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连续出炉：实体经济正在复苏 盈利改善|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加息_新浪财经_新浪网
　　重磅数据连续出炉 实体经济正在复苏
　　记者 祝嫣然 徐燕燕 周艾琳
　　制图/蒋皓明
　　从14日公布的多项今年首月的重要数据来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离“L”型拐点的距离似乎更近了一步。
　　国家统计局当天率先公布了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CPI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2.5%；PPI环比上涨0.8%，同比上涨6.9%。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上涨2.2%，涨幅比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自2014年2月以来首次回升至2%以上。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此分析称，这说明当前整体物价水平明显回升，而核心CPI的适度上涨表明当前经济正逐步回暖。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则认为，PPI去年以来的回升有助于企业盈利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为补库存周期开启提供条件。对资本市场而言，基于长周期企业盈利改善的股市“健康牛”值得期待。
　　当天傍晚公布的1月金融数据则略低于市场预期，没有超越去年同期放出的“天量”，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03万亿元，同比减少了4751亿元。但从结构上来看，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的中长期贷款增加了1.52万亿元，这一绝对数字较去年同期的1.06万亿元有所增长。另一方面，票据融资减少4521亿元，而去年1月时增加了3719亿元。
　　摩根士丹利华鑫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这实际上是反映出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进一步复苏，资金正逐渐“脱虚向实”。
　　商业银行看好实体
　　相比此前更为抢眼的个人住房贷款，2017年首月的信贷数据显示，商业银行对于实体经济投放贷款的意愿越发强烈，尤其是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大幅攀升1.52万亿元，为历史数据高点，而票据融资进一步下降4521亿元。
　　连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企业中长期贷款大幅增加，既反映了近期经济企稳、实体经济贷款需求回升，也反映了MPA（宏观审慎评估）考核机制下信贷投向结构正趋于调整和优化。
　　此外，1月人民币贷款增加总体低于去年同期，这是货币政策按照稳健中性的目标操作之后得到的具体的体现，这个现象是符合当前的经济需要的，也符合政策需要。
　　去年三季度开始，金融领域防范风险、去杠杆的基调基本确立。随后，监管层不断加码，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是在外汇占款持续下降的同时，谨慎使用降准，防止“大水漫灌”；第二，去年三季度开始，央行逐渐通过公开市场“缩短放长”的操作手段，提高隔夜资金的获得成本，希望达到债市去杠杆的目的；第三，升级MPA考核，将表外理财纳入MPA广义信贷；第四，春节前后开始上调政策利率来提高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
　　连平表示，目前信贷的投放比去年减少不到5000亿元，也是体现了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基调和操作方向。这种情况下，流动性和利率发生了变化，部分商业银行负债端规模的增长已经受到制约。
　　实体经济盈利改善
　　除宏观经济政策的驱动外，14日公布的CPI、PPI数据则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金融机构看好实体经济，并愿意为之投放贷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CPI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2.5%；PPI环比上涨0.8%，同比上涨6.9%。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认为，上述两项数据小幅上涨，与经济企稳回暖和国际因素影响不无关系。2016年前三季度GDP是6.7%的增速，第四季度增长到6.8%，无论是翘尾因素，还是经济的活跃，实际上价格是在上扬。
　　邓海清表示，PPI回升有助于企业盈利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为补库存周期开启提供条件。
　　分析，PPI与CPI同比增速的“剪刀差”继续扩大，一方面积极地支撑企业盈利；另一方面，潜在通胀压力继续制约货币政策空间，货币政策将从中性偏宽松继续转向更加中性。
　　除了CPI、PPI，素有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宏观政策的“风向标”和民众生活的“温度计”之称的中国式重型卡车也迎来了今年销量的开门红。1月份，重型货车产销分别为8.18万辆和8.30万辆，产量环比下降16.66%，销量环比增长10.22%，同比分别增长87.62%和125.1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市场上已出现重卡销售供不应求、厂家订单式生产的局面，且重卡产销一直保持快速增长，1月份的增长是之前的态势延续。
　　重卡既是生产资料，又是劳动工具，且与国家经济形势“新常态”密切相关。
　　银河证券的一份报告分析称，自2016年四季度以来，制造业进入新一轮加库存周期，煤炭等大宗商品及上游原材料的补库存使得物流运输需求大增，进一步刺激重卡消费，带动重卡产销快速增长。宏观经济的企稳也对重卡的销售具有推动作用。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去年以来的去产能、调结构、产业转型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减少了无效供给，这都将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加大力度调整结构、保民生、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依然是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需求。
　　通胀预期会否动摇货币政策
　　1月份CPI上涨1.0%，涨幅比2016年12月份扩大0.8个百分点。这在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看来有三方面原因：节日因素；寒假和春运期间出行人员增多，交通和旅游价格上涨明显；受国内成品油调价影响，汽、柴油价格环比分别上涨4.7%和5.2%，合计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09个百分点。
　　邓海清也表示，CPI超市场预期，主要因为非食品价格远超市场预期，“食品价格环比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历史均值，主要与原油价格上涨有关”。
　　事实上，油价的走势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将直接影响2017年的全球通胀预期，进而影响美联储等央行的货币政策，这又将与债市和股市的走向息息相关，对于复苏中的实体经济影响也很大。
　　从去年初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上行，从去年1月的“20美元区间”不断攀升至如今的“50美元区间”，并不断向60美元/桶靠近。在这一趋势下，全球各国通胀数据纷纷回暖。
　　同时，全球大宗商品也从前几年的下挫中抬头，近期铜价更是涨势凶猛。本周一，铜价大幅上扬，市场交投活跃。其中沪铜指数收盘在50160元，上涨2340元或者4.89%，市场成交60.1万手，持仓增加8.6万手到59.8万手。
　　兴业期货投资部经理沈皓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通胀回升阶段，工业品都处于强势地位，铜价的暴涨部分也与智利最大铜矿罢工有关。”
　　正是由于全球通胀预期的攀升，欧美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在同步上升。如今美联储已经启动了加息，今年预计仍会加息两次；欧洲央行仍在持续推进量化宽松（QE），但从今年4月开始，该行每月债券购买量从600亿欧元收缩到400亿欧元。
　　但章俊认为，当前无需因为通胀暂时上行而担心中国央行调整货币政策立场，“春节前后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动作频频，分别上调了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和逆回购利率。这被市场解读为在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的前提下的变相加息，央行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并实质性转向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设定的‘稳健中性’立场。我们认为央行货币政策立场的转变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央行货币政策转向是出于对通胀的担心，我们认为央行根本没有必要收紧政策。”
　　他表示，春节因素过去后，2月CPI可能会出现明显回落。此外，鉴于PPI环比增速放缓，并加上基数效应减弱，预计未来PPI同比增速上升幅度将放缓，并有可能在二季度见顶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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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目前，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严重困境。一些领城的实体经济发展环境呈现恶化态势，突出表现在不同行业间利润率差距过大，尤其是竞争性制造业与金融、房地产、资源垄断性行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不断加大。以银行和房地产为例，2009年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是工业行业利润率的2倍。银行业2011年的利润率更是工业行业利润率的4一5倍。到 2012年，工业行业主营业务利润率进一步下降到了6 .1％。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资本过度虚拟化会引发各种形式的危机，给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带来威胁。材料二&工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目前我国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加强技术创新，加快信息化、工业化融合。在中国等国家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也提出了“再工业化”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美国的“再工业化”其本质是要重塑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继续保持全球经济霸权。在传统产业领域，我国的经济结构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同质性本来就比较高，加上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我国实体经济将面临更多的“同质竞争”。（1）运用《经济生活》的有关知识，结合材料分析我国实体经济目前困境产生的原因。 ( 6 分）（2）运用《经济生活》的有关知识，谈谈我国实体经济如何才能有效应对国际经济领域的“同质竞争”。（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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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①实体经济行业盈利能力下降，与其他行业利润率差距拉大，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方向发生异变，投向实体经济行业的生产要素减少，侵蚀了实体经济基础，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市场经济自发性弱点的表现。(4分）②国家在控制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资本过度虚拟化方面存在不足，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2 分） （2） ①坚持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加强技术创新，加快传统产业信息化、工业化融合，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3 分）②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努力创造我国产业竞争的差异化优势。 (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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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发布时间： 14:17:00
&　　从表面上看，发生在2013年年中的&钱荒&暴露的是金融体系自身的问题。按照不少学者的理解，它源于金融体系的资金错配，由此得出的解决方案不外乎是放宽对金融业的管制，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的门槛，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等等。当然，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增强金融部门的灵活性，扩大金融业的竞争，以及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这些方案始终不过是在金融体系自身内打转转，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所在。实际上，金融是依附于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部门的问题源于实体经济。如果实体经济不能走出当前的盈利困境，单纯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或者演变为&钱生钱&的投机游戏，或者让金融部门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不管最终出现的是哪一种情形，都会导致一部分银行倒闭，直至大面积金融恐慌。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转换视角，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检视之，这次的&钱荒&不外乎是实体经济困境日益加剧的反映，而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境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境&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以及以渐进的方式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分工体系是这一时期最鲜明的标志。同时，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中国奇迹的出现，财富创造能力的释放与GDP总量的飙升让众多西方国家相形见拙，而且，历史上鲜有哪个大国的发展速度能与之相媲美。不过，在这同一进程中，市场化改革所积累的弊端导致实体经济的发展日益艰难。&
　　（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的表现&
　　从微观层面来看，利润率表示资本的增值程度。利润率水平的高低是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和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的重要指标。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表现为利润率水平的波动。年中国工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以及利润总额增速的演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观察图1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在波动中趋于下降。1990年后，利润率逐步降至个位数，年利润率始终在4%左右徘徊，最低时期的1998年，利润率尚不足最高时期的1/5。工业部门盈利能力的滑坡致使利润额的增幅日趋减缓，除1997年外，年的利润额增长为负值。这一时段利润率的滑落与生产能力过剩的恶化是截然不可分的。而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显示，在涉及的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1995年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未达60%的超过了全部产品半数以上。生产能力过剩在随后的几年中不断加剧。根据对1998年部分耐用和大宗消费品全部产量与该产品当年重点企业生产能力的对比，发现其中不少产品，该比率甚至低于1995年的生产能力利用率。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必然会提高单位产品的资本成本和劳动成本，加剧通货紧缩。由于总有效需求不足，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也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0000亿元，约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关于生产能力过剩的具体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多数商品的供需格局开始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格局转变；第二，为抑制高通胀和经济过热，政府从1993年开始采取了猛烈的紧缩性政策。在买方市场格局下，社会经济运行的常态表现为产品过剩，再加上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效需求越来越不足，因此生产能力的过剩到了90年代中期日趋严重。同时，投资预期收益的下降极大地抑制了资本积累和企业投资需求的增长。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1%。其中，国有投资增长11.3%，集体投资增长5.8%，居民个人投资增长6.7%，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13.2%。与1996年相比，各类投资的增速均呈继续回落的趋势。1998年，由于政府采取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扩张性政策措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上年增加4个百分点，但这主要是由政府投资推动的，当年城乡集体投资下降3.5%，城乡个人投资仅增长6.1%。1998年上半年，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近一半的非国有经济的投资为零增长。1998年我国经济运行遇到阻滞，经济增长率只有7.8%，出现了轻微的通货紧缩，扩大内需成为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
　　（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体经济发展困境的缓解与治理&
　　计划经济时代的产品短缺让不少人对饥肠辘辘至今记忆犹新。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中国第一次遇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时，面对庞大的生产能力，需求却&拖了后腿&。这一次产能过剩的缓解依赖于市场的扩张和企业活力的进一步增强。&
　　一是国企、民企和外企三分天下的竞争性市场架构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和压力。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经济的发展困局，主流舆论将其归结为国有企业自身产权不明晰所引致的效率低下，因此，国有企业民营化等举措在很多地区被视为增强企业活力，提升企业效率的唯一选择。随着&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实施，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要么破产、改制，要么被收购。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道角逐中国市场，价值规律的优胜劣汰机制固然残酷，但也激发了企业的活力和主动引进技术、改善管理的动力。首先，在国有企业户数不断减少和结构不断优化的情况下，国有资产总量大幅度增加，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其次，民营企业的数量与质量不断提升，成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成为城乡居民就业的主体，其中一些民营企业成长为世界五百强企业；最后，跨国公司的技术、管理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不断提高和壮大了国有企业和民营的效率和竞争力。
　　二是基础设施扩张和房地产投资的膨胀支撑了投资需求的扩张。在短期内启动内需，扭转经济下行趋势，扩大政府投资是非常关键的一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经济的萧条运行和国内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启动内需，以减轻经济大幅波动的不利影响。1998年下半年财政部向国有银行增发了1000亿元人民币国债，与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相配套，银行增发了1000亿元的贷款。除了继续加大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的投资外，重点加强了对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和城市公用事业等需要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全年财政支出比上年增长了19.3%，全年新增贷款近1.45万亿元。此外，银行在增加信贷规模的同时，还采取了诸如取消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制、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延长贷款期限等多项措施以扩大货币供给。&
　　1998年，原有的福利分房体制终止，住房制度实施货币化改革，前期沉寂的房地产市场被激活。由于房地产业产业链长，能够带动钢铁、水泥、装饰装潢等几十个行业的发展，对增加GDP有立竿见影之功效。并且，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格局下，土地出让金收入是许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房地产业逐渐被各级政府定位于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强力推动其发展。得益于宽松的金融环境（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快速的城镇化，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房地产业持续超长繁荣。房地产业的利润增长远远高于传统工业部门，房地产业的投资增速远远快于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2.56倍，而房地产投资则增加了4.01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2%和22.3%。克鲁格曼指出，在消费需求相对疲弱的背景下，刺激投资的因素主要是持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自2000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基本上翻倍，对投资整体增长的直接贡献率超过50%。此外，建筑业拉动的上游行业投资大规模扩张，也是中国投资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外部需求扩张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的缺口。借助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本，中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并连续多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内消费市场疲软，经济增速降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凸显、交织。政府一方面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启动内需，另一方面积极需求开拓外部市场。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以此为起点，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速提升。年，我国出口平均年增30%（投资年增26%、最终消费年增16%），出口总值的90%以上是工业品，外贸依存度达50%～70%（美国、印度、巴西等大国一般不超过35%），&外需&是拉动高速增长的第一位因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缺乏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的旺盛需求，中国如何能够实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年，中国经济对于出口的依存度从11%上升到22%，但在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仅在5年的时间内就上升了10个百分点。作为我国从事加工贸易的主要行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C年来的增长有超过80%发生在年期间，同时在年期间大约有65%的行业增长是基于出口驱动的。&
　　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的回升与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增强&
　　经过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企业改制，我国工业企业的经营效益不断改善，作为企业盈利能力的测量指标利润率逐年回升，利润总额大幅增长，（见图2）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大大加强。&
　　讨论其形成的原因，我们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一，一批过剩产能被淘汰。众所周知，效益下滑的企业走向破产或重组有利于推动资本集中，实现规模经济。同时，生产要素流向高效率的企业也意味着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了改善，这有利于提高行业整体的生产率。1994年国务院下达了《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1997年国务院又下达了《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和职工再就业问题的补充通知》。1996年58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兼并企业1192万户，资产总额92亿元。1997年破产终结的企业675万户，被兼并企业1022万户。其二，企业的利润份额增加了。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实际工资的更快上升将提高利润份额。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尽管企业的效率不断得到改善，可是劳动收入占比不断萎缩，这是学界的共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府推行的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把大批劳动力快速推向市场，大规模的国企职工下岗和&民工潮&的涌现相互叠加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在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背景下，失业的压力迫使在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一句当时非常流行的标语是：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所以，在此情形下，低端劳动力实际工资的增长幅度缓慢，&地板工资&也处处可见。其三，各种类型企业之间的竞争强度增加，生产效率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实际上就是把没有必要保持国有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革为非国有企业。这就使得公有制企业所占比重急剧收缩。按工业总产值计算，在2000年，国有工业企业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下降至不足50%。至此，非公有制企业开始占据半壁江山。由于私营企业追逐利润的欲望更加强烈，所以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也变得更加激烈。如此一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便成为企业争夺市场份额最好的武器。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变使得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严重失衡，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盲目去扩大产能，而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在21世纪初期，中国成功加入WTO，外资进入中国的门槛比之前更低，外资企业的压力倒逼内资企业不断成熟壮大。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越来越意识到：要么杀出重围，要么被淘汰。其四，企业的利息支出和税收负担减轻。在利润率相对停滞的20世纪90年代，工业企业利息负担比较重，年，利息支出是企业利润总额的1.2倍，庞大的利息支出让众多企业苦不堪言。此外，整个工业企业的税收负担在20世纪90年代也相对加重。年，企业税负达到企业利润总额的2倍多，1998年达到2.79倍。进入21世纪，工业企业的利息及税收负担均大幅减轻。
　　三、社会平衡机制的变化与潜藏的风险&
　　的确，主动淘汰过剩产能、扩大政府投资、收缩公有部门以及融入世界市场等措施不仅优化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增强了社会运行的动力，企业的竞争意识和人们的效率意识进一步增强，整个社会运行的节奏大大加快。但是，由于相应的平衡机制还没有能及时健全起来，因而社会出现了很多不平衡的现象。&
　　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失衡。从实际情况看，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且不断完善，但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仍存在诸多失衡。这种失衡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市场变强的同时，政府职能出现了缺位和错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民营化改革的同时也把附属于企业本身的诸如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福利项目被切除，但是政府对于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养老等公共品和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因此居民对未来预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结果导致中国社会的高储蓄率与低消费率并存。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对经济的不当干预又造成一部分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行业的过度投资与重复投资，过剩产能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投资效率下降，金融风险累积。&
　　二是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失衡。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失衡主要表现为普通工人的收入增长缓慢，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在&唯GDP论英雄&大行其道的年代，政府部门往往是亲资本的，效率第一、公平其次。而且，我国大多数制造业本身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同质竞争异常激烈，价格的拼杀让原本就不多的利润进一步摊薄。作为世界工厂，我们为欧美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廉价的制造商品。但是，这是以扭曲要素价格为代价的。&
　　三是内需与外需的失衡。内外需失衡主要表现为对外需的高度依赖。21世纪以来，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和外需的稳定增长为国内的生产能力扩张提供了重要出路。随着中国顺利加入WTO并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出口需求对于中国工业经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出口取代投资成为推动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依存度从2001年的20.1%上升到2005年的34.2%，这反映出中国经济对出口贸易的依赖逐年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除中国之外的主要经济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动相对平稳。例如，美国1978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14.9%，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基本维持在15%-18%左右的水平。日本则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中期以来的20%以下。&
　　四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房地产泡沫的膨胀。政府发展房地产业的初衷是为了刺激内需，缓解过剩产能的压力，为过剩资本寻找出路，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在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滑，居民收入差距日益增大和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之下，房地产投资和投机的高盈利预期，吸引大量社会过剩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而真正的实业投资却很少有人问津，房地产业的暴利与实体经济的低盈利能力相互作用，造成实冷虚热。&
　　四、资本过剩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利润僵局&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遭受重创。上述四种失衡在经济周期的下滑阶段开始倒戈，这就使得内需进一步萎缩，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境进一步恶化。如图3、图4所示，工业产出增速在2008年10月降至个位数，一直延续到2009年年中才有好转，而利润在2009年则出现了长达十个月的负增长。基于稳增长、保就业的调控目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海量投资接连发力延缓了利润和产出滑坡的速度。从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共计达人民币136万亿元，相当于2012年GDP的2.6倍以上。对于严重的产能过剩，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了一副助燃剂，而紧缩政策只能应对增量。到了2012年，实体经济的软肋&&盈利能力下降，再次暴露。实体经济盈利能力日益糟糕的症结在于：第一，外需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增长乏力。由于美国经济前途渺茫，欧洲危机持续发酵，日本经济也并没有真正从长期低迷中走出，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在减弱。而且，为促使经济复苏，许多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进口，以鼓励和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不同国家间贸易纠纷、冲突和摩擦日益频繁，而我国成为世界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对象。第二，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一步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近两年受市场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原材料价格涨幅趋缓，但仍明显偏高。能源成本高，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处于高位徘徊，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生产和运输成本。同时，由于劳动力、能源、土地使用成本的刚性上涨，直接推动了社会物流成本的上升。第三，由于分配结构失衡，内需乏力，使得产品价格上升赶不上成本增加的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月份，因出厂价格上涨大约增加利润仅198亿元，因购进价格上涨大约减少利润1214亿元，两者相抵，因价格因素，工业企业利润净减少1016亿元，约拉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9.3个百分点。第四，由于房地产业的高盈利，不少企业放弃实业，缺乏产业升级的目标和动力，充斥虚拟经济领域。第五，前期刺激政策的能量逐步衰减，而且政府也不打算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增长，需求疲软的幽灵到处游荡。第六，人民币持续升值。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货币大规模扩张，人民币实际完成了一轮对外大幅升值、对内大幅贬值的过程。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企业的出口成本。据统计，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沿海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就会减少0.6个百分点，而大部分加工贸易行业的利润率仅为3%～5%。&
　　温州炒房团的涌现、各地&跑路潮&的爆发，最后到2013年年中金融体系出现&钱荒&，这些相互关联的事件一再提醒人们，产业资本的过剩非常严重，通往实体经济之路似乎已经&栓塞&。&
　　五、结语&
　　生产要素成本增加，资源环境压力增大，人民币升值和国内国际市场的疲软如同一个个拦路虎摆在我们面前，资源禀赋特别是人口红利已在减弱甚至逐步消失。因此，能否提升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是实体经济走出困境的关键。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引领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当一种范式的潜力达到极限，它所开拓的空间受到限制的时候，生产率、增长和利润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这样一来，新的解决方案和重大创新的必要性及有效需求就出现了，人们希望从熟悉的路径中走出来。&但是，整个产业结构的重新构造和经济关系的重新调整远非朝夕即可完成。没有技术创新的根本突破，减税始终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措施。然而，如果减税能够促进自主创新并配合一个更加旺盛稳定的内需市场，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向实体部门，而不是以金融创新的名义为过剩资本玩&钱生钱&的游戏筑桥铺路。同时，失衡的经济关系若能够得到较好的纠正，那么实体经济可望从传统的经济增长结构中脱胎换骨，摆脱对低端制造业&路径依赖&，形成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进而为我国经济的后续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责任编辑：廖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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