泪流满面。
他知道自己欠母亲欠得太多太多了。
几乎所有犯人的信件，一般都要经过监狱管教们严格审查后，才可以交到犯人手中，或从监狱里发出去。在李庆霖看到这封信之前，信里的内容林管教实际上已经全知道了。并且，就这件事他已经向监狱长作了汇报。监狱长同意给李庆霖两天的假期，由林管教押送李庆霖回莆田探望老母。
第二天，林管教就带着李庆霖上路了。他们先坐班车、而后转火车，再后来又坐班车。一程又一程的。这条路对李庆霖来说是熟悉的。那年，他被判了刑押送往闽北时，车子就是从这条路上过的。一转眼几年过去了，往事如烟，留给李庆霖更多的却是伤感。他的眼睛湿润了。
李庆霖是日在福州被逮捕的。
日李庆霖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李庆霖的悲剧似乎在于他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他所做的事已远远超过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业范围。在毛主席给他回信后，他便经常被推到台上做各种报告。他锋芒毕露，直性子的他又讲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十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时全国正大张旗鼓掀起“农业学大寨”热潮，一批批学习参观团开赴大寨学习取经。他却给国务院写信，指出地方某些领导名为参观学习，实为旅游玩耍的做法，不但造成国家财政损失，也给群众造成极坏的影响。
李庆霖的不识时务，无疑得罪了毛泽东身上的那些虱子们。
轰轰烈烈了一场的李庆霖重又归于沉寂。
这是他自己完全无法预料到的结局。
林管教和李庆霖只在莆田呆了两天，就又匆匆忙忙赶回崇安监狱了。
车在往崇安方向的路上跑着。车风很大，正是深秋时节，路两边落叶潇潇，刚下过雨的风显得很湿润。林管教看李庆霖的脸上残留着刚哭过的泪痕，眼皮有点红肿。心里就有点替他伤感。林管教知道，那个弥留中的老人已经没几天活头了，可是作为儿子的李庆霖却没法在生母面前尽最后几天的孝心。
回崇安监狱没几天．李庆霖的母亲就去逝了。李庆霖接到信时，号啕大哭了一场。
那以后，李庆霖话就更少了。他更加努力工作，表现越来越好。林管教认为以李庆霖在狱中的表现。完全可以获得减刑，他把自己的意见跟监狱长说了。监狱长似也有同感，便把为李庆霖减刑的事拿在监狱领导会议上作了专门的研究，然后报送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批准。
1986年．也就是李庆霖到崇安监狱的第六个年头，南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李庆霖有期徒刑l0年。
当林管教把减刑的消息告诉给李庆霖时，李庆霖的脸上露出一丝惨淡的笑意。
李庆霖是日重新获得自由的。
这中间，李庆霖因为悔改表现突出，又一次获得了减刑二年的机会。
出狱时，林管教通知了李庆霖的家人，要他们赶到崇安监狱接李庆霖回去。
出狱的那天，就由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女婿林柳平还有林管教一起送李庆霖回莆田。
在那种情况下，林管教完全可以不去的。但他不放心．仍坚持要把李庆霖送到家。
在出狱的前几天，林管教特意裁了些布为李庆霖做了一套蓝色中山服。出狱的这天，李庆霖就穿上这套崭新的衣服。象一个小孩子一样，他左顾右盼，心里很高兴。
说点关于李庆霖的事(6)　　车在往回莆田的方向跑着。
近二十年的的铁窗生涯，李庆霖简直已经认不得回家的路了。
一座座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他觉得头晕目眩。
李庆霖感慨万千，由衷叹道：邓小平真了不起!
莆田城内居仁巷15号，他的儿子女婿终于把他引到那座他阔别已久的土屋前。
社会在变，他的家却依然那样破旧。
那幅当年他亲手嵌镶在相框里的主席像依然挂在堂屋的墙上。
此时的毛泽东象在迎接久违的故友一样，静静地看着他们。看着李庆霖。
李庆霖眼睛红了。他拿了一块干净的布片，一遍又一遍地拭去落在相框上面的灰尘。
他百感交集，边擦边流泪。擦好了，竟泪流满面。
林管教完全可以理解李庆霖眼下的心情。他曾经多次听李庆霖说过，参加全国“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李庆霖曾经试图一见伟人毛泽东，他一个人在离中南海大门口不远的地方绯徊了很久。
那一刻，他非常缺乏自信。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向大门口走去。他把自己的意思跟守门的卫兵说了后，卫兵几乎没什么反应，李庆霖说过，他这一生中，最遗憾的事就是未能见到他用一生的热情和生命去热爱的毛泽东主席。
林管教忽然觉得他该走了。该做的事他都做了。
李庆霖把林管教送出门口的时候，久久握着林管教的手没有松开。
在他的后半生中，林管教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可是到现在为止，他却连林管教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他真的想把久藏在心里的那个问号向林管教掏出来，但是活涌到嘴边，就是说不出口。
几天后，林管教收到寄自莆田的一封信。一看信封上漂亮的小楷字，林管教就明白是李庆霖寄来的。
李庆霖在信中除了向林管教表示深深谢意，感谢林管教曾经对他无微不至的关照外，他还告诉林管教说，回家后，他才发观自己已经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最没用的人，他内心真的希望能重新回到那个他呆了整整十四年的崇安监狱。
他在信中还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有机会去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主席的遗容，了却那桩未遂的夙愿。
在这封信里，李庆霖本来下了很大的决心想问林管教曾经是否当过知青，但最终还是没敢问。
李庆霖并没有想到，林管教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部队转业干部。
告御状的李庆霖
作者/徐志耕
一、“惊悉李庆霖先生因病不幸去世，深为哀痛，先生一生坎坷，一个人的历史是时代的缩影，一个人的不幸其实是社会的不幸，请先生家人节哀!”
南京作家徐志耕
　　　　　　　　　　　　　　　　　
日上午，惠风和暖，一扫数日寒冷气息，按预约9点多是我采访的时间，此时手机嘟嘟地响了：“我是***，李庆霖已于昨夜去世，区民政局准备资助一千元办理后事，请你和民政局同志12点时到他家慰问!”
　　***是城厢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是城厢区区长阮军和我之间的联系人，我们之间约定要尽自己绵薄之力给晚年的李庆霖办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第一时间得知李庆霖去世的消息，心里还是不免格登一下，虽然对这一天的到来有预感，早在12天前的7日上午，风雨飘摇的李庆霖因病住在九五医院，李良模打电话告急说手头拮据，我还冒着寒风细雨找到曾在龙岩连城当过知青的莆田市妇联主席林元英募捐了500元(这也是最后一次为李庆霖治病募捐，三年来我总共募捐了一万多元给李庆霖)。此前，病入膏肓且双眼失明的李庆霖就已全身浮肿，那时我们就已经预感到李庆霖老人可能不久于人世。作为长期跟踪、关注并撰写李庆霖那备受争议，跌宕起伏的一生的传记作者，李庆霖的最后一页终于翻过去了，我心中仍然感到有点惋惜。
　　沉吟半响，我理清了思绪，挂通了李庆霖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李庆霖女儿李良培，在福建省体工队做后勤的李良培半夜接到父亲去世消息后，连夜从福州赶回莆田。在证实了消息确凿后，我表达了节哀顺变，也说了城厢区有关部门准备登门慰问之意，李良培表示谢意，后说正在给准备火化的父亲殓装，婉谢了我的登门送行之意。
　　此时，与笔者同行的一位女作家说：“他已经彻底解脱了。”是啊，三年来饱受帕金森症和哮喘病折磨的李庆霖终于摆脱了他曾经令人瞩目又多灾多难的家。
　　中午12点多，住在居仁巷15号的李庆霖家迎来了城厢区政府办公室的两位工作人员，一位工作人员带来1000元慰问金，并说这是阮军区长个人工资馈赠给李庆霖办理后事。在表达慰问之意还说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请提出，他将向阮区长汇报。经济拮据的李良模提出能否在火化时予以减免的要求。
　　下午3点，一辆福山殡仪馆运尸车来到居仁巷十五号李庆霖的百年老宅，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只有邻近几家街坊知道李庆霖的死讯。曾是“风云人物”的李庆霖走完了七十六的人生旅程，从1994年3月底从武夷山监狱提前出狱到日，他的人生旅程仅仅多延续了十年。
　　当日下午4点，李良模强忍病痛，在阮军区长的联系下，福山殡仪馆特事特办，火化一切免费，连骨灰盒都免费赠送，事后颇感欣慰的李良模对我说：“本来，父亲去世，连红包都准备好了，弟弟李良雄硬把红包塞给殡仪馆工作人员，他们也不敢收。以前祖母和母亲去世火化时，他们没有准备红包，火化工都要讨呢！”“看来，这个人是不能碰的!”。原来，阮军区长得知李良模要求后，决心好人做到底，找这家莆田新落成殡仪馆老板陈**，陈**在李庆霖青云直上时在一出话剧中&激流勇进&中担任过后台角色，不是冤家不聚首，与李庆霖有一面之缘的他当即作出火化全免的决定。
　　李庆霖去世的消息起初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但作为一位为国内瞩目的风云人物，他的死讯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如今，经历那场疾风爆雨运动的人们的思维也变得理性了，但感兴趣的恐怕更多的还是那些外地人，下面是一些人的反映：
　　与李庆霖同年出狱曾作为福建第一号反革命的陈佳忠闻讯后表示：“我们为老李表示哀悼!”
　　1998年2月曾到莆田李庆霖家采访的武汉知青刘晓航从我这里得到消息后，当即打电话给李良模，下午就在华夏知青网站上发布了李庆霖去世的消息。
　　曾给李庆霖寄钱的长沙女知青邹蕴璋说：“愿李庆霖老师在主那里得到安息!”
　　1974年因写信给李庆霖反映包办婚姻而被打成“‘四人帮’的爪牙，李庆霖的‘小老婆’”的福州闽候女知青陈秀琴则在晚上打电话请我代购花圈，我告知：“来不及了，一切都结束了。”
　　而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常务理事、江苏作协常务理事，以写&南京大屠杀&&忧乐万家----中国出了个毛泽东&，70年代曾采访过李庆霖的著名作家徐志耕20日4点35分接到我的电话通知，才思敏捷的他不到十分钟就以信息的方式发一条唁电到我的手机里，请我转交李良模：
　　　　惊悉李庆霖先生因病不幸去世，深为哀痛。先生一生坎坷，一个人的历史是时代的缩影，
　　一个人的不幸其实是社会的不幸，请先生家人节哀。　　　　日16：59分
这似乎也是李庆霖最好的人生总结。
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李庆霖向最高领袖告御状，他的信件改变了千万知青的命运。
　　李庆霖原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语文教师，这位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的语文教师，31年前用朴实的语言居然敢斗胆上书党中央最高领袖毛泽东，信中直陈下乡知青的艰难困苦，哭诉知青们所遭受的苦难和“上山下乡”大潮中的一系列阴暗面，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读到了这封信，流出悲凉的泪水。他在当天就给李庆霖亲笔回信道：“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毛泽东和李庆霖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全国基层公社一级，由此，李庆霖成了为“知青”鸣冤叫屈并改变其命运的先驱。与此同时，一种个人无法把握的命运降临到这个普通的小学教员身上，他身不由已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涡……
　　晚年李庆霖谈及当年告御状的动机时说：当时他看到知青像鸭子般被赶到山里、乡下那么多，他的孩子也是。（李大儿子李良模在萩芦公社插队）孩子们那么小，连照料自己都不行，还要去干农活，有时还吃不饱。他的孩子回家拿米、拿钱、拿物，一说话就落眼泪，他心里难受。当时他们这样有孩子在乡下的家长，一见面就唉声叹气，他相信毛主席说的话不会错：“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但他老人家对下面的实情肯定不完全知道。于是他就有了向上反映的念头。他花了几个晚上，把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愿望写在信上，一阵犹豫后寄给周总理，信发出后，什么动静也没有。但孩子在乡下情况越来越糟，他的忧虑更深了，看孩子一天天长大，工作没着落，将来的婚姻怎么办？孩子的种种烦恼，使他这个父亲产生一种无力保护孩子的自责、内疚。这时，却还有个别有权有势的人通过关系把子女调回城，更增加了他对自己孩子的负罪感，于是就想起给毛主席写信的念头。
　　这位执教20多年的乡村小学教员以一个知青家长的角度，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和悲苦，向毛主席倾诉的自己心中的不平、不甘和不安，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信写了二千多字，写信的日子是日，是在这张竹桌子上写的，信写好后又不敢寄，经过再三推敲，删去一些他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决定多说自己孩子在乡下的实际情况，只捎带说一下干部“开后门”让子女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下自己的不平。信是用300格稿纸恭楷抄写的，用钢笔一格写一字，标点也占一格，他老人家一看就清楚！
　　信封上就写“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毛主席”。开始时一直不敢寄，主要是担心信寄去了，怕被一些人卡住
，回头整他。最后鼓足勇气，手抖抖地把信投入邮箱，一块石头落地，另一块石头却在心头，但覆水难收，后悔也没有用了，总不能砸了信箱把信收回。李庆霖接着顿了顿说：“他是经过调查才写信的，主席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信里都是讲实话，对领袖是不能骗的，对任何人也都是不能骗的。”
为了了解那段历史，我们把李庆霖给毛泽东的御状摘全文摘抄：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
暑了。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
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
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国家
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全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
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用粮
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
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
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
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幼力壮时候，更是会吃没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
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请医生看病
的钱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
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
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
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
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
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
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会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当家长的自行
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
？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
招干招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
和亲友纵使是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
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
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
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尢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
。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
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
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
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
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给毛主席写信的李庆霖惴惴不安，据李庆霖学生讲，那时李庆霖出了许多反常现象：
　　在那些年月，他敢于犯上，敢于“谏诤国君”敢于讲真话，实为惊世骇俗。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一举动会对其后半生产生重大影响。
　　日，从新华社来了个叫赖玉章的记者，向他了解知青的情况和他写信的经过，还要他拿出信的原稿，他说没有留原稿，赖走后，他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送来一封信，他心里格登一下，只觉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音了。看信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寄的，一面故作镇静，一面又抑制不住兴奋，拿剪刀开信封，抖抖索索地把信纸掏出展开，短短一封信他是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有些怀疑，这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
　　很快，毛主席汇给他的钱也收到了，和家里人商量，都说这钱不能用。他就把它存入衙后街的莆田县中行，这些钱至今尚在，只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主席的复信，使莆田人感到惊喜，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邻里们跑到李家抚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深情地叮嘱：“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线纸包起来，留给子孙后代。”
　　毛泽东廖廖数语的回信，改变了李庆霖一生的命运，他由默默无闻的教书匠，一夜之间变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日福建省委派人采访李庆霖一家人的记录最能说明当时的心声：
　　就在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的第2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中央高层会议，传达毛泽东对李庆霖的复信，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局负责人的汇报，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组成了13个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13个省区调查知青情况。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全面调整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
　　关于李庆霖如何把信送到毛泽东手里，民间有各种版本流传，为此，笔者曾去信向曾任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的顾洪章先生询问，顾先生曾为此事采访过把李庆霖“御状”交给毛泽东主席的王海蓉女士，下面把此信公布出来。
翁志军同志：
近日收到来信，读了“走”文感到翁君文笔不错，且颇有史料价值。
　　问及的事，当时我们很想把有关情节搞细一些，准确一些，故经过周折见到了王海蓉同志，她当时先在国务院参事室任职。据她回忆，记起的就是书中所说的，同时提到，李信在她手里放些日子，就是想方设法能让主席看到，当时生怕落到江青手里，怕她借此做别的文章。
　　至于李信她怎么收到的，她实在记不起来了。
　　我记得，当时新华社记者及我们国务院知青办的同志都去莆田访问过他（知青办这个同志已去逝了），那时就有种种说法，其中也传说是通过福建一运动员捎到北京交给王海蓉的。
　　我为此事见过王海蓉，恐怕即使你再见到她也难以再挖出更细的情节了。看来，就得罪你就地找有关知情人回忆了。
　　许多往事就是因为错失时机而难以保持其原貌，实为历史憾事。
期盼读到你的大作，谨致敬意！
　　　　　　　　　　　　　　　　　　　　　　　　　　　
李庆霖自然出了名，他也因此成为社会敬佩的敢为民请命的一代英雄。
　　从此，李庆霖成为广大知青心目中的“知青救星”。日，武汉知青作家刘晓航写给李庆霖的信这样写道：“李庆霖先生，您是全国老知青最敬重的人，知青一代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宝贵财富。
2000年3月，武汉女知青高志远更是这样写道：“为中国知青的出路，您是唯一上书之人，是千万知青心目中的英雄。”
三、毛泽东的一封回信改变了李庆霖的人生轨迹，平步青云的他也为自己树立了永远不败的对立面，为日后身陷囹圄埋下来了人生苦果。
　　“文革”时期的宣传多是“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以“暴露阴暗面”，受到毛泽东鼓励，在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但也触及了地方一些权要的光辉形象，对此他们耿耿于怀，甚至做出种种不光彩动作。他们采取种种手段，企图将信中反映的问题全盘否定，感到最不高兴的则是莆田县革委会民事组和李庆霖的儿子要李模插队所在地萩芦公社某些主管知青工作的领导干部。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县委信访办某负责找到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掌权的地方干部“讲”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
　　日，福建省委将李庆霖从莆田接到福州西湖宾馆八号楼。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韩先楚赞扬他的信写得好，并说中央有交待，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李庆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插在他身上的白旗要求能拔掉。1958年大跃进时，李庆霖因临时接手的一个基础差的班级，初考成绩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55元5角减为42元5角；二是其妻张秀珍原在莆田二中做工友，是“有户口”的正式公职人员，后被解雇，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其职。韩先楚说：“把白旗插到小学教员头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那次会见，还有军区李志民政委及龙飞虎少将等在座。
　　对于插“白旗”那段历史公案，李庆霖在日“平反”后写了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他欢欣鼓舞的心理。
莆田县革命委员会：
我原是我县前黄石区惠洋小学的教导主任。不久，改调到前忠门区前坑小学。职务不变。因所教出来的应届高小毕业生，竟没有一个考上公立初中，全都录取在农业中学里。我被前莆田县教育局拔了“白旗”，受到降职降薪处分。
　　由于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对处分极其不服气，曾多次向上级领导提出过申诉。今蒙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政治组莆革政字（73）第041号决定，给我平反。这样，这个整整十五个年头（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三年）的冤案，一旦昭雪鸣平，真叫人高兴万分！我认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
　　我要又一次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十五年来，我受到错误处分后的政治上和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失都是相当巨大的。结合当前我家庭的实际困难处境，我恳切要求上级领导在给我平反后能给我以适当的经济困难补助。是否有当，敬请批示。谨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一日
李庆霖开始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七月一日，福建省委再次将李庆霖接到省会福州，叫他在六万人的大会上发言，同时为了不负上级领导的期望，日他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由于党的“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开，李庆霖已赶不上参加“十大”了。省委打算让他参加四届人大。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平步青云。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1973年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直至1974年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组长参加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一张任命书，后被人抄走），当时组长是陈永贵，常务副组长是侯隽(主持工作)，这样他就有机会去了几次北京。日，我有幸采访到侯隽，谈到李庆霖这段历史时，她对我说：“这位老先生很可惜，象他这种性格早晚要倒霉，你对的也变成错的了，他就是做人的一面镜子。”
四、昙花一现的“反潮流”战士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的三年就迅速垮台。
　　李庆霖因毛泽东的复信而名扬天下，他因告御状之举，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英雄。然而在文革后期变幻莫测的政坛中，一个被推在风口浪尖的人物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并不容易的。何况在那是非黑白往往被颠倒的时代。小学教员出身的李庆霖不过只是一个平民，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见识和城府，一旦发迹，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便暴露无遗。
　　此时莆田街头出现了大幅标语：“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向不正之风开火！”“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此时，李庆霖成了各种力量都要争取拉拢的一面棋帜。福建省造反派头目认为他与“中央首长”（1975年四届期间李玉和赵燕侠、李庆霖一起受江青接见，因为江青曾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声势。此时的李庆霖被眩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民主派”、“走资派”的狂潮中，到处作报告，表态，成了红得发紫的人。
　　1973年11月，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俨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讲“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表露出他不怕“身败名裂”，要用“反潮流”来“名扬千万，流芳百世”。
李庆霖自以为是“中央领导很注意我这个人”，不时地掏出笔记本拍着胸说：“我有电话号码，我有中央的支持。”
　　一位与李相熟的领导说，原来与人颇为和善连走路都要不声不响的李庆霖忽然有一天裤兜后面插着一把鼓囊囊的手枪，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伏笔。他在变幻诡谲的政治舞台上，只是一个匆匆过客。26年后李庆霖自述：“这段时间，我经常被推上台作各种报告，有人说我忘乎所以，上窜下跳，是很自然的。”
　　住在笔者楼上已退休的原莆田地区农委宋老先生亲笔给笔者写下1976年春亲眼目睹了李庆霖卷入派性斗争的一幕：莆田地区行政公署多数干部听党的话，抓革命促生产，1976年春的一天地区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肖文玉主持，并做春耕生产动员报告。会议刚开一半，李庆霖在一班人马的拥戴下窜进会场，造反派跳上主席台，抢过话筒，把正在做报告的肖文玉书记推到主席台一旁勒令站着，而李庆霖则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坐在主席台中间，两手放在腿上，圆瞪着双眼环视整个会场，在场的干部们看到这种情境感到莫明其妙，私下议论，李庆霖也太猖狂了，那种姿态很像电影中的希特勒一样，更令人气愤的是，李庆霖在大会上公开发表歪论，说什么地委书记执行右倾翻案风路线，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李庆霖声嘶力竭地乱喊拥护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到底。尽管李庆霖在台上口沫四溅，拼老命鼓动，但台下会场秩序井然，除了他带来的几个应声虫外，没有人跟着他喊口号。事后干部们议论纷纷，说李庆霖不过是一个乡下小学教员，仅因写信给毛主席就这样变成风云人物，公然不可一世地坐上地委书记的座位上发号施令当太上皇。
　　……当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寄钱的事情在全国轰动时，外省人十分称赞李庆霖的大无畏精神，并美称其“反潮流战士”，作为莆田人也沾了光。当时我在海南岛培育杂交水稻种子，当地人一听到我是福建莆田人，他们都会十分敬佩地竖起大拇指说莆田人很了不起，能出李庆霖这样的大人物，我们听完只是笑一笑，都深不以为然呢……
　　宋老先生的态度代表了莆田干部群众的一种心态。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便被隔离审查，在经历十个月的批斗后，日，李庆霖在福州在全省有二百万人收听的实况广播大会上当场逮捕。被正式逮捕。
　　隔了一年多后的日，福建省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宣判大会是在莆田市侨联电影院举行的，罪名为“反革命案”。莆田中级法案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二、三款的规定判决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庆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的3年。他从辉煌的顶点跌落下来，沦为阶下囚，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当时是自觉地按上面部署的要求干的，说了一些错话，干了一些错事，但决不承认犯有判决无期徒刑这样的重罪。
　　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3年以后，才停止对她的“监督改造”，平反通知扣了很久才发给她，没有恢复其公职。大儿子李良模由于迟迟得不到安排回城，他也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信，上级批示地方信访办：“要给李庆霖家属子女安排好。”直到1982年李良模才最后一批安排。
　　审查期间，他家被翻箱倒柜了两次，一切文件、材料、笔记本、包括毛主席给他的亲笔复信，国务院给他的任命书都给搜走了，至今下落不明。来搜查的人几次追问，毛主席寄来的三百元在哪里！一家人咬牙不说。他的妻子张秀珍怕300元被抄走，便到县衙后路的中行悄悄改她的名字这笔钱才得以保存下来。
五、“自失去自由，直至获释出狱生还家门，历经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岁月真是不堪回首!”。
　　日，李庆霖被押至位于闽北建阳山区的福建省第二监狱，由于服刑时的李庆霖能够认真改造，遵守狱规，服从指挥，不像其他囚犯那样凶神恶煞，给管教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多久，就被安排到竹编车间劳动改造，半年后的1980年4月李庆霖被移送到崇安支队的河北中队。
　　在监狱中，崇安劳改支队为了发挥其特长，安排他给那些不学无术，鲁莽粗俗的犯人上文化课，并负责狱中的报纸、电视机等文化用品的管理，以及定时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及“各地新闻联播”等节目。同时，李庆霖还协助编辑狱中铅印的《新生之友》小报，帮助管理人员通过思想文化教育，敦促其他犯人认真改造，他管理的图书阅览室，10多种报纸天天都是整整齐齐，井然有序，
　　他负责起床广播，几年间准确正点，没一次差错，每逢狱中的减刑或大型集会，他都主动布置会场。逢
年过节，李庆霖一定会书写对联，张贴在会见室，图书室等门上，给监狱增添祥和气氛。1989年春节前夕，李庆霖在崇安劳改支队河北中队为题，书写一幅对联：“迎春妙舞添辉河北，改造凯歌弥漫崇安”。将其贴在监狱的大门口喜迎新春。
　　在狱中改造的李庆霖依然对毛泽东怀着深深的崇拜之情，他曾写一付对联贴在墙上表明心志：“敬尊毛主席心不变坚信大方向志不移。”
　　一九九三年快到九月九日了，李庆霖请管教干部邓干事给他找一枚毛主席像章，借别的东西容易，可要找毛主席像章就不容易了，毛主席像章、红卫兵像章、毛主席语录等物，文化大革命时期每家每户都有，而且有的人家有很多，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现在这些东西一般人家里都没有了，街上更不出售，除非去找搞收藏的人。但邓干事还是四处打听，总算在一户人家的箱子里翻出几枚毛主席像章，邓干事选了一枚送给李庆霖，李庆霖看到像章后喜形于色，当即别在胸前，并赋诗一首：
　　　纪念毛主席百年诞辰
建国殊勋长久存，百年之后仍钦尊；
先生正气凌霄汉，四海讴歌声浪纯。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
邓干事到北京出差，参观毛主席纪念馆时代李庆霖向毛主席遗容献花一束，回来后将献花纪念册交给李庆霖，李庆霖感激地连声说：“谢谢邓干事，谢谢邓干事。”
　　80年代初，上海一批知青到武夷山风景区旅游，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崇安劳改支队服刑，知青们特地徒步几十里路，买了不少的糕点、水果到崇安去看望他。按照监狱的规定，无亲无故的知青是不能同李庆霖会面的。但知青们的真诚举动，使劳改支队的领导难以拒绝，破例让知青们同李庆霖会面。这些与李庆霖素不相识的知青，围住了李庆霖，激动地听李庆霖叙述他给毛泽东写信的经过，诚恳地感谢李庆霖。
　　日，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决，罪犯李庆霖在狱中表现较好，准予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10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日，福建南平地区中级法院根据执行机关观其表现提出再准予减刑二年，他于日重新获得自由。
　　李庆霖是1994年3月提前出狱的，他说：“自失去自由，直至获释出狱生还家门，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岁月真是不堪回首！”
告御状的李庆霖
作者/徐志耕
六、党和政府给曾经“做过好事”的李庆霖实行“给出路政策”。
　　1994年3月，李庆霖在儿子的陪同下回到离别17年的莆田家中，一家三代居住在莆田城厢区的一间平房里，这时他和他的老伴都没有退休金，亦无其他收入，也较少与社会上人员往来，他说：“他现在很少与人来往，历朝历代都有一句话，叫‘贫在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也不敢指望亲戚朋友来探望。
　　面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张秀珍，李庆霖深感内疚，李庆霖被判刑后，张秀珍作为反革命家属受到株连，她原在四中被开除了公职，以后虽然平反了但公职始终没有恢复。老伴患有严重的肺积水，于1997年8月（67岁）病亡。
　　回家后的李庆霖迫于生计，他曾写信给福建省委，日又写信给莆田县委书记郑海雄，在这封信中他凄惶地写道：当年，当过汉奸、卖国贼的伪满皇帝溥仪和血债累累，罪行不小的敌伪战犯，他们在被释放后都能在党的“给出路”政策实行中得到了妥善安置，都能安度晚年。因此，党和政府对我也实行“给出路”政策，是切合情理和深入人心的……”而身为县委书记的郑海雄则用硬笔潇洒地批道：“……‘给出路’的政策是我党的一贯做法……”
　　实际上自李庆霖写信后的1995年4月起，莆田县委经过慎重研究，把李庆霖生活困难问题作为特殊问题处理，由财政列入预算，从1995年4月起，按当地最低生活水平每月救济210元，并根据物价浮动，从1998年4月起，每月按300元发放，到了日起，每月又按500元执行，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同时予以临时生活困难补助：00元，0元，00元。在这期间的1995年，李庆霖妻子张秀珍患严重肺积水住在莆田县医院，他又写信反映，莆田县委书记郑海雄亲自去医院看望，并交待陈进珍院长说，暂时给记帐，出院结帐6612.8元，郑海雄又批示民政部门给予全部解决。使李庆霖重新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考虑到李庆霖夫妇年老需要儿女照顾，1996年3月莆田县委把其次子李良雄从莆田市黄龙林场调到市区莆田县第四中学保卫科工作，1998年把仙游糖厂下岗的李良模调至北岸土地局灵川土地所工作。
七、晚年李庆霖依照受到人们的关注，也不乏受到社会的温情关怀。
　　出狱后的李庆霖依然是一些人关注的对象，李的邻居告诉笔者，经常有一大批外地人，一路问过来找李庆霖，送些钱物帮助他，也有记者采访的，还有的通过邻居电话打过来的。在这其中不能不提到一位全国知名的作家，他就是笔者前面提到的南京作家徐志耕同志，徐志耕是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的专业作家，1973年7月在解放军报福州军区记者站时曾采访过李庆霖，在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年的1992年为写《忧乐万家----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书时曾到中南海采访，其间采访到毛泽东主席当年生活秘书张玉凤和护士吴旭君、秘书高智等人，证实了巨人毛泽东主席看李庆霖信件时掉泪的真实情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新出版《毛泽东传》P1658页），在徐志耕的心灵上引起强烈震撼，当年5月，他又旧地重游，来到莆田找到尚未出狱的李庆霖2个儿子，写出《历史的玩笑：李庆霖20年沉浮录》刊登在《雨花》杂志文引起轰动。李庆霖出狱后与徐志耕多有书信来往，2002年12月，笔者有幸在石头城采访到这位国内在报告文学领域有一席之地的著名作家，大度的他把这些信件馈赠给我，下面我把日李庆霖给徐志耕的信件全文批露，供读者欣赏：
徐志耕同志：
　　您邮寄的贺年卡，我收到啦！此份“不变的关怀”的盛情和美意，我真感激不尽！
　　我老伴的病情好转了许多。她从今年5月份底住进莆田县医院求医治疗后，于9月份出院，住院时日
近100天，花去大笔医疗费用。若非类如您这样一类好人及时地在经济上予以周济，她的命恐怕不能保
留至今天。至此，我深深感谢您呀！
　　约莫8月份开始，浙江绍兴市的《绍兴晚报》副总编石诚(应为祝诚)先生给我来信，说很同情我的厄
运逆境，准备写一篇报道文章，介绍我的近况，冀望能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关注慷慨解囊，聚沙成塔
，集腋成裘。他要征求我的意见。在此期间，此文发表前后，《绍兴晚报》在何时发表它，内容如何，
我都不得而知。只是在9月份以后，绍兴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有4名职工，联名给我写信，说他们都是当
年上山下乡插队劳动，吃尽人间苦辛滋味和苦水的“老三届”知青，是我斗胆“告御状”得到伟大领袖
毛主席关心后，他们才得救脱离苦海。因此，他们对我感恩载德，共同集资350元邮寄给我。另有一位
“知青”汇寄50元钱来说是对我表一点心意。石诚先生也同我通了一次长途电话，问明情况，有年底之
前，把其筹集到手的700元钱邮寄给我。
　　我在电话里向石诚（祝诚）先生提出，要求将刊载他写的报道文章的《绍兴晚报》邮寄一份让我过
目，然而至今未能如愿。
　　补充重复一句话：南京的《雨花》杂志编辑部在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中，曾邮寄500元钱来，在“汇
款附言”上，注意“稿费”两个字(作者注：徐志耕把稿费赠送给李庆霖)。
　　此外，我就没有再收到什么了。
　　在北京的一些友人曾邀请我往京一趟，好让许多只知其名，不见其人的有钱朋友遂愿。我患神经官
能症快4个年头了，沉疴难治，痼疾难医，加上提前衰老，精力不济，个人生活甚难自理，不能也不敢
出远门。往京一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难遂愿，故至今未能成行。倘若明春有方便机会，我的病情
又有所改善，就准备去北京能会见一些在当年的“老三届”知青，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以遂素愿
，那敢情有多美呀！
　　我想会见的那些老知青，绝大部分从未谋面，都是素昧平生的。据一些在全国走南串北过的友人介
绍，如今社会上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其中不少人是久闻我的名字的，但究系何许人，加上年代久远，如
今存殁未卜，许多近况，都一无所知，倘能同我晤面，心情会高兴一阵子的。
　　据《绍兴晚报》副总编石诚(祝诚)先生说，他向我写信，征求意见发表报道文章，一方面其本人也
曾是当年的老知青，对我有感情，另一方面，提接到您老徐的情况介绍。在这里，我又要向您深情致谢
　　我结束坐井观天的苦难岁月后，孤苦伶仃，生活甚是困难，曾向中央和地方许多政府写信要求济助
，解决晚年生活。一年之后（去年4月份起），莆田县委接上级指示，专题召开县委会内书记办公会议
研究决定，每个月发给我社会救济款210元，解决晚年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问题。至于年老多病需求医
服药的医疗费用问题，至今没见解决。因此，我就依赖这区区210元钱过日子。倘若生病，医疗费用就
全无着落。现顽疾缠身长久，头昏、耳鸣、心慌意乱、魂不附体，随时便秘、举步不稳诸多病症，都不
敢上医院求医，原因是阮囊羞涩，去不得！
　　我孩子中，在国营糖厂、林场、粮店做工和当差，都是低工资待遇，每个月收入只有120元左右，
维持自己小家庭过日子尚且为难之期，再负担我老俩口的医疗费用，其为难情况不言自明。
　　您对我写的近况报道文章发表后，在广东省许多地方反响甚烈。在我不时接到广东一些不识面友人
来信内，对我多流露和充溢关注深情呢。敬祝
　　　　　　　　　　　　　　　　　　　　　　　　　　　　　　　　　　
作为长篇报告文学《是是非非李庆霖》一文作者，笔者从2001年开始为李庆霖进行募捐行动，共募
捐了一万多元给李庆霖治病：
　　城厢区地税局林力生300元
　　莆田市财政局王玉宝把在莆田市委党校的讲课费500元交给我
　　莆田市公安局谢剑峰1000元
　　 莆田市福德电讯公司陈章德800元
　　 莆田市财产保险公司黄平治500元
　　 北京海军司令部翁金祥大校1000元
　　 北京昌平水屯林国水500元
　　 城厢区审计局陈金福500元
　　 莆田建筑商郑庆霖1000元
　　 莆田市民政局范志豪特批800元
　　 福州陈秀琴100元
　　　长沙知青邹蕴璋等人汇寄1000元，并附言：“几位知青的心意，春节好，多保重！”
　　城厢区区长阮军在笔者陪同下多次上门慰问，带来慰问金3000元，并联系九五医院高剑英按民政优
扶对象优扶，还按部队家属待遇办了一张医疗保健卡并特批；
医务处并五官科、收费处：
李庆霖先生系我医院优扶对象，其门诊医疗费用仍按医疗保障规定执行，住院费用请按我医院
军人直系亲属减免规定即按70％收取（自费）执行。
　　　　　　　　　　　　　　　　　　　　　　　　　　　　　　
在李庆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总共募捐了一万多元给李治病，就是在2004年春节，李庆霖因病再次住九五医院，李良模打电话告急说手头拮据，2月7日我顶风冒雨找到在龙岩当过知青的莆田市妇联主席妇联林元英筹到500元这是我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2月19日李庆霖去世……
八、不后悔给毛主席写信李庆霖说：“我同意你观点，但我后悔来不及。”
　　出狱后的李庆霖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老知青”朋友的信，除一般的问候之外，有人在信中说准备办一个酒家，取名“李庆霖酒家”，希望得到李的同意，并说愿给1万元。李谢绝了，并说：“我不能靠名字吃饭。”
　　李庆霖居住的陋室里，屋里一台旧收音机，是女儿22年前结婚时别人送的礼物，前几年送给老父排遣孤寂，旧彩色电视是这个房间里最奢侈的电器，一只在低矮老屋内显得有些高大的极罕见的旧书桌，摆在墙角，李庆霖说这就是当年写那封信的书桌，最光鲜的怕要数那两只半旧的茶椅框了。
　　李每天的任务给小儿子一家煮饭，做伙头军，几天去一次市场。每天中午傍晚，他都要出去散散步，作为曾是风云人物的他在上年纪人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不少路人会指指点点说：“这个就是李庆霖。”
　　在李的正厅墙壁上挂着一面镶着毛主席头像的镜框引人注目，李虔诚地说：“土改时他就开始挂毛主席镜框像，之后，一有新版主席标准像，就买回来添加上上去，现在挂的是最新也是最后版本的主席像。”李说挂这些像时带着某种虔诚，但对他来说，几十年间经历了大喜大悲的他的确象一场梦，他引为憾事的可能是这一生并没有亲眼看到毛主席，他之所以怀念领袖，是出于精神上向往。所以当得知李庆霖信奉基督教，并不让人们感到惊奇，李说，他每周都要到教堂做礼拜。
　　在毛主席像两旁贴着李庆霖用毛笔恭楷抄录的毛泽东诗四首《看山》、《莫干山》、《五云山》和《观潮》上面盖有李庆霖篆刻一方，李说，那是他自己学着用木头刻的，那四首诗是82年《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的，他看到了马上敬录在本子上。
　　李的邻居阿强、阿雄告诉笔者，经常有一大批外地人一路问过来找李庆霖，送些钱物帮助他，也有记者采访的，还需有的通过邻居电话打过来的。
　　李庆霖说本来不想出名，只是因为儿子李良模插队生活困难而写信给毛泽东诉苦，更没想会当官，谁知一封信会使一介布衣成为天下名人，真乃是：十年寒窗无人晓，一鸣惊人天下知。
　　当问及他是否后悔给毛主席写告状信，他说并不后悔，毛主席要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张。当问及他对当年的知青有什么话说时，他说：“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受苦难，如今成为跨世纪的社会中坚，国家栋梁，他心情无比欢欣，祝他们好中更好，更加奋发有为。”
　　然而当谈及他目前的现状时，他长叹一句“我已成为这个社会最没有用的人”。这一声感叹令人感慨万千，但笔者想，他拥有一笔任何人都没有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当年2000多万知青至今都没有忘记他，他的名字和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
　　李庆霖不愿提起过去，他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我们要象邓小平所说那样，一切向前看。”
“倘若你当年出名后，能够安份守己，你晚年会非常幸福的”
　　“我同意你观点，我不谦虚谨慎，骄傲自满，乱伤害人，如今我后悔来不及!”李庆霖不无幽怨地答
　　是呀，世上哪里有后悔药可以买到。
　　日，我有幸在河南采访到侯隽，谈到李庆霖这段历史时，她对我说：“这位老先生很可惜，象他这种性格早晚要倒霉，你对的也变成错的了，他就是做人的一面镜子。”
　　侯隽的话似乎不无道理。
魂归福山 “告御状”的李庆霖最后的归宿
李庆霖穷苦一生，几乎没过几天好日子。2003年初的一天，李良模预感到其父将不久于人世，曾不无悲伤地对笔者说：“家里这么艰难，以后的事连想都不敢想。”
笔者闻之怆然。
然而，李庆霖去世后，不但免费火化，而且在城厢区区长阮军的帮忙下，李庆霖个人的安葬问题和他的去世43年的父亲李国钧、去世11年的母亲陈赤柱以及去世七年的妻子张秀珍一直寄存在家的骨灰，这次也一并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一家人归葬于莆田市华亭马厂的福山陵园公墓，入土为安，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李家的难题，这样，本来为解决李庆霖一人的事，却一下子解决了四个人的问题。
其实，这些事情能得到这么快的解决，这里还有一些幕后故事。
李庆霖去世后，李良模找到笔者，希望能帮最后这个忙，好人做到底。我又把这个“皮球”踢给时任莆田市城厢区区长的阮军同志(现任城厢区委书记)。在阮军区长的热心促成下，我与福山陵园负责人陈国健和吴金宝联系。日，我请来了李良模、李良雄及其女儿李丹丹一起和福山陵园负责人陈国建、吴金宝，最终确定采用艺术型四穴的方案。
福山陵园是莆田市一家高档次观光式永久陵园，位于莆田名胜古迹二十四景之一的钟潭瀑布景点的西南侧，坐东北朝西南，视野开阔，山势平缓，背山面溪，后山龙脉居高临下，远眺木兰溪，近望后寺水库。左右龙虎山相环抱，阳光充足，青松翠竹，绿草菁茵，满溢灵秀，气势宏伟。正如该陵园广告词上写的“福陵成仙境，山园似宝地，缅怀已故亲人，福荫子孙后代。”我想，曾是“风云人物”的李庆霖生前恐怕未必会想到，他和他已去世多年的几个亲人会得到几个“有心人”如此的帮助而得到妥善安置，这个“忙”又使他家少花了几万元。
李庆霖安葬事宜得到解决后，2004年冬至前一天，我在北京时，李良模打一个电话给笔者，说准备把李庆霖的骨灰迁葬福山陵园，我听后也为他们高兴，我交待说：“你一定要去感谢福山陵园的陈国健和吴金宝，还要感谢一直帮助你一家的的城厢区区长阮军同志，没有他的斡旋，一切都无从谈起。”
2005年“五一”节放假前，笔者在莆田市民政局科长王惠生和福山陵园负责人吴金宝的陪同下，来到福山陵园李庆霖墓前拍下几张照片作为留念。李庆霖墓穴采用艺术型格式，使用花岗岩石材。在他的墓碑上刻着李庆霖及其父亲、母亲、妻子4个人的名字和生辰卒年，而最抢眼的恐怕还是用黄漆刻在墓上的曾带给他这一生荣耀和不幸的毛泽东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诸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而令人惊讶的是，不知是哪一个“好事者”放了一盆“塑料花”在李的墓前，陵园负责人吴金宝说：“李庆霖归葬这里后，也吸引了不少人来这里参观。李庆霖成了福山陵园的一个无形的景点”。
闻此言，笔者感慨不已：命运多桀的李庆霖未必能料到，他的结局会得到这样的“解脱”，虽不是善终，却也是最好的结局。
告御状"的李庆霖：敬尊主席心永不变
2004年的冬天，73岁的李庆霖在出狱十年后，在福建的老屋中去世。
和那个时代涌现出的大多数"英雄人物"不同，直到生命的最后，李庆霖依旧以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感情，理解着伟人毛泽东，并至死不渝地热爱着"。
1957年，在福建一所中学担任校长的李庆霖被划为右派，12年后，大儿子初中毕业下乡到农村，没有口粮没有分红，生病请假也没人管，身为父亲的他倍感无奈，只好冒险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四个月之后，竟然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信的内容只有如下两行字："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自由、幸福。毛泽东。"
正是这一封信，彻底改变了李庆霖的生活。
随后，和大多数"英雄人物"相同，福建省委对这位乡村老师的安排立即"青云直上"，在县、地、省各级知青办或教育部门都安排了领导职务；他本人也于1973年7月写了入党申请书，很快入了党；1974年又被安排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
1973年11月，李庆霖甚至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并表露出他不怕"身败名裂"，要用"反潮流"来"名扬千古，流芳百世"。
然而，他最终没能"名扬千古"。短短3年之后，李庆霖就从人生的顶点跌落下来。1976年，"四人帮"粉碎当年李庆霖便被隔离审查；1979年，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1年1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对"四人帮"审理判刑的消息后不久，狱中的李庆霖给时任福建省第一书记廖志高来信提出："姚文元只判了有期徒刑20年，我的罪行同姚相比，无论是性质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都小得多，因此对被判无期徒刑想不通，要求从轻处理。"
而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他的家被翻箱倒柜，所有文件、材料、笔记本都被搜走。1994年，当他回到福建老家时，只能和老伴靠县民政局210元的生活救济费勉强度日。
根据狱中负责管教李庆霖的教官回忆，即便是在狱中，李庆霖对毛泽东仍旧怀有极深的情感。在他的房间中，挂着一幅主席像。画像两边贴着自己用漂亮的楷书写的对联。
上联是。敬尊主席心永不变。
下联是：坚信大方向志难移。
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下）
到了1976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庆霖更是从莆田当地发展到成为福建全省的一个“派头”了，到处演说作报告，表态支持造反派，把各级当局领导当作邓小平之流批判、打倒。可悲的是，在他的心里，他完全把这当成拥护和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他当时的整个思想，就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必须毫不动摇地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
“走资派”“投降派”，他必须响应号召、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冲锋陷阵，这样才对得起大恩人毛主席！
&&& 1976年10月
“四人帮”倒台之后，他自然成了“四人帮”在福建的代理人、黑帮、亲信、爪牙而受到重重的惩处。10月底被宣布停职检查，随即被隔离审查了1年多，在莆田当地并被押到福州等各地，一天两场三场批斗，前后共有百多场批斗会，也时常受到拳打脚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何曾受到这种境遇，他曾有多少次昏倒在地。日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过了1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送到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劳改场关押改造。对此判决，李庆霖始终心存不服。他承认自己在运动中说错话办错事，但说他是打砸抢分子及带头人他绝不承认。当时福建拍了一部轰动全国的著名纪录片《铁证如山》，据说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招待华国锋等中央政治局领导看了都感到震动。其中有个镜头：莆田县委大院里有间挂满枪支的房子里，李庆霖被带到这里，镁光灯闪过后就被带出来，而解说词说：“李庆霖组织武斗队，大搞打砸抢，专业武斗队有201个，参加人数有6700人”。李庆霖只要有场合说话，就说那是强安在他头上的。后来即1990年南平地区中级法院给予减刑到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3月他出狱后虽获得了自由，但等待他的却是贫病交加的生活窘状，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帕金森、脑萎缩、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扰。
一人落难、全家遭殃，其妻张秀珍也被戴上
“反革命”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改造”3年，后来虽然给予平反，但一直到她1997年去世也没恢复公职。李庆霖给毛主席信中反映遭受困难的长子李良模，李庆霖有权有势时并没有趁机安排他回城工作，而是继续让他留在原地?芦公社水办大队，后来在那里入党，并在?芦公社担任一个挂名的党委委员，李庆霖被关押后他也很快被免去职务，到1980年全公社知青都回城安排了工作，唯有他一个人仍留下来劳动，1982年好不容易招工到仙游糖厂当厂区铁路的养路工，以后当上小火车司机，现在一个镇的土地所工作。次子李良雄是在毛主席复信后，李庆霖带头又把他送去上山下乡，后来作为身边没有子女政策安排回城到县公安局工作，这时也被开除出县公安局，重新回到插队的知青点，但是知青办不要，街道也不收，他只好把户口揣在口袋里去打短工，直到1996年才安排到他母亲原来工作的莆田四中当一名职工。
在李庆霖遭难直至2004年去世的近30年中，唯一让李庆霖精神感到欣慰的是，全国两千万知青及家长大多没有忘记他，在李庆霖坐牢和出狱后，不少老知青想方设法找到他或打电话给他，有话语安慰的，也有寄钱送物的，这是他独有的一笔精神财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日。我大学一个同学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念博士，她博士论文竟是写李庆霖，而且该大学居然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专门批准她回来当面采访李庆霖。她所在大学里有两个美国教授，妻子都是当年中国的知青，听说她要回国见李庆霖，都委托她向李问好，我听了也很受感动。因此很乐意那天陪她来见李庆霖。李还是居住在那低矮的旧屋子里，房间里的一切老旧几乎原封不动，唯有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的镜框锃亮崭新。李庆霖只能躺在床上，气管炎很严重了，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但仍然非常友善接待我们，有问必答，说话慢慢的却很真诚。问他当前生活如何着落，他说：出狱后分文没收入，逼得实在没办法，他找到莆田县领导，郑海雄书记批给他每月210元；后来接任的书记刘可清批准增加到每月300元；现在又增加到每月500元，据说是习近平（当时任福建省长）批的。他说出这些领导的名字一个一个记得很清楚，听得出他还是怀着感恩心情的。他最后几句话我记得很牢，他说：我不后悔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没错，我也没错。后来发生的事是一场历史的梦，现在梦醒了，我也快归天了。半年之后李庆霖去世了。我责怪他儿子没有通知我，没能赶过去送丧，但电话中他告诉我，当时出不起钱火化他爸爸，还是城厢区区长阮军批准给予免费火化。还有他没钱买墓地，1993年他奶奶去世、1997年他妈妈去世，连同他爸爸去世3个人的骨灰盒一直放在自家狭窄的屋子里而得不到安宁，后来也是阮军区长批准他以三折优惠购买了一小块公墓地，把3个人连同他早年去世的爷爷的骨灰一起合葬，终于使他们入土为安了。我想，李庆霖的名字还是会被历史记住的，也应该记住的，连美国人都感兴趣，中国人更应该给予记载总结并吸取教训，本着这个目的，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如实写下来，也许对历史研究有一点点价值吧。
判决李庆霖
李庆霖虽不是知青，他的沉浮荣辱却与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连在一起。“文革”中，他大胆为困境中的知识青年鸣冤叫屈，当国家给知青落实政策的同时，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校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教育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随着地位上升，他深深陷入那个年代的政治漩涡中。从1973年底选上全国人大代表到1977年初被隔离审查，他大红大紫的时光只有三年多。经历十个月的批斗审查后，日下午，他在福州被正式逮捕。这是经福建省委研究决定，“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在全省有200万人收听的实况广播大会上当场逮捕的。大会的批斗发言说他：“在历史上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认定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漏网右派”。这样一来，当年被省委第一书记亲自拔掉的“白旗”又重新插到他的头上，而且不仅是“白旗”，进一步升级为“漏网右派”。
在逮捕了一年零七个月后，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庆霖“反革命案”作出判决。1979年莆地法刑初字第001号的《刑事判决书》说：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多次写信给“四人帮”，诬陷中央、省、地、县委领导。1975年在北京受到江青的接见和赞赏。以后又与“四人帮”亲信派来福建的“联络”人员相勾结。串联“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提供了大量颠倒是非的材料，诬陷省、地、县委负责人，诽谤福州军区领导人，狂叫要与省委“对着干”，要改组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1976年10月上旬被告在一次会上竟数十次以极其恶毒的语言点名攻击中央领导人。“四人帮”利用了被告诽谤的材料；打击、迫害省委领导。
判决书还认定他犯有“大搞篡党夺权”；“极力为坏人翻案”；非法建立“民兵指挥部”，“在各地刮起打砸抢妖风”；“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等罪行。
判决书认为，被告李庆霖积极投靠“四人帮”，是“四人帮”在福建省的亲信，是猖狂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民愤极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应从严惩处，但归案后尚能认罪。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二)、(三)款之规定精神，判处反革命犯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庆霖不服判决。他承认有严重错误，但认为是按照上面部署干的，不应判无期徒刑这样的重刑。这种态度当然于事无补，等待他的将是漫漫刑期。
文革中的"反潮流"英雄的下场
1969年，中国大陆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城里的知青在农村生活极不习惯，遇到许多具体困难。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到农村。李庆霖想解决儿子的问题，在几年***无效之后，竟给***写了反映情况的信。***给李庆霖写了回信予以支持，同时命令国务院办理此事。
在改变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改变。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派专车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的信写得很好，并问他生活和工作上有何困难？李庆霖当时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把插在他身上的「白旗」拔掉——原来1958年大跃进时，李庆霖因临时接手一个基础差的班级，因初考成绩低而被插上「白旗」，他被撤销了教导主任一职，工资也由55.5元减为42.5元；二是其妻张秀珍原在莆田县二中做工友，是「有户口」的正式公职人员，后被解雇，李庆霖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其职。这两事都得到了解决。
此时莆田街头出现了大幅标语：「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向不正之风开火！」「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此时，李庆霖成了各种力量都要争取、拉拢的一面旗帜。
1973年11月，李庆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讲「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表露出他不怕「身败名裂」，要用「反潮流」来「名扬千古，流芳百世」。
1973年年底，李庆霖升任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公室副组长负责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1976年春的一天，甫田地委召开官员会议，地委***肖文玉作春耕生产动员报告。这时，李庆霖在一众造反派的簇拥下走进会场，他们跳上***台，抢过话筒，把正在作报告的肖文玉推到***台一旁，勒令站着。而李庆霖则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坐在***台中间，公开发表议论说：地委***执行右倾翻案风路线，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李庆霖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喊着：「拥护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到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也被视为「四人帮」的「小爬虫」，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荔城原二十八军军部。日，李庆霖被正式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法院对他进行宣判，以「现行***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他做梦也没想到，仅仅三年，他从人生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自己当时是自觉地按上面的部署和要求干的，说了一些错话。但他绝不承认犯有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对这个判决他一直不服。
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的帽子。他的家被翻箱倒柜，所有文件、材料、笔记本都被搜走。
李庆霖于1994年3月提前出狱，回到莆田县居仁巷的老屋居住，他和老伴仅靠县民政局210元的生活救济费勉强度日，景况极为凄凉。
日，李庆霖因帕金森氏症和气管炎并发逝世，享年73岁。
内参令周恩来怒不可遏：两干部强奸50余女知青
日，毛泽东在读一封人民来信时，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写信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的结尾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当即亲自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叮嘱他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看信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寄的，李庆霖一面故作镇静，一面又抑制不住兴奋。短短的一封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有些怀疑，这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
很快，毛主席汇给他的钱也收到了，和家里人商量，都说这钱是不能花的。这些钱至今仍存在莆田县中行，他只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主席的信寄到莆田，有人欢喜有人忧
毛泽东的复信，使莆田人感到惊喜，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邻里们跑到李家争相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深情地叮嘱：“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毛主席复信的消息传出，李庆霖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的报复。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县委信访办某负责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地方掌权的干部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不过，有毛泽东的亲笔复信在，他们也无可奈何。
李庆霖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心。日他曾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由于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开，李庆霖赶不上参加了。省委打算让他参加四届人大。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考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中央高层下决心全面调整知青政策
就在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主席复信印发全国。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的《情况反映》引起中央领导和与会者的震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20余人；一师某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一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
周总理看后怒不可遏：“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软！”
李先念气愤地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和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在中央领导的关注下，各地大开杀戒，将以上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
从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
在文革后期变幻莫测的险涛恶浪中，一个被推在风口浪尖的人物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很困难的。
福建省造反派头目认为李庆霖与中央首长(江青曾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眩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民主派”、“走资派”的狂潮中，到处作报告，成了红得发紫的人，这便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笔。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李庆霖在狱中表现较好，减为有期徒刑10年，并于1994年3月底提前出狱。他说：“自失去自由，直至获释出狱生还家门，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岁月，我回忆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李庆霖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他和老伴没有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两位老人仅靠这点钱勉强度日。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当年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的。现在这张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号。在劳改期间，他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因严重的肺气肿故世，她受他的牵连受了不少罪，现在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莆田不少老百姓自发为李庆霖捐款，总数达万元，使得他还清医药费欠帐，并为老伴发丧。
这些年赋闲在家的李庆霖经常拄着拐杖到离家不远的莆田市政府信访局看报聊天，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复查他的案子，推倒一些不实之词，信访局的人对他很客气，茶礼相待，但对他案子的申诉，杳无音讯。
但是，这些年来，千百万老知青没有忘记他。在他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他们在寻找他，关注他的命运。当李庆霖还在武夷山下劳改时，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收进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告状信。1991年后，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知青文化热，一本本知青生活纪实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文章纷纷问世。它们高度评价李庆霖当年给毛主席上书之举，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般的事件。使中央高层即时调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