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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文物：谁在走私中国文物 法律不只有诉讼 []& && &&&迷失的文物
　　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数以千万计，回流却困难重重
　　兽首拍卖事件在两会期间仍保持了它的关注度。在法国的禁拍诉讼失利后，刘洋就淡出了媒体的视线，而厦门收藏界商人蔡铭超却适时地接过了接力棒，他参与竞拍最终拍得却不付款的行为，让人们的注意力仍然无法从两件兽首身上移开。
　　佳士得的行为，无疑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怒。但无论政府部门还是民间的反应可能都稍嫌过度。对于佳士得来说，借着中国人的民族情绪炒高拍品的价格，也许是它的如意目的之一。
实际上，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以千万计，而促使这些文物回流一直都困难重重。我们自身工作的某些方面也需检讨。比如一些基础工作乏人问津，如编写流失文物名录，查找流失文物下落等；民间回购虽然成风，但对其经济价值的在意远远超出了对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兴趣。最让文物界人士担忧的是，文物保护不力，走私肆虐，新的文物流失潮正在形成。所谓旧的难归，新的又丢。
　　一些文物保护专家急切呼吁，在追索流失文物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立足于防范，对现存文物妥善保护，形成全民重视文物的意识。如果兽首事件能够转化为社会对文物的重视和保护，它才能成为真正有意义之事。
　　那些迷路的文物
　　中国流失的国宝无数，佳士得拍卖的两件被认为“不是国宝”、也“不值钱”的兽首却引发了人们不可遏止的爱国情绪
　　老鼠和兔子，这两个爱啃东西的小动物最近啃疼了许多中国人的心。
　　法国佳士得拍卖行在中国民间和政府的强烈抗议下，终于决定还是首先对客户负责，冒险拍卖了圆明园文物兔首和鼠首。
　　拍卖在强烈抗议声中一锤定音，中国商人蔡铭超通过电话委托的方式买下了这两只青铜质兽首，每只1400万欧元。加上佳士得应得的佣金，总共要付出超过3000万欧元的价格。
　　蔡说，他一个子儿也不会给。因为这些东西缺乏合法的手续无法带回中国。蔡的朋友说，他没有向佳士得交纳一分钱的保证金，所以佳士得估计得重拍此二物，或者等那位愿意出1300万的竞拍者做决定。
　　蔡铭超可能要交纳罚款，或者被列入拍卖业的黑名单。
　　蔡的行为在中国国内引发争议，有人说还是应该诚信，有的叫好的人说：玩儿佳士得一次，玩得好。
　　遗憾的是，玩人对正事无益：《西游记》里孙悟空变成牛魔王诓红孩儿叫了许多声“爸爸”，仍然对付不了三昧真火，救不出唐僧。
　　绝大多数圆明园文物都已经成为西方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国人根本没机会在拍卖会上看到它们。最令人沮丧的是：圆明园到底丢了多少东西？那些流失的文物哪个过去属于圆明园？这是一笔糊涂账。
　　对于一个拥有三套以上别墅的人来说，想知道一个茶壶痰桶属于他的哪套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要鉴定一件文物是否属于圆明园，就要面临这样的困难。专家们能鉴定出一件文物是哪个时代的，是否属于皇家，但很少能确认一件物品是故宫的还是圆明园的。
& && &&&为什么是圆明园
　　对于一个1860年代来到中国劫掠的英军或者法军士兵来说，北京是一座未经开发的宝库，这是西方人第一次占领北京，距离上一次李自成和清军进京，北京已经216年没有被劫掠和攻克过，这段漫长的岁月足以让这座城市充满古董文物和金银财宝。
大清皇帝的财宝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地方：作为皇帝起居所和政府所在地的紫禁城、作为皇帝夏宫的圆明园、颐和园北海和中南海等其他皇家园林，其中最富有劫掠价值的莫过于圆明园和紫禁城。
　　1859年，英国公使巴夏里在因为换约而受咸丰皇帝接见的时候和清政府发生了纠纷，巴夏里坚持不跪，这在当时不算是过分的要求，因为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误认为马戛尔尼是英王的舅舅，允许过他和使团行单腿跪拜礼。但是清政府坚持要巴夏里双腿跪拜，结果双方谈崩了。
　　指挥军队的强硬派亲王（该王从小在宫内长大，和皇上跟亲哥们差不多）僧格林沁就把整个代表团抓了起来送到圆明园，后来又转进刑部大牢。巴夏里在关了一天之后，给了点肉吃，其他的随从跟班和护送他的印度士兵则受尽了折磨，遭到了捆绑和饿饭。
　　在电影《火烧圆明园》里，僧王拘禁谈判团之前还找巴夏里单挑，用蒙古摔跤摆平了挥舞英式拳击的巴夏里，那一段在上世纪80年代放映该片时能够得到许多欢呼，不幸的是这段英雄气概其实是演义。
　　大清的监狱条件极差，对于犯人（尤其英国人没有家人打点送礼，更被看作是敌国人）一视同仁，清朝官员没特意虐待英国人。根据《纽约时报》1861年的报道显示，19名战俘和人质在拘禁中死去，其中至少有1名记者，最高军衔的死者是法国的炮兵上校。监狱里的中国犯人倒是热情地给了外国人照顾，没有跟他们玩“躲猫猫”。
　　于是英法联军指挥官额尔金勋爵决定烧毁圆明园。据说他在选择目标时曾经仔细考虑过：紫禁城不仅是皇上的，还是中国政府的，而圆明园只是皇帝的私家园林。于是他决定对圆明园下手。
　　抢劫圆明园的过程现在看起来既令人愤慨又十分荒诞，圆明园仅有300名太监和40个男人守卫，英法联军轻松地将其中20个有武器的人缴械，杀死了两名反抗的中国兵勇。然后法国人率先开抢圆明园。《纽约时报》的记录是：
　　“贵妇人用的装饰带和薄头巾现在穿戴在法国士兵的身上和头上，他们似乎沿用了我们爱尔兰人的风俗习惯。”
　　该作者所指的装饰带和薄头巾应该都是旗装女人的装饰品，想想看数百名把自己打扮成小燕子模样的欧洲男子闹哄哄地把瓷瓶家具屏风捣碎，把首饰揣进腰包的情景。法国人对英国人说，这是报复清国人虐待战俘的最好方式。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用丝绸来包裹金银器、珐琅器（比如中国最好的景泰蓝）和瓷器等贵重物品。
　　《纽约时报》还记录：“韦德先生把一些珍贵的图书和文件保存了起来，我想这也许是为了大英图书馆。”这一记录和大英博物馆的藏品相吻合，韦德带走的很可能就是文渊阁的《四库全书》。
　　英军发现了一封僧格林沁写给咸丰皇帝的信，大概意思是：
　　“我在张家湾（在北京通县）已经部署了足够兵力，他们人很少，我可以轻松打败他们。”
　　抢劫后他们点火烧园。这时一些奸民土匪也趁机抢劫，不过由于圆明园地方实在太大，终于还是有些地方没抢到没烧到，不过幸存的13座建筑后来又让八国联军烧抢了一次。
　　和圆明园同时化为灰烬的还有被首领太监反锁在安佑宫的宫女太监和工匠300多人。
　　英军总司令克灵顿勒令所有人把抢来的东西交出来，进行拍卖，这是一种再分配的方式，因为有些士兵驻扎在别的地方，没赶上抢劫。
　　那次拍卖总成交价是22000美元，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价格，不过很多景泰蓝器和瓷器都卖出了相当于上海零售价的高价，因为皇帝用过。这笔钱被当奖金分发给所有士兵。军官们没有要奖金，不过当时士兵们“把一个金盂给了总司令”。
　　这次拍卖仅仅是一个开始，多数拥有珍宝的士兵和军官都在香港进行了销赃。《纽约时报》在香港的记者记录说：“有大量黑貂皮白貂皮大衣和镶金边的长袍，装饰在全纽约的女人肩膀上也用不完。”他还买下了一个法国军官抢来的140颗珍珠和玉石串起来的项链，珍珠都有樱桃大，花了2000英镑（这串珠子应该不可能保存到今天，因为珍珠是相当短命的宝石）。一个法国兵抢了85块表，多数是瑞士或者伦敦制造的镶钻高档品。
　　几代皇帝几十年来搜集的巧妙玩具，都成了英法两国拿走的贼赃。这些材料也说明一个问题，有些国家拍卖别人东西的传统，乃是古已有之。
& && &&&淘宝鬼市和鬼吹灯
　　对于“没赶上这拨儿”劫掠的西方人来说，有几个方式也可以获得中国的宝贝，和当兵打仗这样充满风险的工作相比，收购和盗窃这样的方式细水长流，也是许多国家今天得以收藏大量中国文物的主要方式。
收购并不是说一位公使或者传教士走街串巷吆喝着要买废旧书本或者去逛潘家园琉璃厂之类的旧货市场。咸丰、同治年间的琉璃厂还远没有日后这样的奢华，后来经营书画古玩出名的荣宝斋，在当时还叫做松竹斋，主要负责的业务是给那些大官们誊写奏折，他们精通避讳，能把皇上爸爸妈妈们的名字记得清清楚楚不会搞错，对奏折格式也是极为精通，官员们为了防止被人因为小过错抓辫子，都喜欢找他们。至于潘家园，当时是一个叫潘家窑的小村，到了清末民初，才逐渐成为一个“鬼市”。
　　所谓鬼市，就是凌晨四点开市，黑灯瞎火方便销赃和卖赝品。也有好多以前的大户人家不愿意丢人卖祖产，于是跑到鬼市来偷偷交易。因为天黑，也没有人在乎买家到底是金发碧眼还是仁丹胡罗圈腿。
　　当时的西方人如果想要带走点中国古物非常容易，除了找古玩店，还会有不成器的小官员或者衙门办事员往公使馆送一些东西出来。当时中国有一套很珍贵的图书《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集成。当年紫禁城着火的时候，明朝嘉靖皇帝第一反应就是让人赶紧搬书。
　　这套书留到清朝的只有一套誊抄的嘉靖年间副本，永乐年间的那一套很可能被嘉靖带进了坟墓，清朝皇帝得到这套图书之后曾经保存在了翰林院，在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遗失了一些，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又洗劫了一批，剩下的在几十年中一直在被那些官员们偷偷地卖，他们偷出图书就去东交民巷各大公使馆兜售。日本人由于文化相近，收藏了很多，这套书如今中国境内大概有200多卷，国外还有数百卷。
　　外国人如果当了中国的官，那获得文物还能更容易一些，比如挪威人蒙茨，他收藏的文物后来都捐献给了挪威伯尔根博物馆。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圆明园的石雕构件，这类东西在1900年之后想获得非常容易，当地居民是当作建材来盗卖的。
　　此外，还有一些地点也藏有财宝，以另外的方式埋藏于地下，比如清东陵和清西陵，不过由于皇陵都有士兵把守，距北京又太远，所以一直到了民国时期，才有军阀孙殿英利用工兵和炸药盗了慈禧太后的坟。类似的还有1938年，光绪陵墓也被盗窃一空，至少200件珍宝被盗走，这些宝物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有西方人利用盗墓方式收集文物，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的馆藏，就来自于一个叫怀特的圣公会神父，他在年代在中国传教，尽管他带出的文物当时都有中国海关的许可，不过据说这位神父在洛阳一带盗墓数年。
　　遭到最严重盗窃的地区还不在洛阳，而在敦煌。1900年探险家如斯坦因等人用象征性的价格买走了大量的珍贵图书画卷文物。尽管这些文物在西方博物馆里逃避了中国的内战和饥荒，人们仍然对如此珍贵的文物流失在外国而耿耿于怀。
　　庚子年浩劫
　　站在前人肩膀上能更有成就，这句牛顿的名言对抢劫者来说并不实用，因为1900年的八国联军来到北京的时候，抢劫的财宝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丰厚，他们在劫掠圆明园的残余建筑和颐和园的时候，甚至连鎏金的瓦和铜器也要刮一刮。
　　就在这次抢劫中，英国大尉抢到了曾经藏于圆明园中的国宝《女史箴图》。
　　这幅画是东晋顾恺之作品的唐朝摹本，但被认为最接近原作的神韵，历朝历代都被当作真迹一样供奉，宋徽宗赵佶在上面题过诗，认为这就是顾恺之的原作。这样的国宝被盗卖，是中国文物流失的最大损失。
　　和上次大劫不同的是，六部机关和各大王府乃至于殷实的私宅都受到了联军的洗劫，被抢文物包括：
　　各类珍贵图书、历代帝王后妃图像120轴；宫外未见之各种古本善本图书20种；《永乐大典》307册；皇宫中34颗虎钮银印；社稷坛被抢各种祭器168件；天坛被抢各种祭器1148件；嵩祝寺被抢镀金佛像3000多尊，其他珍品1000余万件。
　　西洋人醉心文物，武士和农民组成的日军则主要是抢钱，从户部银库抢走2914856两银子送到日本使馆，后在户部的缎匹库和颜料库抢走绸缎，又把内务府所存的32万石仓米和全部银两洗劫一空。
　　法军在传教士帮助下从礼王府抢得白银200余万两和珠宝，据说用大车拉了7天；还在户部尚书立山的家中抢了365串朝珠和价值约300万两白银的古玩。日军则从高级官员家中抢走藏在井中的30万两白银。
　　一些平民的家宅也受到抢劫，用的借口是“搜查赃物”，当时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义和团杀死，一块表被劫走，德国兵四处搜查那块表，闯进了相声艺人钟子良（陈涌泉的外祖父）的家，用汉语说“表”。钟子良逗他们，拿出一个马蹄表，就遭到了毒打，受伤后的钟子良就把德国人四处进宅抢劫别人家传家宝的故事写成相声本子《卖五器》，说联军司令瓦德西为了霸占别人家的“半拉锅盖”，竟然威胁不和李鸿章签和约。
　　在庚子年之后中国文物最严重的流失则是溥仪的盗卖文物，退位之后溥仪生活在故宫中，变卖了珠宝之外还把一些本来归民家所有的古书“赏赐”给溥杰，让他带出宫，后来溥仪去天津生活、去东北“即位”，都曾经把文物卖掉，最后逃难的时候，甚至用古书画换农民的包子馒头。他被苏军俘虏之后，携带的古书古画流落民间，过了很久一批书画被一位解放军干部发现，里面包括国宝《清明上河图》。它逃过了1860年和1900年的两次掠夺。这是中国文物流失过程中罕见的喜剧。
收购并不是说一位公使或者传教士走街串巷吆喝着要买废旧书本或者去逛潘家园琉璃厂之类的旧货市场。咸丰、同治年间的琉璃厂还远没有日后这样的奢华，后来经营书画古玩出名的荣宝斋，在当时还叫做松竹斋，主要负责的业务是给那些大官们誊写奏折，他们精通避讳，能把皇上爸爸妈妈们的名字记得清清楚楚不会搞错，对奏折格式也是极为精通，官员们为了防止被人因为小过错抓辫子，都喜欢找他们。至于潘家园，当时是一个叫潘家窑的小村，到了清末民初，才逐渐成为一个“鬼市”。
　　所谓鬼市，就是凌晨四点开市，黑灯瞎火方便销赃和卖赝品。也有好多以前的大户人家不愿意丢人卖祖产，于是跑到鬼市来偷偷交易。因为天黑，也没有人在乎买家到底是金发碧眼还是仁丹胡罗圈腿。
　　当时的西方人如果想要带走点中国古物非常容易，除了找古玩店，还会有不成器的小官员或者衙门办事员往公使馆送一些东西出来。当时中国有一套很珍贵的图书《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集成。当年紫禁城着火的时候，明朝嘉靖皇帝第一反应就是让人赶紧搬书。
　　这套书留到清朝的只有一套誊抄的嘉靖年间副本，永乐年间的那一套很可能被嘉靖带进了坟墓，清朝皇帝得到这套图书之后曾经保存在了翰林院，在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遗失了一些，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又洗劫了一批，剩下的在几十年中一直在被那些官员们偷偷地卖，他们偷出图书就去东交民巷各大公使馆兜售。日本人由于文化相近，收藏了很多，这套书如今中国境内大概有200多卷，国外还有数百卷。
　　外国人如果当了中国的官，那获得文物还能更容易一些，比如挪威人蒙茨，他收藏的文物后来都捐献给了挪威伯尔根博物馆。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圆明园的石雕构件，这类东西在1900年之后想获得非常容易，当地居民是当作建材来盗卖的。
　　此外，还有一些地点也藏有财宝，以另外的方式埋藏于地下，比如清东陵和清西陵，不过由于皇陵都有士兵把守，距北京又太远，所以一直到了民国时期，才有军阀孙殿英利用工兵和炸药盗了慈禧太后的坟。类似的还有1938年，光绪陵墓也被盗窃一空，至少200件珍宝被盗走，这些宝物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有西方人利用盗墓方式收集文物，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的馆藏，就来自于一个叫怀特的圣公会神父，他在年代在中国传教，尽管他带出的文物当时都有中国海关的许可，不过据说这位神父在洛阳一带盗墓数年。
　　遭到最严重盗窃的地区还不在洛阳，而在敦煌。1900年探险家如斯坦因等人用象征性的价格买走了大量的珍贵图书画卷文物。尽管这些文物在西方博物馆里逃避了中国的内战和饥荒，人们仍然对如此珍贵的文物流失在外国而耿耿于怀。
　& && &&&对于沙俄掠走的财宝文物，列宁曾经有过一个非正式的表态，说这些东西和多占的领土要退给中国。这些在苏联真正成为一个大国之后几乎没有可能。不过也许是考虑到展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战利品不光彩，沙俄掠走的文物在苏联时期几乎没有公开露面，现在这批文物存在圣彼得堡的东方学研究所。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研究机构曾经与俄方合作整理过一些文物图书。尽管拿不回来，能用上也是一件好事。
　　另一个不可靠的说法则是，在二战时期中国远征军支援缅甸英军之后，英国人非常感激地问蒋介石：《女史箴图》和一艘潜水艇，你选一个。结果蒋介石挑了潜水艇，错过了拿回国宝的机会。
　　这个说法能看出中国人对《女史箴图》的魂牵梦萦，不过海峡两岸的海军从来没有一艘潜艇是英国制造的。
　　国宝流失的七大事件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文物的流失贯穿了七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历史事件：
　　1860年，英法联军抢掠、焚烧了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绝，清朝皇室收藏的世代珍品遭到毁灭性抢夺和破坏。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包括《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在内，无数宫廷所藏的珍贵文物和古籍遭列强洗劫。经此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西北是世界各国探险家的“乐园”。一些探险队在未经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此肆意盗窃文物，非法发掘古文化遗址。仅以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重镇敦煌为例。敦煌石窟，历时千余载，拥有宝藏无以计数。藏经洞出土文书5万余件，多是历史上佚失无存的孤本，弥足珍贵。但几十年间敦煌数度遭盗抢，几经劫难，敦煌遗书在中国国内现仅存两万件，英、法、日、美、俄、瑞典、奥、韩诸国均有敦煌文物收藏，数量无从估计。
　　殷墟甲骨，为中国殷商后期的王室档案，内容几乎涉及了3000年前殷商时代的方方面面。但自出土之日起，殷墟甲骨即惨遭流失，被以各种名目搜购、席卷。目前所知殷墟甲骨约20万片，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遍及日、美、英等12个国家。
　　192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将六大箱共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这批文物珍品随他辗转北京、天津、长春等地，时间长达22年，途中被不时变卖，最终存于长春“小白楼”中的剩余文物精品又遭兵匪哄抢。经查，这1200余件宫廷文物精品绝大部分流失海外。
　　1928年，军阀孙殿英率部野蛮盗掘了清东陵乾隆和慈禧陵，墓中所聚国之瑰宝被洗劫一空，绝大部分被孙殿英用于购买军火而散失异域他乡，损失浩大，至今无法估算。
　　日军侵华战争也给中国的文化遗产带来一场浩劫，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失踪，至今无从查寻。值得注意的是，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进行了三个月有计划、大规模的疯狂文化大掠夺。当时中国最高科研部门的中央研究院以及原中央图书馆、清凉山国学图书馆由于日军抢掠，损失了大量珍贵文献和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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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争议蔡铭超
　　低调的商人做出高调的举动，引发争议无数
　　自从3月2日新闻发布会后，蔡铭超显然也不想多说，媒体也对其难觅踪影。
蔡铭超的一个身份是中华抢救流失Ｍ馕奈镒ㄏ罨?鹗詹毓宋剩?月2日的发布会也是该基金召开的。该基金由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文化部主管）与中国文博界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共同倡议组建，于日正式宣告成立，是中国国内第一个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为宗旨的民间公益组织。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是其主要捐赠者。
　　对于蔡铭超的这次竞拍行为，外交部及国家文物局均认为是“个人行为”，不予评论。
　　服装业起家
& && &&&蔡铭超的家乡是泉州石狮市，做服装起家，也做过工艺品买卖，还做过机票代理。
　& && &&&上世纪90年代，为了“以瓷会友”，蔡铭超开了厦门七月情陶瓷文化有限公司。2001年，他挂靠作为国营企业的厦门国际商品拍卖公司，成为拍卖部的经理。2005年，厦门国拍把执照收回去，蔡铭超马上自立门户，成立了心和艺术品拍卖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拥有自己的拍卖公司时，蔡铭超早已是苏富比、佳士得等大拍卖行眼中的VIP了。
　　厦门心和每年都举办一次春拍和秋拍，每次都从海内外征集到不少珍贵文物。不过，从事拍卖工作之后，蔡铭超并没有放弃其他投资和生意，证券等也都有涉足。
　　出道十年被冠名“豪客”
　　蔡铭超做收藏不过十年时间，搞拍卖也是半路出家。但在圈子里，他常被冠以“豪客”的名头。“胆子大，没他不敢做的事情。”他的好友评价说。
　　蔡铭超一举成名在2006年10月，他在香港以1.166亿的价格将“明永乐鎏金铜释迦牟尼坐像”成功拍下，创下中国艺术品迄今为止世界拍卖最高纪录，成为第一位将天价艺术品收入囊中的内地买家。
　　这尊坐像流落国外几百年，后曾被英国一个犹太家庭收藏，传了几代人，一直被视为传家宝。蔡铭超表示，“以前国际上多次拍卖中国文物，结果都被外国人拍走了，如果错失时机，以后可能再也难遇收藏永乐释迦牟尼坐像的机会。”
　　蔡铭超买下坐像，一时间成为新闻人物，引起港台媒体的强烈关注。不久接到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邀请，2007年12月出任该基金的“国宝工程”收藏顾问。
&&　“这不值得炒作”
　　从兽首拍卖成交，到公开买者身份，这段时间，蔡铭超几乎没有对外界漏过口风，即使是自己身边的人。新闻发布会的前一天，他飞北京出差，心和拍卖的员工都不知道老板此行用目的。“上次在香港买佛像，我们也是通过媒体才知道的。”心和拍卖的员工说。
　　2009年2月，蔡铭超以3149万欧元在法国巴黎拍下圆明园兔首和鼠首，但拒绝付款，一时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对于蔡拍下兽首的初衷，有种种揣测。3月2日在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向媒体宣布买家是蔡铭超时，他表示：“我必须站出来买，我有这个机会，也有这个能力。”
　　对于“不会付款”一事，蔡铭超发表声明称，2月26日国家文物局发出了《关于审核佳士得拍卖行申报进出境的文物相关事宜的通知》，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如果这两件拍品无法入境，自然不能付款。
　　3月4日蔡铭超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再次被问到不能付款的理由。他说，因为这是两件有争议的拍品，否则也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但质疑之声络绎不绝。有人说，蔡铭超这是在炒作，是在拿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做交易。有人说，这样类似“耍猴戏”一样的行为，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
　　蔡铭超的好友、台湾收藏家王定乾最先出来挺蔡。他表示，拍卖前已知晓蔡铭超打算竞拍。他认为，蔡铭超很热爱文物，这么做真的出于个人的爱国心，他动机单纯，不是来出风头。
　　蔡铭超后来也向媒体表示：“我也没有必要用长期与佳士得建立的良好信誉作为赌注，这对我个人而言是极大的伤害，这不值得炒作。”他说，质疑炒作的人可能不太了解拍卖的状况，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委托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从事这一行。“我们之前跟拍卖行有一定的交往，有一定的基础，它才会接受这个委托，不是你想炒作就能炒作的。”
蔡铭超的一个身份是中华抢救流失Ｍ馕奈镒ㄏ罨?鹗詹毓宋剩?月2日的发布会也是该基金召开的。该基金由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文化部主管）与中国文博界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共同倡议组建，于日正式宣告成立，是中国国内第一个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为宗旨的民间公益组织。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是其主要捐赠者。
　　对于蔡铭超的这次竞拍行为，外交部及国家文物局均认为是“个人行为”，不予评论。
& && &&&厦门收藏界“一举成名”
　　蔡铭超这一拍，让厦门收藏界一举成名。福建省收藏家协会一位会员表示，蔡铭超拍下圆明园兔首和鼠首后，古玩城的一些客户对厦门收藏市场印象加分不少。“蔡铭超已树立起厦门收藏界标杆，也将成为厦门收藏界名片。”他说，蔡铭超现象也会提升厦门市场的活跃度，促进当地藏品流转。
　　此次惊人一拍，也将使他的心和艺术拍卖公司名声大噪。福建收藏家协会厦门分会会长丁建南说，这一拍将会提升其在国际收藏界的声誉。
　　对于厦门人来说，蔡铭超也成了很多人心中的“偶像”。丁建南说：“蔡铭超为厦门人争光了，这是厦门人的骄傲。我也会在座谈会上呼吁：要保护蔡铭超，要肯定其爱国义举。”
　　与厦门收藏界的态度不同，一些文物界人士对蔡铭超的举动表示担忧，认为其成全了佳士得的内部抬价，同时也影响了中国人的诚信。
　　为流失文物造户口
　　为非法散落于世界各地的中国文明碎片登记造册不仅是为了方便索回，也是我们铭记历史、反思历史的契机
　　半个多世纪以来，港台内地先后出版精装、平装图录集册，收拢流失海外的大量中国文物、书画，每件作品均附有详细注释：现藏哪个国家、哪家美术馆。
　　著名画家陈丹青在《退步集续编》中疑而问之：“究竟是什么人，因为怎样的缘由，以何种手段、多少代价、哪些途经，终于使这些文物书画移走异域，一去不还？”
　　但遗憾的是，没有一本图册给陈先生交代，它们是怎样被“掠夺”、“诈骗”、“盗窃”出去的。他总以为注释是“将来要去向列国追讨的意思”。
　　可事实上，中国确实不知道自己自1840年第一次**战争被迫开放国门后到底向海外流失了多少文物，以及它们是怎样流失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2003年的《全球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报告》中提出一组数据，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藏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散落在世界各地民间收藏者手中的中国文物数量估计是其10倍。
　　该估数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有藏品数量的11倍、台北故宫的28倍。这意味着5000年中华史，每一天的文明碎片都有10件客居他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也只是一个参考数据，这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完全弄清楚的，甚至可能需要一两代人来做这个工作，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究竟怎么做，需要有关的机构、学者一起，大家坐下来认真讨论。”国家夏商周断代史首席研究员、青铜器专家李学勤对《新世纪周刊》说。
& && &&&“善莫大焉”的工作
　　何为“流失文物”？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更愿意称之为“海外藏中国文物”，他为流失文物附加了时间限定：“流失文物是指1840年**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争被劫掠的文物，以及因为盗掘、盗凿、不正当贸易等非法的和不道德的方式流散国外的文物。
　& && &&&“流失主要是指通过非法手段，比如掠夺、盗取、盗卖等方式流出境外的文物。有的文物，因为历史上的某种原因（如作为国礼赠送）通过合法方式到了海外，这个就不能算是‘流失文物’”， 李学勤说，“但什么才是‘非法的’，这在国际上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讨论和界定。”
　　至今，李学勤恰好进行海外中国文物材料的搜集和研究整三十年。他于11年前出版的著作《四海寻珍》中，把访问各国博物馆、美术馆、私人藏品中的珍品一一作了论述，文物种类涵盖三代秦汉时期的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等。
　　李认为自己一直以来所做的工作是“调查研究”，而畅销书《谁在收藏中国》的作者吴树更愿意将类似行为称为“建立档案”。
　　历时五年调研，吴树建立了一份“中国文物备忘录”。其中对英、法、俄、德、加、日等国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历代文物进行了粗略的数据归纳。
　　“与其临渊结网，不如亡羊补牢。为流失文物建立档案就相当于亡羊补牢，已经出去的，我们为它们建个档案，以后文物的追索就不至于像最近的圆明园兽首事件这样弄得很被动。我非常支持为海外流失文物建立档案，这是用实际行动来保护文物，是善莫大焉的事情”，吴树说。
　　目前最广为人知的对流失文物进行“登记造册”之人，是有着“调查研究海外流失国宝第一人”之称的中国美术史学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林树中。
　　59岁那年秋天，林在位于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亲眼看到了北魏《文昭皇太后礼佛图》和《孝文帝礼佛图》的浮雕。
　　“我看到这些遍体鳞伤的浮雕时，内心受到强烈的冲击，那些飘零在异国的艺术珍品总让我们记起国家在贫弱时被欺凌掠夺的耻辱。这些浮雕是北魏朝廷耗巨资选派国内能工巧匠雕刻的。”
　　当年美国古董商普爱伦到中国发现这些浮雕，用照相机拍下来，找到北京琉璃厂彬记古董商岳彬，双方签订协议书。岳彬勾结洛阳古董商马龙图，联络当地保甲长和土匪把浮雕凿下来，凿成碎块，用麻袋运往北京，又在北京拼接后运往美国。
　　这件浮雕在美国展出时已经是千疮百孔。1952年，在北京炭儿胡同的彬记古玩铺内，彬记与普爱伦签订的掠夺《孝文帝礼佛图》浮雕协议书被发现，此事震怒了中国文物界，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名要求严惩奸商岳彬。岳彬被判死缓，后病死狱中。
　　“从那开始，我下决心寻找和记录流失海外的国宝实况。我想即使不能收回，也要把它们记录在案，给后世一个警示和备忘。”
　　2002那年林树中76岁，他开始了继北美洲、亚洲寻遗之旅后的环欧旅程。走完三大洲之后，林编辑出版了《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八卷本。后来，**访问美国时，曾将其作为国礼之一赠送给耶鲁大学。
　　要有目标有步骤
　　圆明园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阳说，他们曾被建议制作一本自己的物品明细账，以便让大家知道圆明园曾有什么？怎么摆设？这样归还者也可以心服口服还原一个历史真貌。
　　“《圆明园陈设档》原本是存在的，或者说圆明园的每一组建筑都有自己的‘陈设档’。”类似的“陈设档”，颐和园前身清漪园甚至精确记载了每一层楼、每一张桌子上器具的摆放等内容。
　　但圆明园“陈设档”毁于1860年的兵灾与大火，以至于统计损失情况的明善最后只有哭陈，账册被毁，损失将永远不可能被估计。
　　现在再来编撰一本“陈设档”何其之难。
　　李学勤估计，为流失文物登记造册将是一件非常重要，但难度很高的事情。之所以重要，一是因其本身的学术、艺术价值，二是所代表的民族情感、国家大义。
　　“难度大，一是因为各地博物馆的馆藏有的公开，有的因为各种原因，馆藏不完全公开。二是有民间的私人收藏，这就为数量统计造成了难度。三是很多流失文物的真伪难辨，比如中国宋朝的画，国际上数量非常多，真伪需要专家鉴定。”
　　吴树认为：“难度主要体现在海量信息的筛选和落实，在海外的中国文物这么多，并不是每一件都需要追讨，也并不是每一件都是珍品。”
　　在接受面访后补发给本刊的电子邮件中吴写道：“现在只有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在册，假若将民间藏宝列入其中，会大有好处，因为民间藏宝现在大大超过国家收藏。不过说一千道一万，要这样做还是必须突破政策瓶颈和技术瓶颈，那是一切保护方式的前提。保护对象真假不分，怎么去保护？保护什么？”
　　登记造册的第一步怎么走？李学勤认为，若对流失文物登记造册，要从最基本的调查研究开始做。
　　对中国的海外流失文物进行登记造册是一个政府行为，如果要推行，李学勤个人建议现阶段国家文物局最主要的任务是要调查研究那些价值特别大、跟我们的历史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物。
　　“比如一些最重要的青铜器，大家基本都知道在什么地方，资料也是公开的，我们可以先把已经公开的这些重要文物做好资料整理，以后有什么变化再核实补充。”
　　李介绍，希腊神庙里的很多文物流失各国，他们政府就很有目标地先从最重要的文物开始追索，慢慢索回。“毕竟流失数量太大，我们当然是希望那些当年被掠夺、偷盗的文物全都统计清楚，但短期内肯定是不现实，应该有目标有步骤地逐渐做好这个事情。”
　　吴树对建档工作提出了类似“全民战争”的建议。
　　“一是国与国之间博物馆的资料共享和查证，咱们先把已经公开的最重要文物的资料整理好；二是发动民间力量，如海外留学生、网友等，为官方提供流失文物线索；三是发动大收藏家，特别是港台的爱国大收藏家，他们手里掌握的流失海外文物资料可能非常丰富。”
　　“我建议国家文物局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由专人为流失海外文物建立档案。”
　　入册文物是否会成为市场炒作的下一个动力？李学勤觉得不可一概而论：“世界市场上决定文物价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是由单一因素可以决定，也不可能被市场炒作完全操纵。或许某一两件东西的市场价格会被暂时炒作，但是‘中国文物’作为一个大的门类不可能被简单操纵。”
　　“我盼望今后所有的海外流失文物都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回归，特别是偷盗的文物，必须回来。”
& && &&&出去易，回来难
　& && &&&无论政府出面还是民间回购，相对于流失的文物，回流的很少，精品更是少之又少
& && &&&从2002年10月《文物法》修改后，官方开始肯定民间收藏，准许文物流通，民间兴起了一股收藏文物的风气。私人博物馆也得到了明确的政策支持，白明的北京睦明唐古瓷标本博物馆也是这一时期办起来的。在这几年里，他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家“抢滩”文物界。“大概就在2005年左右，差不多到了巅峰，很多企业家派人到国外拍卖行买中国文物，因为价钱比国内的还便宜。”有资料显示，近几年来海外回流的文物艺术品已占到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拍品的60%以上。
　　民间回购成风
　　白明介绍，很多中高档的文物拍品，在国内的价格反而略高于国外。白明自己收藏的一些明代笔筒、晚清小件，都是托朋友从国外买来的。“我觉得这些东西买得很合算。当然最高端的东西，像宋徽宗的花鸟画，还是在国外。”
　　文物回流的专场拍卖会近年来已举办多次。国内的民间买家，尤其民营企业家出手之迅速、大方，业内人直呼“抢宝”。浙江慈溪徐龙食品集团在2004年曾三赴海外，购回价值3000多万元的中国文物；流失美国多年的清代著名画家八大山人的《花鸟四屏》，被北京一位民营企业家以3500多万元高价抢回。
　　中国美术学院朱叶青教授认为，私人从国外购买中国文物，除却价格上的因素外，还有另外的风险考虑。“民营企业家需要受到法规和其他保护的购买，国内的很多拍卖行不对文物做真伪保证。”
　　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国际公约，按照国际法追回。二是海外华人或藏家捐赠。目前被认为最好的回流方式就是通过市场，借助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以经济手段吸引海外私人收藏流失文物的回流。目前，除私人出境竞拍外，企业出资购买文物回国也成趋势。如中国保利集团出资兴建的保利艺术博物馆，于2000年春在香港拍卖会上拍得流失的三件圆明园兽首铜像——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猴首铜像。
　　　最成功讨还：3000余件
　　2002年10月，由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设立了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第二年7月启动了“国宝工程”。其宗旨是协助政府，动员社会力量广募资金，通过讨还、回购、回赠等方式，多渠道促成流失海外的国宝早日回归祖国。但打开了“国宝工程”的网站，点击“国宝工程大事记”，结果却显示为0。
　　这并非意味着这个国家级工程在六年来毫无作为。实际上基金会几乎每年都会去海外淘宝，组织文物鉴定专家和收藏家前往海外收购珍贵的中国文物。但如业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所言，买回来的都算不得顶级的文物，真正的好东西人家肯定是不愿卖的。或许这也可以解释网站上的“0”。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先后加入了四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其中1989年加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1997年加入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是防止文物非法出口和要求文物返还的重要公约，也是追索流失文物的主要法律依据。根据这些国际公约，中国政府对非法出口文物享有无可争辩的所有权。即使是公约生效前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中国仍保留收回的权利。
　　迄今为止，由政府出面参与的文物回流事件中，取得最大收获的是1995年的“英国文物走私案”。当年负责处理此事的是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先生。这批走私文物的数量是3494件，其中大多数被中方索回。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曾流行过“要致富去挖墓，一夜变成万元户”的口号，盗墓、走私成风。不少地方发生恶性案件，甚至有安保人员被残酷杀害。
　　马自树回忆说，那时候通过水路走私的文物数量惊人。为躲避水上警察的盘查，走私者把文物装袋用绳系在船尾，在水里拖着走。若是没遇到警察便万事大吉，拖着文物一直进公海跟文物贩子交易。若远远地看见警察过来，便砍断绳子，文物沉入大海，船上再无半点痕迹。
　　1995年3月的英国文物走私案便发生在这一时期。当地警方破获了两批文物走私案，其中有中国文物，英方要求中方派专家前往鉴定。一个月后，两位中国专家来到伦敦，确认被英方查扣的文物中确有相当数量的中国文物。
　　一名英国警员涉嫌此案，英方着手刑事立案，并于7月派人来华实地调查，准备刑事起诉。次年5月，国家文物局致函英国内务部，表明中国对此批文物拥有所有权的主张和要求归还中国的立场。
　　但英国皇家检察院以文物走私发生地在香港而非英国本土为由，拒绝刑事立案，并认为这批文物进入英国是合法的进口。此时英国警方开始考虑退出此案，并向中方提出，如果中方不参加民事诉讼，警方只能将文物退还给走私嫌疑人。
　　1996年9月，国家文物局新任局长张文彬访问英国，专程拜访了英国警方，了解了中国文物走私案的情况。回国后，张文彬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委员李铁映批示了8个字：“千方百计、追回文物”。随后在国务院办公厅组织下成立了由国家文物局、外交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文化部、司法部等部门的有关官员和专家、律师组成“追索英警方查扣走私中国文物工作小组”，处理这一事件，马自树任小组组长。
　　这年12月1日，马自树率领一个专家组赶赴伦敦，寻求走私案的解决途径。在伦敦期间，专家组走访了警方、皇家检察院、英国博物馆协会、大英博物馆、苏富比拍卖行等部门和单位。一位英国皇家大律师告诉马自树，一旦启动民事诉讼，就必须为每一件文物举证——三千多件呢，必须提供这些文物的出土地。“逐一找到来源地根本不可能。”
　　马自树终于见到了这批时间跨度极大、空间范围极广的文物：从远古时代的恐龙蛋化石到唐代的墓志，清代的瓷器应有尽有；从山西、陕西到西北、东南地区，涉及大半个中国。
　　“有些漆器上面还没有脱水，明明是刚从墓里挖出来的，为什么还需要找什么证据？” 面对这批文物，马自树既吃惊又愤怒。
　　马自树将情况反馈回国内，公安部派人到香港，希望能找到这批文物从内地走私到香港的证据，并无结果。此时伦敦一家地方法庭应走私嫌疑人的要求开庭，裁定中方必须在日前加入民事诉讼，否则将把文物判归对方。
　　在离开庭还有10天时，中方律师以英国法庭蔑视中国国家豁免权为由，要求将案件移至英上诉法院审理，迫使法庭作出决定，无限期冻结全部走私文物，直到中方正式参加民事诉讼为止。
　　马自树回忆，那段时间在伦敦，每天都在极度的焦虑中度过。“总想着得维护民族尊严，我们必须不辱使命。”可是在英国以刑事手段解决似乎无望，而参加民事诉讼，又无法备齐三千多件文物的证据，怎一个急字了得。
　　焦急之中，马自树想出最后一招：通过律师向对方施压。“对方也是生意人，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你们几个个人跟我们一个国家打官司，是不会有胜算的。”马自树的想法是，即使最后只拿回一小部分文物，也算是“不辱使命”。
　　回国之后，马自树将英国之行作了一次详细汇报。会议决定，要立足于法律途径追索走私文物。文物部门与公安部门合作，抓紧在案发地点做取证。另一方面与代理律师保持热线联系，随时关注走私人动向。伺机寻找解决问题的新线索。
　　日，两名走私人终于表示了谈判和解的意向。英国法庭也提出庭外和解的建议。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汇报上述情况后，初步拟定了和谈的基本方案。
　　接下来就是长达大半年的僵持，走私者不断出尔反尔，希望寻找到最佳时机和方式获取最大利益，谈判进展缓慢。
　　经过外交部门与英国官方的反复交涉，并通过在当地的资源向对方施压，走私者在这年11月致函中方代理律师，提出在1998年1月进行谈判。
　　1月24日，双方达成协议：对方承认全部文物的中国所有权，只对混杂在其中的部分外国文物、新仿工艺品及若干他们有证据在市场上购买的文物提出要求。中方索回其余全部中国文物，共3100余件。
　　马自树悬了三年的心终于落了地。经协调，这批文物最终由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和中国民航免费运送回国，“这主要是为了表明追索流失文物是全体国民的责任。”马自树说。这批文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并在1998年8月举办过一次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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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跷的白瓷碗案
　　马自树还经历过一起蹊跷的文物案。
& && &&&1993年4月，苏富比拍卖公司要在香港拍卖一批中国文物。在事先发布的拍卖图录上，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耿宝昌发现了一只明成化白瓷碗，估价在70万左右。他看着觉得很眼熟，并告诉国家文物局保卫处，说这件东西是开封文物商店的。按照法律规定，这只白瓷碗属于不可出境的珍贵文物，怎么会落到苏富比拍卖公司手里呢？
　　此时马自树正在文物局主管文物安全工作，他立即请保卫处处长吴凤春与开封文物商店联系。吴告诉马自树，东西是开封文物商店的没错，但在一年前卖给了海南省文物商店经理王竹圃。按照当时的规定，王可以持有海南文化厅介绍信来开封文物店为博物馆征集藏品。为博物馆提供藏品是文物店的职责，因此开封文物店将白瓷碗卖给王竹圃并不违法。
　　“人跑了，我们不知道他的下落啊。”马自树立即请吴与海南方面联系，结果得到这样的答复。马自树决定一方面联系开封文物店，将白瓷碗的全部档案资料调来；另一方面请外事处与拍卖公司联系，声明这只成化白瓷碗是走私出去的赃物——中方可以提供该碗的全部资料，请停止拍卖。苏富比方面提出，中方须在4月27日开拍前拿资料去鉴定核实。
　　“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签证想那么快弄下来很难。”马自树说。经过外事办与英国大使馆多方交涉，马自树也与英使馆文化参赞谈过此事，终于在最后的时间拿到签证。
　　有签证后，机票也颇费了一番周折。4月26日晚上，马自树一行到了香港。在与拍卖公司联系后，第二天上午9时——即开拍前1小时，马自树赶到拍卖公司。经核对，白瓷碗的型制、尺寸、颜色等完全一致。苏富比当场决定，这只明成化白瓷碗停止拍卖，无偿归还中方。
　　“他们事前已与委托人商定，如果鉴定确认文物是从大陆走私出来的，就无偿归还。”马自树说。5月25日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携带正式公文到拍卖公司取到文物。5月31日，白瓷碗回到北京，暂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但是这个事有个蹊跷，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人从海外又看到了这只碗。”马自树说，当时文物局的工作人员送碗去历史博物馆时，疏忽了一下，没有跟对方要收据。这只明成化白瓷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不翼而飞。
　　“到底怎么出去的，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不对的，一般来讲，博物馆收藏一件藏品必须要登记的。”马自树唏嘘道，“但是去年下半年，这只碗在北京的一家拍卖公司又出现了。这次拍卖，就给‘扣’下来了。”
　　马自树介绍，“现在这个案子还没有破，肯定是有内贼。现在博物馆方面承认确实收到过，但是怎么出去的还是弄不清。我们在文物的管理上的确实有些混乱。”
　　不都是“国宝”
　　马自树承认，通过政府出面要回的文物数量总体而言还是不多。而实际上通过民间回购的文物中的精品，又少之又少。《北京晨报》曾报道，2004年曾有一批从美国回流的文物艺术品在上海开拍卖会，250件的总估价只有6000万到7000万元。而这批文物在来华前，美国的专家曾经鉴定过，认为“蛮好的”。
　　“中国文玩的传承必须得靠这些人（民营企业家等新贵）。”白明说，现在的问题是，富人有了钱，但需要懂行的文玩经纪人帮忙“鉴宝”。业内人士普遍的看法是，民营企业家的的收藏热尚处萌芽状态，因文化底蕴的欠缺，收藏文物是为积累或炫耀财富，而非鉴赏。他们离真正的大收藏家还差得远。
　　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后，国人盼文物回流热情高涨。在朱叶青看来，这恰恰反映了国人在这个问题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不能用爱国主义的热情来涵盖一切。”
　　“文物的价值标准是由专家的经验、权威来圈定，量化标准有极大的伸缩空间，这就是所谓的‘水深’。”朱叶青说，现在动辄就把流失海外的东西都叫“国宝”是不对的，顶尖的文物必须是最能反映这个时期历史风貌、最为鲜明独特的精粹的东西。“比如一个老鼠脑袋究竟有多少文化含量？那就是一个民族伤痛的象征，只是历史的见证。它自身到底有多大价值，是很容易被估量的啊。真拿一个多亿买它，还不如让更多人吃上饭呢。”
　　法律不只有诉讼
　　“从广义上来说，法律手段既包括诉讼，也包括外交谈判、合理补偿、交换等手段，而且有很多问题从外交渠道进行交涉更合适，成功概率也更大”
　　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对文物回流方式的关注。由于回购代价太高，人们的目光转向了法律手段。而之前禁拍诉讼的失利也让人们重新开始思考这一途径。
　　在那场要求紧急中止法国佳士得公司拍卖中国圆明园鼠兔首铜像的官司中，“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APACE）”的诉讼请求被驳回了。驳回的理由听起来并不突兀：APACE只能代表该协会，既不能代表中国，也不能代表“公众利益”，不具备诉讼资格。
　　驳回声明在中国国内引起反响。究竟谁才具有上诉主体资格？有评论把矛头直指圆明园管理处等相关政府部门。此前，圆明园管理处和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对“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诉讼律师志愿团”首席律师刘洋的盛情邀请不置可否，使其深陷“没有原告”的困境。
　　外交渠道成功概率更大
　　“政府出面诉讼并非没有先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云霞说，但对于此次兔首、鼠首的具体被掠情况，法律上存在很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硬要政府出面，无异于“胡闹”。
　　2001年，中国政府通过诉讼，成功地追回了被走私的五代时期王处直墓彩绘武士石雕像。这是中国第一次通过诉讼方式追回流失文物。
　　2000年3月，河北省文物局获悉佳士得拍卖行将公开拍卖一块中国武士浮雕，而那正是6年前在河北保定五代前蜀节度使王处直墓中被盗取、走私出境的4块浮雕之一。河北省文物局立即和国家文物局、公安部共同收集了大量的证据，最终成功终止了拍卖，并将被盗浮雕送回祖国。
　　“那次能够成功收回有很多对我们有利的条件，”王云霞说，比如中美两国都加入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该浮雕在美国属于非法进口、我们持有大量的证据等。
　　而此次兔首、鼠首追回事件，她认为在法律上存在很多障碍。我们手中缺乏一些必要的人证、物证，而且缺乏直接法律依据。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尽管中国和法国都共同参加了一些追索战争的掠夺文物的国际公约，以及一些关于禁止和防止被盗文物的国际公约，但这些国际公约没有追溯力，只能适用于公约生效后的文物被盗或非法出口行为，而中国近代流失的文物大多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一些文物流入国并没有加入这些公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追回，几乎不可能成功，也没有意义。
　　“政府不同于个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非常谨慎。如果硬是出面提出诉讼，会给中法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也会对我们的政治、经济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王云霞说。
　　“用法律方式拿回来最完善、最完美，实在拿不回来，也有其他方式。不是说打官司赢了就有意义，只要我们有诉讼的方式，开辟了这条道路本身就是赢。”律师团张生贵表示。
　　律师团的许多言行让很多人把法律与诉讼几乎“等同”起来。“其实，通过法律追回文物的途径有很多种。”王云霞说，“从广义上来说，法律手段既包括诉讼，也包括外交谈判、合理补偿、交换等手段，而且有很多问题从外交渠道进行交涉更合适，成功概率也更大”。
　　合理补偿也是广义上法律手段的一种。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就明确规定，原所有人收回被盗文物应对善意持有人进行合理补偿。
　　交换则是一种在欧美较为普遍的解决流失文物的方式，它是指流失文物被毁后，经过原属国与对文物流失负有责任的国家进行协商，受害方可以要求对方补偿一件文化价值相当的文物。
民间机构也可有大作为
　　“中国的民间机构如果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话，那么对流失文物的追回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民间机构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在文物追回上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比如编写流失文物名录，查找流失文物的下落等等。”王云霞对民间组织作用的发挥寄予了较大的希望。
　　比如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就在追索流失文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2003年该基金会在美国打听到猪首的下落，就与其美国持有人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协商，最终促成猪首回归。
　　民间机构在收集证据上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海外流失文物，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人证、物证都已消失，收集证据相当困难。但王云霞表示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经过仔细的搜寻，也许就能从一些战利品目录、士兵的日记（包括公开出版的和未公开出版的）、政府档案等文字资料中寻找对我们有利的证据。此外，中国的民间机构还可以联系国外相关机构，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 && &&&谁在走私中国文物
　　“夺宝奇兵”避免不了中国文物继续流失海外，突破鉴定技术和政策瓶颈才是关键
　　　没有致命的机关陷阱，也没有纳粹的火箭筒和漂亮的苏联女特务。
　　“我从没有成为印第安纳.琼斯博士的幻想。”剧作家、《谁在收藏中国》作者吴树3月3日对《新世纪周刊》说，“夺宝奇兵”在现阶段的中国只能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荒谬”。
　　没有藏宝图，甚至连皮鞭都没有。“你能指望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工资，甚至连是不是文物都分辨不出来的基层文物部门去盯紧盗墓贼？”
　　仅仅是携带钢钎、洛阳铲（一种明代中叶由盗墓贼发明的凹形探铲，主要用于辨别土质，1928年被考古学家发现并使用，目前已成为考古专业基本工具）与炸药的土贼与内贼，都能让文物部门跪在散落于地的棺材碎末间满地寻找落下的陪葬品，更遑论装备了军用罗盘、探测仪，“产学研”一条龙的国外职业探宝队，“他们甚至连藏宝图都有，不知道从哪搞来的。”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表示，自改革开放后，由暴利驱使，加之出入境管理难度增大，中国大陆形成了新的一波文物盗卖、走私高潮。“从恐龙蛋到清朝瓷器，什么都在往外卖。”
　　这一时期，不仅存于地面的文物被窃宝者觊觎，而且地下、海底埋藏的文物也遭大面积盗挖、盗捞并被走私到国外，一些中华历史“DNA片段”有可能被彻底打断而导致无法修复。
　　盗墓的比卖菜的还多？
　　“现在你们大陆那边，盗墓的比卖菜的还多，他们告诉我，只要向当地派出所交钱，你怎么挖也没人管你！”香港荷里活道一家古瓷店的罗老板曾对伪装成顾客的吴树如是说。
　　“没那么夸张，但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确实把盗墓当作了‘脱贫致富’的手段，甚至还有了‘盗墓专业村’。不挖人祖坟的古训被破坏，勤劳致富变成了一夜暴富，取财有道变成了骗术为王。”
　　一些地方的口号从“要致富，修公路”，演变为“要致富，去挖墓，一夜变成万元户”。吴树说：“盗墓历朝历代都有，但现在发疯了。”
　　想象力在千奇百怪的盗墓方式中得到了充分展现。麻烦点的，马自树介绍，有的村民确认墓址后，就向村里申请其作为宅基地，随便在上面盖个乱七八糟的房子，然后关起门来挖古墓。
　　明目张胆大白天“干活”的是极少数，通常夜色是盗墓贼的朋友。吴树曾有过化身买家夜盗汉墓的经历，还险些因偷拍被贼子丢进墓里活埋。
　　古墓、海底沉船、博物馆，这三处被盗最为频繁。吴树说：“捞海底沉船最安全，碰上海上缉私船的几率几乎为零；最难的是博物馆，但东西保证质量，条件是要长期蹲点和培养内线。”
　　盗墓贼的数目无从统计，只能从其“战果”窥见一斑。考古专家李伯谦曾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王侯级墓葬的被盗率达90%以上。”而被入选为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100个古墓项目中，被盗率也达90%。
　　吴树认为，非理性、趋利性的全民收藏活动，加上国际文物走私分子的涉足，直接造成了盗墓业的“灾难性繁荣”。
　　一些盗墓贼常年出没在荒郊野地炼出了过硬的发掘技术，在应付复杂地形、墓况时甚至超过了一般的专业考古队；一些人“洗手”专替人看风水，风水好的地方多半有古墓；一些人买卖赃物，在圈子里混出了门道，与海外也有了接触，就专做“贸易”倒钱。
　　大的盗墓团伙内，已形成了踩点、盗墓、销赃的产业链，销赃所得又能购买更先进的装备，对古墓葬的破坏力逐级增大，公安部门的执法成本也越来越高。
　　“国际文物走私网络的专业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文物部门，贼手上捏着的藏宝图是一种讽刺”，吴树说。
文物出境和卖菜一样容易？
　　“小件东西就放在挑菜的框子里，那些农民天天挑菜到香港去卖，海关都混得脸熟，谁也不会管他们。”吴树解释，这叫“带工”，香港的罗老板说的，这种小型的例常走私行为风险几乎为零。
　　目前，中国的文物走私通道主要为陆路和海上。
　　陆地上，贼子们通常将来自古墓和博物馆盗来的文物先转至国内集散地广州、北京、安徽，而香港、澳门、台湾则是文物走私到国外的中转站，尤其是香港，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古玩集散地。
　　与内地法律不同，文物买卖在香港是公开合法的。另外，也由于商业规则健全，国际著名拍卖行苏富比、佳士得纷纷将香港作为重要的业务基地。
　　香港最大的两条中国古董街，中环的荷里活道和上环的摩罗街，吴树介绍：“那边清代以前流传有序的古董早卖光了，剩下的除了赝品就是盗墓来的陪葬品。”
　　这两处甚至常有来自内地的古董商舍近求远地跑来淘宝。原因是香港货源足，价格比内地还便宜。二来买到的文物可以**，过海关申报时等于上了一道“户口”，“黑货”立即变“白”。
　　海上，精确到几时几分，台湾渔船在福建外的公海上等待长期与其接头的大陆文物走私船。携带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最常见的就是夹层。
　　吴树说：“对文物流失威胁最大的来自海船集装箱货运。”海关通常面临极其繁重的物品检查任务，不可能全部开包检查，大约只能维持5%左右的抽检比，这意味着单纯从技术上来说集装箱走私文物20次至少成功19次，尤其是大件、大宗文物出境多选用此种方式。周星驰喜剧电影《国产凌凌漆》中的“霸王龙化石”便选择了此种方式出境。
　　即便如此之低的抽检率，海关也时不时曝出查获大量国家文物走私的案例。日，深圳海关截获国家限制出口文物共计2165件，其古生物化石级别之高、品种之全、数量之巨，可以开一个较大规模的古生物化石展览馆。
　　偶尔也有海船盗卖文物被他国海关截获的案例。1994年夏，苏格兰场收到情报，在两个英国港口截获了7卡车共计6000多件走私文物，其中大部分为中国文物，随即通告了中国驻英使馆。
　　其他走私方法还有很多，例如邮件快递。吴树说：“国际快递**现工艺品怎么办？里面有文物怎么办？邮局不可能都配备文物专家，鉴定几乎没可能。”
　　还有航空托运。“我曾问过几个在淘宝时认识的境外古董商，买来的宝贝怎么带出去，他们说就坐飞机偷带啊，查到了就给你呗，十次能有九次成功，没证据还没法治罪，就说自己在文物市场上淘的，有些确实是淘的。”
　　有时，文物会夹杂在工艺品里，真真假假碰运气。或者，假东西也能卖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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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造一颗原**的钱研制鉴宝机？
　　瑞典哥德堡西方古董公司董事长Bjoru.Gremner曾说，他到中国并非为买真货，而是为了见识国人的作假水平以防在国外买到赝品。
　& && &&&与盗墓业的繁荣成正比的是文物造假业，高仿文物连专家都能骗过去。
　　造假者的招数是：高端电脑软件+分析天平+无痕迹做旧设备，完全按照出土文物的科学检测数据为标准进行操作。吴树参观过一家景德镇陶瓷厂，那里活像一个陶瓷科研单位，甚至为了精确，放弃了廉价的煤烧、气烧，出一窑瓷器最少消耗4卡车松柴，耗时22小时。烧出的产品与元明清三朝景德镇官窑烧出的瓷器无异，国宝级文物专家沉默了。
　　高水旺，洛阳北邙山南石山村人。1994年，这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的河南人用自己烧制的上百件北魏陶俑忽悠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专家们发现，启动国家资金“拯救”的北魏陶俑在各个文物市场越卖越多，越卖越便宜，直到追到高水旺本人，专家们在现场看其烧制，带回去经仪器检测后，傻眼了。
　　实验证明，经过X射线照射的陶瓷，一秒钟可以使釉面老化程度提高200年。于是，农民们为瞒过仪器检测关，就带高仿品的“唐三彩”坐飞机。这个秘密被发现，是因为2005年一尊打算运到欧洲的“唐三彩”在热释光照射下居然有“3000年”的历史。
　　而碳14测定法对年代近的物品有很大误差，元明清三代的文物没法用。
　　吴树认为，专家也靠不住。
　　“爱名誉的，真的是假的，假的也是假的；爱利益的，假的是真的，真的也是真的。”
　　部分文物鉴定专家兼职于各个鉴定公司的，开文物鉴定单是付费的。真的钱多，假的钱少。每件文物鉴定单或按销售价格提成，或单独开。吴树见过的一张单子大约3000元。
　　即便同一件文物，在不同的专家手下也可能得出相反的鉴定结果。“如果文物售出后，买家气急败坏找你，说另一个专家说这个是假的，到处散布你的坏话，这怎么办？”
　　“解决文物鉴定技术瓶颈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家花点精力，把文物按登记、成分等细则制成数据库，然后用造一颗原**的钱研制一种专门的文物分析仪，每个海关配一台，总比肉眼凡胎来得强。”
　　“这个应该比研制卫星容易吧？”
　　立法开放文物市场是正道？
　　中国文物部门曾有过“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黄金年代”。
　　文革期间，吴树被下放到县里的文物部门工作。70年代，他们以2元/件，外加一张奖状的代价奖励上交西晋鸡头罐（据说现在这种罐子的价格被炒到了80万）的老百姓，“那会儿留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用处。”
　　恰恰是“没有用”、“破四旧”，为中国文物保护史平添了一个“黑暗年代”。
　　如今，文物古迹的历史、经济价值重新受到重视，但新的烦恼又接踵而至。
　　中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中，对国家所有的文物范围限定远远大于团体、私人可以合法持有的范围。
　　个人能够合法持有的文物有：依法继承或接受赠与、从文物商店购买、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可以相互交换或依法转让、国家规定的其它合法方式。
　　民间财富随国家经济发展日渐丰厚，在文物收藏领域，国家与个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几率也随之增大。
　　吴树认为，“奖状”现在是不适用的。“国家应该提高文物奖励政策的标准。否则，‘洪水’需要出处，不对等的利益分配只会导致文物继续大量外流。”
　　他建议，严格区分一级、二级、三级文物，部分开放文物市场，像香港那样，完善相关法律，培育成型文物市场，这可以消化掉很大一部分本来会走私出境的文物。
　　目前，全国类似北京潘家园这样的文物古玩市场都在经历“法的尴尬”。
　　“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打假，潘家园没了；按《文物保护法》打真，潘家园也没了。”
　　《拍卖法》也应当进行修正。吴树于2006年参与了北京某拍卖公司收假拍假的闹剧，作为卖方居然也能参与拍品竞价，由此哄抬价位，最终因作弊不当导致自己买下了拍品，但不用付费，也不用付税。拍卖会生产了一大堆几百万、上千万的拍卖数字，几乎所有拍品都是卖主拍下的。赚钱的只有拍卖公司，收了卖方前期的“宣传费”、“图录费”上千万。
　　“他们不一定是好东西就收，也可能是炒作自己的东西。所以，真正的好东西都是在国外拍，这也促使了中国精品文物进一步流向国外。”
中国的“夺宝奇兵”在哪里？
　　吴树正在写作的第二本关于中国文物搜藏黑幕的书中，他宁可把中国富豪们比作“夺宝奇兵”，但与浪漫主义不搭边。
玩神秘，他不愿多谈对圆明园兽首拍卖的态度。
　　也许“印第安纳.琼斯博士”就在基层。他呼吁国家加强对文物保护的投入，提高基层文物部门待遇，实行奖励机制；强化文物部门业务素质培训，对造假者进行法律制裁。
　　和很多文物界人士一样，吴树认同一个观点：对文物价值的考量应以历史文化优先，不要单纯鼓吹其经济价值，尤其在媒体上。
　　至少，“印第安纳.琼斯博士”就从来没说过某一件宝物值多少钱。
　　立足于把住国门
　　保护中华文化遗产，根本还在于防范和全民文保
　　一片抗议声中，佳士得拍卖行仍然于北京时间2月26日凌晨高价拍出了中国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铜像。但落槌后，佳士得却不得不去应对一连串的“遗憾”，获利商人得意的笑容很快在脸上变成尬尴。
　　中国国家文物局当日明确表示“不承认对被劫掠文物的非法占有”，并以罕有行政速度下发了“审核佳士得所申报的出入境文物”的通知。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反复强调了中方反对拍卖圆明园流失文物之立场。
　　3月2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中华抢救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宣布，中国厦门收藏家蔡铭超是最后的竞拍者。但蔡铭超表示，“举牌”是出于责任，不会付款。
　　“‘不付款’意味着两件流失海外的文物可能流拍了，也可能被别人买走，其命运仍让人关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说。
　　两件兽首的命运折射出中国追索流失文物之难。现阶段，中国追索流失文物的形式大致分为依法索回、国家购买、民间购买和捐赠等。“但以上方式，追回的文物都不多。”马自树称，从外国追回文物基本上是亡羊补牢之举，保护中华文化遗产，根本的还要立足于防范，形成一个全民文物保护的网络，“这样才有希望，保得住。”
　　为什么针对佳士得
　　你怎么看中国收藏家拍下兽首，但称不会付款这件事？
　　这是一个中国人出于义愤，对佳士得的不义之举的一种抗争。在拍卖市场上，举牌拍下来到正式成交有一个过程，最后无法成交的情况也是有的。
　　国家文物局2月26日发布对佳士得申报进出境文物加强审核的通知，佳士得称通知为“报复措施”，你怎么看？
　　这完全是加强我们民族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措施，而不应解读为报复。
　　国际拍卖市场上，拍卖的文物首先得有一个合法来源。但这两件兽首，大家都知道，它是第二次**战争时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抢走的，是赃物。不管转了多少手，转手的人也应该知道它是很不光彩的掠夺物。也许后来的人是花钱买的，但他应该知道，购买赃物是错误的。
　　佳士得也应该知道它的最初来源是盗窃之物。拍卖公司要想保持公司的职业道德形象、经营的正当性，就不应该拍一个有赃物嫌疑的东西。但佳士得为了利益，不管世人的舆论，不顾13亿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执意拍卖，反而说我们报复，这说得通吗！
　　文物局发布的通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文物采取的正当措施。因为佳士得通过这次拍卖，丧失掉了它应该有的尊严。为了防止它继续拍卖不合法的文物，所以我们加强国内的文物监管，使它不至于把非法途径流出去的文物再去拍卖。
　　从中国通过非法途径流出去的文物，在其他拍卖场合也出现过，但是这个通知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是专门针对佳士得的，而不是普遍针对所有拍卖行的。
　　为什么针对佳士得呢？就是因为佳士得这次拍卖了理应知道是赃物的东西，它在中国人心中，甚至在全世界人心中，信誉度大大降低了。佳士得是一家大公司，其行为影响很坏，所以我们更进一步更有针对性地发出通知。至于其他公司，如有违规行为，我们也会照章办理。但不少拍卖公司是讲信誉的，一旦知道其拍卖的文物不合法时，会采取正当行动的。
　　请说个例子。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香港和美国有过类似的拍卖。但在中国提出异议后，他们撤拍了，而且把文物无偿归还给我们了。
　　上世纪90年带初，湖北姊归博物馆一件春秋时期的铜敦被盗，而后出现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目录上。中方拿出证据，证明是被盗出去的，向美方追讨，最终成功。这件铜敦现存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1993年，香港苏富比拍卖目录上，出现了中国走私出境的明成化年间白瓷碗。我们拿着照片等证据在拍卖前一个小时赶到拍卖行。经仔细对比，拍卖行确认白瓷碗是从中国走私出去的，决定撤拍，无偿归还中国。
　　兔首鼠首现在的持有人皮埃尔.贝尔热，也声称可以归还中国这两件文物，但他开出了一个条件：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他这个说法是极其恶毒的政治敲诈。他想凭两件东西来干涉我们内政，做政治交易，笑话！
　　文物管理部门不便当原告
　　在之前的禁拍诉讼中，为什么没有政府部门出来充当原告？
　　在充当原告这件事上，政府部门提出来是不合适的。因为国际上没有一个法律来确认这么长的历史时间内流失的文物如何来追索。埃及、印度、希腊，流出去那么多文物，他们也在索回啊。没有适用法律，埃及人追索狮身人面像的胡须，追了166年，1983年才通过外交途径从英国要回去。
　　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以下简称“95公约”），在规定有追讨文物权利的同时，又规定了50年的追溯期。而且公约对那些没有参加的国家，还没有约束力啊。所以跟外国人打官司要有法律为依据。当然民间打官司是可以的，赢了输了无关国家形象，只是民间行为。
　　你怎么看律师团和这场官司？
　　律师团很可爱，很值得尊敬。这种热情很可贵。但我们做事还是要理智一点。
　　但是这官司打了之后，不是没好处。一是可以提高全民族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感，提高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让全世界知道这批中国文物是怎么流失出去的，让英国人、法国人重温侵略中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给他们上一次课；三是让中国人甚至全世界都来关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议题。
回购可能刺激文物犯罪
　　1985年兽首首次拍卖时，价格不过每尊500美元，而后价格一路飙升,一直狂奔到现在的1400万欧元，有人说这纯属敲诈。
　　另外有些东西，明明知道是非法途径流出去的，高价回购可能更刺激文物犯罪。
　　那鼓励以什么方式回收流失的文物呢？
　　走私出去的，要立足追索回来，通过法律的、道义的、外交的手段，千方百计追索回来。现在我们国家与很多国家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走私文物的双边协议，致力于打击文物走私、促进文物返还的国际合作。当然，签约国主要是埃及、印度、秘鲁等文物出口国。文物进口国中，与美国签了，但与英国、法国和日本没有签。
　　历史上早就出去的，没法证明是合法还是非法途径的，那只能以回购的方式。但买是买不起的。现在国家每年有5000万元专款用以收购流失珍贵文物，但这笔看似巨大的款项，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只能干一点事情。
　　一些爱国人士，出于爱国热情，买下文物捐赠回来，这很值得尊敬。也有善意持有者，知道文物是走私的之后，把文物归还了。
　　国际上还有一种情况，文物交换，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做成一例。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手中购回《淳化阁帖》。此前，安思远曾有意把它捐给我们，换些宫廷玉器。我们在故宫里挑了几件，他不满意，此事便搁下了。后来我说到避暑山庄或者沈阳故宫挑挑，但也不了了之。几年后上海博物馆买了，花了450万美元。
　　从回流文物的件数上，以哪种方式为多？
　　都不多。历史上的东西，进了国家博物馆后就很难回来。有希望回来的，是在私人收藏家手里的，比如2005年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现身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
　　必须讲一个意思，我们出去的文物很多，从外国追回来是亡羊补牢的事情，所以保护中国文化遗产，要立足于把住国门，不让它非法走出国门一步。
　　文物保护机构建设、全民保护意识，都要加强。宣传上，要淡化文物的经济价值，而要强调它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这是很重要的。片面强调经济价值，容易使人误入歧途。
　　有外国人向中国人索要文物的情况吗？
　　有，很少。比如清末从英国进口的老爷汽车、老火车，英国人想要回去。青岛啤酒厂的德国老机器设备，德国人也想要回去。但这不是我们抢来的而是买来的，而且我们保存得很好，有的还能生产。作为历史的见证，也很有意义啊。
　　重在保护
　　拍卖事件也暴露出一个隐忧，一方面我们对两件兽首眼睛睁得如此之大，另外一方面多少文物遗迹放在我们手里却不当回事，看看我们周围，每天有多少文物被损坏，甚至倒在推土机下。
　　所以加强全民保护意识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契机，也可以做进一步宣传。
　　如何保护好文物，不走私，不流失，不盗窃，有许多工作要做，但真正做到万无一失是很难的。包括西方国家，英国、法国，不也一样被盗么。现在世界范围内，文物走私的利润仅次于毒品和武器走私。
　　我国文物特别分散，文物队伍才六七万人，光靠政府来管很难。所以必须依靠各个部门通力合作，全民文物保护意识加强，法制观念加强，形成一个全民文物保护的网络，这样才有希望，保得住。
　　我们的文保现状与那种全民保护的理想境界差多少？
　　差远了。一般老百姓，只知道文物的经济价格，不知道它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急功近利地拿文物换钱。第二，旅游公害对文物造成很大损害。故宫逢节假日，十几万人去参观，谁能受得了。第三，政府部门搞开发，开发商建楼宇，不做文物调查，破坏地上地下文物。
　　还有就是不懂。比如过去曲阜孔庙，旅游部门看见文庙的墙壁脏了，就用水冲洗，结果把壁画全部毁掉。所以对文物一定要小心谨慎，真的要听专家的。
　　经过一番折腾，现在两个兽首的归属又成悬念了。
　　我们要做长远打算，对流散国外的文物，与那些国家建立很好的联系，多做些交流，希望他们把文物保护好，也希望做一些学术上的共同研究。如果愿意赠送回来更好。
　　国际上有一种观念，文物不应该离开它的本土、属地。因为它代表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血脉和它的属地是不能割断的，否则就割断了它的根系，文物价值大大减少。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文物回归本土，就在于恢复文物和本土的血脉联系，使文物在本土发挥更大价值。（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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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不是大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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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难明赤县天 应当鄙视假道学 除非来历是试管 真的钦佩裸奔者。稍带鄙视手持文物照相的饭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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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战争，运动，假行家，利益和缺失的文化。。。。。。。
你好，我好，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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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天下，青铜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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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北域剑，今偷三分闲，坐看云起时，先浇二亩田----天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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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极好；谜失的文物。谁在走私中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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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海外的文物应当区分几种情况，一种是正常的，比方在解放以前老外通过购买等等出去的。对这种文物，以购买的方式回流，是合适的。第二种，是外国侵略中国时被掳走的，这样的文物应当追回。不宜以购买的方式回流。第三种是建国以后走私出境的。如能提供确凿的证据，这部分文物也应当追回。但文物部门一般情况下无法提供足以让外国人相信的证据，这部分文物的追回是不大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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