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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逻辑
胡鞍钢&鲁钰锋&周绍杰&杨竺松
日09:10&&&&来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规划的主线，它的提出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正确理解并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逻辑。
基于此，本文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进行深入分析，这在实践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历史逻辑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这一点常常被忽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但是，如何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如何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没有现成的答案，就也就客观上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实践，不断地试错。与此同时，不断探索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不断地增加经济改革实践的自觉性，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不断提高它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性。
回顾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历程，中国近40年的改革实践本身就是典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和发展内涵的高度概括，它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关键词。一是“改革”这一主线，贯彻至今，其本质就是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来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以适应和应对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急剧变化；二是“供给侧”这一重点，因为改革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增长的供给要素，如劳动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知识要素、信息要素等，这都属于供给侧范畴；三是“结构性”这一特征，因为改革极大地促进了要素资源配置的变化，产业机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所有制结构、人口结构、城乡结构等结构性因素一直在变化之中，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只不过当时没有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说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体上经历了五次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决策，形成了五个重要阶段，都充分体现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次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动阶段，中国处在人均收入极其低下、温饱问题尚未解决、重点减少极度贫困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25项政策，直接启动了农村改革，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村经济改革的关键性制度安排，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首先，农村人均收入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5.2%；其次，大幅度减少绝对贫困人口。按2010年农村贫困线标准，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70亿人，到1985年减少为6.61亿人，贫困发生率由97.5%下降为78.3%［2］；再有，农村乡镇企业创造了大量新增就业，从万人增至万人，增加了1.47倍。
第二次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进入改革的全面开局阶段，这也是中国处在极低收入发展阶段、重点解决温饱的阶段。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谋划了“全面改革蓝图”，首次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旨在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次三中全会开启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不过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进行，解决原有体制的“激励不足”或“激励缺位”的问题。此后，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大幅度缩小了计划经济范围；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个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初步奠定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实施沿海率先发展战略。可以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改革是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道路的过渡阶段。
第三次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中国处在低收入、重点实现小康水平的发展阶段。根据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计50条，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收入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重要任务，成为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与重要支柱，为后来的改革所继承下来。需要指出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国际背景是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中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凸显了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第四次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也是中国进入下中等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计42条，成为指导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极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成长与活力。2002年全国市场主体（实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为3111万户，到2012年已增至5426万户，其中私营企业从264万户增至1086万户，从业人员从1999万人增至7557万人。这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各类市场主体大幅度增长，成为创造经济总量、贸易总量、新增就业的主体。
第五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这也是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涉及336项重大举措，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2020阶段性目标，布置了“五位一体”改革及国防军队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布局了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仅从商事制度改革的红利来看，到2015年全国市场主体（实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已上升至7700万户，比2012年增加了2300万户，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人员合计1.90亿人。到2015年，按2010年农村贫困线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下降至5575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3］到2020年有望消除全部贫困人口。
由以上五次三中全会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凸显了三个关键词：通过改革，有效改善供给侧的要素投入及配置，进而促进了中国各类结构性变迁和优化。2015年，中国人均GDP（PPP）为13400国际美元（2011年价格，下同），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52549国际美元）的25.5%，与美国仍旧具有很大差距。而这种差距的缩小归根结底还是需要通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因此，未来也只有通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促进中国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是促进中国各类结构的不断优化。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这也必须要着眼于解决供给侧要素配置的结构性问题，通过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并且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从自觉性来讲，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因为推进经济改革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而畏首畏尾，进而丧失改革和发展的时机。从自主性来讲，中国的经济改革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并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大势，而不是去照搬所谓的“国际经验”。例如，在中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不顾国家发展的客观情况，盲目引入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药方。同样地，中国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体现了中国推进经济改革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当前，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典型理解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所谓的供给侧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联系起来，进而又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供给侧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政策主张相提并论。从本质上讲，里根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本质是“市场万能论”，而且往往把政府必要的、有益的干预和管制打上“扭曲市场、制造不平等”的标签；其政策主张是通过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私有化、放松管制、减税、减少政府支出等方式促进私营部门的比重和作用，反对政府干预。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期间的拉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来看，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药方在发展中以及转型国家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最终结果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弱化，市场运行混乱，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事实上也未能逃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主张所造成的恶果，例如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赤字规模急剧膨胀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痼疾。此外，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在金融领域付诸实践的一个典型失败案例。
胡鞍钢等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基于“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阶段、政策目标以及政策手段上存在显著差异［4］。从这个意义上讲，直接把“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应用到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然会“张冠李戴”“开错药方”。因此，绝对不能认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里根经济学”的中国版。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提出，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逻辑
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不仅成为当前经济的突出问题，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为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汇率法）或第一大经济体（购买力平价法），还是世界第一大贸易体，中国经济未来走向，对世界240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对把中国作为重要贸易伙伴的130-140个国家和地区直接产生溢出效应。这是与前几个阶段的经济改革最大的不同之处。
认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逻辑，也就是准确回答为什么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十三五”时期主线。把握住“主线”，就抓住了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抓住了未来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从而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这就需要厘清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其一，如何正确看待“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下行现象；其二，怎样在“十三五”时期通过“调结构”而不是通过1998年、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扩大内需，来实现“保增长”。
首先，要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分析“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速下行。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6%，高于日本在年期间的平均增速9.35%，高于韩国在年期间的平均增速（8.6%）。从经济波动来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速也曾经历过若干次阶段性的下降（见图1），其中包括年期间、年期间、年期间、年期间的四次阶段性经济增速下调。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稳定性趋于加强。特别是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基本上没有出现计划经济时期的“大起大落”现象，这也反映出中国宏观调控能力的日趋成熟。总体来看，经济增速的变动是外部需求因素（或者说是周期性因素）、内部结构性因素以及宏观调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每一次调整都包含了经济结构的转型，进而为下一阶段的增长奠定基础。
图1 中国经济增长率（年）（略）
从2011年起，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步由2011年的9.5%下降到2015年的6.9%（1991年以后首次“破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经济受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即外部需求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从外部需求因素来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确实对中国经济造成显著的外部冲击，这也与中国高度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直接相关。从当前世界经济环境及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来看，外部需求的低迷甚至萎缩确实对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具有相当解释力：“十二五”时期，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显著下降，由2011年的49.16%下降到2015年的35.74%，2015年的水平甚至低于加入WTO之前的水平（%）。
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思维碰撞、新旧动力转换、新旧力量对比、新旧规则交替的动荡期、转型期、变革期和调整期。［5］总体来看，近年来世界经济正面临着以“低贸易增长、低经济增长、高公共债务”等为主要特征的新现实（new reality），世界经济正经历着结构性变化，整体好转仍旧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弱化，而且出现分化。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对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有限的，尚不足以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此外，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不容忽视。例如，“英国脱欧”、美国大选都将深刻地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
尽管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如果以此便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周期性问题也是片面的，不能忽视结构性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国在2008年年底到2010年期间为了实现“稳增长”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从而加剧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并且使得结构性矛盾在“十二五”期间日益凸显。因此，近几年的经济增速下行、外部需求下滑是外因、次因，而国内经济结构问题是内因、主因。
加剧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一个重要因素是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图2）。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城镇房地产投资在年期间的名义增长率达到27.4%，接近名义GDP增长率（为15.1%）的两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城镇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在2009年降低到14.1%，随后在2010年反弹到32.8%。进入“十二五”时期，城镇房地产投资增速显著下滑，2015年下滑至0.38%，直接导致近年来经济增速下滑。更重要的是，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滑又直接导致与房地产投资密切相关的行业（例如煤炭、钢铁、水泥、建材等）的需求增速降低，进而也成为煤炭、钢铁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从而形成了当前“去库存、去产能”压力。此外，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年末开始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银行业加大了对房地产以及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的信贷投放。在地方政府的极力支持下，地方融资平台也获得了银行业的巨量信贷投放，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以及杠杆率不断提升，造成了当前的“去杠杆”压力。
图2 城镇房地产投资规模及增长率：年（略）
其次，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结构特征和外部因素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政策是“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线。尽管“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滑，但是经济结构还是得到显著调整，符合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构调整方向。从宏观上讲，“十二五”时期的结构调整主要体现为：第二产业比重显著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显著提升。其中，第三产业的比重由2010年的44.2%上升到2015年的50.5%；第二产业比重由46.2%下降到40.5%，两者的变动率均显著高于历次五年规划（或计划）时期。更进一步讲，结构调整必然带来增长动力的转换，而旧的增长动力的退出和新的增长动力发挥作用往往是不同步的。如果旧的增长动力退出相对较快，新的增长动力成长相对较慢，短期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出现下降。因此，增速下降也是结构调整的正常反应。从“十二五”期间各省GDP平均增长率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变动率的对比分析来看（见图3），各地区间的GDP增长率与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与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化呈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这也就是说，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幅度高、第二产业下降幅度高的地区，GDP增长率相对较低。因此，考虑到结构性因素，“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速下降具有合理性，也不必对此过于悲观；更何况“十二五”时期的平均经济增速为7.8%，尽管低于年9.9%的增速，但是仍然高于7%的预期目标。
图3 “十二五”期间各地区经济增长率与经济结构变动（略）
从综合发展指标来看，“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提高，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科技（除了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之外）教育和资源环境类指标基本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目标。我们利用“目标一致法”对历次五年规划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十五”计划完成率为64%，“十一五”规划完成率为86%，而“十二五”规划完成率则高达96%。由此可见，尽管“十二五”期间出现经济增长下行，但是综合的五年规划完成率好于之前的两个五年规划，这也为“十三五”时期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总体而言，“十二五”时期所出现的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具有基础性、长期性，都是积极的、良性的变化，基本符合中国工业化（进入第二产业占经济比重下降的后期）、城镇化（仍处在城镇人口比重的快速上升期）发展阶段，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均下降至30%左右，进入更富裕类型阶段），与中国经济长期结构调整优化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尽管“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调结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结构性问题依旧突出，结构调整还远远没有到位，“稳增长”的压力和“调结构”的困难并存。如果处理不好，将使得“调结构”和“稳增长”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仍旧是衡量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指标，因为它涉及中国经济总量能否在2020年实现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对“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率的正确认识，要建立在充分评估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基础上。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由经济要素实现有效配置所能达到的增长率，是在某一较长阶段可维持的增长率。我们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可以维持在7%左右，结构性因素仍旧是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的重要决定因素，解决好结构性问题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保持在潜在增长率水平的关键。
从外部需求来看，如果世界经济“新现实”成为世界经济“新常态”，我们把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希望寄托于外部需求的改善，“稳增长”则必然陷入被动。因此，“调结构”是为了争取“稳增长”的主动性。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既要取决于外需因素（或者说周期性因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能否深入进行结构调整。从结构性因素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就是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当前，结构性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房地产高库存和部分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杠杆率不断攀升，企业经营成本攀升。从2012年开始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连续四年的“通缩”现象来看，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传统工业品生产能力明显过剩。例如，35种主要工业产品在过去几年已有18种传统工业产品产量达到高峰并出现下降趋势。其中，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行业产能利用率在2012年年底分别仅为72％、71.9％、73.7％、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6］这反映出中国的传统工业化正在走向尽头，也反映了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并导致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现的短期目标，但是也不是一、两年或几年就可以完成的。
总体而言，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仍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7］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应对当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同时也是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战略机遇。“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的结构调整仍将持续进行，经济增长率既受到内外部需求性因素影响，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给侧要素的实际配置状况，即结构性因素。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仍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动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线符合中国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通过深入推进“调结构”，实现“稳增长”，这是由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决定的。综合考虑经济发展阶段所蕴含的后发优势、产业结构变迁动能、城镇化的拉动效应、人力资本的累计效应和规模效应以及创新驱动潜能，我们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7%左右是合理的，也是有保障的；同时，“十三五”规划把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确定在6.5%以上既是经济增长的底线，也是留有余地、适度区间的，既没有超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为结构调整留出空间。
“十三五”规划明确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发展主线，这也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着眼于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更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从短期目标来看，要确保完成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等主要任务，同时要着力实现“稳增长”和“降风险”。从中长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
四、结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
国家“十三五”规划首次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五年规划的主线。从功能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通过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引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迈向高收入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实践”“中国理论”以及两者的互动，是引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及转变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为进一步实践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政治共识。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C］..
［2］［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6年［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70.
［4］胡鞍钢，周绍杰，任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7-22.
［5］陈文玲，颜少君.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J］.南京社会科学，2016（5）：1-9.
［6］逄锦聚. 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主要矛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政治经济评论，2016（2）：49-59.
［7］楼继伟. 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J］.求是，2016（1）：21-23.
(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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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周琼媛
原标题：《QQ在移动端再生》
编辑：吴以四、刘雅靓
QQ想要寻求变革时，腾讯公司的状态算不上理想
“到处都有人在说QQ抄微信”
这是拥有8.2亿月活跃用户的QQ如何从PC端向移动端转型的故事，更是一个如何在移动端做产品的故事。
向移动端转型，成功？
汤道生个子瘦高，表情轻松愉快。当《商业周刊/中文版》的摄影师请他摆一个能代表QQ的表情时，他马上用带有浓浓广东味的普通话说道，“代表QQ的表情啊，那就是笑咯。”身为70后的汤道生算不上年轻，但他身上的年轻态正好符合他想打造的QQ的气质。
汤道生，香港人，2005年加入腾讯，现任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腾讯社交网络事业群(SNG)掌门人。2012年5月，腾讯公司组织结构调整后，汤道生开始掌管SNG。
10月22日中午1点半，离QQ媒体开放日活动开场还有一小时，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LOFT创意文化园内，汤道生和腾讯公司集团副总裁殷宇刚刚用完简餐。在这一天之前，QQ这款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拥有最大用户量、PC时代骨灰级的社交产品最近两年所发生的大部分变化都不为公众所知，它甚至也懒得理会一切来自外界的猜疑和不看好：“腾讯内部在去QQ化吗？”“QQ不入流了。”“QQ是过去式，未来是微信的！”“那些跟着QQ成长起来的80后都用微信了”……
下午2点15分，汤道生和殷宇移步餐厅旁边的咖啡馆。和正儿八经的腾讯大厦相比，这家红木吧台和白色塑料桌椅混搭的创意咖啡馆似乎更适合走个性、活泼路线的QQ。踏上木地板，穿过吱吱作响的咖啡碾磨站，一个墙面白净的小礼堂门口摆着印有彩色企鹅标识的欢迎牌。多彩企鹅想带给用户“年轻、酷炫”的体验。
主题为“年轻即未来”的QQ开放日活动以汤道生和两名90后创业者的对谈开场。90后是QQ现在最看重的用户群。汤道生说，“要向年轻人学习。”
为了跟上年轻人，不落伍，腾讯每年都招收很多大学毕业生，有的进入核心团队。“有产品经理，有做开发的，也有做市场的，让这批生力军不停地充实我们的产品团队和执行团队。”汤道生说。QQ今年7月新推出的彩色潮鹅新形象，就出自腾讯一位喜欢动漫、宅舞和Cosplay的90后设计师。
随后，殷宇手持iPad，在台上分享了一份90后报告。“年轻人感觉自己不被理解而喜欢表现自我、希望与众不同、想证明自己、爱社交。”他还举例说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身上有类似的特质。“我年轻时，喜欢骑自行车不握把手；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玩‘死飞’——骑没有刹车的自行车。”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但都是少年对速度的渴望。他认为，把握住90后年轻人身上的稳定的特质，就能把他们聚拢到QQ这个已经陪伴用户15年、“却没有老化”的社交应用上。
殷宇完全有理由自信。QQ最近的业绩令人刮目相看，原因之一是QQ向移动端转型的成功。在腾讯于11月12日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中，“智能终端”“移动平台”“手机特权”等词频繁出现，财报披露，QQ智能终端（手机QQ）月活跃账户于季度末同比增长36%至5.42亿，成为国内用户数最多的移动端应用。在手机QQ的活跃用户中，90后超越80后成为主力。90后也是QQ手机游戏的主流玩家，据腾讯此前披露的信息，超过1/3的90后用户经常玩游戏。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师魏武挥也留意到了这份财报，他说“虽然微信很火，但手机QQ没有被人忘记”。
危急时刻的变革
但是在两年前，QQ面临的则是另外一番场景。2012年，微信创造了移动互联网增速纪录，稳坐移动社交应用第一把交椅。在2012年第三季度财报中，腾讯特地写了一句“微信注册用户超过2亿”，却没有提及手机QQ的用户数，只简单交代“由于手机端用户数量增加使得QQ的使用时间更加分散，QQ最高同时在线账户数增长率放缓”。在腾讯外部，一大拨专注于垂直领域的社交应用开始冒头，给互联网用户带来很多不同于QQ的新奇社交体验。当时上线仅仅一年的移动社交应用陌陌也显得风头正劲，一度登上中国区App Store社交类免费榜第三名。
作为腾讯最早、最核心的产品，QQ曾经光芒四射。它习惯了像大哥一样，帮弟弟带妹妹，业务覆盖整个腾讯。那时，QQ带给75后和80后的记忆，是那个戴着红围巾的憨厚小企鹅，是靠聊QQ学会键盘打字，是“Q我”那句口头禅，还有“插根扁担都能开花”的影响力。
“QQ是一个标志性的产品，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微信出现前，QQ就等于腾讯。”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数字论坛”创始人之一段永朝说。资深互联网专家谢文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QQ是腾讯的核心竞争力，过去是‘唯一’，现在是‘之一’。”当微信这个腾讯内部诞生的小军团，通过使用QQ的账号和关系链数据，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路遥遥领先，成为QQ的内部挑战者时，QQ团队对微信感情复杂。“向腾讯其他产品输血，对QQ影响不大。微信是个例外，当QQ向它输血时，微信增强了自己的造血能力，而它造血能力的来源和QQ差不多。”殷宇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很多QQ用户开始往微信转移，这让段永朝想起了MSN在七八年前的白领高端用户争夺战中输给了QQ的那一幕。
QQ想要寻求变革时，腾讯公司的状态算不上理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腾讯前员工这样评价腾讯当时的状况：“业务线庞杂到内部人也很难弄清，公司臃肿不堪，管理成了大问题。”腾讯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谈到腾讯微博时曾说，“原来是7个部门一起做，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开协调会，7个部门参与，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当然，最后大家的意识还是在沟通之后统一了，但是经过了很多外部推动、内部协调，中间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内部也有很顽固的人，偏好安稳，觉得变了可能会失败，也有人会瞻前顾后……”
和腾讯微博类似，围绕QQ的产品线也分散在不同的专业团队手中，它们分别致力于QQPC版、手机QQ、超级QQ等业务，这些团队各自为政，鲜少共享、合作。当时，不只是腾讯，很多企业的业务线都按终端组织，无线事业部负责网络业务的拓展。
在汤道生看来，那是QQ的危急时刻。他看到智能机的爆发、移动时代的来临，但按终端来组织的内部组织架构，不利于协同作战，产品在多终端的体验互相割裂。“如果我们不调整组织架构，就不能适应多终端并存的移动时代。”他说。
多位高管把QQ变革的关键时刻定格在日。那天，腾讯把手术刀伸向了自己，盘根错节的业务系统变身为六大事业群，QQ所在的社交网络事业群是其中之一。马化腾在随后的致员工信中说，“希望通过这次调整，更好地挖掘腾讯的潜力，拥抱互联网未来的机会。”腾讯的改革收获了很多肯定，《华尔街日报》援引北京迈博瑞咨询公司(MarbridgeConsulting)执行董事Mark Natkin的评论说，腾讯控股这次调整非常重要，为公司将来培养有战略重要性的业务留出了足够空间。
这次旨在理顺组织的计划，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QQ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命运。“手机QQ产品线已全部梳理一遍，和微信差异化竞争。二者不是相互替代关系，而是自我更新。”马化腾在2013年第五届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GMIC)上说。
“5·18变革”不是个容易得来的决定，腾讯内部就QQ如何发展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说QQ应该完全转型成移动产品。“当时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用户不会因为有了手机就不用电脑了，QQ要成为多终端的产品。”汤道生说。
两年半后，汤道生仍然坚持多终端发展这一决定的正确性，他甚至把QQ提供多终端服务的目标拓展到提供全天候多场景服务，“QQ要让用户在right place、right time，享受到right service。”汤道生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
费尽心思当主角
手机QQ在2003年就有了，但在“5·18变革”前，手机QQ一直都是配角——PC端QQ的补充和延伸。
船大难掉头。“2013年之前，QQ在转移动化这一块，步伐比较慢，有大家说的所谓包袱，或者说组织架构问题。”殷宇的态度坦诚。但这位QQ移动化的操盘手认为，QQ的慢节奏还和它的大体量有关。“在2012年，QQ的业务遍布整个腾讯公司，而微信只是一个部门。”
QQ开始追赶，“以移动业务为先”。“移动优先”的目标是加强QQ在移动设备上的渗透。
从2013年开始，殷宇和其团队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打造一款以移动业务为先的产品，这意味着在如何管理团队、如何开发产品等问题上，都要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思考。
“就像背包旅行，”殷宇这样形容QQ的移动化征途，“包里的物品如果用不上，背着就是负担，应该大胆地丢掉。在路上发现好的东西，不断地捡起来，就是在更新包裹。”
当满大街的iPhone替代了功能机，原来在PC上需要外置的摄像头、麦克风、喇叭，成为智能手机的标配，而且手机是移动的，还可以定位，每一样都有让社交更加丰富、多元化的能力。QQ在把这些能力“捡起来”，放进“包裹”。
过去一年，手机QQ对外发布了8个版本，但内部却先后有20来个版本，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功能。除了把QQ原来就有的即时聊天、个性装扮、游戏等功能迁移到手机端，手机QQ强化音视频能力做语音视频通话、在线课堂，还上线了“讨好”年轻人的“兴趣部落”“星影联盟”等功能；不止这些，手机QQ的深度移动化尝试还包括拓展O2O生活化布局、连接智能硬件等。
至少，目前的成绩让人满意。“根据我们自己的统计，来自移动端QQ的流量超过60%，所有的业务都在移动化。”腾讯即通应用部副总经理吴奇胜在2014年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QQ·开放”分论坛上说。
捕捉手机QQ的设计精髓并以新形式加以呈现，是腾讯即通产品部副总经理冼业成最重要的工作之一。2003年，他从英国留学回来加入腾讯时，QQ的同时在线人数不到1000万。经历了QQ用户同时在线5000万、1亿、2亿，冼业成还守着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喜欢啊。”冼业成回答得干脆利落。会议室长桌前，冼业成一身典型的电脑工程师打扮：白衬衣的衣袖随意挽到胳膊肘，穿一条黑色休闲裤，鼻梁上架一副眼镜。
“5·18”调整后，冼业成所在的PC QQ团队和原来负责手机QQ的团队合并了。在他印象中，两支团队有过激烈的碰撞，但融合后的大团队终于能够形成合力，也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手机QQ上。2013年过完春节回来，冼业成接到重新打造手机QQ的任务。整个团队花了一个多月，在4月就发布了一个新版本。“我们做了很多移动化的变革，一个版本改几百个功能。”冼业成说。
其中一度在用户间掀起波澜的改变是，离线QQ用户的头像从灰色改成彩色蒙白，这个动作是在告诉用户：手机QQ用户可以全天24小时在线，不用再问“在吗？”
多位QQ产品线的高管都认为，抛弃“显灰”是QQ移动化必须要走的一步，因为在线、离线是PC时代的特性，不再适应永远在线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用户却不认同。很多用户习惯了根据好友是否在线来确定交流方式，有人甚至痛批没了或亮或暗的动态状态，手机QQ成了山寨版微信。“打开微博，很多反对的声音，打开QQ群，铺天盖地的差评。”压力直接就传到冼业成那里。他本以为，再等几天，用户就适应了。几天过去，反对声没有减少，QQ团队妥协，“显灰”功能恢复。
同样被放弃掉的有供用户随手涂鸦、写写画画的“白板”功能，“用户使用频率太低”，冼业成解释说。另一个类似Snapchat的闪照功能因为没能流行起来，也被拿掉了。流行社交应用Snapchat允许用户分享的照片在几秒钟后彻底消失。
“创新一定会面临风险，这种经历对我们来说挺平常的。”冼业成的反应很平淡。他更深的体会是，相比智能机不普及的时代，现在做手机QQ是赶上了好时候。“现在我们面对的就是iOS和安卓。”冼业成指了指摆在桌子上的小米手机和iPhone。他的这两件随身之物上分别运行着他每天工作时面对的两大操作系统。“智能机爆发前，功能机居多，手机平台有很多个，每款机型都不同，之前做手机QQ的同事很多时候都在做适配工作。”
“电脑要外接摄像头、麦克风、喇叭等，语音通话时，对方经常会问怎么没声音？你调一下你的麦克风。经常这样。”冼业成如是描述PC时代做音视频通话的困扰。手机自带摄像头、麦克风，曾经的难题不再。QQ在2014年开始花大力气做语音和视频通话，“除了双人、多人视频，还有群内视频等。”
当QQ在移动化的路上摸索、追赶时，批评声又来了。手机QQ登录后的界面和微信有些近似——最近联系人一溜儿排下来，最下面是三个选项。“到处都有人在说QQ抄微信，”殷宇说，语气带点无奈，“移动即时通信工具，总要有通信基础模块吧。你不能说因为不能和微信相像，就把通信基础模块都扔掉吧。你再去看PC端的QQ，这些模块都有。”
PC时代风靡一时的QQ秀和会员体系也差点成了手机QQ的包袱。贺飏是QQ增值产品部负责人，来自上海，气质温和。往移动端转型初期，贺飏有过很简单的想法——把QQ秀从PC端移植到移动端。“我不管怎么调整，原来在PC上可以搭配的各种装扮在手机上的展示价值都变低了。”贺飏说。毕竟在尺寸不大的手机屏幕上，他没法要求专门划出一块地方来做QQ秀展示。
那段时间，贺飏过得不轻松，甚至尝试过放弃做QQ装扮，去开发独立的装扮App。“做App需要很多资源，这时候公司和平台的资源就很难借用，跟其他没有平台支持的App一样。”10月的深圳凉爽舒适，在腾讯大厦旁边万利达大厦10层临窗的办公室里，贺飏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灰蓝色棉质T恤和卡其色西裤，说话不紧不慢。现在，他对移动时代QQ秀的理解就是手机QQ上面的气泡、表情、主题、头像挂件、字体等。
今年8月27日，主攻年轻人市场的QQ联合华谊兄弟发布了O2O娱乐社交平台“星影联盟”。贺飏说，“年轻人爱追星，QQ可以为他们做点事——QQ有海量年轻用户，华谊有大把明星资源。”结果二者一拍即合。
贺飏发现，PC时代打造QQ会员体系的经验应用于“星影联盟”同样奏效。“粉丝是可以进行级别划分的。”贺飏说。活跃度、贡献度、对明星的了解程度都可以用来判断谁是死忠粉，粉丝越死忠越有机会得到线下回报，可能是明星的限量版CD、海报等周边物品，也可能是去片场探班、接机等面对面的互动机会。贺飏说，很多粉丝觉得花20元钱成为某个明星的认证粉丝是值得的，他们甚至愿意自掏腰包让自己喜欢的明星一直“红”下去：买碟、听演唱会、进电影院，以明星的名义众筹做公益，“就像永不落幕的‘超女’或‘好声音’。”
做生活服务O2O
10月24日下午4点钟，万利达大厦9层响起肩颈保健操的音乐，怀旧的音乐让人想起小学时期的课间眼保健操。而这间开放式的办公室也有点像教室，房顶上悬挂着锦旗，墙上和工位旁张贴着奖状。
张孝超从隔壁的腾讯大厦赶回办公室。他刚结束和腾讯核心创始人、腾讯前首席技术官张志东的谈话。退休后，张志东经常回来转转。
张孝超来自甘肃，有西北人的直率。最近，他一直在研究90后，还花了好长时间去弄懂“二次元”。他在QQ上关注了“90后”“TFboys”“EXO”“摄影”等兴趣部落，但只有摄影才是他真正的兴趣。“TFboys的粉丝和EXO的粉丝整天在里面掐架，我在看粉丝之间为什么会掐得这么凶。”张孝超摇摇头，“现在的90后，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做兴趣部落之前，他压根没听说过中国内地少年歌手组合TFboys。现在，TFboys占据着QQ明星部落中粉丝数第一的位置。
“兴趣部落”是今年6月手机QQ上的新功能，它让有共同兴趣的用户扎堆、找同类和社交。截至目前，百万级粉丝的部落已达到40个，其中，“自拍部落”发出去半个月，就有了500多万粉丝，而“90后部落”的粉丝更是高达857.4万。
有人说QQ兴趣部落像豆瓣、像陌陌群组，也像百度贴吧，张孝超显然不能同意。“我们不是看别人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在创造兴趣社交的需求，QQ早已经聚合了无数的兴趣圈子。”张孝超所说的是有12年历史的QQ群。据他观察，除了同学群、朋友群、亲人群、同事群，还有数千万因为兴趣爱好而存在的QQ群。“QQ群从诞生开始，就允许用户给群贴标签，户外、星座、电玩……群标签就像是群的DNA。”张孝超说。
而兴趣，在他看来，是经济和文化发展后，个人在群体社会中的文化投射：“温饱问题都没解决时，人是很难对其他事情有兴趣的。当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人的素质越来越高时，越来越多的人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而这些兴趣爱好的长尾性也越来越强。”“长尾”是克里斯·安德森所著《长尾理论》一书中的概念，大意是：几乎任何从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只要有卖，都会有人买。与之类比，在经济发展迅速的时期，不管多么小众的兴趣，都不乏信众。
张孝超很早之前就想过发挥兴趣的“长尾”效应：让用户找到身边的兴趣群。他通过IP地址定位来帮用户找到附近的群，效果不理想。“中国的IP地址信息是垄断资源，运营商可以改来改去。今天这个IP地址号段是深圳用，明天可能分到东莞，后天可能又分到广州。”张孝超解释道。
当GPS成为手机的基础装备，手机QQ的机会来了。兴趣终于能和地理位置结合，把兴趣社交延伸到线下终于不再是难题。“我们要充分使用移动终端所具备的能力，因为90后对这些智能设备很熟悉，95后甚至是玩智能设备长大的。”张孝超转过头，从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笔，说，“他们眼里的智能设备就像我们眼里的笔，我们是从小用笔写字写大的，他们是从小敲手机键盘敲大的，也或许他们没见过有键盘的手机，一上来就用触摸屏手机。”为90后这帮电子土著做产品，QQ团队里的产品经理们，必须投其所好。
QQ团队甚至希望“兴趣部落”能给手机QQ的O2O生活服务按下快进键。“现在手机QQ的同城群里用户每天自发组织的活动有两三千个。线下的人聚合在一起需要场所，会有消费。”张孝超说得激动了，这也是手机QQ开始探索生活服务的初衷——帮用户发现更美好的身边服务。他还用了一句大白话来解释，“手机QQ既不能吃也不能喝，但能帮用户找到更好的餐厅、咖啡馆、KTV、电影院。”
和微信五花八门的公众账号不同，QQ的生活化布局聚焦本地生活，有美食团购、景点推荐、酒店预订、找兼职、家政服务推介，颇受年轻人欢迎的麦当劳、肯德基也已经入驻。点开手机QQ首页的“动态”选项，找到右上角的“管理”，购物、同城服务、吃喝玩乐等生活服务选项排排站，等着用户滑动手指选择订阅。
张孝超认为手机QQ做O2O的难点在于：线下商家的更新速度极快，这需要强大的线下团队去扫街，而这不是腾讯擅长的。“腾讯的微生活最后就打包给了大众点评。”张孝超毫不避讳。但他看到腾讯在变得谦逊，“越来越知道自己的长处、短处，越来越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生活化布局，手机QQ没有大包大揽，它选择和线下团队强大的大众点评、58同城、圆通快递等第三方生活服务提供商合作，一起服务用户。
10月31日上午，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第二天，海南天气晴。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大堂吧，当殷宇喝着果汁、窝在暗红色绸质绣花沙发里兴奋地聊起QQ的O2O布局时，离他不到200米的会场里，微信团队正在向“还未能消化互联网的冲击又迎来移动互联网冲击”的传统行业介绍微信的扫码、卡包等能帮传统行业做O2O的解决方案。3小时后，殷宇在QQ“连接生活”专场向合作伙伴介绍QQ的五大能力和在开放上的精耕细作。
或许早已经习惯了被问及QQ和微信的差别，殷宇脱口而出：“不只是提供入口，我们会和合作伙伴深度合作、一起运营。”殷宇如是解释手机QQ和微信开放策略的不同。
魏武挥看好这种开放，他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原来腾讯是‘走我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现在变成了‘和我一起走路’。”
在段永朝看来，在贴近生活圈方面，微信和手机QQ基本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无处不在。尽管大众点评、京东、滴滴打车等第三方和腾讯的合作都是微信、手机QQ双平台，但滴滴打车选择了先接入微信，再来覆盖QQ。“微信的接单量占绝大部分，QQ这边的接单量不多，但是我们作为功能的补充，会配合公司的战略去做。”贺飏说。
此外，当去年春节的微信红包和今年上半年的滴滴红包引爆微信支付，培养了用户的支付习惯时，今年年初才启动的QQ钱包似乎还在等一个契机。面对质疑，殷宇回应，“QQ钱包的用户每个月差不多以超过30%的速度在增长。QQ作为一个App，我们在手机端的收入，应该是所有App里最高的。”
挑战依旧在
10月下旬，以“无边界生活方式”为主题的QQ概念版视频展示了一幅全天候移动生活场景：吃喝玩乐精品推送、室内导航、支付、多维交友、跨屏镜像……这一切用户都可以在QQ上完成。QQ在释放一个信息：嘿，别只拿我聊天，我能全天24小时、多场景无死角地连接生活。
殷宇也担心QQ变成一个庞然大物，他和团队需要努力地在产品功能的丰富性和可控性之间找平衡。“我们一直在简化一些不必要的界面。手机QQ首页下面的选项由四个变成三个，用户用得不太多的功能，就挪到第二页。”殷宇说。
QQ最新开发的“健康”功能就藏在了手机QQ的第三页。但QQ“健康”有自己的野心，它想连接智能硬件，是QQ杀入智能硬件领域的起点，而这背后有个更宏大的计划“QQ物联”：让QQ实现移动设备、家居设备以及其他一切设备的互联互动。因为藏得太深，10月22日QQ媒体开放日活动现场，主持人花了好一会儿才指导现场来宾找到QQ“健康”功能。
类似的用户使用产品路径的引导，QQ得一直做，“要让用户学会找到这些东西（QQ中藏得较深的功能和服务）。”殷宇说。
两个月前的9月16日，20来位听众聚集在位于北京世贸天阶附近的“腾讯汇客厅”，听两位来自腾讯的产品经理做分享。在提问环节，“我现在只用微信，不上QQ，怎么能玩‘兴趣部落’和‘QQ健康’？”一位听众的提问让在场的人都笑了。
这是QQ的尴尬，早在微信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就有专家意识到QQ成年用户的流失。在《X光下看腾讯》一书中，资深互联网评论人程天宇说：“QQ要考虑回归本初。最早用QQ的那群人，当年只有十几岁，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QQ却抓不住了，又去培养十几岁的孩子，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把老用户找回来。”
殷宇不同意这种论述，他说：“如果按这位专家的建议，QQ就是去吸引和微信一模一样的用户群，那是做不起来的。”
发展新用户和维护老用户之间的纠结，在QQ内部是持续的争论。“后来我们统一了看法，和年轻用户一起成长。”殷宇说，“第一代QQ用户有的都四十多岁了。有的眼睛开始老花，天天跟我们说字要大一点。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居家，社交圈开始收缩。而年轻人接触网络的年纪越来越小，他们就是要社交，就想要接触不同的人。不管他们年纪多小，未来必定成为主流。”
魏武挥理解QQ的策略，他说，“一个发展了15年的产品，很容易老化。Facebook就是前车之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抛弃Facebook。如果抓不住90后，QQ就out了。”
大概是想到QQ用户长大了都流向了微信的说法，殷宇补充说，“年轻用户，等你年纪大了，你可以用微信，这不是坏事情。”程天宇对手机QQ和微信的利益如何平衡感到疑惑，“最终总免不了替代，基本上没有什么QQ能做的事情是微信不能做的。”资深互联网专家谢文也认为QQ用户迁移是必然，“就像MSN用户平移到Skype一样。”他分析：“从产业角度，可替代QQ的产品已经出现，比如微信。从腾讯的角度，同时做微信和QQ，是用两份资源做一件事，成本也不划算。从用户角度，一会儿看微信，一会儿上QQ，也挺麻烦。”
为了朝多元化应用巨头转型，QQ今年开始发力泛社交。除了“兴趣部落”，9月份发布的手机QQ5.1版本增加了“悄悄话”和“匿名群聊”等匿名社交的功能。
在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汤道生说，“我们对垂直场景的关注有点不够，于是出现了其他竞争对手在有些场景去发展沟通服务。”
他没法阻挡的趋势是：互联网用户特别是年轻人渴望不同的在线体验和新的交往方式。主打陌生人社交的社交应用陌陌已经吸引了1.8亿用户，并于11月8日提交纳斯达克上市申请。越来越多的对手在曾经QQ一家独大的生态系统以外成长壮大。
QQ有必要对所有大用户量的产品保持警惕。“所有能够产生大用户量的应用，都有可能挑战QQ的地位。”殷宇说。他太了解外界的猜测——所有的即时通信产品都是QQ的竞争对手，甚至所有的通信产品或者社交产品都是QQ的竞争对手，但他不能苟同。他记得新浪微博开始爆发的时候，腾讯慌了，立刻跟做腾讯微博，QQ也深入参与。“那时我们意识到微博有可能是一个大用户量的应用，尽管它并不是个通信工具。”殷宇说。
QQ的挑战还在于如何保持用户不断增长。腾讯最近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也说明了这一点，尽管QQ月活跃账户数达8.2亿，但同比增长才1%。依照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达5.27亿。可以说，QQ已经覆盖中国超过90%的网民。喜忧参半。QQ难以像以前一样那么快地增加新用户了。
“这不只是QQ的问题，等微信覆盖8亿用户的时候，也一样面临这个问题。”殷宇说。突然，他笑着补充了一句，“除非开放二胎政策，如果不往国外发展的话。”他没再说下去。QQ已经很少谈国际化了。
段永朝记得，QQ曾经开发过很多版本，有过一些国际化尝试，但比现在微信的国际化还是要差一些。2007年6月，腾讯与中国台湾番薯藤网站合作推出的麻吉QQ宣布退出服务。经营3年多，麻吉QQ却只有100万用户。“七八年前，智能机还不普及，QQ做国际化是生不逢时。”段永朝说。
当微信寄托着腾讯的国际化梦想，QQ团队津津乐道的，是手机音视频能力增强后，QQ连接了越来越多的海外用户和他们在中国的亲友。“目前QQ主要服务于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在国外的华人。”汤道生说。
PayPal创始人、硅谷知名投资人彼得·泰尔在新书《从0到1》中这样评价全球化：“大部分的人认为全球化将定义未来世界，但事实是科技发展的影响比全球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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