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以两篇《世界末日记》为例_中国作家网
清末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以两篇《世界末日记》为例
来源：李艳丽
　　摘 要： 20世纪初，《新小说》与《月月小说》上刊登了梁启超与包天笑的同名短篇小说《世界末日记》。勿庸置疑，它们都是传授先进的天文学知识的科学小说。然而，新世纪伊始，“世界末日”的登场似乎有违时代潮流之嫌。通过对英文原作、日译本、中译本、中文创作版的异同比较，从清末的“科学”与“科学小说”、“世界末日”与“世纪末思潮”、中国关于“世纪末思潮”的接受等方面进行探讨，不难发现《世界末日记》中看似矛盾的“科学”和“世界末日”、“世纪末”，实际上蕴含了从旧传统向新社会蜕变的深刻意味。
　　20世纪初，中国从没落的清王朝迈向新时代。 1900年，光绪皇帝颁布“新政改革上谕”，提出“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 (注：《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第7册第476卷，台湾华文书局1964年版，第7-9页。)的雄心壮志。积极学习西方、引进欧美的器物与思想观念，在经历了洋务运动开展三十年后，已经对民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过渡时代之中国” (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3册，1901年6月。)的古老大地上，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而其中，作为书面媒体的报刊杂志的发达尤为引人注目。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的诞生，无疑为研究转换期的中国文学、文化与思想变迁提供了极佳的材料。其中，两篇同名短篇小说《世界末日记》引起了笔者的兴趣。
　　一篇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梁启超的翻译小说(1902)，另一篇是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的创作小说(1908)。梁的翻译早于包的创作6年。即便如此，二者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同一题目，且同为科学小说(注：梁译虽标示“哲理小说”，但清末“科学小说”的名称区分并不严谨， 可将“科学”“哲理”视为同一类型。武田雅哉《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上)》中收录了梁的《世界末日记》。清朝末期
　　において、いわゆるSF小说をいう语汇して、この“科学小说”があった。さらに、ここにもえている“哲理小说”“理想小说”“政治小说”などと冠された作品群にも、こんにちからればSF小说といえるものが多い。当の“理想”とは、现代の日本语でいう“理想的”などの意味あいとは、いささかずれがあるようだ。“理想”という语は、むしろ“空想”“想像”に近い使われかたをする。大修馆书店2001年版。)，刊登于标榜了“新理念”的小说杂志《新小说》与《月月小说》上。从天文学探讨宇宙的视角来看，不可否认，它们教给了读者先进的科学知识。然而，在这新世纪伊始、中国由清末走向新时代之际，“世界末日”
　　的登场似乎有违时代潮流之嫌。笔者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许多疑问：《世界末日记》究竟描述了什么样的世界末日情景？作者是要表达世界毁灭的悲哀，抑或是质问科学发达的结局？代表了知识领域的上升的“科学”，与没落的颓废的“末日”，难道不是矛盾？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文艺•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主题的“世纪末”，与“世界末日”具有何种关联？发源于欧洲的世纪末思潮有没有被中国所接受？梁启超与包天笑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日本文学的影响，那么，作为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译介中枢的日本，其位置意义如何？由此，笔者在参照日本文坛的同时，试对两篇《世界末日记》作一解读。
　　一、《世界末日记》的登场
　　1902年11月《新小说》第1号上刊载了梁启超的翻译小说《世界末日记》。原作为法国天文学家Flammarion Camille () 于1891年发表的“The Last Days ofthe Earth”(注：该短篇可称为1893年出版的著者代表作“La Fin du monde”的原型。)。该小说的题目上方标示为“哲理小说”(注：1902年《新小说》创刊号上刊登了冠以“哲理小说”的《世界末日记》、冠以“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这是中国最早的翻译小说，对新小说家与读者给予了一定的刺激。)，描写的世界末日是如下一番情景――
　　遥远的未来，太阳与地球渐渐地失去了活力，人类实现了极其发达的科学水平，却丧失了生殖能力，面临着自身的灭亡。罗马、巴黎、伦敦等大都市早已在十万年前埋没于冰河之底。世界文明的中心转移至非洲的中部“桑达文市”，可是即便在这片土地上，也没有女性。世界上最后的男子“阿美加”(希腊语“最后”的意思)，带着人类繁殖的期望，率领了健康的男子乘坐飞船，去寻找新天地与配偶者。可是，举目所见，一片荒凉。即便遇到其他的人群，也尽是男性，眼看着希望就要破灭了。
　　终于，他们在“锡兰岛”上发现了世界上最后的5个女子，阿美加遇见了少女“爱巴”。锡兰岛曾经是母系氏族的王国。于是，在历经了15年的飞船旅途后，阿美加等人回到了故乡。不料，那里竟然也被风雪淹没，传染病蔓延。最后残留的只有阿美加和爱巴，正犹如千万年前人类诞生之际的“亚当与夏娃”。地球越来越寒冷，二人在大雪纷飞的埃及金字塔中，相拥而死。
　　故事没有太大的波澜起伏。也许因为作者是天文学家的缘故，才能如此冷静地述说世界末日吧。另一方面，1908年8月《月月小说》第19号上刊登了包天笑撰写的《世界末日记》。这篇小说通过人们的演讲描写了人类在面临世界毁灭时的种种心态。
　　未来世界，太阳消逝，月亮即将于地球相撞。对此，学者们议论纷纷。人类知道灭亡之日的迫近而想尽办法。建立了新世界同盟会，讨论如何才能打开人类生存之路。此时，已不再有人类战争、贫富分化，人类所困扰的只有面前的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之际，太阳在人们的眼前失去了光热，月亮瞬时撞上地球。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拯救人类了。
　　该小说的题目上方明白地标明“科学小说”。与梁启超的翻译小说相同，都是毁灭性主题的科幻小说。尽管描写世界终结的情节不同，然而二者使用的同名“世界末日”与“科学”，令人关注。在题目上清楚地显示为毁灭性题材的小说，究竟想要告诉读者什么？
　　二、解读“世界末日”与“科学”
　　1.文中的表现
　　既称之为科学小说，首先看看作品中关于科学与世界末日的表现。
　　在梁启超的译文中，使用了许多关于天文、地理、气候的科学知识，预言了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出现的世界末日情形。其中描绘的世界末日――陆地消失、海洋扩大、国家沉没；人们追逐享乐幸福，没有片刻休息而生命萎缩；人类不再繁殖而趋于灭亡――那是一个形、相、声、色俱灭的地球。一个世纪前的《世界末日记》里，出现了当代人们所慎重考虑的问题：“寒冷”、“物产灭绝”、“传染病”。
　　另一方面，包天笑的文章中，使用了很多术语：行星系、恒星、速力、光热发射、宇宙船、彗星运行、抛物线轨道等等。在月亮与地球的相撞尚未发生之前，并非描写“世界末日”的事态，而是捕捉人们在大难临头时的惶恐心理――“愁叹”、“暗澹”、“悲惨”、“颓丧”、“面如土色”、“号泣”、“猩红”、“冰”――人类向宗教乞求，有着些许“生”的希望。
　　虽然在世界末日的描写上有很多差别，但两篇作品的科学性不容置疑。梁翻译的是Flammarion的作品，但在梁译之前，1891年日本作家德富芦花已将之翻译成日文。日本学者武田雅哉指出，梁译是从芦花的重译 (注：[日]武日雅哉：《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上》，第67、144页。)。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从此开始接触日本文学，翻译日本的政治小说，创刊《清议报》，创造了新文体(注：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中有详细论述。)。梁主要接触的是日本政界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德富苏峰；而德富芦花正是苏峰的胞弟。梁启超与德富芦花之间虽未考证直接往来，但对于这位明治文坛的大家，前期主要活动于苏峰主持的“民友社”、在《国民之友》上频频发表的人物，梁大约是了解的，中译版《世界末日记》可能由此诞生。
　　另一方面，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是一篇创作小说，但武田认为很像翻译作品。1904年日本作家黑岩泪香将美国天文学家Simon Newcomb()的小说“The End of The World”翻译为《暗黑星》。武田称，包的文章与其很相似，是在外国小说的强烈影响下写成的(注：[日]武日雅哉：《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上》，第67、 144页。)。将Newcomb的小说与黑岩泪香的翻译相对照，可以发现包的文章的确有其影子在内；然而，从情节、描写、结构来看，难以说是翻译，应该视为另一个作品。顺带要指明的是，在包氏之前，1905年徐念慈发表了翻译小说《黑行星》。文前，徐写明该书为Simon Newcomb的翻译，但却丝毫没有提及黑岩泪香。可实际上徐译是从泪香的重译(注：[日]武日雅哉：《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上》，第69-70页： (1904年秋《暗黑星》的单行本发行后)当时のわが国读书界に、一大センセ`ションを卷き起こしたという。この单行本は、英和对译という体裁をとっていたが、さらに翌年、‘黑行星’と题されて、中国语に移されることになる。译者は、押川春浪を积极的に绍介していた徐念慈であった。徐念慈は、英语、日本语に通じていたというが、中国语には、あきらかに泪香译を参考にしている部分があるので、基本的には日本语译からの重译とみなしてよいだろう。)。 Flammarion→德富芦花→梁启超，Simon Newcomb→黑岩泪香→徐念慈→包天笑，这一经纬显示的正是“西洋→日本→中国”这一文学•思想潮流的图式。以下，以此为线索展开分析。
　　2.原版与译本的对照
　　(1)Flammarion•芦花•梁
　　Flammarion的“The Last Days of the Earth”于1891年发表，同年5月，德富芦花就翻译为《世界の末日》，刊登于《国民之友》杂志第119号与120号上(注：《近世欧米历史之片影》中收录，民友社1893年版。 )。翌年11月，梁启超重译为《世界末日记》。原作发表后立刻被译为日语、汉语，可见一种流行之势。&
　　此三篇经对照后，发现了以下异同。芦花的翻译极其忠于原作，但在人物形象、宇宙原理、西方大屠杀等处，只是简单描写。在关于宗教的一些语言及描绘上， 也比较省略。“世纪末”是与基督教相关联的事物，芦花自身也是基督教信徒，但为什么在翻译中削弱了宗教色彩呢？关于这个问题后文还将继续讨论。梁的重译几乎与芦花相同，但省略了人性的利己主义、男性对女性的暴力等问题。
　　反之，他增加了自己的感想和解说。虽没有太大的取舍，从梁译本和芦花译本中可以一窥中日文坛的情况，此点后述。
　　(2)Newcomb•泪香•徐•包
　　Newcomb的“The End of the World”于1903年5月，发表于McClure's Magazine上。1904年黑岩泪香将之翻译为《暗黑星》，于5月6日至25日连载于报纸《万朝报》上。翌年7月，徐念慈以《黑行星》为题重译，由小说林杂志社出版(注：上海图书馆中收藏了孤本。)。其后，1908年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发表。
　　那么，Newcomb的原作、泪香的译本、徐念慈的译本、包天笑的文章中，究竟有哪些不同呢？首先，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泪香译本非常忠于原作。原作中有4副插图(H.Lanos绘)，《万朝报》都进行扩大刊登了。但是，对于原作的分段，原本是没有小标题的，泪香译本中使用了21个标题。于是，再看徐的译本，一目了然，这是从泪香的重译。内容不仅一一对应，还分了段设了标题，不过没有泪香那么细致，只有7段而已，题目也不太相同。其次，从内容与描写来看，泪香译本与徐译本均十分出色。原作读来犹如科学论文，翻译本则跌宕起伏，煞是有趣。但是，在关于基督教上的罪恶问题，泪香译本基本沿用了原作的意识，而徐译本大都削弱了。此外，泪香译本中对一些重要之处以醒目的黑色粗体字标记，这或许是出于报刊连载的需要吧。然而，在包天笑的作品中，不可否认他从徐译本中获得了科学知识，但在故事情节的构思等处，有很大的不同。
　　日，由于日俄战争而看护日本归国伤兵，Newcomb的女儿作为从军看护队长来到日本。同年5月3日，泪香在《万朝报》上以“欢迎麦琪女士”(‘マギ一女史を欢迎する为め’)为题，预告了译本的刊登，小说从5月6日开始连载。在Newcomb作品发表之后，黑岩泪香立刻翻译成日语，可见二者之间有着亲密关系。他在《暗黑星》的开头这么写道：“女史其父，现世界第一流的天文学家、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讲师Simon Newcomb先生的杰作、文明的极点、想象世界终结的科学短篇小说”(注：女史の父君、现世界第一流の天文学者、ホブキン大学讲师サイモン•ニウカム先生の杰作、文明の极点、世界の最後を想像せる科学的短篇の说。)，推崇备至。
　　泪香译本刊登的翌年，徐译本发表。徐念慈()，小说林书社的主编，著述几十种。在《小说林》创刊号上，徐以“觉我”的笔名发表《小说林缘起》，“月球之环游，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注：《小说林》第1号，1907 年2月。)，提倡科学小说。据说徐精通英日语，在1904年翻译了押川春浪的科学小说《新舞台》东海觉我译《新舞台(一)》(1904年刊、原作《武侠の日本》)、《新舞台(二)》(1905年刊、原作《新造军舰》)、《新舞台(三)》(年刊、原作《武侠舰队》)。)。可以推测，他大概了解当时著名的报人黑岩泪香及《万朝报》的事情。
　　包天笑是徐的友人。1904年包翻译了《法螺先生谭》(注：德国Munchhausen男爵的故事。根据岩谷小波的日语译本《法螺吹き男爵》重译。《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新法螺先生谭》均收录于《新法螺》(小说林社1905年版)。)，徐在阅读后大觉有趣而创作了《新法螺先生谭》。由此可见，作为中国前所未有的小说形式，科学小说之于读者的魅力是很大的。
　　以上，仅是粗略的比较，却也可见一些要点。以下，更具体地看一下梁•包的文章。
　　(3)梁•包的真意
　　梁启超时常在文中插入自己的感想，并在文末附上解说，借此阐发作者的意图。例如，当抒怀过去的人类历史时，欧洲诸国遭受中国人的复仇袭击而狼狈不堪。对此，梁豪爽地说：“壮哉，我支那人，译至此，不禁浮一大白，但不知我国民果能应此预言否耳？”(注：梁启超《世界末日记》，第6、7、8页。) 又如，古代巴黎、伦敦等地，滥用兵器与禽兽无二。对犯罪者残忍杀戮。所谓文明的大都会里掀起了大革命流血事件。对此，梁评价“骂尽欧人”而唾弃(注：梁启超《世界末日记》，第6、7、8页。)。再如，母系社会里，女子健康坚强，男子柔弱服从的描写，令梁大呼“趣语” (注：梁启超《世界末日记》，第6、7、8页。)，期待着男尊女卑的中国的进步。
　　此外，文中多设置了对立概念：人生财宝、享乐生殖、人智的发达人道的完结、杀害暴力文明、母系社会男子教育的颓废、临终归乡等，这些都表述了哲学思想。在文末的解说中，梁评论该作为正确的学理与高尚的哲学思想。这一毁灭性题材的小说之所以刊登在《新小说》的第一号上，梁将之比喻为佛说华严经，论述了精神超越物质的不灭。
　　然而，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些原因。第一，梁启超治佛学。1897年，梁跟随谭嗣同研究佛学(注：梁深受谭嗣同《仁学》的影响。)，著有《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印度佛教概论》、《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国佛教史》等书，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梁指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佛教之信仰乃自立而非他力”(注：《新民丛刊》第23号，日。)，他的结论是：佛教有益于群治，只要有信仰中国就能进步。从这一解说中，可以看出梁的一些佛教理念。其实， 在近代中国的文化界里，研读佛学甚至崇拜佛学是一种风尚。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等，都对佛学具有相当的研究。第二，佛教之于中国小说的关联。轮回、因果报应的理念贯穿于中国文学的传统之中。佛教对众多的文人、学者的思想与创作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在关于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上，梁作如下论述：“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释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诠释，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糜不心醉于其词汇。故想像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力乃直接表见于一般文艺。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传》《红楼梦》之流，其结体用笔，受华严、涅般木之影响者实甚多。即宋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等书之流。”(注：引自徐刚《梁启超传》，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页。)受到高度评誉的佛教，对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文化意义。
　　那么，包天笑撰写的《世界末日记》又是如何呢？在月亮与地球相撞的灾难面前，人们滔滔不绝地发表论说。就在新世界建设同盟会、保守党、老博士、物理学家、理想名家的宏论中，地球趋于毁灭。这似乎暗示了空谈革命、民主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还显露了包重视宗教的思想。例如，“上帝”、“造物主”、“至仁极慈”等词汇，站在宗教的立场上拯救人类的论说，好似唯心论者。又如，“我盖信释氏轮回之话。即宇宙之万物，亦何能逃此流传生死之一关。故我念太阳统系今虽灭亡，或遇时机必且复活”(注：包天笑：《世界末日记》，第4页。)，讲述佛教轮回的意义。再如，人可以舍弃财宝，却不能没有肉体。没有肉体，就等于没有灵魂栖居之地。灵魂将在另一世界延续等等说法，赋予了《世界末日记》之宗教的意味。
　　与其说是传递科学知识，不如说两篇《世界末日记》都强调了哲学宗教的意义。根据上述分析，可见梁• 包•Flammarion•Newcomb•德富芦花•徐念慈之间的一些异同，这不仅是文学审美的差异，更可以视作梁•包所代表的中国与西洋、日本的观念上的差异吧。下节将辨明译介中枢日本的位置，考察清末对西方文学、思想的接受。
　　三、“科学”与“世界末日”的对立？
　　1. 清末的“科学”
　　清末之引进欧美科技，有王韬、林则徐、魏源等一批最早“睁眼看世界”之人。1870年代，近代报刊杂志开始兴起，积极传播科学信息与技术。1876年著名的《格致汇编》创刊，这是关于自然科学的专业杂志。1884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通过图文生动有趣地向民众传播科学。 1898年严复的名译《天演论》(Evolutionand Ethics)发表。年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与《海底旅行》被翻译成中文。1903年鲁迅翻译了《地底旅行》与《月界旅行》。
　　1904年中国人创作的第一篇科学小说――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注：《绣像小说》第21号起连载。)出版。康有为在1913年及1919年撰写了描述人类未来历史的《大同书》(注：徐刚：《梁启超传》，第33页。年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学习时，看到了老师康有为的手稿《大同书》，十分感叹他志向于人类公理的思想。这一大同理想，可说是混杂了儒家传统、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社会主义的人生平等、基督教的博爱、佛教的众生普度的美丽幻想。19世纪末的中国，已经存在了这种美丽的幻想。)……出现了很多翻译与创作的科学小说(注：[日]武日雅哉的《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上》一书中有详细资料。)。
　　那么，为什么清末流行科学小说呢？代表了西方“新知识”的“科学”与自古被视为“小道”的“小说”的组合具有什么含义？试看鲁迅的见解：“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 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注：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鲁迅〈月界旅行弁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通常，谈论科学则枯燥无味，令人生厌，但借用了小说趣味后， 就可以边述说伦理边促人学习科学。在不知不觉中获得科学知识，打破迷信，改良思想，促进文明，这分明就是科学小说的力量。清末接受科学小说的宗旨由此辨明。梁启超编辑的《新小说》中，“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历史小说”正是最重要、最具特色的部分。
　　清末以前，小说向来深受正统文学的蔑视。1899年当林纾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aux Camelias)以后，林译小说与严复《天演论》的流行，再加上日本政治小说的翻译(注：1898年12月《清议报》上开始连载梁启超的翻译小说《佳人奇遇》。)，使得小说的地位一举上升。冠之以“科学”的名称，则更可以抬高其地位。当时，科学小说是中国所不曾有的小说形式，对读者而言充满了新奇的魅力。以清末代表性文学杂志为例，粗略地看刊载的科学小说，可见《飞访木星》(周桂笙译•月月•5)、《伦敦新世界》(周桂笙译•月月•10)、《光绪万年》(吴趼人•月月•13)、《空中战争未来记》(包天笑•月月•21)、《月球殖民地小说》(荒江钓叟•绣像•21~)、《海底旅行》(红溪生•新小说•1~)、《水底渡节》(周桂笙•新小说•6)、《电冠》(陈鸿璧•小说林•1~)等等。政治理想也好，宗教思想也罢，作者所寄托的理念都自然地传输给读者。梁启超和包天笑也有效地利用了“科学”与“小说”。
　　2.“世界末日”与世纪末思潮
　　(1)清末=“世纪末”？
　　“世界末日”这一词语往往令人联想到“世纪末”，这或许是因为二者在“毁灭”、“混乱”意义上有相通之处。梁•包的《世界末日记》出现在20 世纪初也就是清王朝的最后时期。可是，由此就能判断“清末”给予人们世界毁灭之感么？梁虽说培育于传统文化之中，却是改良派政治家。《世界末日记》译出两年后，1903年梁出游美国，著《新大陆游记》。其中列举了“中国人性质不及西人多端”、“有族民资格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倡导国民性改造。在参观了华盛顿后，他作诗：“琼楼高处寒如许，俯瞰鸿 是帝乡。十里歌声春锦绣，百年史迹血玄黄。华严国土天龙静，金碧山川草树香。独有行人少颜色，抚阑天末望斜阳”(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为美国的繁华热闹、民主自由所吸引。
　　包天笑()，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家、翻译家。他既维护传统又是开明作家。戊戌之后，创刊《励学译编》、《苏州白话报》，敬佩梁启超，爱读《时务报》，并学习了日、法、英语(注：栾梅健：《现代通俗文学的无冕之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范伯群〈包天笑评传〉》，第16页：包天笑是“开风气”的作家，却不属“文学革命”中的“支流”。)。从这些事实中，可见《世界末日记》的作者并没有“(清王朝)世界灭亡了”的悲叹吧。
　　那么，普通中国人的感受如何？1900年义和团以“反清灭洋”、“扶清灭洋”的旗帜揭竿而起。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却也未曾考虑清朝灭亡的“末日悲哀”，而力图建立新世界。身处乱世的清末文坛却并不寂寞甚至充满了生机。晚清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最繁荣的时代”(注：阿英：《晚清小说史》。)，所出小说不计其数，据阿英考证，单行本至少在千种以上(注：阿英：《晚清小说史》。)。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与外国缔结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国土被分割、人民受侵略。即便在封建统治极端腐败的时代，中国人似乎也没有“世界末日”之感。因为在晚清诸多的小说及评论中，并没有看见这类小说。在谴责、社会、政治、家庭、冒险、写情、理想、侦探等数十种类型的晚清小说中，没有感觉到世界末日的毁灭感，而是呼吁国人崛起振作。而且，梁•包的《世界末日记》都不是以中国为对象而是以全人类为对象的，更进一步说，从中读取的是欧美对于世纪末的恐慌吧。
　　(2)《世界末日记》诞生地――欧洲的“世纪末”
　　“世纪末”是法语“fin-de-siècle”的译词，词意是一个世纪一百年的结束。通常被理解为19世纪。“十九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九一四年结束了。正如拿破仑战争终结的一八一五年开始的那般”，这一见解，不仅在历史领域，在艺术领域内也作为时代划分的观点③(注：[韩]尹相仁：《世纪末と漱石》，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32、4、12、25页。)。
　　“世纪末”的用例，初见于左拉的《作品》“findesiècle” (注：[韩]尹相仁：《世纪末と漱石》，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32、4、12、25页。)。然而，“世纪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时间单位的范畴。社会评论家Max Simon Nordau所著《堕落论》(Entartung)被视为19世纪末著名的欧洲社会病态诊断书。他指出“世纪末”指向的是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现象，是形容这一社会氛围的名词。那么，“世纪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病态？
　　尹相仁作了如下分析：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然而，进化论的决定论性的思考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植输了某种潜在的不安。即，与所有的动物相同，人类也将经历幼年期、青年期、成熟期而迈向衰弱的老年期。于是，欧洲人产生了悲观的想法――届时，最先灭亡的当然就是比任何种族都先实现了进化、建立了绚烂文明的欧洲人。并且，正如极尽荣华的欧洲与罗马遭受野蛮民族的蹂躏一般，现代西方文明也将在近未来里，遭受“非文明圈”种族的侵略。19世纪末的欧洲恐惧黄种人的所谓“黄祸论”(the yellow peril)，就是产生于这一文脉(注：[韩]尹相仁：《世纪末と漱石》，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32、4、12、25页。)。梁译《世界末日记》中也很明显的具有这一思想(注：梁启超：《世界末日记》，第6页。当时之宗教家、政治家、经济家、侈然以为永久宏大之荣华幸福，集于彼等，嚣然以天之骄子自命，岂意曾不旋踵，遭支那人复仇之袭击，遂狼狈散乱，而无一足以自保也。)。
　　如前所述，《世界末日记》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其实，围绕“世纪末”这一西方文明特殊的终结论，原本出自于基督教“千年王国”(the millennium)的信仰。所谓“千年王国”，指的是在最后的审判上带来世界的终结，届时基督将会再次降临统治大地。这个期间正是至福神圣的千年。事实上，在公元1000年时，恐怖的最后的审判日的暗示已经支配了西方人的意识(注：[韩]尹相仁：《世纪末と漱石》，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32、4、 12、25页。)。“没落”、“破坏”、“衰弱”、“消尽”、“虚无”、“倦怠”的词汇，在精神上与艺术上都相重合。Newcomb的“The End of The World”中，就常常出现“Dragon”、“remorseless Judge”、“burning of thousand sins”，泪香译本中也可见到“与太古的人种相同，涌起了一种畏惧的宗教心”(注：《万朝报》&十二、愈よ十二月に入る& :太古の人种と同じように、一种畏怖の意味を持った宗教心が起こってきた。)的词句。
　　以下，进一步查看《世界末日记》的原作者，适当明了《世界末日记》诞生的背景。FlammarionCamille,19世纪末法国天文学家。现代多评价为“法国世纪末文学家”、“世纪末的奇人”。代表作Astronomie Populaire出版后对天文学的振兴发挥了重要的贡献。他还创刊学术杂志L'Astronomie,建立Flammarion天文台。1894年出版科幻小说La Fin du monde(《此世如何终结》)，1900年发表“L'Inconnu”(《走向未知世界》)，奠定了20世纪初神秘思潮(An occult boom)的基石。在Flammarion的事迹中，有一件著名的日“彗星之尾”事件。他推测当日，地球将会通过彗星之尾，这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据说受害最大的将是日本、东亚与澳大利亚。该论文登载于日《朝日新闻》上，导致日本发生了恐慌暴动。1904年黑岩泪香翻译《世界の末日》后，同样也引起了日本的不安，后文另述。
　　Flammario凭借天文与文学的才能，在蔓延着颓废没落氛围的法国，创作“The Last Days of The Earth”并无任何奇怪。他在其他作品中也谈论人类进化、死后灵魂永存等问题。《世界末日记》原作中寄予的宗教精神在德富芦花的手下遭到简略，而到了梁启超笔下更变化成东洋佛教的华严经。
　　Simon Newcomb,美国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面向一般大众，他撰写了很多启蒙书籍、早期科幻小说、经济学书籍。编纂航海日历(Almanac)，制作行星与月亮的正确运行表，创作科幻小说“His wisdom the defender”、“the end of the world”等等，事迹颇多。除了天文学以外，Newcomb还积极地活跃于经济领域。然而，仅此并不能辨识他对于“世纪末”的感受，留待考察。
　　3.中国关于“世纪末思潮”的接受
　　欧洲世纪末思潮中产生了很多颓废派作品。这些文艺•思想是怎样，又有多少进入了清末中国？关于这一问题，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世纪”的用词
　　“世纪”的概念是西方的公元纪年，在中国则是民国之后才引进的。因此，民国之前，中国应该说没有“世纪末”意识(如果说清王朝灭亡，那也应当是“王朝末”意识)。1919年发生的五四新文学带有“世纪末”色彩的论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注：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当时在中国是新文化的萌芽期，可是在同时代的欧洲，19世纪的文学已解体，到处漂露着世纪末的悲哀。同时在中国，一方面有的人在憧憬着新的世界，另一方面有的人在流露着没落的悲哀。而从旧的地主贵族的环境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的诗人，更容易怀有着凭吊的悲哀的。)。但不是在20世纪初，而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流行起西方“世纪末”艺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初年没有人关心西方世纪末思潮(注：肖同庆《世界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中关于世纪末思潮有详细论述。)。鲁迅就很早关注了这一问题，1908年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这么评论了19世纪末现代思潮的形成与特征：“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19世纪文明一面之道蔽，盖如此矣。”鲁迅敏锐地捕捉到19世纪末的现象，但只能说，此时的中国“世纪末思潮”认识才刚刚萌芽。
　　(2)“世纪末”发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世纪末”发生的1880年前后，西方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这是“世纪末”现象发生的一个客观原因。现代化的过程带给人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极大的变化。都市化、机械化的单调的平均主义，显示出人们心理上孤独、苦闷、绝望乃至变态的倾向。在文艺作品中同样也反映出来(注：例如《世纪末》(Francis de Jouvenot & H.Micard,Fin de siècle,pièce en quatreactes,1888)、《世纪末》(Le Fin de siècle周刊，1890年)。)。总之，西方的“世纪末”是都市发展的产物。例如，黑岩泪香在《暗黑星》中写道，“一切通讯机关都灭绝了。美国人知道这是世界最后的审判日，只能等待着末日来临”(注：《万朝报》&十七、夜の光景&:一切の通信机关が绝减したのだ。米国の人は是れが世界の最後の审判日だと知り、愈よの末日の来るを待つのみである。)，哀叹“进化的过程都是这样的”(注：《万朝报》&廿一、一切の终末、博士の断案&:进化の行程は总て此通りだ。)，预想机械世界的崩溃。
　　梁启超于1918年至1920年出游欧洲，归国后著《欧游心影录》。但他没有鼓吹西方的先进，而是描绘了西方各国的生计与财政的破产，社会革命的低迷，倡导中国的复兴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2-15页。)。通过西方文明的实际见闻，梁改变了二三十年前醉心欧化的态度。可是，清末当时，中国远未达到近代化。虽说以上海为首开放了一些通商口岸，尤其上海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没有达到资本社会那般物质极大富裕的阶段。近代都市上海的发展，还稍微推迟在20世纪20年代吧。因此，可以说清末尚未具备“世纪末”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
　　(3)译介中枢的日本文坛
　　两篇《世界末日记》在东方的翻译，最初都是经过了日语的翻译，继而重译再创作为汉语的事实，表明了译介中枢日本的重要位置。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趋势，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发生了逆转。虽说憧憬着西方文明，但毕竟西方语言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再加上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一举成为亚洲强国，成为了中国的楷模。于是，日本作了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中枢。此处，简单地接触德富芦花与黑岩泪香，确认当时日本文坛及世纪末思潮的流入情况。
　　德富芦花()，明治时代的文学家、自然主义派作家，著有《不如归》、《自然与人生》(《自然と人生》)等名作。幼年的遭遇据说对他的性格形成投射了黑暗的阴影。后来，进入同志社学习，接受了新岛襄的熏陶。又接受了基督教，出入教会。从那时起，开始对翻译小说产生了兴趣。他翻译《天主教论》，加入了其兄德富苏峰主持的民友社，担当外语报刊翻译。1891年发表《托尔斯泰的饮酒吸烟论》(《トルストイ伯の饮酒吸烟论》)、《幽灵姥》(《幽灵姥》)、《Gladstone传》(《グラッドストン传》)、《历史之片影》(《历史之片影》)、《急行探险》(《急行探险》)、《临终的话》(《末期の言》)，逐渐亲近托尔斯泰，受人道主义思想很深。
　　1891年芦花翻译的《世界の末日》刊登于《国民之友》上，正是他在民友社的时代。当时，因为与兄苏峰、民友社的方针不合，才能得不到发挥而非常郁闷。如前所述，芦花在翻译《世界の末日》时，简略了人物形象，削弱了宗教色彩。想必是因为他当时的忧郁及内向的性格，产生了对“人”的淡漠感吧。
　　黑岩泪香()，著名报刊《万朝报》的主编、侦探小说家。一度感兴趣于政治，后来相继进入《同盟改进新闻》、JapanTimes、《绘入自由新闻》、《都新闻》，担任主笔，致力于侦探小说的翻译创作。1903年泪香的一代名著《天人论》出版。这是关于物质本性、宇宙实体、人生觉悟、道德根底、灵魂未来、宗教真趣的一元论的探讨。其向上主义与明快的文章，深深打动了一代青年――“《天人论》与纲岛梁川的主观性宗教思想一同，强烈地震撼了当时青年们的心。它给沉落于怀疑底层的思想界投射了一大光明。其中心思想，是从唯心一元论的立场高唱向上主义，倡导灵魂不灭，肯定照射心灵之窗的神的力量”(注：《黑岩泪香》，昭和女子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1956年版，第464页。)。
　　《天人论》发表的翌年，泪香翻译了Newcomb的“The End of TheWorld”。前文已经提过该文带有宗教色彩，正与泪香的唯心一元论立场相通。继《天人论》之后，泪香又撰写了《精力主义》、《青年思想论》、《实行论》、《社会与人生》(《社会と人生》)等文，在他的思想中，分明可见Emerson Ralph Waldo流的宇宙大灵之说，FichteJohann Gottlieb、Carlyle Thomas流的神圣观念思想。这种神秘思想为明治末年的文学增添了特异的阴影与深刻性。
　　《暗黑星》发表后，那种迫近太阳的恐怖，在日本引起了恐慌(注：[日]伊藤秀雄•木神原贵教编：《黑岩泪香の研究と书志》，ナダ出版センタ-2001 年，第168页。)。连载完毕的次日，泪香发表短文《读〈暗黑星〉》，辩解生命更新论，“生命有限，盛极必衰，生者必死。唯回春的大手段，即注射新能源， 打破现状，从根本更新。暗黑星即太阳更新的新精力，亦此后相通之路”(注：《万朝报》日：生命にハ限りあり、盛んなる者は必ず衰へ、生ける者ハ必ず死す、唯だ回春の大手段ハ即ち、新たなるエネルギ`を注射して现状を打破し、根本より、更始するに在るなり、暗黑星ハ即ち太阳を更始する新精力に非ずや、而して後に通ずるの道ハ兹に在り。)，提倡人类应当从外界获取新的精力。《暗黑星》显示了太阳更新的道路，人类与事业、宇宙都将成为悠久。可见，《暗黑星》并非昭示死亡的黑暗，而是万象更新的新鲜。远隔重洋的东方，日本第一个接受了西方“世纪末思潮”，“世纪末”的使用大约在1887年(注： 《日本语国语大辞典》(小学馆)：century の译语は“百年”“世期”などさまざまであったが、明治二年(一八八七)顷から“世纪”に定着した。)。然而，具有世纪终结意义的“世纪末”的实际使用，根据尹相仁的考证，至少在文艺界的最早用例出现于明治28年(1895)1月《帝国文学》创刊号上刊载的《世纪末年の文坛》(上田敏著)(注：[韩] 尹相仁：《世纪末と漱石》，第48、48、50页：“世纪末”が一つの文芸用语として文坛に浸透するのは、明治四十年の时点であると推定される。…上田敏以降‘帝国文学’が中心となって行われた“世纪末”の概念の绍介は、直ちに文坛全体に波及することになる。)。而在文学作品中，真正具有“颓废”意味的形容词用法的“世纪末”，最早出现于夏目漱石の小说《三四郎》(《朝日新闻》明治41年9月1日―12月29日)(注：[韩]尹相仁：《世纪末と漱石》，第 48、48、50页：“世纪末”が一つの文芸用语として文坛に浸透するのは、明治四十年の时点であると推定される。…上田敏以降‘帝国文学’が中心となって行われた“世纪末”の概念の绍介は、直ちに文坛全体に波及することになる。)。由此可见，日本也是到了20世纪初才开始发生“世纪末思潮”的。
　　对于明治三十年代中叶以后的“世纪末的思想”，尹相仁列举了尼采的个人主义、易卜生的自我解放思想、颓废情绪等思潮源流。他指出，“在这个世纪末，种种杂多的思想酝酿发酵了。或曰神秘主义、或曰个人主义、或曰表象主义、颓废、本能主义，各自建立了思想派系，却又没有舍弃自我。因此，没有能够统一它们的一大思想。如果说有的话，从广义上来说，就是个人主义吧”(注：[韩]尹相仁：《世纪末と漱石》，第48、48、50页：“世纪末”が一つの文芸用语として文坛に浸透するのは、明治四十年の时点であると推定される。…上田敏以降‘帝国文学’が中心となって行われた“世纪末”の概念の绍介は、直ちに文坛全体に波及することになる。)。从这段表述中可以读取的是，世纪末的诸种思潮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为个人主义。
　　清末，留学西方与日本的中国人为数众多，尤其是留学日本的学生担当起中国的政治及文艺的重要舵手。与日本几乎同步学习的新思想观念，在20世纪初年不过零星。真正的发挥，一直等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
　　小结 《世界末日记》=“NEW时代”的预告
　　清末，小说种类众多，题材多样。时代巨变，中西、新旧文化的冲突中，诞生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晚清小说。在文学的商业化、新闻报刊连载等近代因素的影响下，谴责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虚无党小说、哲理小说、理想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科学小说、政治小说等等构成了晚清小说鱼目混杂的现象。角度虽不一，都反映了社会的某一层面。两篇《世界末日记》也为探讨晚清小说提供了一个新天地。
　　本论所举的《世界末日记》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小说相比，有些特殊。《新小说》上刊载的梁译《世界末日记》，在清末民初多次转载于报刊杂志上， 似乎评价很高。6年后，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在创作写情小说的同时也写了《世界末日记》。那么，科学小说带给了作者、读者什么意义？
　　第一，当然是传播了科学知识的新风气，予作家以重大启发。可是，科学小说到底占了多少分量呢？清末的理论界虽然主张以外国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为主要翻译对象，但是侦探小说占据了绝对性的比例，读者更多地为有趣的侦探小说所吸引。根据1908年《小说林》对新小说的统计，科学小说仅占一、二成(注：“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记言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
　　不仅在数量上，对科学小说的“科学”的真伪还值得质疑。因为，清末的科学小说常常偏离了“科学”。比起严谨的科学，故事情节的风趣、神怪小说的科幻， 常带给人惊异的感觉。清末的“科学小说”或者“哲理小说”、“理想小说”等分类，是借助了小说的形式，简明述说科学知识的读物，可视为科学知识普及的一个辅助。既然是“辅助”，那么只要适当地传达科学就可以了。因此，以神怪小说、武侠小说为基底，再加以科学味道的作品很多。不过，梁•包的《世界末日记》的确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性，当冠以“科学小说”。
　　第二，看似矛盾的“世界末日”与“科学”其实保持了某种平衡。现代社会对于“世界末日”、“世纪末”持有“沉没”印象，但在20世纪初竟意味着“进步”与“NEW”。根据Linda Dowling对1890年代英国小说特征的分析，世纪末小说中频繁登场的“新女性”、“颓废”，是这一时代所追求的“新颖”的孪生化身。与“世纪末”平行的“new”的抬头，意味着摩登的社会气氛。此外，她还介绍了在英国世纪转换期诞生的“NewSpirit”“NewHumour”等词句(注：转引自[韩]尹相仁《世纪末と漱石》，第 54页。 Linda Dowling ,“The Decadent and the New Woman in the 1890's”。)。“世纪末”所蕴含着的“暗淡”与“新颖”构成了表里统一。
　　作为欧美与中国之间的中介，日本在明治三十年代以后喧嚷起“世纪末”，这被视为当时文学界对于“从传统的蜕变”与“新的变革”的时代要求。“世纪末”与“颓废”的标语决不是前世纪褪色的遗产，而是真正迈向“近代”的新的思想形式。明治四十年代的文坛具有同欧洲19世纪末类似的倾向。在已经实现文明开化、完成近代产业革命的日本，产生了反对近代化、否定功利主义的时代质疑。
　　与此相对，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清末，“世纪末思潮”尚未发生。从梁•包的《世界末日记》中虽没有获得“世纪末”探求的结果，却了解了清末科学小说的一些情况。梁•包的《世界末日记》几乎与中国的世纪末思潮毫无关联，却为下一世代的五四新文学埋下了种子。肖同庆指出，清末民初的新小说中有很多含有
　　“悲观主义”的作品。“对于主要活跃于世纪初文坛的这一代人来说，乐观精神几乎绝少出现，相反，他们却对厌世思想颇多自觉意识。……新小说中充满血和泪……”清末民初，西方大量悲个人生死或哀种族灭亡的小说源源不断介绍到中国来，构成了一种中国式的世纪末接受心态，成为与西方世纪末思潮产生共鸣的一个历史前提。只不过这一代人多注重实录、谴责等醒世社会功能，而少对主观情绪的表现，但两代人的社会基础是有历史传承性的(注：肖同庆：《世界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第26-27页注释。)，提出了清末小说的“悲观性的性格”。关于清末小说的研究，从题材、内容、文体等方面进行探讨的很多，而从文学美意识上分析的很少。对于肖氏的这一指摘还有待于讨论，但这至少为清末《世界末日记》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解读的方式。《世界末日记》的作者梁启超与包天笑，是活跃在清末民初转换期的文学家。前者主要侧重于清末，后者多活跃于民初，实现了世代交换的重要作用。清末民初与五四的世代的社会基础中，就具有这般历史传承性。
　　在解读《世界末日记》时得以窥探日本文坛的状况，获得了意外的收获。尽管在时代、接受形式与思想上都有所差别，但西方文学思潮就这样来到了东方的日本与中国。刊登于《新小说》《月月小说》上的《世界末日记》，正预示了“NEW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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